防疫放開了,地鐵、小區的核酸檢測牌子全撤了;令人且驚且喜且恐,五味雜陳;因為不知道接下來究竟是福還是禍。
如果疫情全面泛濫,如果病毒的毒性不是像有些專家說的那樣弱,如果因此而死亡人數不少,該怎么反思?
防疫的成果難道會功虧一匱?
如果從根子上找原因,翻來覆去,找到的還是私有制這個魔鬼。
核酸檢測,私有制的檢測機構不斷造假,為了他們碗里的肉,他們坑的是全社會。他們的罪惡,如果放在古代社會,至少是滅三族的罪!如果放在剿匪反霸的年代,那就是殺頭的罪!
他們肆無忌憚,攪得全社會不得安寧,讓國家付出巨大的成本,讓全社會生產和消費停滯,讓很多人生計艱難,讓國家對人民的愛心、善心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難以支撐;他們的罪惡罄竹難書,罪不容誅!
如果是國家控制的、黨領導下的檢測機構,那就是另外一種場景,實事求是,很可能很多地方實現清零,生活秩序恢復正常,國家壓力減輕。國家再像扶貧政策一樣推出對生活困難群眾的濟窮政策,保證人們基本生活,那天下就安定了。
而私有制的無孔不入、唯利是圖,卻使黨和國家的惠民政策無法落地,他們甚至可以推動輿論、挑動是非,動搖國家的根本,只為從中牟利。
常常在想一個問題,為什么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那樣猶如古代圣賢乃至超越古代圣賢的人,對私有制是那樣厭惡和警惕,難道他們不懂私有制嗎?難道他們不懂人性和人心嗎?非也,正是是他們深明人心人性,深深明瞭私有制的罪惡,深深知道其對社會整體利益的危害,才義無反顧地推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就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魔鬼、解除人類的苦難。
研究古代圣賢思想,會發現一個現象:如果圣賢反復強調的某些理論或道理,一定是有相當合理成分的,甚至就是亙古不滅的真理;如果后人在能力和智慧方面自認不如圣賢智慧,就不要輕易否定圣賢的思想;如果一定蠻干,以為自己超越了圣賢,等待后面的往往是坑兒、是大陷阱,甚至會亡國滅種。當然隨著世事的變遷和具體情況的變化,可以進行適度的調整;但是絕對不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引進錯誤的思潮,將圣賢的系統推翻。
從理論上看,私有制的理論基礎是人都是自私的;公有制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恩格斯從資本的分析中的嚴密邏輯推理,實際上與中國古代的圣賢理論相吻合;即人是可以成為圣賢的,人是可以無私的,人的無私就是天理。實際上,人心內部的私心,是一種影響人幸福的罪惡;當然王陽明也肯定包含基本合理欲望的私心也屬于天理范疇,但是不能過分,不能超越其基本的度;天理和私心是一對矛盾;私心長一分,天理就少一分;私心少一分,天理就多一分;人心里的私心愈多,貪嗔癡就愈多,人就越痛苦;相反,人越無私,人就越豁達,人的心量就越大,人就越容易幸福;特別吊詭的是私與公的辯證法,人越無私反而成其私,人越有私反而不成私;譬如現實中一個人越無私,道德越高,其越有福;譬如毛澤東時代許多人拼命為公勞動,反而成了廠長等管理者;譬如現實中,越自私的人,福報反而往往很小,老想私就是成不了私,甚至走向絕路;毛主席說的“斗私批修”理論,其實就是圣賢理論。
在私心為用的社會,人就生活在“他人是地獄”的環境,人人自私算計,人人心性卑劣,卻恰恰不能獲得幸福;譬如資本主義社會導致的世界大戰乃至當今世界的戰爭,無一不是私心私利所致;為了他們的利益,世界就要毀掉巨大數量的寶貴的人的生命;其罪惡莫大焉!反之,人們生活在公心為用的社會,恰恰相反,人反而很幸福,毛主席時代的中國在那樣貧弱的基礎上,短短二十余年,就讓人民生活在那樣安全和諧的生活環境中,可謂是人類國家治理的奇跡!當然那個時代并非十全十美,沒有任何問題;如果要求那個時代是完美的,沒有任何不足,那就過分了;但要與舊中國相比,那種文明的進步已經是令“國人震撼,世界驚奇”了;飯必須一口一口吃,完美的文明也必須一步一步形成,人類不可能不犯錯誤一步登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可能短時間達成,必須在探索中、犯錯中逐步接近;只有看本質,看進步,反復比較,才能得出真正的合乎道義的結論;真正通達事理、秉心公正的人都會心中有數。
中國古人認為德乃道的顯現,不以私欲占有他人利益,以自己的行動讓他人受益者為德;中國文化認為德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而確實存在的高能量物質。“德”字決定著人的一切,德行的多寡深淺,決定著人的福份和命運。圣人老子說“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如此清靜,漸入真道;”“能悟之者,可傳圣道。” 圣人說一千道一萬,就是讓人祛除私心,祛除貪心,才能使心靈寧靜,才能身心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再看孔子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當大道行于天下的時候,天下就是人們所公有的。人們會推舉那些品德高尚、德才兼備的人,讓他們出來管理國家。人們講求誠信,和睦相處;人們不單獨把自己的親人當親人,不單獨把自己的子女當子女,讓老年人能有養老的處所,青壯年有個工作能養家糊口,年幼的孩子能有成長的地方,讓那些鰥夫、寡婦、孤兒、殘疾人、獨居老人都能得到社會的供養;男子都有分內之事,女子都有歸宿。對于財貨,人們厭惡它被白白扔掉浪費,撿起來也不一定要自己私藏,(都會送給需要它的人);有力氣就為社會出力,厭惡自己不為社會出力,而且不一定光為自己干活。因此,為自己謀私利的歪心思就不會興起,盜竊、造反、害人的事情不會發生,所以大門也就不用緊緊關閉。這就是大同社會??鬃拥睦硐朐谔K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可以說基本實現,假以時日,孔子真要含笑于九泉之下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繼承者和實踐者。
體味圣人的理論,就會發現人越是想到為人民服務,心靈越快樂;反之,越是想自己的小九九,就越煩惱,就越沒有幸福感;這個世界那么多的抑郁癥患者其實都是私心理論和實踐的受害者。趙皓陽先生《北漂反思錄》這篇文章精準地描述了所謂當代精英的那種病態精神生活。
取法其上,僅得其中;取法其中,僅得其下;取法其下,可謂“率獸而食人”。
毛主席倡導的治國之道,取的是圣賢之道;以那么弱的國力起點,竟然取得那樣偉大的成就,可謂圣人也。如果人妄想用私心引導社會邁向一個偉大、和諧、道德的幸福社會,那絕對是南轅北轍;往往是在表面的虛榮繁華內,隱藏著無盡的苦難和無盡的尸骨;現實的繁華表象往往是掩耳盜鈴罷了。
從實踐來看,私有制成分越多,國家越不安定;如果為了經濟發展,在某些領域可以允許私人經濟出現,但是必須從總體上予以控制,某些行業是絕不允許私有制大規模出現的;譬如十一年前,筆者曾呼吁不能允許私人企業出現在疫苗領域,認為后患無窮;結果后來發生的案例完全證明了那種預言;那是邏輯的必然。
腐敗問題本質上是私有制下的必然產物,悲觀一點說根本無解;明代朱元璋鐵腕反腐,反腐告誡官員們你們有工資,生活穩定,比農工商強多了,但止不?。灰驗樗接兄葡聨缀趺總€人都恐懼未來,擔心自己或后代日子過不成,“何以解憂,唯有貪腐;”只有掠奪數千萬、數億、數十億的金錢才能有安全感;不像公有制社會,生活穩定,人心安定;加上傳統文化的圣賢教益,人心自然平和,抑郁自然減少。真正悟道的人就會發現人的本質上的物質需求其實是有限的,過多的物質需求是一種病態,而且也是提前預支子孫后代資源的一種竭澤而漁的生活方式,地球資源根本支撐不了,必須進行節制;而精神需求則是在圣賢思想熏陶和引導下自然形成的一種無邊際的愉悅、一種為人民服務的自然快樂。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證明公有制成分越多,國家的控制能力就越強,國家能力也就越強,因為公有制企業至少有三種任務:第一是企業的經濟發展任務;第二是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第三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企業領導人和黨員群眾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屬于黨的力量;任何個人如果膽敢違紀,只要黨下決心,都難免被處理。所以他們可以受賄,但他們絕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更不敢像資本家那樣為了300%的利潤冒絞首的危險去行險,即使有少數被殺頭的人也是他們以為受賄無死罪,沒有想到受賄的數額達到了超高額度而被殺。
在私有制與公有制兩端,存在一個比重問題;如果是100%的私有制,可以預言,黨的執政基礎不存在了,黨的力量縮小至最弱,黨將被私有財團、外國勢力分化瓦解,國將不國,黨將不黨,亡國滅種的危險隨時爆發;如果是100%的公有制,黨的力量會很強大,人民生活會非常穩定,但生活中可能存在某些不便利之處,圍繞人民需求的產品制造銷售還會因為計劃過程等原因而遲緩,因此需要國家成立風險投資公司去激勵各組織的創意計劃,使得整體經濟更加靈活;在實踐中即使退一萬步,不得不放開私有制企業的話,還是要嚴格控制行業和領域,不能讓有些重要行業失去國家控制;甚至為了國家整體利益,必須對某些行業和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國家資本進入私有企業,對其進行混改乃至全盤改造;對小型個體企業、小攤小販則需盡力支持,確保就業和生存門路。但就整體而言,國家控制力在規模等直播上應當在黃金分割點61.8%以上。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社會主義性質、確保國家能力、確保人民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
總之,為了天下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一定應堅持提升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控制能力,將關系國家安危、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和企業牢牢控制在國家手中,將私有制的逐利模式合理引導到有利于人民生活的范疇,將其負面影響控制到最低限度;庶幾天下蒼生可平安度世!
如此則幸甚也!
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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