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革命何以...? (一)首先駁斥了保守主義學者對“革命”的抹黑，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的悲觀主義觀念，其次通過“事在人為”和“形勢大于人”兩個維度，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政治過程。本文將深入“事在人為”的革命觀，強調“認知解放”的意義和實踐方法，并批判不同革命組織所面臨的結構性困難和挑戰。

　　那么，我們可以回答“革命何以”了嗎？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 然而，十月革命并沒有如列寧所期望的那樣成為歐洲發達國家革命的導火線。首先一個結構性因素是，1916年的列寧錯誤評估了發達國家和世界體系的關系。例如，他低估了發達工業—金融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的重要性，并夸大了對殖民地的依賴。

　　更進一步，列寧遠遠低估了官方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的超強魔力。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融合已經超過了任何社會身份和政治思想，籠罩并統治了整個歐洲大陸。（本文并不準備進一步展開，推薦三本書《想象的共同體》《傳統的發明》和《Banal Nationalism》，這三本書詳細分析了民族主義是如何統治了世界。）

　　列寧和其他革命者的組織模式，也為發達國家的革命的爆發提供了障礙。他意識到發達國家通過超額利潤收買無產階級的大背景，但又不斷批判（甚至嘲諷）其社會主義同盟為“機會主義者、叛徒、沒骨氣的、強盜的同伙”。然而，這些被“開除左籍”的“社會主義同盟或社民黨員”在西方有大量的工人階級支持者。當列寧試圖跳過這些“國際同盟”直接動員西方無產階級，“喚醒他們的革命意識”的時候，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不是西方工人階級對列寧的不認同，而是因為缺乏接觸，而導致的缺乏信任。

　　那么，革命何以...？

　　我們強調了很多結構性因素，仿佛在強調“革命是等來的”，但革命實際上是一系列因素的互動的政治過程，在這里，我們必須要回歸意識形態和話語、組織和自發性、動員和聯盟的問題上，而讀者有必要思考以上話題所處的政治環境。

　　革命組織的首要任務便是采納一種世界觀，它能有效地向每個被壓迫者傳達這樣的一種看法，那就是現存的社會結構比在某個正常的時期更不合理，而這種不公平絕不是命中注定。

　　一個優秀的斗爭框架（革命思想、話語、呼吁、象征符號等等）可以讓人們凝聚起來，并達到“認知解放”的作用。比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呼吁不僅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而且表達了與資產階級革命相當的大眾情緒，尤其是關于和平的呼吁更甚于資產階級。

　　為了"和平、面包和土地"

　　總結來說，革命框架需具有以下特征：使動性，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所以框架必須是行動導向的；第二是斗爭性，也就是挑戰那些導致社會和階級矛盾的權威；第三是動態性，也就是框架不能是機械的，而是必須隨著所處的斗爭過程不斷變化的。在這個意義上，“內卷可恥，躺平有理”就是目前一個合適的斗爭框架，首先它風險較低，易于實踐；其次馬克思強調，“對工作日長度的限制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這個意義上又富有斗爭性；最后它又適用于高滲透但又依托“人口紅利”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

　　建構或者渲染一個成功的革命框架，大約需要五步，首先是對問題和挑戰嚴重性的強調，其次是確認問題的根源，然后是對被革命的對象的批判，接著是要明確變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最后是強調行動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框架是可以只在書房里看電腦新聞就能構建出來的，反而是需要不斷地社會實踐，融入并切身理解社會生產過程。

　　聽起來馬列思想很好地反映了這五條？難道不可以直接高舉馬列主義大旗嘛？

　　斗爭框架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來自意識形態、歷史文化記憶和對所處政治環境的認知的互動結合體。首先我們來看反例，五月風暴的學生高呼“給思想以力量”或“繼續斗爭”，然而這些呼吁雖然聽起來斗志昂揚，卻不能在排隊等汽油或領不到工資的法國工人那里引起共鳴，結果給了法國政府趁虛而入瓦解聯盟的機會。

　　另一個層面，框架的建構和政治合法性也相關（和?；实恼涡麄鳠o關），政治合法性是指人們對其所共享的國家社會關系的認知。例如傳統的統治者強調“以德治國”，而其人民也認可“當官不為民，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價值觀，這就把道德表現塑造為一種互動的政治合法性。那么，當一場斗爭運動從道德上挑戰一個以道德為基礎的政權時，任何國家控制手段都被視為非道德的，自然而然地削弱了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當然也有可能釋放出可怕的民粹的力量）。

　　一個挑戰是，革命者既要發展出有活力的象征符號，打破固有的社會認同，使之產生新的身份認同，從而引起變革；又要扎根于他們自己的歷史文化提供熟悉的象征符號。“群眾路線”正是一個積極的案例，毛澤東既沒有簡單回歸馬克思的工人中心論，也沒有徹底否認列寧的先鋒隊理論，而是根據民國獨特的國家社會關系結構，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新的發展，這與只會念經，甚至分不清“革命”和“社會運動”的“網左”實在是云泥之別。

　　正如前文所分析，列寧思想及其先鋒隊組織在十月革命中發揮巨大的作用，但這無法脫離當時俄國獨特的國際地位和國內結構，若是脫離了時代背景，就想依靠復制先鋒隊以復制革命，那未免是天方夜譚。

　　兩種權力結合而成的四種理想型

　　組織的運行需要組織成員提供兩項重要資源——時間和金錢。這兩樣資源在“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背景下，或是一些中產階級發達和擁有獨立社會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歐美的社會中是相對充足的。歐美國家相對來說有更高的結社自由，同時大眾傳媒對群眾抗爭的報道比較公開，這使得各類組織成為可能。然而在一些國家-社會邊境模糊，大小事務都被列寧式官僚制度領導的現代國家，獨立組織是很難生存或發展，更不要說是運動組織了。

　　當然不是說組織不重要，而是不能不考慮后果，不能為了組織而組織（正如一些組織喜歡為了運動而運動一樣），更要意識要在某些社會進行組織所面臨的結構性挑戰到底是什么。通過對沒有一戰背景和沙皇統治的案例——歐美民權運動組織和社會主義組織——的批判性研究，希望可以引起讀者的一些思考。

　　美國19-20世紀中期之間，大部分運轉良好的挑戰性組織，都采取了科層制的相對正式的組織模式。但隨著更多進步運動（有關弱勢群體，基本權利）的發展，這一組織暴露出一個問題，正式的組織雖然有助于調動資源，但卻缺乏動員更多人參與的草根性。于是乎，一個運動組織越是企圖運用一個科層制的結構把作為思想和金錢來源的“外部灌輸者”和作為主要人力的受益者工農階級聯系在一起，組織內部的矛盾和緊張就越多。

　　當組織者的利益替代了工農階級的利益，反而限制了社會合作和民主的力量。進一步，科層制會導致“寡頭化”，要么使得運動領袖被直接收買（林沖？），要么使得運動領袖左傾冒進（王明？），那么科層制組織就成了實現變革的阻礙。

　　最重要的是，組織越是涉及意識形態，矛盾和沖突就越大，注意是組織內部的矛盾，而非階級斗爭意義的矛盾。組織同盟對于社會變革的程度和選擇的策略的觀念差異越大，敵意性就越大。這就使得很多西方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只是有能力解釋“偉大導師的著作”并將它們與今天的事件聯系起來，而并沒什么實際的階級斗爭的經驗。

　　除此之外，當一個組織（在秩序井然時期）是建立在思想共識之上，而非建立在階級斗爭的經驗或物質興趣的基礎，那就如同是“建立在沙子上的組織”，是不可持續的。歐美的列寧主義組織存在一個基本誤解是認為只要繼續招募新人，就能解決問題，然而這只是一種試圖通過“集體努力”合理化“警告”的行為。其結果，最后不過是建立一個和一般中產階級社會運動組織一樣的組織，既和革命無關，也和階級力量關系不大。

　　對于抗爭者來說，認知偏差：“一種無懈可擊的錯覺”，“自我任命的思想衛士”，“自認為有歷史站在自己一邊”尤其危險。再加上學生們豐富的文化資本意味著左翼抗爭者對革命等歷史擁有更多的或烏托邦或教條的記憶，這樣“改天換地”的英雄主義的記憶使得學生在運動中表現出一種“投機性”，具體體現在活躍分子們往往盲目地夸大政治機遇。政治機遇可以分為穩定型（國家中的議題文化、大眾話語、階級合法性等）和變異型（精英分裂，社會秩序混亂，國際動蕩等），冒進的活躍分子往往在矛盾尚未爆發的時候便極力鼓吹或試圖創造變異型政治機遇，而將穩定型政治機遇視為“妥協或投降”，最終導致失敗和犧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批判的對象多是來自20世紀末乃至21世紀歐美的組織案例。但是如果背景是一個官僚專制國家，又會是如何？歷史上一個常見的答案，是“國中之國”的組織形式，其特點是（民主？）集權制、等級制、結構嚴密的、意識形態主導的。他可以高效地在專制政治的背景下運作和生存，但同時也可能因個別領導人的失誤，而葬送整個組織，例如德國社民黨建立的國中之國在面對納粹的新挑戰就毫無招架之力。列寧和毛澤東給出了解決方式，即建立一個很強的依附于農村、鄰里、工廠的人際網絡，只有這種組織形式才能在這種不平等的國家社會關系下建立廣泛的和跨地區的聯盟。

　　這是不是唯一的答案？ 值得讀者思考并探索。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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