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儒略歷10月25日），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的領導下發動了十月革命，成功奪取了政權，隨后革命形勢席卷全國。再之后短短數月中，由工農組成的革命軍就動搖了俄國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根基，徹底瓦解了沙皇政權國家機器的獨裁統治。

　　那么，革命何以...？

　　早期的學者站在統治階級的視角，借“社會心理學”，多認為革命與斗爭是病態的。批評革命者不過是被謠言鼓動的“發瘋的群眾”，又歸納革命的特征是“貧窮、偏激和暴力”。

　　他們用“社會憤恨”和“相對剝奪-挫折感”等模型，描述群眾的不斷上漲的欲望和未能得到滿足，聲稱這是暴露了“暴徒的邪惡本能”和“祖傳的仇恨”，所謂革命不過是憤怒又膽怯的下層群眾在期望破滅后，妄圖不勞而獲，而破壞社會既得秩序。

　　在這個語境下，就意味著十月革命的爆發，取決于一戰戰敗后的社會憤恨和報復行為。帝國昨日的光輝和今日的戰敗之間，形成的剝奪感和不平之意，在人群中不斷塑造著的恐懼、不滿和憤怒，這些情緒聚集在一起導致了革命。

　　顯然，這一論述忽視了更多更重要的歷史事實。

　　將“振臂一呼”轉換為“揭竿而起”的不是憤恨或是如此這般的情緒屬性。在很多情況下，不滿和憤恨實際上是社會常量，不能解釋漲跌起落的革命形勢。憤恨也遠不能鼓勵俄國人民投身革命，投身革命的人也不一定具有巨大的壓迫感，而可以是旁觀的“良心支持者”。社會怨恨等情緒也無法解釋在權威壓制強烈或國際關系穩定的情況下所形成的運動和斗爭（Doug McAdam 甚至在《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一書中做了實證研究，徹底推翻了社會心理學有關革命者“心理異常”的假說）。

　　其背后所支持的理論更是錯得離譜：革命不是病態的，而是“人們對嚴酷現實與壓制性政治體制的一種挑戰”，反之被革命的對象才多半是“病態”的。同時必須強調“偏激”往往是所有運動的一種被夸大的話語框架；而“貧困”是革命目標的一個源頭而不是特征；“暴力”就更不是革命者的意圖，而是與統治階級互動過程或用來自衛的產物。

　　這些偏頗的保守理論和他們的變形在21世紀的今天仍具有市場，甚至成為了某種統治地位。常聽人提到“奴性”， “老百姓還是聽話”，又或是什么想像出來的“溫良、軟弱的民族性”，其本質就是震驚于“為什么在某種苦大仇深的情緒環境下革命還沒有爆發？”于是乎，這就形成了一個民粹的悲觀的自我感動的邏輯閉環，苦于不斷增長的“憤恨、不滿和挫折感”而無法行動，而又不斷規訓“自己是聽話的”，再生產著“同胞是奴性的”等話語的合法性。

　　那么，革命何以...？

　　列寧給出了一個答案，那就是“先鋒隊政黨理論”，即“專業組織和動員能力”。

　　圖1: 列寧與先鋒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列寧認為工人只能自發形成工聯主義而非社會民主主義的斗爭。為了跳脫“經濟利益導向”的改良運動，而轉向政治實踐，列寧創立了一個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先鋒隊。

　　在《怎么辦》中，列寧批判了關于抗爭的自發性的局限性，并強調需要通過“從外部灌輸”的方法喚醒革命者。可以說，通過給年輕的“剛剛覺醒”的俄國工人階級配備一個思想活躍的先鋒隊，列寧使馬克思的理論適用于一個封建帝制的威權國家及其統治下的落后社會，有效加速了抗爭精神和階級意識的發展。

　　有關“組織性”的這一策略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它具有“人和”和“地利”的雙重意義。“人和”是指主動通過“共識和行動”吸納和組織知識分子、工農階層和在動蕩中被邊緣化的社會精英，他展示了“社會合作的力量”，和形成“跨越階級的‘革命大聯合’”。人們團結起來的所共享的知識、契約、紀律、激勵和信念也能夠避免搭便車等消極行為，甚至可以做到把旁觀者變成擁護者和行動者（這一過程將在后文深入討論）。

　　“地利”在這段中不僅是指“地理優勢”，還包括聯盟發展和易于動員的牢靠的地理結構，組織者有義務去尋找這種地理結構。大量經驗性證據證明了地理結構在威權國家革命動員的重要性，例如巴黎公社的貧民社區，五月風暴的巴黎大學等等（后來法國改造了城市，拆散了巴黎大學）。這是因為威權國家可以消滅組織，卻很難破壞以工作或居住空間為基礎的人際交往，而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往往需要把人們聚集起來管理。革命者們從會議室進入更廣泛的斗爭空間，工廠和農村，進行“跨地域聯盟”的過程往往需要組織，而高密度的工廠環境依靠其穩定性和鄰近性的接觸又反過來大大降低了擴張聯盟和組織的不確定性。布爾什維克和工農們頻繁而穩定的接觸直接促進了團結和信任（如果缺乏頻繁接觸，工人們多會對革命者的理想置之不理）。

　　圖2：韓國工學同盟

　　運用這革命遺產最成功的案例是20世紀80年代的韓國。超越3000名韓國學生組建“小組運動”陣營和“地區基礎勞工運動”陣營，配合進入工廠工作，幫助工人提高階級意識并幫助他們組建工會（這一策略被簡稱為“融工”），試圖將勞工斗爭引向實現社會激進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標上。通過數千個地方性組織建立的規范和信任，使全國各地的學生能夠動員起來，與樸正熙全斗煥政權進行高風險的對抗（這一過程在《韓國工人》中有詳細描述），并最后推動社會民主主義改革。

　　然而，當這一策略被不加區分地機械地應用到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運動，而毫不估計其所處的社會和政治背景，實際造成了很多問題和無謂的犧牲。列寧在《怎么辦》中對“自發性”的大力批判，也必須放在其所處的歷史背景下理解。正如列寧（1921）自己所說：“對真正的革命者來說，最大的，也許是唯一的危險是夸大的革命主義，忽視了革命方法是適當的和可以成功運用的限度和條件。”

　　列寧所處的封建帝制國家，雖然擁有強大的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指國家精英（沙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權力），可其滲透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指吸納、建構、統治社會的能力）卻遠遠小于現代官僚專制的權威主義國家。封建國家幾乎沒有能力影響社會日常生活（例如稅收混亂，皇權不下鄉），而現代的官僚主義國家的吸納能力，行政效率和滲透權力完全統治了社會，使得任何獨立組織都成為了高風險的冒進左傾行為。

　　在這樣一種不平等的被擠壓的國家-社會關系下，為了避免被滲透，組織的屬性會變得“詭異”起來：或是為了運動而運動，成為機會主義或表演性質；或是因為無法行動，而因意識形態的分歧而分裂；或是退入密室而無力應對新的變化；或是等級森嚴，極度排他。上述的特點在德國社民黨，王明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意大利紅色旅都可以看到，而這些組織屬性實際對革命的萌發并無幫助。

　　那么，革命何以...？

　　如果把十月革命僅僅理解為先鋒隊組織理論的實踐，那就大大低估了列寧革命的政治智慧和階級/政治斗爭的復雜性。

　　正如前文所說，列寧早已強調影響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條件”才是重要的，實際上毛澤東的“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革命觀也是在暗示革命所面臨的“政治機遇”才是最重要的，組織架構和動員結構都可以根據所處的機遇和挑戰而不斷調整。所謂“政治機遇”是一切能激勵人們參與革命的有利條件，或是降低統治者鎮壓運動的意愿或能力的因素。這些機遇不一定是結構性的，隨著不同政體的互動而瞬息萬變，抓住機遇革命需要極高的政治智慧，但隨著機遇結構的擴大，革命萌發的可能就增大了。

　　通過結合政治經濟學和地緣政治學，列寧對沙皇俄國國家性質的正確認識，尤其是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社會主義與戰爭》等著作中對帝國主義和世界體系的批判，使列寧正確評估了十月革命所面臨的政治機遇結構的開放與威脅。

　　列寧敏銳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正在加劇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發達國家正不斷從海外殖民地攝取超額利潤以在經濟上收買其本國的工人階級，并借官方民族主義鼓吹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在這些國家，革命的機遇并不明朗。

　　反之，列寧強調社會主義革命也可以在欠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列寧的名言就此誕生，即革命將在沙皇俄國這一“帝國主義鏈條上的最薄弱的一環”首先開始。在這里，“薄弱一環”的特點，是由沙皇俄國國內結構和所處的國際地位的特殊性質和矛盾性質所決定的。

　　列寧（1915）認為盡管俄國金融資本（帝國）主義在沙皇主義對波斯、中國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顯示了自己，但舊式的 "軍事和封建帝國主義 "在俄國仍占主導地位。托洛茨基（1938）將這一特點概括為“雙重帝國主義”，具體是指沙俄一邊作為“特權殖民地”被迫與外國投資（如法國）進行著不平等交易，但同時壓迫著鄰近的弱小國家。這意味著與其他殖民國家相比，俄國資產階級享有比外國帝國主義大得多的獨立利益，而俄國無產階級則毫無改良的機會，被迫承受超長工作時長的剝削以提供快速工業化的人口紅利。

　　這意味著，沙皇俄國有帝國爭霸的意圖，卻無實際能力。例如，沙俄的對外投資雖然很大，但與外國資本直接投資相比相形見絀，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帝國主義金融家的（法英德）國家貸款。 “1914年初，俄國的國債總額為98.883億盧布（按當時通行的0.515美元兌換盧布的匯率，約為50.934億美元）。” “隨后，俄國為進行戰爭而在國外簽訂了各種債務，這些貸款加上國內發行的債券，使國家債務在1917年9月1日，即布爾什維克革命前達到了323億盧布（約合166.345億美元）”。

　　除此之外，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之所以也走上帝國主義道路，并不是因為它已經達到了壟斷性的 "資本主義最高階段"，而是因為它被沙皇的專制統治嚴重束縛，而不得不轉向“鄰近”的外國市場。所以，參加戰爭將有助于鞏固他們在附近鄰國的統治。那么，投機軟弱的資產階級一旦證明不可能清除國家的封建垃圾以保證資產階級的主導地位，就只能與君主和貴族結成聯盟，就像古契科夫所鼓吹的：沙皇的政府已經消失了，現在你們必須為整個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流血。

　　圖3: 古契科夫主張“把世界戰爭進行到徹底勝利”

　　在如此背景下，俄國在帝國主義沖突中的作用是 “自相矛盾的”，因為它既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附屬的 "環節"，其利益只有在“滿足主帝國的利益的程度”上才能實現。他必須參與世界大戰，然而他的利益和戰爭目標又只有地區級別，例如蒙古和土耳其海峽。可以說，正是這種一邊依附更強的帝國，一邊剝削個別的落后國家的特殊國際位置，使得沙俄半貴族化的資產階級擁有世界帝國的利益，但又無法攝取足夠的超額利潤收買或改良或維穩，其國內階級矛盾不斷增長。

　　接著我們轉向沙皇俄國的國內結構，即舊制度的結構的變動。這是重要的，因為歷史上大多數的“民變”、“反叛”、“起義”大多是地方性的，但是列寧（1917）強調，“國家的政權問題才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

　　民變多是地方性的，主要是因為在舊制度下，地方豪強和封建貴族擁有更強的主權。彼得大帝通過專制改革，允許貧民和城市人口進入新的官僚制度，架空了封建貴族的政治權力，迫使封建貴族主動依附帝國政權以換取官階等級。然而這一封建官僚制度并無法滿足俄國的貫徹全國的行政需求，于是乎新的官僚階層仍諷刺地需借助地主來“解放”農奴，其結果是，農奴也沒有得到解放，還必須負擔更重（極致）的國家稅負，于是乎大量農民選擇永久性進入城市。

　　通過壟斷行政機構，沙俄通過重稅不斷收走農民的“剩余”，換取外國資本和技術，揮動國家資本主義的大棒刺激工業化。鼓勵外資涌入，扶植國內產業，強制出口，一座一座大型工廠建起，沙俄工業化進程一路高歌（1906-1913期間維持每年6%，之前更高）。在這一階段，外國資本和官僚專制達成了合作，民族和國外資本家都依賴專制制度，通過鎮壓性的國家機構來維持其毫無限制的剝削。

　　對于革命來說，這一改革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快速造就并聚集了一個工業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大量聚集在大規模的工業企業和主要的工業中心，而這些地方又主要集中帝制沙俄的心臟，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城內。

　　列寧通過觀察發現，同時受到外資和國資所支配的工人階級，每天都面臨著高達10-12小時的超長勞動時間的剝削。這支無產階級力量的獨特之處在，他們既有意愿反抗帝制皇權，又有意愿反抗英法帝國所扶持的工業巨頭和資本家！

　　沙俄工業化的目的不是為了反哺農民，而是為了向周邊落后國家的擴張（一個證據是沙俄農業部門的增長狀態，另一個是通過從普魯士轉向英法的外交聯盟，迫使沙俄西部的邊境安全建立在軍事而不是政治基礎之上）。然而，對于帝制國家（帝制國家不是帝國）來說，軍事失敗和政治上的混亂是必然結果。戰時，國家與社會的邊界被徹底打破，政治團體和社會團體互相交融，新的組織不斷涌現。隨著忠誠又保守的舊部隊在戰場上耗盡，超過1500萬俄國城市人口（主要是工人，以及一些新官僚和知識分子）被動員、武裝起來，他們或是接受過現代教育，或是極富階級意識，不愿為帝國失利的戰爭陪葬。

　　正如前文所說，沙皇政權雖然沒有現代的滲透能力，卻有巨大的專制權力，面對逐漸激烈的矛盾，他仍拒絕改良，徹底掐斷了公眾參與的渠道（連民族主義的話語都不被允許），把溫和改良派也視為政權的敵人。

　　工人、農民、士兵、婦女、革命者、改良者全部聯合起來了，在這里“全部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條件！”

　　帝國的行政機關很多一個接一個的癱瘓和解體，失去了統治階級的庇佑，特權階層和地主貴族更是脆弱不堪。革命的火焰從一個工廠傳到另一個工廠，從一個兵營傳到另一個兵營，由此從彼得格勒傳向全國！

　　圖4: 全部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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