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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何以沒有出場

　　政治哲學是以國家與公民的關系為主要對象的，其中內含著國家與社會間的關系、國家與公民組織間的關系、公民與民間組織間的關系、公民與公民間的關系等，進而言之，如果政治哲學（確切地說是當代政治哲學）的主要對象不確定為國家與公民的關系，那么，政治哲學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當然，國家與公民關系的涵蓋面或涉及面是十分廣泛的，其中哪些普遍性問題能夠提煉為政治哲學問題，探討這些問題具有何種本體論、歷史觀、價值觀和認識論的意義，則是政治哲學需要進一步展開的邏輯。從方法論上看，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也應作如是觀。

　　從方法論上看，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尚未出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學界相關的研究中，存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學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間的鴻溝。正是這種鴻溝堵塞了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出場路徑。筆者以為，這種鴻溝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表現一”：反復重復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學如何正確，論證其有多么重要的現代意義或啟示，并猛烈抨擊西方學界有些學者對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曲解，但就是在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面前“晃來晃去”，不切入其中，從而使馬克思政治哲學（以下也稱“經典”）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隔岸相望”，兩不相干。筆者并不否認馬克思政治哲學所具有的跨時空的世界歷史意義，然而，對于中國來說，這種跨時空的世界歷史意義只有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切入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才能彰顯出來。

　　“表現二”：把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相關論述，如關于資本邏輯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政治哲學批判的論述，直接照搬到中國，而無視前資本主義的落后、腐朽的關系和因素仍然對中國社會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從而在方法論上造成了馬克思政治哲學越來越遠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狀態。這種表現，從其形式上看，似乎是不想再讓馬克思政治哲學“隔岸相望”，但實則卻使其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漸行漸遠。如果說，“表現一”使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成為“云山霧罩”“不著邊際”的論說的話，那么“表現二”則把馬克思政治哲學進一步搞得“不在場”。用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相關理論或論述去套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在方法論上必然會產生兩個相伴而生的結果：一方面馬克思政治哲學相關論述被扭曲；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在“自以為的馬克思政治哲學框架”中被扭曲。要言之，這種“雙重扭曲”，既阻隔了馬克思政治哲學走向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路徑，也使當代中國社會現實以非現實的形式出現在人們面前。

　　“表現三”：把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價值目標，視為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而在邏輯上使跨越馬克思政治哲學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間的鴻溝幾乎成為不可能。這種表現在我國學界比較典型的話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而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自然實現了真正的平等、正義、公正等。應當承認，中國共產黨為“人民當家作主”一直在做著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偉大成就。但“人民當家作主”不是一個完成了的狀態，而是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不斷實現的過程。進而言之，這一過程的順利延伸，是需要由一系列民主和法治環節構成的制度來保證的。沒有這種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難以在許多方面落到實處，從而實質上的平等、正義、公正等的不斷實現必然會被遏制。這是被中國共產黨執政實踐的經驗所充分證實了的真理。因此，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直接引申出“實現了平等和公正等”，實際上就是在邏輯上把需要不斷實現的“價值目標”，等同于既定的、已經實現了的狀態了。所以，可以認為，上述話語在邏輯上否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對當代中國社會現實不斷改造的過程，從而也在邏輯上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上述“價值目標”而不斷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斗過程。

　　如果說，“表現一”還只是把馬克思政治哲學搞得“云山霧罩”，使其遠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而“表現二”既扭曲了前者也扭曲了后者，從而使它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那么“表現三”則把被扭曲的馬克思政治哲學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捏合成為一個“被扭曲的整體”。與前兩種表現相比，“表現三”的危害更大。20 世紀社會主義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表明：國家的政治經濟越是相 對落后，前資本主義的關系越深厚，國家官僚機器越龐大，工人階級政黨掌握國家政權后遇到的“防止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方面的困難也就越大。毫無疑問，在等級觀念和專制主義文化根深蒂固的國家，這種“盲目崇拜”（與 “官本位”緊密相連）要盛行得多。因此，沒有從根本上觸及政治體制和思想文化的變革，不在建立和發展“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上下功夫，以保證社會公仆不退變為社會主人，即便最初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落后國家，也遲早會發生退變。

　　綜上所述，必須要創造性地繼承與發展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構建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否則，“經典”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間的鴻溝就難以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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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何以出場

　　在這方面，只有一條路徑可走，即在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提煉和剖析真問題，使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本真精神融入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而在方法論上推動對相關中國問題的正確認識和解決。跨越“經典”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間鴻溝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中國豐富和發展的過程，也是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出場和構建的過程。那么，對于當代中國來說，何謂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本真精神？批判性地汲取和創造性地轉化“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在不斷增大的范圍內和程度上實現正義、公平、平等、法治、自由、民主等的過程中，有效地防止國家權力異化為壓迫公民、侵占公民利益和生存空間的力量，發展和完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使國家管理機構成為“在社會中的管理機構”，從而更廣泛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本真精神。堅持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本真精神，既不是對其意義的空乏闡述，也不是對其具體論述盲目的無條件照搬，更不是將其視為一種已經實現了的現實狀態，而是一種需要在對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改造和構建的過程中不斷加以貫徹的現實批判精神。

　　“在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提煉和剖析真問題，使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本真精神融入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而在方法論上推動對相關中國問題的正確認識和解決”，既是“跨越‘經典’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間的鴻溝”的必要條件，也是“跨越‘經典’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間的鴻溝”的充分條件。不過，其中的“在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提煉和剖析真問題”，是這一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最為重要、關鍵的構成環節。因為，如果不能“在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提煉和剖析真問題”，那么，“使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本真精神融入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而在方法論上推動相關中國問題的正確認識和解決”，就只能流于空談。而這種空談對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構建的危害是很大的。因此，本文這里側重談談何謂“在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提煉和剖析真問題”。

　　這里所說的“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是指研究主體的一種基于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改造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和超越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狀態。具體說來就是：研究主體是從作為世界歷史的一個構成部分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某種普遍的政治哲學原則出發；研究主體直接反思的是中國國家與公民關系中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淡化甚至掩蓋中國國家與公民關系中存在的問題；研究主體旨在為正確認識和改造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提供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方法論支持，而不是僅僅專注于對馬克思政治哲學各主要概念或范疇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做“知識性”的論證。可見，“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由“出發點”“對象”“旨趣”三個要素構成，缺一不可，否則，就不可能真正地“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來說，要 “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就不能掩蓋當代中國社會的矛盾，不能回避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方式和觀念及其機構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 否則，就必然會模糊甚至扭曲真正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

　　“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不等于“提煉和剖析真問題”。“‘提煉’和‘剖析’”在方法論上是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前者是指：在錯綜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中，科學抽象出政治哲學層面或意義上的問題，如關于政治體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國競爭民主與中國協商民主關系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關于政治體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國政治理想與中國政治現實關系中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問題等。對這類問題的科學提出，是以中國國家與公民關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成部分。后者是指：把“提煉”出的中國政治哲學問題，置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思想文化變革的大背景下加以全面地批判性分析，并在方法論上探索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解決的路徑。不能“提煉和剖析真問題”，政治哲學意義上的中國問題就不能真正呈現在人們的思維中。只有在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提煉和剖析真問題，使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本真精神融入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而在方法論上推動對相關中國問題的正確認識和解決，我們才能跨越“經典”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間的鴻溝，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亦即構建中國文化語境中的馬克 思主義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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