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領導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特質

　　張  城

　　【內容提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新中國，國體是前提和基礎，只有首先明確國體即各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政權性質才能確定。國體高于政體，政體是國體的制度延伸和實踐路徑。中國共產黨從不歆羨西方形式民主之虛名，而是注重密切聯系群眾，人人起來負責，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全過程實質民主。制度決定一個國家的走向，社會主義制度扎根于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土壤，具有強勁的生命力。較之于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越性在于“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充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進而全面動員全體人民以國家主人翁的身份投身社會主義建設。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在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時，“堅持黨的領導”居于首位：“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扭轉近代以后的歷史命運、取得今天的偉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黨的二十大報告在論述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時，特別強調前進道路上必須牢牢把握的五項重大原則，排在首位的即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延安時期，毛澤東曾有豪邁之言：“中國的事情，要靠共產黨辦，靠人民辦。”百年大黨的奮斗歷程業已充分證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習近平指出：“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領導是我們的最大制度優勢。”堅持黨的領導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黨的領導事關國運興衰、民生福祉，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前景。

　　一、國體與政體：中國共產黨政治領導權的制度基礎

　　清末民初以來，伴隨維新立憲之體制改良與辛亥共和之政治革命，“國體”問題逐漸變成輿論焦點，成為社會知識精英廣泛關注、討論的重要議題。改良派與革命派激烈爭論背后的君主立憲制與共和民主制，實質都關涉國體問題，一時聚訟紛紜。別有用心者甚至一度主動設置議題，討論國體問題，袁世凱即其中臭名昭著之一例。為變更共和政體實現帝制自為，袁世凱煞費苦心，授意籌安會“六君子”及外國顧問古德諾、有賀長雄等，掀起喧囂一時的國體問題討論，為其復辟帝制大造輿論聲勢。對此，梁啟超忍無可忍，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之檄文與之針鋒相對：“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在梁啟超看來，如果國體與國情不相適應，則為社會致亂之大源。

　　“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直至延安時期，毛澤東才明確指出國體問題之本質：“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而以往的統治階級總是用一個迷惑性極強的詞匯“國民”來遮蔽各階級在國家政治權力結構中之地位。但歷經“五四”洗禮一經覺悟了的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并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之后，這種欺瞞便不再行之有效。國體問題之本質首要在于明確各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之地位。毛澤東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論就其斗爭陣線（統一戰線）來說，就其國家組成來說，均不能忽視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它小資產階級的地位。誰要是想撇開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就一定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的命運，一定不能解決中國的任何問題。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是一個工人、農民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國。換言之，即是一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它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聯盟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共和國的徹底完成，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在之后的演講中，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它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這為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政治領導地位的真正確立，為人民主體地位的真正實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正如歷史學家章開沅所言：“民主、共和不僅是政體的變革。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南美、印度的政體變革，但其產生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毛澤東的話也是有道理的，國體比政體更重要。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是政體的不同選擇，但更重要的是人民地位的變化，這就是民主實現程度的問題。”這種黨的政治領導和人民主體地位，在國旗設計理念中得到形象生動之呈現：國旗的紅色象征革命，旗上的四顆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對著大五角星的中心點，表示圍繞著一個中心而團結，五顆五角星的相互關系象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五星紅旗圖案表現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2015年2月，習近平十分形象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形象地說是‘眾星捧月’，這個‘月’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國出現了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局面，不僅我們確定的目標不能實現，而且必定會產生災難性后果。中國近代以后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的100多年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與國體緊密相關的就是政體問題。曾長期旅居中國的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對中國王朝政權的政治制度屬于何種政體類型頗為困惑，不知如何按照西方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政體分類學說（政體主要有三種類型：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及其變體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給王朝政權性質分類。在利瑪竇看來，王朝政權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很明顯是一個屬于君主政體的國家，“從遠古以來，君主政體就是中國人民所贊許的唯一政體。”“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利瑪竇認為政府大事并非皇帝一人說了算，治國理政還需要君臣共治，因此王朝政權還有屬于貴族政體的性質：“它還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雖然所有由大臣制訂的法規必須經皇帝在呈交給他的奏折上加以書面批準，但是如沒有與大臣磋商或考慮他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決定……我已做過徹底的調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況是確鑿無疑的，那就是：皇帝無權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對任何人的賜錢，或增大其權力，除非根據某個大臣提出的要求這樣做。”同時，他敏銳覺察到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標志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給他們來掌握。”并且士大夫階層的產生并非如西方貴族那樣通過世襲，而是通過中國獨特的選拔方式——科舉考試而來，所以王朝政體還有一部分屬于民主政體性質。他提到科舉考試“有三種學位，授給通過每種學位的筆試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初試，有時一個地區就有四、五千人應試”。有學者把這種按西方政體框架無法歸類中國政體的案例概括為“利瑪竇困惑”。的確，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的文明發展進程，中國政體有著中華文明自身特有的“文化基因”，決不能按西方政體分類簡單剪裁之。就梁啟超而言，雖然他極力反對袁世凱更改中華民國共和政制奠基以來之國體，但他并不看重國體而是更看重政體，認為變革國體乃革命家所為，政論家只能就政體問題發表意見：“以政論家而容喙于國體問題，實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問也。豈惟政論家為然，即實行之政治家亦當有然。常在現行國體罄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也。茍于此范圍外越雷池一步，則是革命家之所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之事也。”在他看來，政體問題卻關乎國家治亂之大原：“平心論之，無論何種國體，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亂，治亂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國體。”

　　作為領導革命建國核心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其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屬性決定了其所追求建立的新國家之政權性質。只有首先明確各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政權性質才能確定。毛澤東指出：“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政體的具體制度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早在1937年，針對外國記者關于“民主集中”的困惑，毛澤東頗為自信地指出：“政府的組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沖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民主和集中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二者對于中國都屬必需。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把民主集中制明確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優勢所在，報告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一節中明確指出：“我們的國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結合。這個制度已經在我國過去幾年的歷史中表現了它的優越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亦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設，反復強調要不斷完善和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制度。“這項制度把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正確實行集中有機結合起來，既可以最大限度激發全黨創造活力，又可以統一全黨思想和行動，有效防止和克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分散主義，是科學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兩個方面，兩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我們要把民主和集中有機統一起來，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優勢變成我們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工作優勢。”

　　與毛澤東一脈相承，對于中國社會政治語境中的國體與政體問題，習近平指出，國體與政體問題在新中國制定的社會主義人民憲法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得以確立，由此確認和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與政治領導權：“堅持憲法確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不動搖，堅持憲法確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不動搖。”我國憲法“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特別是我國憲法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是我國憲法最顯著的特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國體是前提和基礎，國體高于政體，政體是國體的制度延伸和實踐路徑，是保障國體的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國體敘事，深知此關乎黨的政治領導權與合法性，關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長期穩定，關乎人民主體地位的真正落實。

　　二、委托政治與實質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特質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明確提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堅船利炮，腐朽的朝廷屢戰屢敗，特別是在經歷甲午之戰和日俄戰爭后，中國知識分子受西方政體分類學說影響，認為這并非舊式戰爭，而是兩種制度之戰，專制王朝不敵民主之國，遂逐漸開始接受專制與民主的政體二分法，把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用封建專制一筆概括，崇尚西方所謂多黨競爭、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并把這種形式上的民主制度逐漸鼓吹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的“普世價值”。但在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評價體系中，古圣先賢最為看重的并非政治制度的形式，而是運行這套政治制度所能達到的目標或效果。有學者把關于中西兩種政治制度不同類型的思考稱之為政體思維（西方）與政道思維（中國）：“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不同在于，前者關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著眼點是政治秩序的實質。”其實，就當下的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與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而言，本質上就是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之別。誠如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所言：“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于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孫中山漂泊在外多年，熟稔歐美政治，對西式民主有切身感受與深入研究，對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假本質可謂深惡痛絕。他力圖引進民主之精髓，使其與中國水土相符落地生根，真正實現多數人所有的民主政治。

　　這種超越西方式選舉民主的中國式實質民主，先秦以來便有其思想基礎，可以孟子與學生萬章之對談為例，對“君權誰授”即王權來源之合法性問題進行集中討論。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于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于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萬章上》）

　　這段論述在孟子的政治哲學中十分重要，討論“君權誰授”即君權合法性問題自古以來即是儒家士人關注的核心問題。就一般理解而言，在堯舜禹的禪讓制時代，君權都由上一代君主禪讓而來，正當性的來源是上任君主之權威，弟子萬章就是這種看法的代表。但孟子認為并非如此，天子不能以天下私相授受，天下即王權的正當性源于天而非源之于君，正如朱熹為本章作注時所言：“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進而孟子給出“天與之”的回答，這看似有“君權神授”的理論邏輯，但接下來孟子的論述才是重點，“天不言”，天并非是有神秘意志之人格神，“天意”背后實則為“民意”。而民意又如何顯現呢？主要通過“行與事示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雖不能言，但民可言，孟子順理成章得出結論，“天與之，人與之”。由此，君權授予的正當性來源看似為“天與之”的“君權神授”，實則是“人與之”的“君權民授”。“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這即通常所謂之民心，民心所向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古代君權的最大合法性。孟子以此為《尚書·太誓》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作了最好詮釋，把古代政治中最為核心的“君-天-民”背后蘊含的理論邏輯充分揭示出來。民意才能代表天意，天意就是民意，民心即天下，得民心者“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由此可見，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所謂的民主政治，但這種民主政治并非西方一人一票選舉式的形式民主——正如孫中山對這種所謂“選舉式”西式民權所發之直接感觸：“實行民權的原始，自美國革命之后，人民所得的頭一個民權，是選舉權。當時，歐美人民以為民權就是選舉權算了，如果人民不論貴賤、不論貧富、不論賢愚都得到了選舉權，那就算民權是充分的達到了目的。”——而是得到群眾真正擁護獲得人民充分信任的實質民主。這種民主政治的本質就是真正代表民心民意的政治。正如毛澤東所言：“同志們，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人民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切身利益的共產黨人，而這樣的委托并非通過形式上的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方式實現，而是充分信任共產黨人作為先鋒隊的思想覺悟和先進性，讓共產黨人用人民委托的權力為人民謀幸福。這種委托政治與中國的歷史政治傳統亦有淵源。錢穆即認為，與西式“契約政權”有別，中國文化基因崇尚的是“信托政權”：“若依盧梭《民約論》，謂西國政治權之理論來源為由于民眾之契約，則中國傳統政權之理論來源乃在民眾之信托。若目西國政權謂‘契約政權’，則中國政權乃一種‘信托政權’。”在錢穆看來，就其本質而言，西式“契約政權”與中式“信托政權”在哲學上的理論依據，即西方的人生觀出發點主張“性惡”因而看重契約，中國傳統人生觀的出發點主張“性善”因而看重信托。

　　這種實質民主亦集中體現于毛澤東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民主觀中。1945年7月在延安“窯洞對”中，毛澤東與黃炎培對談了新政權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民主問題。據黃炎培在《延安歸來》一書中記載：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這里所言之民主，并非西方所謂一人一票選舉式的形式民主，而是組織動員人民，讓人民監督政府，讓人民參與政權，獲得實實在在權力與權利的實質民主。與此同時，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民主之本質就是密切聯系群眾，廣泛聽取并收集群眾意見，回應人民切身關切。“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政權，其權力正當性的來源只能是人民，只有由人民所賦予，而非西方的契約論或天賦人權論。“有個美國記者問我：‘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我說：‘人民給的。’如果不是人民給的，還有誰給呢？”“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思想。什么‘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其權力正當性之基礎十分明確，就是源于人民的信任與委托，黨和人民不是對立的，共產黨是人民的代表，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毛澤東對受西式民主影響把政府與人民二分之后對立起來的所謂“還政于民”的口號十分警惕。1942年8月15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關于‘還政于民’這個口號之不妥，我記得對你說過了。早幾天解放報社論末段有‘官方干部’‘純老百姓代表’的話，也有不妥處，不知此文是否你寫的？我們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說‘還政于民’，也不可分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論的意思并不壞，是說要讓新選代表多說話，只是不宜將‘官方’‘純老百姓’這樣對稱起來，請加考慮。”由此可見，對于民主，毛澤東從來就沒有采取抽象的形而上學的目的論態度，而是認為民主是相對的、具體的，必須符合歷史發展與國情實際。“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這一黨在臺上，那一黨在臺下。但是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

　　改革開放后，伴隨國門大開，在引進西方資本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西方資本主義競選式形式民主的那套所謂“普世價值”隨之而來，鄧小平對此高度警惕：“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混亂局面。”“我們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著重講清楚民主問題。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同民主問題有關。什么是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我們過去對民主宣傳得不夠，實行得不夠，制度上有許多不完善，因此，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但是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特別是當政治體制改革涉及民主化時，鄧小平對西式民主之實質看得十分透徹：“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和毛澤東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民主觀一脈相承，鄧小平認為：“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中國共產黨從來不羨慕西式形式民主之虛名，而是注重密切聯系群眾，代表民心民意，人人起來參與社會主義政權建設的實質民主。

　　在中國政治傳統中，雖有民本思想，但“民”只是政治舞臺上的客體，并非獲得獨立的政治主體。政治行為的承擔者與施行者不是普通的人民大眾，而是圣君賢相。雖有把人民作為政治目的的民本傳統，但人民沒有作為政治行為主體進行政治參與建構的機會。新儒家學者徐復觀曾對傳統民本思想與現代民主政治作過比較：“正因為這樣，所以雖然是尊重人性，以民為本，以民為貴的政治思想；并且由仁心而仁政，也曾不斷考慮到若干法良意美的措施，以及含有若干民主性的政治制度；但這一切都是一種‘發’與‘施’的性質（文王發政施仁），是‘施’與‘濟’的性質（博施濟眾），其德是一種被覆之德，是一種風行草上之德，而人民始終處于一種消極被動的地位。盡管以民為本，而終不能跳出一步，達到以民為主。于是政治問題總是在君相手中打轉，以致真正政治的主體沒有建立起來。”因此，政治主體必須下移至人民，這樣民本才有可能轉變為政治參與的民主。與傳統的民本思想相較，在社會主義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歷史性地第一次真正成為新社會的主人翁。新中國成立之際，面對人民當家作主的開國氣象，藍公武深有感悟：“過去又常聽到許多人說‘民主政治不適用于中國’。不錯，在辛亥革命以后，曾一度行過的議會政治，確是模仿歐美，成績不好，以致喪失了人民的同情。但這是不是由于民主政治不適用于中國？不是，這是由于我們所模仿的舊民主乃是一個少數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根本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制度。又因少數資產階級中各派別各個人利害不同，彼此嫉視，因而所制定的制度把國家政權分割，成互相對立，互相鉗制的若干權力機關。這種制度只是為少數人謀利益，不能為人民大眾服務，只能為爭權奪利的工具，不能為推行政策的機構。美國有名的政治格言所謂‘阻撓與平衡’，真是言符其實。不過所阻撓的是國利民福的政策，所平衡的是政客官僚的私利。至于新民主主義是人民民主，政府由人民所產生，為人民所擁護，人民的力量，便是政府的力量，政府有力量推行政策，人民有力量監督政府，根本和舊民主不同。”

　　在社會主義中國，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人民所享有的權力并非徒有虛名，而是通過各種途徑真正得以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后面這句在1954年首次頒布的《憲法》中還未列入，是1982年修改《憲法》時增加的。對于蘇聯民主存在的嚴重問題，毛澤東指出：“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在毛澤東看來，必須要有這些具體之規定，人民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主人翁所擁有的權力才不會落空，才能真正得以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由此可見，民主并非只有一人一票西方選舉式的形式民主一個模樣，社會主義民主真正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重視人民政治主體性與政治參與，用制度體系真正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中國式社會主義民主才是真正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實質民主，即全過程人民民主。

　　三、“制”與“政”的辯證：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中國自古以來，無論是殷周之變，周秦之變，抑或唐宋之變，實質都是制度之變，制度乃是經綸天下之大本。毛澤東亦曾指出制度之于國家的根本地位：“根本的問題是制度問題，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么方向。只要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就決定社會主義國家總是要同帝國主義國家相對立的，妥協總是暫時的。社會制度變了，這個國家走的方向就要隨著改變。”

　　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進步的知識分子嘗試了各種主義和思潮，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等“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早期歆羨西式民主的梁啟超在周游美國后逐漸有所覺悟：“自由云，立憲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適何。”在一個資本主義占主導的世界體系中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實屬不易。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曾經亦是先進中國人的選擇，但“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絕不允許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屹立于世界之東方，而是尋找各種代理人企圖把中國肢解分而治之，只有一個分裂動蕩的中國，才最符合帝國主義列強之利益。因此，在一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中國，要想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社會主義道路就成為歷史之選擇，民心之所向。經十月革命之鼓舞，中國人民最終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現革命建國夙愿，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早在1913年列寧就曾寫過《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一文，熱情謳歌蓬勃興起的亞洲革命運動，辛辣譏諷垂死落后的歐洲資本主義制度：“在‘先進的’歐洲，只有無產階級才是先進的階級。而活著的資產階級甘愿干一切野蠻、殘暴和罪惡的勾當，以維護垂死的資本主義奴隸制。……在亞洲，強大的民主運動到處都在發展、擴大和加強。……數億人正在覺醒起來，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這里，先進與落后的區分標準不是技術，而是制度，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無產階級主導的社會主義運動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毛澤東與外國記者談到東西方問題時回應了列寧所言的先進與落后：“列寧說過先進的亞洲、落后的歐洲這樣的話。那時候，列寧所指的是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他看出亞洲要跑在歐洲的前面。”經過多年浴血革命，社會主義制度終于在中國大地上扎根，毛澤東表現出高度自信：“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他一再要求破除西方迷信（后來還要求破除蘇聯迷信），并在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中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著名論斷。1962年3月在一則批語中，毛澤東曾言及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要超過世界最強大的美國，盡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勝于資本主義制度，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優勝于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資本主義需要三百多年才能發展到現在這樣的水平，我們肯定在幾十年內，至多在一百多年內，就可以趕上和超過它。”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制度較之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大優越性在于能夠解放人民，充分調動人民以主人翁姿態參與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主動性：“一切事實都證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其無窮無盡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任何敵人所不能戰勝的。”同時，毛澤東認為這種制度優越性還體現在社會主義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能夠勇于改正錯誤。“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錯誤是可以改正的，因為我們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不能改正它的錯誤，所以資本主義要走向它的反面。”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說：與周朝“失在于制，不在于政”截然不同，秦朝“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其所以滅亡，不在其確立的公天下之郡縣制，而是其具體施行之苛政，“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惹得天怒人怨。同樣，盡管社會主義中國也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動亂，但其根源不在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而是在如何更快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出現的政策探索失誤。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前無古人，并沒有可供借鑒的現成模板，加之日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難免會在探索過程中出現政策失誤。與此同時，斯大林所犯錯誤亦是屬于“失在于政，不在于制”。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中嚴厲批判斯大林后，6月30日通過的《蘇共中央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明確指出斯大林的錯誤與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本質聯系：“毫無疑問，個人崇拜給共產黨的事業和蘇維埃社會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但是，如果從過去存在個人崇拜的事實中作出蘇聯的社會制度有了什么改變的結論，或是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本質中尋找這種崇拜的根源，那就是嚴重的錯誤。這兩種想法都是絕對不正確的。因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是違反事實的。盡管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給黨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禍害，但是它不能改變而且也沒有改變我們的社會制度的本質。任何個人崇拜都不能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工農聯盟和各民族的友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12月19日召開會議討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修改稿，涉及斯大林錯誤時，毛澤東明確指出：“文章特別要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當然應當承認社會主義制度很年輕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萬能的，它要人們運用，運用的結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要著重分析斯大林的錯誤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而后來的蘇聯改革則是犯了顛覆性錯誤，本來只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然而改革逐漸使共產黨喪失領導地位，最終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由此導致蘇聯解體。蘇聯之失，由此變成“失在于制，不在于政”。正如有學者所言：“蘇聯和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變化曲線，最終交差點在1976年至1978年之間。此后蘇聯增長率下降，美國反升。此前蘇聯都是高于美國，為什么1978年后蘇聯就不行了呢？……蘇聯‘亡不在制’，制度沒問題，在‘政’，在治國理政能力上。”蘇聯之變，殷鑒不遠，尤須保持警醒，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

　　對于社會主義中國在前進過程中出現的探索失誤問題，鄧小平看得非常透徹。他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充滿自信：“我們的黨和人民浴血奮斗多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壞，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所絕對不可能做到的。由于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犯過錯誤，就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認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由于要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就認為可以去宣揚資本主義的思想，也是完全錯誤的。我們一定要徹底批判這些錯誤思想，絕對不能讓它們流行。”鄧小平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但可以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而且能夠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我們為社會主義奮斗，不但是因為社會主義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通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后富，通過分配方式的調節，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還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與資本主義相較，對于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不僅在于發展生產力的問題，胡喬木亦提出要增加一些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說明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不能只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如果僅僅是這一點，有人就會提出，美國、日本的生產力水平不是很高嗎？香港臺灣不也是很高嗎？那樣，搞資本主義就行了，還要搞社會主義干什么？一定要加上其他一些原則。我們還要革命，革命并沒有結束，要給革命的口號一些新的明確的內容。”

　　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高度自信：“我們治國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思想上必須十分明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他進一步指出：“一定要認清，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什么是中國特色？這就是中國特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是我們自己的，不是從哪里克隆來的，也不是亦步亦趨效仿別人的。無論我們吸收了什么有益的東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對于歷史上或現實中的“全盤蘇化”或“全盤西化”，習近平始終保持警惕：“過去不能搞全盤蘇化，現在也不能搞全盤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冷戰結束后，不少發展中國家被迫采納了西方模式，結果黨爭紛起、社會動蕩、人民流離失所，至今都難以穩定下來。”對于一時甚囂塵上以西式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為代表的所謂“歷史終結論”，他亦是針鋒相對作了回應：“我國的實踐向世界說明了一個道理：治理一個國家，推動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可以說，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中華民族危難之際，從中國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順天應人產生出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既非‘外來的’，也不是幾個人憑空制造出來的。它的所以發生，所以發展，所以沒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要求有這樣一個政黨。”習近平立足唯物史觀，站在古今中西歷史大背景下來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扎根于中國社會，具有強勁的生命力，并特別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中國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過去和現在一直生長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之中，未來要繼續茁壯成長，也必須深深扎根于中國的社會土壤”。在參加黨的二十大廣西代表團討論時，習近平進一步強調：“我們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內在的基因密碼就在這里，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基因。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理直氣壯、很自豪地去做這件事，去挖掘、去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他要求全黨堅定“四個自信”，并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顯示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強大自我完善能力。可以預期，隨著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必將在國際競爭中贏得更大的比較優勢，展現出更為旺盛的生機活力。”與鄧小平所言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一脈相承，習近平指出：“最大的優勢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過去我們搞‘兩彈一星’等靠的是這一法寶，今后我們推進創新跨越也要靠這一法寶。”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在脫貧攻堅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和抗疫行動的階段性勝利中得到了集中體現。“事實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是抵御風險挑戰、聚力攻堅克難的根本保證。只要我們堅持黨的領導、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辦成更多像脫貧攻堅這樣的大事難事，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與此同時，習近平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不足亦有清醒認識。“今天，我們黨處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這么說，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恩格爾曾直言不諱：“在中國為下一代制定五年規劃之時，美國人只在為下一屆選舉規劃。”以美國政黨為代表的西方政黨已喪失建黨初期積極進取的精神氣象，幾乎淪落為純粹的選舉機器，并且大眾選舉只是其表象，究其本質即是各派精英對于選舉的博弈操縱。“在西方，政黨是競選‘選票’的工具，在此之外并未其他功能。在中國，政黨是政治行動的主體，而行動不僅僅是求生存和發展，而是引領國家各方面的發展。”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共產黨不是只制定一個個五年規劃，而是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千秋偉業。“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作為百年大黨，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氣象，并非取決于時間之短長，而在于初心使命之召喚，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特質。“時代呼喚著我們，人民期待著我們，唯有矢志不渝、篤行不怠，方能不負時代、不負人民。全黨必須牢記，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只有不忘初心、永遠奮斗，中國共產黨才能永葆朝氣、永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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