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是科爾施1934年10月10日在倫敦寫的。首次發表于美國《現代季刊》，第9卷第2期，1935年4月，第88—95頁〔Karl Korsch, “Why I am a Marxist”, in Modern Quarterly, Vol. 9, No. 2, April 1935, pp. 88-95〕。

　　譯者：周裕昶 譯，譯自卡爾·科爾施：《論馬克思主義的三篇論文》，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2年〔Karl Korsch, Three Essays on Marx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我主張直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的一些最有用的論點，而不要一般地討論馬克思主義。只有這種態度才符合馬克思的思想原則。對于馬克思主義者說來，正像沒有一般的“民主”，一般的“專政”或者一般的“國家”一樣，根本沒有一般的“馬克思主義”。只有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或法西斯專政等等。而且即使這些也只存在于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帶有相應的歷史特點，主要是經濟的特點，不過它們也部分地受著地理的、傳統的或其他因素的制約。在國內和國外都存在著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很不相同的理論體系和實際運動，它們具有不同的歷史發展水平，不同的地理分布環境和各種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信條和傾向的顯著區別。由于我不想討論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八十多年來從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經驗中得出的并融合成了統一的革命理論和運動的全部理論原則、觀點的分析、方法步驟、歷史認識以及實踐的規則，所以我將嘗試挑出這樣一些特殊的看法、原理和傾向，它們在此時此地，在1935年的歐洲、美國、中國、日本、印度以及蘇聯的新世界的具體條件下可以作為我們今天思想和行動的有用的指南。

　　所以對無產階級，甚至對無產階級的最先進最有力的部分首先就產生了“我為什么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問題。同樣，還可以對居民中的這些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像中產階級中正在衰落的階層，新興的管理人員集團，農民和農場主等等那樣，既不屬于居統治地位的資本家，也不屬于所謂的無產階級，但為了共同的斗爭可以和無產階級聯合。甚至還可以向資產階級中這樣一些人提出這一問題，他們的生存受到“壟斷資本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當然還可以向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提出，他們在垂死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日益嚴重的壓迫下，正一個一個地走向無產階級（學者、藝術家、工程師等）。

　　我把我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幾點歸納如下：

　　1．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帶普遍性的原理，都帶有特殊性。

　　2．馬克思主義不是實證的，而是批判的。

　　3．馬克思主義的主題不是現在處于肯定狀態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顯得日益分崩離析和腐朽的正在衰亡的資本主義社會。

　　4．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目的不是觀賞現存的世界，而是對它進行積極的改造。

一

　　馬克思主義的這些特點完全沒有被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正確地認識或運用。所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還一再重陷“抽象的”和“形而上學的”思路之中，這種思路馬克思本人在黑格爾之后已經極其有力地予以否定，而且實際上也為近百年來現代思想的整個演變進程所徹底駁倒。例如，最近一位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1]再次想“挽救”馬克思主義，頂住伯恩施坦等人的這樣一種指責，即現代歷史的進程偏離了馬克思所設想的發展圖式，他用的論據很可憐，只是說馬克思“不僅是從研究十九世紀的社會，而且是從研究人類社會開始以來的社會發展中”力圖發現“社會變化的普遍規律”的，因此他的結論“很有可能不但適用于他得出這些結論的時代，而且也適用于二十世紀”。[2]顯然這樣的辯護比任何修正主義者的攻擊還更有效地破壞馬克思的理論的真正內容。不過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派”在最近三十年中對改良派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有些地方已經過時的指責的唯一答復。

　　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的蘇維埃國家的公民有一種忘記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的傾向，他們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為的是把包含在他們國家當前憲法中的教義神圣化。例如，一位當今斯大林主義的小思想家拉·魯達什[3]，在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變成他的唯物主義辯證法以后，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對馬克思在九十年前贏得的歷史進步表示懷疑。魯達什根據列寧的一段引文（它用在反對布哈林的機械唯物主義的完全不同的方面，并且指的是與魯達什所說的完全不同的事情），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歷史矛盾變成為一種“超歷史的”原則，這種原則就是在充分發展的無階級社會的遙遠未來都適用。馬克思的理論把三個基本的對立看作是實際革命運動的具體的歷史統一體的幾個方面。在經濟學中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歷史中是各社會階級之間的斗爭；在邏輯思維中是正題和反題的對立。魯達什在對馬克思的整個歷史概念作超歷史的改造時，從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社會本性中發現的革命原理的這三個完全相等的歷史方面拋棄了中項，認為各斗爭階級的現時沖突只不過是“藏得更深”的基本矛盾的歷史過渡形式的“表現”或結果，并且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才是“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唯一基礎，現在更把它吹噓為宇宙發展的永恒規律。他在這樣做時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那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蘇聯經濟中處于“相反的”狀態。他說，在俄國生產力已不再反抗業已確立的生產關系，甚至生產力與已經建立起來的生產關系相比還相對地落后，而這種生產關系“以空前迅速的發展速度推動蘇聯前進”[4]。

　　我在給馬克思的《資本論》寫的一篇介紹文章[5]中認為，本書所有的原理，尤其是它的最后一章所論述的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些原理，只不過是描述資本主義在西歐的興起和發展的歷史概況，它們“只是在每一種對自然和歷史形式的徹底經驗認識不止適用于有關的個別情況的同樣意義上，才具有超過那點的普遍意義”，我的這種看法遭到了德國和俄國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各派發言人一致反對。實際上，我的這一看法不過是重復和強調馬克思本人五十年前在糾正俄國唯心主義社會學家米哈伊諾夫斯基誤解《資本論》的方法時已經明確地提出的一個原理。它的確是進行經驗研究的基本原則所必須包含的東西，今天只有一些頑固不化的形而上學者才否定它。與“現代”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復活這種假的哲學辯證法（魯達什就是例子）相比，像羅莎·盧森堡、弗蘭茨·梅林這些老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采取的立場是多么清醒和明確，他們看到了體現在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原則，不過是指全部經濟術語和經濟原理同一些歷史特定對象的特殊關系。

　　歷史唯物主義領域中的所有熱烈爭論的問題，如果用它們的一般形式來論述，就會像有名的先有雞或是先有蛋的學究式爭論那樣無法解決和毫無意義，但是如果用具體的、歷史的、特殊的方式來說明，它們就會不神秘，也不會無結果。例如，弗·恩格斯在他有名的論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在馬克思逝世以后寫的）中，由于過分強調資產階級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對馬克思的這一原理，即“社會的經濟結構構成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的片面批評，而實際上改變了馬克思的學說。他輕率地承認上層建筑同基礎之間，意識形態的發展同經濟、政治的發展之間很可能發生所謂的“反作用”，因而給這一新的革命原理的基礎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混亂。因為如果不能在數量上精確地確定發生的作用和反作用有多大，不能準確地說明出現這個或那個的條件，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說，整個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發展理論就會毫無用處，即使是作為工作的假設。如上所說，它對于社會生活任何變化的原因是要到基礎對上層建筑的作用中去尋找或是要到上層建筑對基礎的反作用中去尋找，就根本提不出任何線索。像這樣一些遁辭，如“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或把原因分為“最近的”、“中間的”和“最后的”，也就是證明“歸根結蒂”起決定作用的，是不會影響問題的邏輯的。只要我們用詳細地描述一定歷史發展水平上的一定經濟現象同在政治、法律、思想發展的所有其他領域同時或隨后出現的一定現象之間存在的一定關系，來代替一般地提出“經濟”對“政治”或“法律、藝術和文化”的影響以及反過來的影響，整個問題也就消失了。

　　根據馬克思的意見，這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在他身后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總的導言，盡管簡略，仍然是對整個復雜問題的清楚的十分重要的論述。后來對他的唯物主義原理提出的大部分反對意見，在那里都預見到了，并且做了答復。特別對于“物質生產的發展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這個很微妙的問題是如此，這種不平衡關系明顯地表現在“藝術……的一定的繁榮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成比例的”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中。馬克思指出了這種不平衡發展采取一定歷史形式的兩方面，也就是“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和“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系”。“困難只在于對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6]

二

　　我認為馬克思的理論的所有原理、規律、原則，包括那些表面上帶普遍性的，都具有特殊的、歷史的和具體的性質，這一看法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我的另一看法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批判的而不是實證的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馬克思的理論創造的既不是實證的唯物主義哲學，也不是實證的科學。它從始到終是對現存社會的理論批判，也是實際的批判。當然“批判”一詞必須從綜合的但是確切的意義上來理解，所有的黑格爾左派，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內，在上一世紀革命前的四十年代都是這樣來使用該詞的。決不能把它和現代的“批判主義”一語的涵義相混淆。“批判”不僅可作唯心主義的理解，也可作唯物主義的理解。它從客體來看包含著“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來對客體的一切聯系和發展作經驗的考察，從主體來看包含著說明各個主體的軟弱無力的希望、直覺和要求如何發展成為歷史上起作用的導致“革命實踐”的階級力量。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以前寫的所有著作中，這種批判的傾向起著十分突出的作用，它在馬克思理論發展的以后各階段仍然是生氣勃勃的。他們后期的經濟著作與他們以前的哲學和社會學著作的關系比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想承認的多得多。這從他們后期和早期著作的標題就可明顯看出。這兩位朋友早在1846年為了說明他們的政治哲學觀點與當時黑格爾左派唯心主義觀點相反而共同寫的第一本劃時代著作，就用了《德意志意識形態批判》的標題。1859年，當馬克思出版他計劃寫的綜臺性經濟著作的第一部分時，似乎為了強調其批判性，而把它定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仍然作為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副標題保留著。后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忘記就是否認在馬克思主義中這種批判的傾向占主導地位。他們最多認為它具有純表面的意義，與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科學”性毫不相干，尤其是在他們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科學經濟學這個領域中。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魯·希法亭的名著《金融資本》中可以看到這種修正的極度表現，它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不過是連續不斷的經濟理論中的一個階段，完全脫離社會主義的目標，毫無實踐的含意。作者在正式聲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治理論“沒有價值判斷”之后指出，“所以，簡單地把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同起來是錯誤，雖然這種做法對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說來都極為普通。從邏輯上說，當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體系、因此與它的歷史效果分開來考察的時候，它只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一般提出的一種關于社會運動規律的理論，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則已把它運用于商品生產的時代。社會主義的出現是在一個生產商品的社會中發展的各種傾向的結果。但是對馬克思主義正確性的認識，其中包括對社會主義必然性的認識，決不是價值判斷的結果，也沒有任何對實際行為的暗示。承認一種必然性是一回事，使自己為這種必然性服務是另一回事。一個人可能確信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然而又下決心去反對它，這是完全可能的。”[7]

　　的確，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表面的假科學的解釋，已受到當代各種馬克思理論或多或少有效的駁斥。雖然在德國，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即革命的原則遭到伯恩施坦修正主義者的公開攻擊，只受到像考茨基和希法亭這樣的“正統派”半心半意的維護，可是在法國，若·索列爾[8]所闡述的“革命工團主義”的短暫運動卻力圖恢復馬克思思想的這個方面，使之成為無產階級階級戰爭的新革命理論的基本要素之一。列寧在這方面采取了更有效的步驟，他把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則應用于俄國革命的實踐，同時通過恢復馬克思的一些最有力的革命教導，在理論領域也取得了幾乎同樣重要的結果。

　　但是無論作為工團主義者的索列爾，或是作為共產主義者的列寧都沒有充分利用馬克思原來的“批判”的力量和作用。索列爾事與愿違，用非理性的方法把馬克思的一些重要學說變成了“神話”，結果成為“暴露”這些學說與革命的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實際關系的“真象”，并在意識形態上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開辟了道路。列寧多少有點粗糙地把哲學、經濟學等的原理分為對無產階級“有用的”或“有害的”（由于他太注意肯定或否定這些原理的跟前效果，而太不注意它們將來可能的最后的效果），結果造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僵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衰落和部分的歪曲，使今日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很難在它的一統天下之外有任何進展。事實上，革命無產階級在其實際斗爭中不可避免要區分真假科學原理。正如資本家作為一個實際的入，“雖然他并不總是考慮在他的事業之外說什么，但是在他的事業之內他卻知道他要干什么”（馬克思語），又正如技師在制造發動機時必須準確地了解至少某些物理的規律，同樣無產階級必須掌握經濟、政治以及其他客觀事物的確切知識，才能把革命的階級斗爭引向勝利。在這一意義上和這些限度內，唯物主義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原則，就包括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和發展的經濟規律以及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具有嚴格的、可由經驗證實的、帶有“整個自然科學精確性”的知識。

三

　　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出于獨立的理論興趣才努力追求對現實的客觀認識。斗爭的實際需要驅使它去獲得這種認識，而忽略這種認識就會冒使它代表的無產階級運動遭到失敗和夭折，從而達不到自己目的的巨大風險。正因為它從不忽視它的實際目的，所以它竭力避免為了建立統一的認識體系，而硬把所有經驗塞到一元論地構造世界的計劃中去。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不是對一切事物都感興趣，也不是對它感興趣的對象都有同等的興趣。它關心的只是和它的目標有某種聯系的事物，某個特定的事物或事物的某個特定方面與它的實際目標愈有聯系，它就愈關心這個事物和事物的這一方面。

　　雖然馬克思主義無疑承認外在的自然界發生在一切人的、歷史的事件之前，但是它首先關心的只是歷史的和社會的生活現象和它們的相互關系。即是說：它首先關心的只是那些從宇宙的發展來說是短期內發生的、它能作為實際起作用的力量參與其發展的東西。某個正統的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看不到達一點，是因為他們頑強地想取得像馬克思的理論在社會學中無疑占有的那種優勢，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在自然科學中至今還堅持那些相當原始的、落后的看法。由于這些不必要的僭越，馬克思的理論受到眾所周知的對它的“科學”性的蔑視，甚至是那些總的說來對社會主義并非不友好的現代自然科學家的蔑視。不過，一些現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理論的比較明智和負責任的代表，已開始對馬克思的“科學的綜合”概念作少帶“哲學味的”比較進步的科學解釋，他們的言論不同于魯達什之流，就像共產國際中的非俄國派的言論不同于俄國蘇維埃政府一樣。例如，瓦·阿斯姆什教授[9]在他的綱領性文章中強調指出，歷史和自然科學除了有“客觀的和方法論上的共同性”外，還存在著“社會歷史科學的特殊性，它們在原則上不允許把它們的問題和方法等同于自然科學的問題和方法”[10]。

　　即使在社會歷史活動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主要只關心當前“社會經濟形態”的特殊生產方式，即作為從實際歷史發展過程來考察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制度。[11]一方面，它在研究這一特殊社會制度時，優先考慮經濟基礎，在這點上它比其他任何社會理論都更徹底。另一方面，它不是同等地關注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一切方面。它特別注視這個社會在結構上的缺陷、脫節和失調。馬克思主義關心的不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所謂正常機能，而是在它看來是這一特定社會制度的真正正常狀態的危機。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和以它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的批判，在批判分析這個社會的危機狀態時達于極點；所謂危機狀態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具有甚至在上升或恢復階段都帶有真正危機的一切特征的趨勢，當然，這種生產方式要經歷現代工業所經過的以普遍危機為頂點的周期的所有各階段。由于驚人地無視馬克思著作中到處都清楚地表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這一基本傾向，所以最近一些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發現馬克思著作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空白”，即他在指出危機必然產生后不能確定經濟必然從危機中恢復。[12]

　　甚至在現代社會的非經濟領域——政治的上層建筑和一般的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主義理論首先關心的是明顯的裂縫和罅隙，即正在急劇破裂之點，它們向革命的無產階級揭示了社會結構中那些能最有效地開展它的實際活動的重要地方。“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有些黨派可能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黨派可能為了要擺脫現代沖突而希望拋開現代技術；還有一些黨派可能以為工業上如此巨大的進步要以政治上同樣巨大的倒退來補充。”[13]

四

　　已議論不少的馬克思主義特點，加上它們中含有的、要求馬克思主義者使一切理論認識服從于革命行動的目的的實際原則，規定了使自己不同于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基本特征。復辟時期的資產階級哲學家黑格爾把他的辯證法精雕細刻成了為現存秩序辯護的、又適當容許有稱得上“合理”進步的工具，而馬克思則在細致的批判分析之后對它作了唯物主義的改造，使它成為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方法上都是革命的理論。經過馬克思改造和應用的辯證法證明，黑格爾根據唯心主義的理由肯定的現實“合理性”，只有暫時的合理性，它在發展的過程中必將變為“不合理”。社會的這種不合理狀態到時將被新的無產階級徹底摧毀，無產階級通過把這一理論變為自己的理論，并把它當作它的“革命實踐”的武器來使用，就會從根本上向“資本主義的不合理”進攻。

　　馬克思的辯證法，正如馬克思公正地指出的，以其“神秘的”黑格爾的形式曾在資產階級哲學家中風靡一時，現在由于它在性質和使用上的這一根本變化而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4]

　　馬克思主義的所有批判的、積極的和革命的方面被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忽略，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整個性質也受到同樣的對待。即使他們中的佼佼者也只是部分地恢復了它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原則。面對當前世界普遍徹底的危機和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一切沖突的日益尖銳的無產階級階級斗爭，我們今天的任務是用相應的形式來表述我們的革命的馬克思理論，進而擴大和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

　　倫敦

　　1934年10月10日

　　注釋：

　　[1] 可能是指阿瑟·倫納德·威廉斯〔Arthur Leonard Williams, 1904—1972〕，英國政治家，1960年代曾任工黨總書記。1926—1936年，工作于英國全國勞動大學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Colleges〕。《什么是馬克思主義》〔A. L. Williams, What is Marxism, London: the N.C.L.C Publishing Society Ltd., 1933〕正是由該理事會出版發行的。——錄入者注

　　[2] 阿·列·威廉斯：《什么是馬克思主義？》，1933年倫敦版，第27頁。

　　[3] 指魯達什·拉茲洛〔Rudas László, 1885—1950〕，匈牙利政治家和新聞工作者，匈牙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曾以拉迪斯勞斯·拉茲洛〔Ladislaus Rudas〕的名字出版《辯證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Communism〕一書。——錄入者注

　　[4] 拉·魯達斯：《辯證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1934年倫敦版，第28、29頁。

　　[5] 載于《卡爾·科爾施：論馬克思主義的三篇文章》，每月評論出版社版。

　　[6]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1—52頁。——錄入者注

　　[7] 魯·希法亭：《金融資本》，1909年維也納版，第VII—IX頁。轉引自悉尼·胡克：《對卡爾·馬克思的認識》〔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A 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英國版第34頁，美國版第27頁中的英譯文。中譯文見《金融資本》，福民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前言第3—4頁。

　　[8] 若爾日·歐仁·索列爾〔Georges Eugène Sorel, 1847—1922〕，法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錄入者注

　　[9] 瓦連京·費爾迪南多維奇·阿斯姆什〔Валентин Фердинандович Асмус, 1894—1975〕，蘇聯哲學家。

　　[10] 《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的綜合》，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出版，第5卷，第11頁，1933年〔Marxism and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USSR, published by VOKS, Vol. V, 1933〕

　　[11] 它在后來的各階段也考慮了原始社會的某種社會現象，為的是把遙遠將來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同原始共產主義作一些類比。

　　[12] 雷·威·波斯特蓋特：《卡爾·馬克思》，1933年倫敦版，第79頁〔Raymond William Postgate, Karl Marx, London, 1933〕。轉引自喬·道·霍·科爾：《走出世界混亂的指南》1932年倫敦版〔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 A Guide Through World Chaos, London: Knopf, 1932〕。

　　[13] 《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頁。

　　[14] 《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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