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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向您問好。
2002年，古巴總統菲德爾·卡斯特羅前往古巴國家芭蕾舞學校，宣布第18屆哈瓦那國際芭蕾舞節開幕。該校于1948年由“芭蕾舞女一號”艾麗西亞·阿隆索（1920-2019年）創辦，之后遭遇資金困難，直到古巴革命認為芭蕾舞和其他藝術形式一樣必須向人人開放，因此應由社會資助。2002年當天，卡斯特羅在芭蕾舞學校回憶道，1960年舉辦的首屆芭蕾舞節“即使在最不利的情況下，當重大危險和威脅籠罩全國時，也堅持著古巴的文化使命、身份、民族性。”
與眾多文化形式一樣，芭蕾舞也曾脫離了群眾的參與和欣賞。為了體現促進人類尊嚴的決心，古巴革命希望讓這一藝術實踐回歸人民。為了在一個受到殘酷殖民壓迫的國家取得革命勝利，新的革命進程必須兼顧國家主權和人民尊嚴的建設。這一雙重任務就是民族解放工作。卡斯特羅說：“離開文化，自由無從談起。”
《瑣事研討會》恩里克·塔巴拉（厄瓜多爾）作于1982年
在許多語言里，“文化”一詞至少有兩種含義。在資產階級社會，文化的含義已變成了精品和高雅藝術。作為統治階級的一種財產，這種文化通過禮儀傳播和高等教育得以傳承。文化的第二種含義是某一共同體（從部落到國家）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們的信仰和行為。比如，古巴革命對芭蕾舞和古典音樂進行大眾化，是對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經濟到文化進行社會化的舉措之一。而且，古巴革命進程致力于保護古巴人民的文化遺產免受殖民主義文化的毒害。準確地說，“保護”并不代表全盤摒棄殖民者的文化，因為這會讓本該享受一切藝術形式的人民被迫過上一種狹隘的生活。比如古巴革命就接受了籃球運動，盡管它源于美國，一個60年來百般打壓古巴的國家。
因此，社會主義的文化方針應包括四個方面：對高雅文化進行大眾化；保護前殖民地人民的文化遺產；提高基本文化素養；對來自殖民國的文化形式進行本地化。
《無題》（未完成）維奧萊塔·帕拉（智利）作于1966年
2022年7月，我圍繞關于馬克思主義和去殖民化的十個命題，在古巴的“美洲之家”（ Casa de las Américas）發表了演講。這是哈瓦那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機構，生動即時地展現了從智利到墨西哥的文化進展。幾天后，“美洲之家”負責人、前文化部長阿貝爾·普列托在那里召集研討會，討論了其中一些議題，主要是古巴社會如何抵制帝國主義文化形式的沖擊和種族主義、男權制的毒害。這一討論引發了關于《反對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國家方案》（由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總統于2019年11月宣布）進展、2022年家庭法公投進展（注：9月25日公投已通過）的一系列思考。這兩項進展都有能力在反殖民的方向上改變古巴社會。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與“美洲之家”聯合撰寫的第56期匯編《關于馬克思主義與去殖民化的十個命題》（Ten Theses on Marxism and Decolonisation）是那次演講的擴充版，由阿貝爾·普列托撰寫前言。為讓讀者領略一二，以下是第九個命題“情感之爭”。
《胡安尼托·拉古納》 安東尼奧·貝爾尼（阿根廷） 日期不詳
第九個命題：情感之爭。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90年底引發了圍繞“思想之爭”（Battle of Ideas）概念的討論，即針對新自由主義關于人類生活的陳腐觀念進行的思想領域階級斗爭。這段時間卡斯特羅講話的重點不在于說的內容而在于說的方式，字字洋溢著一個致力于解放人性于財、利、權三大束縛的偉人的悲憫情懷。實際上，思想之爭不僅僅有關思想本身，也有關“情感之爭”，即努力將情感偏好從對貪婪的執迷轉變為同理心和希望的考量。
當今時代的一個真正挑戰是，資產階級利用文化產業和教育、信仰體系轉移任何有關真實問題（以及尋求社會困境的普遍解決方案）的實質性討論，引向對幻想問題的癡迷。1935年，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將這種現象稱為“滿足感欺騙”（swindle of fulfilment），即散播一系列幻想，掩蓋其不可實現的事實。布洛赫寫道，社會生產的利益“被大資本家上層收割，他們用哥特式夢想來對付無產階級現實”。娛樂業用渴望的酸液腐蝕無產階級文化，這些渴望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是無法實現的，但它們足以削弱工人階級的任何事業。
資本主義下的墮落社會所形成的社會生活充斥著碎片化與疏離感、凄涼與恐懼、憤怒與仇恨、怨恨與挫敗。塑造、宣揚這些負面情感的是文化產業（“你也可以擁有！”）、教育機構（“貪婪是終極動力”）以及新法西斯勢力（“憎恨移民、性少數群體，憎恨任何剝奪你夢想的人”）。這些情感對社會的控制幾乎是不容置疑的，這也是新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前提條件。意義變得虛空，也許這也是如今已窮途末路的“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s）的結果。
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看，文化不能被視為人類現實中孤立、不變的一面，情感也不能被視為自成體系并獨立于歷史發展之外。由于人類經驗決定于物質生活條件，只要貧窮仍是人類生活的一大特征，命運觀就會一直存在。如果解決了貧窮問題，那么宿命論的思想基礎就會減弱，但并不會自動消失。文化具有矛盾性，在一個既延續等級制度又抵制社會等級元素的不平等社會，文化從其社會結構中以不均衡的方式將一系列元素結合起來。統治思想借助思想工具（比如潮流）對文化進行滲透，壓制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實際體驗。歸根結底，創造新文化靠的是階級斗爭，靠的是社會主義事業創造的新社會形式，而不單單是一廂情愿的想法。
必須銘記的是，從1917年俄國革命到1959年古巴革命，在每個革命進程的早期歲月，文化繁榮都洋溢著歡樂和希望的情緒，充滿旺盛的創造力和實驗性。正是這種感性的力量為改變貪婪、仇恨等病態情感打開了一扇窗戶。
1961年，在哈瓦那的古巴作家藝術家全國聯合會，尼古拉斯·紀廉在表彰艾麗西亞·阿隆索
在1959年革命勝利后的初期，古巴涌動著創造和實驗的熱潮。偉大的革命詩人、曾在巴蒂斯塔獨裁統治期間度過牢獄生活的尼古拉斯·紀廉（1902–1969年）把握住了古巴人民生活的艱辛以及他們對革命進程解救他們于饑餓、社會等級等苦難的渴望。他1964年的詩歌《我有了》（Tengo）向我們宣告，革命的新文化是一種質樸的感覺：不用向上司點頭哈腰；告訴辦公室里的同事，他們也是同志，不是“先生”“女士”；作為黑人在走進酒店時不會被人攔住。紀廉的偉大反殖民詩歌提醒我們文化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
我有了，瞧瞧，
我有了閱讀、
算數的能力。
我有了寫作、
思考、
以及歡笑的能力。
我有了，是的，我有了
工作的地方
賺到了吃飯
要有的收入
我有了，瞧瞧，
我有了必須有的東西。
阿貝爾·普列托在本期匯編前言結尾處寫道：“我們必須將反殖民的意義變成一種本能。”請就此思索片刻：反殖民主義不僅是終結正式的殖民主義統治，而是一種更深刻的進程，它必須在本能層面扎根，使我們發展解決基本需求（比如消滅饑餓、掃除文盲）的能力；建立一種警覺意識，即我們所需要的文化是要讓我們得到思想解放，不再受制于充滿昂貴商品的浮華世界。
熱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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