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非實踐的實踐哲學的批判

　　前言

　　本文的寫作是偶然與必然兩種因素兼而有之、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 2017 年初開始，因批判“馬克思學”的“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論”的需要，我便大量地收集和系統地接觸和研究了一批“實踐唯物主義”的文獻，這使我第一次對當代中國馬哲學界的種種橫行流布的“時髦理論”和“權威觀點”及其階級實質有了較為全面和清晰的認識。在研究過程中，我萌發了撰寫一部以馬恩對立論為線索、系統批駁“實踐唯物主義”修正哲學的著作的想法。從 2017 年 4 月至今，

　　已經斷斷續續寫作了近 10 萬字。此前的積累，是本文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基礎。

　　不過，本文卻是在原有寫作計劃之外的“附帶產品”。它的前身是 2017 年 12 月由筆記本上的一些評論所摘錄、組合而成的兩千字左右的短文，當時的標題為“論實踐哲學的非實踐性”。后來考慮到種種原因:主要是原著作寫作的較長時間跨度不能很好地滿足哲學戰線斗爭的迫切需要，龐大的篇幅又難免令普通讀者望而卻步——于是，我決定將這篇短文擴充為一篇獨立的文章，并為它規定了任務: 通俗和簡略地總結一年以來對于“實踐唯物主義”批判的成果。

　　既然它已經是一篇獨立的文章，就不可能被當做是原有文章的“縮減版”，所以在撰寫過程中我不得不另外運用了大量的新材料，同時重新安排論證思路。最終，經過 4 個月的寫作和修改，誕生了這篇連帶注釋共 4 萬字的文章。

　　在本文中，我進一步發揮了在《簡評國朝馬哲學界》一文中的分析思路，著重從理論史和理論要旨兩個方面揭露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反實踐”的階級實質， 并通過對于實踐派觀點的大量引證，力圖將批判置于牢固的事實的基礎上。如果說在《簡評國朝馬哲學界》中，批判還不免顯得“抽象”，還為實唯的門徒留有詭辯的某種余地，那么現在，這類詭辯正在喪失它最后的立足之地。通過這篇文章， 我想證明的是:當代中國實踐哲學的反實踐性，并非單個學派或個人的偶然，而是由整個實踐哲學內在的發展史和理論邏輯所決定的必然;對于以“實踐唯物主義”為代表的當今中國的已經墮落了的馬主義理論界的批判，不僅可以是政治的， 同時也可以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進行的科學的批判。在文中，我已經初步進行了一些這樣的理論批判，不過限于篇幅和主題，在此我并沒有將其充分展開。根據我的計劃，更為詳盡和系統的清算的任務，應該讓位于日后的那部專門實踐唯物主義批判的著作來完成。

　　作為提綱挈領的“短論文”，在行文上我盡可能地確保了簡明扼要，但同時， 我又需要列出大量的文獻和論據對論點進行支撐，這樣，就造成了本文的一大特點:原本作為正文補充的注釋部分的字數反而比正文還多。不過，我相信細心的讀者能夠感到，這些注釋和說明并非多余的東西;相反，它以另一種獨特的形式構成了對正文的不可或缺的補充。雖然我已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把它們加工為了可以相對對立地閱讀的形式，但還是希望讀者們能將注釋文字與正文緊密結合起來閱讀。

　　對“學術馬克思主義”“精英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直到現在還很少見到有人去做。這不得不說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遺憾。我認為，這樣一項工作對于社會主義者隊伍的思想建設，乃至于對思想領域的社會階級斗爭，都是有益的。我希望這篇文章能起到一些拋磚引玉的作用。

　　為方便讀者更好地理解本文的基本思想，特將《簡評國朝馬哲學界》作為附錄收錄于此。

　　Nemo 2018.4.14

　　“一種政治傾向，不管它顯得多么革命，只要作家只是在觀念上，而不是作為生產者與無產階級休戚與共，那它也就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

　　一

　　這些天真的幼稚的空想構成現代青年黑格爾派哲學的核心。在德國不僅是公眾懷著畏懼和虔敬的心情來接受這種哲學，而且哲學英雄們自己在抬出這種哲學的時候，也一本正經地覺得它有顛覆世界的危險性和不怕被治罪的堅決性。本書第一卷的目的就是要揭露這些自以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綿羊，指出他們的咩咩叫聲只不過是以哲學的形式來重復德國市民的觀念，而這些哲學宣講者的夸夸其談只不過反映出德國現實狀況的可悲。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現實的影子所作的哲學斗爭，揭穿這種投合耽于幻想、精神委靡的德國民眾口味的哲學斗爭， 使之信譽掃地。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這里要談的“實踐哲學”，指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被中國官學機構、御用馬哲學界文人所反復吹鼓的，據說是標志著對“蘇聯教科書”和“正統馬克思主義哲學” 之顛覆的所謂那個“實踐唯物主義哲學”[1]。“實踐唯物主義”認為:實踐、人創造一切;主體性統攝一切、解釋一切，世界的唯一真實存在和意義根據是實踐;它抨擊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哲學是機械的、僵化、無人的“舊唯物主義”[2]，是停留于世界之外的“解釋世界”和“體系直觀”的知識論集合[3];它指責第二國際以來的所謂“實證論”的“體系論”的主流馬克思主義“背叛了馬克思”，無視了馬克思哲學的實踐旨趣[4]。為此，這批哲學家宣布要“回到馬克思”[5]、激發“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激發它的“現實關懷”。乍一看來，實踐哲學似乎確有幾分“革命”氣息， 但至多也不過是“看起來”而已。

　　正如今天中國官方在給予資本主義手段在解決制度問題方面以特權、以西方世界為模板不斷修正本國航向的同時，卻偏要想象自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欺欺人地宣稱自己的理論在智力上獨立于西方那樣——中國的“實踐唯物主義”雖然在實質上不過是對西方“馬克思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等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哲學的拙劣模仿[6]，但它同樣堅持要標榜自己是立足于“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義實踐的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創新”[7]。果不其然，有其父必有其子， 學院幫閑文人如同豢養他們的政客和老板一樣，皆是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的典型。

　　中國左派對于“主流經濟學家”所販賣的新自由主義之階級實質有著清醒的認識，但我們同時也不應忘記“關照”下這批忠實服膺于特色官方、以肢解和篡改馬克思主義哲學為能事的“實踐唯物主義派”[8]。要知道，這個派別正在中國充當著“馬克思主義解釋的權威”。不管這批專家教授所操弄的語言是如何地晦澀，生產出來的意識形態產品看起來又是如何地“抽象”“無害”，畢竟“舊世界是屬于庸人的   我們應當注視著它。研究一下這位世界之主是值得的。”[9]當這批教授

　　歷來喜歡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事業的代言人的時候，這就更加值得我們注意了。

　　盡管哲學家們總是把“實踐唯物主義哲學”的“實踐轉向”宣布為是終于被發現了的、永恒、唯一的“馬克思哲學真理”[10]，可是我們知道，實踐哲學的興起和得勢不過是近 30 多年來社會變革的產物，它既不是什么“正確闡釋”，也談不上什么“深刻理解”，它僅僅是在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反動與中國內部的政治反動合流之下、從一定歷史的階級斗爭中產生出來的修正主義的理論結果;它是這個站立在腐爛了的無產階級國家尸體之上的“第二共和國”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意識形態裝置。如果硬要說“實踐唯物主義”代表了什么“哲學真理”的話，那也僅僅代表布爾喬亞所理解和趨附的那種“真理”罷了;而組成這個所謂“真理”的若干要素(人本主義路線，如對主體性的迷戀、對相對性、主觀因素和精神作用的夸大等)，也并不新鮮，它們早在 20 世紀初便曾探出過頭并企圖滲入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結果遭到了堅決批判[11]，有的甚至與馬赫主義之流難分難舍。我們很清楚:中國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不過是現存制度形象的神圣化，所以，我們“不僅批判這種現存制度，而且還要批判這種制度的抽象繼續。”[12]

　　20  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此起彼伏的革命斗爭、

　　1917 年革命和社會主義蘇聯的屹立、遍布全球的反資本主義實踐——無產階級革命迎來了她前所未有的春天，在階級斗爭和革命運動中淬煉而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隨之在全世界范圍內贏得了前所未有的矚目。但好景不長，短暫的 20 世

　　紀很快被反革命力量“終結”在了 90 年代挫折和退潮的寒冬里，迄今我們仍然置

　　身于這一巨變的所投下的歷史陰影之中。蘇聯在 1991 年解體，中國則以波拿巴

　　主義重建統治秩序、在 1992 年正式宣布改奉資本主義道路——伴隨 20 世紀的大幕落下，那些構成“19 世紀”[13]之特征的社會關系重新登場，仿佛從未經歷革命時代的沖擊與改造一般[14]。

　　共產主義運動的收縮和持續消沉引發了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一系列后果， 20 世紀社會主義所曾經斗爭和清掃的一切，在反革命浪潮裹挾下再度歸來:在中國，與官僚科層制重建和精英發育過程同步的，是階級與革命學說、現實與理論 的分離的再度強化和加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現實運動徹底退場了，取而 代之的是以“馬克思學”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學術的擴張;與布爾喬亞對于蘇中社會 主義歷史實踐竭盡攻擊污蔑之能事相呼應的，是在“理論研究”旗下對于馬克思列 寧主義原則的全面修正和篡改[15]。在中國，斯大林業已威信掃地，列寧也即將 步入后塵;恩格斯被實踐哲學家們推到了除名的懸崖邊上[16]，馬克思則淪為了安 放在實驗室和博物館內等待肢解的標本。以學院為名號的“馬克思主義”異軍突起， 它正企圖把自己包裝成為“永恒”。最終，伴隨一個非共產主義性質的職業文人集

　　團完成了對于馬克思主義解釋權的接管，以及它對馬克思主義形象在中國生產和消費全部過程的壟斷，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的文化統治攀升到了其可能達到的一個新歷史制高點。

　　注釋(一):

　　[1] “‘文革’結束后，以異化論為框架的人本主義話語的快速泛濫，以及以實踐哲學為旗幟的學院馬克思主義話語獲得勝利。 隨著教育部 1985 年啟動新一輪高校兩課改

　　革，由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科書編寫引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性質問題的討論逐漸使實踐唯物主義或實踐哲學成為顯學，這實際上是上述弘揚主體性哲學路線的延續。這一路線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的主流。”(胡大平《近十年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熱點解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2 年第 1 期)而實踐唯物主義哲學的共同特征，就是對于主體作用、實踐地位的無原則、無批判的拔高。實踐派內外所存在著的關于“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地位的爭論，實際上是關乎著對于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特質的判斷的爭論。

　　[2] 孫芳:《實踐唯物主義思潮流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8-169 頁

　　[3] 實踐派喜歡指責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造成了所謂哲學思維方式的倒退，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做是描述和表述世界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這種主客二元對立認識方式的倒退，一方面把自然世界直觀地看作亙古不變的存在，看作與人的實踐和歷史性存在無關的自在存在，并進而追究這種存在的本質和規律，這就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倒退到自然本體論的理論形態”(參見高清海《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學理論》)云云。但這些指責本身的可靠性和真實性，則是非常令人懷疑的。實踐派們的憤慨和討伐，基本上都只是建立在一種對于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極為膚淺的理解和有意歪曲的基礎上的。污蔑辯證唯物主義不重視實踐，這完全是一種對于事實的刻意掩埋和非難。辯證唯物主義比實踐唯物主義聰明，它懂得:如果只是空談人空談實踐的大話，而不去研究它的客觀條件和客觀環境的話，那么這種實踐也只能是非實踐，也只等于無。任何實踐——如果它還是作為人的那種現實性的實踐的話，也就必然擺脫不了它的受動性、客觀性、物質性和對象性。現實的實踐一如現實的人，正是在這種客觀的物質條件和歷史關系中受到規定和制約并取得自己的現實形式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也就根本不可能是人了。人學的空話，必然讓位于對于物質生產和歷史關系的真實探討。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

　　[4] 無可否認，自第二國際主流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理論”也不會不存在一些這 樣或那樣待于發展和豐富的方面，可是，這些瑕疵卻不足以影響它作為行動中的、歷史的和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國朝馬哲學界的錯誤就在于:他們從一開始便出于一種可笑的 逆反心態——這部分是由于幼稚，部分是為了別有用心——而地將西馬和“馬克思學”的幻 象當做一種理應統治自己頭腦的前提而無批判地全單照收了。既然今日國朝馬哲學界是如此 心甘情愿地以一種“馬哲學創新競賽”的方式將自己置于資產階級哲學的支配下，那么最后 他們所得到的，就決不是自己吹噓的那個“真實的馬克思”，而是經過資產階級“馬克思學” 的哈哈鏡歪曲過后的偽馬克思。中國的實踐派小丑們，大概不會想到，被他們認作是“哲學

　　創新”的榜樣的盧卡奇，在這方面卻是與資產階級學說勢不兩立的斗士:“我對現代資產階 級哲學的評價并不高。當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對斯大林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感到失望的時候， 他們轉向西方哲學，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很像一個遭到自己丈夫欺騙的女人倒入任何人的懷 抱，道理完全一樣。我并不特別贊賞今天的資產階級哲學，我必須承認，我認為黑格爾是最 后一個偉大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如果說美國的、德國的或法國的報刊宣布 X 或Y 是偉大的思想家，如果說由于斯大林主義而感到失望的人們以為他們能夠譬如說用結構主義來補救馬克 思主義，那么——請原諒我直說——我認為這是幻想。”“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到西方 去為他們的改革尋求支持，但是從客觀上說，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盧卡奇自傳》，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5 頁)

　　[5]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紛紛標示自己要“回到馬克思”(或者稱“重新理解馬克思”“走近馬克思”)的實踐派，決不是想要忠實地反映馬克思學說的原貌，而只是為了能夠順利地用西馬和“馬克思學”的調料創造出自己的“馬克思”而打出的幌子罷了。孫伯鍨聲稱這是為了“使馬克思的學說不僅成功地運用于破壞一個舊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運用于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不僅能夠成功地運用于革命和戰爭的舊時代，而且能象夠成功地運用于和平和發展的新時代”;張一兵聲稱他要來一次換皮膚黑眼睛的“重新上手”， “返本開新，‘回到馬克思’本身就已經是帶著我們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語境在一個開放的視域中面對馬克思了”;俞吾金則坦然承認:“我們是自覺地從今日生活世界的興趣出發來重 新理解馬克思的。 在當今中國，生活世界的最本質的事件是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只有深入地領悟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本質和客觀的價值導向，才能避免以教條化的方式去理解馬克思。”

　　[6] 例如孫承叔的《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一書就很典型。整整 20 章的篇幅都在鼓吹以“實踐”“主體性”為基礎的實踐哲學，他聲稱“正統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和自然決定論的，而西馬則是體現和恢復了“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原則的真理化身。關于這種拙劣模仿， 很多著述家也是不諱言的。吳仁平等人在《實踐唯物主義研究的反思》里就認為:“改革開放后，隨著學術研究逐漸回歸其本身的職能，哲學界的視野逐漸開闊， 開始轉向馬克

　　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對話，開始用現代西方哲學尤其是人本主義思潮的成果來豐富和補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涵，突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性。實踐唯物主義大討論的興起毫無疑問與這種理論傾向有重要的關聯。反過來，在實踐唯物主義大討論中，許多學者或者直接借鑒西方馬克思主義、海德格爾等人的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其他現代西方哲學思潮的觀點，將其與馬克思對現實生活和實踐的觀點的強調結合起來，或者在其影響下，以其相關理論邏輯為自身的理論背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實踐唯物主義的解讀。”

　　[7] 孫正聿:《偉大的實踐與實踐的哲學——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5 期。一篇典型的官樣文章。楊耕還為實踐哲學家們剽竊西馬的行為貼金，說什么不否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馬、東歐新馬影響，但實踐唯物主義卻是具有所謂“中國知識產權”的!(參見楊耕《實踐唯物主義研究也有“中國產權”》，北京日報， 2012.2.27)

　　[8] 在中國，盡管實踐哲學家們內部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分歧，但比起共同的敵人——辯證唯物主義來，這種分歧就顯得完全無關緊要了(王南湜在他的《實踐唯物主義:一個開放的

　　理論范式》里也明確承認了這點)。從 80 年代末以來，在馬哲學界內部，日益形成了一個區別于正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并且如今奪得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權的統治地位的有意識的學術-政治的利益團體——實踐唯物主義派，已是不爭的事實。對這個派別的研究，已有不少。套用黃書進在他的較早時期的一本書里的概括(他的后期著作則完全墮落了)，所謂實踐派的共同特征是:強調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核心概念，認為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無論是界域方面還是本質方面都是與人的實踐及認識相關聯的。在人與世界(自然界和社會)的關系上，他們強調與人無關的“外在世界”或先于人的自然界對人來說是無或無意義。他們共同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是依賴于人的活動、依賴于實踐、依賴于主體的。相應在理論體系內容上，其理論或者否認外部世界存在或者不涉及不研究外部世界。他們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一種知識論哲學，而是一種以實踐為基礎的領悟、是人類生存方式、生存活動的意義的實踐哲學。(參見黃書進《物質本質一元論》)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1 卷，第 409 頁

　　[10] 充斥著各式新奇叫賣、將“馬克思”變成教授投機的垃圾桶的中國馬哲學界的現狀， 與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描繪過的德國哲學界的那種狀況極為相似:“從施特勞斯 開始的黑格爾體系的解體過程發展為一種席卷一切‘過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騷動 絕

　　對精神的瓦解過程。當它的生命的最后一個火星熄滅時，這個 caput mortuum 的各個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們重新化合，構成新的物質。那些以哲學為業，一直以經營絕對精神為生的人們，現在都撲向這種新的化合物。每個人都不辭勞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競爭在所不免。起初這種競爭還相當體面，具有市民的循規蹈矩的性質。后來，當商品充斥德國市場， 而在世界市場上盡管竭盡全力也無法找到銷路的時候，按照通常的德國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虛假的生產，因質量降低、原料摻假、偽造商標、買空賣空、空頭支票以及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競爭變成了激烈的斗爭，而這個斗爭現在卻被吹噓和構想成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變革，一種產生了十分重大的結果和成就的因素。”

　　[11] 被追認為西馬鼻祖的盧卡奇，在他青年時代所寫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便是這類曾被批判的代表。盧卡奇不過是那個時代馬哲學修正浪潮的一部分，此外同時代的柯爾施，20 世紀 30 年代后發展起來的崇奉“人道主義的青年馬克思”的“馬克思學”，對于中國實踐唯物主義都起到了直接的理論啟蒙作用。這些早已被工人運動遺棄了的理論廢品，在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馬哲學界反倒被當做寶貝甚至是“正統”加以供奉。更為可笑的是，當面對晚年盧卡奇嚴肅檢討自己早期哲學的唯心主義失誤這類極為不利的事實時，中國的實踐派就只好用“政治壓力所致”這類借口來搪塞了。看來實踐哲學家們對于盧卡奇 60 年代的著作的政治環境之變化一無所知。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1 卷，第 458 頁

　　[13] “從許多方面看，我們今天更切近于 19 世紀的問題而不是 20 世紀的革命歷史。眾

　　多而豐富的 19 世紀現象正在重新搬演:大范圍貧困，不平等加劇，政治蛻變為‘財富儀式’， 青年人群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虛無主義，眾多知識分子的奴性屈從，探索表達共產主義設想的眾多小團體的實驗精神，也是受群起之攻，被圍追堵截的實驗精神 ”(參見阿蘭•巴迪

　　歐:《共產主義設想》，《國外理論動態》2009 年第 1 期)

　　[14]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紀的終結與 90 年代》序言，三聯書店 2008 年版

　　[15] 這類理論修正的傾向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國際共運研究等等領域都有著直接 的反映。經濟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證明了僵化的計劃經濟的失敗”的老生常談則不消說了， 在哲學上可以舉中共有意培植的一個叫張一兵的文人作為代表，他們一聽到蘇聯和斯大林的 名字就抑制不住自己動物式生理沖動而狂吠不止。例如張在某篇文章中的以下論調就很有代 表性:“過去理解馬克思，只有一種真理性的理解，就是斯大林式的官方意識形態的解讀， 準確地說是前蘇聯東歐教條主義的解讀模式 ”“希望真正走出當代中國學者自己的

　　一條路”。雖然嘴上喊著“中國風格”，然而，從他的著作的基本傾向容易看出，此人竭力模仿和復制的不過是西馬的路數。正像當局所販賣的“中國特色”的葫蘆，里面所裝的也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藥丸一樣。

　　[16] 既然自命要顛覆“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唯物主義派所充當的不過是西馬 和“馬克思學”等資產階級學術在中國的復讀機，那么我們也就完全不難理解為何在這個派別內部——貶低、矮化恩格斯一直作為一股頗具有影響力的理論時髦而長期存在的事實了。有兩個叫何中華和俞吾金的文人尤為囂張，索性喊叫什么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間存在 “實質性差異”、指責恩格斯以所謂粗鄙、經驗的、自然本體論式的冒牌貨“遮蔽”了馬克思。這兩個人還公然自命“馬克思的信奉者”，真是滑稽不堪。另外，在現行馬哲學界的流行敘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悄然為“馬克思哲學”代替，也是這種企圖將恩格斯等人從馬克思主義之列中除名的傾向的直接反映。

　　二

　　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去蘇聯化”為肇始，在“批判斯大林模式”名下潛藏著的實質是對于科學社會主義之基本原則的背棄，哲學領域莫能例外[17]。當“回到馬克思”的口號喧囂塵上之時，人們實際用它表達了對于整個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形象與 20 世紀革命歷史的拒絕[18]。從這種拒絕中，為理論修正主義敞開了大門。對于中國理論界的投機文人來說，馬克思形象的實踐哲學式闡釋的效應，就是遲來的第二個馬克思的降臨[19]。

　　“改革開放”之初，以“改革傳統教科書體系”為名的馬克思主義修正運動就持續在哲學界進行著[20]。自然，那種充滿著斗爭色彩和政治鋒芒的所謂列寧斯大林式的“哲學”已成為中國新統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東西了——“蘇聯馬克思主義” 到處都包含著對于“中國夢”的敵意和侵犯，這讓他們難以安眠[21];但作為一塊遮羞布，“馬克思主義”又不便光明正大地舍棄，中國統治集團為此曾經一度陷入尷尬的境地。但很快，中共找到了“實踐唯物主義”這一只溫順綿羊作為“解決方案”: 實踐唯物主義那去政治化的、學術的、拋開了對于客觀性、真理性和規律性追求的非唯物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傾向輕易地俘獲了統治階級的青睞;同時，實踐派文人也清楚自己“一展鴻圖”的難得機遇來了，這將是他們知識精英集團重回舞臺中心的跳板。雙方一拍即合，中共當局及其幫閑文人一同高呼:按照新時期的精神

　　改造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22]!于是，一群平庸而淺薄的學術掮客集團就這樣被推到了“和諧國度”的“和諧理論界”的歷史前臺，扮演起新時期“國家哲學”的小丑角色[23]，該集團在事實上主導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的全部生產[24]。這個學院集團宣稱自己“代表馬克思”，強調自己因為“專業知識”而享有裁決馬克思理論真理的天然特權。他們的全部關切，在于按照官方需要如何更多地、更“學術化”地、更晦澀難懂地生產出一批又一批偽馬克思主義的“解讀成果”，充當中國人在禱告祈福時所必須經過的那個“神圣中介”[25]，維護專家集團“無上權威” 的地位，粉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制度”[26]。從此，工人的言說徹底地讓位于知識精英的獨白，實踐唯物主義依仗著當局權威，利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后一點“余熱”和“殘滓”重建了 21 世紀的宗教裁判所[27]。

　　在這一進程中，政治的目的恰是通過號稱“無政治的學術”的手來達到的，宣布要扳倒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唯物主義”[28]無疑是這些黑手中最為肥大的那一只。馬克思主義形象隨之發生了驚人的退化，現實政治和工人階級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里永久性地消失了，它不再屬于車間的罷工、廣場的集會、酒館里的政論或任何群眾性的事件，也不再與任何現實的政黨斗爭、階級議題所掛鉤; 在短 20 世紀那些振奮人心、喚起整個國家整個階級覺醒和抗爭的、曾構成馬克思主義整體歷史事業中最為閃耀的圖景和最為珍貴記憶的部分都消逝了。此后， 專家們為馬克思主義劃定了一個界限，幫閑文人告誡人們不要逾越它:在這一界限所保衛著的“哲學”“思想”的千年王國中，馬克思主義被宣布為只是而且永遠只能是由專家教授們勝任的、以所謂“客觀中立公正”“審慎嚴謹的學術規范”去研究的學科對象[29]。馬克思主義被徹底地放逐了、褻瀆了，同一堆論文廢紙、乏味的期刊、庸俗的“研究著作”一起蟄居在虛幻的精神太空。學術成為了中國一門新的精神宗教，成為了中國統治精英在反對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覺悟、遏制他們獨立思考的時候所竭力扶持、粉刷、維護的最后避難所。不論今天中國的實踐哲學家們看起來如何地超脫這一政治共謀，在當他們在宣布自己只鐘情于“客觀中立的”“排除左右干擾的”“純粹學術的研究”的時候[30]，就已經充當其幫兇了。

　　因為，馬克思主義從來就不是學術的，它只能是政治的。實踐哲學家們不知 道:一門學說若想要實現從書本到現實、從理論到實踐的轉換，恰恰必須通過并 且只能通過政治才能達到。如果馬克思主義不想喪失掉自己的存在依據，那么它 就必須使自己置身于無產階級的社會運動中——而這必然意味著政黨組織、政治 運動和階級斗爭，并服務于這種斗爭——闡明斗爭性質，了解在什么地方筑壁壘、在什么地方挖壕溝、在什么時候給敵人致命一擊。馬克思主義為工人階級提供了 給對手致命一擊的理論武器，如果它不能履行這一使命，那么它就沒有資格被稱 之為馬克思主義。所謂“學術馬克思主義”從對行動中的實踐的拒絕作為它的開端，

　　既然它以這種拒絕為榮[31]，那么也就注定了它所通往的只能是一條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如果有人以為在資本主義的中國，還能保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界，那不得不說這類想法過于天真了。隨著無產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所掌握的領導權的喪失，屬于“紅色教授學院”時代的那一頁也已翻過。今天活躍在講臺上、學術會議上和他們的各類研究刊物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們，與過去社會主義時代的理論工作者已有了階級性質的根本差異——由“改革開放”所創造出來、并不斷鞏固著的資產階級對于中國社會在物質生產、制度安排、意識觀念等各個方面全方位的統治關系，不可避免地在同一個理論界的兩個時期間劃出一條難以越過的鴻溝。一方面是“新時期”以來理論家群體的“洗心革面”[32]，另一方面是“代際更替”[33]，這樣哲學家們就自覺地參與了這條鴻溝的最終掘成。除了純粹名義的頭銜和研究對象的表面延續之外，當代馬主義研究的專家教授們早已喪失掉了自己與馬克思主義的最后一點聯系。這群人脫離工人運動，閉門念經，他們的所謂“研究成果”既無黨性、也無起碼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追求，倒只是在歪曲馬克思主義上充當了先鋒，以至于墮落到玩弄各式資產階級哲學為時髦、墮落到兜售各式形而上學的新奇術語為榮的地步[34]。所以，盡管長期以來中國這些蟄居于象牙塔內、以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為業的所謂專家教授們自認為喝了點墨水便可以四處炫耀，自以為從中國特色當局那里領取了幾本文憑，就可以拍著胸脯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其實他們同這個稱號毫無關系[35]。

　　這群人的存在絕非后革命時代中國的某種“幸運”或“積極的正面”，而只是對馬克思主義可恥的褻瀆和嘲弄[36]。我倒是很好奇于:為何在我國左派那里，這群文人幫閑會一直被無批判地赦免在批判名單之外;以至于在有著“異常的理論興趣”的部分左派那里，甚至還到了輕率地把這些學者直接視作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或者“化身”，并以四處摘引、復述他們的“研究成果”為榮的地步?——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研究對象是馬克思嗎?或者因為他們笨拙地學著馬克思的模樣講了幾句看起來似乎是“馬克思主義”的話?

　　馬克思主義在學院派手中，變成了飯碗和爬梯式一類的東西——正如馬克思主義之于今日中共也僅僅具有政治偽裝術的意義一樣。今天這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一面在其政治實踐的現實之中對工人階級行盡侮辱和蹂躪之能事，一面卻在觀念思辨的天國偽善地將自己打扮成社會主義救贖的代言人[37]。為了順利地進行這種偽善的自我包裝，它就需要年復一年地豢養一整批編入官方花名冊的“理論專家”的大軍，就需要日復一日地購買哲學家們的竭誠服務用以滿足資產階級政治的自我想象——這便是作為一門職業的“馬克思研究”在今日中國的一切現狀的起源。因此也只有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才變為了一門服膺

　　于資本的精神生產的真正的產業，它擁有比外國“馬克思學”的同行更廣闊的財源、更寬敞的升遷之途、更精妙的欺詐技藝、更隱蔽的造假手段和更明確的服務對象。數十年來，這門由資產階級國家親自扶持和監護的精神產業不僅養活了不計其數 的“勞動者”，還使得學者專家們得以依靠它作為跳板，在這桌名為“改革開放”的 魚肉之宴中成功地分得屬于自己的那一部分[38]。權力、學術和利益之間那臭不 可聞的腐敗交易，中國馬哲學界的混亂、墮落、無恥和骯臟，它的冰山一角，已 在 2013 年的“桃色局長”衣俊卿事件中暴露無遺。

　　專家們實質不過是站在無產階級對面的御用幫閑、站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與事業之外的蠢人。共產主義運動自有著自己的理論和自己的理論家來驅散自己前方的迷霧，這座燈塔的底座上將會鐫刻有拉法格、考茨基、普列漢洛夫等人的不朽名字，它甚至可以包括像希法亭這樣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但它唯獨不需要任何一個自命研究馬克思的“學者教授”的出現。不論是杜林、保爾·巴爾特、悉尼·胡克，還是今天中國的這些受雇于官方的“專業學者”。可笑的是，“馬克思理論研究者”即等同于“馬克思主義者”的這類荒謬觀念，不僅是今日中國理論界與中國社會互相直觀時候的普遍幻覺，同時也在某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左派內部大行其道。

　　注釋(二):

　　[17] 在今天流行的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研究”理論史的回顧里，從 90 年代至今所編寫

　　的無數材料都將實踐唯物主義的起源一致追溯到 1978 年的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這并不是偶然，而是表明了實唯的政治誕生地。吳仁平等人在《實踐唯物主義研究的反思》里就說:“先是一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自此，長期以來僵化保守的舊思想、舊觀念和舊框框逐漸被打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被確立為黨的思想路線并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認同。黨和政府順勢抓住真理標準大討論所帶來的思想解放效應.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影響下，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也掀起了反思的熱潮。回顧這股馬克思主義哲學反思的熱潮，‘實踐唯物主義’研究無疑是反思過程中的一條鮮明的主線。”徐長福則進一步聲稱:“當然,正是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在反對教條主義上只是表層的,所以才有從 80 年代初持續至今的對蘇聯教科書哲學模式從體系到觀點、從思維方式到價值觀念、從文本根據到學術規范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徐長福《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演進態勢》，《學術月刊》2001 年第 2 期)

　　[18] 這種拒絕實際上是改開以來中國現實政治氣候變化的必然產物。正如鄧時代實際是對毛時代社會主義路線的拒絕一樣，在“新時期”，中國理論界也需要一次關于它與它往日的傳統決裂的“自我改造”。孫伯鍨在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濟決定論”時將其追溯至考茨基為代表的理論權威，這就基本否定了從第二國際直到蘇聯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在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內對于“經濟決定論”的堅守;而俞吾金更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證化的源頭向前推至恩格斯，將此后的歷史唯物主義發展都看做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實證化”背離。(趙慶元《在思辨終止的地方》，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 頁)而在

　　哲學家們所謂“哲學反思”的背后所隱藏著的，不過是布爾喬亞意識形態早已試圖強加于我 們的那些陳詞濫調: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只是一段從開始便踏上了歧途的、充滿失敗和屈辱、不值一提的“可悲鬧劇”。

　　[19] 從對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渲染抬高中，資產階級學者們找到了瓦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性的依據。馬恩對立論的吹鼓手胡克稱 1844 手稿所代表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形象， 是“馬克思主義的復興”和“馬克思的第二次降生”。他宣稱:“在第二次降臨時，馬克思既不是穿著風塵仆仆的常禮服的經濟學家《資本論》的作者，也不是一個革命者和鼓舞人心的《共產黨宣言》的作者，而是身著哲學家和道德預言家的服裝、帶來了令人喜悅的人類自由信息的馬克思，這些信息的力量超越了階級、政黨和宗派的狹隘的視野。”

　　[20] 無獨有偶，自赫魯曉夫推行“去斯大林化”以來，蘇聯哲學界所涌動的亦是哲學人道主義化的浪潮。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在“哲學改革”的旗號下哲學人道化、唯心主義化更是被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此期間也伴隨著對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污蔑和討伐(參見曹長盛等《蘇聯演變進程中的意識形態因素》，第 30-32 頁、74-81 頁)。這一浪潮直接導致了蘇聯哲學的終結。中共比蘇共聰明，它在政治上沒有讓出自己的全部地盤，因而在哲學上采取了更為隱蔽的修正主義策略。它用通過“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一類的東西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自己與知識精英的結盟。

　　[21] 實踐唯物主義的忠實簇擁張艷濤在《馬克思哲學觀》一書中總結道:“從革命范式到建設范式哲學的轉換主要包括 由‘兩極對立’思維到‘共贏共生’思維;由‘統一

　　性思維’到‘多樣性思維’;由注重階級價值觀到注重階層價值觀與共同價值觀的統一。”“所有這一切 共同構成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形態躍遷的歷史方位。”《近現代

　　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一書也抱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統教科書體系有著脫離時代和歷史現實的嚴重弊端，它“誕生于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與蘇聯和中國當時的黨內和國內的階級、階級斗爭和革命有著歷史性關聯。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在和平發展的時代，不論是

　　蘇聯教科書體系，還是中國傳統的教科書體系，都嚴重滯后于時代的發展 諸多理論主

　　題都顯得太過抽象，與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和現實生活嚴重脫節。”毫無疑問，在今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自然是無法令上層老爺們滿意的。

　　[22]1988 年 1 月 20 日到 27 日，由中國國家教委委托，中國實踐唯物主義派于天津召開了“哲學體系改革討論會”，明確提出用“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徹底改造哲學體系的主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瑞環代表官方做了《改革需要哲學，哲學需要改革》講話，隨即在全 國哲學界的文人幫閑中引發投機熱潮。

　　[23] 關于實唯與官方的深刻聯姻，北大一個叫豐子義的教授誠實地為我們介紹道:“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么，進一步研究的邏輯必然是理論聚集于實踐本身，即重新探討實踐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理論發展中的基本性能，由此興起了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伴隨著思想解放的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也開始啟動，并且呈現出逐步加快的勢頭。這一新的偉大實踐更加突出了實踐研究的重要性，更使實踐問題推向了理論研究的前沿，實踐唯物主義因之獲得了旺盛的活力。特別是中國發展道路的成功開創， 使實踐唯物主義獲得了新的生機和廣闊的舞臺。可以說，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在我國有其現實的基礎，它是伴隨著中國的發展而一步步發展過來的。”(豐子義《中國道路的哲學理念——實踐唯物主義的當代意義》)

　　[24] 關于這點，我們只需看看那些官方團體: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及各省市的 xx 學會里面所陳列的人頭(可笑的是，蹲在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里的一大半人卻都是靠吹“實踐唯物主義”過活的!)，只需翻翻印滿“哲學刊物”的那些時髦的學術文章，再看看專業考試的那些所謂“推薦教材”，就知道當今馬哲學界是哪家哲學的天下了。豐子義在他那篇跪舔文《中國道路的哲學理念——實踐唯物主義的當代意義》里也直言:“如果檢視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可以說‘實踐唯物主義’是最為主導的話語。”

　　[25] 劉懷玉在《析張一兵文本學研究方法中的“中國經驗”》一文中，就用孔丘立說和陳朱理學對儒學的整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等等類比當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流行的所謂文本學研究“中國化”，公然把馬克思主義等同于宗教。而他們學者專家則安穩高登廟堂之上，化身圣人之言的解釋傳播的中介，風光無限，好不快活。沒錯，就是這個叫劉懷玉的投機文人，寫了一本叫《走出歷史哲學烏托邦: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當代沉思》的書，厚顏無恥地打著馬克思的旗號系統地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做辯護。

　　[26] 實踐唯物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二者間的微妙聯姻，成為了吸引一群又一群 專家文人蜂擁而上、投機取巧的潑墨點。這種潑墨本身又成為了文人集團飯碗的來源。例如， 作為 1995 年官方舉辦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 的研討會成果的一本叫做《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與鄧小平理論的哲學基礎》的書，就是此類替 現存制度辯護的代表作。

　　[27] 自然，新時期中國的這個“宗教裁判所”同歐洲歷史上那類裁判所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隨著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衰落，馬克思主義實質已經被徹底地放逐和架空了。實踐唯物主義派的“真理裁決”只在人數極少的個別特定群體(例如馬哲學界)中才獲得承認，一旦越出這個群體，就成了無人理會、甚至人人喊打的學術垃圾。

　　[28] 張亮:《傳統馬克思哲學研究范式的歷史形成:一種知識社會學審理》，馬克思哲學論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研究會議,2005。該文以清奇的腦回路重申了中共當局“去斯大林化”的政治部署。

　　[29] 正當國朝馬哲學界的跳蚤們熱衷于標榜自己通過據說是“客觀”的研究，終于找到 了一個“原本”的、排除了政治干擾的據說是真正的“馬克思”時(例如某位張姓文人在他 早期著作《回到馬克思》中所表現出來的癡想便是如此)，他們不知道自己陷入特色資本主 義偽造學派的陷阱已經有多么深。跳蚤們應該聽聽一個叫吳曉明的人的意見——雖然他也并 不比自己的跳蚤同行高明，但他卻道出了偽造學派“客觀性”偽裝的荒謬:“馬克思主義第 一次粉碎了籠罩在哲學學術上的意識形態神話。按照這種神話，仿佛哲學——尤其是哲學學 術——是由‘無人身的理性’孕育出來的，并且還可以永遠躺在‘無人身的理性’的懷抱中。由于這種‘圣靈成胎’，哲學學術與社會現實的接觸不啻是“污泥生殖”。由此而產生的幻 覺是:哲學學術理應是‘客觀的’——就其不為內容所動是純粹形式的、自律的，就其無所 偏袒是完全中性的、中立的。然而，這樣一種所謂的學術客觀性(德羅伊森曾頗為尖刻地稱 之為‘閹人般的客觀性’)在今天還能夠是有根據的嗎?如果說黑格爾已經使之遭受重創并  岌岌可危，那么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則從這種‘客觀性’身上剝下一張又一張的偽裝，直

　　至把它揭示為某種本身根植于特定社會現實、但卻反轉過來掩蓋其現實根源的意識形態偏見。事實上，每一種哲學——包括這種哲學的學術本身——歸根到底都是社會現實在觀念形態上 的理論表現，都在社會內部的沖突和歷史實踐的處境中有其現實的根苗。 而那種‘閹

　　人般的客觀性’只不過是為哲學學術表面上的自律性和中立性所迷惑的主觀意識杜撰出來的。”(吳曉明:《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向度》，《學術月刊》2008 年第 7 期)

　　[30] 聶錦芳:《確立對學術的敬畏與尊重——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式的轉變》，《天津社會科學》2005 年第 5 期。聶這篇文章歸結起來就是以下公式:專家=學術=真理

　　=“馬克思主義”。因此，崇拜專家吧!在學院里虔誠地祈禱無產者的解放吧!

　　[31] 例如劉森林就以拒絕面向工農的寫作為榮。他誠實地表白道:“你要說的話是說給什么人聽的，這個定位基本上就決定你的境界和水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專家，一定要有盡量高的學術定位，要把寫給第一流的研究者(包括甚至最主要包括一流的中西哲研究專家)閱讀視為第一位的任務，不要沾沾自喜于被普通大眾和初學者追星似的追捧。”(張立波編《六十年代生人:選擇抑或為哲學選擇》第 113 頁)他的觀點很有代表性。

　　[32] 所謂實踐唯物主義的整個出臺過程，實質就是哲學界一場大規模的“自我清算”并對新的統治階級、對新的社會制度宣誓效忠的意識形態儀式。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實踐唯物主義”一詞就出現于哲學家們的論著中，但那時這個詞絲毫沒有神秘性，不過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另一個描述語被使用;它本身也沒有包含多少像后來那樣被吹捧得無以復加、被無數文人翻去復來地詮釋得近乎爛透了的所謂“哲學真理”的東西。只是到了后來改革路線塵埃落定，西學傳入，中國哲學家們才一個個地如不知從哪個地方接受了“神啟”似的恍然醒悟，紛紛皈依西馬門下，從里面東剽西竊，然后糅合到以實踐唯物主義為名的新型哲學教義體系的大雜燴里，爭先恐后地標榜起自己的“與時俱進”來。這一近乎徹底反轉的過程對于整個馬哲學研究者群體來說是極為戲劇性的。它恰好證明了:實踐哲學家們以為自己不再受政治支配、不再充當替人說話的奴仆，可惜，奴仆終究是奴仆，而且在鄧小平時代變成了不知道自己的奴隸地位的最恬不知恥的奴仆。實踐唯物主義派污蔑辯證唯物主義“沒有文本依據”，但若我們考察下實踐唯物主義的前世今生，就會發現它自己也不過是一門由投機文人純粹人為地拼湊起來的、浸透了宗派偏見的“偽馬克思主義哲學”。實唯的這種深刻的理論無根性，不僅使其內部一直陷入無休止的分裂和自相矛盾之中，也逼迫實踐派不惜代價地為論證自己的合法性而殫精竭力，以至于某些人的臉皮竟厚到了把李達甚至毛澤東也納入所謂實踐唯物主義的信奉者的行列的地步!

　　[33] 關于這種“代際更替”，張立波在他的《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命名與想象》一書中做了有意思的概括。總結起來，在新一代的所謂學人中間(在張看來，首先是 60 年代人)，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的主題早已拋諸腦后，他們僅僅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罷了。“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是從學術的角度切入的。和前輩學者相比, 他們擁有更多的學術旨趣。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種退守的姿態,是一種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的自覺選擇。”這群專家群體，實質上已演變為了中國版的資產階級“馬克思學”者。

　　[34] 這里，我們不妨再次以那個張姓文人為例。此人甚喜歡自造概念、賣弄異詞，已被布爾喬亞故作高深的“學術場”荼毒得失去了組織正常語言的能力。請看他 1989 年在《天府新論》所發的捧場文《實踐功能度:實踐唯物主義邏輯構架的整體特質》吧，什么“邏輯

　　意向”“理論定在”“格式塔轉換”“功能度”，一邊是“有序系統”，另一邊又是什么“總體結構”，“通道、透鏡”“實踐負熵”. 自說自話，云里霧里，不知所云。瞧吧，

　　這便是資產階級教授們奉獻給工人們的貨色——一通形而上學的晦澀而空洞的廢話。各式新奇術語的堆積使得原本就含糊不清的實踐哲學的說明更加混亂。雖說實踐派一般都喜于文過飾非，但像他這樣的言語不清的不肖子孫，還當數第一個，這真是國朝馬哲學界的莫大恥辱。可笑的是，這個姓張的還恬不知恥地自稱是“馬克思的學生”!

　　[35] 我將中國馬主義專家對于自身的“馬克思主義”性質的錯誤界定，稱之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學者的身份幻覺”。與梅林、拉布里奧拉、普列漢諾夫等社會主義史上的理論家不同——這批人是通過自己獨立探索和社會斗爭的歷練而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的——今日國朝的學者的“馬克思主義”標簽，并不是由他們自己爭取來的，也和運動及群眾的認可毫無關系，它們是由統治者授予的。專家們頭上頂著的“馬克思主義”廉價標簽，僅僅來自于當局意識形態統治歷史延續的特殊需要，僅僅來自于現存畸形制度所設立的畸形專業所造成的畸形局面。至于這些學究本人和它們的所作所為，則是與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歷史事業本身毫無聯系的。

　　[36] 有人曾經總結道，改開以來在“去政治化”的旗幟下，馬哲學界發展的歷程就是 “理論的多元化”“研究者的個體傾向”不斷增強的過程。實踐派們不僅從消極的意義上爭相毀壞著馬克思主義，并且也“積極”地按照修正主義的路數來構建起專屬于自己的“馬克思哲學體系”了。專家們按照個人喜好或需要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隨意的取舍、發揮和改裝， 然后爭相售賣。馬克思主義哲學早已在他們手中變得面目全非。例如一個叫叢大川的實踐派玄想家，就滑稽地喊叫什么:“馬克思哲學不是任何形態的‘現代唯物主義’，而是實踐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而是人文精神學;馬克思探討的也不是客觀世界，而是人的主體意識世界!”“從使命上講，馬克思哲學是為了給人們提供現實生活和未來生命活動中真善美統一的價值觀念，以便使人們在新的實踐中更好地實現自身的價值和社會的價值。從核心理念上講，馬克思哲學是為了給國際勞動者和進步人設計崇高的每個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哲學共產主義理想。從精神境界上講，馬克思哲學是為了為人類的未來創意天人合一的大同精神境界。從人性品格的角度講，馬克思哲學是為了使人們在主體際關系中樹立起豐富完美的類人格。七是從終極關懷的角度上講，馬克思哲學是為了現實生活中人的自由個性的敞現，是為了全面發展人的自由個性。八是從哲學視野的角度講，馬克思哲學力使人們獲得與天地同壽、與日月同輝的宇宙精神境界。”(參見叢大川《我的卡爾哲學觀--對卡爾·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的新省悟》，《青海社會科學》2005 年第 1 期)看看吧，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已經被這群文人玩意糟蹋到了何等地步!

　　[37] 在近幾十年特別是 21 世紀以來，當局的“代言人”角色也在發生變化。從“三個代表”“和諧社會”、替以孔孟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招魂再到所謂“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 夢”，社會主義代言人的圣徒的偽裝正在改頭換面，讓位于民族主義的獸皮。自然不消說， 我們親愛的國朝馬哲學家們，也無一不是這套獸皮的忠實販賣者。何中華宣稱要把馬克思主 義與孔孟學說融合起來(何中華:《回到馬克思，回到孔夫子》，《儒風大家》第 33 期);張一兵則宣布他們是不可能用西方學者的話語表達自己的學術存在的(黑格爾也好，馬克思也好)， 他們要“提供一種與世界學術對話的中國當代哲學思想 必然是以我們自己民族的學

　　術話語方式出現的東西 我并不是現在就打算浸入孔孟、老子和莊子的東西，但以后是

　　一定會做的，因為總要回到我們民族文化中根基的部分。”(《構境論:不以他人的名義言說》，第 55 頁)

　　[38] 套用一句考茨基的話，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腦力勞動者的階級地位明顯下降了 他們不再是資產階級的精神領袖，而變成這個階級的仆從。升官發財的思想

　　就像傳染病一樣在他們中間蔓延開來。現在，他們關心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發展自己的智力， 而是從智力中吸取好處;賣身投靠成為他們立身處世的主要手段。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把理想家、研究者、思想家和幻想家們都變成了什么東西!”(考茨基《愛爾福特綱領解說》)

　　三

　　實踐唯物主義派們普遍所持有的對于“哲學政治化”的這種深惡痛絕是有著“充足”的理由的。因為他們十分清楚自己的寄生性，清楚“中國實踐唯物主義哲學”的強大只是一種徒有其表的幻象[39];而工人階級的政治中所包含著令現存社會制度滅亡的因素，將會要了他們的命。

　　如果我們稍微考察下這些悠閑地躺在沙發上的哲學家的社會地位、利益關系、交往網絡和日常活動，考察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所做的扯得離譜的所謂“研究”，那 么就容易看出，他們和工人是兩個根本不同的人群，他們所說的語言也是和工人 不同的另外一套屬于上流社會和精英的語言。這些幫閑文人們的“馬克思主義”， 也不是工人階級解放所需要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盡管這種語言和語言的言說，經 常性地披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但在實質意義上，專家們并不是任何意義上的 馬克思主義者。實踐哲學家們是現存體制的受益者，他們自然樂于自己的特長以 回報這個體制[40]。

　　這種回報是通過對于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心歪曲和修正來完成的，實踐的概念首當其沖。

　　實踐哲學家們玩弄的第一個花招是剝離實踐的主體，他們談論的實踐是無主體的實踐、排除了階級斗爭的實踐。這樣一來，也就方便于他們將馬克思主義篡改為倫理的、純粹主觀的、無涉階級斗爭的、“生活哲學”式的那種無害化的人本主義空話。正像當年德國的“青年黑格爾派”一樣，雖然實踐派滿嘴都是震撼世界的詞句[41]，實質上他們才是最大的保守派。實踐哲學的這種理論的保守性質， 是與哲學家們自身的特點相適應的:中國實踐唯物主義派都是一些繁瑣哲學家， 天生的俗種，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又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他們的所謂“哲學研究”，完全出自象牙塔內的智識階級特有的那種繁瑣、濫情、過剩的注經欲的自我生產的結果。盡管實踐哲學家們每篇文章都充斥著“實踐”“改造世界”的豪言壯語(當然，也是以相當偏頗的面目呈現出來的)，并強調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歷史

　　運動的性質，但他們并不理解這種實踐，并且回避今天中國勞動者反抗資本主義 當局的斗爭實踐。實踐哲學家們表示要揭開形而上學的帷幕，實現馬克思主義哲 學立足點從知性的科學到關懷人的現實生存的“根本翻轉”[42]，高談人的地位、 意義和價值[43]——但是，今天正在遭受著資本主義奴役和壓迫的中國無產階級， 卻從不在他們“關懷”的范圍內。在他們的著作中，除了一堆故作高深的關于“實 踐”的自我感動和晦澀論證外，并沒有給予這個最具實踐品格、同時也是唯一能 擔負起“改造現存世界”使命的群體以任何容身之處。如果說，中國數億已經成長 和覺悟起來的無產階級及其斗爭，還不是最為重要的“感性世界”和“現實世界”，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來說還不是最應該去關注的現實的話，那所謂“感性世 界”究竟還會是什么呢?[44]當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明確指出“對 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說來，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 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45]的時候，實踐哲學家們都做了些什么呢?

　　哲學家們不知道，現代中國工人階級群體和它的周遭恰是關聯著現代中國社會最隱秘同時又是最生動的機理的歷史之鑰，是最大的“生活的實際”，并且必將在未來成為歷史審判官對于中國資產階級的判決的執刑者——實踐唯物主義哲學家們害怕這種判決，他們不遺余力地想要阻止審判日的到來，因為今日他們在現存制度中的特權地位和利益，是如此緊密地同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神圣秩序捆綁在一起。哲學家們不知道，工人現實正是當代中國社會問題最露骨和最徹底的表現，生產車間里的矛盾包含著一切矛盾的萌芽。當實踐哲學家們背對這一切、架空這一切，竟還以為自己的哲學體現了什么“實踐品格”“感性現實”時，竟還以為自己掌握了這個時代時——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顯得多么地愚蠢。

　　實踐派是喜歡以馬克思的名義言說的。可是，一旦實踐派面向中國的階級社會和現實政治之時，他們的冒牌貨實質，他們自我標榜的那套哲學的革命性和“實踐性”[46]的偽善，也就暴露無遺了。不僅如此，實踐哲學家們鼓吹的“實踐”同時是非現實的實踐。青年黑格爾派鮑威爾等人曾經聲稱，他們在無限的自我意識中找到了一切事物的起源和解釋，而今天的實踐哲學家們則宣布自己在實踐中找到了一切存在隱蔽的本質和真實意義[47]。這些自命要抓住“實踐”的秘密的哲學家， 拋棄構成現實的實踐活動的那些環節、條件和對象的特殊規定不談，撇開物質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基礎置之不理——正是這些規定塑造了歷史的、感性的現實的人的實踐形式;卻硬說這一切物質的豐富存在都是虛幻的、粗野的、無機的，只能仰仗于“絕對的、無限的創造之神”——實踐、人的主體性來從外部賦予它們實在的意義。因此，實踐派所傾心的這個“實踐”，也就不再是世界之中的、物質的與人的實踐，而變成了存在于物質世界和現實的人之外的獨立主體;它的實質， 既不是人，也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觀念。正像實踐派一直以來所致力于攻擊唯

　　物主義的這一行為本身所宣告的那樣:既然它不把實踐視作是物質的運動，而是觀念的運動——那么，實踐派們“實踐”的結局就是并且也只能是實踐的唯心主義化、觀念化和主體的非對象化。其結果，是在一種利用印有馬克思商標的、稍區別于黑格爾哲學的“奇妙演繹”中將“實踐”變換為一種純粹的觀念的自我存在，變成一種純粹思辨的范疇。在這種唯心主義的理解中，“實踐”不再有具有任何現實的形態和現實的可能，它本身成為了一個服務于思辨的、自滿自足、無所需要的起點和終點，這樣，實踐也就淪為非實踐的了。

　　不消說，為了兜售這套唯心主義的實踐哲學的“真理”，實踐哲學家們也不會忘記從馬克思甚至是從他們厭惡的恩格斯的著作里剽竊來只言片語[48]，通過對其精心的歪曲和巧妙的非歷史的“處理”和“過濾”后，以便將實踐唯物主義的贗貨偷偷塞給馬克思恩格斯;借此裝出一副似乎有著“文本依據”的模樣，虛張聲勢。若我們回顧 20 世紀 80 年代末以來的實唯的整個理論的發展史，以及在這個過程的幾個重大命題的出臺和論證過程，就可以發現，這幾乎同時又是一部哲學的造假史和謊言的編織史。

　　實踐唯物主義對于物質性、客體性、規律性的刻骨憎惡，直接導致了他們對于理解當代中國社會和介入現實生活的無能。因為對于一個社會進行任何嚴肅分析和科學把握的嘗試，解決社會問題的依據，都絕不可能在實踐唯物主義派所鼓吹的“意識”“主體”“實踐創造”“自由活動”中得到結果，相反只能從客觀存在的物質性現實出發、予以唯物主義的分析才能做到——而中國的實踐派，恰恰是普遍敵視唯物主義的[49]。馬克思恩格斯在歷史觀上所實現變革正在于堅決地拋棄一切關于意識、人、主體的空話，從現實經濟結構從物質生產中為理解一定時代尋找到最隱蔽的基礎。實踐唯物主義卻從這個基礎向后倒退了[50]，它不斷地轉向“主體性”“人”“創造性”“選擇性”“意義世界”，由經濟轉向文化，遠離現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來抽象地談論人、生存、解放[51]。所以固然實踐唯物主義派也批判資本主義，因為它貶低世界的客觀實在，因為它所采取的倫理的和人道主義的立場，決定了其批判只能是蒼白無力的[52]。更何況，絕大多數實踐哲學家還滑稽地以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53]

　　所以，不論孫正聿在《當代中國的哲學歷程》[54]中如何把主體性、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在飽受資本家壓迫的億萬中國工人面前，在富士康十三連跳和閬中公審面前，“實踐哲學”的這類自欺欺人只是顯得可笑和諷刺。實踐哲學家們以為自己嘴里嘟嚷幾句實踐哲學關于“人”“人自身”“人的活動”的大話[55]，就“接近了現實、回歸了生活世界、重視了感性活動”，實際上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加遠離真實的中國社會[56]。實踐哲學家以為自己比誰都更加“懂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他們比任何人都陷于一種對于對實踐的共產主義的無知之中

　　[57] 。

　　在批判“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恩格斯曾經指出:在德國“沒有現實的，激烈的、實際的黨派斗爭”的這種保守封閉的社會狀況下，“甚至把社會運動也變成了純粹的文學運動”[58];而今天我們便可以說:自命發現了“真正馬克思哲學”的中國實踐派——這個跪拜在亞洲普魯士皇帝膝下的太監學派，不但將馬克思學說變成了一種“文學運動”，并且是一種“反革命的文學運動”。

　　注釋(三):

　　[39] 所以，有實踐派這樣表白道:“在這樣一個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我們這些以研究馬克思主義為業的所謂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在哲學智慧上還是在學術良心上，似乎真有些一日不如一日了。較之于西方保守主義而在中國反轉為激進派的布爾喬亞自由主義的斗士們，話語之懦弱，言說之蒼白，我們真的只剩下慚愧。”(張一兵、蒙木桂《神會馬克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序)

　　[40] “提出和探索‘實踐的唯物主義’并進而形成‘實踐的唯物主義’的基本理念，這既是一個艱難的理論進程，也是一個以理論的方式表征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歷史進程。因此，在‘歷史’的意義上理解‘實踐的唯物主義’就必須訴諸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改革開放 30 年的理論與實踐表明實踐的唯物主義”的理論成果，是來源于并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理論成果。”(孫正聿《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現代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8 頁)

　　[41] 據說，“馬克思哲學是以具體的、感性的實踐活動作為出發點的”，要打破它的認識論框架，要避免把它變成“學院化的高頭講章和經院哲學式的空談”(見俞吾金《馬克思對物質本體論的揚棄》，《哲學研究》2008 年第 3 期)實踐哲學向人們高喊道:實踐!人的活動! 現實生活!——可是，實踐哲學家們又是怎么做的呢?他們為我們開辟了認識和改造現存社會的怎么樣的出發點呢?不過是用一通關于“人”的哲學新原則的廢話、新包裝后的形而上學取代了舊的。

　　[42] 這類廢文例如賀來:《馬克思哲學與“存在論”范式的轉換》;吳曉明:《試論馬克思哲學的存在論基礎》等等。此類人口號一個比一個喊得響，卻屁股一個比一個坐得歪。

　　[43] 實踐派仿照著資產階級人本主義哲學的路數，竭力將馬克思包裝成人道主義的代言人，抽離客觀的經濟分析和歷史考察，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套空洞無物的書齋哲學符號的操作話語。實踐派哲學家在他們的每一篇文章里，都高喊著這類“實踐”口號奔向實踐現實的愚蠢:“面向人的生存和發展這兩個最大的現實問題，從具體問題出發而不是從抽象原則出發，把人的生存和發展作為哲學理論的自覺出發點，這是最強烈的人文關懷。(馬克思—— 引者注)把哲學的聚焦點從超驗的抽象世界轉向感性的具體世界，把目光從宇宙本體投向人的生存狀態，從‘尋求宇宙運動的最高原因’轉向探究人在塵世中的生活實踐活動......

　　馬克思從本體論上所發起的哲學革命是一場徹底的范式轉型:要求從人的現實生存實踐活動出發，從人的存在出發 馬克思發現，實踐活動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自由自覺

　　的生命活動，這種活動是生成的和開放的 馬克思哲學生成論的本體論的內蘊是:把實

　　踐看做‘整個人類世界’、‘整個現存世界’的基礎和本質，把實踐看做人類一切社會關系‘由此產生’的源泉，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大千世界中

　　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它把人的存在本身作為哲學所追尋的本體 ”(干成俊

　　《馬克思哲學本體論研究 30 年的回顧和反思》，《哲學動態》2008 年第 8 期)

　　[44] 面對實踐哲學與現實的這種嚴重分離，理論界內部甚至也被迫有所反應了。從 2000 年以來就有不少文章開始探討所謂“學術性與思想性(政治性)”之間的關系，強調哲學應該關注現實。《哲學研究》2004 年第 1 期刊發的“青年哲學論壇部分成員討論”，就直接將哲學脫離實際作為一個嚴峻問題向整個理論界提出來了。雖然在這種內部反應中，也不乏言語激烈者，例如徐長福在他的《關于實踐的哲學與作為實踐的哲學——中國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范式的危機》中質問道:“其實，馬克思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資本;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消滅資本。可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及其實踐哲學，卻總是既跟馬克思錯位，又跟資本錯位。 如今，資本在生活中成了主角，卻輪到馬克思存在于書本上

　　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范式的危機的關鍵就在這里。 多年前，透過姓‘社’

　　姓‘資’的爭論還能依稀看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之為實踐的哲學的身影。可如今，還有幾個人在乎從前那些所謂理論上的大是大非問題?又有哪一項事關全局的重大實踐在指望這種實踐哲學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像 30 年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樣?即使那些關于哲學回到現實生活的呼聲也只是在學者們各自的書房內回響，至于那些批判資本和市場的激烈言辭也不過震撼著批判者們自家電腦的鍵盤而已。有那么多在權錢聯手圈地的浪潮中遭受剝奪的農民，有那么多在官商勾結引發的礦難等事故中冤死的民工，試想，如果馬克思看到這一切，他會怎么做?這一點，復習一下《資本論》就知道了。可是，我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家們又做了什么?他們在用什么證明著自己的哲學不僅是馬克思意義上的關于實踐的哲學，而且是馬克思意義上的作為實踐的哲學?當然，這一切并不妨礙中國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研究仍然保持一派繁榮的景象。各項投入和產出的統計指標顯示著這種繁榮，追逐指標的競爭與合作撐持著這種繁榮。對于學者們來說，講什么已經越來越無關痛癢，要緊的是在哪里講，講了多少次，怎樣運作才講得出來。借用亞里士多德的術語來說就是:實體可有可無，地點和數量至高無上，而關系則決定一切。這種狀況本身就表明這一實踐哲學范式之實踐品質的嚴重退化和扭曲。”但顯然，徐長福等人信奉的實踐哲學根本無力解決這一分離，甚至他們對于批判無力的批判，也僅僅是從相反的方向構成了現代中國實踐唯物主義經院哲學的另一面而已。

　　[4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3 卷，第 48 頁

　　[46] 據說，馬克思哲學需要對現實“進行具體的、歷史的現實分析”，它不是一套操作話語，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論(見孫伯鍨等《體系哲學還是科學的革命的方法論》，《天津社會科學》1997 年第 6 期)——可是，實踐哲學家又是怎么做的呢?你們曾對 30 多年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做出過什么“具體的、歷史的現實分析”嗎?時時刻刻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者”的你們與苦難的中國無產階級的聯系又是怎么樣的呢?

　　[47] 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鮑威爾的自我意識論的唯心主義如下一段話，搬用用來駁斥實唯的典型觀點——實踐本體論也是適宜的，實唯的把戲，正在于將黑格爾的自我意識替換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真理就是唯物主義的對立面——絕對的即唯一的、得意揚揚的唯心主義。自我意識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沒有任何東西。‘自我意識’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萬能創造者。自我意識必定要使自己外化并采取奴隸形象，而世界就是自

　　我意識的生命表現，但是世界和自我意識之間的差別只是虛假的差別。自我意識不把任何現實事物同自身區別開來。世界實際上只是形而上學的區分，是自我意識的超凡入圣的頭腦的幻想和想象物。 絕對的唯心主義者要想成為絕對的唯心主義者，就必須經常地經歷一

　　種詭辯的過程，就是說，他必須先把他身外的世界變成虛假之物，變成自己頭腦的單純的突發之念，然后宣布這種幻象是真正的幻象，是純粹的幻想，以便最終可以宣告他自己的唯一的、獨一無二的、甚至不再被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這種存在，在實踐派理論那里就是所謂人的主體性，就是所謂“實踐”。

　　[48] 受到實踐哲學家們歡迎的主要是馬恩的早年時期的哲學著作(對于馬恩在其他時期和其他領域的更為廣闊的著述，哲學家們則是一竅不通的)，在這些著作中又尤為青睞馬克思哲學發展的人本主義時期的那些帶有過渡性質的哲學評論:例如《1844 經濟學哲學手稿》、

　　《神圣家族》、《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個別段落(可笑的是，這其中 有好幾本都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參與下完成的，實踐派們卻總是一次次地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厚著臉皮引用它們來“批判”恩格斯的所謂“舊唯物主義”!)。實踐哲學家是善于偽造哲學 的，如《1844 手稿》中“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一論，“與人分離的自然界是無”一論，《神圣家族》中對于黑格爾思辨的“果實”抽象的批判等等， 都經過哲學家們的精心改裝和歪曲，成功地用來為自己關于實踐活動和主體意識的唯心主義 觀點做堂而皇之的辯護了。對于未曾仔細研究過上述著作的讀者而言，這種謊言確實富有迷 惑性，并且現在也依然在被實踐派的著作家們繼續成篇累牘地制造著。但是，只要讀者們認 真考察下上述幾個段落的來龍去脈，就可以看出實踐派對馬克思原意的偽造，完全是沒有依 據的。

　　[49] 關于唯物主義，中國實踐唯物主義派普遍地傾向于淡化甚至否定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唯物主義性質，他們否認哲學的基本問題，否認物質第一性，玩弄“近-現代哲學”“理論- 實踐思維”這類二分把戲，叫囂唯物主義“不適合”用以定位馬克思的哲學。這在所謂“實踐超越論”的主張中得到突出體現。他們聲稱:“馬克思主義哲學再也不能被容納于傳統的唯物論與唯心論派別對立的模式，既不能從唯心論觀點去理解它，也不能從唯物論觀點去理解它，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的秘密、變革的實質，恰恰就在于對唯物論和唯心論的超越。”(高清海:《再論實踐觀點的超越性本質》，《哲學動態》1989 年第 1 期)與政界的修正主義一致， 國朝馬哲學界墮落的秘密也在于放棄了一系列真正根本問題的爭論，“在 90 年代中后期的思考中，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對立不再是問題的重心，無論是否意識到，無是否自覺，擺脫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二元對立的趨勢逐漸明顯了。”(張立波《閱讀、書寫和歷史意識》，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2 頁)

　　[50] 實唯的人本主義路線實質上是對整個馬克思主義科學歷史觀的理論反動。一旦實踐哲學決心用一通關于人、主體、意識的空話，頂替對于社會經濟客觀條件的實證分析時，也就背離了他們所偽善求助的“現實生活”本身。

　　[51] 阿格爾曾經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是“馬克思主義從一種階級斗爭的革命理論逐漸轉變為一種同工人階級失去密切聯系的意識形態理論和批判的過程。”(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3 頁)中國實踐唯物主義的這種蛻變與西馬有著驚人的相似。

　　[52] “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他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做壞東西拋棄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對同這種生產方式密不可分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這種剝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樣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97 頁)

　　[53] 有時候，在忠實地反映馬克思學說原貌的這個問題上，資本主義世界的某些學者倒還可能比某個冒牌社會主義國家的冒牌馬哲學專家們更加接近真理。日本學者就曾經這樣表達過對于中國實唯“高喊著革命口號卻投入反革命懷抱”的奇妙處境的疑惑:“有一個問題我感到困惑，這就是，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是以對現實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為藍本的。但從中國的實踐唯物主義研究中注重的是實踐唯物主義體系的建構，卻看不清它與現實的聯系，而且過于理論化、抽象化。”(趙麗霞:《中日學者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對話》，《哲學動態》1994 年第 8 期)這個日本學者顯然是寄予中國實踐派以過高的期望了。要知道，中國的這些馬哲學教授們可是連當今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都是不敢去正視的，談何批判?

　　[54] 孫正聿《當代中國的哲學歷程》，《教學與研究》2001 年第 1 期

　　[55] “在馬克思學說中，實踐范疇不僅體現在哲學內容上，更重要的作用突出體現在哲學范式上 從‘宏大敘事’向‘生活世界’回歸，從‘抽象的個人’走向‘現實的個

　　人’，從‘天國’到‘塵世’，從此，真正的哲學不再是純粹的思辨(從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而成為時代精神的理論表達，哲學不再冷落生活或遠離生活甚至敵視人，而是努力親近人。”(張艷濤《馬克思哲學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9 頁)

　　[56] “你說你在談論‘活的個人’，但實際上你當作出發點的，并不是具有確實由他們的生活條件、由該一生產關系體系所產生的‘思想和感情’的‘活的個人’，而是木偶，并且你把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裝進它的頭里，顯然，這樣的做法只能產生天真的幻想，生活脫離了你，你也脫離了生活。”(《列寧全集》第二版，第 1 卷，第 370 頁)

　　[57] 對于實踐的共產主義的無知，并不妨礙實踐哲學家們對于實踐的資本主義的“深刻領悟”。哲學家們誠實地看到:“我國改革開放的起步和實踐，特別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向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了尖銳的挑戰。挑戰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脫離沸騰的生活和實踐，仍舊停留在對世界基質、本源和狀態的抽象說教上;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構突出了人作為主體的決定作用，人的素質、人的法制觀念和平等精神、人的信義和進取心態等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或缺的硬件條件，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沒有給人及其主體精神留下廣闊的發揮余地;. ”(張奎良《馬克思的哲

　　學思想及其當代意義》，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08 月第 1 版,第 409 頁)接著一個研究浙商的教授就在其著作中恰如其當地運用這些“原理”為資產階級做起了辯護。這個教授宣布自己在“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典型主體”——浙商那里，找到了“干”字當頭的實踐主體的光芒;在資本家那里，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首先 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落后于發展

　　國家，處于后發市場化和后發工業化，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發展是第一要務，應該‘干’ 字當頭;其次，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論，是很難有結果的， 所以中國改革開放

　　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反對爭論，主張‘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只有去‘干’去

　　‘抓’才能抓住老鼠，必須‘干’字當頭;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只有先‘摸著石頭過河’，即‘干’字當頭;最后，從事實踐活動的人，是實踐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是人類社會歷史的主體。馬克思強調人的肉體存在和實踐活動，說明人能夠而且只能在‘不依賴于他’并且‘存在于他之外’的感性對象上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人的本質力量在于人作為感性的存在物能夠和感性的對象之間發生真實的對象性關系，能夠通過利用和改造對象來滿足自身的肉體需要和精神滿足。‘干’字當頭符合馬克思主義。”(呂福新等《浙商論——當今世界之中國第一民商》，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7 頁)

　　[5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3 卷，第 538 頁

　　四

　　接受了官方歷史編撰學的話語預設的實踐哲學家們，在高談“實踐超越”時總是不忘歷數中華人民共和國前 30 年的社會主義歷史的種種“罪惡”，并認定是錯誤的觀念導致了這一切，憤憤地要求“傳統哲學思維”對此負責[59];在替改革開放歌功頌德時，他們又把它解釋為“新時期哲學”的功勞，并幼稚地企圖從主體在純粹想象中的“解放”“自由”去推導社會的解放[60]。真實的歷史和各階級之間的斗爭，在實踐哲學家這里全部煙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是在哲學家們的觀念中所展開的歷史。支配著他們得出上述兩個結論的共同邏輯，都是一種思想決定歷史、意識創造一切的唯心主義觀念。有人曾經把實踐唯物主義諷刺為“實踐唯心主義”， 這是頗有道理的[61]。“當然，我們不想花費精力去啟發我們的聰明的哲學家， 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把哲學、神學、實體和一切廢物消融在‘自我意識’中，如果他們把‘人’從這些詞句的統治下——而人從來沒有受過這些詞句的奴役——解放出來，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沒有前進一步;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62]

　　實踐哲學的路線的本質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

　　實踐唯物主義派并不理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理解由它所支配下的社會各階級呈現出怎樣一種必然的關系，由它們之間的斗爭又將導向何種必然結果。由于奉行主體邏輯至上論的實踐哲學不能理解客觀社會現實，不愿意承認實踐的受動性、歷史性和物質性，所以當面對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時，他們唯一所能做的:在理論方面是手捧西馬、“馬克思學”的經書念經;在實踐方面則是制造一摞又一摞廢紙堆，協助當局粉飾印上“實踐”兩個字的“資本主義新時代”[63]。二選其一，莫能例外。

　　“可是，難道我們沒有在我們的書里批判資本主義嗎?難道我們沒有為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做出一些貢獻嗎 ”——實踐派哲學家們做出一副人畜無害的模樣

　　這樣抬頭向他的觀眾們問道。自然，中國的馬主義專家們在文章和論著中受于自己論述對象即馬克思的牽制，一般也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控訴。除了少數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俘獲的糊涂蟲外[64]，多數論者依然承認私有制的后果必然是工人階級的災難和資本家階級的富有，他們在一般的意義上保持著對現代社會的某種批判。但是，這種批判卻是與現實截然割裂的，只是被置于純粹學理的世界里進行的，在多數情況下只是作為對馬克思理論介紹性質的復述而一筆帶過， 從未與當前中國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我們是不指望聰明的專家教授們去做這種“結合”的。因為這種結合與他們的飯碗本身是截然矛盾的[65]。是啊， 批判!你們的批判，不過是那種空洞的、沒有內容和目標的、到處都顯露出對于特色社會主義的曖昧、并時刻覷視著它的權杖的“批判”——那種不成其為批判的批判罷了!是啊，宣傳!匍匐在當局腳下的你們，只談市場邏輯，不談資本主義; 只談資本異化，不談資產階級;只談現代性，不談階級斗爭——無休止地制造理論混亂，時刻準備著充當現存制度的辯護人，這便是你們的宣傳!你們不停地往馬克思主義中偷運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哲學的爛貨，把完整的革命理論肢解、揉碎、再使之與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調和起來，用人本主義的陳詞濫調冒充科學理論

　　——你們就把這個叫做“宣傳”!

　　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以純粹經院哲學的方式賦予所謂“實踐”以超越一切客 觀規律和物質前提的優先性，它使“唯物主義”后綴變成了空洞的裝飾[66]。既然 它認為實踐統攝一切，所以事物的實際存在也就完全取決于人、主體、意識了[67]。故而，實踐哲學家們才會如此熱衷于高談闊論“中國道路的特殊性”“駕馭資本、 利用資本”一類的奇異迷夢，賦予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以神圣靈光;故而，實 踐哲學家們才會熱衷投身于將不可調和之物調和起來的精神烏托邦工程。一個滑 稽的典型是，一個叫高清海的實踐派甚至不承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 是客觀存在著的矛盾，仿佛它僅僅存在于“主觀”的“思維方式”中一樣——他宣稱:

　　“實踐標準的討論，轉換了教科書哲學的先驗思維模式，才使我國走上改革發展的道路。 在我看來，這個討論的真實意義就在于，它使我們從先驗的思

　　維模式轉換為實踐思維模式，從而解決了我們所面對的一個最大難題，即抽象理論原理與生活實踐邏輯相悖離的矛盾。 我國本來沒有多少資本主義，資本主

　　義并非我國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我們的主要問題是貧窮、落后、社會不發展。那時我們卻拋開我們的生活現實，不是從批判我們的舊世界中去創建我們的新世界，而是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抽象對立的原則出發，把西方的資本主義作為我們的主要批判目標  ”，“應該說，在我國，這個矛盾本身就是由哲學造成的。”[68]

　　中國實踐派從它的老祖宗“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里借來了“主客體同一、歷史相對性、人的主體選擇性和歷史偶然性”的打扮，把所謂“現代哲學”對于本質、

　　規律和客觀實在的拒斥，當做“馬克思哲學的真理”來供奉——其實，這幾條哲學路線正是歷來的修正主義的一貫偽裝，一點也不新鮮。關于這點，我們只需回顧下構成伯恩施坦主義的哲學基石的那些觀點[69]，回顧下西馬如何在主體性口號下背離工人階級的解放[70]，回顧下高唱“多元獨特性”的“歐洲共產主義”的慘淡收場[71]，回顧下南斯拉夫[72]和蘇聯[73]——這兩個曾高調自稱關注“人”“主體價值”、奉行“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一切就十分清楚了。

　　既然實踐哲學自詡要實現“研究對象的主體轉變”，包含有對理論有限性的限 定，對主體再造地位的肯定[74]——那么根據這種哲學，客觀現實和客觀矛盾究 竟是如何，事情本身是如何，已經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了。因為據說“客觀” 是不存在的，“物質的決定作用”也是不存在的，主體至上，意識和人的活動就是 一切。根據這種粗鄙的唯實踐主義哲學，必然產生一種主體決定作用的神話:即 無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的實現似乎并不是一個其內部由一系列必然性的環節 和斗爭階段相彼此聯系著的歷史的客觀過程，而變成了一個可以隨意由主觀意愿 來拆分和頂替其中任一部分的“純粹主體的過程”;人們也根本無需根據現實世界 的客觀方面去確定社會主義運動的路線和策略，而僅僅求助于萬能的主觀能動性， 求助于倫理或人道主義的空話就行了。正是益于這種粗鄙的唯實踐主義哲學的

　　“啟發”，機會主義者們才會做起“和平地、漸進地、民主地改造資本主義制度”的唯意志論的白日夢，才敢于理直氣壯地拋棄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階級斗爭等一系列根據資本主義客觀現實所確定的綱領原則;正是益于這種粗鄙的唯實踐主義哲學的“護航”，中國黨的不肖門徒們才會高喊“各國道路的主體性、特殊性”， 才敢于公開抹殺兩種根本對立的社會制度的界限，顛倒黑白，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說成是“社會主義的”[75];也正是在這種粗鄙的唯實踐主義哲學的庇護下， 實踐派才會拒斥于一個徹底唯物的、科學的、完整的和確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存在，拒斥于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76]，轉而用非體系的、零散和偶然的、浸透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人本主義哲學去歪曲、拆解和對抗它[77]。

　　實踐唯物主義看起來最高揚實踐，然而實際上他們是最不懂得實踐的。因為他們所談論的實踐始終只是無物的、無具體歷史背景和社會—自然關系歸束之下的思辨的實踐[78]。這種抽象“實踐”的思辨性、非歷史性及其虛假性，使得隨意往“實踐”內部摻入各類折中主義的、妥協辯護的、機會主義的因素，并最終向共產主義的對立面轉化——不僅成為一種可能，而且幾乎成為一種必然[79]。既然實踐唯物主義迷戀于無前提的客體的主體化，把主體意識確立為運動的中心，拒絕承認一定客體固有的邏輯，所以這就決定了實踐派意義上那種“實踐唯物主義” 所追求的上限，始終只能是基于道德、愿望和純主觀目的而進行的對現存世界的調和、中庸和點滴改良。實踐派的“實踐唯物主義”是不敢觸碰舊社會的，沉溺于

　　人本主義哲學空論的它從來不懂得批判地對待實踐、唯物主義地和具體地分析每一種實踐的特殊的歷史性及其客觀的社會后果，而是從一種極端幼稚可笑的主體性崇拜出發把每一種發生在我們面前的、真實的、無可辯駁的、所謂時代的實踐都無差別地當做“絕對命令”去加以頌揚和肯定;實踐派把實踐變成遁詞，變成對現存世界的辯護，正如中共用“人”、“幸福”、“公平”等等抽象價值判斷的幌子用以頂替社會主義的科學內容一樣[80]。因此，實踐哲學也就要求社會主義者為了眼前這個既存的、“實際的”資產階級的實踐，犧牲掉自己的無產階級內容。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勢必在工人運動中生產出兩種迷誤:一是拋棄任何確定事實、理論和原則的機會主義;二是工人反抗社會現實時的道德主義和改良主義。所以我們看到，在同一面抽象的“實踐”旗幟之下，伯恩施坦用它來標榜自己的理論的“結合實際”，西馬門徒用它來偷換社會主義運動的階級主體，南斯拉夫的跳梁小丑們用它來為“市政社會主義”變種大唱贊歌，而中國黑貓黨棍們則借它來暗度陳倉，以“與時俱進”的謊言編織普魯士式的資本主義的千年王國。

　　既然實踐哲學以為，主體性是人們在把握世界時的首要出發點，而物質的客觀實在性只是虛幻;既然實踐哲學以為，歷史是依賴于主體選擇和意識而存在的， 社會的客觀方面只是需要克服的消極力量——那么根據這種哲學，就必然得出下述結論:并不存在一門揭示了社會歷史運動客觀規律的、有著自己的確定原則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81]，也不存在一個共產主義者們所要追求的、有著自身特殊內容和規定的、作為資本主義對立物的那種確定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82]。因為根據實踐哲學家們的信條，不論是馬克思理論還是所謂社會主義社會， 都是在每時每刻的實踐中被無數次地“創造”“生成”的，是主觀的，因而是根本不具有自身確定特性和客觀內容的[83]。延綿在“特色社會主義”起源和發展的整個歷程中的一根重要的主線，是對所謂“各國特殊情況”“文化傳統”“民族獨特性”“實踐的實用性”之夸耀，而實踐派關于主體的、有限的實踐能動的觀點，為這種夸耀提供了最為充足的激情[84]。在這種夸耀中，不是社會主義規定自身實踐的特殊性，而是任意一種實踐的特殊性規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標準不是客觀的， 而是純粹主觀的[85]。正如伯恩施坦的“運動即是一切”的蠱惑口號一樣，實踐哲學為消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掩蓋客觀矛盾斗爭，貫徹機會主義路線提供了 “有力支援”。這樣一來，實踐哲學就用它那神啟般、形而上的“實踐”咒語，為一切篡改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打開了方便之門。

　　豐子義是個老實人，在此我們不禁需要再次引用他的文章以佐證我們的判斷。豐說得對:

　　“作為思想方法的實踐唯物主義 主要是體現在實際工作中，尤其是體現在

　　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 盡管這些思想方

　　法沒有冠以‘實踐唯物主義’的名稱，但就其精神實質或基本特征來說，就是實踐唯物主義。”[86]

　　事實正是如此。我們幾乎用不著花費力氣，就可以立即舉出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的以下“路線、方針、政策”作為例證:黑白貓論、先富幫后富論、市場經濟無姓論、極端粗鄙的經驗主義論(過河論)等等——它們正是構成鄧式路線命根子的那些東西。而這類政策其主要特點，也確實就是豐子義們所言的:

　　“破除了從‘原則’出發的思維方式，確立了實踐的思維方式。如破除原有的思想禁錮，堅持解放思想;破除對社會主義的僵化理解，堅持自主探索;破除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破除從概念出發談論姓‘社’姓‘資’的思維定勢，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如此等等。就方法論來看，就是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 ”[87]

　　想想吧，這一系列極端蔑視理論原則和客體性實存的修正主義贗貨的出臺和論證，若是缺了極度吹捧主體性的實踐唯物主義的效勞，又何以可能呢[88]?豐子義們當然有理由為此感到驕傲，所以他不忘一邊嘚瑟地拍著胸脯，一邊提醒人們這正是實踐哲學家的功勞: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方法的確立也并非與學術研究無關，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學術研究的成果。”[89]

　　事情并不止步于此。任何政治交易若想要長久，就不能不遵循“禮尚往來” 的慣例。黨需要實踐哲學來為它洗凈污名，相應地，實踐哲學則需要黨的保駕護航。讓我們以當代中國那個最具現實的諷刺意味的人本主義哲學口號——“以人為本”為例吧: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把‘以人為本’寫進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是‘以人為本’第一次被寫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自此以后，‘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概念被確定下來。 ‘以人為本’極大的政治意義是以深刻的理論意義為前提的，或者說‘以人為本’的政治意義是由其深刻的理論意義所釋放出來的。顯然，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本體論’是無法與‘以人為本’相容的，對‘物質本體論’不論作怎樣解釋都是得不出‘以人為本’來的。只有那種不僅把‘物’作為‘本’，而且把‘人’的因素也滲透進去的‘本體論’，即不僅強調‘物’的存在，而且也注重‘人’的存在的‘存在論’，才能與當今我們為什么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政治理念聯系起來。我們看到， 在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的政治理念的同時，中國學術界正在展開一場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研討，其實質是要摒棄傳統馬克思主義堅持以物質為本，即堅持以物質第一性為根本的‘存在本體論’，摒棄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重客觀規律輕主體意

　　識的做法。這一探討實際上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即中國開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時就已開始，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90]

　　不錯，實踐唯物主義哲學正是現代中國修正主義的“精神之母”。但是，光有了“精神之母”仍然是不夠的，實踐哲學若想開花結果則還需要“政治之父”。黨便是這樣的“政治之父”:

　　“從表面上看，這一研討是受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思潮的影響才開啟的，其實不然，它并非是單純的學術事件，而是由中國共產黨在歷史轉折時期所實施的一系列新的戰略所產生的理論需求所決定的。”[91]

　　但是，在實踐派們共同的上帝、“全能的慈父”——黨從天而降救贖自己之前， 實踐派不得不經歷一個與它的反對派痛苦的搏斗的時期。一方面，學閥為確立和維持自己的哲學特權地位急切地呼喚著黨:

　　“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以人為本’之前，這一研討一直處在激烈的爭論之中，一直不能產生公認的理論成果 這說明一個新的理論成果的形成，是對馬

　　克思主義哲學有重大影響力的發展，但僅僅依靠理論界本身的‘學術研討’是不能夠實現的，而必須由強大的實際的社會運動來推動，必須以實踐成果作為依托。”[92]

　　另一方面，黨也知道，它只有通過學閥的壟斷才能實現自己壟斷的政治。雙方攜手合作，實踐哲學的獨斷權威借助于黨的力量很快地建立起來了:

　　“如果黨沒有在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正式提出‘以人為本’的政治理念，并在以后持之以恒地堅守這一理念，那么在理論上就不可能突破傳統馬克思主義

　　的‘物質本體論’，也不可能把學術界長期以來所展開的關于實踐喉物主義的研討正式凝練成一個理論成果，當今中國學術界在本體論問題上也不可能獲得相對一致的看法。由此說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在當今中國所實現的重大發展. 離不開理論界深入而持久的研討，但它主要是得益于‘以人為本’政治理念的提出并被付諸實踐。正是中國道路‘以人為本’的理念及其實踐，才真正把人的能動的實踐納入‘本體論’，確立了實踐在其中的首要地位。”[93]

　　世界觀之拆解，規律性之拒絕，實踐范疇的非歷史化、唯心主義化，為的是在現實實踐中打開擯棄運動的革命原則的機會主義空間。人們只需認真觀察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哲學界所走過的歷程，并對其進行一番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就會發現藏在平日不起眼的“學術”外表下的那些權術的秘密，就會看到:三十多 年來，受雇于官府的這些專家文人，是怎樣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系列最卑 劣和無恥的修正與篡改，編織了一整套關于“馬克思哲學”的天大的謊言，以及這 種實踐哲學又是如何為它侍奉的主人——中國統治集團、為現存制度的“張燈結 彩”而貼身地服務著的。實踐哲學家們戰戰兢兢地跟在當朝皇帝的聲后，小心翼

　　翼地把他們每一個新詔書都粉飾為是“實際的、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創造”，把中國資產階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每一步勝利都美化為是“以實踐為根本特征的馬克思哲學的最新實踐”。正是在這套輕便而又不失華麗的偽裝背后， 使統治者得以掩蓋吃人時的丑相，同時也使得依靠這個奇形怪狀的經院哲學異端

　　——實踐唯物主義而發家的教授們受到重用、一路高升。近 40 年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程再好不過地表明了:在現代中國，實踐哲學的“實踐”的唯一的現實的形態，只是資本剝奪工人的時候的那種實踐;而實踐哲學所高喊的“主體性”和“自由”，也不過是專屬于資本的那種“主體性”和“自由”。

　　實踐哲學在當代中國受到官方扶持和庇護的深層次原因，它的全部

　　“力量”的秘密，就在于:

　　實踐唯物主義是哲學化了的鄧式庸俗實用主義;而現行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則是政治化了的實踐哲學。

　　注釋(四):

　　[59] “無限的普遍理性的信念和絕對主義的理性設計的世界觀，已經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對這種理性自負的反駁和矯正。”(孫利天《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 頁)

　　[60] “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落后的國土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 蘇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是由于他們沒有把握馬克思的哲學精神，從他們的現實條件出發， 在已有的基礎上去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反而按照傳統哲學思維方式，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變成抽象原則和固定模式試圖強加于現實生活，這樣當然不能不碰壁。蘇聯沒有解決，我們解決了，就因為我們即時轉變了世界觀和哲學思維方式，這就是‘鄧小平理論’的偉大貢獻和根本意義。”(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學自我”:哲學創新的生命本性》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48 頁)

　　[61] 參見李文成等《真理之光與時代焦點:馬克思主義與現時代迫切問題》，1.2 節:實踐唯物主義與“新實踐唯心主義”。

　　[6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 頁

　　[63] 習近平的新時代越是臭不可聞，就越需要御用文人出來救急。“偉大領袖”向實踐派哲學家們發出的號召，安能不應?此類遮羞之作如:王東《馬克思恩格斯首倡太平洋時代觀與中華復興論》，經典與當代網;張奎良《<共產黨宣言>昭示的初心》，光明日報;吳曉明《新時代的中國，我們的哲學任務是什么》，社會科學報;何中華《文化同構基礎上的相融共生—— 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大眾日報;張一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道路》， 社會科學報;何中華、郝書翠《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哲學意蘊》，《東岳論叢》2017 年第 3 期，等等。北京市委宣傳部的網站“宣講家”2016 年所刊發的一篇跪舔文《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突破創新》，則索性將“習近平新時代”與所謂“馬克思哲學創新”捆綁起來了，恬不知恥地喊叫什么:“我們正處于一個偉大的時代，中國和世界的變革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都要快，理論和實踐的突破是必然的迫切的。 馬克思對唯物論、辯證法

　　的批判并沒有為人們所理解，相反，人們把唯物論、辯證法奉若神明，當成誰都不懂(似乎

　　馬克思也是經過痛苦的摸索才懂得的)的偉大真理，其唯物論依然‘只是堅持了物質的一面’(如只強調世界的物質性、真理的客觀性、自由的必然性等)，其辯證法也是如何‘辯證’看待問題的神秘主義，離開了‘改變世界’的哲學難免常常成為‘解釋世界’的理論武器。人們的成功不是堅持而是突破了它的結果，而失誤則證明了它的缺陷。”

　　[64] 例如我們曾經提到過的那個叫俞吾金的玩意，就是此類糊涂蟲的代表。此人跟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屁股后面這樣為市場經濟辯護道:“迄今為止，市場是一種最活的分配、協調資源的手段。而計劃經濟是根據等級來分配各類資源的。可以說最優的配置應該是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而不是等級制度對資源的配置。”(《中國改革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訪談錄》第 6 頁)。事實上，今日馬哲學界的這些專家其經濟學知識是貧乏得驚人的，在哲學之外的一切領域，他們是純粹的外行和低能兒。由此，他們的那套自稱揭示了“世界存在邏輯和依據”的體系有幾斤幾兩，就可想而知了。

　　[65] “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國制度(個人獨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是資本家統治的代言人;在人類活動的所有范圍內，甚至在科學范圍內是等級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還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義問答的作者，這部新的教義問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舊教皇和舊圣徒。”(《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1 頁)而今天的中國工人們知道，實踐哲學家在其全部活動的范圍內，不過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神圣制度的辯護人。

　　[66] 說來好笑，雖然平日里實踐派高喊實踐和能動，可是談到這些范疇的歷史意義，實際上對此他們比誰都更加無知。所以在實踐派哲學家們看來，作為實踐哲學的“實踐”的， 竟然不是無產階級在階級斗爭實踐中的那種歷史主體性的呈現，而是一條開拓市場經濟之路的“實踐”!平日里實踐派雖然努力裝出一副痛恨客體、外在制約、規律和客觀性等一系列唯物主義的實在范疇的模樣，可是，每當需要為現制度涂粉抹脂的時候(這樣的時候在實踐派哲學家們的“雄文”里出場的機會絕不是少數，又常常與批判毛時代相聯系)，他們又不得不求助于這些范疇。作為改革開放“補課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關系的熱烈擁戴者(當然同時也是它的受益者)的中國實踐派，實際上比誰都更加無可救藥地陷于一種對于生產力和技術史觀的抽象崇拜。

　　[67] 實踐派哲學的著名派別——實踐本體論派，是這種歷史的主觀決定論的最熱心的辯護者。王于等人在 1988 年的《“實踐本體論”及其革命意義》中寫道:“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那里，存在只是“實踐”中的存在，本體只是實踐的本體。 人類的存在只是一種實踐

　　中的存在，人類社會的存在也只是實踐活動的存在，人類是通過這種實踐存在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

　　[68] 高清海《哲學的創新》，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2 頁

　　[69] 伯恩施坦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原理的攻擊，參見《空想主義和折中主義》

　　《社會主義中的額現實因素和空論因素》《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等篇目。在這些文章中，伯恩施坦仿照資產階級教授的論調將歷史唯物主義污蔑為“獨斷主義的解釋”，宣稱:“我實際上并不認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要取決于它的‘經濟必然性’，不如說我認為給社會主義提供純粹唯物主義的論證，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伯恩施坦還用折中主義的“清醒的理智”反對唯物主義一元論，鼓吹要理解“社會生活的全部多種多樣的

　　形態，必須求助于綜合或折衷的方法”。這個方法的實踐應用是什么呢?伯恩施坦在下文接著為我們解答:那就是用能夠充分發揮道德、觀念和意志等等的決定作用的、“實際的”“實踐的”改良道路，替換科學社會主義所要求的社會革命。

　　[70] 既然“西方馬克思主義”決心拋棄對于社會經濟結構的分析，而轉而求助于包括意志、主體認知、文化道德等等因素在內的所謂“歷史總體過程”，那么它就不得不與馬克思主義分手了。同時也就決定了它勢必背棄社會的階級運動的要求，迷戀于單個主體例如知識分子的“微觀解放”。如果說被認作是西馬的早期源流的青年盧卡奇、柯爾施等人還承認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那么到了后來的法蘭克福學派那里，無產階級則完全被當做過時物而靠邊站了。說西馬背離工人階級解放是完全恰當的，因為它作為有產文人(左翼?資產階級左翼!) 象牙塔內的智力游戲，從來就沒有與工人運動結合過。

　　[71] “歐洲共產主義”是在20 世紀50 年代西歐各國共產黨中間產生的一股號稱要“根據各國實際”來“獨立自主”地探索一條不同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的政治思想潮流。“歐洲共產主義”宣稱經典革命理論已經過時，他們要通過“獨特民主道 路”即議會對現存制度進行“民主改造”，“逐步包圍”“逐步瓦解”資產階級的統治。與 西馬和伯恩施坦主義類似，“歐共”也蔑視客觀性原則，迷戀人道主義空話，標榜“多邊妥 協”、“靈活應變的能動性”、“去中心化”，在組織結構、斗爭策略和指導思想等各個方 面奉行議會的“功利”原則和“多元化”。人道的空話抵抗不了客觀現實。“歐共”70 年代后不斷導向“民主社會主義化”，在選舉中連年受挫，自身不斷被壟斷資產階級統治分化 瓦解，政治上無所作為。蘇東劇變后索性改旗易幟，更名“社會黨”或“左翼民主黨”，徹  底淪為修補資產階級制度的小跟班。

　　[72] 實踐哲學正是南斯拉夫的官方哲學。1957 年南共在南斯拉夫實踐派哲學家直接參與起草的綱領中宣稱:“社會主義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的個人幸福”，公開用人道主義旗號取 代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南國異常迷戀“人是目的”“人之價值”，這就使他們排斥于 客觀階級斗爭和歷史進程所向社會主義者所提出并必須得到解決的問題，沉溺在目光短淺的、多元論的、改良的和個人至上的工團主義“實踐”里(南國統治集團美其名曰“自治社會主 義”)。不論南斯拉夫的實踐派再怎么高談本國的社會主義尊重人和解放人的“優越性”， 可他們國家的崩潰卻再好不過地解釋了“哲學謊言”包裝起來的現實制度的弱不禁風。

　　[73]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的蘇共，在歷次政治公報或會議講話上，都要向人們賣

　　弄它那人道主義的臭旗。從蘇共官僚和它的哲學幫閑們嘴里流淌出來的這些關于“新時 期改革”夢話，就像蜂蜜那樣甜:說什么“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蘇共自己的目標 是“人的生命、人的全面發展的能力是最大的價值，社會利益的發展高于一切”，蘇共的出 發點是:“為各國人民創造應有的、真正人道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條件，保障我們這個星球的 生存條件，關心地對待它的財富，首先是關心主要財富——人本身的能力。”(《戈爾巴喬 夫言論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92 頁)“人是改革的主角”“人是改革的決定力量”， 宣稱“黨積極地支持反映人們多種多樣利益、需要和能力的社會組織的獨立自主”(《共產 黨人》1987 年第 7 期)，要激發人的“主體性”“創造性”云云。這樣，蘇共就把一個抽象的“人”，而不是一定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當做了確定改革的出發點。自我標榜之下， 事實又如何呢?在蘇共每一個抽象的“人”之口號背后，都堆積著為這個所謂“人道主義的

　　改革”所殉葬的蘇聯工人的累累白骨;在蘇共關于“解放人尊重人”的每一聲喊叫之中，都 穿透著黨國官僚特權階級與新生的寡頭資產階級的雙頭怪物屠戮勞動人民時候的血刃。“人” 不過充當了當權者自我辯護的遮羞布，充當了抹滅階級斗爭的麻醉劑。

　　[74] 實踐唯物主義的這種唯主體論的傾向，在“實踐本體論”中得到了最集中也是最毫無遮掩的表達。據他們聲稱，實踐唯物主義就是以實踐為本體的唯物主義，作為所謂哲學史上的“變革”，實唯使得哲學的坐標系統不再是“客體”而是“主體”，使哲學的建構原則從“物質”方面轉到了“主體”和“實踐”的方面。(參見王于:《我們時代的哲學旗幟:實踐唯物主義》，《江海學刊》1989 年第 2 期)此類吹捧主體性的表述，可以在 20 世紀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的官學刊物上大量找到。中國實踐派，不論是否在字面意義上贊同“實踐本體論”，從其學說實質和觀點的精神主旨上，皆是“實踐本體論”的變種。

　　[75] 不肖子孫炮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倒行逆施，非常需要學閥精英為之開道和撐腰:“近幾年在我國哲學界之所以會形成一股‘實踐唯物主義熱’， 與我國改革開放

　　有關......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只有增強了人民的主體意識，充分發揮了

　　人民的主體性，才能克服其僵化保守，消極無為的舊思想、舊觀念，從而才能使其以主人翁的姿態投入改革的洪流之中，充分發揮其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所以，增強我國人民的主體意識，充分發揮我國人民的主體性，既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目的，又是我國改革開放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對此也應該從哲學上給予說明和指導。”(《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概述》，第5 頁)

　　[76] 實踐派自相矛盾，他們一面蔑視理論原則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功能，另一面又熱衷于從資產階級特有的繁瑣學術那里尋找對于自己的這種蔑視行為的“理論上”的包裝和證明。與此互為補充的另一個矛盾是:一面高談拒絕一種包羅萬象的“解釋世界”的純知性的體系誘惑，一面任意地把歪曲了的實踐主義隨意擴展到任一領域，用以“解釋一切”。

　　[77] 因此，改開以來在國朝馬哲學界“實踐轉向”的潮流之下，就出現了對于馬克思主 義坐標從“科學世界觀/革命論”向所謂“生活世界觀/生存論”的根本置換，實踐派還將這 種倒退美化為是“哲學現代化”(對于馬克思主義科學性質的類似的否認，在蘇聯哲學界也 曾上演過)。既然在實踐派那里——馬克思主義不再被視作一種科學，而僅僅是哲學或文化 批判理論;既然馬哲不再追求客觀性和科學性，而變成了一種個性的、價值論的、依賴于哲 學家個人的存在——那么實際上也就拒絕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世界的“革命代數學”的  指導意義，取消了其在包括意識形態領域在內的歷史各方面斗爭過程中所應占據的那種地位。

　　[78] 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如下這段話諷刺這群實踐派哲學家是適宜的，他們所干的全部勾當，就在于:“哲學家們在已經不再屈從于分工的個人身上看見了他們名之為‘人’的那種理想，他們把我們所描繪的整個發展過程看作是‘人’的發展過程，而且他們用這個‘人’ 來代替過去一切歷史時代中所存在的個人，并把他描繪成歷史的動力。這樣，整個歷史過程被看成‘人’的自我異化過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們總是用后來階段的普通人來代替過去階段的人并賦予過去的個人以后來的意識。由于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棄實際條件，于是就可以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發展的過程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 第 3 卷，第 77 頁)

　　[79] “正如醫學上的妙手回春的神醫和起死回生的仙丹是以對自然界規律的無知作為

　　自己的基礎一樣，社會領域中的庸醫和萬應靈藥也是以對社會規律的無知作為自己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3 卷，第 632 頁)

　　[80] “眾所周知，在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貢獻中，最具特色也最具沖擊力的，是他旗幟鮮明地把價值觀和價值標準引入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觀定和判斷標準之中 ”(李德順《偉大的實踐智慧——鄧小平理論的幾點哲學啟示》)

　　[81] 馬克思形象的多元化，是秉持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論的實踐派將其哲學應用至“重新理解馬克思”的必然結果。同時“去政治化”和資產階級個人化的“學術研究”的發展， 也助長了這一傾向。據說，并不存在一個能夠被讀者理解的、客觀的、真理性的馬克思學說， 有的只是由主體賦予意義的“解釋”和“視閾融合”。進而，實踐哲學的激進派宣稱:“傳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也只不過是恩格斯對于馬克思的闡釋而已。”(《閱讀、書寫與歷史意識》，第 19 頁)在馬克思主義體系內部制造矛盾和分裂，是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利器，從“馬恩對立論”(在中國，它的名字叫馬恩差異論)和“文本解釋學”的繁榮程度，我們可以測量出馬克思形象的分裂程度。關于資產階級解釋學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侵蝕，王金福聰明地看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學化的工作，是在現代西方思想史上解釋學的哲學化和哲學的解釋學化的背景下進行的，是西方思潮影響馬克思主義運動的一個表現。 在西

　　方歷史觀傳統中，解釋學發展為哲學是順理成章的事，沒有什么理論邏輯上的困難。西方傳統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歷史觀。從唯心主義歷史觀來看，人的本質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人的歷史活動本質上是一種精神性的活動，人的歷史活動的結果和語言作品一樣，是人的一種精神作品，因此，可以把歷史活動看作是一種文本，歷史的內容就是文本的意義，因而，對歷史的認識就是對文本意義的理解。解釋學的哲學化和哲學的解釋學化不僅不會有理論邏輯上的困難，反而會被看做一種進步 對于哲學來說，哲學的解釋學化有利于‘拒斥形而

　　上學’、‘拒斥本體論’(實際上是拒斥‘物質本體論’)，反對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以便在歷史觀上堅守唯心主義的陣地。”(王金福:《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學化》，《理論學刊》2007 年第 10 期)

　　[82] 以后現代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是中國實唯所用以嫁接、修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另一原料。太監張立波在他的《后現代境遇中的馬克思》第三章“實踐的登場” 中，就盛贊以主體性為基礎的、拒斥客觀性和本質的“反本質主義”對于解構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之中的姓社姓資問題的意義:“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在當代中國，早在學院派哲學家通過海德格爾等后現代思想家對馬克思的解讀發揮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意義之前，鄧小平就在推進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對馬克思主義做了反本質主義的理解，從而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性。”正是益于這種實踐哲學，“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才超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轉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備了全球意識和世界關照。 我們

　　才認識到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張接著下結論說:“鄧小平‘貓論’和‘摸論’的理論意義就在于反本質主義，就在于強調，社會主義本身不應當也不可能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而必然是一個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是一個通過實踐不斷創造、不斷調整、不斷修正的過程。”(張立波《后現代境遇中的馬克思》，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75-177 頁)

　　[83] 特色主義者正是這樣玩弄實踐主義哲學的詭計，來替機會主義辯護的:“在馬克思

　　看來，傳統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客體的直觀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實體思維。運用這種思維方式， 不可能合理地理解和解決真理問題。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鮮明地提

　　出， 要求摒棄傳統的客體的或直觀的思維方式，確立新的實踐的價值思維方式。這種

　　思維方式可概述如下:它首先要求在由人的實踐所創造的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中去把握、反映對象;但在這種反映與把握中，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地位不是并列的，而是要著重‘從主體方面看’......它認為，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歷史的、動態發展

　　的， 其本質體現在、也只能體現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地區與時俱進的自身建設過程

　　中，體現在各個國家、地區具體的‘自然歷史過程’之中。更一般地說，一個生長、發展著的事物之‘是什么’，與其在實踐中‘如何是’或‘如何建’是歷史的具體的統一的，它本身就體現在‘如何是’或‘如何建’的過程中。 過去由于不是從主體性的價值思維方

　　式，而是從客體性的思維方式進行思考，人們常常否定社會主義的主體性，否定社會主義的個性和特色。因此，只有堅持實踐的價值思維方式，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地區才會珍惜自己的主體性，才能堅持自己的主體性，自覺地‘走自己的路’，追尋、實踐、完善各自‘特色的社會主義’。”(孫偉平《價值論轉向——現代哲學的困境與出路》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99-202 頁)

　　[84] 關于實踐哲學對于特色主義的意義，南斯拉夫實踐派代表之一馬爾科維奇 1988 年來華交流時的一段自白可以為此作注:“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也認為現實具有決定意義，但它不主張歷史決定論。 供人類選擇的一些機會也總是存在的。人類可以通過自己的活

　　動使某種可能性變為現實。總之，人是可以進行選擇的。參與自然的活動不是要加速某種必然的實現，而是要使幾種可能中的一種變為現實。以今日的中國為例，你們面前不只有蘇聯一種模式，你們也不必只是努力加快實現這一模式的進程。相反，你們可以在不同的模式中進行選擇，你們可以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馬爾科維奇還指示中國的實踐派要為此努力:“中國，特別是最近幾年，大概有自己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是誰，你們肯定比我清楚。”(《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1989 年第 2 輯)一語成讖，今天實踐派們果然就遵從訓導，紛紛充當起了通過“選擇性創造”而建立起來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制度的御用吹鼓手。

　　[85] “聯系后來改革的歷程，人們發現，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的包容也在不 斷擴大，這是解決中國人思想困惑的極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語道破天機!不僅包產到戶、 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而且私營經濟、雇工剝削也是社會主義，中國人多么幸運呀!他們一 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韓丁《簡論 1980 年代的中國農村私有化改革》， 譯者注)

　　[86] 豐子義《中國道路的哲學自覺——實踐唯物主義的當代意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4 期

　　[87] 同上

　　[88] 正如一本官馬小冊子所抱怨的那樣:“傳統的教科書哲學，不論是原理或原著，都把自己的立足點放到物質決定論的基礎上。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環境決定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歷史決定邏輯， 沒有給主體的選擇和創

　　造留下充分的余地 試想，過分地強調決定論，人在物質及規律的制約下，還會有什么

　　作為?”所以，步入 21 世紀的馬哲學家們打算“確立新的立足點，由物質決定論轉向實踐創

　　造論”。(參見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編:《不竭的時代精神:步入 21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第 98 頁)

　　[89] 豐子義《中國道路的哲學自覺——實踐唯物主義的當代意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4 期

　　[90] 陳學明《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1 頁[91]同上，

　　第 322 頁

　　[92] 同上，第 322 頁

　　[93] 同上，第 322 頁

　　五

　　至此，這幅病態時代病態的哲學的奇異畫面已經清晰地展現在我們眼前:那些最高談馬克思的人，是最徹底地背離馬克思的人;把“實踐”喊得震天響的人， 自己卻在實踐之外。中國實踐唯物主義專家們激進的“實踐”外表下，是無主體的實踐和非歷史的實踐，因而，實質也就是對實踐的放逐和廢棄。哲學家們之所以落入這條悖論式的實踐歧途，并不是偶然的，這同他們對實踐的唯心主義和片面的錯誤理解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對實踐范疇的錯解，決定了他們所奉行的只能是改良的、漸進調和的、實用主義的鄧小平式的“改革實踐”。顯然在實踐哲學家們看來，對改造現存世界、對實現共產主義來說，最重要的實踐并不是勞動群眾在資本主義的中國為爭取解放而同自己的敵人所進行著的階級斗爭，而只是學者個人的“理論修行”，或者是由一個自稱奉行社會主義的政府從上至推行的官方改良。

　　這樣一來，我們也就見到了發生在今天中國的如下看似自我矛盾的兩個方面

　　——一面學術界熱衷于重新發現馬克思，但另一面，馬克思的聲音和身影卻完全從現實社會舞臺上消失了。

　　所謂“實踐唯物主義”的哲學活動，也僅僅是要求在純粹理性王國確立起實踐的“神圣地位”，而當代中國無產階級多年來為爭取自己的解放所進行的針對現存制度的抗爭，總是游離在這群哲學家的視線之外。而他們的所謂實踐哲學，也根本無助于中國無產階級的現實解放。實踐派哲學在實踐上的軟弱無力，只好以對于馬克思主義“實踐”概念的無原則和無下限的泛化、歪曲作為彌補。例如，在一些哲學家那里，甚至連吃飯、睡覺、行走這類活動也成為了所謂的“實踐”![94]

　　這群實踐哲學家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所謂“實踐”翻轉，也只是停留在書本和思維中的翻轉，一種想象中的和自我感動的翻轉。他們一面標榜著考察現實生活的重要性，喊著要面向現實、回到“生活世界”，一面卻輕蔑地對當代中

　　國工人階級的現實生存境遇和狀況置若罔聞——他們當然可以借口自己的專業領域、時間精力等等理由為自己開脫，或者索性像某些人那樣，直接宣布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關注，僅僅是出于個人興趣和學術追求的“高尚原因”:“我只負責說，你們負責做。”“行動?那是你們馬克思主義者的事!”——這樣一來，事實上也就等于承認了他自己只是一個披著印有馬克思旗號的外衣的冒牌貨罷了[95]。試想:某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卻背對中國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而站立， 厚顏無恥地高喊什么“說和做是兩回事”——這批“有教養的人”墮落到何種程度， 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們甚至無需以實踐哲學家們所唾棄咒罵的蘇聯、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為例，就連歐洲那些奉行“合法斗爭”、但卻與工人運動保持著密切聯系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比中國這些背對階級現實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專家教授們更加接近“馬克思主義”。

　　這也證明了，脫離無產階級的歷史運動現實階級斗爭，企圖從書本出發從學術中去把握馬克思主義，是不可能的;即便在表面上取得了某些成就，這種把握也多半是歪曲和殘缺的。

　　可悲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家”們始終是一個個頭腦愚鈍、行動遲緩和反思批判領域內的低能兒，是被中國現統治者的權勢所嚇破了膽、并甘愿低頭的精神閹人[96]。他們以為他們可以一直這樣自欺欺人、可以一直悠然地蒙上眼睛、超然于現實社會，封閉在自己的“學術王國”里。但是，留給這批御用文人可以享用的悠靜歲月不會多了，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離告別經濟增長的末途已經不會遠了， 長期以來為發展主義神話掩蓋下的各類社會的階級矛盾的惡果已經探出了頭。就連搞馬理論的“學術界”也有部分人開始搖搖晃晃地從睡夢中醒來，追著時髦熱衷起“現代性批判”“資本邏輯批判”這類“新話題”來了。盡管這與此前就無數次出現過、并無數次退場的那些話題一樣，這頂多也不過是曇花一現并注定不能持久的 “換個主題扯淡”的日常嘗新而已——但是，作為一種征兆，作為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些狀況的社會存在不可抗拒地印入社會意識的結果，它畢竟反映了一些東西。它表明:在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制度表面的“繁榮”和“上升”背后潛藏著的弊病和巨大社會危機，已經發展到了迫使教授們(當然，站在教授們背后的是北京政府)不得不正面去承認并應付的地步了。自然，在這些問題和危機面前，政府和學究們是毫無解數的，他們所奉若神明的實踐哲學教義和狹隘的利益關系還不斷地催促他們拒絕承認危機的存在。可是，這又有什么關系呢?難道整個現代中國就是為了資產階級的發財夢、為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存在的嗎?農村的衰敗、愈演愈烈的圈地浪潮、時常發生的商業紊亂、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和工廠加入無產階級的勞動大軍、連年增長的罷工數量和不斷升級的群體事件，以“自由市場”為名的壟斷資本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剝奪著小資產階級和中間階

　　層——在這一切以感性事實展現在我們眼前的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和發展的過程中，難道還會為現制度“永恒不滅”的神話提供余地嗎?

　　19 世紀的基斯克拉面對日益波及奧地利的社會主義運動所說的一句名言:“社會問題到博登巴赫那里就停止了”，在今天已經變成了關于政治無知的最滑稽的笑話。一直以來，中國當局的相關部門解決問題的法寶，也正在于否認問題;自詡“人民利益的化身”的中共所賜予它的臣民的精神食糧，也都是關于中庸、“和諧”、充滿小市民短視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陳詞濫調:

　　“社會主義的資產者愿意要現代社會的生存條件，但是不要由這些條件必然產生的斗爭和危險。他們愿意要現存的社會，但是不要那些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們愿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它所統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把這種安慰人心的觀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體系。它要求無產階級實現它的體系，走進新的耶路撒冷，其實它不過是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里，但是要拋棄他們關于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97]

　　然而，事情總不是以資產階級的意愿為轉移的。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一方面為一天天鼓起來的錢袋——其對面是一天天消瘦下去的工人、為他們“強盛的國家”的國際霸權、為金融賭博的暫時勝利而喜笑顏開，另一方面卻不要工人階級、工人運動、經濟危機和社會革命，這可能嗎?聚集在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旗幟下的老板們、官僚們、御用文人們、各式跟班和狗腿子們——你們大概還以為自己永遠能像過去那樣騎在中國工人階級的頭上，對他們發號施令，繼續竭力抵抗現代社會必然的階級斗爭吧——可是，你們果真能如愿嗎?

　　政客們、布爾喬亞教授們!你們盡管在亞洲普魯士的千年王國里盡情地繼續你們的表演、交易和狂歡吧;盡情地等著一場正在醞釀著并且即將到來的社會革命無情地把這些你們圈子里業已腐朽了的“精英馬克思主義”“學術馬克思主義” 一掃而光的那一天吧!

　　那時候，魁梧有力的工人的臂膀就將無情地揭下你們臉上戴著的虛偽面具， 一路摧枯拉朽地鏟除“有教養的人”苦心編織的形色實踐唯物主義、馬恩對立論冒牌貨;歷史本身也就將直接地對你們這群專家文人進行審判。

　　那時候，真正世界化的哲學、哲學的世界化，就將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實現自己的統一;那時候，被群眾占有的實踐與實踐的群眾——就將一起攜手來，向這個沉睡已久的國度、向所有人大聲宣布:

　　只有運動，才是理論的真正繼承者[98]。

　　注釋(五):

　　[94] 實踐派哲學家歷來喜歡曲解實踐概念，把它從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性活動(在社會歷史領域，最重要的也就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篡改為所謂“生活總

　　體”“人類生活”一類的空話，以便濫竽充數，標榜自己那套實踐論哲學的“實踐性”。例如，王南湜聲稱:“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概念實踐其實可以理解為人類生活或人類生活的同義語。”李文閣聲稱:“對馬克思而言，實踐其實是現實生活的‘代用語’，他凸顯實踐是為了回歸現實生活總體”;崔唯航則宣布:“實踐界定為人的現實生活不是任何人主觀臆斷的結果，而是沿著馬克思的思想道路繼續前行的必然結論。”好大的口氣!教授們腦袋一拍， 書袋子一掉，蹲在書房里，就能自稱這是馬克思的實踐觀的“實踐”了!

　　[95] 一個人的學識，同他的階級立場和政治態度之間是沒有必然的聯系的。普列漢諾夫曾經開玩笑說，如果“哪個古埃及學教授根據他熟記所有法老的名字和知道埃及人向公牛阿匹斯提出的一切要求”就以為自己有加入俄國共產主義組織的資格，那就太可笑了。同樣地， 要是我們可敬的國朝“馬哲學家”們根據自己熟悉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文獻，便斷言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那未免也把這個稱號看得太廉價了。

　　[96] 產生于中國社會這種自滿自足的、狹隘的、市儈氣息的關系之中的中國實踐派，不僅注定了在理論上永遠只能是一群毫無創造力的、以咀嚼他人殘渣營生的庸人，就連人格上也比自己的外國同行差的很遠。南斯拉夫“實踐派”的諸論點雖然不敢恭維，但在政治上， 他們卻是主張對“現實的社會主義”進行無情批判的代表。他們直接地站在本國的土地上痛斥本國的官僚專斷、“社會主義”名下的那些陰暗面，呼吁“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公共參與——為此，他們以革除教職的結局為自己贏得了“貝爾格萊德八君子”的稱號。中國實踐派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們從來沒有從實踐派理論中引出哪怕有一絲一毫的革命的結論，而是拿它去為現狀辯護!俞吾金自我標榜的“復旦六君子”，就僅僅滿足于向某個哲學研討會上提交了一份認識論改革的理論方案，在哲學投機碰壁后還慌張地作自我檢討。看看吧，這便是“中國君子”的作為。實踐哲學理論可能包含的有限的批判性，在市儈的中國實踐派這里也完全喪失殆盡了。

　　[9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 429 頁，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98] “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一開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并且從工人階級那里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學那里既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 第 265 頁，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附錄：簡評國朝馬哲學界

　　涉及這個內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而在搏斗中，問題不在于敵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當，是否有趣，問題在于給敵人以打擊。問題在于不讓德國人有一時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聽命。應當讓受現實壓迫的人意識到壓迫，從而使現實的壓迫更加沉重;應當公開恥辱，從而使恥辱更加恥辱。應當把德國社會的每個領域作為德國社會的羞恥部分加以描述，應當對這些僵化了的關系唱一唱它們自己的曲調，迫使它們跳起舞來!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任何誠實的觀察者都應承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蛻變:學院化、精英化和去政治化以及這其中包含著的反無產階級傾向，并非想象或者危言聳聽， 而是一個時刻都能被觀察到的經驗的事實。而這種蛻變的源頭之一便是來自西馬和“馬克思學”的話語霸權。

　　自中國 80 年代以來在社會經濟制度上全面向資本主義轉軌后，國朝專家教授們亦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的轉換”，在理論方面同樣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正主義的嘗試:一個人道主義的、實踐本體論的馬克思被宣布“重新發現”，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被斥為所謂停留在近代哲學層面、主客二分的“斯大林教科書教義體系”而被要求堅決摒棄;馬克思主義哲學悄悄地被“馬克思哲學”所替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馬克思學”被宣布為真理的預言家——在這種解讀中， 馬克思主義哲學被非唯物主義、非共產主義化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和革命性分崩離析。在其中，也誕生了作為西馬的雜交物、同時也是今天中國的官方哲學的“實踐唯物主義”(或稱“實踐哲學”)。

　　顯然，實踐哲學之所以能在今天自命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正化身”并甚囂塵上，正在于它適應了這個時代修正主義政治和中國當政者新的利益需要:它為中國資產階級提供了消解和對抗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亦用“反決定論/ 反客觀規律”、“實踐”、“主體創造性”等哲學話語迎合了官方實用主義改革的合法性論證，故而哲學家們的這種學術投機才能在國家權力的保駕護航下得以長期運轉和生產。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就難以真正理解今天中國馬哲學界墮落和蛻變的真正根源，也無法認識到以學術面目示人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范式轉型” 的特定的階級-意識形態實質。

　　在這種學術投機中，被生產出來的不僅是在內容上被專家教授們篡改為了折中主義的修正哲學的冒牌“馬克思主義”，還有一整套確保和維持這種“學院知識生產”的理論等級秩序和社會分工制度安排本身。知識精英-學閥集團在同國家權力的密切聯姻之下，制造了這樣一種幻象:他們暗示“學術的馬克思主義”代表著馬克思主義最完善最精確的表達、最正確的領悟，甚至是其唯一的存在形態—— 從而以“理論權威”、“正確解讀”、“學術化”等裝潢自居，恢復了他們在理論知識領域的精英統治。通過這種操作，把馬克思主義窒息為了“書齋哲學”和“文本考古學”，變成一種職業哲學家的“智力游戲”;同時也就頒發了勞動者群體在爭奪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之時不在場的證明，在學說解釋權上徹底剝奪和排擠了那原本屬于無產階級的位置，泯滅了他們的聲音。借此，中國官方也成功地隔離了革命理論與它的階級群體二者間的有機聯系，實現了在“新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收編”。這正是造成文中所述馬克思主義“回溯”現象的深層次原因所在。這篇文章的局限性也是顯然的，它給出的萬金油對策也流露出解決問題的蒼白無力，根本

　　不足以扭轉由整個時代反動特點所決定了的學術反動之趨勢。

　　于是我們便在中國看到了如下奇異的景象:“反哲學”的馬克思主義，正在當做一種“哲學”被生產著;號稱最關心“實踐”的哲學家們及他們的“實踐哲學”，恰恰離實踐最遠;哲學家們把“張揚主體性”等口號喊得越響亮，就越不懂得中國工人在資本家統治下每天遭遇到的是怎樣一種經濟的必然性(在號稱“忠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家們的著作中，簡直難以尋覓到中國無產階級的身影!)、也就越不懂得如何破解這種處境，因而也就越落入反主體和反人的境地。如果朋友們對19 世紀德國哲學的情況有所了解，那么很容易看出:今天中國以“實踐唯物主義” 為代表的馬哲學界新型教義體系，恰是類似于被馬恩稱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那種東西。

　　然而，鮮有人自覺地意識到了今天的所謂“哲學界共識”與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這種深刻共謀。直到現在，仍然有不少人把“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同“馬克思主義者”二者混為一談，匍匐在國朝馬哲學界所建構的“實踐哲學”新型教義體系下，誠惶誠恐，用一把叫西馬和“馬克思學”的刀子剜掉自己的膝蓋，以便叩頭求福。

　　哲學家們也繼續沉浸在他們于講壇、科系和學刊專著之內的自我狂歡之中， 繼續醉心于構建他們的“實踐哲學”、進行著他們的“馬克思文本深度耕犁”，學術 指標和發文量支撐著這種虛假的繁榮。盡管滿口講的都是所謂“震撼世界的”詞句， 他們自己卻是最大的保守派;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破爛貨稍加改裝，便幻想自 己做出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新發現。在象牙塔中，教育部委員俞吾金、何中華 及其徒孫可以繼續鼓搗“被遮蔽的馬克思”和他們的“實踐詮釋學”;王東可以繼續 鼓吹建立中國的“馬克思學”;楊耕繼續充當“生存論的實踐本體論”的積極販賣者; 吳曉明大可繼續用存在主義的路數來抹滅馬克思主義哲學同唯心主義哲學的界 限;劉放桐大可繼續他關于現代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雜交實驗創新、張 一兵也大可繼續做著他的黨委書記一職，同時也做著“思想構境論”迷夢并積極投 身“解構蘇東教條解讀模式”的政治工程。總之，教授大人們各司其職，各顯神通， 共建美麗新世界。

　　但是，他們所進行的這一切，卻是和中國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完全無關的

　　——當然這是就其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正面意義而言，是無關的;但在反面卻是有關的，因為由專家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執行著意識形態統治工具的作用、愚弄工農頭腦的作用。故而國朝馬哲學界的新型教義體系是未來中國無產階級運動所必須要面對的敵人。

　　馬克思主義哲學被“有教養的人”奪取太久了，現在是奪回它的時候了。

　　Nemo 寫于 2017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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