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要旨是通過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把握現實而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形態的當代化，因此要澄清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原則，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就是考察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把握現實的方式。馬克思在其一生的工作中，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范例。從思想傳播史的角度看，這些范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商品拜物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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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西方左翼思想中的商品拜物教 問題與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

　　一般說來，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思想旗幟的西方左翼思想家，按照對待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其工作大致可被區分為“重釋歷史唯物主義”和“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兩個方向：前者旨在對馬克思的思想材料進行重新解釋，進而重新理解馬克思所表述過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這一方向以盧卡奇為代表；而后者更多地要求“彌補”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的“不足”，“重建”特定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這一方向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第二種方向并不屬于本文所討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問題域，因為就“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口號本 身而言，表面上似乎與“歷史唯物主義”有關，但如果仔細分析哈貝馬斯和其 他“重建”派思想家的著作的話，會發現他們的理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交集其 實只是廣義的現代社會批判，無論是理論出發點還是理論視野都很難被理解 為歷史唯物主義的。

　　從商品拜物教問題出發進行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們，最 后往往要么從主體性方面尋找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性，要么將資本主義 批判轉變為一般商品社會批判，而這些思考方向顯然與歷史唯物主義從客觀 性層面，即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方面歷史性地理解資本主義社會變革可能性 的思路并不一致。

　　如果我們對產生這一問題的理論根源進行探究的話，會發現盡管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思考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角度各不相同，但都將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理解為資本主義時代的某種基本事實。而對于從“社會事實”角度理解商品拜物教的進路來說，由于它將物的關系對人的關系的“表現”本身視為一種“現實關系”，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消滅這種將人與人的關系顛倒為物與物的關系的“表現”？關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有兩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通過直接呈現人與人的本真關系的方式消滅物的關系對人的關系的“表現”。第二條路徑是，通過揭示商品拜物教本身的運作機制而消滅這種表現關系。

　　上述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工作都是在“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事實”這一預設下開展的，而這種預設就意味著：從理論建構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批判的前提似乎就應當是對“物與物的關系”之取代或掩蓋“人與人的關系”這一“現實”的批判，而這樣一來，資本主義批判的一個基本目標就被理解為消滅那種“非本真”的物與物的關系，或重現某種“本真” 的人與人的關系；而從思想資源的角度來說，似乎商品拜物教問題是一個可以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整體中直接“抽取”出來的問題。既然問題在于恢復某種“本真”關系，那么對某種抽象的革命主體予以設定或對某種純粹否定性的革命行動進行想象就是題中應有之義；而既然根本問題來自以“物與物的關系”為基本內容的流通領域，那么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改造為一般商品社會批判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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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原初語境

　　西方左翼思想家之所以會普遍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討論的商品 拜物教理解為資本主義時代的“基本事實”，自然有多方面原因。就文本方面來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馬克思在人們所熟悉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節中關于這一思想的討論，無論從論述方式還是論述內容上來看，似乎都可被視為既獨立于前面的第三節關于價值形式的分析，也獨立于后面的第二章關于交換過程的分析，因而表現為馬克思在關于商品和貨幣的論述之間穿插進去的關于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特征的理解。但文本學的考察將表明，這一問題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簡單。

　　馬克思所說的“價值形式”的含義，就是使一件商品能夠實際地與其他一切商品進行交換的形式前提或充分條件。古典政治經濟學預設了商品的可交換性，但卻并沒有探討這種可交換性的前提。而這種探討之所以必要，正在于，只有通過這種探討，才能離開價值作為“范疇”的抽象性，揭示和呈現使這種范疇的抽象性（也就是商品可交換性的“必然性”）得以成立的現實運動。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正是沒有價值形式的視野，因此只能停留在社會生產的 “永恒的自然形式”這種抽象層面，而無法達到具體的歷史性層面。將商品拜物教理解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事實，不僅不符合馬克思關于商品拜物教問題的原初語境，更忽視了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深層問題意識，從而無法理解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把握現實運動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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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分析：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 把握現實運動的基本方式

　　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馬克思探討了價值形式分析結果的現實運動前提，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理論結構。而引領我們進入這一結構的線索，自然就是價值形式分析的第四個環節。作為馬克思價值形式分析的最后一個環節，關于“一般價值形式”之普遍化的分析所揭示的是，政治經濟學家直接作為理論出發點的“商品具有價值”這一觀念，其形式前提（也就是使這一觀念得以成立的充分條件）在于所有商品都能夠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世界，而這也就意味著，所有商品間都能夠進行自由交換。這樣，“所有商品間的自由交換”就是這種商品世界的“形式規定”或抽象的一般規定。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其實就是從這種形式規定出發對其歷史性前提進行的分析。

　　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所直接呈現的第一種面相可稱為“生產者拜物教”批判。對于馬克思來說，價值形式分析中的第四種價值形式所呈現的，實際上是一種兼具交換者身份的“生產者”視野。在這里，本不具有生命的商品之間何以可能建立起普遍的“社會關系”或價值關系？由于物的社會關系表現為一種通過價值對象性建立起來的關系，其中似乎并沒有“人”的位置，因而這種社會關系就成了可以獨立于人的社會關系而存在的關系。這樣一來, 人手的產物就神秘地表現為物（Sache）與物（sache)的關系，“商品間的自由交換”也就成為令人費解的現象。馬克思之前的政治經濟學家們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并試圖加以解釋，并催生出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二種面相。

　　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二種面相是對于“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打算解決的商品間自由交換的可能性或價值對象性的來歷問題，與其說被解決了，不如說被進一步神秘化了。換句話說，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中，商品世界的形式規定無法得到合理說明。古典政治經濟學將價值對象性理解為一種現成的實體性對象，并按照因果律探尋這種對象的來歷，這就導致了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出現。要打破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枷鎖，就要在新的視野中重新審視生產者拜物教。

　　這就形成了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三個面相：以歷史性的普遍交換為核心的商品拜物教批判。這其實是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而非以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方式對于商品之謎的分析。對馬克思來說，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不能停留于政治經濟學視野中，即停留在交換的抽象可能性層面來理解問題，而應深入歷史性現實運動中探討作為商品世界形式規定的自由交換的可能性前提。具體說來，如果從商品間社會關系的獨立性外觀出發，那么可以看到，交換在商品世界中所建立的這種社會關系如果不具有普遍性，就無法產生對于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的必然遮蔽，因而商品間社會關系也就無法具有獨立性，而由于這種物的社會關系的主要內容就是價值關系，因此價值關系的普遍化乃是人與人的關系被遮蔽的前提。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對于現實運動的把握，不是通過對作為“現實”的商品拜物教進行直接“批判”而實現的，而是通過在形式分析中展現特定歷史性維度而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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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出發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原則

　　如果說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實質上不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事實”的批判，而是對于價值形式分析的成果也即“由一般等價物建立的商品世界”這一理論對象所作的以把握歷史性現實運動為方向的進一步形式分析的話，那么這一分析從方法論和理論視野兩個方面為我們澄清了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原則。

　　就第一個方面即方法論來說，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清晰而完整地展現了他把握現實運動的特殊方式即形式分析，呈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在歷史性現實運動內部把握這種現實運動的方法論上的唯物主義原則，在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中我們不能忽視這一原則，應摒棄抽象的理論態度，叩問當代現實運動本身，從中探尋把握現實運動的方法。

　　就第二個方面即理論視野來說，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展現了深入分析作為商品流通領域本身表現機制的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必要性，并開啟了從生產方式層面分析資本主義時代的自否性的可能。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應展現馬克思的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超越性理論視野，也就是說，這一工作不應被局部性經驗現實所限制，而應深入具有根本性的理論層面考察當代現實運動。

　　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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