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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自由主義解讀與馬克思國家法哲學批判的再度課題化

　　馬克思社會政治理論的出發點，是激進社會政治背景下對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保守主義本質的揭示及批判。在那里，黑格爾的國家法哲學被看成是對與王權相同一的和非人民性質的封建國家（基督教國家）的歷史辯護，市民社會則被看成是本質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利己主義領域，而受到馬克思的批判。政治批判既是對封建王權的批判，也是對滲透于立法權與司法權等國家內部制度、且依然還是“特殊等級”的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批判。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的確出現了一大波力圖以自由主義或傾向于自由主義解讀黑格爾社會政治哲學的傾向，代表人物如洛蘇爾多、艾倫·Ｗ．伍德、邁克爾·哈迪蒙（Michael Hardimon）、平卡德、弗里德里克·諾伊豪瑟（FrederickNeuhouser）等。對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自由主義解讀，也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批判提出了挑戰。依哈迪蒙的理解，在黑格爾由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所建構的社會哲學中，市民社會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市民社會本身又揚棄于倫理國家，因而并不存在從資產階級性質的市民社會到馬克思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化的人或人類社會的歷史性轉變。

　　自由主義的上述定位及其解讀，不可能構成對馬克思社會政治理論的實 質性挑戰。因為如此解讀模式本身并沒有超出自由主義傳統，也沒有跳出 “現存歷史”，實際上是與全球性的世界歷史斷裂開來，因而并沒有真正進入人類社會及其人類史范疇，即根本沒有達到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視野。即使往黑格爾的倫理國家及其市民社會中塞進自由主義乃至于社會自由觀念的內容，也并不意味著這兩個概念就真正成為現代的社會實在（或定在）。在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自由主義解讀批評馬克思草率地將黑格爾國家哲學判定為保守主義的國家主義、并輕視其市民社會概念的地方，正是馬克思出其不意地使市民社會脫離國家制約的地方。因此，針對現代自由主義對馬克思有關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批判的質疑，有必要彰顯馬克思有關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批判的理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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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批判中的市民社會批判與政治批判

　　正是在對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批判中，市民社會成為馬克思的直接關注領域。嚴格說來，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并不足以成就現代社會理論。在黑格爾那里，社會本身不過是“第二自然”因而并不是獨立的存在形式，黑格爾不可能提出社會存在概念，更難以建構一個自洽的社會理論，正如市民社會從屬于國家，其市民社會概念也是從屬于國家學或國家理論的。自由主義所確認的黑格爾的社會理論本身就是可疑的。使社會獲得一種獨立于國家及其國家學的表達，是馬克思社會理論得以確立的前提，也是馬克思與黑格爾區分開來的關鍵。馬克思與黑格爾二人不同的理論方向，構成了一種意味深長的顛倒：黑格爾是從早年的政治經濟學轉向精神現象學及其邏輯學，并在應用邏輯學之下 完成國家法哲學。馬克思理論的真正起點，則是對黑格爾國家法哲學及其國 家主義的批判，進而全面批判和瓦解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實現從受資產階級 社會束縛的必然世界向人類解放、因而克服和超越了國家主義的自由王國的 躍遷。其具體的學術理論方式則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是對黑格爾早年政治 經濟學的一次辯證的和更高理論水準的回復，并成就了馬克思的后半生理論 生涯。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批判集中于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批 判，并將對國家的歷史理解轉向對市民社會的政治批判。但馬克思沒有現成 性地接受黑格爾的市民社會，而是對市民社會進行了一系列創造性的重構與 提升。事實上，馬克思從對于國家的政治批判逐漸轉向了對市民社會的政治 經濟學批判。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展開的市民社會批判與政治批判，雖然構成了馬克思社會政治理論的起點，但還完全談不上成熟。馬克思社會政治理論的相對成熟，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而真正成熟，則是在1845年《關于費爾哈的提綱》以及《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那里，通過闡發唯物史觀及其新 唯物主義學說，馬克思形成了描述和解釋總體的世界歷史、并且進一步具體分 析批判現代社會（即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社會發展學說，在此基礎上，馬克 思逐漸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對于馬克思的思想歷程而言，如果沒有對于黑 格爾國家法哲學的保守主義本質的揭示、批判以及由此展開的對市民社會的 政治批判，也就沒有對市民社會的揚棄，進而也就沒有馬克思此后從對市民社 會的政治批判轉向對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而且，馬克思同時也是黑 格爾有關自由主義批判的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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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市民社會批判到作為唯物史觀核心概念的“市民社會”

　　馬克思的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批判，其重心是對王權國家或基督教國家的封建主義批判，馬克思將黑格爾有關國家對市民社會的決定關系，顛倒為市民社會決定國家。但是，市民社會批判，作為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批判的環節，卻又被限定于對市民社會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批判。因此，僅限于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批判，還不足以揭示馬克思市民社會批判的全部的、并且是主要的內涵。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批判，存在著從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批判視域下的市民社會的政治批判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及《資本論》中展開的對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轉變。但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所以可能，還取決于馬克思在展開市民社會的政治批判時，進一步開放了市民社會概念，并將其視為一個歷史與人類學概念，從而建立起了關于人類歷史的一般理論，即唯物史觀。

　　在展開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批判時，馬克思有意繞開了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直接從國家部分展開，且主要針對黑格爾的國家內部制度。馬克思將黑格爾的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二分為市民社會與國家，把作為客觀精神（理性）的國家與作為質料（知性）的市民社會的主謂關系，顛倒為市民社會對國家的主謂關系。但作為主詞的市民社會本身也是馬克思批判的對象，這使在經濟社會意義上定義的市民社會獲得了一種歷史性的把握。馬克思在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批判中所講的市民社會，還是法國那種偏重于政治性質的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而不是英國那種代表著典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性質的市民社會。但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把握并沒有局限于當時所處時代，而是上升為一個廣義的和一般性的哲學觀念。黑格爾讓市民社會從屬于國家的客觀精神建構的努力，可能適合于解釋當時德國的政治現實，卻不能涵蓋和代表西方各民族國家或地域。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法哲學及其國家學的批判，超越了國家主義的立場與利益，開出了作為世界歷史主體的無產階級，正如此后馬克思著手在“工人無祖國”以及無產階級本身就是世界歷史意義的“民族”意義上持續深化對德國現實的批判，馬克思實際上已超越了在黑格爾那里發展到 頂點的歐洲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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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與社會解放思想的形成

　　《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明確提出了社會解放思想。但這一思想仍然是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理論結果，并且是在對黑格爾國家主義的對立面即無政府主義的自覺批判中展開出來的。但對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自由主義解讀模式及其對馬克思的批評，卻直接將馬克思的社會政治理論等同于完全受無政府主義及其民粹主義支配的激進左翼理論傳統，從而事實上抽掉了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國家法哲學所形成的社會解放思想。

　　社會政治觀念的激進化的確是馬克思社會政治理論的起點，這也是馬克思將黑格爾國家法哲學判定為保守主義的背景所在，但馬克思也越來越明確而自覺地反對社會政治的徹底的激進化，轉而主張從政治批判及其政治解放轉向社會解放及其社會革命，并自覺批判無政府主義及其民粹主義。從很大程度上說，對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自由主義解讀，連同對馬克思將黑格爾國家法哲學定位為保守主義的批評，實際上，僅僅只是將馬克思社會政治理論徹底看成是左翼激進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國家法哲學并展開市民社會的政治批判，以及其中包含的對無政府主義及其民粹主義的批判，一個重要的思想取向，是破除國家與個人二分的邏輯。對國家主義的批判、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利己主義的批判，是展開其社會政治理論的內在要求。其社會政治理論的一個基本方向，就是從政治解放及其政治革命轉向社會解放及其社會革命。

　　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法哲學的批判，在隨后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即轉入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自覺中，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批判特別指向于對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不同意左翼激進主義式的政治革命，但并沒有否定政治革命，他所肯定的政治革命是包含于社會革命中的。應當說，在當時絕大多數左翼激進主義者持有激進的政治革命的氛圍下，馬克思提出社會革命難能可貴。對于馬克思而言，社會主義本身就意味著一套規范性的價值體系。其實，這也正是馬克思的卓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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