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一章里所談的資產階級，也包括所謂的貴族階級在內，因為說它是貴族階級，說它享有特權，這只是對資產階級而言，并不是對無產階級而言。無產者把它們二者都僅僅看做有產階級，即資產者。在財產特權面前，其他一切特權都算不了什么。區別只在于狹義的資產者是和工廠無產者、部分地和礦業無產者打交道，作為農場主的資產者是和農業工人打交道，而所謂貴族只是和一部分礦業無產階級以及農業無產階級相接觸。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階級像英國資產階級那樣墮落，那樣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那樣腐朽，那樣無力再前進一步。在這里我指的首先是狹義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反對谷物法的自由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注：卡萊爾在他的1843年出版于倫敦的“過去和現在”（《Past　and　Present》，London，1843）一書中絕妙地描述了英國資產階級及其令人作嘔的貪欲；該書的一部分我已經譯出，登在“德法年鑒”上，希讀者參閱[121]。——恩格斯原注］。

　　在這種貪得無厭和利欲熏心的情況下，人的心靈的任何活動都不可能是清白的。當然，這些英國資產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親，他們都具有各種各樣的所謂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資產者一樣，也是一些可敬的和體面的人物；在商業關系上，他們甚至比德國人好些，他們不像我們的小商人那樣討價還價，斤斤較量，但是這又有什么用呢？歸根到底，唯一的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個人的利益，特別是發財的渴望。有一次我和這樣一個資產者在曼徹斯特街上走，和他談到工人區的惡劣的不合衛生的建筑體系，談到這些地區的可怕的居住條件，我說我還沒有看到過比曼徹斯特建筑得更壞的城市。他靜靜地聽完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別的時候，他說：“and　yet，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oney　made　here（但是在這里到底可以賺很多錢）。再見，先生！”英國資產者對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餓，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賺錢就行。一切生活關系都以能否賺錢來衡量，凡是不賺錢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實際，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經濟學這門專講賺錢方法的科學就成為這些人所喜愛的科學。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政治經濟學家。廠主對工人的關系并不是人和人的關系，而是純粹的經濟關系。廠主是“資本”，工人是“勞動”。而當工人不愿意讓別人把自己當做這樣一種抽象的東西的時候，當他肯定自己不是“勞動”而是人（的確，這個人除具有其他特點外，也還具有勞動的能力）的時候，當他認為自己決不能被當做“勞動”、當做商品在市場上買賣的時候，資產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間除了買賣關系還有別的關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僅僅看做“手”（hands），他經常就這樣當面稱呼工人；正如卡萊爾所說的，除現錢交易外，他不承認人和人之間還有其他任何聯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間的聯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現在同樣的“現錢交易”上。由于資產者的統治，金錢使資產階級所處的那種可恥的奴隸狀態甚至在語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跡。金錢確定人的價值：這個人值一萬英鎊（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說，他擁有這樣一筆錢。誰有錢，誰就“值得尊敬”，就屬于“上等人”（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就“有勢力”（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個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領頭的。小商人的氣質滲透了全部語言，一切關系都用商業術語、經濟概念來表現。供應和需求（supply　and　demand），這就是英國人用來判斷整個人生的邏輯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自由競爭，因此，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122]的制度支配著行政、醫務、教育，或許不久在宗教方面也會這樣，因為國教教會的統治已日漸趨于崩潰。自由競爭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國家監督，整個國家對自由競爭是一種累贅，對它來說，最好是沒有任何國家制度存在，使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剝削他人，譬如說，就像在可愛的施蒂納所鼓吹的“聯合會”里那樣。但是，資產階級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無產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國家，所以他們利用國家來對付無產者，同時盡量使國家離自己遠些。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有教養的”英國人會公開承認這種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恥的偽善的假面具把它遮蓋起來。怎么，難道英國的財主就不關心窮人？他們不是已經創辦了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慈善機關嗎？呵，不錯，慈善機關！你們吸干了無產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對他們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滿的偽善的心靈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擺出一副人類恩人的姿態（其實你們還給被剝削者的只是他們應得的百分之一），好像這就對無產者有了什么好處似的！這種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掃地；這種布施使得本來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會排擠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賤民放棄他最后的一點東西——人的稱號；這種布施在用施舍物給不幸的人打上被唾棄的烙印以前，還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么呢？讓我們來聽聽英國資產階級自己說的話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徹斯特衛報”上讀到一封給編輯部的信，編輯部把這封信當做極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東西，不加任何按語就登了出來。下面就是這封信：

　　“編輯先生！

　　近來在我們城里的大街上出現了大批乞丐，他們時常企圖用他們那襤褸的衣服和生病的樣子，或者用令人作嘔的化膿的傷口和殘廢的肢體，以極端無恥的和令人討厭的方式來喚起過路人的注意和憐憫。我認為，一個不僅已經付過濟貧捐而且還給慈善機關捐過不少錢的人，應該說已經有充分的權利要求不再碰到這種不愉快的和無恥的糾纏了。如果城市的警察連保證我們安安靜靜地在城里來往都做不到，那我們究竟為什么要付出那樣多的捐稅來供養他們呢？我希望這封信在你們這個擁有廣大讀者的報紙上發表以后，能促使當局設法消除這種惡劣現象（nuisance）。

　　永遠忠實于您的一位太太”

　　看吧！英國資產階級行善就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會白白地施舍，他們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筆買賣。他們和窮人做買賣，對窮人說：我為慈善事業花了這么多錢，我就買得了不再受你們攪擾的權利，而你們就得待在自己的陰暗的狗窩里，不要用你們的那副窮相來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經！你們不妨繼續悲觀失望，但是要做得讓人覺察不到。這就是我提出的條件，這就是我捐給醫院20英鎊所換取的東西！呵，基督徒資產者的這種慈善是多么叫人惡心！“一位太太”就是這樣寫的！是的，一位太太！她這樣署名是很恰當的。幸虧她沒有足夠的勇氣稱自己為一個女人！既然“太太們”是這個樣子，那末“老爺們”又該怎樣呢？人們會說，這封信所說的只是個別情形。不，它正好表現了絕大多數英國資產階級的想法，否則編輯部就不會把它登出來，否則一登出來就會引起某種異議，我留意了以后幾天的報紙，沒有找到這種異議。至于這些慈善行為的效果，帕金遜掌教就親口說過，窮人從他們的窮弟兄那里得到的幫助，比從資產階級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樸的無產者深知饑餓的苦楚，所以他們雖然自己也不夠吃，還是樂意舍己救人。他們這種援助的意義是與窮奢極欲的資產者所扔出來的那點布施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資產階級也裝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樣子，——但也只是在他們自己的利益需要這樣做的時候才如此。他們在政治和政治經濟方面便是這樣做的。五年來資產階級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們只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才希望廢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卻是這樣：谷物法使英國的糧價保持在高于其他國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資，使廠主難以和其他糧價較低因而工資也較低的國家的廠主競爭。如果廢除了谷物法，糧價就會下跌，工資就會接近于歐洲其他文明國家的水平。這一切分明都是從上述的調整工資的原則中產生的。這樣就會更便于廠主競爭，對英國商品的需求就會增加，從而對人手的需求也會跟著增加。由于這種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資也會重新稍稍提高一點，失業工人也會找到工作，但是這能維持多久呢？英國的特別是愛爾蘭的“過剩人口”是足夠滿足英國工業對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規模擴大一倍也沒有問題；而且從廢除谷物法得到的一點點好處過幾年就會重新消失，新的危機會跟著到來，我們又得回到原來的處境，因為對工業的第一個刺激也會加速人口的增長。這一切無產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對資產者直截了當地說過好多次了。可是，廠主們只看到廢除谷物法給他們帶來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淺，甚至不懂得，從這種措施得來的利益對他們說來也是不會長久的，因為廠主彼此間的競爭很快就會把他們每個人的利潤降低到從前的水平；而他們卻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說，所有這一切都只是為了工人，只是為了千百萬挨餓的人，自由黨的闊佬們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鎊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庫里去。可是誰不知道，他們不過是想拋出香腸換回火腿，他們打算在谷物法廢除后的最初幾年內就能十倍百倍地撈回來。但是工人不再上資產階級的當了，特別是在1842年的起義以后。誰說自己關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贊成人民憲章來證明自己的誠意。因此，工人反對一切不相干的幫助，因為在憲章里他們所要求的只是賦予他們以權力，以便他們能夠自己幫助自己。誰不同意這樣，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戰，無論他是公開的敵人，還是偽裝的朋友。此外，為了把工人爭取到自己這方面來，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謊言和詭計。它企圖使工人相信，勞動的價格和糧食的價格成反比，糧價低，工資就高，反過來也是一樣。它企圖用最荒唐的論據來證明這個論斷；而這個論斷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經濟學家之口的任何主張都要荒唐。當這一切都無濟于事的時候，他們就答應工人說，對人手的需求增加，就會帶來最大的幸福。他們甚至無恥地抬著兩個大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個上寫著：8辨士一個的美國面包，工資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個小得多的上面寫著：8辨士一個的英國面包，工資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沒有上當，他們對自己的老板認識得太清楚了。

　　要徹底認清這些漂亮諾言的虛偽性，只要考察一下實際生活就夠了。上面我們已經看到，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計地剝削無產階級。但是，我們以前看到的只是各個資產者如何各自冒著風險來剝削工人的情形。現在我們來看看資產階級如何以政黨、甚至以國家政權出面來反對無產階級。整個立法首先就是為了保護有產者反對無產者，這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因為有了無產者，所以才必須有法律。這一點雖然只是在少數法律條文里直接表現出來，——例如取締流浪漢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無產階級不受法律的保護，——但是敵視無產階級卻是法律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因此法官，特別是本身就是資產者并且和無產階級接觸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會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這種意圖。如果闊佬被傳到，或者更正確些說，被請到法庭上來，法官便會因為打攪了他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盡力使訴訟變得對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給他判罪，那末法官又要對此表示極大的歉意，如此等等，結果是罰他一筆微不足道的罰款，資產者輕蔑地把錢往桌上一扔，就揚長而去。但是，如果是一個窮鬼被傳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末他幾乎總是先被扣押起來，和其他許多像他一樣的人一起過一夜；他一開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罵，他的一切辯護只得到一個輕蔑的回答：“呵，我們懂得這些借口！”最后是被處以罰款，可是他付不出這一筆錢，于是只好在監獄里做一個月或幾個月的苦工來抵罪。即使不能給他加上任何罪名，他還是會被當做流氓和游民（a　rogue　and　a　vagabond——這兩個詞幾乎總是連在一起用的）送進監牢。治安法官的偏袒行為，特別在鄉間，實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這種行為已司空見慣，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報紙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評論地登了出來。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別的做法。一方面，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來解釋法律，而另一方面，他們本身就是資產者，他們首先認為本階級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礎。治安法官是這樣，警察也是這樣。無論資產者做什么，警察對他總是客客氣氣，并且嚴格地依法辦事，但是對無產者卻粗暴而又殘酷；貧窮本身就已經使得無產者有各種罪行的嫌疑，同時也剝奪了他對付當局專橫行為的法律手段。因此，對無產者來說，法律的保護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隨便闖進他家里，隨便逮捕他，隨便毆打他。只是在工會聘請了辯護人，例如煤礦工人聘請了羅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護作用對無產者說來是多么微小，無產者經常被迫肩負法律的全部重擔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點好處。

　　為了加緊奴役無產階級，有產階級現在還在議會里不斷地向那些還沒有完全沉溺于利己主義的議員的較善良的情感進行斗爭。公地一塊接一塊地被掠奪并且被改成耕地，這固然會提高農業生產，但是使無產階級受到很大的損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窮人可以在那里放驢、放豬或放鵝，孩子們和年輕人也可以隨意在那兒游玩和歡跳。現在這種事情愈來愈少了，窮人的收入日益減少，年輕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館去。議會每次開會都要通過一系列開墾公地的條例。1844年的議會會議上政府曾決定要那些壟斷一切交通工具的鐵路公司適當地降低車費（降到1辨士1英里，約合5銀格羅申1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車旅行，并為此建議各鐵路線上每天加開一班三等廉價列車，這時，“可敬的教父”倫敦主教卻建議把星期日，把在業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為例外；這樣一來，星期日就只許闊人旅行，不許窮人旅行了。但這個建議太露骨太公開：實在無法通過，因此才被否決。可是采取隱蔽方式侵犯無產階級權利的行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議會會議期間所發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舉出來。我只舉出1844年那次會議上所發生的一件事情。一個沒有名聲的議員邁爾斯先生提出了一個調整主仆關系的法案，這個法案看來完全是無可非議的。政府贊同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給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去審理。那時英格蘭北部發生了煤礦工人的罷工，羅伯茨正帶著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無罪的工人勝利地遍走全國。后來這個法案由委員會交回來，但里面加了幾項專橫到極點的條文，特別是這樣一條：凡口頭上或書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種工作（即使是臨時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絕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為（misbehaviour），雇主有權把他送到任何一個（any）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據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監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證詞——即根據原告的證詞——可以判處工人兩個月以下的徒刑或勞役。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無比的憤怒，特別是因為這時議會正在討論十小時法案，而各地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宣傳鼓動工作。工人們開了幾百次會，給無產階級在倫敦議會里的辯護人托馬斯·鄧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請愿書。除“青年英國”的代表弗蘭德外，鄧科布是唯一極力反對這個法案的議會議員。當其他的激進派看到人民反對這個法案的時候，他們便開始一個跟一個地悄悄向鄧科布靠攏，自由資產階級看到工人的激憤，不敢堅持這個法案，在人民的激憤面前，根本也沒有一個人特別熱中于堅持這個法案，于是這個法案便可恥地破產了。

　　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最公開的宣戰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由此產生的新濟貧法。關于馬爾薩斯的理論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了。現在我們再來簡略地重述一下這一理論的主要結論：地球上永遠有過剩人口，所以永遠充滿著窮困、匱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數過多，這是人類的宿命，是人類的永恒的命運，因此，人們就分為不同的階級，有些比較富裕、受過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則比較窮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這個實踐上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是馬爾薩斯本人做出來的）：慈善事業和濟貧金實在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們只會維持“過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勵他們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資也因他們的競爭而降低了。濟貧所給窮人工作也同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既然只有一定數量的勞動產品能夠找到銷路，一個失業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個現在有工作的工人失業，換句話說，濟貧所這種事業是在損害私人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問題決不在于去養活“過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種辦法盡可能地縮減過剩人口的數目。馬爾薩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認的每個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權獲得生活資料的說法是完全荒謬的。他引用了一個詩人的話：窮人來赴大自然的宴會，但是找不到空著的餐具，馬爾薩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滾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為他在出生以前沒有事先問一下社會是否愿意接受他”。這一理論現在已成為英國一切真正的資產者心愛的理論，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這種理論對他們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現存關系下它在許多方面是符合實際的。既然問題不在于利用“過剩人口”，不在于把“過剩人口”變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盡可能簡便的方法使這些人餓死，并同時阻止他們生出過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簡單了，不過還得有一個條件，這就是必須使“過剩人口”承認自己是過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餓死。但是，盡管仁慈的資產階級已經費盡心機，使工人們相信自己沒有用處，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無產者卻堅決相信，他們有勤勞的雙手，他們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無所事事的有錢的資本家先生們，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權還在富人手里，所以無產者不得不聽憑法律宣布他們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們自己并不愿意承認這一點。新濟貧法所做的正是這件事。以1601年的法案（伊麗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為基礎的舊濟貧法還天真地從這樣的原則出發：照顧窮人的生活是教區的責任。誰沒有工作，誰就得到救濟，久而久之，窮人就十分自然地認為教區有責任不讓他們餓死。他們把每周的救濟當做權利而不當做恩惠，資產階級對此終于感到厭煩了。1833年，當資產階級由于選舉改革取得政權而農業區的貧困又達到頂點的時候，他們就立刻著手以自己的觀點來修改濟貧法。他們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濟貧所的工作，這個委員會揭露了很多驚人的事實。它發現農業區的整個工人階級都變成了貧民，他們全部或部分地靠濟貧金過活，或在工資低的時候領到一點補助金。委員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制度養活了失業工人，幫助了工資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親撫養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認窮人有被保護的權利；這個制度使國家破產。

　　“它阻礙工業發展，鼓勵人輕率結婚，促使人口增長，抵銷人口增長對工資的影響；這個制度是一種全國性的制度，它使勤勞而誠實的人不愿意工作，使懶惰、放蕩和輕佻的人得到鼓勵；它破壞家庭的聯系，經常阻礙資本的積累，耗費現存的資本，并使納稅人破產；此外，它還給私生子發撫育費，這簡直是在發私生子的獎金”（摘自濟貧法委員會的報告）［注：“濟貧法委員會所獲得的情報資料的摘要”1833年倫敦官方版（《Extracts　from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Poor－Law－Commissioners》．Pub－lished　by　Authority．London，1833）。——恩格斯原注］。

　　這一段對舊濟貧法的作用的描述大體上是正確的：救濟金鼓勵懶惰，促進“多余的”人口的增長。在當前的社會關系下，窮人自然不能不成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條件都一樣，那末他在二者之中當然要選擇后者。但是從這里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當前的社會關系是糟透了的；而決不能得出像馬爾薩斯派的委員們那樣的結論：貧窮就是犯罪，應當用威脅的手段來對付它。

　　但是這些聰明的馬爾薩斯信徒們卻那樣相信自己的觀點絕對正確，以致毫不猶豫地把窮人放到他們那套理論的普羅克拉斯提斯的床上去［注：普羅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是古希臘的強盜，他把俘虜綁在鐵床上，身體比床長的，把足切斷，比床短的，就用力拉得和床一樣長。——譯者注］，并極其殘酷地把這種理論應用在窮人身上。他們和馬爾薩斯及其他擁護自由競爭的人們都深信，最好是讓每個人自己替自己打算，徹底實行聽之任之的原則，所以他們很想把濟貧法全部廢除。但是由于他們沒有足夠的膽量和權威來這樣做，他們就提出一個盡可能適合馬爾薩斯觀點的濟貧法。這個法律比簡單地應用聽之任之的原則還要殘忍，因為在這個原則消極地起作用的地方，濟貧法進行積極的干涉。我們已經看到，馬爾薩斯把窮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把失業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們是罪犯，社會應當用餓死來懲罰他們。誠然，濟貧法委員會的委員們還沒有野蠻到這種程度，因為讓人們活活地餓死就在他們眼睛里也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們說：好吧，你們窮人有生存的權利，但是也僅僅只有生存的權利；你們沒有繁殖的權利，更沒有像人一樣生存的權利。你們是國家的禍害，即使我們不能像消滅其他任何禍害一樣立刻把你們消滅掉，至少你們自己也應當感覺到自己是禍害；必須把你們控制起來，使你們不可能直接生產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壞榜樣引誘人們走上懶惰和失業的道路，間接地生產出“多余的人”。你們不妨活著，但是，你們活著只是用來警戒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為“多余者”的人。

　　于是他們就提出了新的濟貧法，1834年議會通過了這個法律，它一直到今天還有效。一切金錢的或實物的救濟都取消了；只承認一種救濟方式——把窮人收容到已經在各處迅速建立起來的習藝所里去。這些習藝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稱呼的“窮人的巴士底獄”（poor－law－bastilles）的規則，足以嚇退每一個還有一點希望可以不靠這種社會慈善事業過活的人。為了使窮人只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去請求救濟，為了使他在請求以前想盡一切辦法，馬爾薩斯的信徒們挖空心思地把習藝所變成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窮的工人吃的還要壞，而工作卻更繁重；否則工人就情愿住習藝所，而不愿在外面過那種可憐的生活了。住習藝所的人很少見到肉，特別是鮮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壞的面包和燕麥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沒有。甚至監獄里一般的伙食也比這里好，因此，住習藝所的人為了能夠進監獄，就常常故意犯一點罪。而實際上習藝所也就是監獄。不做完分內的工作就不能吃飯；想進城得事先請假，但準與不準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對他的意見；抽煙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準接受親戚朋友饋送的東西。這些窮人穿著習藝所的制服，完全聽管理人的擺布。為了使他們的勞動不致同私人工業競爭，分配給他們的工作多半是沒有用處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個身強力壯的男人緊張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樣多”；女人、小孩和老頭拆開舊船索，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經忘記了。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為了使“德行敗壞的”父母不致影響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別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們很少能夠見面，只有當主管人認為他們很規矩的時候，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見見面。為了使這些巴士底獄中的貧窮傳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絕，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許可才能在特別的會客室里會客，總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監視或許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觸。

　　按法律規定，食物應當是衛生的，待遇應當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顯了，以致要實現這種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濟貧法委員會的委員們和整個英國資產階級如果認為可以只實行原則而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錯了。法律條文對住在習藝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規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觸的。既然法律在實質上是把窮人當做犯人，把習藝所當做懲治犯人的監獄，把住習藝所的人當做法律以外的人，當做人類以外的人，當做一切丑惡的化身，那末，任何與此相反的命令都無濟于事。實際上官吏們對付窮人時不是按照法律的條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這里舉幾個例子。

　　1843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習藝所里有一個五歲的男孩由于某種過失而被關在停尸房中，整整關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材蓋上。在海恩的習藝所里，有一個小女孩因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樣的懲罰。這種懲罰方法在這里顯然是經常采用的。這個習藝所位于肯特的一個最美麗的地區，但是有一個特點，所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內開，直到不久前才開了兩個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個記者在“彩色雜志”上描述了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幾句話結束的：

　　“如果上帝懲罰人的罪過，就像人們懲罰人的貧窮一樣，那末，亞當的子孫們該是多么可憐呵！”

　　1843年11月，萊斯特有一個人剛從考文垂的習藝所里放出來兩天就死掉了。這個習藝所對待窮人的情況是令人氣憤的。上面談到的這個人叫做喬治·羅伯遜，他的肩部受了傷，但根本沒有得到治療。習藝所要他去壓抽水機，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來壓。他吃的是習藝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傷口得不到護理而引起身體虛弱，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這種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訴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壞。羅伯遜的妻子也住在習藝所里，她想把自己的一小份啤酒讓給丈夫，竟挨了一頓罵，并且被迫當著女管理人的面把它喝光。羅伯遜病了，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對他的待遇也沒有好一些。最后，根據他的請求，他們夫婦倆一起被放出來了，他離開習藝所時還挨了一頓臭罵。過了兩天，羅伯遜就在萊斯特死掉了。據驗尸的醫生證明，他是因傷口未得到護理和身體衰弱無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當他離開習藝所的時候，才交給他幾封附有匯款的信，這些信已在習藝所的辦公室中壓了六個星期，并且按照這個習藝所的規矩，都已被主管人拆開看過了！在北明翰的習藝所中發生了一些非常可恥的事情，所以1843年12月不得不派出一個官員去調查。他查明，有4個流浪漢（trampers——我們在上面已經解釋過這個名詞）［注：見本卷第503頁。——編者注］被剝光了衣服關在樓梯下面的禁閉室（blackhole）里；他們在這里已經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們常常挨餓，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點東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節里。有一個小男孩坐過這個習藝所里的各種各樣的禁閉：先是被關在一間又潮濕又狹小的拱形的儲藏室里，后來有兩次被關在禁閉室里，第二次被關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舊禁閉室里關了同樣長的時間，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業者特別禁閉室去，這是一個放著木板床的、又臟又臭的洞穴，這位官員去調查的時候，還發現兩個穿得破破爛爛、凍得縮成一團的男孩子，他們在那里已經有四天了。坐禁閉室的人數常常多到7個，而關在流浪的失業者禁閉室里的則往往有20人之多。女人也經常因拒絕上教堂而被罰坐禁閉室。有一個女人甚至在流浪的失業者禁閉室中被關了四天，當然，只有天曉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樣的人！而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藥的時候發生的！還有一個女人雖然神志很清醒，卻受到了送進瘋人院的懲罰。1844年1月在薩福克的拜克頓的習藝所里也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一個白癡似的女人在這里當看護，她對待病人的手段是極其荒唐的；為了省得看護們在夜里值班，就用繩子把那些不安靜的或夜里常常起來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個病人就是這樣捆著死掉的。在倫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縫制廉價襯衣的習藝所里，一個患羊癇瘋的男人在發病的時候悶死在床上，誰也沒有去搭救他。在這個習藝所里，一張床上睡四五個、五六個、有時甚至八個小孩子。在倫敦的邵爾底治的習藝所里，曾有一個男人和一個發高燒的病人擠在一張爬滿了蟲子的床上睡了一夜。在倫敦的拜特納－格林的習藝所里，所方不讓一個懷孕六個月的女人到習藝所的房子里去住，從1844年2月28日到3月20日一直把她和她的不滿兩歲的孩子鎖在會客室里，里面既沒有床，也沒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也被帶進了習藝所，當他請求把他妻子釋放出來時，所方便認為他行為鹵莽而把他關了二十四小時禁閉，吃的只有水和面包。1844年9月，在溫莎附近的斯勞的習藝所里有一個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得信后馬上到斯勞去探望，她在夜里十二點到達目的地后，急忙趕到了習藝所，但是所方竟不讓她進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許和自己的丈夫見面，時間只有半小時，而且還有女管理人在場；以后幾次會面時這個女管理人也都在場，一到時間就催她走。在郎卡郡的密得爾頓的習藝所里，一間屋子睡12個人，有時甚至睡18個人，男女都有。這個機構不受新濟貧法的約束，而受較早的專門的法律（吉伯特法律）的約束。管理人在這個習藝所里私人開設了一個啤酒廠。1844年7月31日，在斯托克波爾特有一個七十二歲的老頭被人從習藝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絕砸石子，說自己年紀太大，膝也彎不過來，實在干不了這種工作。他請求給他一種比較適合于他的體力的工作，但是白費，他被判處在監獄里做兩個星期的苦工。1844年2月，在巴斯弗德的習藝所里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床單已有十三個星期沒有換，襯衣有四個星期沒有換，襪子則有兩個月到十個月沒有換了，因而45個男孩子中只有3個還穿著襪子，所有的人的襯衣都是破破爛爛的。床鋪上爬滿了蟲子，食具在臟水桶中洗滌。倫敦西區的習藝所有一個有梅毒的看門人，他把病傳染給了4個女孩子，但是并沒有被開除。另一個看門的從一個分所里帶出一個又聾又啞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沒有被開除。

　　對待死人也并不比對待活人好些。窮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樣草草了事。在倫敦，埋葬窮人的圣布萊德斯公墓是一塊光禿禿的泥濘地，它從查理二世以來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處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內死掉的窮人都被拋到一個14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禱，人們在坑上松松地蓋上一層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開，再往里面扔新的尸體，一直到坑滿得不能再填的時候為止。因此，尸體腐爛的氣味把附近的整個地區都熏臭了。在曼徹斯特，貧民公墓在艾爾克河畔，和舊城正好相對；這也是一個高低不平的荒涼的地方。大約兩年以前有一條新修的鐵路經過這里。假如這是可敬的人們的墓地，那末，資產階級和牧師們會怎樣哀號，他們對這種褻瀆行為會怎樣大嚷大叫呵！但這是貧民公墓，是貧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們就毫不介意了。人們甚至不肯費點力氣把沒有完全爛掉的尸體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墳就被掘開，木樁打入新墳里，充滿了腐敗物的水從爛泥中冒出來，使附近一帶彌漫著令人作嘔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氣。當時所發生的那種可惡的粗暴行為，我不準備在這里詳細描述了。

　　窮人們拒絕在這樣的條件下接受社會救濟，他們寧愿餓死也不愿到這些巴士底獄里去，這還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聽到過五件真正餓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幾天，濟貧所除了讓他們進習藝所就不給任何救濟，而他們寧愿挨餓，也不愿到這個地獄里去。從這方面說來，濟貧法委員會完全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時，習藝所的建立比執政黨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強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產者都因新濟貧法而欣喜若狂。從新堡到杜弗，這個法律引起了工人們一致的憤怒的呼聲。在這個法律中，資產階級清楚地表明了他們是怎樣理解對無產階級的義務的，這一點連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過去從來沒有人這樣露骨、這樣恬不知恥地宣布過：沒有財產的人活在世上只是為了供有產者剝削，并在有產者不需要他們的時候便去餓死。正因為如此，新濟貧法大大地促進了工人運動的發展，特別是促進了憲章運動的擴展；而且因為這個法律在農村中應用得最廣，所以它又將便利無產階級運動在農村地區的發展。

　　我再補充一點，愛爾蘭從1838年起也有一個類似的濟貧法，它替8萬貧民設立了同樣的藏身之所。在那里，這個法律也是為人所憎恨的，假如它在愛爾蘭能夠獲得像在英格蘭同樣的意義，它也會引起窮人的更大的反對。但是，在一個擁有250萬無產者的國家里有8萬無產者受到惡劣的待遇，這又有什么關系呢！蘇格蘭除了某些個別地方，都沒有濟貧法這種措施。

　　我希望在談過新濟貧法及其后果以后，誰也不會認為我對英國資產階級的批評過于苛刻。在國家的這個措施中，英國資產階級是in　corpore〔作為一個整體〕，作為當權者出現的，在這里他們清楚地表明了他們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們那種使無產者處處遭殃但又把這歸之于個別人的罪過的惡劣行為的真正含義。這個措施不是出自資產階級某一集團之手，而是得到了整個階級的贊許的，1844年議會的辯論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新濟貧法是自由黨頒布的；以首相皮爾為首的保守黨為這一法案辯護，只是在1844年通過的Poor－Law－Amendment－Bill〔濟貧法修正案〕中對它做了幾處無關緊要的修改。自由黨的多數頒布了這一法律，保守黨的多數批準了它，而高貴的貴族們則兩次對它表示“同意”。這樣就宣布了無產階級是不受國家和社會保護的；這樣就公開地宣布了無產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當人看待。但是我們確信，不列顛王國的無產者是會爭回自己的人權的［注：為了避免一切誤會和可能由此產生的異議，我還要指出，我是把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談的，我談個別人的行為，只是為了說明這個階級的思想和行動的方式。因此，我也不準備分析資產階級各個集團間和各個黨派間的差別，因為這些集團和派別只具有歷史上的和理論上的意義。因此，我也只能順便提到幾個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這些人有的是比較堅決的激進黨人，他們差不多就是憲章主義者，例如，下院議員埃士頓的亨得利廠主和托德摩爾登（郎卡郡）的菲爾登廠主，此外還有托利黨人慈善家，他們不久以前組織了一個叫做“青年英國”社的團體，這些人中有議會議員迪斯累里、波爾斯威克、弗蘭德、約翰－曼諾斯勛爵等等。艾釋黎勛爵和他們也有密切的關系。“青年英國”的目的是恢復舊時的《merry　England》（“美好的英國”）以及它的光輝方面和浪漫的封建主義；這個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實現的，甚至是可笑的，這是對整個歷史發展的嘲笑。但是這些人懷著善良的心愿起來反對現存的制度，反對流行的種種偏見，他們有勇氣承認現在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為，這畢竟是難能可貴的。半德國人半英國人的托馬斯·卡萊爾是十分獨特的，他最初是托利黨人，后來就比上面談到的所有那些人都進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國資產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會混亂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勞動組織起來。我希望已經摸索到正確道路的卡萊爾還能夠沿著這條道路走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許多德國人的名義對他寄以最美好的愿望。——恩格斯原注

　　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萊爾成了徹頭徹尾的反動分子；他不再向庸人們發出正義的憤怒，卻對那把他拋到岸上的歷史巨浪發出狠毒的庸俗的怨言。——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補加的注］。

　　這就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這種狀況是我在二十一個月的時間內通過親身觀察并根據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報告加以研究過的。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書中已經不止一次地肯定過那樣）這種狀況惡劣得不能忍受，那末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1833年蓋斯克爾就宣稱他對和平的結局已經絕望，革命未必能夠避免。1838年卡萊爾已經用工人的貧困的生活條件來解釋憲章主義和工人的革命情緒，但他感到驚奇的是，工人們竟然安安靜靜地在巴爾米開特的餐桌[123]旁邊坐了八年之久，讓自由資產階級用空洞的諾言來喂養自己。1844年卡萊爾宣稱必須立即著手組織勞動，

　　“如果不想把歐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國變為荒無人煙的沙漠的話”。

　　“歐洲第一大報”“泰晤士報”在1844年6月直截了當地說道：

　　“對宮廷宣戰，給茅屋和平！這是一個采取恐怖行動的號召，它可能再一次地也響徹我們全國。當心點吧，有錢的人們！”

　　但是，讓我們再看一看英國資產階級的前途吧。在最壞的情況下，即使廢除了谷物法（幾年后必然會廢除的），外國的工業，首先是美國的工業，也能夠經得住英國的競爭。目前德國的工業正在加緊發展，美國的工業已經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美國有取之不盡的資源，有巨量的煤鐵蘊藏，有無比豐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別是有堅毅而活躍的居民，和他們比起來，英國人就是一群昏睡的粘液質的人；美國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建立了工業，目前在粗棉紡織品（英國工業的主要產品）方面已經開始和英國競爭，它已經把英國人從北美和南美的市場上排擠出去，在中國，美國貨也和英國貨一樣地銷行了。其他工業部門里的情形也是一樣。如果要找一個能夠把工業壟斷權奪到自己手中的國家，那末這就是美國。如果英國工業就這樣被打垮（如果當前的社會條件不改變，這種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內發生），那末無產階級大多數都將永遠成為“多余的人”。他們可以走的路只有兩條：或者餓死，或者革命。英國資產階級看到了這種前途嗎？剛剛相反，他們最寵愛的經濟學家麥克庫洛赫從書房里教導他們說，根本不用考慮美國這樣一個年輕的甚至連人口也沒有達到應有數字的國家也能夠順利地從事工業活動，尤其是能和英國這樣的老牌工業國競爭。如果美國人想這樣嘗試的話，那他們簡直就是發瘋，因為這樣做只會賠錢。最好還是讓他們去從事農業吧，到全部土地都耕種起來的時候，他們順利地從事工業的日子或許就會到來。聰明的經濟學家這樣說，整個資產階級隨聲附和，可是美國人卻把市場一個一個地搶走，而且不久以前一個美國投機分子甚至大膽地把一批美國貨運到英國來，在這里又順順當當地作為出口貨拋售出去！

　　但是，就假定英國人保持住工業的壟斷權，假定他們的工廠的數目會繼續增加，結果又將怎樣呢？商業危機不會消失，它將隨著工業的發展和無產階級人數的增加而日益尖銳、可怕。隨著小資產階級的不斷破產，隨著資本迅速地向少數人的手里集中，無產階級的人數將按照幾何級數增加起來，使整個民族，除少數百萬富翁外，很快都成為無產階級。但是，在這種發展的進程中必將有這樣一個時機到來，那時無產階級將看到，他們要推翻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著到來了。

　　然而事變很可能不沿著這兩條道路發展。商業危機（它是促進無產階級獨立發展的最強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國的競爭和中等階級的日益破產將加速整個進程。我不相信人民會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機。1846年或1847年行將到來的危機，想必會促成谷物法的廢除和憲章的通過。憲章將引起什么樣的革命運動，現在還很難說。但是在這次危機之后和下一次危機之前（按過去的危機類推，下一次危機應當在1852年或1853年到來，雖然它的到來可能因谷物法的廢除而推遲，或因外國的競爭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國人民大概會對順從地忍受資本家的剝削或在資本家不需要他們的時候就去餓死這樣的事情感到厭惡。如果到那時英國資產階級不變得聰明些（按所有的跡象來判斷，這是不可能的），那末革命就會到來，這次革命將是過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絕望地步的無產者將要像斯提芬斯向他們宣傳過的那樣去放火；人民復仇的怒火將迸發出來，來勢之猛就連1793年也不能與之相比。窮人反對富人的戰爭將是人們之間進行過的一切戰爭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戰爭。即使資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即使資產階級的習氣普遍地改好了，也都無濟于事。要知道，整個資產階級的觀點的改變至多也只能達到不徹底的juste－milieu〔中庸〕的程度；那些較堅決地歸附于工人的資產者會形成新的吉倫特派，這一派別將在暴力行動擴展的過程中滅亡。一個階級的偏見是不可能像舊衣服一樣扔掉的，保守、狹隘而自私的英國資產階級尤其不會這樣做。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做出所有這些結論，因為這些結論所依據的一方面是歷史發展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另一方面是人類的本性。在英國做一個預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為構成社會的一切因素在這里都獲得了這樣明確的發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從既成的形勢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經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進行得比我在這里所描述的溫和些。這與其說將取決于資產階級的發展，倒不如說將取決于無產階級的發展。無產階級所接受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報復和殘酷性將愈少。在原則上，共產主義是超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的；共產主義只承認這種敵對在目前的歷史意義，但是否認它在將來還有存在的必要；共產主義正是以消除這種敵對為目的的。所以，只要這種敵對還存在，共產主義就認為，無產階級對他們的奴役者時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開始的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杠桿；但是共產主義比這種憤怒更進了一步，因為它并不僅僅是工人的事業，而是全人類的事業。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想到要向個別的人復仇，或者認為某個資產者在現存的條件下能夠有不同于現在的行動。英國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正是從不歸咎于個別人的原則出發的。因此，英國工人所接受的社會主義思想愈多，他們現在的憤怒就愈快地成為多余的（如果這種憤怒今后仍然表現在以前的那種暴力行動中，那它無論怎樣也不會有什么結果），在他們反對資產階級的發動中粗暴行為和野蠻行為也就愈少。假如能夠在斗爭展開以前使全體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化，那末斗爭就會很和平地進行。但是現在這已經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認為在英國現在已無法避免的窮人反對富人的完全公開的、直接的戰爭爆發以前，至少也能使無產階級對社會問題有個清楚的了解，使共產黨能夠在有利的情況下逐漸克服革命中的野蠻成分并預防熱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國的經驗并不是沒有用的，而且現在憲章運動的多數領袖都已經成了共產主義者。而因為共產主義超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所以它和純粹無產階級的憲章主義比起來，更容易為資產階級的優秀的代表人物（但是這種人是極少的，而且只能從正在成長的一代中去尋找）所贊同。

　　如果這些結論在這里還顯得根據不夠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別的地方有機會來證明，這些結論是從英國歷史發展中必然得出的。我堅決認為：現在已經間接地以個別小沖突的形式進行著的窮人反對富人的戰爭，將在英國成為全面的和公開的戰爭。要想和平解決已經太晚了。階級的分化日益尖銳，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憤怒在加劇，個別的游擊式的小沖突在擴展成較大的戰斗和示威，不久的將來，一個小小的推動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復地的浪濤。那時全國都將真正響徹戰斗的號召：“對宮廷宣戰，給茅屋和平！”那時富人們再想采取預防措施就已經晚了。

　　弗·恩格斯寫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

　　1845年在萊比錫印行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根據1845年德文版并與1892年德文版核對后刊印

　　原文是德文

　　來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注 釋：

　　[121]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26-655頁。——第564頁。

　　[122]《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聽之任之”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經濟學家的信條，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范圍內的任何事務。——第566頁。

　　[123]“巴爾米開特的餐桌（或宴會）”這一成語引自神話“一千零一夜”，在這個宴會上給饑餓者端來的是一個個的空菜盤。——第5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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