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關于毛澤東實踐認識論的研究極其豐富，但其中對于毛澤東如何克服其早期認識論的局限并最終以實踐的觀點重構自身認識論的思想軌跡與心路歷程，卻缺乏系統性的梳理。通過整理其相關文獻可知，毛澤東實踐認識論思想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過實踐中一系列的思想矛盾運動，最終擺脫了唯心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理論羈絆，對于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由經驗地認可走向自覺地認同與構建，從而完成自身認識論的實踐轉向。

　　關鍵詞：

　　毛澤東；認識論；實踐；轉向

　　毛澤東實踐認識論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與同時代的其他人一樣，毛澤東早期也曾經從客觀唯心主義、主觀唯心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出發，構建自身的認識論體系。但以往的研究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毛澤東早期的幾種認識論思想與其后來的實踐認識論之間的聯系與區別，自然也就忽略了這些聯系與差別背后所掩蓋的毛澤東思想的矛盾運動過程，因而未能有效揭示毛澤東確立實踐認識論的思想背景。只有當我們深入地了解與體會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的思想矛盾與心路歷程，我們才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澤東認識論實踐轉向的邏輯路徑及其變革性意義。

　　/一、毛澤東認識論思想的相關研究綜述

　　關于毛澤東實踐認識論的確立問題，學界已經有了極為深入的研究，其中一部分研究者側重于在毛澤東整體思想的研究框架下對其進行探討與敘述。在《西行漫記》中，埃德加·斯諾著重敘述了毛澤東成長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過程，但遺憾的是，斯諾并未詳細地介紹毛澤東認識論思想在這一過程中的變化。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斯圖爾特·R·施拉姆分析了毛澤東認識論思想的不同發展階段，卻并未將毛澤東早期認識論思想與后來認識論思想有機聯系起來，難以凸顯毛澤東認識論思想的轉變及其背后的原因所在。國內學者金民卿在《青年毛澤東思想轉變中的自我清算特征及其啟示》中介紹了青年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過程，但由于這篇文章主要還是著眼于毛澤東整體思想的變遷，對于隸屬于其中的認識論思想不可避免地只有相對有限的論述。因此這一類研究往往存在著對于毛澤東實踐認識論著墨過少的問題，難以系統完整地展示毛澤東認識論思想的發展過程。

　　而另一方面，另一部分研究者則更加注重對毛澤東認識論思想的專題研究。在《毛澤東思想的批判性透視》中，理查德·約翰遜在基于對《實踐論》文本的整理上，從毛澤東實踐哲學與政黨活動之間的互動關系探索毛澤東實踐認識論的產生因素，強調其“與建立在共產主義者領導之上的權力實踐”之間的關系。但遺憾的是，作者似乎更加注重毛澤東同時期政治活動等共時性因素對于毛澤東實踐認識論形成的影響，忽視了從歷時性的角度去探索促使其產生發展的最早期的歷史因子。國內學者韓步江在《論毛澤東實踐概念的哲學形成》中梳理了毛澤東實踐思想由雛形走向成熟的歷史，認為毛澤東實踐概念的形成“經歷了《反對本本主義》的雛形階段，以實踐經驗和實踐認識消化和吸收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階段和以《實踐論》為標志的正式形成階段”。然而在這里作者忽略了毛澤東早期思想對于其實踐概念的影響和作用，難以回答毛澤東為何選擇從實踐這一獨特路徑重構自身的相關思想。而臧峰宇、何璐維在《青年毛澤東知行觀的實踐心學闡釋》中，雖然探討了毛澤東早期“對傳統心學的初步實踐轉向”，但未能與毛澤東后來成熟的實踐認識論聯系起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仍未形成對于毛澤東認識論實踐轉向過程的相對系統完整的梳理。

　　/二、毛澤東認識論的實踐轉向過程

　　由于毛澤東早期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其最初的認識論思想是在儒家客觀唯心主義的基礎上生發出來的。而伴隨著理論視野與實踐范圍的開拓，毛澤東發現客觀唯心主義無法有效論證認識的可靠性問題，又轉向主觀唯心主義與舊唯物主義領域尋求理論的根據，但仍然無法有效闡釋理論與現實活動之間的關系。五四時期，毛澤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逐漸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不斷深入的學習過程中，最終系統性重構自身實踐認識論思想，實現了理論上的突破。

　　（一）萌生：早期觀念論的形成

　　在求學早期，毛澤東主張為學之道應該“先中而后西”，而其中儒家文化尤其對毛澤東的整體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澤東晚年回憶“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而此時毛澤東的認識論思想作為其早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自然帶有儒家文化認知模式的深刻印跡。在毛澤東對于儒家的理解中，儒家的知行觀主張是知先行后、知能促行。如在此時很相信孔夫子的毛澤東看來，孔子對于國家的治理是“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升平二世”，而自己要挽救國家，也應該尋找到那一貫穿古今、永恒不變的“公理公例”。因此，在儒家認識論思想的影響下，此時的毛澤東不可避免地認為將理論的本質理解為一種先天就有的“宇宙之真理”了。

　　因此在這種理論先行的思維下，此時毛澤東十分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支配地位。如在此時的毛澤東看來，想要改變中國的命運，必須先尋找到一種完美的理論，以這種完美的理論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因而，與之對應的實踐便是“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而并非是指政治、法律、宗教等領域的實際活動。同時，此時毛澤東認為這種知先行后的可行性也是存在的，即知能促行。在毛澤東看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因此，一旦尋找到宇宙的真理，便能實現天下之心皆動，進而達到天下之事可為，從而實現國家富強。

　　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對于自己早年學習的儒家思想進行過反思與揚棄，指出孔子的認識論“作為哲學的整個綱領來說是觀念論……但作為片面真理則是對的，這和‘沒有正確理論就沒有正確實踐’的意思差不多”。而對于早年并未接受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毛澤東而言，并未意識到儒家認識論的根本局限，因此其認識論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觀念論的痕跡。而且，毛澤東此時的認識論主要是從客觀唯心主義的思維架構出發，通過懸設一個先驗的理想狀態，引領自身的實踐活動。然而這種懸設的理想嚴重脫離了社會當前的實際，必然與現實產生巨大的張力。

　　因此，當毛澤東逐步接觸到社會現實，便很快發現“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以至于感慨“吾嘗夢想人智平等，人類皆為圣人，則一切法治均可棄去，今亦知其決無此境矣”，其基于客觀唯心主義上的認識論思想逐步走向動搖與分化。

　　（二）裂變：唯物主義因素的融入

　　隨著青年毛澤東致力于改造社會，實現自己的抱負與理想時，他逐漸發現儒家思想的空想成分，模糊地察覺到獨斷的理論的局限性，開始有意識地注意理論的來源問題。此時毛澤東的認識論思想相對復雜，一方面試圖通過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解決理論的來源與可靠性問題，另一方面也意識到了理論與感性世界之間的關系，但由于其尚未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還不能正確理解人的感性活動的意義，對于人類生活的理解還停留于直觀的物質世界，因此在這一階段其認識論思想展現出兩種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發展趨向。

　　一方面，此時毛澤東從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繼續發展了之前的理論優先的認識論模式。在毛澤東看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還是“知者信者先，有一種知識，即建一種信仰，既建一種信仰，即發為一種之行為。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不過，這里的“知”即理論，不再是天然存在的、永恒不變的公理公例了，而是由人“視其與人類生活生之關系如何而定”的產物。因此，此時青年毛澤東不再從先驗的視角出發，而是開始從個體的意義、個體的主觀能動性為理論的存在尋找依據。他將個體置于極高的地位，認為“蓋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茍無我何有各我哉”。因而，在此時的毛澤東看來，個人才是宇宙之中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實體，從個人生發出的理論似乎不再是獨斷的、先驗的、超脫實際的，相反，整個世界是受人影響的，從個人生發出的理論也自然是可靠的。因此，在此時毛澤東看來，理論不再是某種先天就有的外在之物，而是源于個體自身，“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而“奸人”之所以為所欲為，是因為“他們不自覺的謬誤與不幸”。因此，個人所需要做的是“須以實踐至善為義務，即充分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謂”，希望通過個人能動性的運用，推動社會的發展與改造。

　　但另一方面，此時毛澤東也開始覺察到理論與感性世界之間的關系，認為對于理論的探求，“固當于天然本質中求真理，其有無價值抑其次也”，即從客觀實在本身而非僅僅從人的主觀需要得出相關的認識。與此同時，他也將這一理念擴展到自己對于社會現象的觀察，主張“吾人評論歷史，說某也善，某也惡，系指其人善惡之事實，離去事實無善惡也”。可見，在這里毛澤東又將人的知識與理論歸結于事物本身，認為人的知識與理論是由于事物本身的差別比較而顯現的，因而將理論歸結為客觀世界自身的產物。因此，此時青年毛澤東雖然意識到理論與感性世界之間的關系，但還未意識到二者之間的聯系與紐帶——實踐，還僅僅將感性世界理解為相對僵化的客觀存在，即認為客觀世界自身便能產生出正確的認識與理論，因此他尚未明晰人的感性活動在這一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然而，盡管如此，這一認識論發展趨向已經對青年毛澤東的認識論思想產生了極大影響。毛澤東對于個人能動性的評價，開始融入了唯物主義因素，認為人既“為自然所規定，而亦即為自然之一部分”，人不能夠隨心所欲地改變世界，相反，人也要受到自然法則的支配。

　　因此，這一時期的毛澤東還并沒有形成相對穩定的認識論思想，反而常常在對自己思想進行反思與追問，“深慨自己學問無專精”，感到對于自己的疑問無法得到徹底的釋惑與解答。但正如馬克思所言，“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樸素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這一思想矛盾運動過程致使青年毛澤東陷入理論的苦惱，卻也為后來其一經接觸馬克思主義，便很快成為了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選擇了實踐認識論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三）重塑：實踐認識論的確立與深化

　　由于長時期不滿于唯心主義與舊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理論缺陷，毛澤東在發現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的科學性后，便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轉變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的繼承與發展是不假思索地盲目接受，其過程大致呈現為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由考察觀望逐漸走向經驗地認可。在這一時期，毛澤東接觸到大量的社會思潮，如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也包括馬克思主義，而此時毛澤東尚無專注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的想法，相反是希望“用輻射線的辦法，門門涉獵一下”。盡管此時毛澤東也注意到了馬克思主義獨特的理論魅力，但并未立刻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而對于其繼續保持著觀察、審視的心態。在此時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這樣“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幾年來風馳雨驟，成長得好，與成長得不好，還依然在未知之數”。但由于毛澤東的社會實踐屢屢受挫，其愈來愈意識到眾多社會思潮只是“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社會實踐的失敗促使毛澤東逐漸意識到理論的完美并不是實踐成功的必然條件，相反，毛澤東終于認識到，相比較于理論而言，“事實是當前的，是不能消滅的”。可見此時毛澤東開始通過自身的實際經驗破解原先所存在的理論優先認識論思維方式，在現實生活的種種遭遇中重塑自己對于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理解。但不得不說，此時的毛澤東對于其他的社會思潮仍然是“在真理上是贊成的，但在事實上認為做不到”，可見此時毛澤東還不能從理論的高度對于這些思潮脫離實際的理論弊端做出深刻的辨析，歸根結底，還是此時其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的認知源于瑣碎具體的生活事件，而非真正的理論自覺。因而此時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的理解，還主要停留在具體的經驗層面，還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理論認同。

　　在第二階段，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由主動地學習逐漸轉為具有可逆性思考特征的理論自覺。毛澤東一方面在理論研究層面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的了解，認為應“宜提出幾種主義（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通過開放性地學習，逐步明確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的理論進步性，認識到“吾黨哲學的根據”，并同時進一步發現其他社會思潮的局限與不足，如“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等理論缺陷。另一方面，毛澤東也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對于自身活動的指導。如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明確提出對于革命力量的敵友關系問題，必須建立在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的實際分析基礎上。同時，隨著革命的深入，毛澤東在參與糾正黨內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過程中，也更加明確了實踐與理論的關系，認為“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頭”，堅定地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觀點。此時毛澤東不僅將實踐的標準運用于其他各種活動及對象，更回溯到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本身。在毛澤東看來，“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絕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可見此時毛澤東已經有意識地將所有理論置于實踐的考察之下，即使是馬克思主義也不能例外。可見，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已經逐漸由早期經驗基礎上的認可，轉為自覺地反思與認同。

　　在第三階段，毛澤東通過長期的實踐與理論研究，以《實踐論》為標志，對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進行了系統性構建，從而實現毛澤東實踐認識論的正式形成。在《實踐論》中，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立場、觀點和方法與現實實際相結合，將實踐總結為最基本的生產活動以及包括“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等在內的多種形式的活動，而不再是某種片面的改造哲學、實踐至善的活動；將認識視為關于“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關系……人和人的各種關系”的了解和掌握，而不再是某種先驗存在的神秘的、永恒的絕對真理，也不是個體“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的結果。此時在毛澤東看來，“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人也只有在社會實踐之中才能獲得的對于外界的規律性的知識和理論。因而毛澤東認為我們應該“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和發展真理”，最后將這種經過實踐檢驗過真理性認識應用于對世界的改造。而其以往的認識論之所以囿于唯心主義與舊唯物主義，就是在于將主觀與客觀割裂開來，孤立地從主觀或者客觀層面尋找認識的來源，因而片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或者客觀世界本身的意義，陷入唯心主義認識論與舊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誤區之中。此時毛澤東通過深刻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找到了主觀與客觀之間聯系的橋梁，從而明晰了實踐對于認識的重要意義，厘清了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以至無窮的認識過程。至此，毛澤東已經能夠從理論的高度對“由感覺（直覺）到思維和由思維到實踐這兩個過程，分別地作了透辟的說明”，形成自身相對系統完善的實踐認識論思想，從而徹底實現了其認識論思想的實踐轉向。

　　/三、毛澤東認識論實踐轉向的原因

　　毛澤東實現自身認識論實踐轉向的原因是多方面，其個人獨特的人生經歷、相關社會實踐活動的參與以及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理論魅力都對毛澤東認識論思想發展過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些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動了毛澤東認識論的實踐轉向。

　　（一）主觀因素：獨特的求學經歷

　　毛澤東回顧自身的求學過程，總結自己“讀六年孔夫子，讀七年資本家的洋學堂，我到二十五歲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開始讀馬列主義”。而這三大求學經歷對毛澤東的認識論思想無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毛澤東求學早期，由于其長期主要受到儒家傳統文化的熏陶，毛澤東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傳統知行觀的影響，一度在儒家客觀唯心主義思想框架下構筑自身的認識論思想。但隨著求學范圍的擴大，毛澤東接觸到更多的社會思潮。這些社會思潮以一種新的話語體系對個人與社會進行解釋與指導，很快對毛澤東的儒家信仰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與動搖，使得毛澤東對于儒家客觀唯心主義產生了懷疑與不滿，不禁感慨自己以往思維的局限，認為“吾從前固主無我論，以為只有宇宙而無我。今知其不然”，從而開始注重主觀唯心主義的路徑作用。但由于接觸的書籍增多，毛澤東也逐漸注意到物質對于精神的基礎性作用，認為“觀念之發生，乃存在于客觀界一種物理機械之轉變”。而正在這兩種構建認識論的路徑糾纏不清之時，毛澤東開始了兩次北京求學之行，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并“很快地傾向馬克思主義了”。此后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逐漸明確了實踐相對于理論的優先性，在思想上破除了對于理論的崇拜。由開始的注重理論到注重事實，再到強調調查的重要意義，直至在《實踐論》真正形成自身的實踐認識論，毛澤東正是在不斷的學習過程中，擺脫各種唯心主義以及舊唯物主義的束縛，明白了實踐作為人類感性活動的歷史意義，厘清了實踐與理論的科學關系。

　　（二）現實關照：社會實踐的影響

　　毛澤東能夠逐漸厘清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與其社會實踐的影響同樣也密不可分。在毛澤東求學早期，其認為“讀書為上，教書、辦事為下”，因而此時毛澤東在整體上參與的社會實踐的范圍與深度都相對有限，還不能從充分的實踐活動中發現唯心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局限，甚至還一度主張“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認為只要“我們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來發抖，就要舍命的飛跑”。但隨著毛澤東逐步深入到社會改造之中，其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不斷受挫，毛澤東才逐漸認識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并非如此容易簡單。僅僅是“理論上說得好聽”，并不意味著能從根本上解決現實中的問題。由此，毛澤東逐漸認識到空談理論的局限性，與以往所主張的唯心主義認識論逐步劃清界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而之后伴隨著黨內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影響，機會主義、本本主義等現象逐漸出現。毛澤東在與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斗爭過程中，由早期對于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等具體問題的批判，到調查研究方法論的提出，直到完成《實踐論》，逐步深化了自身對于實踐的理解，最終能夠從理論的高度闡明實踐與認識的本質，從根本上明確了實踐對于理論的決定性意義。因此，正是由于這些具體而豐富的實踐活動的引導，毛澤東才最終破除了對于理論優先的思維模式。

　　（三）理論指引：實踐認識論的理論魅力

　　“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毛澤東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自身的理論科學性。在毛澤東求學及其社會實踐過程中，其始終希望能找到一種徹底的理論指導自己。然而，在接觸到儒家思想以及國外的各種社會思潮，毛澤東發現這些理論大都存在著“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的理論缺陷，無法真正滿足自身以及社會發展的需要，以至于感慨不但湖南、中國乃至“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青年們的“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但隨著毛澤東逐漸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發現馬克思主義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出發考察人類社會，擺脫了以往社會理論脫離實踐的缺陷，因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之后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中，毛澤東不僅在馬克思主義中尋找到關于社會發展的新的理論闡釋，更在潛移默化中自覺接受這種從實踐到理論的基本認識方法。毛澤東不僅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運用這一方法論，寫出了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同時也在這一系列的實踐中檢驗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的真理性，發現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是符合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是能夠解決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挫折與難題的，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其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結語

　　通過對毛澤東認識論過程的梳理，我們發現毛澤東認識論的實踐轉向緣起于對于客觀唯心主義觀念論的質疑，轉而試圖通過主觀唯心主義與舊唯物主義兩條路徑建立合理的認識論體系，但其結果都不能讓毛澤東滿意，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則深度契合了毛澤東的理論創新需求，使毛澤東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認識論的偉大之處，并最終在《實踐論》中系統完善了自身的實踐認識論思想。因此，毛澤東認識論的實踐轉向并不是突然的、無預兆的，而是毛澤東經過仔細研究、反復甄別才最終確定的結果，是通過不斷的挫折與再次追尋后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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