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產關系除了人們熟知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生產單位外部生產關系即單位間生產關系這兩個維度，還包含本文所重點分析的勞動力所有制維度，后者一定程度上決定與制約了前兩個維度。勞動力所有制和生產資料所有制構成單位內部生產關系。基于上述三個維度，本文探討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原理在這些維度各自的實現機制，并對社會經濟制度做了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運行制度的兩側面區分，后兩者分別由單位內部生產關系與外部生產關系所規定，其中勞動力所有制維度的引入有助于對基本經濟制度的更精細分析。而經濟制度的兩側面區分，還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與認識當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關鍵詞：生產關系；勞動力所有制；生產資料所有制；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運行制度

　　生產關系即人們在生產中結成的社會關系，其本身具有非常豐富與復雜的內涵，從不同的視角看會形成不同的側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出于當時社會革命實踐的使命與需要，較為關注的是其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

　　自馬克思主義理論創立以來，人類在社會生產關系方面已經有了很多新的實踐，這其中包括20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成功經驗或失敗教訓。特別是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其中在社會生產關系上的探索尤為意義重大，亟需我們從理論上進行概括、總結乃至指導。另外，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處的時代相比，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生產關系的新實踐以及時代背景的變化，要求我們應與時俱進地對生產關系結構進行再審視，發掘其中經典作家未曾深入過的維度，深化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理論，增強理論解釋力與實踐指導力。

　　本文嘗試將生產關系分為生產單位內部生產關系和外部生產關系兩個層面，其中前者除了經典作者所強調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維度外，還包括本文所強調的勞動力所有制維度。而外部生產關系維度指的是不同生產單位之間如何交換其勞動的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中交換勞動的關系，在市場經濟制度中主要是市場經濟關系。

　　在上述生產關系結構分析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探討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在生產關系上述三個維度上的微觀機制，然后本文還基于這三個維度的生產關系對社會經濟制度進行了結構性分析，并提出了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運行制度的區分。這些分析不僅對于歷史上的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演變提出了更深入的見解，而且對于如何理解與認識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具有理論啟發意義。

　　一、勞動力所有制及其與生產關系

　　其他維度的關系

　　(一)勞動力所有制及其結構

　　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生產關系由社會生產力所決定。那么，在生產力兩個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勞動力因素——中，究竟哪一個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呢？我們認為是勞動力因素。因為人是生產中第一因素、最重要的因素，物的因素除了自然界的土地等以外，原材料等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也是勞動創造的。即使就土地而言，其在經過勞動改造和改良后，也有了勞動的功勞了。而人作為生產力，作為潛伏在體內的體力和腦力也是“物”，也是一種資源，人作為主體對它當然也有所有關系。這樣，就形成了人對自身勞動力的所有關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制關系在實際運行中表現為占有、支配(有時亦稱處置)、使用關系。所有制關系是指實際存在的經濟事實，它在法律形式上的表現，即所有權或產權。我們認為這既包括對物的所有權或產權，也應包括勞動力所有權或產權。

　　新制度經濟學在產權問題上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有類似之處，它在分析對物的產權時，將其分解成不同的層次或維度。對一項資產的產權包括四個方面的權利：使用資產的權利；從資產獲得收入的權利；改變資產形態和實質的權利(處置權)；對上述資產權利全部或部分地轉讓的權利(轉讓權)。也有經濟學家將轉讓權包含在處置權中。[1]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將勞動力的“產權束”分成不同的層次，由此形成勞動力所有制的多層次結構。[2]具體而言，如圖1所示，我們將勞動力產權按其與勞動力主體可強制分離的程度分成如下由內層到外層的幾個層次：第1層次，腦力勞動的使用權，包括智力勞動、知識與經驗的使用權；第2層次，勞動力主體的生存權；第3層次，體力勞動的使用權；第4層次，勞動成果(流量)的所有權；第5層次，勞動力的交易權。

　　在上述各層次的勞動力產權中，腦力勞動的使用權是最難通過外部強制方式從勞動力主體那里剝離的，因為勞動者腦力勞動的努力程度很難從外界直接觀察到，因而這一腦力勞動使用權是其他經濟主體無法通過有效的暴力懲罰機制來強制占有的。可見，腦力勞動的使用權天然且不可分地屬于勞動力主體本人。

　　圖1 勞動力產權的五層次結構

　　而勞動力主體的生存權從歷史上看并非一定是天然不可剝奪地屬于勞動力主體本人，有時這一權利可以被強制地掌握在他人手中，例如奴隸制社會中有些時期的法律就規定奴隸的生存權由奴隸主掌握。至于體力勞動的使用權，由于該類勞動的努力程度從外部較易直接觀察到，因此，體力勞動的使用權就能夠強制性地從勞動力主體那里分離出來，例如奴隸制經濟的生產關系就體現出奴隸主對奴隸體力勞動使用權的暴力強制。此外，關于勞動力的交易權，既然勞動力也被視作資產，那么讓渡勞動力的權利或者說勞動力的交易權也應是勞動力產權的必要組成部分。雖然在現代社會這一交易的權利基本屬于勞動力主體自己，但在古代這一權利往往屬于他人，即屬于占有勞動力的奴隸主或封建主。

　　(二)勞動力所有制與生產關系

　　其他維度之間的關系除了勞動力所有制關系這一維度外，社會生產關系還有另外兩個人們所熟知的維度：

　　一是人們對于作為生產力的物的要素的生產資料的所有關系，即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歸私人所有還是歸集體或社會公有？顯然，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與前述的勞動力所有制關系主要涉及的都是生產單位內部的生產關系，即生產單位內部的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

　　二是不同生產單位之間的生產關系，主要指不同生產單位之間如何交換其勞動的關系，即通常所說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具體而言就是，不同生產單位之間是很少交換其勞動、相互間相對孤立的自然經濟式關系，還是各自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相互市場交易的關系，或者是由全社會的集中計劃所安排的相互直接交換其勞動的協作生產關系？從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關系的角度換言之就是，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是在自然經濟單位內部直接統一，還是相互分離并通過市場來實現其相互聯系，或者是經由集中計劃而在全社會范圍內直接統一？

　　雖然人們在生產中所發生的生產關系其內容非常豐富、復雜且形式多變，但其中最為基本的可分為上述三個維度的關系。而在生產關系的這三個維度中，勞動力所有制關系是決定生產關系的主要因素和核心環節。

　　首先，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一定程度上是派生于勞動力所有制關系，即對物的產權是派生于勞動力產權或人的產權。如前所述，勞動力產權包含了勞動成果(流量)的索取權，顯然，對勞動成果(流量)的索取權是勞動力產權中更為基本的權利即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使用權的必然延伸。而物的財產(包括生產資料)作為存量而言實際上是作為流量的勞動成果逐步積累而成的，因此對物的財產(存量)的產權實際上可看成是來源于對勞動成果(流量)的索取權。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一定程度上派生于勞動力所有制關系。這就如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積累時所指出的，資本實際上來源于剩余價值的資本化，換言之，資本家對物質資本的占有權源自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

　　其次，不同生產單位之間的生產關系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生產單位內部的勞動力所有制關系的制約甚至決定，或者說二者之間必然要保持某種一致。例如，生產單位之間的生產關系如果是以追求價值增殖為目的的商品經濟關系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關系，則其產生的前提是勞動力成為商品，即勞動力的交易權屬于勞動力主體自己。又如，生產單位之間的生產關系如果是國家計劃經濟關系，則其前提是勞動力的就業配置權必須為全社會所公有，也就是說，勞動力主體不擁有自身勞動力的交易權。

　　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原理在生產關系

　　不同維度的具體表現

　　在上述對生產關系的三個維度結構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形成更深入的理解。

　　(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維度的具體表現

　　依據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維度，生產關系可分為公有制與私有制兩類。而用生產力標準來評價和比較這兩類生產關系時，其關鍵性約束變量有兩個：一是能否充分調動生產資料所有者追求財富的積極性，即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程度；二是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矛盾的程度，即對生產力發展的抑制程度。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兩個約束變量本身也是在變化的，從而導致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相互更替。

　　在原始社會極低的生產力水平背景下，個人無法獨立生產和生活，只能依賴集體；勞動生產率極低，很少有超出生存需要之外的剩余產品，即使偶有剩余食品，也難以貯藏保存，交通條件很差，使得通過交換剩余產品以擴大消費選擇范圍的可能性受到制約；原始人類落后的度量技術、缺乏記錄契約所必要的文字工具等因素導致實施私人產權很困難。

　　綜上，極為落后的生產力水平導致原始社會實施私有制的收益較低、成本較高，因而公有制是當時一種更適應的選擇。但是隨著原始社會生產力的緩慢發展，上述制約因素逐漸發生逆轉，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就成為必然了，因為私有制促進所有者追求財富積極性的動力開始顯現。

　　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生產社會化程度較低，因而私有制與社會化生產的矛盾尚未顯現，即私有制抑制生產力發展的負面效應仍是潛在的。而隨著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飛速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也在迅猛提高，這一矛盾開始充分暴露并激化，進而引發經濟危機，極大破壞生產力的發展。在此約束變量變化的背景下，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就具有了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意義。

　　(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在勞動力所有制關系維度的具體表現

　　評價生產關系的生產力標準在勞動力所有制關系維度就具體體現為勞動者勞動生產率標準，即何種勞動力產權關系能使勞動生產率更高，而對這一評價起關鍵性影響的約束變量有兩個：

　　一是在勞動者的生產勞動中腦力勞動的比重或重要性程度。如果生產力水平較低，以至于勞動者的勞動多數是體力勞動為主，則強制性程度越高，可實現的剝削程度就越高，或者說勞動生產率越高，如奴隸社會實行的就是完全強制的勞動力所有制關系。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腦力勞動在勞動者生產勞動中越來越重要，完全強制的奴隸制就逐漸讓位于半強制的封建制，這樣更能調動勞動者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

　　二是社會分工發展程度及其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要求程度，或者說是勞動力自由流動對生產力發展所起促進作用的程度。在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生產力出現以前，社會分工水平是低水平緩慢發展的，社會多數勞動力的專業化程度較低且依賴于土地生存，同時城市的市場規模有限，也缺少對勞動力需求的持續上升，這些都意味著在封建社會，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要求并不強烈，或者說勞動力自由流動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有限。而隨著機器大工業的出現，城市資本主義工業迅猛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加，同時勞動力專業化程度也不斷提高，這些都要求勞動力流動的自由化，以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在這一生產力發展要求下，資本主義的非強制的自由的勞動力所有制關系就必然淘汰了封建半強制的勞動力所有制關系。

　　(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在外部生產關系維度的具體表現

　　評價生產關系的生產力標準在生產單位外部生產關系維度就具體體現為資源配置效率標準，即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這兩種機制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比較，而影響這一比較結果的關鍵約束變量有如下幾個：

　　一是社會分工水平及交通運輸技術。在這兩方面水平都很低時，則生產單位的商品交換的需要較小，且市場交易的成本也很高，因而與這一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生產單位間生產關系是分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關系。

　　二是信息技術條件。隨著大機器生產所推動社會分工水平及交通運輸技術的大幅提高，一開始替代自然經濟的將是市場經濟而不能是計劃經濟，因為在信息技術條件的局限下，市場經濟可充分利用私人分散信息，[3]而全社會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則較低，這從上世紀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實踐可看出。

　　三是市場經濟的分散決策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矛盾的程度，即對生產力發展的抑制程度。隨著信息技術水平的極度發展，以及社會分工及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導致其與市場經濟分散決策的矛盾加深，這些將會使得以計劃機制為核心的產品經濟相對于市場經濟在發展生產力方面逐漸具有優勢。

　　三、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運行制度

　　(一)內部生產關系與外部生產關系分別規定了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運行制度

　　1.馬克思經濟學在制度問題上與西方經濟學的不同認識路徑：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的外化

　　經濟制度作為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所直接感知的各種規則與規范的約束，為大多數經濟學流派所關注。雖然制度或經濟制度范疇也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很多流派如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的核心范疇，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它們在制度問題上的認識路徑有著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那里，如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即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通常將制度看成是給定的外生變量，新制度經濟學則將制度視為在資源稀缺約束下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4]而公共選擇理論則認為整個社會制度體系中最為根本、最具決定意義的是憲政規則，[5]等等。

　　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則將經濟制度背后的本質理解為人們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所結成的生產關系，并且將生產關系作為其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就是說，經濟制度其實是特定生產關系的具體規定和外在體現。而且，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包括憲政規則在內的一些政治制度都決定于和服務于經濟制度，而不是相反。

　　2.基于生產關系不同維度

　　對經濟制度的不同分類：基本經濟制度分類與經濟運行制度分類

　　從上述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制度的認識路徑出發，我們就可以基于馬克思主義對生產關系內在結構的分析成果來對經濟制度進行剖析，從而在經濟制度的結構性分析方面，得出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更為豐富、深刻的結果。

　　如前所述，生產關系可從三個維度進行分析，其中生產單位內部的生產關系層面包括兩個維度，即生產資料所有制維度和勞動力所有制維度，我們可把由這兩個維度所規定的經濟制度稱為基本經濟制度。

　　而由生產單位外部生產關系即不同生產單位之間的生產關系這一維度所規定的經濟制度，我們稱之為經濟運行制度，具體可分為自然經濟制度、市場經濟制度和產品經濟制度三大類。

　　就基本經濟制度的分類而言，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所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有兩類，分別是私有制的經濟制度與公有制的經濟制度，而如果再引入勞動力所有制維度，則這兩大類基本經濟制度又可進一步細分，詳述見后。

　　(二)私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

　　1.完全強制或直接強制的私有制經濟

　　在生產資料數量很少、質量很低劣，勞動者勞動生產率也很低的情況下，勞動力主體只擁有腦力勞動的使用權，換言之，勞動力產權的其他層次如勞動力主體的生存權、體力勞動的使用權、勞動成果的所有權乃至勞動力的交易權等均被強制性地從勞動力主體那里剝奪出去并被其他社會成員所擁有。

　　從人類歷史上看，古代奴隸社會實行的就是這種完全及直接強制的私有制經濟制度，因此這種制度也可被稱為“奴隸制經濟制度”。在該制度下，奴隸主憑借其私有財產權力完全占有了奴隸除自身腦力勞動使用權之外的所有的勞動力產權，甚至有生死予奪之權，以直接外露的暴力強制方式，逼迫奴隸進行最大強度的勞動，而給予的是只夠維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生活資料。

　　2.半強制或稱間接強制的私有制經濟

　　在使用手工工具和相應勞動生產率的生產條件下，勞動力主體不擁有勞動力的交易權，同時不完全擁有勞動成果(流量)的所有權，換言之，勞動力主體擁有的只是腦力勞動及體力勞動的使用權、生存權以及部分的勞動成果的所有權。

　　歷史上的封建社會實行的就是這種半強制或稱間接強制的私有制經濟制度，因此這種制度也可被稱為“封建制經濟制度”。在該制度下，勞動力主體雖然擁有腦力勞動及體力勞動的使用權、生存權以及部分的勞動成果所有權，但封建主憑其手中對土地的所有權，迫使封建農奴或農民對封建主形成人身依附關系，而這種依附關系表明封建農奴或農民作為勞動力主體不擁有勞動力的自由交易權，同時，也就意味著由于勞動力不能自主流動，封建農民與封建主之間的產品分配結果就不會是真正自由交易的結果，總是存在著封建主對封建農民勞動“收入”的部分以至大部分“侵占”，于是勞動力主體不能完全擁有勞動成果(流量)的所有權。

　　3.非強制的或自由的私有制經濟

　　這里的勞動力所有制關系體現為擁有大量生產資料的資產者和能使用機器并有一定文化技術的工人之間的勞動力產權關系。在這種生產力條件下，勞動力主體有自由交易權，資本有自由購買權，“你賣我買”的交換是自由平等的；但實際上勞動者因沒有物的所有權，為了生活和生存不得不出賣勞動力，又是被強制的。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有一部分也是被扣去了的。因此，仍舊存在對勞動力產權的強制性分割，不過與前兩種不同，不是直接強制而是經濟上強制而已。

　　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就是這種非強制或自由的私有制經濟制度，因此這種制度也可被稱為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種經濟制度下資本家擁有全部物的所有權，而勞動者擁有全部勞動力產權。資本與勞動力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看上去并不存在對勞動力產權的強制性分割，勞動力主體是自由的。但同時，正是市場上看得見的資本與自由勞動力之間的自愿交易，掩蓋著人們看不到的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對工人勞動力使用權的強制和對其成果所有權的部分侵占，現象掩蓋著本質。所以我們說，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表面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實際上是不平等的，“自由”是打引號的。這個深刻的道理正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偉大發現之一。

　　(三)公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

　　與上述對私有制經濟制度的分析類似，對于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如果引入勞動力所有制維度，也可進一步細分。

　　1.(國家指令性計劃)間接強制的公有制經濟

　　在生產力還不是高度發達的條件下，某一公有制背景下的經濟體如果利用指令性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來發展經濟，這樣雖然具有短期內迅速動員全社會人力、物力資源，加快發展速度的優點，但往往計劃不合客觀需要，速度雖快，但質量不高，資源浪費嚴重，居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在勞動力產權關系方面則帶有間接半強制的性質。這是因為，首先，這樣的計劃是從整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勞動力個人意愿出發。其次，由于信息技術條件的局限，這樣的計劃必然是粗糙僵化的而不是精準靈活的，因而勞動者被計劃安排的勞動崗位及勞動報酬可能與其個人意愿及勞動貢獻并未完全相符。在這種情形下，勞動力就不擁有自身勞動力的就業配置權(類似于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勞動力交易權)，也不完全擁有勞動成果的所有權。這些被分割出去的勞動力產權為全社會所公有，通過國家統一的經濟計劃來行使。

　　20世紀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其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就是這種間接強制的公有制經濟制度，因此這種制度可被稱為“社會主義指令性計劃經濟制度”。在該經濟制度下，勞動者須將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力產權讓渡給全社會公有，具體包括勞動力的就業配置權或交易權，以及部分的勞動成果的所有權，前者表現于人口的不能自由流動以及城市就業的計劃安排體制中，后者表現于大鍋飯、個人收入計劃分配體制中。這些讓渡體現了勞動力產權一定程度的公有，不過其對勞動者而言常常是被迫的而非自愿的。

　　2.非強制或自由的公有制經濟

　　這樣的公有制經濟制度又可分為三類，分別建立在水平極為不同的生產力基礎之上。

　　第一類發生于原始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的背景下，這時原始人只有土地和粗陋的自然的石塊、樹枝等工具，過著漁獵和采集的生活。人的勞動能力還非常低，個人無法獨自捕魚、打獵，只能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勞動，共同分享極其有限的勞動成果。否則，原始人會受到饑餓、疾病的威脅，甚至個人生命、群落生存以至后代的延續都是極大的問題。因此，生產力極其低下背景下的原始人群共同勞動所決定的成果分享制，從勞動力產權關系角度看，是一種集體成員之間平等而非強制的經濟制度。如果說有強制，也是受自然和血緣關系的強制。因此這樣的經濟制度可被稱為“原始的自由分享經濟制度”，在該制度下，勞動力主體雖未受到社會性強制，但其勞動力產權也不是與其他集體成員完全相互獨立的，至少勞動力的配置權及勞動成果所有權是集體公有的。

　　第二類的生產力基礎是：社會生產力在大機器生產技術的背景下已有了一定發展但還未達到高度發達的水平，社會物質財富仍較有限，資本仍較為稀缺，勞動仍是人們謀生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在此生產力基礎上的某一公有制經濟體如果利用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來發展經濟，以更好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及促進社會資源的更有效配置，則此時勞動者將完整地擁有自身勞動力產權的全部，也就是說人們之間的勞動力產權關系是自由而非強制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所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經濟制度就是這樣一種非強制或自由的公有制經濟制度，通常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與作為非強制或自由的私有制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勞動力產權關系方面仍有著重要的不同，即該制度下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中，各公有制企業雖然也占有了勞動者創造的勞動剩余，但這些剩余或繼續用于社會的經濟發展，或回饋社會用于全民福利，而不會如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可能用于資本家個人的揮霍。

　　第三類則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背景下，一方面繼大機器生產以自然力代替人的體力勞動之后，計算機的發展將實現對人的非創造性腦力勞動的替代，同時也將實現機器生產的完全的信息化與自動化，這將使得人們擺脫過去固定分工的束縛，個體自由地從事各種創造性腦力勞動；另一方面，由于科技的發展帶來計劃協調技術的極度提高，從而使全社會的集中計劃經濟與勞動者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能夠完全統一。上述兩方面的技術進步，將使得公有制經濟體有可能用先進的計劃經濟替代落后的市場經濟，而隨著這一替代，勞動力所有制關系相應地也可能實現勞動力的勞動者個人所有與全社會所有相融合。

　　以上所述的勞動力所有制關系的發展，只是基于人類未來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背景所作的一種邏輯推演，在現實中還從未出現過，但與馬克思主義者關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基本一致，因此這樣的公有制經濟可被稱為“共產主義經濟制度”。

　　(四)經濟運行制度

　　如前所述，經濟運行制度是指依據生產單位之間生產關系的維度而對經濟制度的規定，即經濟運行制度這一范疇關注的是不同生產單位之間如何交換其勞動的關系或者說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依據這一維度，可以把經濟運行制度較為簡明地分為如下三類：

　　1.自然經濟制度，即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是在自然經濟單位內部直接統一，而不同生產單位(這里也即自然經濟單位)之間是相對孤立的，較少發生交換的關系。按照這一標準，原始公有制、奴隸制、封建制都屬于自然經濟制度占主導的經濟形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單位中，個別勞動直接從屬于社會勞動，人們在生產中處于直接的依賴關系(血緣依賴或統治服從依賴)，而不同的自然經濟單位之間雖然也進行產品的市場交換，但一般只占各自所生產產品的較小比例。

　　2.商品經濟制度或曰市場經濟制度，即各生產單位均是為交換而進行生產，生產目的是追求剩余價值或利潤，而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相分離并通過市場以實現向社會勞動的轉化。因此人們相互間形成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物化的社會關系，或者說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

　　過去人們往往將市場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相聯系，而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也可成功地與市場經濟制度相結合。對此在理論上可做如下說明：首先，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運行制度可以和不同的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為不同的基本經濟制度服務，只要生產力基礎處在一定的區間水平即可。其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運行制度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具體而言，當生產技術及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將使社會總勞動分解為許多既獨立又互相聯系的個別勞動、個別生產，同時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剩余產品率，這必然要使產品轉化為商品，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而任何新的生產力的獲得，都會引起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從現有世界各民族經濟的演變看，沒有一個民族最初不是處于自然形態，也沒有一個民族在自然經濟瓦解后不是進入商品經濟的。歷史也證明，違背了這一規律，就會受到懲罰。最后，雖然市場經濟有缺陷，市場有時也會失靈，而且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其負面作用會增大，但就今天世界范圍內的生產力水平而言，市場經濟制度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還是遠大于其制約作用。對世界各國而言，采用市場經濟制度仍是發展經濟的必然選擇。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也不例外，仍要繼續堅定地發展、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當然也要充分認識到市場經濟的缺陷，只不過要做的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優勢，發揮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調控的優勢，以彌補市場缺陷，同時利用好市場經濟促進生產力的積極功能。

　　3.產品經濟制度，即各生產單位在全社會的集中計劃安排下進行產品生產并相互直接交換其勞動，因此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在全社會范圍內直接統一，商品經濟為產品經濟或曰時間經濟所替代。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制度的一種推測。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在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曾經也實行過一段時期的計劃經濟，但由于生產力基礎的局限以及特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這段時期的計劃經濟與上述理想中的產品經濟相比還是有較大差別的。

　　(五)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五形態分析與三形態分析的理解

　　綜合以上基于生產關系不同維度對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解，我們還不難看出，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的五形態分析與三形態分析[6]并不沖突，都是從生產關系的本質出發的，只不過是沿著生產關系不同維度的路徑罷了。

　　其中根據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勞動力所有制關系對社會經濟形態的分析，形成對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五形態劃分，具體包括：以原始的自由分享經濟為本質的原始經濟形態；以完全強制或直接強制的私有制經濟為本質的奴隸社會經濟形態；以半強制或稱間接強制的私有制經濟為本質的封建社會經濟形態；以非強制的或自由的私有制經濟為本質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以勞動力的勞動者個人所有與全社會所有逐漸融合的公有制經濟為本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形態。

　　而根據不同生產單位之間生產關系或者說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對社會經濟形態的分析，形成對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三形態劃分，具體包括：自然經濟形態、市場經濟形態和產品經濟形態。

　　以上基于生產關系三個維度對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解可歸納如下表所示：

　　表1 基于生產關系三維度對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解

　　四、進一步討論

　　本文前面從勞動力所有制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生產單位之間生產關系對生產關系進行了結構性分析，并分別從這三個維度探討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微觀機制，還根據這三個維度對社會經濟制度進行了結構性分析，進而提出了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運行制度的區分。其中對社會經濟制度的這一區分，不僅有其理論啟發價值，而且對于正確認識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有現實意義。

　　從理論意義上看，對經濟制度的這一區分，讓我們能更深入地分析經濟制度的內部結構及作用機制。在社會經濟制度的這兩大側面中，基本經濟制度反映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勞動力所有制關系，因此關乎的是人們的根本利益關系；而經濟運行制度反映的是人們經濟活動中交換、分配及消費等主要活動環節的關系，它與服務于生產力發展有更直接的聯系。在上述兩類經濟制度中，基本經濟制度起決定性的作用，這一方面體現在其決定了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質，是決定該社會上層建筑的主要因素，換言之，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筑所旨在服務的主要對象是基本經濟制度所代表的所有制關系；另一方面還體現在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一定程度上還決定了該社會經濟運行制度的具體模式和服務方向，因為一個社會中在所有制關系中處于主導地位的階級必然是該社會的統治階級，從而也就必然會主導該社會經濟運行制度的選擇。

　　從現實意義上看，將社會經濟制度分為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制度這兩個側面，這意味著同一個基本經濟制度可以和不同的經濟運行制度結合，同樣地，同一個經濟運行制度也可以和不同的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而一種基本經濟制度應該與何種經濟運行制度結合，應當以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為選擇或判斷標準。顯然這些對于正確認識和理解我國今天所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我國今天的這一經濟制度所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運行制度的結合。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其本質體現在我國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而作為市場經濟運行制度，其本質體現在我國堅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而我國今天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正確合理性就在于，這一經濟制度給我國帶來了舉世矚目的生產力發展和經濟繁榮，因此我們要堅定自己的經濟制度自信！

　　參考文獻：

　　[1][德]E. 菲呂博頓、R . 瑞切特: 《新制度經濟學: 一個評價》，載于菲呂博頓、瑞切特編，孫經緯譯: 《新制度經濟學》，上海: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38 頁; [南]S. 平喬維奇著，蔣琳琦譯: 《產權經濟學: 一種關于比較體制的理論》，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年，第 28-29 頁;

　　[冰]埃格特森著，吳經邦等譯: 《新制度經濟學》，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6 年，第 35-36 頁。

　　[2]參見汪立鑫: 《勞動力產權與基本經濟制度》，《財經科學》2006 年第 8 期。

　　[3]參見[美]哈耶克著，鄧正來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第129頁。

　　[4]Coase，Ronald H.，“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4(November，1937)：386－405；[美]科斯著，胡莊君譯：《社會成本問題》，載于《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第3-58頁。

　　[5] [澳]布倫南、[美]布坎南著，馮克利等譯：《憲政經濟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20頁。

　　[6] 參見[德]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頁；《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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