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許顓頊

　　校對/百無一用，亦源

　　批評理論家阿克塞爾·霍耐特指責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解放有一個狹隘的經濟理念。這是錯誤的 —— 并且他自己的工作可以利用對于社會沖突和進步如何真正發生的一種更為結構性的理解。

　　法蘭克福學派重新對社會主義產生了興趣。在中斷了四十年之后，它的后人現在愿意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必須存在著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的東西，且解放運動可以為爭取這替代物而奮斗。正如阿克塞爾·霍耐特在他的《社會主義的理念》中寫道，「廣泛的不滿仍舊是怪異般的沉默和內向的...... 它完全缺乏進行超越當下的思考和想象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的能力」。而現在有一種新的共識，即批判理論應該反轉這種趨勢。

　　霍耐特的轉變肯定是受歡迎的。實際上，他是最有影響力的批判理論家之一，曾在2001年至2018年期間追隨麥克斯·霍克海默的腳步，擔任法蘭克福著名的社會研究所的所長。

　　這種影響也應該告知我們對霍耐特今天所進行的批評理論的方向的評估。他的遺產在很大程度上是將這一傳統從卡爾·馬克思轉向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近年來，他也采取了實用主義轉向，但他完完全全沒有重新考慮他的整體軌跡，即把批評理論扎根于唯心主義。然而，其它想要奮起迎接想象一個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挑戰的人確實應該重新考慮這種方法。

　　霍耐特對轉向馬克思的反對基本上是幾代人在學術圈的禮節習俗 —— 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還原的、經濟主義的、決定論的、生產主義的、同質化的，等等。在這里，我們關心的不是在這些問題上挑戰霍耐特，而是在一個不同的且更基本的方法論層面上對他進行批評。更重要的是，霍耐特如何利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襯托，導致他遮掩了統治之現實并從而暫擱了關于如何解決這一事情的問題。

　　霍耐特把馬克思主義描繪成這樣一種理論，即它的經濟主義使它看不到霍耐特他自己的觀點所闡明的廣泛的、解放性的視野。然而，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優點恰恰在于它堅持分析制度約束。這樣的分析并不像霍耐特所想象的那般離實用主義那樣遙遠，而且還告訴了我們一些比他提出的關于我們在改變世界時所面臨的障礙在政治上更顯著的東西。

　　階級還原論？

　　根據霍耐特的說法，馬克思主義是有問題的，因為它使用了一種站不住腳的結構-功能主義邏輯，或者說它只考慮了為資本積累的利益服務的規范和價值。它也是功利主義的，因為它把階級斗爭看作是由經濟利益所驅動的以結構為條件的競爭。霍耐特認為，關于階級斗爭的馬克思派學說之所以失敗，首先是因為它把所有群體或階級之間的沖突都看作是出于經濟動機，而歷史現實則表明，對不公正的經歷和對受挫的希望的經歷有著更為龐大的激勵力量。這結果并不好，因為馬克思主義草率地、武斷地限制了解放的范圍，也限制了對非經濟的統治形式進行批判的基礎。根據這種解讀，馬克思使我們忽視了自由的主體間結構，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未能設想在階級社會的衰敗之后的人類繁榮。

　　霍耐特

　　在《不尊重》和《對承認的斗爭》這樣的開創性文本中，霍耐特聲稱，不尊重和羞辱的感覺 —— 而不是經濟利益 —— 才是社會沖突的根本動力。霍耐特用黑格爾的主人和奴隸情景來說明統治性群體（領主）將規范視為自然的物自身的傾向，而被壓迫群體（仆人）則以一種挑戰排它性實踐的、不同的變革性的態度與規范相關聯。霍耐特后來認為經常發生的社會斗爭的根源被認為存在于這樣一個事實中，即「任何處于不利地位的社會群體都會試圖訴諸于已經制度化了的規范，（但這些規范是以霸權性的方式來被解釋或應用的），同時，通過依靠這些規范來為TA們自己被邊緣化的需求和利益提供道德上的正當化，使得那些規范與統治性群體相對抗。」

　　對霍耐特來說，對承認之要求的道德視野有可能是無休止的 —— 為一個比馬克思主義更廣闊的解放理念打開了概念之門。但這個理念不僅是道德上的。正如霍耐特清晰表明的，這些道德爭辯也通過挑戰凝聚了體制的規范來形塑體制，比如在律法中。因此，解放是被統治者為獲得承認而進行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統治性的規范被不斷修正，以便在主體間和制度上變得更具包容性。

　　馬克思所聲稱的未能發展出一種關于人類繁榮的廣闊思考方式，也使批判理論偏離了其促進和支持解放斗爭的使命。批評理論有一種獨特的自我認識，認為它與解放有某種內在的聯系 —— 具體來說，就是延續了馬克思的信條，即批判哲學是「時代的斗爭與愿望的自我澄清」。根據霍耐特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者們在這一努力中也失敗了，因為TA們想象社會主義不僅會帶來階級社會的崩潰，而且會一舉解決所有的社會沖突。不幸的是，TA們的經濟主義使TA們無法思考解放斗爭作為社會再生產的一個不變的部分的特殊性。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過早地隔絕了對承認的斗爭，限制了它對解放運動的有效性。因此，在霍耐特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無法真正是「批判性的」。

　　然而，批判理論的麻煩在于，馬克思主義仍然尋求是一種不同于各種個人主義的社會理論的唯一嚴肅競爭者。霍耐特不情愿地承認，馬克思做的正確的是一種歷史理論，它將批判果斷地從視社會為一種個人精神的宏觀整體中轉移出來。其它傳統，如自由主義、古典共和主義、或精神分析，傾向于將社會變革視為是個人試圖從其欲望的內部異律性中解放出來的嘗試所產生的副產品。無論一個人是在與一種不自由的意志、武斷的律法、或俄狄浦斯情結作斗爭，這根本驅力都是為了自主性。相比之下，馬克思堅持一種社會自由的觀點，群體通過斗爭來教育自己，以擴大對于所有個人的自由的絕對范圍。也正是在這個元理論層面上，馬克思主義對階級對立的所謂的狹隘關注激發了霍耐特關于批評理論應該做什么的另一種想法。對他來說，解決方案必須避免經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但要牢記集體。

　　霍耐特的落腳處是一種唯心主義式的實用主義。實用主義的優點是解釋了在被壓迫群體中的能動主體如何內化統治性規范，重新解釋這些規范，然后利用貫穿整個社會的對這些規范的相互共同期望來給自己提供制度上的籌碼。相互共同期望是解放實踐的一種激活條件，因為它們為挑戰片面的解釋并使它們更具包容性提供了一個共同基礎。因此，制度可以改變，以適應在一個社會學習過程中產生的新解釋，而這一過程本身是固有地具有沖突的。這個過程「在面對趨向發生對它們的自然化的一種頑固趨勢時」必須周而復始地挑戰社會中的統治性規范。

　　約翰·杜威

　　最終，黑格爾和約翰·杜威聯合起來，用一個既非個人主義也非經濟主義的關于承認的新實用主義理論取代了馬克思。那么，批判理論應該做的是清晰表達和解釋位于人類科學中的對于承認的斗爭，以產生解放性知識。

　　道德心理學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在批判理論中早已聲名狼藉，那么對霍耐特來說，它仍然是一個襯托，因為它有助于證明他的規范性理論以及該理論對社會和政治沖突的有用性。簡而言之，他的觀點是要表明，考慮到馬克思主義的范圍有限，它既不像它看起來的那樣具有批判性，也不像它看起來的那樣激進，且這就確保他的理論有相對更廣泛的愿景。

　　多年來，霍耐特的批評者們不斷指出將前政治經驗作為理解不公正的一種規范性參考點的各種問題。南希·弗雷澤著名地論證到，揭開所有不滿的基本道德結構這一做法初步上是不大可能的。對她來說，只有將政治社會學有傾向性地還原為道德心理學，才能使霍耐特將對承認的斗爭投射到每一場沖突中。其它人也注意到這一個缺乏社會學內容的形式理論的奇異的簡單性留下了一個真空；即使人們同意承認最終會解決我們的問題，那又怎樣？我們對承認的渴望幾乎沒有告訴我們需要做什么來實現它。

　　在霍耐特的全部作品中，有一個諷刺的轉折。他的承認理論看起來似乎因其廣泛的規范視野而有別于馬克思主義，但在清晰表達什么系統機制需要改變以及什么會使這些機制改變得更好時，它也是空洞的。對霍耐特來說，解決任何的社會沖突都涉及到對統治性規范的重新解釋。毫無疑問，它確實如此；但這個最低限度的主張沒有提出一個基本的政治問題：如果人們意識到在基本的社會機構/制度中遇到了不尊重，那么是什么阻止了對承認的渴望成為有效的政治要求？

　　在21世紀初，政治哲學家艾利斯·楊開始將「結構性不公正」的概念進行理論化，使用關于統治（被定義為對自我決定的制度性約束）和壓迫（被定義為對自我實現的制度性約束 ）的規范性范疇來進行。然而，霍耐特卻把關于什么推動著社會斗爭的主張過度概括成關于補救措施和目標的主張，把統治塌縮為壓迫，并拒絕認可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有意義的差異。這是以掩蓋統治為代價的 —— 并且從而含糊了他所指的自由或解放的含義。

　　承認理論遮掩了統治，因為在其反馬克思主義的變體中，它忽略了對于整個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來說十分顯著的規范性；也就是說，被統治者要面臨對抗的是什么，或者說什么樣的約束。僅僅說被壓迫的群體有興趣重新解釋霸權式規范，并會因此生產在批判理論的層面上體現出來的解放性知識，這么說是不夠的。很明顯，有一些東西阻礙了這一點。即使我們同意，在其最終意義上，承認是自由所帶來的東西，但不能因此斷定這些欲望會導致任何人充分深思防止實現它的障礙。

　　很可能霍耐特和馬克思主義談論的是不同的問題，并且他甚至可能是對的，即馬克思主義并沒有把重新解釋統治性規范的斗爭的無休止性納入它的方法論中...不過它怎么會想納入呢？結構性不公正是馬克思主義的關注點，而且，與霍耐特相反，如果我們堅定地致力于結構性統治 —— 而不僅僅是一般沖突 —— 應該停止存在的想法，那么這個關注點就有很大的意義。我們不希望提出一個，將結構性不公正扎根于人類這樣的存在中的本體論主張。不會具象化批判理論應該想要破壞的不公正，這樣做就沒有任何有吸引力的理由。

　　想要說明一種消除所有社會斗爭和沖突的興趣并不是那么簡單的。沖突不是不公正的必然癥狀，沖突是由統治之關系或者說沖突的一方受到的壓迫所引起的。有人可能會反駁說，對霸權式的、自然化的規范進行挑戰的許多沖突對于促進社會包容性的民主制度的有效運作來說是健康的。在這種情況下，斗爭確實可能會是持續性的。但是一個適當的批判理論應該能夠區分，可能會一直存在的沖突和人們希望不會一直存在的結構性不公正。

　　統治的持續存在要求批判理論與社會科學相介入合作，而不僅僅是道德心理學，以免對正在進行的規范解釋過程的哲學重構無法促進思考如何改變那些我們再也不能夠接受的東西。霍耐特對道德心理學的關注反而傾向于促使一種對于規范和制度的過于寬泛的概念，使得關于約束的問題黯然失色。這種視角是否能使它自己對社會運動有用還不確定，因為對約束的適當深思通常是政治策略的啟發所在。

　　最終，規范解釋的過程等同于什么還不清楚。它太模糊了，正如批評理論在促進這一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一樣。

　　唯物主義時刻

　　到目前為止，把論點陳述出來的一種方式是，霍耐特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辯論不是主要關于人類動機或規范性欲望。相反，它是關于，面對結構性不公正，如何思考關于改變世界的問題。

　　霍耐特不明白為什么一種階級分化式的結構性不公正需要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我們對于解放的意愿。他認為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歸入重新解釋統治性規范的這一想法中，就好像約束只存在于人們的想法和感覺，而不是在伴隨著統治的不利激勵和不利約束中。

　　然而，當代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比霍耐特所歸結于它的，更為溫和、更有政治意義的主張，那就是必須消除由階級統治所強施的約束，以實現人類解放這一更廣泛的目標。它也不像霍耐特想象的那樣離實用主義那么遠。

　　首先，發展一種唯物主義的實用主義是有可能的。拉海兒·耶吉主張通過將社會實踐這一想法與問題解決這一想法結合起來，保留道德批判的「唯物主義時刻」。社會實踐是一種非正式的、重復的、受規則管治的行為，它是某些制度之可能性的條件，同時不能被還原為那些制度。參與這一實踐的人們心照不宣地理解TA們必須做什么才能使這一實踐成功地作為其類型本身的實踐，也就是做一種判斷，且這一判斷往往基于隱含于實踐中的某些規范。

　　實踐也有著它們自己內部的關于解決問題的動態關系。當人們面對約束并試圖做些什么，或試圖解決一個社會問題時，其結果很少是一塊干凈的石板。相反，TA們傾向于創造，其它人必須在未來與之抗爭的新問題。同時，對社會行動者施加約束的實踐的隱性規范也提供了道德和意識形態資源，以識別出確實存在著一個TA們必須提出解決的問題。這些嵌入了的規范使人們能夠或不能夠認識到存在著一個問題，或者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性質是什么，這為人們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或說服別人這個問題必須被解決設定了特定的方式。

　　一個唯物主義的實用主義很有幫助地極少化了唯心主義傾向，即有目的地將社會發展解釋為一個漫長的道德進步的進程的傾向。統治性規范是存在的，但它們的存在是對阻礙著對它們的重新解釋的約束的回應。因此，人們對TA們的約束有各種不同反應，這些反應涉及從在意識形態上同意失敗認輸，到對不平等的深層怨恨的全部范圍。

　　憤怒的社會底層人

　　這樣的觀點隱含在1970年代后的許多試圖闡明馬克思所說的「經濟關系的無聲強制力」的分析式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之中。例如，歷史學家羅伯特·布倫納 (Robert Brenner) 推動了一個有影響力的，階級斗爭式的、或以沖突為中心的研究項目，與早期的「關注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形成對比，后者假設為真了技術決定論的、目的論式的歷史理論，而霍耐特的批評似乎總是針對后者。

　　布倫納的想法是，在每個社會中都存在著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剝削者之間的關系、以及直接生產者與剝削者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合在一起，使人們定期獲取/使用土地、勞動力、工具、或再生產社會生活所必須的其它資源得以可能。構成這些關系的實踐相聯網絡決定了一個人對，取決于TA在這些關系中的位置的社會產品的獲取。布倫納將這些關系稱為「社會-所有物關系」，以澄清它們不僅決定了個人可支配的資源，而且更普遍地決定了個人如何獲取資源和TA們的收入。

　　簡單地說，社會-所有物關系制約影響著一個人的行為，而不僅僅是其所擁有的東西；一個人的位置決定了其必須做什么來獲得其想要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預料個人和家庭們會有系統組織性地采取一套特定的經濟策略，以對應它們遭到的約束。布倫納將這些策略稱為「再生產規則」，這些規則，在總體上發生，并產生了相應性的、具有歷史特殊性的發展模式。這被稱為實用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

　　到目前為止，這后一種觀點的規范性范圍還沒有被充分發展出來，但不難看出它可能是什么樣子。與所有的實踐一樣，再生產的規則及其相應的社會-所有物關系都有著規范，參與者通過根據與結構本身一起被假定和再生產的目的和目標，來認知這些規范的失敗或成功。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種在歷史上具有特定意義的意義上，某些針對社會式的再生產的規范是如何出現的（例如，努力工作應該得到高額回報），這些規范構成了人們清晰表達正義要求的基礎。

　　規范性和物質性在歷史發展模式中是相互糾纏的。這就是為什么，正如黑格爾所說，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沖突很少僅僅因為「社會底層人」在挨餓而爆發——而是因為TA們也感到憤怒。資源匱乏是通過規范性期望來感知到的一種現實，這些期望是根植于文化的，但也（決定性地）適應了資本主義放置在每個人上的競爭性約束，而不管文化傾向/秉性如何。

　　倒立著的黑格爾 / 歸罪于黑格爾

　　歷史唯物主義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堅定地致力于促進人們更好地理解在歷史上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這些條件對自我決定或統治產生了同樣特定的限制，這些無處不在的限制抑制了各種解放斗爭。

　　實用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也可能以一種包羅萬象的承認理論所無法做到的方式來闡明規范式復雜性。它將研究人們，特別是那些受到統治支配的人，是如何介入利用規范來對抗約束的。選擇不多的人往往經常使用可用的正當理由來橫渡這些規范，這與分享價值觀和理想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歷史唯物主義允許一種健康的懷疑論，例如，資本家階級的成員是否真的共享一種民主自由的理想。也許TA們以民主的名義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或者TA們對民主的讓步是更為事態格局性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世界上的資本家、銀行家和金融家并不是因為缺少社會尊重而介入參與階級沖突的。

　　總而言之，社會結構的發展不可以被還原為爭取承認的斗爭。在進行這樣的一種還原時，人們將錯過社會沖突的大部分紋理 —— 即矛盾、約束、支配 —— 做到這點的代價是變得越來越遠離關于政治策略的有意義討論。而沒有這些有意義討論，社會主義在我們的想象中和在事實上都將仍是遙不可及的。

　　那么，如此一來，黑格爾的歸宿就是站在他的頭上倒立 / 錯誤就在黑格爾 (Where Hegel belongs, then, is stood on his head)。【"stand on one's head" 有「輕易完成某件事情」的意思，同時，"on one's head"有「歸罪于某人」的意思。——譯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