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經濟危機理論”的一個澄清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并沒有明確的提出經濟危機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觀點，與很多我們在課本中學習的觀點一樣，這是后人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的一個推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專家西蒙·克拉克指出，“馬克思并沒有對危機理論做出系統、詳盡的闡述。在不同時期中，馬克思似乎將危機同利潤下降趨勢、生產過剩趨勢、消費不足和比例失調和相對勞動的過度積累聯系起來，但卻沒有明確贊同其中的某一個理論。”[1]經濟危機理論經過恩格斯的整理，成為重大的理論問題，經過了多位理論家的貢獻，才形成了今天的完整形態。

　　[1]西蒙·克拉克. 經濟危機理論：馬克思的視角.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年。第5頁。

　　但必須要說明的是，筆者認為在理論上經濟危機終結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相左，對于整個體系而言，形成了不應有的邏輯斷裂。按照一般理解的歷史唯物主義，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舊的社會中萌芽，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進一步建構了未來社會上層建筑的萌芽；從而造成了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兩對矛盾的不相適應；最終導致新的社會形態的更迭，新的社會形態的產生。

　　當下，我國高校使用的統一教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是這樣描述的：

　　“生產力是人類在生產實踐中形成的改造和影響自然以使其適合社會需要的物質力量。……生產力的水平表現為生產發展的現實程度；生產力的性質取決于生產的物質技術性質，主要是勞動資料的性質；生產力的狀況是這兩者的統一，表現為生產力的運行狀態或發展態勢；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與生產力上述三方面的規定性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指現實的生產力不斷獲得解放和發展的基本要求。”[2]，“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在二者的關系中，生產力是居支配地位、起決定作用的方面。其一，生產力狀況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歷史上的各種生產關系都是適應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需要而產生的。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會產生什么樣的生產關系。

　　[2]《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0頁。

　　馬克思說：‘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可見，生產力狀況是生產關系形成的客觀前提和物質基礎。其二，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的變化。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產物，只有當它為生產力提供足夠的發展空間時才能夠存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原本適合生產力狀況的生產關系便由新變舊，走向自己的反面。‘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當生產關系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時，人們就要變革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3]

　　[3]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2頁。

　　也就是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在整個資本主義滅亡過程中，新的生產工具的誕生，應該在時間上和邏輯上都優先于資本主義滅亡。而“經濟危機終結資本主義”這個論斷，則將這個順序倒置了，當然這個倒置是有其自身的理論和歷史背景的，是必須值得尊重和認真對待的。

　　但要看到這個論斷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現象，在邏輯上嘗試說明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否定其自身的境地，然后推導出新的社會必然否定舊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卻沒有進一步說明，如果資本主義崩潰了，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新的社會的進步是如何是在全新的生產力性質的基礎上建構的，而這種全新生產力的性質，是由何種全新的生產工具所決定的。

　　更為關鍵的是，在事實上，資本主義并沒有因為任何一次經濟危機而垮臺，反而逐步的發展壯大。經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在于：利潤率下降、比例失調和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技術的進步導致了雇傭工人數量的減少。

　　這是一個嚴密的邏輯推論過程，在這個邏輯下，資本生產雇傭工人的數量隨著技術的提高會逐步減少。但事實與之相反，工人的總量和社會的分工卻以幾何級數在迅速增長，關于這一點，本文在下面會做出進一步的分析。

　　在這里，關鍵點在于，必須解釋為什么資本主義在經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后，在大量社會資本被經濟危機消滅掉的情況下，依然可以重新進入到資本的循環發展過程當中，雇傭更多的工人，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相關的理論很多，我認為熊彼得的理論頗具解釋力。熊彼得將創新理論和經濟運行周期相結合，實際上解釋了從“蕭條”到“復蘇”的過程。這樣的觀點，頗為值得認真對待。[4]

　　[4]問題過于復雜，在這里就不展開論述。對于這個問題，請參閱中國人民大學孟捷教授的相關研究。他關于創新問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當中，做出了一系列精彩的論證。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當中存在一個盲點，那就是，在馬克思那里科技創新是指生產工藝的進步，而現實中，不僅存在生產工藝的進步，而且存在產品的創新，而熊彼得在這里的所指的“創新”恰恰是熊彼得意義上的產品的創新，而非生產工藝的進步。

　　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共產主義社會的出現，馬恩有一個關鍵性的論斷，今天學界稱為“兩個必然”和“兩個絕不會”。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5]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兩個必然”（或“兩個不可避免”）。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頁。

　　后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了“兩個決不會”，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6] 所以，就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而言，只有找到一個同時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資本主義發展試試的解釋路徑，方才能真正的發展之路。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頁。

　　2

　　從資本的邏輯看，技術的發展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否定

　　馬克思并沒有探討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發展到“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7]這種極限狀況，到底是什么樣的，但是《資本論》內在的邏輯，也可以做一些有益的推論。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頁。

　　在《資本論》第一卷當中有著明暗兩條線索，主線是以勞動-分工-價值-資本的積累為線索的資本邏輯，輔之以封建工藝手工業-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機器大工業-技術進步為線索的技術邏輯，而兩條線索在《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一章中的結合，則成為了該卷論述的最高潮。

　　馬克思說，在“資本的增長對工人階級的命運產生的影響”這一研究中，是以“資本的構成和他在積累過程中所起的變化為核心的”，[8]但是這一構成和變化，其原因恰恰在于新的技術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當中。馬克思指出技術的進步相對于資本而言具有關鍵性意義，“一旦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在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9]而技術，正是這最強有力的杠桿，這一強有力的杠桿即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也可以否定資本主義的發展。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2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2頁。

　　馬克思認為，生產的技術水平決定著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之間的比例。也就是說，在生產資料和活勞動之間，存在著一定比例，這個比例取決于生產技術的發展水平。生產技術水平越高，每個勞動力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就越多；生產技術水平越低，每個勞動力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就越少。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不斷地通過技術改良，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資本的積累，所以這一比例是不斷提高的。

　　推論至此，馬克思轉而去討論工人的失業問題。但是如果將這一邏輯繼續推演，就會發現，如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限發展下去，技術發展到極致，那么生產資料和活勞動之間的比例會逐漸趨近于無窮大；達到這一結果，就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生產資料的極大豐富和勞動力的付出逐漸趨近于零，最基本的數學知識告訴我們，在這里，“勞動力的付出逐漸趨近于零”要遠比“生產資料的極大豐富”重要的多。當然，在此種理想狀況下，隨著技術的發展，在付出極小的勞動力的情況下，就可能會使用極多的生產資料，獲得極大的物質財富。

　　在某種意義上，當這種極小的勞動力可能為資本家獨自承擔時，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存在的意義就被抹殺了。在此時，生產資料和活勞動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意義上的分離，雇傭勞動被打破，而絕大多數人絕對的失業，工人的過剩將不再是“相對”的。

　　分工的規律是階級劃分的基礎”，[10]當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分工的區別被新的技術所取消時，抹殺雇傭工人在生產中的意義，最終將導致工人和資本家二者分工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崩潰。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6頁。

　　當然，以上結論只是一個推論，只具備邏輯的可能性。這個推論在今天之所以看似是無稽之談，在于其與現實是相悖的；雖然每個工人推動的生產資料在急劇的增長，但是工人總量也在飛速增長，所以，推論中所指的“生產資料和活勞動之間的比例會逐漸趨近于無窮大”這種結果是永遠不會出現的，直到人工智能技術體系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當中。

　　必須先解釋，為什么按照資本論的邏輯工人的數量應該減少，而事實上卻增多了。“機器吃人”的現象在以往的經濟生活中并不陌生，以往每一種新的技術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當中時，都必然導致相對人口過剩。

　　但實際上，任何一種新技術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中，都會導致分工更加復雜。簡單的來說，任何一種新技術作為生產工具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當中，都必須有更多的分工來生產它，使之從一種技術變為一種產品。也就是說，以往的技術雖然導致了工人相對失業，但也同時必然的增進了分工的種類，所以從技術的發展的角度來看，工人的總數并不會因技術的進步而減少，相反會增加；過去任何一種技術都是對分工的一種肯定，對商品經濟的肯定；從而促進生產力的進步，熊彼特稱這一過程為“創新”。

　　事實上，在過去的兩百年當中，工人的數量并沒有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而減少，相反，工人的數量和人類分工的復雜程度呈幾何級數迅速增長。這一點，從工人的數量上就可以看到，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二次期間，千萬以上人口即可維持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次到第三次期間，就需要上億人口維持，所以只有美蘇日少數工業體系；在今天，需要十億級人口才能支持分工，所以全世界成為了統一的工業體系。

　　也就說，雖然以往的技術進步減少了某個公眾雇傭工人的數量，但是卻極大的擴大了分工的種類。尤其是在經濟危機之后，新的技術帶來新的產品，全新的行業雇傭了更多的工人，這就是為什么按照資本論的邏輯工人的數量應該減少，而事實上卻增多了的原因。

　　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夠否定資本主義，最關鍵的原因在于，它將導致分工數量和種類急劇的萎縮。從直觀上說，人工智能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導致大量失業。當自動駕駛系統的價格低于司機的工資時，司機這一職業將從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消失；當機器手的價格適當的時候，它會成批的取代流水線上的工人；當語言識別、圖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成熟時，服務業的大量簡單勞動工作將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可以說，任何一種重復性的勞動，均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從理論上說，與以往的技術不同，人工智能在理論上已經具備了我制造和自我復制的能力。從上一篇文章可以推論得知，在給定目的和技術的前提下，任何人類的重復性勞動實踐，均可被人工智能系統取代，生產人工智能系統和機器手、機器人同樣也必將是一種重復性勞動。那么，機器手可以生產機器手，機器人可以生產機器人，以往的任何技術都無論如何先進，都需要增加新的分工和生產資料來制造新的產品，而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系統則可以自我復制，而無需增加新的分工。

　　在人工智能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的過程中，社會分工將會出現迅速萎縮的現象。分工萎縮這種現象，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才是致命的。當人工智能技術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當中時，不僅會提高生產力，同時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分工形成根本性的否定。

　　3

　　從分工的邏輯看，人工智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否定

　　分工是市場經濟得以存在的根本，分工的發展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得以壯大的根本。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高級或發達形態，而商品經濟這種以交換為目的而進行生產的經濟形式，其基礎是社會分工和勞動產品屬于不同的所有者。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發達商品經濟，從其一降生，資產階級思想家就敏銳地認識到，分工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意義。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開宗明義，全書正文第一句話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11]斯密細致討論了分工的增加不僅必然帶來交換的加劇，同時也極大的提高了社會生產率，從而催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則進一步指出，“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12]，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提供資本，工人提供勞動力，資本家確定生產的目的，工人通過勞動進行生產，這樣的分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

　　[11]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6頁。

　　當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成熟，就形成了一個“奇點”。在技術上，這個“奇點”是實現對“手”的替代，用機器手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術體系代替“人手”。“手”是人類勞動的“元工具”，所有的工具都是以人手為基礎設計的，以往的各種勞動無不是通過“人手”來實現的。以往的技術之所以會增加分工的種類，它的本質不過是，通過某種工具替代此處勞動的“人手”，卻必然導致生產這種“工具”的人手增加。

　　人工智能技術則相反，它不僅能在勞動中替代各種勞動工具，而且替代了勞動的“人手”，替代了各種生產當中的“人手”，且它和人一樣，可以自我生產復制。今天的工業機器人，主要是機械臂+特定工具，尚未達到替代人手的程度。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樣為“奇點”的到來，設置了臨界點。那就是，機械手的價格的低于“人手”的價格工人勞動力的價值。當人工智能的制造技術成熟，可以投入市場，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當中，意味著工人生產機械手，能夠為資本家帶來剩余價值。生產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正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當機器手的價格，與人手有相同功能的機器手的價格，低于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時，低于“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13]當工人生產的人工智能系統所創造的價值，大于他們雇傭他們工資時，這一“奇點”必然到來。但不同的是，他們這次生產的將是一種能夠永久的替換他們重復性勞動的工具。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9頁。

　　在此時，按照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資本家為了追逐超額剩余價值，不斷的使用人工智能替代工人；獲利的增加造成資本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從而繼續重復這一過程，形成了一個放大循環。資本家為了競爭，會利用人工智能生產人工智能，且進一步投資開發技術以降低人工智能的生產費用。但人工智能的生產不會如以往那樣增加新的分工，所以工人失業潮不可避免，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縮小，市場萎縮，工人將無力購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出的產品，“商品的驚險的跳躍”無法完成，資本的循環終止，從而造成經濟危機。“工廠制度的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似的生產，并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14]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7頁。

　　但是，由人工智能引發的經濟危機，并不會像以往的各個危機一樣，經歷危機后，通過將各生產要素重新配置，從而達到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毀滅”的效果，重新回到“危機、蕭條、復蘇、高漲”的周期律當中來。

　　熊彼得指出，在以往復蘇的過程中，在經歷了經濟危機之后，新的技術“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要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以實現對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在此時，新的技術極其所建構的生產，擴大了社會分工，增加了工人的總工資，從而擴大了“絕對的消費能力”，這一“生產力發展的界限”。[15]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8頁。

　　當人工智能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當中后，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對工人勞動的全方位替代，所以分工必然減少；另一方面，由于工人的勞動價值具有一定剛性，而工人生產人工智能的過程中，生產的人工智能的價值始終大于工人的勞動價值，所以工人的雇傭數量也不會增多；從而導致人的總工資不僅不會增加，而且會出現持續減少的趨勢，而這種趨勢，只要工人繼續工作，資本繼續循環，資本家就會使用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來取代工人勞動，而工人的收入減少的趨勢就不會得到遏制，從而使經濟危機無休止的持續下去，直到資本在危機中被消耗殆盡，或者建立新的生產方式。

　　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但是在人工智能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之后，這一技術在擴大生產力的同時，將導致這一目的成為泡影，資本循環萎縮終止，最終導致整個社會大生產的總崩潰。

　　4

　　小結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當人工智能投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當中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果擁抱這種能夠為其帶來巨大利潤的技術，就會使得這種技術在資本的邏輯下，導致工人的失業和資本循環的停滯，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崩潰。只有改變資本運行的目的，建立新的分配形式，才能保證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從而挑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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