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西方學界通常簡稱《大綱》,本文采用這一稱謂)是《資本論》的第一手稿,也是馬克思思想成熟時期的代表作。馬克思通過具體的、歷史的論述,分析資本主義對土地的圈定和商品化使得勞動人口與工業生產日漸集中而形成城市,再生產出資本主義的空間圖景,揭示了蘊含在人類生產與交往時空變遷背后的資本邏輯。

　　一、《大綱》對資本主義研究的“空間轉向”及倫理意義

　　傳統馬克思主義將資本主義社會設想為一種剛性的結晶結構而非“有機體制”,對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并未看到其中的空間維度,只看到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唯物性”而忽略了“歷史性”,因而靜止、僵化地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洞缶V》對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研究方式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空間轉向”。

　　(一)資本的生產具有“空間性”

　　首先,資本生產出異化的日常生活空間并對勞動者進行奴役。相較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異化勞動概念的抽象性理論闡述,《大綱》中的異化更具有現實的經濟學意味。異化勞動不歸工人所有,而歸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資本所有,并非指資本擁有獨立于人存在的勞動實體(異化本身不具備實體),而是指異化的這部分勞動正是人們“勞動的客觀條件”的一部分。真正與人對立的不是對象化的勞動,而是不歸于“活勞動”的社會財富的積累,并且伴隨著能生產更大量的“社會財富”的生產力的增長,這些“對象化勞動”同“活勞動”相對立。馬克思認為:“社會財富的越來越巨大的部分作為異己的和統治的權力同勞動相對立。”其中“社會財富”不僅包括城市空間結構的資本化,也包括社會制度的資本化。資本作為權力的擁有者,掌握著社會財富——資源與規則,通過對城鄉區域宏觀上的規劃和對商場、公寓等建筑微觀上的建造,對勞動者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規訓,使得人們的流動形式與自然需求為資本流通與資本需求所取代,勞動者被資本生產的空間所奴役。

　　其次,資本全球化的空間擴展推動資本的不斷增殖。馬克思早就看到,“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其一,資本不僅占有資源還占領勞動力,為自己過剩的生產力找到了消費市場,通過“空間轉移”延緩了經濟危機的發生。其二,科技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商品的流通時間,必要勞動減少,剩余勞動增加,剩余價值提升。人的自然需求有滿足之時,而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資本需求永無滿足之日,資本的增殖是無限的。其三,資本生產具有單向性與同質性,為了達到增殖的目的它會摧毀一切空間阻礙,地域的、文化的、制度的甚至道德的。資本以狹隘的價值尺度衡量一切事物,忽略事物質的不同,以統一的量化標準進行改造,但這種改造并不合乎事物本性,最終只能走向毀滅。

　　最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改造了生態空間,使得自然與社會共同進化的同時造成了“空間性”的斷裂。資本主義帶來的是“對地力的榨取和濫用”,浪費資源的同時切斷了土地的連續性。工業化農業造成自然物質變換斷裂,“農業不能再在自己內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產條件,這些條件已作為獨立的生產部門存在于農業之外”。人類生產了更適合于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但也生產了存在于自然物質變換中的愈演愈烈的斷裂:轉基因蔬菜暗含著健康隱患;填湖造城造成了嚴重的城市內澇;建筑垃圾在邊緣區域的肆意堆積嚴重影響了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同時伴隨著安全隱患……生態空間的關鍵在于“共同”,環境問題是人們的生產行為共同造成的,許多災禍看似天災,實則人禍。

　　(二)資本空間化帶來的倫理沖擊

　　第一,資本空間擴張帶來的地理空間重組沖擊了人的傳統價值觀。在農耕社會以及傳統福特制工業社會,交通與溝通方式貧乏低效,人類工作、交往的環境相對固定,環境、距離、地域等空間問題往往被遮蔽。隨著科技的進步,時間的影響力被縮減,大大增加了人們對各種不同地理環境、人文環境等社會空間的感受性。然而,人類也從“定居者”成為“寄居者”乃至“觀光者”——空間接觸的范圍增大了,但接觸深入程度卻明顯降低了。從個體角度,資本空間的擴張“物化”了人們的肉體行為方式甚至思維方式,人性變得更加務實、理性,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且精于算計。從社會角度,資本空間的擴張造成的人類群體流動,共同體的重組也反過來影響了人們的交往方式乃至思維方式,對人類歷史傳統習俗文化和價值觀念造成了一系列沖擊。

　　第二,資本的空間生產出不平衡的“核心—邊緣”地理圖景,引發了一系列空間倫理沖突。一是表現為城鄉二元對立。對鄉村而言,城市污染工業轉移到農村,農村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影響了農村土地的日常生產工作;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了農民工戶口、子女教育、公共資源分配以及農村留守老人兒童問題等。對城市而言,交通擁堵,城市環境惡化,城市垃圾未妥善分類處理;拆遷安置,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問題等。應當保障城市居民或農村居民的空間權益,以合乎德性的方式推進城市化進程,兼顧公平正義。二是表現為全球化進程中“不發達”與“過于發達”二元對立。全球化是資本空間擴張的必然趨勢,全球政治格局也呈現出“核心—邊緣”的趨勢。“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資本生產的是一般財富,對于資本而言,如何生產財富并不重要,怎樣能帶來最大限度的利潤,資本就會怎樣行動。因而,資本空間往往表征為社會權力被社會精英與發達國家所利用,造成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形成城市與鄉村、城市中心與邊緣、富人區和貧民窟等空間分異,空間格局對立的背后隱藏著大量人群為謀生計而遷徙及與貧困斗爭的生活故事。

　　二、資本生產“空間”的過程

　　空間可以脫離資本而存在,資本卻無法脫離空間獨自增殖。“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絕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因此,在馬克思看來,資本本質上是一種奴役關系,在空間上,表現為利用空間規訓和奴役人類再生產自身。

　　(一)資本生產何種空間?

　　首先,資本生產了“核心—邊緣”的不平衡地理空間,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結構必然造成的。換言之,資本的進入并不會讓所有人都受益,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都是建立在其他區域資源剝削的基礎上的。馬克思注意到“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和交換規律,對于工人的‘有機存在’是‘漠不相干’的。相反,資本主義造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的人口關系,其用意在于總是產生出相對剩余人口——積累的主義杠桿”。工人等弱勢群體進入城市的權力被剝奪了,他們無法進入權力中心、知識中心、信息中心,他們被文明社會排擠了。資本以價值的尺度對人與空間進行衡量與改造,使其越加適合資本的增長而非人的生存。貧民等邊緣群體成為被資本剝削和壓榨的存在,資本并不關心他們所在的空間的生存狀況。因此,不論科技能使工業生產力提升到何種程度,只要這種生產方式是以資本為基礎的,那么越來越多的必要勞動被騰出,不占有或是占有資源相對稀少的空間只能增加越來越多的赤貧,最終形成“核心—邊緣”的地理空間景觀。

　　其次,生產流動性導致消費空間的高度集中以及空間重組。為了“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商品流通時間從而增加資本的增值速度,消費必須“高度集中”。一方面,空間的高度壓縮使得生產可以在世界各地進行,消費者與消費品之間的空間距離大大縮短了。在宏觀上,城市化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推進開來;在中觀上,巨型城市成為國家的真正發展引擎,成為文化與政治教育的中心;在微觀上,大型超級市場占地越來越大,內容越來越豐富多彩,這樣的商業綜合體越來越成為人們日常的城市經驗。另一方面,消費集中的關鍵在于包括公共教育、衛生等在內的集體消費。這樣的集體消費大多高度集中于大型城市這樣的高效能空間,其中的文化和歷史的積淀、信息交流的效能、集體消費的質量都是鄉村等分散空間無法比擬的。

　　今天,資本生產過剩已成為常態,只能通過空間摧毀、重構與空間轉移的方式延緩危機的到來。一方面,無法吸收的剩余商品、剩余勞動貶值甚至遭到空間性的摧毀和拋棄,有的國家甚至發動戰爭,以重新刺激經濟,促進資本的流通。另一方面,過剩的生產力促使資本不得不在空間中尋找新的消費市場(空間轉移)來消耗生產過剩的張力,使之重新回到資本流通的界限內。物理空間無法消耗的便通過金融衍生品的形式進行消費,貸款、保險甚至各種“龐氏騙局”現象的泛濫均源于過剩。但是這種“機智”的商業行為或政治行為只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危機展現的時間、空間范圍和形式,無法從根本上解除資本危機。

　　最后,生產層級化形成不平等的政治空間,政治力量在其中起決定作用。“核心—邊緣”的地理空間正是政治空間的直觀寫照。政治空間的不平等,其實質在于城市空間成為資本利益集團控制生產和再生產自我利益的工具,邊緣的普通民眾喪失了話語權。在資本生產結構下掌握生產資料和權力的精英團體只會進一步加劇不平等的支配結構。第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放、發展了人的潛能,但只要生產結構、生活空間不變,普通群眾所處社會層級也難以變動,這種“潛能”只能被再次“資本化”。資本的空間本質就是奴役他人的空間,盜竊他人時間的空間。“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第二,精英團體掌握著權力與空間核心資源,他們可以利用空間優勢進一步制定富有地緣政治色彩的協議為自己服務。不占有或占有稀少資源的普通民眾只能被排除在生產核心之外,財富越來越多地聚集在可以操縱資源和規則的資本家、精英、發達國家手中。尤其在后金融危機時期,從生產前的區域分工與資源分配開始就已然不平等了,建立在不平等結構之上的生產越多,被剝削的也就越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放緩時單方面執行大規模量化寬松的金融政策,將貨幣貶值的危機轉嫁他國,這樣只能造成更為嚴重的兩極分化,生產出更為巨大的不平等空間,造成社會動蕩。

　　(二)資本如何生產空間?

　　馬克思認為:“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資本生產說到底是人通過特定的歷史形式占有自然。資產階級事先奪走了勞動者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空間,使得勞動者同他的天然的試驗場即土地相脫離,產生了可以自由買賣的活勞動以及自由買賣的財產。因此,資本實質上是歷史性的支配關系,這種關系蘊含著權力。資本生產空間的過程是權力、資本和社會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權力的空間化。權力的空間化意味著資本將自然偶然獲取的支配結構逐漸轉化為歷史性的必然控制結構,從而獲得了控制資源從而奴役他人的“合法性”。權力存在于人類活動中并通過人類活動得到運作。“權力產生于支配結構的再生產,支配既包括人類對物質世界的支配(配置性資源),也包括對社會世界的支配(權威性資源)。”“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資本家最初通過圈地運動強行占用配置性資源,從而獲得了先于生產之分配的權力,再對生產工具與社會成員進行分工,這種分配方式就是生產關系。長此以往,生產關系逐漸成為生產制度,使得偶然性的生產結構轉化為必然性的控制制度并在時間與空間中擴展開來。自此,資本家又占有了權威性資源從而得到了支配工人的權力。

　　權力的空間化意味著資本生產空間的權力化,人被空間背后的權力所支配。資本通過操縱手中的資源與規則對空間分別進行宏觀的(全球)、中觀的(城市)、微觀的(建筑)的規劃與構建,從而控制了人類的流動方式與行動范圍,人們的生活方式更為自由,但也更不自由。人們生活更為便捷的同時資本也更為快速地集中,從而更快地促進資本的增值。

　　第二,空間的異化。權力的空間化會造成空間的異化?？臻g的異化,指人類自己建立的日常空間反過來脫離人的本性并奴役人類自身,表現為“無意識的強制”。這尤其體現在城市中大型公共基礎設施的構建,帶來便捷生活的同時大大規訓了人的活動范圍與時間,成為推動資本增殖的大型“固定資本”?？臻g的異化源于異化勞動生產的越來越巨大的社會財富作為異己的和統治的權力與勞動相對立。“關鍵不在于對象化,而在于異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歸工人所有,而歸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資本所有,歸巨大的對象化的權力所有,這種對象化的權力把社會勞動本身當作自身的一個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對立的地位。”這就形成了“空間悖論”,表現為:其一,總體人類生產空間擴大并改善,但同時給人帶來越來越大的壓迫感與緊縮感;其二,空間中的交通、住房給人帶來更多的行動自由和多種類的居住自由,但同時人的行為也更大地受到交通管制與城市空間壓迫。

　　第三,空間的商品化?？臻g的商品化指空間及其連續性被切斷成為原子式的存在,可供切割與買賣。商品化的空間買賣表面指向物理空間,實質是空間中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尤其是在核心城市,建筑類型、地理區位、空氣質量、交通便捷度等都成了商品化的對象。空間商品化的關鍵在于空間能夠被貨幣所瓦解并衡量。馬克思認為,“貨幣本身就是共同體”,“凡是在貨幣本身不是共同體的地方,貨幣必然使共同體瓦解”。以貨幣為核心會形成“普遍的物化”社會,不僅瓦解了土地連續性,也瓦解了人類群體德性關聯性的傳承。資本空間的流動性使得土地的自然物質變換斷裂,與土地相關的可持續性是生產的一般前提,但資本主義違背了這個前提。進而使生存在土地上的人們世代相連的地緣德性、文化的傳承發生斷裂,鄰里村落成為公寓樓房,熟人圈的社會被撕裂成為陌生人社會,團結互助成為理性算計。

　　第四,空間拜物教。隨著空間商品化的深入程度與影響范圍的不斷擴大,空間商品化最終會走向空間拜物教。空間拜物教指人們構建的空間反過來主宰人的活動并成為人類崇拜的對象,成為人最終追求的目的。至于形成拜物教的原因,馬克思認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換言之,商品一旦進入交換過程,便會變得既具有物理意義又擁有了超感覺的屬性的產物。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交織,商品這一集合構成了“假中有真、真中有假”的迷幻空間,人的理性思考被麻痹了。人們將資本空間中物與物的關系置于人與人的關系上,將物的需求視作自己的真實需求。人真正的精神需求就這樣被不斷壓制,致使人們只能在食欲、性欲、娛樂、賭博等低級欲望中發泄自我實現的欲求。

　　三、資本空間生產對倫理觀念和社會正義的影響

　　在《大綱》中馬克思將社會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以及封建社會,作為類存在物的人類活動直接與土地相聯系,人的生產能力局限在狹小、孤立的地點;第二階段,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獨立的個人生產的目的是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人們在極為廣闊的甚至全球性的交易地點進行普遍的物質交換;第三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作為全面發展的個人生產著從屬于他們的也是社會的現實財富,以創造性的方式占有和改造自然,構造和諧的生態系統。隨著人類的生產方式與交往方式變得豐富多樣,人類生產與再生產的地理空間逐漸擴大,人之為人的能力也從原始的未開化的全面性,向豐富全面的社會性轉變。可見,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空間生產的全球化是社會發展的必要階段。資本的空間格局不斷擴張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以及道德觀念也受到很大影響,“普遍性”“社會性”“包容性”越強的倫理觀,其生命力也越加旺盛。

　　(一)資本生產的空間重組導致傳統倫理觀的斷裂和新型空間倫理觀的形成

　　其一,傳統鄉村的地緣道德轉變為城市的陌生人道德。一方面,城市化將鄉村強行撕裂、分割為同質化的空間,地方性道德文化傳承被強行切斷。在相對穩定的土地空間內,人們依靠血緣宗親、家風家訓等形式通過世代傳承形成差序格局的道德規范。當資本進入鄉村,土地被規劃為更為便捷的道路、橋梁、商場等,人們住進了分割成封閉空間的社區和公寓樓,人們的傳統道德規范力度大大減退,更毋論傳承。另一方面,“核心—邊緣”的城市結構致使人們的生活空間與工作空間相分離。當下許多普通群眾買不起住房,只能不斷在居住地與工作地間疲于奔命,碎片化的人際關系造就了割裂的人格。個人身體空間的完整性被殘害,個人的獨立行動能力提高了,但行動的空間被分割、格式化,即“不得不”做。因此,“熟人圈”的地緣道德已無法承載工業化的快速交往方式,“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陌生人道德則更受歡迎。

　　其二,傳統的德性評價轉變為可量化的“有用”經濟評價。僅通過對個人擁有空間要素的量化考察便得出個人能力的評價。一般衡量標準表現為:在同級地理區域,擁有更多空間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然資源以及更高的權力;在不同層級相同量化空間,越是靠近資本生產核心區域,則占有更多社會資源以及更高的社會地位。人與人之間的德性評價呈現出空間性的層級化。此外,量化標準導致是否“有用”成了唯一衡量尺度。資本提倡生產的有用性的信念體系,貶低了生產的創造性(即便提倡創造性,也是建立在以有用性為最終目的的前提下)。“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一方面創造出普遍的產業勞動,即剩余價值,創造價值的勞動,那么,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對象,真正是有用物。”資本的普遍有用性體系將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結果視為資本存在的永恒的、先天的條件,創造出了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的普遍占有。資本通過這種狹隘的普遍占有無視一切民族的、地理的界限和偏見,摧毀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擴大需求、生產多樣化的自然和精神力量的桎梏。

　　其三,勤儉節約型人格轉變為奢侈浪費型人格。資本生產“迷幻”的消費空間,消解人的批判性思維,使得倫理規范淪為“道德綁架”消費者的武器:浪費等同于時尚,節儉等同于落伍;過年送禮為孝順,不送禮為不孝……甚至于浪費為善,節儉為惡。馬克思認為,“以前表現為奢侈的東西,現在成為必要的了……這樣把每一生產部門腳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礎抽掉,并把這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條件轉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聯系中去,——于是,過去多余的東西便轉化為必要的東西,轉化為歷史地產生的必要性,——這就是資本的趨勢”。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人的需要尚有滿足之時,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資本則沒有。消費者將資本的需要當成自己的需要,將奢侈的東西當成生活的必需品。

　　(二)階層分異的加重及空間正義的訴求

　　資本的空間生產過程中,財富與階層通過城市空間中的住宅差異、空間隔離再生產出了更大的階層分異,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集中”生產背后的霸權主義邏輯。其直接后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強調的‘勞動分工’在各種空間等級(全球、地區、國家、區域、城市等)中產生了從經濟基礎、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到文化認同的各種劇烈‘差異’。這是一個基于城市空間生產與消費的資本積累過程導致的全球化問題,貫穿著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意識形態”。不掌握或掌握少量社會資源的階層缺乏權力和視野,難以申訴自己的權利,實現自我價值,除非比他人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進入社會上層,否則只能惡性循環。一個社會如果個人的成功需要將絕大多數精力花費在對抗社會制度和結構上,則說明這個社會制度與生產結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空間正義,主要指向社會生產結構、社會資源與社會制度的公平與公正問題。對于不同國家、不同城市,資本的空間化深度與廣度各不相同,因而具體到特定國家和城市內部的公平與公正有著不同的指向。如同哈維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一書中所言,社會正義是與空間領域尺度有關的問題;在某一尺度空間領域的正義分配不見得在另外的一種尺度空間領域中也是正義的行為,或者是對于個人正義的行為。因而,對于空間正義的探討也只能是一般意義上的。

　　針對當下社會空間正義問題,一般路徑分為兩種。一種是邊緣包圍核心。針對“核心—邊緣”的不平等社會結構,邊緣的普通群眾可以相互聯合,通過合法渠道理性維權,從社會公共基礎設施及服務出發,在一定程度上調和空間生產與社會結構不平等以及空間中人的邊緣地位。愛德華·蘇賈是提倡這一政策的代表,他主張弱勢群體通過有組織的集體行動重新奪回空間的“控制權”,從最為實在的食物與居所入手,從而獲得政治上的話語權。此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也可以視為邊緣國家對核心國家的對抗之策。另一種則強調核心成員應當承擔不可逃避的空間責任。社會空間系統既包括資本與商品的經濟流,更是包括人造城市環境及社會關系。社會精英、大國必須走包容性增長之路,制定更符合居住空間、地緣政治的制度、政策,使得資源更公平、更合理地向邊緣群體傾斜,將“蛋糕”盡可能做得更大,并合理分配,以維護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然而,資本全球化使得市場經濟已然成為且必將長期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經濟體制,所以資本空間下不平等程度擴大已成為常態。資本化的空間作為資本“剝奪式”增殖的權力結構,不僅加大了對處于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的剝奪,還利用空間隔離(社區化)使社會階層固化,導致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的享有呈現出先天的不公正,從而造就了越來越多的非競爭性機會不平等。那么,既然空間可以成為經濟家與政治家等精英團體的權力工具,筆者認為,空間也同樣可以成為普通民眾重新掌握公共空間權利的途徑,關鍵在于如何依從普通民眾的意志對空間進行改造。換言之,通過解放空間達到解放權利的目的。具體說來,合理規劃資本空間的目的在于通過空間重組達到權力重新分配的目的,從而盡可能平衡社會群體的權力分布。但僅憑借政府決策進行空間改造,其效果不僅有限,也缺乏長久的動力,因此,必須提升普通民眾的主觀能動性,增強他們的自我維權能力、自我表達能力和空間改造能力,即增強其話語權。譬如,適當增加“平民化”城市建筑和基礎設施,給予弱者便利,削弱強者特權,并且增強公共空間的開放性,打破城市社區封閉空間,深化城市空間內部的有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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