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或學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主義批判更具有一種整體性的視野。從歷時性的角度看,這一整體性表現為人類的整體性歷史進程,資本主義是人類解放歷史進程中私有制發展階段的最后環節;從空間性來看,這一整體性表現為人類的發展超越于地方性的分割與局限,走向資本主義開創的一體性的世界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系列關于資本主義批判的著作中,始終將資本主義置于“世界性”的語境中予以剖析,其中《共產黨宣言》是這一世界性視野最典型也是最集中的體現。這一世界性的論述話語,正是我們今天全球化話語的重要源頭。同今天相比,《共產黨宣言》發表的1845年,全球化只不過處于一個初級階段。但是,馬克思在其中關于“世界性”的論述,已經包含了一個關于全球化的完整的理論與邏輯。學者們廣泛注意到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全球化的“世界性”話語,這一話語的內在理論邏輯仍然有待于進一步澄清。這一理論邏輯是馬克思主義觀察和分析全球化的理論基點。當然,當代社會尤其是冷戰之后,全球化進程加速度地發展和深化,出現了超越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全球化新景象。審視和透析《共產黨宣言》中的全球化(世界性)思想及其與當代全球化發展的關系,仍然是我們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構建全球化理論的基礎。
一、世界性(全球化)與現代(工業)社會的共生
人類具有共同的起源,并在史前時期已經開始走向世界。但在人類發展的絕大多數時期,人們是在地域性的分割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崛起之前的前資本主義時代,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或全球化。這不是說,生活在不同地域中的人們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的交流,而是說這種交流沒有達到“世界性”或“全球化”的水平。首先,這樣的交流是局部的偶然的,僅僅表現為各部族偶然相遇的交往或相鄰地域間的交流,頂多表現為個別商路中(絲綢之路)的長距離商品交換。其次,這種交流的功能是輔助性的,沒有形成真正的共同生活機制。這種交流只是地域間基于有限的生產剩余展開的自身稀缺性產品的交換,沒有形成廣泛的分工協作體系。之所以如此,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沒有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的經濟、社會機制,真正將世界連接成一體。資本主義的誕生,則提供了這樣的整合機制。同時,世界性和全球化又助推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全球化、資本主義正是在互動中共生發展的,這是現代性的真正奧秘。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主義批判,正是建基于這一世界性的現代性發展的背景之上的。
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的資本主義正體現了這一走向世界歷史的趨勢。在《共產黨宣言》中,則進一步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現代階級關系取代傳統等級關系開始其論述。他們在談到資產階級的誕生時,是將其與地理大發現這一全球化的早期景象聯系在一起的: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資產階級的興起、資本主義的誕生與全球化有著天然的聯系。全球化的初步愿景為資本主義開辟了新天地。全球化的最初形態——跨越地域的貿易和殖民活動,促進了資本主義脫胎換骨般的發展。但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發展之間關系復雜,不能單方面強調全球化的發展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誕生。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兩者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后面去。
地理發現是建立在航海技術基礎上的,其本身并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最早的大航海只不過是財富沖動下的航海冒險,新大陸的發現也不過是拓展了人們地理空間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相互區隔的不同地域之間并沒有建立起有機的聯系,雖然有了偶然性的交往,并沒有構成共同生活性的世界性與全球化。技術的進步、交通條件的改善只是為全球化提高了可能性的物質條件。真正使得世界性交往成為現實的只能是伴隨著技術進步的大工業生產方式的變革。大工業的崛起,需要在最廣泛的地域尋求銷售市場和原材料產地。在這一進程中,包括新大陸在內的世界各地都被納入了具有統一性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可以說是全球化的第一個現實形態,也是其最初步、最基本的形態。也正因此,世界市場使得不同區域的人們彼此之間有了有機的聯系,并被卷入統一的社會發展進程,開始了“世界性”的歷史發展。大工業才是全球化真正的推動力量。同時,世界市場也反過來促進了大工業爆炸性的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最終確立,并使資產階級在政治關系中也占據了統治地位。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強調,“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里奪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從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以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其基本形態的現代社會與全球化之間是一種互為必要條件的共生關系。一方面,全球化建基于以工業資本主義形態的現代社會。大工業奠定了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它通過航海技術和后來的其他交通運輸技術,使得以往相互區隔的地域間的交往成為可能;世界市場及其越來越深化的經濟聯系,形成了全球性共同生活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從其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到其至今各階段的發展,都有著全球化的本質性助推。觀察全球化及其發展,既要注意促進交往發展的物質技術條件的進步與發展,更要注意在這一條件變革基礎上交往方式以及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發展。全球化標志著不同于傳統封建社會的現代社會交往方式的變革。
二、全球化的市場利益場域與資本-勞動邏輯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在社會歷史發展方面的最大貢獻,在于強調經濟利益關系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以這種世界觀、方法論觀察人們的活動,就會看到階級和階級斗爭。階級和階級斗爭無非在一定的積極利益格局中處于不同地位的人們為其根本經濟利益而展開的爭奪和活動。《共產黨宣言》自始至終貫穿著這樣的階級分析。《共產黨宣言》中關于世界性、全球化的分析也都是圍繞著經濟關系及相應的資產階級的崛起來分析的。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揭示了“市場”性的利益場域的開拓在走向世界性聯系中的驅動性。他們強調,“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在這里,馬克思、恩格斯表述得很明白,資產階級為擴大產品銷路,開拓了世界市場,使局部性、地域性的生產、消費變成世界性的。可以說,資產階級在其自身利益的驅使下開拓和建立了全球化的基本形態——世界市場這一利益的場域。
其次,資產階級也正是在其世界性、全球性擴張中確定了自身在現代社會的統治地位。這種統治地位是在排擠了中世紀的階級關系之后建立起來的。“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里奪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資產階級的活動導致了世界市場的建立,而世界市場的確立是世界性、全球化的基礎形態和現代起點。市場要素構成了世界性、全球化的基本機制和主導邏輯。資產階級也就不僅取得了在國家政權中的主導地位,而且在整個具有世界性的現代社會中取得了主導地位。
資產階級是全球化的推動者及其基本形態的確立者,同時,資產階級的崛起也是全球化的結果。這一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集中體現了全球化與現代性社會的共生關系。資產階級就是這一共生關系的集中表現和統治性力量。當然,在這種共生中還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共生。
《共產黨宣言》始終是圍繞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階級及其階級關系展開論述的,而這種分析論述始終是基于世界性視野的分析基礎上的。資產階級可以說在這種世界性、全球化趨勢中處于主動和主導地位,無產階級則相對處于被動地位。但是,無產階級在現代社會中,似乎更具有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性特點:
現代的工業勞動,現代的資本壓迫,無論在英國或法國,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是一樣的,都使無產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后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現代社會占據主導地位并在世界范圍擴張,使得經濟利益關系與基本經濟形式朝著世界一體化、同質化的方向發展。因此,無論在哪里,無產階級都是在資本壓迫下進入現代勞動體現。在看似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特點的法律、道德、宗教等領域,其共同性的本質特征都是資產階級利益的體現。無產階級的境遇和歷史地位也都是世界性的。
在一定意義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兩級分化趨勢及其背后的資本-勞動-市場力量構成了全球化的一般性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這兩個對立的階級則是現代生產方式中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兩個生產方式的要素“資本-勞動”的體現。“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之所以說雇傭勞動是資本的生存條件,是因為,勞動是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沒有雇傭勞動,就沒有資本和資本的增殖。與此同時,財富的積累,資本增殖的后果則是雇傭勞動的不斷擴大:
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一錢不值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
這樣的事情不是某一地、某一時偶然發生的,而是當資本在現代社會確立其統治地位的過程中普遍發生的。一開始,它發生在少數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然后,隨著資本的世界性擴張,它在世界各地不斷重復地上演,最終成為全球性的趨勢。因而,與前資本主義時期,世界各地相互區隔的地域中各自不同的等級、階級等社會結構的巨大差異性不同,現代社會結構的基本經濟利益關系則日益在資本和勞動分化的基礎上,日漸走向簡單化與一體化。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世界性”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化”的基本構成邏輯。自此之后,世界性、全球化的每一步進展,我們都能看到各個地域的各種關系被卷入資本—勞動-市場之中帶來的繁榮,也緊接著就會看到二者內在固有的根本利益矛盾帶來的沖突。
三、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與世界性相對的是表現為地域性、民族性等方面的具體性與差異性。在今天全球化語境中,則是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直接論述了以國家為基礎的民族界限的瓦解。他們說:“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于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隔絕和對立日益消失了。”馬克思、恩格斯詳盡分析了民族、國家在世界性浪潮中的命運。首先,他們分析了世界市場與現代大工業之間的關系,描繪了現代工業體系取代地方性傳統“民族工業”而建立的世界性的相互依賴關系: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在這里,摧毀古老民族工業的是現代工業。它是構成資本主義世界性浪潮和全球化的生產力根據。沒有現代工業,就不會有世界市場。沒有世界市場,處于相互區隔狀態的生產體系就會保持其原有的狀態,而不會建立起一體化的聯系,世界性、全球化也就無從談起。現代工業在歐美國家的建立,以及隨后在世界各地的不斷復制,是我們進入世界歷史的支點和生產力形態。同時,在世界市場中,各個民族、國家也開始進入一體化進程。“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雖然帶著階級對立的扭曲和異化,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畢竟開始建立起真正的相互依賴關系——共同生存、共同生活關系。
其次,世界性的浪潮不僅發生在物質生產領域,而且發生在精神、文化領域。“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這里,也不能把“世界性文學”僅僅理解為原來民族性的文學(還有科學、藝術等)作品或精神產品拿出來交流和共享。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談的是精神生產。實際上,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人類生存實踐的基本性分類,如果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具體領域來說,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走向了這種從根本意義上的相互依賴關系,即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共同生存生活。這是全球化的真正內涵。在文學、藝術領域中人們通常強調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在馬克思、恩格斯“世界的文學”上才是合理的。我們不能把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藝術形態天然地看作是世界性,只有我們用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形式去參與世界性交往中共同生活中的表達時,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最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將一切民族都被卷入的一體化進程的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
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雖然《共產黨宣言》是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用“文明”來說明資產階級創造的這個具有世界性的新世界;這表明他們也是將這個過程看作是一個進步的過程。這是因為,這一進程是建立在新的生產力基礎上新的生產方式的擴張。
馬克思、恩格斯描述和分析了傳統的民族、國家被卷入世界市場這一全球化發展的早期樣本。打破民族、國家間區隔、閉關狀態的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民族、國家自給自足的傳統民族產業體系被現代工業體系所取代。推動世界性相互依賴發展的基本機制則是在世界市場中不斷擴張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發展的表現則是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兩個方面都表現為世界性生產的一體化發展,表現為民族、國家間相互依賴的共同的生存、生活。當然,這個民族、國家間的共同生存生活并不能抹煞其間日益深化和發展著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關系。
四、《共產黨宣言》世界性思想的現代境遇
《共產黨宣言》涉及了全球化政治、經濟、文化這些基礎領域的問題。雖然,從今天的角度看,《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代,全球化不過處在一個起步的、初級的階段,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洞察了建立在世界市場基礎上的全球走向一體的“世界性”的基本邏輯和基本機制。這一機制和邏輯的起點是建立世界性聯系的技術和生產。在馬克思、恩格斯那個時代,這主要表現為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機器大生產的出現。這一機制和邏輯的基礎或初步形態是以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為基礎的世界市場的出現。這一機制和邏輯的后果是先前相互區隔的人類歷史走向了世界歷史,民族國家的界限無論是在物質生產方面還是在精神生產方面都不斷地被打破和超越。驅動這一全球化的世界性進程的則是資本追逐利益邏輯的擴張。國外學者對當今全球化研究也得出了與馬克思、恩格斯相近的結論,José Manuel Elija Guamba的研究指出:“到這個世紀末,我們看到的正在發生的全球化盡管帶來潛在的社會整合和社會解放,但它仍然是資本的全球化,而不是人的全球化。前進中的全球化是被資本驅動的,資本打破民族藩籬,瓦解民族國家,破壞區域國家經濟。”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關于世界性理論中涉及的技術、經濟一體化,利益關系與民族國家等問題依然是今天我們探討全球化的核心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探討更進一步一體化和深化的全球化問題中依然富有啟示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前述描述和分析中,不斷強調航海技術與大工業對世界市場的重要作用。前者是建立世界性聯系的物質、技術條件,后者則是世界市場的生產力基礎。《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后的一百多年的時間里,連接世界的航海技術大幅度提升,而且,鐵路技術也發展到了新階段,走向了跨國家、跨洲際的連接;航空技術突飛猛進,大大縮短了全球性連接的時間成本。更為重要的是從無線電到電話互聯網使我們進入一個信息瞬息互聯互通的時代。這種運輸、通信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迄今為止,一直是全球化不斷走向深化發展的基本的推動力。但是,運輸、通信技術僅僅構成了全球化深化發展的一個世界性交流和交往的必要條件,而以相互依賴為基礎的共同生活意義上的全球化則需要建立在更廣泛生產力發展基礎上的經濟體系的發展。《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代,是在第一次產業革命之后建立起來的一個機器大工業為核心的經濟體系時代。現在看來,它處在世界性、全球化發展的早期階段,全球化只是一個雛形。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場”基本概括了其主要內涵,即越來越多的民族、地區卷入資本主義大工業的原材料和產品銷售的世界性市場之中。與之相適應,在政治上,全球化表現為殖民主義體系逐步建立。以電力技術為核心帶來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不僅進一步拓展了世界市場,而且向著一個基于殖民主義體系全球性經濟分工體系建立方向發展。在政治上,則是帝國主義殖民爭奪和全球性秩序整合開始。兩次世界大戰則標志著帝國主義全球性爭奪的矛盾沖突的加深和全球性秩序整合的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后,全球化進入全面深化發展的階段。推動這種深化發展的,正是二戰后在能源技術、信息技術、材料技術等方面不斷發生的技術革命。這一持續至今的技術革命推動著經濟發展走向丹尼爾·貝爾所謂的“后工業時代”,跨國公司和跨國性經營成為經濟領域的常態。相應地,全球化發展走向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深度融合階段。歐盟、東盟等區域性國家組織與聯合國及其各種組織,標志著全球性治理的出現和傳統民族國家地位在全球化中的弱化。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勞動-市場這一世界性根本邏輯的分析,不僅是自覺的階級斗爭的反映,而且是一種關于利益格局的分析——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這種對立表現為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的剝削(掠奪)與被剝削(掠奪)關系,以及宗主國內部受世界性影響的階級關系,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帶來的階級利益的變化,以及上述二者之間相互糾葛的多重利益矛盾。在冷戰中,各種利益關系則在上述關系中又嵌入東西方陣營間的利益爭奪。
自二戰之后的當代社會,作為產業工人的無產階級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式微。而且,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冷戰之后國際工運處于低潮。職業大眾雖然本質上仍然沒有改變其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依靠出賣勞動力獲取生存生活資料),但并沒有列寧、葛蘭西自覺意義上的階級意識,也很難看到他們作為階級在行動。雖然如此,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世界性的階級分析中包含的利益分析,今天依然有效。全球化中的各種矛盾與沖突本質上是利益格局的沖突,而且這種沖突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倫理外表之下,仍然有其階級分野的根據。這種分野突出地表現為全球化中的利益不均衡。這種不均衡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民族、國家間全球化利益收益的不均衡。
最近一波全球化浪潮,突出的表現為技術創新在世界范圍的快速擴展。其背后是強大的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支持。技術與資本的緊密結合并迅速擴張,成為一個顯著的時代特征。在這方面,傳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具有明顯的優勢。美國著名左派學者華勒斯坦也將他所謂的歷史資本主義描述為一個世界性擴張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有一個從核心到邊緣的等級體系。處在中心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資本優勢,在技術革命的浪潮中始終處于領先優勢,確保它們處在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從而謀求巨大的經濟利益。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在這一波全球化中經濟有所發展,但基本上局限于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在全球化中的收益有限。
第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的成敗與矛盾。
雖然資本主義自其誕生就有著世界性的擴張與體系,但是,迄今為止,歐美國家之外的其他地區,成功完成現代化轉型的亞非拉國家屈指可數。許多國家在建立了一定的現代產業之后,往往在一場世界性經濟危機中走向崩潰。在全球性經濟體系中多數國家處在原材料、特色農產品供應地和低端消費品市場的地位,一部分國家也開始在外來投資影響下,步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階段。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轉型追趕中,在水平、節奏方面也極其不平衡,在全球化中的收益差別巨大。根據國外學者最近對占世界人口超過90%的45個國家的整個20世紀數據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促進人均產出大幅度增長,但收入在國家間的分配比世紀初更加不平等。
第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矛盾。
歐美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進一步向著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鏈高端發展。但是,不僅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本身存在著不均衡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每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也存在著向價值鏈高端移動過程中的不平衡。一部分人憑借所受優質教育成為技術創新的新富人群和高端收入人群;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由于發達國家低端產業的外移而成為失業者或低收入人群。丹尼爾·貝爾在20世紀70年代的研究表明,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經濟迅速轉向以技術驅動的高端產業,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制造業轉移至國外。直至今天,在美國出現了所謂的“銹帶”,即衰落的老舊工業區域。與之相關,沒有在這波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提升自身的傳統藍領階層收入和社會地位不斷下降。
全球化中的利益不均衡表現為與全球化相沖突的兩種趨向。一種是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傾向。它在極端狀況下表現為對外來資本、商品和政治干預和文化滲入的仇視、拒絕和抵制,甚至在一些情況下表現為各種形態的恐怖主義。更多的情況是,一個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歡迎外來資本的投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經濟收入水平有所提升,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巨大;社會情緒則表現為對融入世界經濟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是融入全球化的熱情,另一方面則是對民族國家利益和民族自尊的高度敏感。全球化利益不均衡另外一種表現是在發達國家較為突出的民粹主義傾向。它表現為全球化中收入和經濟地位相對受損的中低收入階層對外來移民的排斥,對傳統精英階層及其政策的反抗,乃至對全球化的拒絕。與以往發達國家民粹主義處于隱身狀態不同,借助于信息時代的造勢,民粹主義獲得了政治上的代言,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茶黨運動可以說是這種民粹主義的突出表現。特朗普現象則是這種獲得代言的民粹主義的典型。
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表面來看都具有反全球化的性質。但是,二者根本的原因,還在于馬克思、恩格斯所強調的每一個民族國家都被卷入世界市場,即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它們的傳統的地域性、民族性經濟被全球性的現代經濟體系所替代,即馬克思所說的“民族工業”被機器大工業所取代。所不同的是,當代全球化經濟體系表現為更為復雜的產業分工,以及從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到技術產業、新型服務業等高端產業的產業鏈條。而全球化中的不均衡則是由于各個民族、國家在全球性分工和產業鏈的位置決定的。在更深的層次上,這種不均衡,本質上依然是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全球化把更廣泛的人群卷入市場邏輯之中,其后果就是勞工隊伍的不斷擴大。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勞動力對于資本的剩余價值追求總是相對過剩,失業和貧困人口總是存在。只不過,過去這種問題主要表現在一國范圍之內,而現在,它往往表現為全球性的癥狀。這一癥狀意味著,在技術和利益的推動下,全球化成為現代生產方式固有成分;而這一生產方式內在的資本—勞動間的利益矛盾不僅沒有解決,甚至也沒有找到解決這一矛盾的適當的全球化的社會組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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