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德意志意識形態》作為唯物史觀誕生的標志，是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源頭。正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根據分工的發展階段提出了“五形態”說的同時，還根據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與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的差別區分了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從而形成“三形態”說的初步表述。這一思想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形成了“五形態”說與“三形態”說的統一。這種統一是馬克思社會歷史理論基本原則——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原則的體現。只有回到馬克思社會歷史理論的起點，才能真正理解其社會形態理論的本質。

　　關鍵詞：《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五形態”說;“三形態”說。

　　《德意志意識形態》作為唯物史觀誕生的標志，是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表述的源頭。但由于該著作出版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已經形成了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理解定式，從而限制了對《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社會形態理論的理解，甚至將其視為馬克思思想的不成熟的表現。因此，有必要回到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源頭，重新研究《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社會形態理論，并通過分析其與《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社會形態理論的關系，闡明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思想的內在統一性。

　　一

　　對于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學界基本認同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五大形態”依次演進理論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于人自身發展三階段的表述，并在對這兩者的關系探討中形成了多種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我們回到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源頭，回到《德意志意識形態》則會發現馬克思對社會形態演進的雙重表述的最初形態。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在分析了生產、交往和分工三者的關系之后明確地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公眾號：思想政治理論動態）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的與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有關的相互關系。”［1］68以此為基礎，馬克思分別闡述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并從生產、分工、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等方面分析了幾種不同的所有制。

　　通過分析幾種所有制，馬克思得出的是“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1］71－72“這些個人所產生的觀念，或者是關于他們同自然界的關系的觀念，或者是關于他們之間的關系的觀念，或者是關于他們自身的狀況的觀念。顯然，在這幾種情況下，這些觀念都是他們的現實關系和活動、他們的生產、他們的交往、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有意識的表現。”［1］72正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這部分內容，形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2］32－33

　　與此同時，馬克思還根據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和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的差異，區分了人的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態。馬克思根據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和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的差異區分了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在前一種情況下，各個人必須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們本身己作為生產工具而與現有的生產工具并列在一起。在前一種情況下，存在著一種小工業，但這種工業決定于自然形成的生產工具的使用，因此這里沒有不同的個人之間的分工;在后一種情況下，工業只有在分工為基礎上和依靠分工才可能存在。”［1］103－104

　　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這段表述來看，雖然馬克思是從生產工具的分析入手，但其關注點已經不是所有制的問題，而是人的生存方式問題，是通過對兩種不同的生產工具造成的分工的條件下人的生存方式的質的不同，從而區分了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公眾號：思想政治理論動態）這種表述與《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對人自身發展三階段理論的表述基本上是一致的。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3］104

　　正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社會形態理論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進一步發展，才形成了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五形態”說與“三形態”說的不同的理解。因此，也就有了這兩種表述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哪一個是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爭論。

　　二

　　對于“五形態”說與“三形態”說之間的關系，學界一般將其視為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兩個不同的層次，即認為“三形態”說是從人的發展的角度講的，而“五形態”說則是從經濟的社會形態角度講的。這實際上是將兩者割裂開來。本文認為，馬克思對社會形態的雙重表述是內在統一的，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原則的具體表現。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從兩種社會形態理論的劃分標準來看，雖然一個是依據分工的發展階段，另一個是依據生產工具，但在實質上兩者是一致的，都是基于對現實的人及其物質生產活動的分析。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1］66－67因此，對歷史的研究應從人們現有的物質生活條件及其在這種物質生活條件之下展開的生產活動開始，進而揭示出現有的物質生活條件以及人類自身的活動的變化過程。因而，“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1］67。

　　也就是說，對歷史的研究必須從具體地分析人們的物質生活出發，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也就是闡明了人類的歷史的進程。所以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現實的歷史，適應時間次序的歷史是觀念、范疇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歷史順序”的錯誤觀點時指出，要想說明“為什么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在每個世紀中，人們的需求、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后，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4］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具體地研究每個時代人們的現實的社會生活。而這種對現實的人及其物質生產活動的分析，同時也就是對現實的人的生存狀況的闡釋。因為“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已有的和需要的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公眾號：思想政治理論動態）這種生產方式不應當只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再生產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活的一定的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1］67－68因此，在對現實的人的具體的物質生產活動的分析中揭示出來的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的現實存在形態，同樣也是現實的人的生存狀態。

　　其次，無論是在哪種社會形態理論中，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出現都是一個本質性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生產的目的及人在生產中的地位。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生產使用價值，在其中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財產最初意味著(在亞細亞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就是這樣)，勞動的(進行生產的)主體(或再生產自身的主體)把自己的生產或再生產的條件看作是自己的東西。因此，它也將依照這種生產的條件而具有種種不同的形式。生產本身的目的是在生產者的這些客觀存在條件中并連同這些客觀存在條件一起把生產者再生產出來。”［3］496因此這種生產是全面的，既是社會的生產，同時也是人自身的再生產。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勞動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經不同了。產品是作為價值，作為交換價值，作為等價物來生產的，不再是為了它同生產者直接的個人關系而生產的。”［5］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生產交換價值，人淪為單純的手段，而物的交換價值則變成了目的。因此，馬克思說:“根據古代的觀點，人，不管是處于怎樣狹隘的民族的、政治的規定上，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3］486這說明，無論是“五形態”說還是“三形態”說，社會形態的本質性的變化是源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出現。

　　最后，在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理論表述中，社會形態的發展階段是存在著對應關系的。具體來說，與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相對應的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而與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相對應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對應關系，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作了深入的分析。馬克思在分析了原始的、亞細亞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等幾種形式的所有制之后指出，“在所有這些形式中，都存在著以下的特點:(1)對勞動的自然條件的占有，即對土地這種最初的勞動工具、實驗場和原料貯藏所的占有，不是通過勞動進行的，而是勞動的前提……勞動的主要客觀條件并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自然。一方面，是活的個人;另一方面，是作為個人再生產的客觀條件的土地。(2)但是，這種把土地當作勞動的個人的財產來看待的關系……直接要以個人作為某一公社成員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歷史地發展了的和變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為部落等等成員的自然形成的存在為媒介。”［3］483（公眾號：思想政治理論動態）因此，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物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共同體基礎之上的，是以共同體之下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和當然的結果。因為在這里并沒有出現勞動者與其生存的無機條件的分離，只是社會的一部分被社會的另一部分簡單地當做自身再生產的無機自然條件來對待。而勞動本身，無論采取的是奴隸的形態，還是農奴的形態，都是作為生產的無機條件與其他自然物同屬一類的，都是土地的附屬物。奴隸制和農奴制在這里既不破壞勞動的條件，也不改變本質的關系，而是以共同體為基礎的和以共同體下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的和當然的結果。也就是說，前資本主義諸社會形態在“三形態”說中構成了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最初的社會形態”。

　　因此，我們可以說“五形態”說與“三形態”說是內在的統一的。如果說“五形態”說是馬克思通過分析西歐歷史具體發展進程得出的結果的話，那么“三形態”說則是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對這一歷史進程的理論總結。而這兩種劃分都是建立在對現實的人及其物質生產活動的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兩者的統一正是貫徹了馬克思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三

　　如果說“五形態”說與“三形態”說的統一是基于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的話，那么就必須證明“五形態”說是對西歐歷史進程的具體分析，而不是一般的歷史哲學結論。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指出，如果誰“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6］130因為在馬克思看來，“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于西歐各國”［6］268。而“歷史必然性”在這里不過是一個歷史的事實。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對《德意志意識形態》封建所有制的闡述進行分析，來說明這一歷史事實。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在分析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時指出，“古代的起點是城市及其狹小的領地，而中世紀的起點則是鄉村。地曠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的入侵也沒有使人口大量增加，——這種情況決定了起點有這樣的變化。因此，與希臘和羅馬相反，封建制度的發展是在一個寬廣得多的、由羅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聯系在一起的農業的普及所準備好了的地域中開始的。趨于衰落的羅馬帝國的最后幾個世紀和蠻族對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農業衰落了，工業由于缺乏銷路而一蹶不振，商業停頓或被迫中斷，城鄉居民減少了。這種情況以及受其制約的進行征服的組織方式，在日耳曼人的軍事制度的影響下，發展了封建所有制。”［1］70馬克思的這段話包含著如下幾層意思。

　　第一，封建所有制與古希臘羅馬的奴隸所有制的差別在于，封建所有制是從鄉村開始的，這種情況是由于羅馬帝國末期社會生產的衰落和人口的減少造成的。馬克斯·韋伯就曾指出，羅馬帝國是自己走向衰落的，這種衰落表現在羅馬帝國的末期連一篇像樣的銘文都已經看不到了。究其原因，就在于羅馬帝國本身的生產方式。整個羅馬帝國的繁榮和發展是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之上的。但是，到羅馬帝國的末期，隨著帝國對外擴張的結束——這是由于其所處的自然地理條件所限定的——作為奴隸主要來源的戰爭中擄奪的人口減少，同時由于羅馬法改革賦予異邦人以公民權，從而又消解了債務奴隸的來源。這樣，作為羅馬帝國經濟支柱的奴隸來源就消失了，這是羅馬帝國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第二，蠻族對于羅馬帝國的征服不但沒有改變羅馬帝國衰落的局面，反而進一步地加劇了種族衰落，使社會的生產發展陷入停滯的狀態。（公眾號：思想政治理論動態）也就是說，西歐封建所有制代替奴隸所有制并不是由于原有的生產關系不能容納下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而是衰落的羅馬帝國與日耳曼人特殊的氏族組織相結合的結果。因為“在日耳曼人那里，各個家長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遠的距離，即使從外表來看，公社也只是存在于公社成員每次集會的形式中，雖然他們的自在的統一體體現在他們的家世淵源、語言、共同的過去和歷史等等當中”［3］480，這種松散的氏族組織一旦進入一個廣闊的地域，就必然形成那種割裂、分散的社會結構。因此，馬克思在“五形態”說中對西歐社會歷史進程的總結，并不具有普遍的意義，更不可以將其作為一般的歷史哲學的結論而運用到一切人類歷史的分析中。因此，“不管封建時代曾經怎樣照亮過西方文化的歷史進程，但將作為現代文明的特殊前身——‘封建時代’夸大為世界范圍的普遍事實，顯然是同樣荒謬的，并且也弄混這些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7］

　　對“五形態”說的這種理解并不否定其具有的重要的理論意義。因為作為對西歐歷史事實的分析，其目的并不在于描述這一發展過程，而是通過對這一過程的分析既說明了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根源，同時也驗證了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及其物質生產活動出發去分析具體的歷史進程的方法。對此，列寧指出，“既然運用唯物主義去分析和說明一種社會形態就取得這樣輝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歷史唯物主義已不再是什么假設，而是經過科學檢驗的理論了;十分自然，這種方法也必然適用于其余各種社會形態”［8］。列寧這里所說的方法，也就是“精細研究有關事實”，即對現實的人及其物質生產活動的分析。也只有通過對各個不同時代人類具體的歷史事實的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各個不同時代的人類歷史。因為“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6］131。而“三形態”理論就是在此基礎之上，通過對現實的人生存狀態的分析確立起來的，所遵循的是人自身發展的邏輯。

　　綜上所述，“五形態”說與“三形態”說的統一其實質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正是這種統一，使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理論既超越了歷史學的研究，又不同于傳統哲學對歷史的思辨理解，而成為對現實的歷史進程的理論把握。這種統一最初的闡釋就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只有從這一源頭入手，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的真實本質。

　　來源：《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6期；

　　作者簡介：雋鴻飛，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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