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闡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歷史性原則需要回到政治哲學的思想史語境，反思歷史唯物主義進入政治哲學的理論效應。歷史唯物主義對政治事務本質及其存在方式的歷史性重構，既承接了西方政治哲學從“共同體”到“個人”的理論重心的轉移以及理論形態的社會化轉向，更開創了將政治事務的歷史性考察沉入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解剖的思想進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基于經濟批判和政治批判相統一的總體性視角，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形態”和“觀念形態”矛盾關系的揭示中，不僅內在貫徹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性原則，而且實現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事實性”向度與政治哲學的“價值性”向度的內在整合，蘊含著馬克思政治哲學在歷史的張力中尋求人類解放道路的實踐邏輯。

　　關鍵詞：馬克思；政治哲學；歷史性；政治經濟學批判；實踐邏輯

　　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哲學的關系作為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的前提性和基礎性問題，近年來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它涉及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地思入政治哲學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問題，由此也為馬克思政治哲學當代研究提出了一項重要課題:深入闡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歷史性原則。如何闡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歷史性原則，不僅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歷史唯物主義進入政治哲學的理論效應，而且決定了我們如何闡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理論特質和理論形態。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想史梳理和結構性分析角度出發，可以為推進馬克思政治哲學當代研究提出一種思路。

　　一、歷史唯物主義進入政治哲學

　　的理論效應

　　歷史觀與政治哲學的關系是把握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一條線索。卡爾·洛維特認為，歷史觀在西方思想文化傳統中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古希臘的政治歷史觀，第二個階段是中世紀的神學歷史觀，第三個階段是現代性的歷史哲學的歷史觀。[1]歷史觀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不僅意味著現代世界觀對傳統世界觀的變革，而且意味著在傳統世界秩序和價值秩序崩塌后，如何在“歷時性”的非確定性中獲得“共時性”的確定性，如何在個人活動的時間性和過程性中重構人類共同生活的價值基礎，這成為近代以來西方政治哲學必須面對的課題。

　　對于這一課題，黑格爾率先提出將歷史哲學引入現代政治生活的反思和建構之中，強調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中把握現代政治生活的內在規律，論證政治實體的超越性價值和意義。“最關緊要的是，在有時間性的瞬即消逝的假象中，去認識內在的實體和現在事物中的永久東西。”[2]通過將歷史哲學的“歷時性”思維引入政治哲學的自我建構之中，黑格爾自覺意識到現代歷史哲學的歷史觀之于政治哲學的建構意義。黑格爾對于歷史觀與政治哲學內在聯系的理論自覺，無論對于梳理馬克思唯物史觀生成過程所蘊含的政治哲學邏輯，還是對于闡釋歷史唯物主義進入政治哲學的理論效應，均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

　　理解黑格爾政治哲學的“歷史性”，其法哲學體系中的市民社會批判思想值得關注。黑格爾提出，由于市民社會是個人基于物質利益需要而結成的“需要的體系”，所以當所有人都以自身的物質利益作為交往原則時，社會分化和社會沖突便不可避免。面對社會分化和社會沖突，一方面亟需引入道德的普遍性來約束個人的特殊性欲望，但另一方面個人滿足自身需要的欲望又具有法權意義上的合理性。于是，法權與道德的矛盾就表現為“財富過剩”與“市民社會總是不夠富足”這一“市民社會的辯證法”。[3]對“市民社會的辯證法”的揭示，既表明黑格爾認識到近代以來商業社會的興起對傳統道德生活的沖擊，主張將政治理念的考察還原到政治生活誕生的社會歷史前提，更體現了黑格爾政治哲學在經濟與政治的雙重視角中把握現代政治生活本質的社會歷史特征。

　　在黑格爾看來，市民社會成員之間基于法權原則導致的社會分化和社會沖突，無法通過強調個人的道德義務加以解決，而只能通過國家這一倫理實體克服個人自由的抽象性，實現個人的權利意志與國家的公共意志在倫理層面的統一。因此，如果說黑格爾對于“市民社會辯證法”的揭示，自覺意識到現代人生存狀況的“歷史性”矛盾，那么這種“歷史性”矛盾的解決則需要引入承載絕對價值的倫理性國家。換言之，黑格爾政治哲學語境中的“歷史”是為一種“超歷史”的絕對價值服務的，而這也暴露了黑格爾歷史觀的理論局限。

　　對于黑格爾而言，歷史就其根本而言是“神意的計劃”，歷史中的理性及其自我理解不過是作為絕對理性的神意的自我理解。[4]所以，黑格爾的歷史本質上不是人的歷史而是神的歷史。黑格爾對政治生活的歷史性理解實際上是以一種神圣的歷史觀為指導，其對市民社會的歷史性考察實質是政治國家確證自身的神圣性之旅。因此，黑格爾考察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神學前提決定了他的歷史哲學無法真實把握政治事務的現實生活基礎及其本質。但是，這一理論局限不影響黑格爾開創了在經濟與政治的雙重視角中把握政治本質的社會政治哲學進路，而這一點對于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尤為顯著。

　　眾所周知，馬克思早在《萊茵報》時期就開始關注社會政治問題。關于“林木盜竊法”和“出版自由”的論辯，使得馬克思在青年時期對法、政治、國家的社會本質問題產生濃厚的興趣。然而，由于尚未創建科學的唯物史觀，馬克思這一時期盡管發現了法、政治和國家所維護的權利和自由不過是富人的權利和自由，政治事務及其政治行動背后的決定因素是物質利益，尚無法揭示物質生活與社會政治結構的內在關系。馬克思遇到了針對物質利益問題發表意見的“難事”，為了解決這一“難事”，他轉向對黑格爾國家哲學的批判性考察。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得出了一個基本結論: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黑格爾強調國家是市民社會矛盾得以解決的邏輯前提，這一政治哲學判斷的實質不過是邏輯形而上學的政治表現形式，法哲學本質上是應用邏輯學。國家與家庭、市民社會等現實生活的真實關系是，“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現實的構成部分，是意志的現實的精神存在，它們是國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會使自身成為國家”[5]。對黑格爾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顛倒”，可以看作馬克思進入社會政治哲學思考的開端。

　　馬克思隨后在《德法年鑒》時期的兩篇文章《〈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中進一步強調，揭露作為“非神圣形象自我異化”的法、政治和國家等政治事務，應該深入這些政治事務的真正誕生地即市民社會之中。因為政治解放同時也是舊社會的解體，“政治革命是市民社會的革命”，政治解放是舊的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生活的要素”即“財產”和“勞動”擺脫了政治的性質，而“上升為社會要素”。[6]基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和現代政治生活本質結構的上述反思，馬克思的思想重心轉向對“市民社會的科學”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由此開創了在政治經濟學語境中重審政治事務本質及其存在方式的政治哲學研究范式。

　　從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歷程中，我們不難發現，黑格爾開創的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中把握政治生活本質的思想結構對馬克思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馬克思沒有局限于這一結構，而是通過“顛倒”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將研究重心落腳到對市民社會的物質生產關系和生活結構的考察。也正是基于這一“顛倒”，馬克思超越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歷史觀而轉向對“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唯物主義考察，創立了唯物史觀。可以說，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創立過程也是馬克思政治哲學掙脫黑格爾政治哲學影響的過程。在黑格爾政治哲學的思想框架中孕育，又在超越黑格爾政治哲學的基礎上走向成熟，這一過程既是唯物史觀的形成過程，也是唯物史觀作為解釋原則進入政治哲學本質維度的過程。

　　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要素”即“財產”和“勞動”的考察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已經開始。通過揭示國民政治經濟學勞動觀點的局限，實現對現代市民社會中的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關系的剖析。這說明馬克思已經認識到，只有深入現實的人及其物質關系中，才能揭示社會生活的基本矛盾，才能真正把握政治生活異化產生的根源。這表明，雖然現實的人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生活關系尚未成為馬克思自覺把握政治事務本質的解釋原則，但是現代歷史哲學的歷史觀拒斥絕對政治價值，強調政治事務及其價值觀念是人的“歷時性”活動的產物的基本原則，已經被馬克思在唯物史觀的創立過程中運用到政治哲學的思考之中。

　　馬克思政治哲學考察的歷史性原則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被進一步深化。當馬克思強調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考察不應有任何神秘的和思辨的色彩，人們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總是在他們的物質生產活動中生成的時候，他已經開始自覺地將歷史唯物主義貫徹到政治事務的理解中，“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7]。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現實的個人”是認識和理解社會結構和國家的前提和基礎。青年時期對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關注沉降為對“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考察。

　　“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過程也是人類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展開，并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中獲得科學理解。這構成了馬克思對現代哲學的歷史觀的唯物主義改造，也生成了馬克思把握政治事務及其存在方式的歷史性原則。因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性原則深入政治哲學的思考中，也就是立足“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深入政治價值規范的自我理解之中，即強調政治價值的規范性只有在現實的人的物質生產活動以及社會存在的現實處境中才能獲得整全性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唯物史觀真正實現了對政治事務的歷史性考察，或者說真正“歷史”地思入了政治哲學的本質之維。

　　基于歷史觀與政治哲學關系的梳理，我們看到，現代歷史哲學的歷史觀進入政治哲學的思考，深刻影響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學的理論走向。從關注政治生活的絕對價值和好生活的德性基礎，轉為關注個人權利和個人利益實現的社會條件，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從道德與政治的關系問題轉變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承接這一轉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將政治哲學中心從國家轉向市民社會，在對經濟事務與政治事務關系的總體性考察中，不僅準確切中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學社會化轉向的本質趨向，而且在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揭示了資本邏輯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結構性矛盾，實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與政治哲學在政治經濟學語境下的融貫。

　　二、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哲學

　　的政治經濟學融貫

　　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從根本上改變了奴隸時代和封建時代的所有制關系和分配關系，被傳統政治共同體束縛的經濟生活變成獨立的世俗生活，并廣泛而全面地制約著現代政治生活。所以只停留于認識現代政治生活的經濟前提是不夠的，更要深入經濟生活的內在矛盾把握現代政治生活的本質。

　　基于這樣一種對現代政治生活的社會歷史前提的理論自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8]可見，馬克思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拋棄青年時期的法哲學或政治哲學研究，而是經由歷史唯物主義對于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辯證關系的理論奠基，認識到法哲學或政治哲學的謎題只有在作為市民社會的科學，即政治經濟學中，才能找到真正的破解路徑。簡言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其根基處蘊含政治哲學的向度。

　　通過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考察，實現對法、政治和國家的真正誕生地市民社會的解剖和超越，這是馬克思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直接動因，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區別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特征。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實證”的政治經濟學。因為它的理論旨趣是透過對政治經濟學這一現實物質關系的科學的批判性研究，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本質，揭露其內在的矛盾和必然崩潰的機制。因此，基于唯物史觀的哲學基礎剖析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中經濟范疇的社會歷史前提，以歷史性視角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然性視角，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和暫時性，以理論的方式書寫和激發瓦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科學原理和革命主體，構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蘊含的政治哲學旨趣。

　　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批判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超越，既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運用，更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的關系中把握政治事務本質的政治哲學進路的升華。政治經濟學批判承載著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性原則重構現代政治事務研究范式的本質內涵，在政治事務的經濟解釋和經濟范疇的政治理解的張力中，升華了歷史唯物主義奠定的從“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角度考察政治事務存在方式的歷史性原則。簡言之，以經濟批判為載體的政治批判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隱性邏輯，而要透視這一隱性邏輯，首先需要明晰馬克思考察政治經濟學范疇所貫徹的歷史性原則。

　　在《哲學的貧困》中，針對蒲魯東對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理解，馬克思明確指出:“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把事物顛倒了，他認為現實關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疇的化身。”[9]因為經濟范疇是生產關系以及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所以不是經濟范疇決定現實關系，而是現實關系決定經濟范疇。由現實關系所決定的經濟范疇與現實關系一樣，會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而變化，“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10]。

　　歷史性始終是馬克思把握政治經濟學范疇及其表現的現代經濟生活和生產方式的基本原則。從“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揭示社會關系的暫時性和歷史性，既構成理解政治經濟學批判區別于蒲魯東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的關鍵，也構成理解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政治哲學意蘊的關鍵。由于始終將經濟范疇奠基于唯物史觀的歷史性原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做出了比蒲魯東更為根本的批判。也正是由于始終堅持通過歷史性原則理解經濟范疇，政治經濟學批判蘊含著不同于蒲魯東的更為深刻的政治批判意義。

　　正如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財產權觀點的限度時所強調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回到政治經濟學這一探討物質生產方式的科學中考察財產權，才能避免陷入資產階級法權觀念的陷阱，避免抽象地從道義和法律的角度考察財產權。因而，馬克思對財產權的考察始終從政治經濟學語境出發，而這種考察思路也正標志著馬克思考察現代政治生活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的開啟。圍繞財產權展開的現代政治生活批判，是馬克思政治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在政治經濟學語境下實現融貫的集中體現。

　　財產權是自近代以來西方政治哲學的重要論題，因為財產的性質和功能的變化被視為古代政治向現代政治轉變的一個重要參照，也是理解現代政治的歷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的重要切入點。在古代政治生活中，財產具有天然的公共性質或政治屬性，私人財產不是作為獨立的政治和社會要素存在，而是城邦或共同體生活的附屬品。現代政治生活誕生的標志在于私有財產的誕生以及財產權意識的興起。在洛克看來，人類之所以要擺脫自然狀態走向政治社會和建立政府，就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財產不受侵犯，“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11]。之所以保護財產是重要的，不僅在于財產作為物能夠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更在于財產是人類勞動的結果，它承載了人的自由。正如黑格爾所言:“財產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質的目的。”[12]可以說，財產以及財產權構成我們理解現代政治生活及其特征的一把鑰匙。

　　雖然蒲魯東也意識到財產權對于理解現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而且他也認識到對財產權的考察必須訴諸政治經濟學。然而，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特征決定了他不可能把握財產權的真實意義，更不可能基于財產權和勞動的關系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與法權觀念的矛盾。馬克思以“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歷史性原則切入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研究，將財產權問題沉降到物質生產方式之中加以考察，從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將歷史唯物主義與現代政治批判結合起來，開創了現代社會政治哲學在物質生產方式與法權觀念的張力中考察政治事務本質的新的思想進路。

　　馬克思對財產權與現代社會物質生產方式之間關系的考察，從財產權與勞動的關系展開。選擇這一考察路徑不是主觀設計的結果，而是符合現代政治生活誕生的客觀規律。伴隨財產脫離古代政治生活的公共性質的是勞動從奴隸勞動、農奴勞動等政治性勞動轉變為社會性勞動。與古代社會的勞動和勞動產品是個人之間政治性或倫理性依附的中介不同，現代社會的勞動和勞動產品意味著個人獨立性的確立和新的社會性依附的形成。個人以占有財產的形式占有勞動產品，財產的占有反過來又進一步確立個人勞動的獨立性。

　　基于這樣一種政治經濟生活變革的事實，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開創了財產權、勞動和個人自由三者一致的政治敘事。一方面，馬克思基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考察，認識到現代國家及其理論總結來源于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強調透視現代政治生活的本質必須回到現代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另一方面，馬克思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原則，認識到對現代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的考察應該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入手。由此，既不同于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的敘事邏輯，也不同于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政治形而上學的敘事邏輯，馬克思的財產權研究開啟了一條經濟批判和政治批判有機融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

　　在政治經濟學視角下將財產的經濟學視角與法權視角有機整合起來，構成馬克思從哲學批判轉向政治批判再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一條邏輯線索。可以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其誕生之初，便蘊含著對以勞動與財產權關系為核心的現代社會的總體性考察。這種考察既是馬克思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重思現代政治生活本質的必然結果，也為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將政治哲學的歷史性原則內化于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做了充分的思想奠基。

　　私有財產的“關系”所內蘊的勞動與資本的張力，在《資本論》中進一步被揭示為資產階級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之間的張力。作為勞動對象化產物的私有財產與勞動者的分離構成資本生產的前提，而資本生產又進一步鞏固了這一前提。從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關系再生產出了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關系，換言之，勞動與私有財產之間的所有權關系或政治關系被簡化為資本自身的經濟關系。結果，勞動與勞動產品分離這一私有財產關系的原初政治形式被遮蔽掉，財產權所標識的勞動者占有勞動產品的先天權利與資本生產得以可能的物質現實之間，產生了內在的矛盾或張力。圍繞對這一矛盾和張力的政治經濟學考察，馬克思政治哲學透視到資本主義政治現實的歷史性和暫時性本質，基于對這一矛盾和張力的理論自覺，馬克思政治哲學呈現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念形態”與“現實形態”之間思考的實踐邏輯。

　　三、歷史的張力與馬克思政治哲學

　　的實踐邏輯

　　眾所周知，勞動和勞動產品以商品的價值形式存在，這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基本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創造機制是通過價值形式對勞動進行抽象化塑造和結構性驅使實現的。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就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從分析商品開始。”[13]

　　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事實的馬克思沒有停留于這種事實，而是圍繞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辯證關系，以價值形式為切入點展開對商品這一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元素形式”的分析。馬克思商品分析的獨特之處在于，不同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在“量”的意義上探討商品價值形式的財富意義，而在“質”的意義上反思社會財富呈現為價值形式的合理性:“為什么這一內容采取這種形式呢?為什么勞動表現為價值，用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呢?一些公式本來在額上寫著，它們是屬于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像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14]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對商品的價值形式分析，從其開端處就蘊含著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批判性反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勞動和勞動產品之所以表現為商品的價值形式，或者說非得以價值量的形式加以衡量，就其根本而言，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占有剩余價值以剝削勞動者剩余勞動時間的生產結構決定的。在這一生產結構中，勞動者以抽象勞動方式創造的不是作為物質的財富而是作為價值的財富，這種財富創造機制是資本的本性也是資本增殖的內在要求。正是基于這一認識，馬克思才強調價值形式對人的統治是“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特有形式。

　　需要強調的是，作為“生產過程支配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對人的支配總是通過將人的勞動抽象化為價值增殖的工具，在商品這一特殊物的生產過程中呈現出來的。這意味著資本邏輯主導的商品生產及其交換，總是通過“物與物”的交換關系遮蓋其背后的“人與人”的統治關系，而這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的“觀念形態”與“現實形態”之間蘊含著必然的矛盾或張力。

　　從“財富觀念”的層面看，龐大的商品堆積造成了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的幻象，商品世界成為一個“可感覺又超感覺的物”，人們在這個世界陷入了“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從“財富現實”的層面看，商品形式本質上是將勞動的社會性通過承載這種社會性的物的形式表現出來，并進而將生產者的私人勞動與社會總勞動的關系反映成“物與物”的交換關系，結果，“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15]。

　　這種商品形式帶來的迷幻狀況被馬克思稱為 “商品的拜物教性質”。通過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質所蘊含的“物與物”關系背后的“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現了在社會政治哲學層面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超越。正如恩格斯所言:“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誠然，這個或那個經濟學家在個別場合也曾覺察到這種聯系，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這種聯系對于整個經濟學的意義，從而使最難的問題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也能理解了。”[16]

　　因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徹底性在于，它始終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把握物質關系，這不僅克服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的局限，而且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支撐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念的偽善本質。因為在馬克思看來，既然生產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生產結構的矛盾也必將決定分配結構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的前提是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分離或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這種生產結構決定了勞動者不可能獲得自身勞動所創造的財富，而只能以工人的身份獲得作為勞動力價值的工資。而且，從整個生產結構的角度看，工資實際上構成對工人的勞動所有權的否定，因為工資只是工人所創造的財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除工資外的剩余部分被資本家占有。在這個意義上，這一分配結構既符合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又內在地構成了對這一生產結構的否定。“所有權最初表現為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現在所有權表現為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表現為勞動不能占有它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同勞動之間，進一步說，財富同勞動之間的完全分離，現在表現為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結果。”[17]也就是說，本來確證勞動者對勞動產品擁有所有權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中，變成了否定他人對自身勞動產品所有權的勞動。同一個勞動既肯定所有權又否定所有權，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結構及其經濟現實的悖論，也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生產機制和分配機制必然存在的悖論。

　　馬克思以上論證的邏輯表明，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觀念形態”與“現實形態”的張力透視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始終構成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維模式。資本主義社會蘊含的歷史性的張力結構只有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活”與“意識”的辯證關系視角才能加以透視。需要強調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對于這一張力結構的透視，不只是為了發現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秘密，更是為了通過揭示“個人受抽象統治”的政治經濟現實，求解人類自由解放的現實道路。因為“生產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結果，首先表現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本身的，資本家和工人的關系本身的再生產和新生產。這種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實際上是這個過程的比其物質結果更為重要的結果”[18]。

　　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批判以一種歷史性的思維方式揭示勞動與財富、勞動與所有權的矛盾關系，實質上是為了揭示這些矛盾關系所構筑的“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對個人的“抽象統治”。可以說，馬克思對這一“抽象統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就是對“現實的個人”受抽象的政治和經濟以及二者合謀所構筑的社會權力統治的指認。而這一指認從考察政治事務的歷史性前提和社會關系本質的層面來看，蘊含著一種政治哲學的社會歷史轉向和社會政治哲學的實踐邏輯，對重構政治哲學的理論形態及規范作用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政治哲學的理論形態及規范作用主要在一種“共時性”的視角下展開。不管是古典政治哲學從人的自然德性出發探討城邦共同體的最佳政治形態，還是近代政治從人的自然權利出發探討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政治哲學要么將經濟生活過程看作政治的附屬物，要么將政治看作經濟生活過程的附屬物。與這種“共時性”的政治哲學視角不同，“歷時性”的政治哲學將政治事務與經濟事務看作政治生活本身的內容，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歷時性和過程性視角出發，在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張力中把握政治事務的本質。這一社會政治哲學路徑由黑格爾率先提出并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獲得根本貫徹。

　　對于馬克思政治哲學而言，理解現代政治價值的規范性不可能脫離現實的物質生產方式，因為政治價值的規范性總是在經濟形式及其發展過程中發揮作用。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所構建的“抽象統治”的社會政治結構，其實質是將物質關系的“現實性”與政治價值的“理想性”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雙重向度，整合為資本主義的“觀念形態”和“現實形態”。由此，馬克思政治哲學立足“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這一歷史性原則，在人類實踐活動及其歷史性存在的“事實性”和“價值性”的張力中，超越了將事實與價值二元割裂以實現價值對事實規范的“共時性”理論哲學路徑。

　　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哲學層面自覺發現了現代社會經濟事實與政治價值之間的耦合關系，將政治價值的存在方式沉降到人類的實踐活動及其塑造的物質關系之中，既超越了古典政治哲學基于古典自然法構建的德性規范，也超越了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基于近代自然法構建的權利規范，還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政治規范性的實證性和經驗化處理。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的政治哲學反思，開創了一條將歷史的張力融入政治事務考察的社會政治哲學思想路徑，這是對政治哲學作為一種實踐智慧及其實踐邏輯的豐富和發展。

　　作為實踐智慧和蘊含實踐邏輯的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實現了從政治自由的形而上學敘事向人類解放的社會哲學敘事的根本變革。對馬克思而言，政治哲學的實踐邏輯不僅關乎共同的理想生活和個人的權利義務，更關乎物質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中的人的現實處境和生命境遇。而對于現代社會人類現實處境和生命境遇的考察，馬克思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下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把握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的歷史性原則及其實踐邏輯的基本論域。正如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19]，“不言而喻，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只看作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終的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20]。

　　因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術語革命”，不僅在學理批判意義上提出了超越勞動價值論的剩余價值論，瓦解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辯護，更在實踐意義上指向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生活的歷史性存在方式及其限度。所以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是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批判，更是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為之辯護的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的實踐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術語革命”蘊含著求索現代人擺脫資本主義社會統治路徑的“政治革命”定向。

　　正是在“術語革命”和“政治革命”統一的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政治經濟學批判何以不是關于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事實描述，也不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道德批判，而是始終在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歷史性的社會形式意義上，從其“觀念形態”和“現實形態”的張力中把握其經濟矛盾中蘊含的政治矛盾。進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術語革命”的內涵不局限于經濟學，而是蘊含著政治哲學的意義，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種貫徹著歷史性原則的社會政治哲學。

　　綜上，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歷史性原則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得到貫徹和實現的。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活與意識關系的辯證考察，生成的是一種在歷史的張力中把握特定歷史階段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本質以及二者關系的思維模式。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考察現代政治生活本質及其趨向始終以這種思維模式為指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念形態”與“現實形態”的張力中，揭示現代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內在勾連及其統治機制，主張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揭示“個人受抽象統治”的現代性政治現實，探索擺脫“抽象統治”的現實道路，描繪人類解放的社會政治哲學敘事。在這個意義上，立足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經濟批判和政治批判相統一的總體性視角，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既實現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性原則的內在貫徹，也實現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事實性”向度與政治哲學的“價值性”向度的內在整合，蘊含著在歷史的張力中尋求人類解放道路的實踐邏輯。

　　參考文獻：

　　[1]參見[德]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李秋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頁。

　　[2][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3頁。

　　[3]參見上書，第279頁。

　　[4]參見[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1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86頁。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2卷第2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頁。

　　[11][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7頁。

　　[12][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61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8-99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9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2卷第14-15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0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0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32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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