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研究　　

許光偉

（寫作此文時：作者系安徽大學經濟學院 95 級碩士研究生）

　　【作者按】這是我的碩士論文（答辯稿）。原題名為“國際貿易本質理論：一個現實、綜合研究框架的提出與初析——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在國際貿易領域中的應用”。選題是為關于貿易純理論的批評、反思與工作走出，立足歷史邏輯，在經濟的表象系統和實踐領域內批判性地發掘原理。國際貿易理論自從H-O-S理論以后，大踏步向模型術領域進軍，滿足于經濟現象詮釋；即便所謂“新貿易理論”，也不例外。“分工-交換”一般模式的國際形式解析與微觀問題的細化以及各種貿易實踐的招牌，絲毫沒有給這種理論帶來任何的新鮮血液。癥結出在形式化工具的泛濫和對全球再生產原理的反動。數學不能提供任何有關原理的根據。探究貿易原理根據依舊需要在歷史土壤中耙梳，并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立場——如馬克思《六冊計劃》對“制度關系對象”的制訂——加以學術審視。這個原理，現在可以進行工作命名，稱為“所有制形式-制度-貿易”原理（包括一般原理和特殊原理）。我的碩士論文對其探究是極其初步的，故此拋磚引玉，期待方家共襄此議。就要點而言，所有制形式-制度-貿易之原理在國內生產和流通領域是蟄伏著的，在國際貿易領域方才本質顯露！可見，為了完整系統地梳理這個“特殊的生產一般”及其經濟運動形式的邏輯，單單局限于一般原理的探究仍然不行，需要結合資本邏輯，深入挖掘全球化的特殊原理，尤其“當代特殊原理”。文質取勝，然則，純量和純結構的研究非常不足取。毋庸置疑，“洋八股”對其進行了不適當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文無成法、史無定法，對規律的探求必得循蹤歷史，以歷史尺度實證，堅持內容決定形式的書寫原則。走出庸俗視野，向歷史進軍的具有原創性的研究天地正向新時代的人們伸展它的新姿態，年輕的學子不應再裹足不前，讓我們敞開懷抱，在熱烈擁抱中閱讀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第一部分前言　　

（一）本文的主題研究價值　　

1．理論方面

　　本文是關于國際交易實踐的本質論。正如康芒斯早已指出的：交易[1]，即制度經濟學（無論老制度經濟學或新制度經濟學）藉以研究的基本單位。在本文設定的現實而綜合的理論分析框架里：筆者將著手研究并界定制度（制度變遷）與國際交易（貿易）實踐的替代及相關關系。

　　所謂本質論，從國際貿易的角度講，筆者以為不能僅僅局限于國際交換一般規律的涵義來理解，而必須有一個更廣泛的現實基礎和向更廣闊的歷史空間延伸。所謂現實、綜合：其一，指制度的基礎現實、涵義總合的概念，這一點下面將有細述；其二，指國際貿易體系中傳統意義對外貿易與現代意義國際經濟合作的彼此融合和密不可分性。而所謂傳統認為的要素流動與貿易規模互為消長的替代關系，在本文則被視作“內在”的關系，在大經貿活動的框架內二者根本上是互促、互適的。

　　二戰以來的國際貿易實踐發生著很大的變化：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加強，國際貿易作為完全意義的部門經濟概念已不復存在，更多地是以綜合的形式（國際經貿）出現；相應地，比較競爭優勢也代之以綜合競爭優勢。同樣，與國際貿易發展休戚相關的國際貿易理論也發生著很大的變化：新的國際貿易理論不斷地涌現，以適應不斷發生變化的經貿實踐需要；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或稱“國家鉆石”理論）：該理論模式在全面分析微觀企業、中觀產業及宏觀因素的基礎上，提出集大成的“兩作用，四條件”的著名觀點，實為有效補正傳統貿易理論不足性的典例。盡管如此，這也僅僅是一個很好的開端罷了。

　　這樣一來，在本文筆者傾向于將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界定為人類認識基于國際經貿實踐的深化定格，理論分析框架本身是開放和綜合的，隨實踐的發展不斷得到豐富和完善。本文首先解決的始終是理論問題，或許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但筆者堅持認為研究界定國際貿易與制度（制度變遷）的現實相關關系，是日益擺在國際貿易學界面前的重大課題，這里面包括諸多亟待解決的理論難題：如何界定西方純理論學派[2]的“利益論”？如何繼承和發展經典作家的“價值論”？以及如何規定規范制度（制度變遷）范疇？等等。

　　對于這些理論難題的解決，需要有一個時間的過程。雖然目前已有學者在諸多方面作出了極其寶貴的探索，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如西方新近涌現的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及我國學者叢培華先生對于馬克思主義國際價值論的再闡述等等，但畢竟囿于研究的“偏好”，或實證或規范，各言其是，成為并駕相行的“流派”或“學派”，短時期內看來還難以進行系統地整合、統一。當然，筆者并不是斷然反對任何“流派”或“學派”存在的必要，相反，這對于繁榮學界爭鳴的氣氛實施“雙百”方針很有好處，只不過應當明確的是，必須有一個科學、明確和一致的基礎，這個“基礎”，我們一貫堅持認為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也因此，筆者這里并無意渲染任何的“調和論”色彩，而是本著對馬克思主義國際貿易理論闡微發漸的精神出發，旨在構建囊括“價值論”及“利益論”在內的、范圍更為寬廣和現實的，并且努力揚棄地汲取二者各自科學積極因素的現實的理論分析框架，亦即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分析框架。要言之，這便是筆者提出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初衷。如果有助于實踐的發展并經實踐檢驗是正確的話，則是本文的理論價值所在。

2．實踐方面

　　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并且首先是實踐問題，是如何為實踐服務并開辟道路的問題。是以提出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實踐價值，即在于為社會主義改革提供服務，為它的進一步實踐劈波斬浪，支撐其更加順利前進。

　　社會主義改革，在筆者看來，主要地是系統各個方面通力協作、共同演進的歷史過程；其是歷史各因素：政治、經濟、文化及國際貿易等在歷史生活中及其各個側面上互適、耦合并不斷地變遷的漫長過程，乃至是歷史諸要素相互滲透、影響、互動調整的系統綜合進程；從結果看，其最終是以經濟力為核心的歷史合力的統一進程。可見，國際貿易是其中包含的一個重要方面。

　　是以在如上的諸種過程或進程中，筆者愈發感到制度、制度變遷是應當被首先提及并不斷加強研究、界定的現實因素。可以毫不夸張地講，現實生活的歷史就是制度安排（核心是利益關系安排）的體現的歷史，是利益關系涌動并構筑的歷史全過程的制度變遷史。制度和制度變遷相應形成了歷史活動本身（生存和發展）的亮麗（靜態和動態）風景線。

　　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迄今為止的眾多企業尚缺乏這一正確觀念。據估計，真正將開展對外經貿活動的目標完全定位在制度變遷上的企業至多在二成左右，即視企業開展對外經貿活動僅僅是為了生產要素補缺、管理補救或市場彌補，這都是“局部論”。但在本文看來，真正科學的觀念應當是整體觀念即制度變遷的觀念。筆者對它的解釋是，這與我國經濟實踐的特定階段有關，特別是和中國改革的獨特歷程即由“體制外”改革至“體制內”改革的歷史進程相關，是特定歷史階段改革觀念在企業對外經貿觀念上折射。筆者深信，上述“缺陷”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深入進行，必將得到逐步解決和消除。

（二）本文的方法論

　　首先，就文章的總體看，全文整體采用科學抽象法。馬克思主義科學抽象法是統馭全文的中心方法論，作為全文據以成篇的主要方法論手段。

　　其次，就各部分具體內容而言，依據論述重點的不同，相機采用不同的具體方法論。其包括規范分析、比較分析、實證分析（含演繹實證、歸納實證、計量分析）及歷史分析、矛盾分析等諸方法。詳細地講，在正文的第一部分里，重點采用了比較分析、規范分析和演繹實證法；在正文的第二部分里，除了繼續第一部分的方法論之外還重點采用了計量分析法；在正文的最后一部分里，相應地，重點采用了歸納實證法；此外，第一部分還同時兼顧了矛盾分析法，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均同時兼顧了歷史分析法，等等。

　　再次，本文還努力做到方法論在邏輯和歷史上的統一、一致。就邏輯而言，全文以分析為“綱”，以綜合為“目”，做到了綱舉目張，也就是分析與綜合在現實基礎上的有機結合。就歷史而言，邏輯的一致整體體現于歷史的統一進程之中。具體來說，正文的第一部分側重于邏輯的一般形態，正文的第二部分側重于邏輯的個別形態，正文的第三部分側重于邏輯的特殊形態；這三部分的統一因而完全是方法論在歷史意義上的“一般、個別與特殊”的統一、一致，符合歷史的客觀進程。

　　最后，就中心方法論和具體方法論的相互關系而言，筆者通篇是堅持以前者為統帥后者為完善、補充的，二者辯證統一；并且，由于具體方法論是根據論述的需要逐漸加入的，全文在論證上因而顯得錯落有致，確保邏輯發展的井然有序。

（三）本文的體系結構和基本結論

　　本文整體上由五個部分組成：其中，第一部分為前言，第五部分為結語，第二至第四部分作為全文的論證核心。

　　第一部分：前言。（一）主題研究價值：其既有理論方面的，亦有實踐方面的指向性。概括地說，對于前者，筆者以為迄今為止的國際貿易史就是一部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演化、構筑及漸次展露史；對于后者，筆者強調了它的為社會主義制度變遷的服務性。（二）全文的主要方法論。（三）全文的框架結構和基本結論。

　　第二部分：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提出。（一）前人認識成果：通過對前人研究、認識成果的總結及比較分析，界定全文論證的理論前沿（歷史方面的前提）。（二）基本假設前提：界定全文的邏輯前提（邏輯方面的前提）。（三）界定過程：動靜態結合，界定全文的核心結論即國際貿易作為制度（制度變遷）的國際替代存在。

　　第三部分：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經濟學分析。（一）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初步闡述國際貿易自然歷史過程在前提環節與制度（制度變遷）的相關替代關系，對制度差異作為驅動國際貿易發生的現實總合原因進行實證分析。（二）國際貿易發展的過程：初步闡述國際貿易自然歷史過程在過程環節與制度（制度變遷）的相關替代關系，對國際貿易交互作用制度變遷的現實總合過程進行實證分析。（三）國際貿易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作用：初步闡述國際貿易自然歷史過程在結果環節與制度（制度變遷）的相關替代關系，對國際貿易基于世界經濟視野下制度變遷的中介、聯結、協調這一現實總合地位、作用進行實證分析。

　　第四部分：理論分析框架本身基于的現實意義。（一）資本主義國際貿易本質：闡述資本主義國際貿易本質早期形式、中期形式、現代形式的歷史特點，指出其發展是歷史的變遷過程。（二）社會主義國際貿易本質：通過歷史基礎、發展實績及國內制度變遷若干專題研究，闡述社會主義國際貿易本質發展的獨特歷程及特征。（三）上二者的現實交互作用：“合作與競爭”既是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在貿易中遵循的原則，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在貿易中應遵循的原則。在這場世紀的“合作與競爭”中，社會主義理應積極發揮優勢爭取“合作與競爭”的主動權。（四）國際貿易本身的直接安排：包括國內安排和國際安排，是一國制度系統“互接互補”國際制度系統的關鍵性橋梁，作為貿易替代效應發揮作用的機制基礎。

　　第五部分：結語。（一）全文總結：給出制度主體、制度客體在現階段歷史條件下的基本假定，在理論上統括全文。（二）基于全文總結的啟示、展望：作為國際貿易本質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和核心的“制度變遷替代學說”，有理由成為現實中指導中國對外經貿工作的必備理論基礎。

第二部分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提出　

（一）前人認識成果

1．古典學派的認識成果

　　前人對于國際貿易本質的認識[3]始于古典學派，主要集中于斯密和李嘉圖。

　　首先，斯密是國際貿易本質理論方面的二重觀者，表現為斯密一方面是勞動價值論的始終堅持者，在國際貿易方面則提出了他自己的“絕對成本論”，另一方面又附和于超乎歷史的“自然論”觀。斯密說：“人類有一種共同傾向”,“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4]順著斯密的思路，交換就是決于人類本性的自然現象，其結果是熱衷于對現實歷史的現象描述，使人類交易歷史成為靜態和僵死的歷史。經典作家繼承和發展了斯密體系科學和合理的一面，庸俗學派相反則沿著其庸俗方面前進下去，二者自此始分道揚鑣。

　　其次，李嘉圖基本上是斯密體系的繼承和完善者。通常認為，李嘉圖對于斯密體系在國際貿易方面有兩大發展貢獻：一是堅持將“絕對成本論”拓展為“比較成本論”，使“成本論”涵蓋的內含更加地廣泛、現實；二是堅持由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界定國際交換現象。但是，李嘉圖在研究到國際價值問題的時候，仍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論阻撓，迫使其最終未能向真理更邁進一步，而以“支配一個國家中商品相對價值的法則不能支配兩個或更多國家之間相互交換的商品的相對價值”[5]的斷言，徹底結束了古典學派在國際貿易本質探索方面的任何前進和努力。

2．經典作家的認識成果

　　關于經典作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際貿易理論，聯系到我國的一般認識是：（1）“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分工理論是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2）“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從價值形態上論證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3）“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從實物形態上論證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6]筆者將之核心地界定為“價值論”，基于如下理由考慮：第一，經典作家的國際分工理論實質是關于價值在國際間形成和產生的；第二，經典作家的國際價值理論實質是關于價值在國際間流通和交換的；第三，經典作家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實質是關于價值基于國內、國際兩個分別不同體系交互作用運動的。

　　筆者認為，經典作家之所以最終選擇價值范疇作為剖析國際交換現象的手段和尺度，是試圖基于國際生產關系這一現實層面，觸及世界體系的“深層次靈魂”。正如馬克思在一篇著名的講演中提到的，“讓我們來做個總結：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7],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8] 實踐證明經典作家的思路是完全正確的。經典作家以“價值論”來揚棄“利益論”的原因還在于：對庸俗學派的極其鄙視，馬克思曾經指出，“只是在政治經濟學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即當亞當·斯密以后）和形成穩固的形式時，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因素，即作為現象觀念的單純的現象復寫，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特殊表現形式從中分離出來。”[9]“庸俗政治經濟學認為它越是實際上僅僅從事于把普通觀念譯成學理主義的語言，它就越是單純、合乎自然和對公眾有益，就和一切理論上的吹毛求疵離得越遠。因此，它越是在異化的形式上來認識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形態，它就越是接近于普通觀念的要素，也就越在它自己的自然要素中浮游。”[10]無疑，經典作家歷史而卓越的科學認識為后人研究界定國際貿易本質奠定和開辟了廣闊理論空間。

3．我國學界的認識成果

　　我國學界的認識成果本質是對經典作家科學認識的繼承和展開，目前，還無甚突破性進展。如李湘認為“國際貿易是指國家（或地區）與國家之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活動”、“是國際經濟關系的基本形式”[11]；陳同仇、薛榮久認為“國際貿易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商品和勞務交換的活動，是各國之間分工的表現形式，反映了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靠”[12]；高成興等認為“國際貿易，是世界各國經濟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相互聯系、相互依靠的主要形式，亦稱世界貿易，泛指國際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它是世界各國對外貿易的總和”[13]，等等。

　　如果說倘有所進展的話，那么，我國學界可以說是比較傾向于從“價值論”和“利益論”結合的層面界定國際貿易行為。這是初步正確的結論。但仍須注意兩個問題：第一，必須嚴格清晰二者的界限，馬克思曾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界限關系的界定指出，“生產力（生產資科）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14]第二，在此基礎上，二者的統一不能變成范疇式的空洞統一，需要溶入相應的具體化內容，使之現實化、適用化、機制化。

　　社會主義發展對外貿易既是取利的行為，又是符合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的利益整合行為，在“利”與“制度變遷”的反復權衡中，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早日提出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所以，筆者深信只要我們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偉大機遇，大膽開拓創新，一定能盡快完成全面重塑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時代任務，以適應社會主義對外經貿發展的各方面需要。

（二）基本假設前提

　　所謂基本假設前提：一般以為，即對理論模型本身基于的現實條件的前提性抽象，以此作為該模型能否成立的依據以及可檢驗的標準。有些經濟學家因此將之和模型本身的理論結果之于實踐的可驗證性相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是對立的。筆者不以之為然，認為恰恰相反，如果前者可稱之為“現實條件的必要的前提抽象性”，后者可稱之為“現實條件的充分的最終適應性”的話，則二者是辯證統一的；其是邏輯前提與歷史結果的統一，是過程統一，并作為理論和實踐在必要性和充分性上的統一。因而完全是必需的。

1．制度是特殊生產要素

　　為經濟提供服務的制度或者說處在經濟學中的制度，它的基本含義在于作為特殊生產要素而存在。可以說，這也是制度始義。

　　關于經濟系統乃至社會系統的宏觀層次性問題，馬克思業已在《資本論》中詳細闡述了。關于經濟系統的微觀層次性即生產要素系統的層次性，至今仍無人問津。對于生產要素的歷史序列過程，在迄今為止的經濟學家所做的卓越努力下，大體形成如下序列形式：土地（配第）——勞動（斯密）——資本（哈羅德）——技術（索洛）——制度（諾思），不可否認上述使人類的認識境界日臻完善并趨近“真理”，但囿于庸俗學派的根本缺陷性，卻永不能真正地達到！

　　筆者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根本忽視了生產要素內部客觀具有的層次性。所謂生產要素的層次性，指生產要素本身作為微觀系統截然存在兩種層次：其一是要素的獨立形態層次，包括單純的主體要素和單純的客體要素兩方面；其二是要素的結合形態層次表現為單純主、客體要素兩方面的現實交互作用。前一層次是實體和基礎，后一層次是結構和延伸，二層次既相互關聯又互促，從而系統一體構成生產要素的整體演進。如此，就需要我們摒棄要素的不可分性與要素的可轉換、結合性的對立觀念。須知二者的劃分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一定的要素通過重組即構成一定的新的安排（結構），進一步，既定安排總是由若干具體安排（結構）所組成，后者又是新的不可分的要素實體。

　　筆者以下因此將前者界定為：普通生產要素，而相應地將后者界定為：特殊生產要素，二者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成層次性的系統關系[15]。與普通生產要素的顯在歷史序列過程相比，特殊生產要素的歷史序列過程是由隱至顯、漸次完善并展露的[16]。

　　由此，綜合考慮了上述兩層次生產要素的完全意義的生產函數應記為：Q = i × F（K，L，A…），其中，i即為制度的特殊生產要素，是“歷史總合意義”的經濟系數，K、L、A……依次代表資本、勞動、技術等普通生產要素。當然，現實世界作為制度的表象系統，也可以用向量形式加以表現，即存在恒等式：

　　該式一方面表達了制度作為統一系統是由各子系統諸如資本制度系統、勞動制度系統、技術制度系統等總合而成的涵義；另一方面，其向量量值大小則表示了該制度系統在多大程度是適應并支撐現實世界演化和發展的。

2．制度基于國際間不能直接變遷

　　制度在現實世界的第二方面含義是：基于現實的不完善生長體系，因而不能自由變遷于國際間，而需要中介的替代物存在。眾所周知，西方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前提即在于，假設普通生產要素在國際間是不流動的，代之以商品和勞務的流動即傳統意義的國際貿易。這是有益的啟示。與此同時，在現實條件下，否認要素的自由國際流動根本也是錯誤的。

　　普通生產要素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特別是在跨國公司介入國際經濟生活條件下），是可以相對自由流動于國際間的。并且如前指出，其與貿易（傳統意義）的關系不是此消彼長、相互替代，而是相互內生、密切聯系的。投資和貿易共同構成國際經貿的結構實體。如下文將指出，其作為載體形成對于特殊生產要素（制度）的國際變遷的替代。由此，所謂的“要素不流動”或“要素不完全流動”，只是歷史抽象的極度化和缺陷。

　　綜上所論，從當前的歷史階段或現實的意義上說，不是直接設定一般要素的不流動，而在于從理論上肯定“特殊生產要素的非流動性”；換言之，對于制度而言，亦只能抽象地將其在國際間的活動區域予以相對固化，各自劃界、畫地為牢，是無法直接變遷和不能流動的。并且，這實際上是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在基本假設前提方面更推進一步，實質不是對其否定，乃是對它的發展。二者同樣都是對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現實所做的基本假定，同樣是合理的，只不過從后者出發的分析框架，更具理論魅力和現實性而已。后者實則涵蓋前者，前者作為后者存在的特例或歷史階段基礎。相較而言，對“制度的非國際流動性”所作的限定卻更加嚴格科學。

　　之所以如此，筆者認為只要國家存在，國際間就客觀存在直到目前還無法逾越的“制度邊界”[17]。言下之意，要素的國際流動僅限于普通生產要素，特殊生產要素在現實條件下是不可以直接自由變遷的。具體地說，形成“制度邊界”或產生“制度變遷剛性”的因素還很多：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及至自然條件的，一句話，諸方面的因素都可能造成普通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結合形態難以實現。

　　以上因素總括起來，歸根結底是各國生產條件的差異性使然。換言之，導致制度基于國際間不能直接變遷的直接原因是各國子制度系統的異質行為，而導致上述的根本原因則是各國生產方式的國際變遷剛性及當前國際生長體系的不完全性（生產力落后水平）使然。

3．國際貿易是國際經濟活動的基本形式

　　國際貿易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國際貿易，即指傳統意義的國際交換（對外貿易）；廣義的國際貿易還包括在生產領域中以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與重新組合配置為主要內容的，旨在進行較長期的經濟協作活動即國際經濟合作在內，亦即，指的是國際經貿[18]。

　　本文基于的國際貿易的含義為“廣義的國際貿易”對象。由我國出發，筆者并且將開展對外貿易與利用外資活動“二位一體”，作為我國發展大經貿戰略的最佳結構依托，以此形成現實中國一體化的外向經濟。由此，以國際經貿為基本內涵、以大經貿戰略為基本依托（導向）、以大系統綜合和一體化為基本手段而構建的國際貿易范疇[19], 必然是影響乃至決定當今國際經濟活動的中心和基礎，并且，這一趨向將繼續延伸下去。筆者將之界定為“國際經濟活動的基本形式”，而其它諸種國際經濟形式均可視作它的補充完善形式。

（三）界定過程

1．制度：概念與形式

　　A概念方面

　　（1）制度學派的制度概念。首先是舊制度學派的制度概念。我們知道，制度學派是西方制度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因而，也是制度概念的薈萃者。本文以之為西方制度觀的典型代表。至于制度學派的體系，一般看法是：以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為限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舊制度學派和新制度學派。舊制度學派其實并不是理論性的學派，他們沒有一個完全意義的理論，除了一堆需要理論整理的描述性材料外，沒有任何東西留下來。但仍不妨礙總結他們的基本制度觀點。它的早期人物可以追溯到凡勃倫和康芒斯，作為他們當代繼承者的代表人物是加爾布雷思。凡勃倫說：“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一種流行的精神態度或一種流行的生活理論”及“性格上的一種流行的類型。”[20]康芒斯說：制度是“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21]，可以講，康芒斯基于更廣闊的層面——經濟學、法律學、倫理學的三者結合——將制度推進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他補充說：“這是制度經濟學的必要條件”，“制度經濟學不斷地在研究這三種制裁[22]的相對優點。”[23]簡言之，早期的舊制度學派是制度的習慣論者。

　　其次是新制度學派的制度概念。所謂新制度學派，是最早來自于威廉姆森的術語。新制度學派與舊制度學派最重要的不同是，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正統經濟理論中的分析工具（邊際分析、均衡分析等），并應用這些分析工具來研究制度問題；它的代表人物如科斯、諾思、拉擔、威廉姆森及舒爾茨等。這里以介紹諾思和舒爾茨的制度概念為代表。諾思教授對于制度的界定是：“個人與資本量之間，資本量、物品與勞務產出及收入分配之間的過濾器”，“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24]舒爾茨教授的界定是：“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25]簡言之，新制度學派是制度的規則論者。

　　對比分析，可以知道習慣論者強調了制度變遷的先天性（歷史繼承性）而規則論者則強調了制度變遷的后天性（變遷主體的選擇性）。由習慣論發展至規則論，標志西方制度觀作為整體理論體系已然步入它的成熟期，雖然許多制約其達到根本完善的因素仍然存在。其在先進的意義方面，值得我國學界借鑒和汲取。

　　（2）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制度概念。從經典作家對制度業已作出的卓越分析推斷，馬克思主義制度是總合的概念，亦即“理論范疇”，既包含制度的一般概念，又包含制度的個別和特殊概念。就觀察研究問題的眼界、洞察力和邏輯性來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經濟學”堪稱最為深刻與博大的制度經濟學。對此，諾思教授說了一句肺腑之言，即“迄今為止，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最具說服力”。我國學者黃少安在細致分析比較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分析框架之后也指出，經典作家的制度分析框架至少在以下三點上優于西方學界：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制度具有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科學劃分；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以所有制范疇作為研究、剖析制度的核心手段；三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力圖基于階級關系揭示制度的內涵特征[26]，等等。馬克思主義對于制度實施歷史總合的分析，本身表明了：其作為完整的具體化體系的工作特質。總而言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制度規定是統一的，而不是分割的概念，其提供給后來者極有益的啟示，并提供完備的科學指導。

　　（3）我國學界的制度概念。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獲得了蓬勃發展。我國涌現出一大批青年學者，他們繼往開來，立足本國實際，大膽汲取并揚棄西方的最新成果；目前已有跡象表明：中國學者初創了研究中國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其中代表性的觀點，如：林毅夫的“制度可以定義為社會中個人所遵循的行為規則”[27]，樊綱的“所謂制度，是由當時在社會上通行或被社會所采納的習慣、道德、戒律、法律、規章等構成的一組約束個人社會行為因而調整人與人社會關系的規則，是調節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一種社會機制”[28]，黃少安的“制度是至少在特定社會范圍內統一的、對單一社會成員的各種行為起約束作用的一系列規則[29]，等等。從中可以看出，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制度經濟學的雙重熏陶之下，我國學界開創的制度理論正日新月異、茁壯成長，其必然為市場化改革整體前進條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發揮極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制度概念的最新拓展是，制度作為總合概念（范疇）：第一，基于一般角度，是管束主體行為的安排、結構或規則，以及在現實世界的轉化、派生、異化形式；第二，基于個別角度，是主體作為個體行為基于特定利益，條件所作的特定追求，簡言之是具體安排方式；第三，基于特殊角度，是上二者必然的現實統一。作為現實世界的基本表象元素，一句話，本文所稱之制度，乃是生產方式的實現形式及機制。相應地，它在經濟方面的核心含義是：作為要素的組合比例關系存在（含它們的派生形態），包括三部分內容，即賦存比例（自然稟賦的要素比例）、函數比例（生產函數的要素比例）和價格比例（交換價格的要素比例）。歸根結底，制度是個矛盾（發展）規定。

　　B形式方面

　　（1）國內形式。國內形式是制度的基本和典型形式，基于現實世界的國內相對完善生長體系。就內涵形式而言，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有三部分：生產力形式、生產關系形式、上層建筑形式，對應為生產力體系、生產關系體系、上層建筑體系采取的生長形式及實現方式。以下為簡述起見，列示意圖如下，參照說明（圖1中“← →”表示交互作用）。

　　圖1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視野的制度系統形成機理示意

　　圖示的鮮明特點是組成系統的宏、微觀層次性：生產力的層次包括普通要素生產力和特殊要素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層次包括普通生產關系和特殊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層次包括普通上層建筑和特殊上層建筑。以下說明以“生產力的層次”為范例。須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這么寫道：“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30]，“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31]

　　請注意，馬克思這里實際上明確區分了生產力生成體系的兩個不同層次：第一層次為普通生產力要素，包括單純的主體生產力和單純的客體生產力兩方面；第二層次為特殊生產力要素，馬克思是以“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表達它的。如果同時聯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費爾巴哈》（《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中的類似論述，即“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的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及“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的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的生產力”[32]等。我們可以將其界定為：制度生產力，當然是作為“特殊的生產力”規定（特殊要素生產力）。相應地，制度涵蓋的三層次安排是：①勞動主體與勞動客體間的直接安排，如主體的追求利益與客體的稀缺特性的安排；②勞動主體、勞動客體內部的直接安排，如利益行為的理性安排和經濟資源的專用安排；③勞動主體與勞動客體間以上述為中介的間接安排，如各項基于主體自為性和客體自在性矛盾運動的具體安排。它的運行邏輯是：整個系統總是首先基于生產力出發（其中又是由普通要素生產力開始），本身包含著普通生產力要素與特殊生產力要素的不斷交互作用，進而分別以生產力形式、生產關系形式和上層建筑形式（總體上即制度）為中介交互作用于生產關系或上層建筑，最終將作用機制擴散至全系統，以上過程是循環無窮的。

　　總而言之，制度系統應當視為現實世界的表象系統和集中代表生產方式的形式、機制系統予以對待。它一頭插在生產力體系內，另一頭則分別插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體系內，從而實現現實世界的真正互動式運行。

　　（2）國際形式。國際形式不是一種“新”形式，而是國內形式的衍生或轉化形式。同樣為簡述起見，如下以示意圖參照說明（圖2中“← →”同樣表示交互作用）。

　　圖2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視野的制度-貿易系統（體用系統）形成機理示意

　　這里，筆者以ABC三國為模型假設。如前所述，由于各國間“制度邊界”的客觀存在，致使制度作為整體系統基于國際范圍內不能直接地統一，而是在被分割的若干子制度系統（A、B、C）間以系統整合的形式間接地對接。由此，圖中的“對外貿易A”“對外貿易B”“對外貿易C”分別是以“制度系統A”“制度系統B”“制度系統C”的國際實現形式交互作用著，——貿易作為制度的替代物存在。至此，本文完成了靜態方面的結論：國際貿易即制度的國際替代物——作為制度變遷活動的國際代表。

2．制度變遷：動因與形式

　　（1）動因方面。決定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在于內因。制度變遷的內因包括多方面，直接涉及到制度的主、客體。概括地講，主要有四對基本矛盾：一是主體欲望性與客體稀缺性的矛盾；二是主體理性與客體專用性的矛盾；三是主體偏好性（欲望的外部性）與客體轉換性（稀缺的外部性）的矛盾；四是主體搭便車性（理性的外部性）與客體環境不確定性（資產專用的外部性）的矛盾，等等。總括起來即主體自為性與客體自在性的矛盾，其相對有三個決定層次：生產力變遷——生產方式變遷——制度變遷。生產力變遷是一切制度變遷的最根本和最終動因決定層次。具體到現實來說，考慮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狀況的三種情況：基本不適應、障礙性適應、基本適應，上述現實邏輯可對應為：生產力變遷——生產方式變遷——“制度外”變遷——“制度內”變遷。其中，所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障礙性適應”，是指存在某些障礙性因素（如結構不合理等）的矛盾潛伏的適應，因而乃是處于“基本不適應”和“基本適應”的中間狀態。

　　與之相反，西方的制度變遷觀念則是“制度設立，變更及隨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滿足成本—收益或供給—需求的經典原則，即所謂“如果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33]在這之中，拉坦的補充更為全面些，他說制度變遷“是由對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更為有效的制度績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是關于社會與經濟行為、組織與變遷的知識供給進步的結果。”[34]前已提及，西方上述觀念的哲學基礎是“變遷主體 ”（企業、企業家、社會組織、政府及個人等）的自為性，但“自在”之物不可能一下子躍升為“自為”之物，它本身也需要以一定的安排加以界定，基于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同樣是被決定的。西方的認識因而是片面的。并且進一步地講，制度是側重于“存量”的概念。所謂制度變遷，實質是指制度存量的調整、優化，亦即制度系統的進化發展；故究其核心，制度結構效率的增進是全部制度問題關注的關鍵所在，也是評價制度變遷進步與否的尺度標準。同時要重視評價標準的可觀察性、可度量性以及應用時的可操作性，等等。諸如此類，這些都將是后面探討的重點。

　　（2）形式方面。科學地考察制度變遷的內涵形式，應該包括這么兩種基本層次：第一，生產力形式適應生產力、生產關系形式適應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形式適應上層建筑的動態連續歷史過程；第二，生產力形式、生產關系形式、上層建筑形式之間互適機制的不斷調整歷史過程。其他為適應或達到上述狀態的一切變遷歷史過程，均可看作是兩種基本層次的派生、轉化，比如考慮到國際貿易方面，則還有“第三種層次”。

　　這第三種層次，即一國對外經貿或國際經貿之于制度系統的替代調整歷史過程，當然應看作是兩種基本層次的派生、轉化。對于制度變遷的外延形式，基于不同角度則有不同劃分：如基于變遷主體的態度看，有主動式和被動式之分；基于變遷主體的地位看，有強制性和誘致性之分；基于變遷客體的速度看，有漸進式和突進式之分；基于變遷客體的范圍看，有局部性和整體性之分，等等。這里不再贅述。至此，本文其次完成的動態方面結論，不言而喻，如同上述。

3．國際貿易本質：靜態與動態

　　以上對國際貿易本質的界定，分別從理論的歷史方面前提和邏輯方面前提出發，通過對制度（制度變遷）范疇內涵的深入發掘和詳細界定，并始終基于國際經貿的角度和意義，從而順利得到本文如下的基本結論。該結論可分三點加以闡述：

　　第一，國際貿易的靜態本質：（1）國際貿易作為制度系統的靜態替代物存在，是制度系統的國際靜態實現形式；（2）國際貿易替代制度在國家間活動。

　　第二，國際貿易的動態本質：（1）國際貿易作為制度系統的動態替代物存在，是制度系統的國際動態實現形式；（2）國際貿易行為替代制度變遷。

　　第三，靜態本質及動態本質在現實世界的實現機制是：在客觀存在并且不斷涌現的國家間制度系統的“勢差”與“動差”必然化的作用下，“本質規定性”不斷轉化為驅動各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直接強大動力——交互作用、“干中學”和“效應外溢”，從而不斷磨合制度的國際邊界，最終達到世界體制、世界文化的交融并濟、統一發展。

　　在基本結論所建立的框架內：純粹意義的商品、勞務交易行為和純粹意義的要素投資行為，均分別作為替代制度國際變遷的基本元素存在，二者交互作用著。只是在實證材料的選擇上，囿于搜集的困難以及后者在一定程度上的顯而易見性[35], 本文才更多地涉及到前者。盡管如此，在全文總體論證上，筆者始終強調了基于二者結合的層面，把握國際貿易的本質。可以講，這也是本文論證的一個特色之處。

第三部分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經濟學分析　　

（一）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

　　以下由比較分析西方純理論學派的三個理論分支的主要觀點作切入點，進而構建模型并以系統的實證分析，得到本部分的基本觀點。亦即，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是制度差異驅動的現實總合原因。

1．自由主義

　　西方純理論學派按理論的基本結論及相應政策上的含義差異，可以相對地區分為三大不同的理論分支，即自由主義、保護主義和管理主義，迄今為止的歷史正在證明著上述邏輯性。其中，自由主義作為“自由利益論”者，又內含兩個主要的分支，即“成本利益論”和“要素利益論”。

　　這里側重談一下后者。如前所述，筆者以為“要素比例”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意義呈現：一是先天性（自然和歷史）方面，即賦存比例；二是后天性（現實社會）方面，即函數比例；三是實現機制（或謂形式）方面，即價格比例。前兩方面是“要素比例”的實體內容，后一方面是“要素比例”的實現形式；實體內容和實現形式根本上是統一的，作為一體的規定。有鑒于此，此時揭開“要素利益論”根本錯處的謎底，也就不是太難的事了。關鍵在于其既根本忽略了“函數比例”在各國不同競爭條件下的差異性客觀事實，又不恰當地強調了“賦存比例”對于“價格比例”的決定關系，因而出現了研究上的偏差。

　　據筆者看來，三種比例關系中最核心和最根本的是“函數比例”。蓋因制度性生產函數比例關系[36],乃是研究和界定國際貿易利益的現實出發點，而“要素論”者包括“新要素論”者，恰恰忽略這一點。為求出路，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在自由主義體系內沿“成本利益論”至“要素利益論”歷史序列發展的邏輯先進性，提出了富科學挑戰性的世紀命題“要素比例”，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視其不足性，它的實質仍究未超出自然形式概念的框架束縛。

2．保護主義

　　“保護”是修辭學，亦利益為導向的“閉關鎖國”是保護這一語詞所掩蓋的實際的工作內容。因而究其實質，保護主義是“保護利益論”者，亦可簡單地再細分為兩種形式：（1）富積極意義的以保護民族幼稚工業為核心內容的傳統保護貿易理論，如李斯特的階段保護論；（2）消極的以國內利益為唯一導向的超保護貿易理論，如凱恩斯的新重商主義。

　　與自由貿易條件下取得自由利益相對，保護主義轉而強調政府干預條件下的取利行為即取得動態保護利益，理由是必須同時克服與利用國際貿易自組織發展本身引致的外部性（外部經濟）。鑒于外部性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們對待保護主義也必須采取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即既要保留其“合理內核”，又要剔除其“糟粕因素”。

3．管理主義

　　究其實質，管理主義是“管理利益論”者。其就迄今為止的發展看已然派系紛呈；如克魯格曼的壟斷競爭與規模經濟論、鄧寧的新比較優勢論、斯賓賽的戰略貿易論以及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論等等，昭示著該理論學派強大的生命力以及順實踐發展的態勢。很大不同于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管理主義強調的是政府作為管理主體針對不同的現實條件有選擇地通過調控若干市場中介經濟變量以實現對經貿生活自我行為利益的整合。關于管理主義的科學內涵，有學者已指出，是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的綜合和揚棄[37]。

　　管理主義內含四條理性原則：（1）肯定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權威性地位；（2）肯定國際貿易的競爭性；（3）肯定比較優勢的歷史繼承性、發展性；（4）肯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體系的辯證法運動關系[38]。由此，管理主義的真正意義即在于使得管理行為本身不是外生而是盡可能地內生于國際貿易的自組織發展，并最終使之具發展的自律性。正如國際投資專家鄧寧先生指出，當代世界經濟生活“合作與競爭”并存，成為左右時局發展的“陰”“陽”兩極，當代資本主義日益成為“聯合”資本主義，國際貿易日益成為管理貿易[39]。

4．結論及分析

　　對以上歷史序列所作的區分，可以說只是“利益論”體系分野的一個基本方面。此外，從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標準還有不同的分野：諸如時間角度的短期利益、長期利益以及靜態利益、動態利益，市場角度的需求利益、供給利益，競爭角度的成本競爭利益、功能（產品差別化）競爭利益、戰略競爭利益、壟斷競爭利益和綜合競爭利益，等等。

　　根據經典作家的觀點，該認識是片面和庸俗的，本質上都是“價格差異表現”的不同形態。就“自由利益——保護利益——管理利益”的歷史序列而言，亦只是高舉著“比較優勢原則無可辯駁的正確性的旗幟”的“利益論”的不同形態的變種罷了[40]。制度論則不然，乃是基于歷史和現實過程的抽象和具體的有機統一。應該來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價值論”才是真正科學的，而其實質，如上所論，是“貿易的制度本質論”。由于指向“生產和交換的統一”，制度范疇被具象化了，也就有了“制度-貿易”的認識鏈條。

　　盡管如此，正如本文反復指出的，筆者這里無意建立褒貶“價值論”或“利益論”的分析框架。故此，以下僅在“價值論”完全改造并現實結合“利益論”的基礎上，提出用以剖析國際貿易發生動因邏輯決定的理論模型（附圖），供說明參考用。圖3展示的理論基礎是“制度論”。對應的核心范疇是“制度差異”，直接相關于“不斷推動的國際貿易形成”。在筆者的分析框架內，前者即為后者的本質，在此處亦即現實決定動因。

　　圖3國際貿易本質理論視野的“制度啟動貿易”機理鏈條示意

　　以下側重發掘經典作家的“制度差異”觀念。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以“生產條件的國際差異性”表述此觀念的[41]。重點體現在馬克思闡述的如下三段話：即（1）“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中等的勞動強度，在這個強度以下的勞動，在生產一種商品時所耗費的時間要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質量的勞動。在一個國家內，只有超過國民平均水平的強度，才會改變單純以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價值尺度。在以各個國家作為組成部分的世界市場上，情形就不同了。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強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因此，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同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而這又表現為更多的貨幣。”（2）“價值規律在國際上的應用，還會由于下述情況而發生更大的變化：只要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出售價格降低到和商品的價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3）“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就越超越國際水平，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價格，即表現為按各自的國際價值而不同的貨幣額。”[42]我國學者叢培華指出，傳統學界錯誤地理解了上述三段話，即基于各國生產條件無差異性的前提條件下認識上述，從而將馬克思所講的僅僅作為“計量單位”的“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誤作為“世界勞動平均本身”，相應地，也把“國際必要勞動時間”界定為“各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簡單加權平均[43]。叢培華先生指出：“國際價值與各國國內價值形成的條件是不同的”、“表現形式也是不一樣的”[44]，即“在生產條件不同的國家間，會表現為同等時間強度的同量勞動生產出不同的使用價值量”[45]，在實際上科學借鑒、汲取西方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基本正確觀點的基礎上，叢培華先生進而認為：“國際交換價格是由交換雙方相對價值的差異及其平等身份和等量收益的關系決定的，而不是按雙方資本利潤率水平決定或左右的”[46]，“在實際的國際貿易中，交換價格不是按國際計算價值（具有符號形式表示）確定的”，而是“按Prij的中間價（具有符號形式表示）進行交換。”[47][48]

　　【注：符號形式的國際計算價值表示為上圖、符號形式的中間價表示為下圖】

　　叢先生舉出的理由是：“在國際市場上，第一個區別是拿到市場上來的只是各種產品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第二個區別是，交換價格不是全部賣者的個別價值的平均數而是要高于這個平均數”[49]和“產生國際貿易的原因和產生相對利益的原因是兩回事。相對價值的差異是產生國際貿易利益的基礎，也就是推動國際貿易發展的動力，但只是產生國際貿易的一個方面，或者說是一個基本方面”、“影響國際貿易發展的因素還包括國際間的經濟競爭以及政治競爭等。”[50]西方現代國際貿易理論也認為：“相對要素稟賦差異與相對要素價格差異是等價的，但兩者與相對商品價格差異不再等價”，“相對要素稟賦差異與國家大小決定的經濟規模的差異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貿易的根本原因。”[51]針對于此，叢先生呼吁在理論上恢復經典作家的全面論述、認識國際交換問題的科學傳統。

　　總之，通過工作發掘，可以說經典作家的上述思想觀念是剖析“價值論”與“利益論”現代機制的結合并可能揭示“制度論”科學內涵的極好材料，為其成立提供邏輯演繹的力證。同時，實質上本文提出的“制度論”的理論分析框架并不必然否定或排斥“利益論”的固有框架。相反，同樣肯定其作為基本實現形式存在的必要性，只是試圖以“價值論”重塑它的理論基礎，在更為完備和更全面的現實基礎上界定利益范疇，以避免任何的“實用論”或“庸俗論”的異化傾向。圖3中，“不斷推動的國際貿易形成”存在兩種基本表現，即“價格差異表現”和“價格無差異表現”；二者進行交互作用，其并且由“要素差異表現”和“要素無差異表現”的交互作用所決定，無疑更好地說明著這一點。由是筆者認為，隨著制度競爭的加深和加劇，“價格無差異表現”必將成為主宰國際貿易現實世界的中心因素。它的背后因素必將是“要素無差異表現”[52] ,此交互作用將成為國際貿易領域中關注的中心議題。

（二）國際貿易發展的過程

　　在筆者看來，國際貿易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貿易替代制度的效應發揮作用的過程，制度的非均衡決定著國際貿易的非均衡，反過來，這種非均衡性又促使了國際貿易的向良性方向運行的自動整合。在現實世界中的結果，則表現為國際貿易的均衡總是由它與制度變遷交互作用的過程決定，并相應確定均衡的具體狀況。以下直接分三部分依次論證。

1．模型　

　　圖4國際貿易“制度-貿易”均衡機理示意

　　圖4中，T代表國際貿易量，I代表制度量，S、D分別代表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模型依據的代數函數關系式是：T = f（S,D），E為制度與國際貿易交互作用的均衡點。以下作兩方面解釋：

　　第一，制度變遷的度量單位是制度效率。所謂制度效率，指均衡時制度安排或制度結構的優化狀況。其量化指標是由于采取某種制度后而增加的收益（制度收益）與該制度運行所花費的成本（制度成本）的比值，始終是動態的概念。在具體操作時，可以設定基期的制度效率為100，以指數形式加以計量。

　　第二，制度供給曲線是一條垂直橫軸的鉛直線，制度需求曲線則是起自左下方斜向右上方并逐漸攏向縱軸方向的反拋物線。以上曲線形狀，分別是由制度供給的國際變遷剛性（S1、S2為平行直線）以及制度需求的彈性遞減規律（D1點貿易彈性小于D2點貿易彈性）決定的。

　　下面以三種典型情況的考察為例：

　　（1）D不變，S由S1增至S2，制度增量為（I2-I1），決定的國際貿易增量為（T1-T1）即為零。相應地，均衡點由E11移至E21，兩者呈零變動關系。

　　（2）S不變，D由D1增至D2，制度增量為（I1-I1）即為零，決定的國際貿易增量為（T2-T1）。相應地，均衡點由E11移至E21，兩者呈正向變動關系。

　　（3）D、S均變化，由D1、S1增至D2、S2，制度增量為（I2-I1），決定的國際貿易增量為（T2-T1）。相應地，均衡點由E11移至E21，兩者呈正向變動關系。

　　說明：所謂“零變動”關系，是指結果而言之的。實際上，第一種情況是貿易替代效應發揮最佳的過程，即在國際貿易規模沒有擴大的條件下，促使了制度效率的較大提高；第二種情況是不穩定的均衡（制度效率沒有提高），是由制度需求拉動的短期均衡；第三種情況是穩定的均衡（制度需求、制度供給同時增長），是由制度供給推動的長期均衡。

2．模型的實證

　　表1新中國對外貿易活動與經濟制度變遷相關情況一覽

　　資料來源：

　　1950-1978年部分，摘自周澤喜、胡金根主編的《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對外貿易》， 中國物價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頁。1979-1995年部分，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第42頁、第580頁有關數據整理而成。

　　1996年部分，摘自報刊。

　　*計算口徑：進出口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GNP) 的比重。

　　上表為中國對外貿易與中國制度變遷相關情況的對比分析表，僅以此為研究貿易替代效應的代表性實證材料。先明確一下“基本制度、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范疇差異。

　　一般說來，基本制度側重“制度安排的基本方面”；運行機制側重“有機體發揮功能的運作機理方面”，具體體制則兼重“制度安排的諸具體方面”。再者，基本制度側重靜態，運行機制側重動態，具體體制則兼重動、靜態。就現實層面而言，“具體體制”乃是表達制度變遷基本涵義的核心代表范疇，在經濟方面即經濟體制[53]。因而，以下介紹中國制度變遷是以中國經濟體制變遷為典例的，所謂經濟體制，是人類為了謀生而采取的經濟活動的組織方式和運作方式，作為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在現實中與經濟運行機制的聯結方式。

　　總體來說，中國經濟體制變遷具有如下特點：漸進性、雙軌性和過渡性[54]。筆者將之歸結為若干個具有個性特征的制度變遷階段，對應表1中的“兩時期六階段”。第一時期：是中國計劃體制的僵化發展時期，時間跨度由1950-1978年；按時間段的均等關系又細分為漸次進行的三階段，大約即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第二時期：是中國市場體制的蓬勃發展時期，時間跨度為迄今為止；按市場化進程的內在邏輯及變遷特點再細分為三階段，大約即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80年代下半期和20世紀90年代（1992年起截至目前）。

　　在全部的六階段中，第一階段是傳統體制形成階段，第二階段是傳統體制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傳統體制停滯階段。前三階段構成中國制度變遷的相對穩定時期。第四階段是市場化啟動階段，標志有三：一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立、二是城市工業經濟責任制推行、三是價格與市場機制開始發揮作用。第五階段是市場化擴展階段，表現為市場化整體進程趨于加快，各方面的改革包括企業體制、政府經濟管理方式、宏觀調控方式的改革業已進行，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正在形成之中。第六階段是市場化深入階段。其中，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的改革重心位于宏觀經濟體制內，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改革的重心漸漸轉入微觀經濟體制領域。當前的工作重點是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后三個階段構成中國制度變遷的相對活躍時期。

　　總之，“兩時期六階段”完成的是中國制度變遷的歷史演化進程，相應地，決定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演化進程。二者呈現具明顯趨勢的正相關關系：對外貿易依存度在制度變遷活躍期，比之制度變遷穩定期分別攀升1-3倍不等。以上模型的實證過濾了外資因素，如果同時聯系到改革開放19年以來的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數量型至質量型的發展實踐，則更能洞察這一點。本文囿于篇幅不再贅述。

3．結論及分析

　　上述國際貿易與制度變遷的交互作用過程觀照于三層面：

　　第一層面——國際貿易作為整體系統與國際價格系統進行交互作用。過程是國際價格系統的不斷自我整合；結果是國家貿易漸進地由“價格差異表現”向“價格無差異表現”演化、過渡。

　　第二層面——國際貿易作為整體系統進而與各國制度系統進行交互作用。過程是國際貿易替代各國制度在國際變遷的機制不斷成熟、完善；結果是國際制度系統的漸進統一。

　　第三層面——國際貿易作為整體系統最終與國際制度（生產力、生產方式）系統進行交互作用。過程和結果都應當是世界經濟系統的漸進統一，從而達到國際生活的真正和諧化、完美化和一體化。

（三）國際貿易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作用

　　所謂國際貿易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作用，言結果規定也。而國際貿易發展的結果，與國際貿易發展的前提（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和過程相對。在筆者看來，國際貿易發展的必然結果乃是優化和統一的世界體制形成；國際貿易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略中介地位、作用”，而且還要是“制度變遷的聯結和協調的地位、作用”。以下同樣分三部分加以論證。

1．模型的建立　

　　注：“← →”同樣表示交互作用

　　圖5世界經濟開放結構之“動態”均衡機理示意

　　上圖以兩國（A、B）為模型假設。模型的典型特征是：A、B兩國的“經濟增長”“制度變遷”皆直接交互作用，“經濟發展”則是間接地進行的。

　　要知道，“經濟發展”在內涵上實質包括著“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兩方面，即是伴隨著投入—產出結構變化及諸項條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皆良性變化的產出增長，因而必然是上二者全面進步并現實統一的結果，其中的關鍵在于制度變遷因素的滲入。

　　本模型界定了一國經濟適應世界經濟變化的客觀要求——經常化、動態化開放的客觀要求。

2．模型的實證

　　關于一國經貿活動在世界經濟活動中的作為的國際貿易理論，學界最流行的莫過于凱恩斯主義的國際貿易乘數理論了。該理論基于現代資產階級（追求利潤）和現實（有效需求不足）的需要，認定外貿順差對經濟增長具有正乘數作用，而逆差則完全相反。這種理論實際上是重商主義在現代國際貿易理論中的翻版，是新重商主義。

　　基于本文的基本觀點分析，一定量的貿易差額（順差或逆差都一樣），既可導致經濟增長，又可導致經濟衰退，具有“雙刃性”。它的具體的作用方向完全取決于制度的具體狀況和條件。筆者以此模型與國際貿易乘數理論商榷。

　　第一，擴大國際貿易發展，對各國經濟來講，就總體的方面是有益的。當今世界，存在著大力利用對外貿易促進國內經濟振興的國家，諸如東亞的日本、韓國始終以海外貿易作為立國之本，努力捕捉不斷增多的國際機遇；同時，亦存在貶低對外貿易的作用，導致本國經濟在封閉和狹隘的基礎上低水平地徘徊的國家，諸如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前者利用了一國體制與世界體制交互作用的變遷機制及渠道，以此促進本國制度的優化、發展，后者則強調于不適當的政府管制和貿易壁壘從而限制了對外交易規模的進一步擴展、擴張，丟失一國體制與世界體制“互接互補”的良機。

　　第二，就國際貿易的具體差額來講，則是中性的概念。“雙刃性”的作用機制核心是研究、界定一國制度系統的具體狀況。一般地，在一國制度變遷相對活躍時期，可以放寬對順差的要求，而以追求最優化的貿易規模為原則。相反，在一國制度變遷相對穩定時期，則以追求適度的順差為宜，并保證國際貿易規模均衡地增長。

3．結論及分析

　　以上基本結論，同樣觀照于前提、過程、結果的三層面：

　　第一層面——國際貿易系統直接地交互作用于國際制度變遷系統；其促使后者有序地歷史演進。

　　第二層面——國際貿易系統進而交互作用于國際經濟增長系統；其促使形成經濟系統持續增進的要素基礎。

　　第三層面——國際貿易系統交互作用于國際經濟發展系統；其促使形成確立世界系統長期、均衡、全面進步的機制性保障和渠道。

　　總之，“前提·過程·結果”是國際貿易自然歷史過程內在邏輯的三個有機側面及階段。以上采用釋例的方式，通過詳細闡述揭示出的真實內涵在于：任何貿易活動均與制度（制度變遷）高度相關，均是國際生長體系缺陷條件下的工作產物，作為制度國際生長的具體實現形式。其結果因而較順暢地論證和支持了前面所提出的論點，即國際貿易自然歷史過程同時是制度、制度變遷貫穿其中并進行現實交互作用的總合過程。

第四部分理論分析框架本身基于的現實意義

　　以下將闡述提出與分析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現實意義的四個方面在邏輯上是密切相關的：（1）資本主義國際貿易本質是首先必須界定的問題，當今國際貿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運行，研究界定它的現代形式則更具現實意義；（2）社會主義國際貿易本質是其次必須研究的，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具現實意義；（3）研究界定資本主義國際貿易本質與社會主義國際貿易本質的現實交互作用，在“合作與競爭”中使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敏銳的判斷力；（4）國際貿易本身的直接安排，是特殊的制度安排，不是拾遺補缺，而是發揮它的關鍵性橋梁作用。

（一）資本主義國際貿易本質

　　如同剛才所說，提出與分析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現實意義在于排開紛繁復雜歷史現象的干擾，界定資本主義國際貿易的科學本質。馬克思說過，“對外貿易的擴大，雖然在資本主義方式的幼年時期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由于這種生產方式的內在必然性，由于這種生產方式要求不斷擴大市場，它成為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的產物。”[55]其表明：資本主義國際貿易本質從來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國內、國際的擴張過程，這一點到現在也沒有停止過。鑒于此，以下分析它的有內在邏輯關系的由漸進歷史階段組成的顯露史。

1．原始積累時期：純粹、野蠻的直接形式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幼年時期（原始積累時期）“只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56]，是伴隨著血與火的一部對內對外剝削掠奪史。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無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一方面極大地活躍了生產力，更大程度上促進了要素在不同經濟區域的直接移動和重新組合配置；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身又在極其異化的形式上發展著自己，是一部掠奪者征服、掠奪殖民地和販賣黑奴的血腥貿易史，以及落后民族、地區日益被野蠻地蹂躪和奴役的屈辱史。

　　因此，早期的野蠻、純粹直接形式是少數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廣大落后民族國家，以資本主義制度形式為手段的直接地加以干預和控制的形式。此是國際擴張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結合。

2．自由競爭時期：相對完善、溫和的間接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文明史”始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上述間接形式（中期形式）的界定是：強調政府對經濟生活的較少干預性，即所謂“最小的政府”。它的理論依據自然是古典學派的自由市場理論，強調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

　　這一時期內，國際貿易對于各國制度變遷的替代相對來說是溫和、順暢的。原因在于當時的市場經濟運行體系是健全的。因而在古典學派的眼目中，“世界是和諧的，制度并不存在，所有的變化都可以通過市場的完全運行來實現。簡而言之，信息費用、不確定性、交易費用都不存在。”[57]該時期相應成為“自由利益論”產生并壟斷的階段。

　　與此同時，歷史事實并不如同上面所說的“制度并不存在”，或者“制度是既定（外生）的”，而恰恰是貿易替代效應發揮較好作用。至于為什么會有根本相反的認識，筆者認為，是“格式塔”幻覺使然吧。

3．壟斷競爭時期：加強管理的現代形式

　　這一時期伴隨著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現象的日益凸現和嚴重，轉而強調政府對于經濟生活的較多干預性。它的理論依據相應是凱恩斯主義及其延伸的主流學派和非主流學派。用制度理論來看，制度非“不存在”或“既定、（外生）”，而是既“存在”又必然地“內生于經濟系統”。市場、企業、政府實質都是功能不同的制度安排，必然替代地相互發生作用。

　　第一，企業作為制度安排，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58]而設，是市場價格機制的替代物[59]，由此引申出科斯定理。同科斯定理相對的是斯密定理。斯密確信：“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60]，專業化與市場化是同步進程。如果在市場范圍擴展、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與專業化相反的趨向（一體化趨向），是不可思議的，這就是所謂的科斯定理和斯密定理的“互矛盾性”。在筆者看來，這又是“格式塔”幻覺效應對傳統學界產生作用的地方，在現實中兩者并不矛盾對立而是矛盾統一：比如現實的企業邊界的確定就是兩者矛盾運動作用的共同結果。

　　第二，市場作為制度安排，可以“定義為一套社會制度，其中大量的特種商品的交換有規律地發生，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那些制度的促成和構造。”[61]

　　第三，政府作為制度安排，按照諾思教授的觀點，其功能體現于三方面：一是政府為取得收入而提供某種服務作為交換，二是政府為使收入達到最大化而為每一個不同的集團設定不同的產權，三是政府同時面臨著潛在的統治者的競爭，等等。[62]

　　上述安排的三種方式在現實中的交互作用，涵蓋著現代資本主義取的通行形式。政府干預經濟生活按范圍和方式又可區分為下述三種：全面的干預論、調控的干預論和有限的干預論，分別對應于保護主義、管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由此，“自由利益論”在現代分別采用不同的表現形式。西方所分別不同的三種干預模式中，筆者傾向贊同第二種即調控的干預論；其實質是具科學基礎和現代特征的管理形式。也唯有此，才可能在更多情況下將政府對于外經貿生活的管理置于內生經濟系統的基礎進行，才可能較好地保證國際經貿生活良性自律發展。

（二）社會主義國際貿易本質

　　同樣從相應的制度觀來看待社會主義的對外經貿，它的本質是社會主義制度不斷自我完善過程的內在有機組成和基本動力。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內、國際擴張，是共性與個性的辯證統一，是體制的“合作與競爭”。以下就幾個專題略作討論。

1．關于社會主義歷史基礎問題

　　社會主義逾越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存在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歷史證明，盡管是極具歷史復雜性的棘手問題，然而，只要強調始終立足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通過科學的發展模式選擇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確立，就是中國億萬人民解決這一歷史難題的偉大創舉！

　　但是上述問題的最終解決絕不是一蹴而就，或者關起門來搞幾天建設就可以達到的事情，而是一項需要幾代人為之共同奮斗的世紀系統工程。這里面尤其要突出強調國際經貿機制對社會主義制度變遷的良性優促作用，繼而在戰略上以大系統為依托和中介，努力汲取外界有益的營養和新鮮的血液，盡快達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自律性發展。

2．關于社會主義國際經貿發展實績問題

　　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發展迅速，但喜中摻憂。

　　首先，就總量看：增長迅速，喜中摻憂。僅就國際貿易來說，前蘇聯、東歐和我國自二戰以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長勢頭。從1950-1986年的數字看，世界出口平均增長11. 5%，前蘇聯、東歐增長11. 7%，并且如果剔除東歐因素單獨考慮前蘇聯，則達到12. 2%。同期我國的這一數字是12. 8%，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截止1987年底，前蘇聯的外貿總額是2030億美元，世界排序是第七位，其中外貿總額比1960年翻了18倍多。同期我國的這一數字也翻了19倍多，當時中國的世界排序是第十六位。截止目前，中國大陸的外貿總額已達3250. 6億美元（1997年數字），中國的世界排序已然是第十位。此外，截止目前，中國實際利用FDI452. 6億美元，外匯儲備達2430億美元（均為1997年數字）。但依然存在如下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大類來講，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例還太小，目前保持在低于10%的水平：其中1950年為8. 1%、1960年為12. 2%、1970年為10. 7%、1980年為8. 8%，以及1986年為9. 7%，等等。[63]

　　表2  改革開放后我國外貿商品進出口結構情況簡況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 《199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其次，就商品結構看：明顯改善，喜中摻憂（所附表2為我國若干年份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對比情況表）。總的來說，改革開放后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在整體上得到了優化，制成品貿易趨向加強，表現有三：一是出口結構中的工業制成品無論金額還是比重都比歷史顯著提高、改善：1994年工業制成品出口突破1000億美元，為1979年的十六倍，占出口的比重相應地也翻了近一番，達83. 74%; 二是機電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增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三是進口工業制成品目前已基本穩定在80%-87%之間。但同樣喜中摻憂、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問題的表現是：中國即將逐步成為資源進口大國，這已成為不爭事實。初級產品進口量的變化反映中國進口結構的質的差別，勢必沖擊中國工業制成品的穩定進口；另一方面，問題又表現為：如果說未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出口結構的變化主要體現在質的方面的優化上的話，那么現時期的粗放經營、產品檔次低、低附加值加工的狀況無疑對上述目標的實現存在根本性的制約，等等。

　　最后，就貿易地理方向看：初成市場多元化體系，喜中摻憂。就國外來說，截止1996年8月底，我國的經貿伙伴已達229個國家和地區。從我國外貿額在世界各大洲市場分布的比重看：亞洲市場占60. 09%、歐洲市場占18. 06%、北美洲市場占15. 91%、拉丁美洲市場占2. 37%、大洋洲市場占2. 19%、非洲市場占1. 38% [64]，說明已有明顯的改善，即亞歐北美市場比重略有所下降，其它市場比重略有所上升。就國內來說，我國目前基本形成了由沿海、沿邊、沿江、沿線至內地的全方位開放格局，初成“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種競爭”交互作用、彼此并舉的局面。但喜中摻憂的是，如何進一步地分散經營風險、規避貿易壁壘、擴大對外經貿成果。當前的核心任務，一是盡快加入WTO，二是努力開拓新的貿易市場，特別是亞非發展中國家市場和獨聯體東歐國家市場。

3．關于社會主義國內制度變遷問題

　　如果說以上兩個研究專題從側面涉及國際貿易本質理論在中國的應用和發展，那么，本研究專題繼而重點從正面來總括反映此種問題性質。通過詳述開放發展的必由之路，旨在說明這一變化業已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和后果。

　　如前言中所述：當前正在整體前進的社會主義改革，在筆者看來，是一項具現代意義的各子制度系統（主要方面包括現代政府制度、現代市場制度、現代企業制度及現代經貿制度等）通力協作的系統工程，非獨一個孤立的子制度系統使然；漸進改革當前的重心鑒于現階段中國經濟仍處于微觀市場主體不具備活力條件下的經濟非均衡，即所謂第二類經濟非均衡考慮，是企業改革（核心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維護）。其涉及兩個方面，即企業的內部改革（現實實質是國企改革）和企業的外部配套改革（包括金融體制、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政府機構改革等多方而）。

　　上述一切行動不排斥外經貿機制的作為，從開放角度說，社會主義改革又是同世界體制“互接互補”的變遷進程。對外經貿機制作為社會主義改革諸子制度系統中的特殊子制度系統，發揮著對諸子制度系統整體優促的作用。之于現代企業制度尤其如此，必然成為中國改革推進合力的一支基本力量。由此，社會主義國內制度變遷成為貿易替代效應發揮作用的必然領域和產物。

（三）上二者的現實交互作用

　　在現實世界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交互作用著。兩者的國際貿易與制度變遷一道形成既共利益而發展，又順歷史潮流而揚棄的現實結合體。“合作與競爭”既是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在貿易中遵循的原則，又是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在貿易中應遵循的原則。

　　在這場“合作與競爭”的歷史演進中，社會主義國家總體上是處于資本主義條件下運行的。所謂資本主義條件，指資本主義經濟性質基本決定了世界經濟運行的具體屬性。但這也并不妨礙社會主義同時有所作為。具體地說，在這場世紀競爭中，社會主義國家要謹防兩種趨向，即“體制變形”和“體制復歸”：所謂體制變形，指我們本要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但發展成為官權全面進入市場的變形體制；所謂體制復歸，指改革遇到了挫折，轉而重復原有體制的現象[65]。同時，社會主義國家要謹防為“資本霸權”所捕捉，社會主義國家理應積極發展自己的制度優勢，理應積極發揮優勢爭取“合作與競爭”的國際發展主動權。

　　至于社會主義國際經貿的管理形式，筆者以為，在基本借鑒西方資本主義現代管理形式先進經驗的基礎上，應更多地汲取間接形式的有益性。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基礎上，將二者現實統一起來，為社會主義的建設作出貢獻和服務，通過發展走向社會主義的輝煌未來。　　

（四）國際貿易本身的直接安排

　　國際貿易本身也是一種制度安排，是基于交易的基本規則的直接安排，包括兩個方面：國內安排和國際安排。其與國內制度、國際制度的變遷邏輯是：國內制度變遷← →國際貿易變遷（內含著國內安排與國際安排的不斷交互作用）← →國際制度變遷。上述邏輯可以說是國際貿易在國際替代制度系統運行方式的總括體現。其中，國際貿易變遷的內在邏輯是整體邏輯的關鍵性橋梁。就我國來說，目前是做到以下兩個相對應、一致：

1．與國內改革相對應、一致

　　所謂與國內改革的相對應、相一致，指示國內安排的相互協調性。當前我國國內改革已然到了整體攻堅突破的階段。須知，它的具體內容是“一個確保、三個到位和五項改革”。即（1）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和襲擊下確保GDP增長達到8%, 通貨膨脹率低于3%, 人民幣不貶值；（2）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部分國有企業擺脫困境的到位；用三年左右的時間，改革金融體系，主要是中央銀行強化監管和商業銀行自主經營的到位；用三年左右的時間，政府機構改革的到位；（3）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住房改革、醫療制度改革和財稅制度改革的進一步完善。

　　因此，如何更好地適應國內制度變遷的迫切現實需要，是擺在外經貿發展面前的重大課題。當前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目標已然定位于：“堅持統一政策、放開經營、平等競爭、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通過對經貿機制運行的規范，就是要努力拓寬國外因素對國內經濟活動的更有力的“制度嫁接”，努力使社會主義制度變遷在基礎堅實、范圍廣泛和方向全面的意義上進行。目的是使公有制在全球范圍內無往而不勝，充滿經濟活力，迎來燦爛而美好的明天。　

2．與國際慣例相互對應、一致

　　所謂與國際慣例的相對應、相一致，則指示“對等互接”“雙向一致”，絕非單方面、單向的與國際規則接軌。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指出了“建立適應國際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的外貿體制改革的又一重大目標。縱觀當今世界，以EU、NAFTA、APEC為代表和核心的沿歐亞、美洲大陸和環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世界范圍的“制度群”和“制度鏈”正在蓬勃興起之中。

　　可以說當今現實世界不僅僅是利益的共同體，更主要地是制度的共同體；后者從“利益論”的角度說，既強調于利益激勵的一致性又強調于利益約束的雙向性，既強調于利益配置的效率性又強調于利益保險的公平性。簡言之，現實世界是“利益論”范疇由抽象、空洞之物返回具體、豐富之物的現實化過程。在此世界經濟生活日益區域化、集團化、國際化和一體化的進程中，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良好的“互接互補”機制的發展，可謂是任重而道遠。

　　實踐證明，傳統的僵化體制不僅遠遠不能適應國內經濟發展的要求，也遠遠不能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要求。今后唯有始終立足于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既共性又個性的辯證運動關系的基礎上，將個性最好地與共性“對接”，才是保證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互適發展的最佳實現形式。

第五部分結  語　

（一）全文總結

　　本文以上是基于現實的層面把握國際貿易本質的全過程。現實國際體系的缺陷性條件下的“貿易替代制度”，在這里終于可以全面總結一下。

　　所謂“缺陷性”，說到底是資本邏輯的制度障礙，它迫使貿易成為制度的國際活動形式。其有關于經濟體制的主體方面的表現是：（1）追求效用最大化；（2）偏好和能力的多樣性；（3）有限理性；（4）“搭便車”和“機會主義”傾向[66]。要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是對傳統不現實假定的修正過程，如何將那些業已被傳統學界遺漏或過濾掉的現實因素重新納入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內，重新加以抽象，是本文研究的又一理論目的。以上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尤其是用效用最大化替代傳統經濟學的利潤最大化假定。與此相對應，理性被界定為主體行為基于一系列不確定性所作的滿意選擇即有限理性。

　　“缺陷性”有關于經濟體制的客體方面的表現是：（1）經濟資源的稀缺性；（2）“機會成本”和資產的可轉換性；（3）“規模經濟”和資產專用性；（4）環境的復雜和不確定性。其中，客體方面的假設是和主體方面假設相對應并交互作用的，二者的矛盾運動界定了制度存在的依據和規模。并且在既有的制度結構下，由于上述因素諸如外部性、規模經濟、風險和交易費用，所引致的潛在收益不能內在化時，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便可望出現。

　　制度在發展過程中從而也奠定了它的四項基本功能，即激勵功能、配置功能、保險功能和約束功能[67]。可以看作是如上的主、客體假設對應方面矛盾運動的具體現實要求。對“缺陷性”的論證在理論上總括和回顧了貿易替代下的制度的歷史及邏輯背景。關于國際貿易，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交往”也是“生產力”，“而且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于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質，并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的時候，保存住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68]科學地講，制度特別是經濟制度，由于它的理論分析單位天然地就是交易，——這里的交易概念，它的界定是：“為借助物品和服務的讓渡而實現的權利讓渡。”[69]因此，業已形成的國際貿易的生產力，必然既為國際體系完善性的發展又為完整國際貿易本質理論的建立乃至科學規定制度（制度變遷）提供有力支撐和充要保障。二者的交互作用也必將成為現實世界的另一道灼人風景線。故此在全文的論證中，國際貿易作為制度的國際實現形式與本質凸現存在的交往形式亦是等價的概念。

　　簡言之，如果說對外經貿活動之于我國制度變遷產生正向替代效應的話，那么，即反映在其對我國經濟體制的激勵（motivation）、配置（allocation）、保險（safety）、約束（constraint） 四方面功能的促進上：

　　第一，對外開放十九年，累積起來的對外經貿活動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積聚了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科學管理經驗。特別是市場競爭機制以及“三資”企業機制的引入為我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變遷開辟道路，作出了首要貢獻。這歸于激勵方面的功能增進。

　　第二，通過對外經貿機制（核心是國際市場價格機制）的滲入，形成了國民經濟由投入至產出的鏈條式漸次擴張，進而帶動整體國民經濟資源良性配置的優化、發展進程：從出口方面講，凡是價格偏低的產品通過不斷涌現的“出口收購大戰”直至將價格抬高接近于國際市場價格。相反凡是價格偏高的產品則通過有效提質降耗、增加品種、減小成本的措施逐步將價格壓低；從進口方面講，就是初成了競爭有序的外貿經營權下放的自主經營格局。以上歸于配置方面的功能增進。

　　第三，就保險方面的功能增進來說，毫無疑問對外經貿的長足發展是帶動保險合約、保險安排（如專業保險公司、期貨市場、保險基金及金融救濟等等）在國內興起、壯大的先導。

　　第四，就約束方面的功能增進來說，中國在發展外經貿的同時，企業的自我約束能力加強了，市場行為更加規范了，一些與貿易相關的政策法規更加透明，并與國際接軌，投資措施也更加地合理和科學。最重要的是，中國業已可能建立起較完善的中央調控體系，以盡可能地適應中國制度的階段性需要，滿足外經貿活動與中國經濟內生發展的最終需求。

　　以上制度變遷功能的演進，促使了制度結構的演進，完成國際貿易交互作用中國經濟的現實綜合和制度綜合。

（二）基于全文總結的啟示、展望

　　縱觀現今國際貿易理論學界，依然是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共識，即都傾向于將國際貿易界定為對國內既定資源或潛在收益的替代，作為一國經濟互適外部環境的中介形式和變遷渠道的核心存在，只是在具體著眼點上發生相對的分歧。凡此種種，不妨稱為“貿易的替代論”。概括起來，有如下三大流派：

1．貿易的制度替代論（制度變遷替代學說）

　　這是本文所持的基本觀點。強調的是從總體層次（宏、微觀層次）上以國際貿易的替代效應（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對國內經濟生活實施全面的整合促進。如此才能促使對外貿易真正成為一國經濟內生、自律的組成部分；進而以此為基點，擴展至國際領域。筆者認為，這正是制度經濟學界定自身理論功能的最好范圍。

　　傳統往往認為企業既然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品生產者，其價值觀自然是追求最高利潤（利潤最大化）。如上指出，這是極大的謬誤。企業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實體，但這個“利益”只能是指“效用最大化”，即制度最優。它的內涵指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整合，就企業本身來講，即企業發展的“上位目標”（追求社會效益）與下位目標（追求自身利益）的統一、結合。追求效用最大化（制度最優）幾乎是一切經濟理論的共同前提，緣于現代的經濟組織、經濟生活都是由多元主體協同推進的結果。不同利益主體之間既分化、又統一，以致可以說，制度最優的過程亦即不同利益主體的整合、一體化過程。

　　以上觀點擴展到國內經濟全系統，對我國而言，乃是處理好“開放”與“改革”的辯證關系。“開放”一方面為“改革”所界定，另一方面為之能動地服務。擴展到全球系統，即國際貿易和制度變遷，一“陰”一“陽”構成國際生產力系統相互整合的兩支基本力量。兩國制度競爭決定的最大空間便是兩國交往活動的最大空間。順便指出的是，時下有些學者提出的“競爭替代論”，如劉光溪的“互補性競爭論”和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論”，從另外的側面佐證著本文的觀點。

2．貿易的利益替代論

　　這一學說在當前，主要表現為“要素利益替代論”和“管理利益替代論”。如前所述的“局部論”的要素層次補缺、管理層次補效，都是此種觀點的具體體現。

　　但無論要素利益也好，管理利益也好，還都是“治標不治本”。拿我國當前的企業發展來說，抓住了要素問題和管理問題，只是分別抓住了問題關鍵的一個方面，而要從整體上根本解決問題，非綜合取利不可。從動態、長期和綜合、上升的角度看，就又歸結到了“貿易的制度替代論”。它不應當否定“管理利益替代論”，相反應作為肯定其的基礎存在。

3．貿易的內貿替代論

　　這是基于區域經濟分析的“空間替代論”，抑或“市場替代論”。前文提出的“局部論”的市場層次彌補，屬于這種觀點。可以看作是“要素利益論”在研究側重點上的一個轉化。

　　同時也應注意到，這種將內貿與外貿相互隔離的研究方法，已越來越不適應現實國際經貿發展的需要，也不合戰后以來國際經貿實踐的事實，特別是戰后國際經貿環境的自由化趨勢、國際經貿法規的統一化趨勢、各國之間相互投資保障及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事實。上述事實使得“商品和要素日益取得了在全球范圍內自由營運的權利”，使得“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在其發生的原因和依據的法規方面，越來越沒有區別。”[70]

　　總而言之：（1）本文的啟示是，基于當前我國改革的重點即國企改革來講，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將利用外經貿活動的最終目標定位在有利于國企改革和發展上來，避免和杜絕僅僅從“利益論”或“市場論”的角度孤立地觀察國際貿易問題。發展貿易當然要取利，但不能狹隘地理解這個“利”，不能純粹取利，要綜合取利，要樹立“大市場、大經營、大制度”的大經貿科學觀念。（2）本文的展望是：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經濟學將是起自中國改革實踐、界定中國經濟現實問題、洞察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方興未艾的現實之學。在此有利形勢下，既研究界定它與作為中國改革科學理論指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內在關系，又研究界定它與對外貿易經濟學的交互作用辯證關系，是在中國經濟日益成為世界范圍內強國經濟的條件下作出的必然理論邏輯選擇。

　　（全文完）

　　【原打印稿的目錄照片】

注釋

　　[1]指買賣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額的交易。

　　[2]對古典學派及其后的資產階段庸俗學派在國際貿易方面的總稱。

　　[3]以下闡述側重于傳統意義的國際貿易。

　　[4]、[60]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12，13頁，第16頁。

　　[5]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14頁。

　　[6]王紹熙、王壽椿：《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學》，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頁

　　[7]指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下。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頁。

　　[9]、[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6-557頁，第559頁。

　　[11]李湘：《國際貿易教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頁。

　　[12]陳同仇、薛榮久：《國際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13]高成興、朱立甫、黃衛平：《國際貿易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頁。

　　[15]實質上全文在敘述中，為方便起見，無特別指出，要素仍舊均指“普通生產要素”，以防止概念在使用中的理解性歧義。

　　[16]制度學派的“制度”概念，在西方學界看來，還是被歸于普通生產要素的序列。

　　[17]盡管在經典作家的體系中，始終強調了生產力的變遷（技術變遷）與生產關系的變遷（制度變遷）二者的辯證關系，始終相信前者提供了決定后者的最為現實和歷史的動態力量，但似乎與制度變遷之間仍然難以劃上必然一致性等號，因為后者其一：實質包含的涵義比之經典作家的生產關系范疇更加的廣泛，其二：不是統一而是非整合、不是絕對的決定而是相對的自組織發展，簡言之，其獨特性與獨立性的不斷促使形成（集中體現即為國家）是保持其邊界性長期歷史存在的最重要的自身因素所在。

　　[18]、[70]薛榮久、崔凡：《經貿競爭與合作》，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頁，第7頁。

　　[19]為方便闡述起見，全文仍混同使用國際交換、國際經貿、對外經貿以及對外貿易、國際交易等術話。

　　[20]凡勃倫：《有閑階級論》，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第139頁。

　　[21]、[23]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87頁，第89-90頁。

　　[22]指倫理學的道德制裁、經濟學的集體制裁和法學的暴力制裁。

　　[24]、[57]、[62]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 1991年版，第225-226頁，第5頁，第25-26頁。

　　[25]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53頁。

　　[26]、[29]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90頁。

　　[27]林毅夫：《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373頁。

　　[28]樊綱：《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

　　[30]、[31]、[42]、[5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頁、第53頁、第614頁、第290頁。

　　[32]、[6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9頁，第25、61頁。

　　[33]諾思、戴維斯：《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與原因》，《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74頁。

　　[34]拉坦：《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333頁。

　　[35]傳統學界假定普通生產要素在國際間不流動，相反如果普通生產要素基于國際間自由流動，顯然能夠順利達到替代制度自行變遷的功能和目的。

　　[36]亦稱技術系數，但不是固定不變而是現實變遷的。

　　[37]《國際貿易問題》1996年第3期，薛榮久文。

　　[38]《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1期，孫冀文。

　　[39]《國際貿易問題》1996年第3期，鄧寧文。

　　[40]、[51]《國際貿易問題》1996年第4期，王小軍文。

　　[41]、[43]、[44]、[45]、[46]、[48]、[49]、[50]叢培華：《國際價值論》，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4年版，第6頁，第130-131頁，第1頁，第7頁，第60頁，第54-55頁，第59頁，第53-54頁。

　　[47]指參加交易的各國各種商品的相對價值。

　　[52]指普通生產要素單純在結合上產生的制度（結構）差異。

　　[53]為方便起見，全文論證時對“制度，體制及機制”范疇的細微差異，在具體使用上并未加區分。

　　[54]《現代企業導刊》1997年第9期，曹遠征文。

　　[5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4頁。

　　[58]指信息成本、對策成本、監督成本等亦即市場運行成本。

　　[59]科斯：《企業的性質》，《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 1994年版，第4-5頁。

　　[61]霍奇遜：《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頁。

　　[63]有關數據摘自陳同仇、薛榮久主編的《國際貿易》和王紹熙、王壽椿編著的《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學》。

　　[64]劉國光等：《1997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經濟藍皮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頁。

　　[65] 、[66]李義平：《體制選擇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頁，第7-9頁。

　　[67] 、[69]劉世錦：《經濟體制效率分析導論》，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40-50頁，第57頁。

主要參考論著

　　1. 馬克思（K. Marx) : 《資本論》第1、2、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25、26）卷，人民出版社1972-1975年版。

　　2. 馬克思、恩格斯（K. Marx, F. Engels）：《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2、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斯密（A. Smith）：《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

　　4. 諾思（D. North）：《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5. 唐海燕：《現代國際貿易的理論與政策》，汕頭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6. 叢培華：《國際價值論》，中國對外貿易出版社1994年版。

　　7. 科斯、阿爾欽、諾思（R. Coase, A. Alchian, D. North）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8. 劉世錦：《經濟體制效率分析導論》，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版。

　　9. 四川《改革》雜志。

　　10. 四川《經濟體制改革》雜志。

　　11. 北京《國際貿易問題》雜志。

　　12. 北京《國際貿易》雜志。

　　13. 王紹熙、王壽椿：《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學》，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4. 薛榮久、崔凡：《經貿競爭與合作》，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15. 馬洪、孫尚清：《96版中國發展研究》，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年版。

　　16. 沈華嵩：《經濟系統的自組織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后記略)

　　許光偉

　　1998. 5. 18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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