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論盧麒元先生的《新社會主義論》之四
賀合林
描黑科學社會主義
盧麒元先生將科學社會主義號為“舊”社會主義，以區別他的新社會主義。而要推出新社會主義，一個必須要做的工作是請“舊”社會主義挪出位子來讓新社會主義上。可是，他心里也清楚，要“舊”社會主義讓位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絕不是喊一兩聲口號就可以辦成的事。必須找岔子從理論上描黑批臭“舊”社會主義或者說整死“舊”社會主義。
盧先生在《新社會主義論》中對改革開放出現的問題和存在的弊端進行了大量的揭露和嚴厲的批評。不能否認，他的揭露都符合事實，批評也很中肯，因此，也很能激發起讀者的共鳴，具有極大的迷惑性。使得很多粗心大意的朋友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盧先生把這筆賬都算到了“舊”社會主義身上，成了“舊”社會主義必須退位的大罪過!請大家仔細看看盧先生下面三段話：
1、“我們從德國古典哲學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國古典哲學右的分支。我們還沒來得及超越機械唯物主義，又陷入到了極端理性主義。這一次的陷入，更為深入和徹底。我們是如此地執著于“科學”和“發展”。所謂的科學，不過是物理意義上的理性;所謂的發展，不過是經濟意義上的趕超。弱勢的中國人急于“現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國人，已經找不到現代化的真正內涵。現代化被庸俗化為數字游戲。我們正是在理性中喪失了天理和人性。誰說中國人不信教?誰說中國人不迷信?我們六十年來陷入深度的“現代化”迷信之中。忘卻了自我，忘卻了祖宗，忘卻了天地，我們虔誠地祈求“現代化”，自豪而光榮地走向毀滅。”
2、“哲學上的迷失，導致了文化上的卑賤。現代中國人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無意識地進行了文化上的自殘。建國六十五年來，這一自殘的過程越來越嚴重。中國所謂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過程。我們幾乎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語言能力。現在的中文，不過是用漢字羅列的西方概念和邏輯的集合。文化的自殘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暢行無阻。中國人在‘科學’與‘發展’的邏輯下，自覺成為西方300年殖民歷史進程中金融殖民的組成部分。”
3、“二十世紀，中國人進行了四種資本主義實踐。第一種，是慈禧在滿清末年意圖進行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第二種，是蔣介石在民國時期進行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第三種，是毛澤東在新中國進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四種，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進行的社會資本主義試驗。這并非危言聳聽。嚷嚷了六十五年了，其實我們始終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主義。今天，我們距離社會主義不是更近了，而是更遠了。”
我們從中發現了什么呢?我們發現：盧先生既沒有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沒有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他是六十五年一貫制，從頭“否”到尾：中國“始終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主義。”
中國如此，前蘇聯呢?盧先生說：“蘇聯模式，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模式是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那是國家持有資本和管理資本的特殊模式。蘇聯沒有找到社會公有制的合理模式，蘇聯沒有真正完成無產階級的轉型，也沒有真正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蘇聯解體是必然的。”
蘇聯和中國一樣，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最大危害是，導至國家的必然解體。中國呢?要想不蹈蘇聯覆轍，唯一的出路就是搞新社會主義。
扣上一頂“國家資本主義”的“帽子”好像還不能“整死”舊社會主義。于是，盧先生又加強火力：
“筆者在閱讀德國宰相俾斯麥傳的時候，深感震撼。其思維邏輯與中國的舊社會主義邏輯驚人的相似。俾斯麥的皇權壟斷國家資本主義，使得初生的德意志農業國家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并崛起為世界強權之一。日本人成功復制了德國人的經驗。此后，俄國人、中國人以及其他后進農業國家，用黨權代替皇權，實施了黨權壟斷資本主義，迅速實現了各自國家的工業化。當然，也有個別國家走了極端，將黨權家族化，變相退回了俾斯麥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朝鮮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
原來，蘇聯、中國和其他后進農業國家都是搞的俾斯麥式的黨權壟斷資本主義，有的甚至是變相的俾斯麥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上世紀初開始的至今已進行了近百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被否定得干干凈凈。
鏈接：鶴齡：論盧麒元先生的《新社會主義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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