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唯物主義文化批評角度看《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
趙文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6期 52［左岸特稿］
在中國，伊格爾頓的名字總是與《文學理論引論》（也有版本譯作《20世紀文學理論》）、《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聯系在一起，他也被公認為是在漢語文學批評界聲譽最高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之一。進入21世紀之后，這種聲譽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刻板印象”，在某種程度上妨害了國內批評界對不斷“延伸”其批評觸角的伊格爾頓的理解。
“現代文學理論的歷史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史的一部分……文學理論一直同政治信仰和意識形態價值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文學理論本身與其說是理智探索的對象，不如說是觀察我們自己的時代的一種視角”①。早在1983年，伊格爾頓對文學理論做出的這個判斷也構成了他自己“政治批評”的基本出發點。新世紀以來伊格爾頓連續發表的《理論之后》、《陌生人的困擾》、《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②三部作品見證了他從文學和文化的“政治批評”向自覺建構“批評的政治”的過渡轉型。《理論之后》解構了后現代語境中的“理論狂歡”，重申理論和批評的不可或缺的現實政治維度，《陌生人的困擾》所考察的是自埃德蒙·伯克，經斯賓諾莎、康德、尼采，直至萊維納斯的現代資產階級“倫理話語”的意識形態機制，而最近一部作品《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則通過“交鋒”的方式表明了伊格爾頓本人所實踐的“政治批評”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學說——的正確性。也正是由于這種“交鋒”形式，使得《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發表以來，引發了人們極大的關注和熱烈的討論。隨著該書被譯為中文③，漢語讀者表現出了同樣的關注度——中文版在各大城市圖書銷售網點近期銷售排行上榜上有名似乎就是一個明證④，特別是理論著作（尤其是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很難占有較大銷售份額的今天。
圍繞這部作品，有人贊同，反對的人也不少。無論是國外思想界還是中國的讀書界，最主流的一條反對聲音似乎是伊格爾頓語言犀利有余，但卻沒能直接回答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這部作品充其量只是一部中世紀“護教文章”的現代版本，或者如有的國內論者所說“他根本就沒有立論，辯論的目的是駁倒對方，至于自己想表達什么，建構什么，反而一時沒有了主意”⑤。
但事實并非如此，伊格爾頓在這部作品中找到了比較“恰當”的形式表述自己的立場，以統一的形式和內容表述了“馬克思何以是對的”這一主旨。
一
伊格爾頓是對的，他對當代西方那些反馬克思主義論點的選擇和安排并非隨意，而是以馬克思學說的整個理論立場為結構框架。從表面上看，他所列出的十條反馬克思主義論點確乎沒有什么新鮮，但表述的順序所反映的理論的順序才是關鍵所在。在對這些非難進行駁斥的過程中，伊格爾頓實際上已經給它們歸了類。
第一類非難強調“現實歷史已經證明馬克思學說無效”。其中一個論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資本主義的更新機制似乎讓這種社會制度“充滿活力”，同時宣告了馬克思“危機預言”的無效；第二個論點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歷史本身就是與反對市場、限制個體自由的政治實踐相聯系的。從理論上說，這類非難指向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局限”。然而，無須伊格爾頓的申述，眾所周知，馬克思學說作為一種探索“歷史科學”的努力，不僅向現實的歷史持開放的態度，而且也提出了正確理解歷史現象的理論方法。當伊格爾頓將那種用局部的、暫時的資本主義當代繁榮景象來做論據的非難，與強調世界歷史、世界整體結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并置的時候，前者的局限不言而喻。發達資本主義之所以擺脫危機、實現當代繁榮與印度、東南亞大量存在的血汗工廠之間并非沒有歷史的邏輯關系，正如蘇聯的政治實踐和經濟困難與同時代西方鐵幕及其經濟封鎖有著歷史的因果關系一樣。
第二類非難強調“馬克思學說是決定論”。持這種論點的論者也分為兩類，第一類認為馬克思學說是“經濟決定論”，第二類認為馬克思學說是“歷史-階級決定論”。但正如伊格爾頓從思想史角度所列舉的那樣，強調物質經濟基礎對社會整體的支配作用，并不是從馬克思才開始的；而最早發現階級在歷史結構中的重要性的也并不是馬克思。馬克思并不比西塞羅、啟蒙思想家們，甚至弗洛伊德更“經濟決定論”⑥；觀念論大師黑格爾更合適被稱為“歷史-階級決定論”的創制者⑦。伊格爾頓正確地指出，馬克思的最大功績在于，將經濟的基礎結構與階級間關系的能動力量相結合，從而科學地闡明了經濟結構是如何在這一能動力量推動之下形成有規律可循的歷史的。誰能主張說，在以人身依附、土地依附為基本條件的社會形態中會出現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及相關的思想形式呢？而另一方面，“階級”這種社會關系，固然不能直接解釋具體的文學創造、文本結構、藝術風格的形成等等，但卻能為這類解釋提供最基本的歷史參照框架⑧——我們都知道這樣的文學常識：如果不以愛爾蘭的階級—民族沖突為參照，就難以理解貝克特的特殊美學追求指向，正如《紅樓夢》的偉大藝術成就也應在中國早期現代性社會特殊的歷史-階級構成參照系當中得到考量一樣。
第三類非難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烏托邦”。這種非難如果不是出于惡意，就是出于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無知，伊格爾頓之所以專門予以駁斥，想必也是因為這種論點的“市場”相當大的緣故吧。“烏托邦”在漢語語境中就是“烏有假托之邦”的意思，而“Utopia”的西語語義也是“空想之國”。如果把發現并解釋了歷史規律，進而武裝起無產階級政黨，使之通過理論的實踐極大地改變了20世紀至今的社會-政治格局的馬克思主義稱為“烏托邦”，顯然是極荒謬的。一種烏托邦思想怎么能與“利潤率下降規律”、“剩余價值”、“生產關系”等科學概念共存共融呢？伊格爾頓說“馬克思既對人類的歷史無比悲觀，又對人類的未來無比樂觀”⑨。也就是說，馬克思理論具有兩個基本向度，一個是客觀直面迄今為止階級社會所產生的種種壓迫，另一個則是積極地、科學地探索可能的、美好的人類未來，二者互為依存。科學、客觀、歷史的認識方式，使馬克思對人類未來的樂觀不再是烏托邦的樂觀，之所以如此，可以用伊格爾頓也援引過的馬克思本人的表述來解釋：作為歷史力量的工人階級對歷史的掌握，“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⑩，也就是說，“從工人階級運動成為現實運動的時刻起，各種幻想的烏托邦消失了” 11。
最后一類非難是“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過時了”。如果說用現實歷史來“證明”馬克思主義過時乃是經驗主義的常用策略，那么“理論過時論”則是“學院派”的一種話語策略。據稱馬克思主義在知識學上無法適用于女權主義、生態主義、民族政治、反全球化運動，因而左派的理論不得不另尋理論資源。正如伊格爾頓指出的那樣，“無論文化、性別、語言、身份以及種族問題，都離不開國家權力、物質不平等、勞動剝削、帝國主義掠奪、群體政治反抗以及革命改造”12。只批判文化、性別、語言、身份和種族的壓迫的種種文化現象，并不能直接改變造成這些壓迫的真正社會條件。這也正是當今各種“新左派”理論相比于馬克思主義，激進有余，但卻總給人以乏力之感的原因所在。而至于“生態問題”，如果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不具有對生態問題的開放性，怎么會形成在當代批評話語中相當具有活力的“生態主義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思想流派呢？伊格爾頓也暗示道，通過增加浪費、奢侈和毀滅性開發的生產方式來推遲“危機”的資本主義，與從來都強調人與自然整體關系的馬克思主義相比，誰是“生態主義”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通過伊格爾頓的“歸類”，我們清楚地看到以上種種類別的“責難”所代表的幾大策略：一是用永恒化、狹隘化了的“現狀”宣告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一是用神秘化的精神、因果律的復雜性宣告馬克思主義為“獨斷”，一是指抓住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維度而宣布其為“幻想”，一是以知識更新為名宣告馬克思主義已經“陳舊”。不管它們采用的策略是什么，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從未真正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內部。這樣的“責難”當然無法令人信服。
二
從語義上來說，“真假”和“對錯”是兩類不同的判斷范疇，前者涉及理性認識的客觀性，而后者則與實踐的有效性有關。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伊格爾頓對馬克思做出的判斷是對的，因為他的判斷是在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實踐語境及其作用層面做出的。伊格爾頓的判斷之所以正確，正是因為他從未將馬克思主義學說當作“萬能理論”，而是強調其實踐品格。在實踐層面并為了實踐而談“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才把握到了真正的問題，才是有意義的。
伊格爾頓是對的，因為他的這種辯駁行動所堅持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品格，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世界中提出話語“領導權”要求的正當性。認為馬克思主義“太物質主義”、“太經濟決定論”、“太強調政治”的那些斥責，無非是要剝奪馬克思主義話語對文化、科學、觀念等一切“高級”精神領域的發言權，進而褫奪其文化領導權。但正如伊格爾頓在該書中所揭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并非還原論。政治、文化、科學、觀念和社會存在并非是經濟因素改頭換面后的表象……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互動不是單向的”13。僅就現代文學藝術來說，沉浸在現代高級文化中的批評者們忘記了一點，19世紀資產階級藝術、文學的形式和內容，與其說超越了孕育了它們的“卑污的現實”，不如說是從那種“卑污的現實”中汲取了真正的營養。在發表于《新左派評論》的“資本主義與形式”一文中，伊格爾頓對此作了詳盡的說明：資本主義是本質上富有侵凌性的社會結構，商品拜物教使這個社會的真正追求永遠焦躁不安、不斷探求發現、永遠擾動分解，永遠毀滅破壞。“這種秩序在結構上是自我毀滅的，并且是陷入永恒騷動之中的” 14，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現代以來的西方敘事獲得了市場與道德、欲望與良知、犯罪與救贖、個體與社會、欲望與理想、幻覺與現實等一系列不可克服又激動人心的二元對立敘事主題和相關形式。這種精細化了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母題在獲得了高級文化的代言“經典”地位之后，卻又被利用來掩蓋制造了那一系列二元對立的社會“起源”——“統治階級當中不少人一直在努力將其階級誕生于其中的血污從歷史記憶當中抹除”15——以使整個社會患上一種健忘癥。相反，馬克思則不會滿足于用“審美”、“虛構”的方式解決那種不可克服的矛盾，而馬克思主義則在理論和實踐上提出了終結這類矛盾的可能，“為人們指引解決問題的合理方向”16。作為“哀歌”的文化形式，盡管具有高度精美的藝術形式和深刻的觀念形態，但與積極地、現實地創造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實踐相比，誰更具有“為人們指引解決問題的合理方向”的文化領導權，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顯而易見的。
伊格爾頓是對的，因為他在辯駁的過程中，保持著對現實的“健康的常識”，體現了判斷的正確性。或者說，伊格爾頓正確的判斷力來自于他對身體所能直觀感受到的“美丑”的直接辨識。早在寫作《審美意識形態》之時，伊格爾頓就將身體感覺當作文化唯物主義認知的一種認識論條件予以強調了。在伊格爾頓看來，人是認識的主體、實踐的主體，也是感覺的主體。人的身體是人與自然界、社會和同類之間交往的最直接的感覺中介，盡管不同歷史情境中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會對這種中介進行“規范”和“塑造”，確立“美丑”的規范，但歸根到底還是有一些最根本的“美丑”感受和價值判斷反應是超越時間和空間而為整個人類所共有的。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中，這種身體美學可以說是作為伊格爾頓對當代知識環境和現實政治做出直接判斷的感知背景而發揮作用的。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非難形形色色，有的披著科學的外衣，有的擺出歷史學家公正的姿態，有的宣告市場就是一切，有的斷定歷史已經終結，有的說工人階級已不復存在，有的預言消費主義將造就最大的平等。但對實質從未改變過的那些“痛苦”和“野蠻”的感知判斷，讓伊格爾頓在這些說法前堅持馬克思仍是對的。隨處滋生的種族主義、廣泛散播的愚民文化、迫使人們相互戰爭的競爭、源于獨占的資源匱乏以及由這種匱乏所造成的核戰爭陰影、南半球的普遍貧困17、搶奪養老金的金融投機、以自由市場之名進行的赤裸裸的掠奪18——有正常感覺能力的人對這些“痛苦”和“野蠻”的感受根本不可能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或民族主義國家學說、后殖民主義或歷史終結論轉變成愉悅的輕松感；而有正常判斷能力的人在追究這些“痛苦”和“野蠻”的根源的時候，也不可能發現不了那個作為制度框架存在的“匱乏的結構”：“匱乏的狀況很大程度上就是資本主義的‘杰作’”19。也正是這種“匱乏的結構”滋長了以次充好、偷工減料、食物造假等等不斷突破底線的道德墮落，馬克思本人就曾說過：“一個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賜而成為資本家、大地主或領干薪者，否則必須汗流滿面來換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雜著膿血、蜘蛛網、死蟑螂和發霉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 20。
而只要這種制度性、結構性的“痛苦”和“野蠻”還存在一天，就不能說馬克思學說在理論上是虛假的，就不能說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是不對的。
伊格爾頓是對的，因為面對那些實際上并未真正了解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他并沒有陷入對方的邏輯（那種“八面鋒”式的邏輯，總讓人想到魯迅先生在雜文《論辯的靈魂》中所戲擬的那種“邏輯”），他沒有——實際上也無需——從理論“內部”，用說理的方式去為馬克思辯駁，而是以一種“述行性”（performative）言語方式展示了馬克思主義話語提出領導權要求的正當性，喚醒人們的正確的判斷力。實際上，馬克思本人就曾經面對他自己所處的時代，表現出了對那種結構性“苦難”和“野蠻”的準確的判斷力，并且以這種判斷力為基礎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形成了理性而樂觀的愿景，正是因此，他才能在1843年給阿諾爾德·盧德的信中寫下這樣的詞句：“如果說我對現今社會仍然沒有失望, 那只是因為現今社會的這種令人失望的形勢使我滿懷希望” 21。
三
貌似客觀的論辯最終會說：“讓時間證明馬克思是對的”。然而，這種論調的吊詭之處就在于，如果事先就讓馬克思主義失去了指導實踐的觀念上的領導權，就算是等千年、萬年，也不會得出有利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結論。伊格爾頓清醒地指出，“除非你認識到嬰兒終將長大成人，否則你根本無法真正明白作為一個嬰兒究竟意味著什么。資本主義內部蘊藏著無比強大的力量和超乎尋常的可能性，而正是資本主義妨礙了這種力量的爆發和這些可能性的實現” 22。
以“后工業社會”為根據的論辯會說：“馬克思相信變革的力量是工人階級，既然工人階級在后工業時代不復存在了，這種變革還是可能的嗎？”伊格爾頓當然承認“在馬克思的思想中，連通現實與未來的是工人階級——這不僅是現實的一部分，也是徹底改變現實的動力。工人階級在現實與未來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成為未來與現實的交匯力量”23。而同時伊格爾頓也承認，當今社會結構中“工人階級”的人員構成及其生產、生活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其作為“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的實質未嘗改變，凡是創造社會價值但卻被無產階級化的被剝削勞動者都可以被算作這個有能力改變現實的階級24。只有這個已經存在的階級，獲得了對自身處境認識和自我意識之后，從純粹“自在”的存在，變成一種“自為的”力量，變成一種可以證明“馬克思是對的”的力量，變革才能成為現實。
“馬克思主義太注重階級物質利益了，格調不高，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都友愛一點，相互容忍一點，用兄弟情誼化解物質沖突，難道不是更好？”——高尚的“道德主義”的論辯也會提出這樣的指責。伊格爾頓直接回答說，馬克思從來都相信愛和兄弟情誼，但不能讓“愛”或“兄弟情誼”建立在無私的人被授予“自我犧牲”美名的同時卻受盡奴役、損害甚至欺侮的基礎之上25。這類“道德主義”是阻止馬克思主義證明自身正確性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為了不陷入論敵們的“論辯的靈魂”的邏輯，伊格爾頓在反駁過程中采取了一種相當有意思的語言風格，亦莊亦諧，風趣機智，以便通過戲仿式地“復制”對方的“邏輯”而制造出“間離效果”，讓讀者看到原來聽上去言之鑿鑿、貌似有理、占據“道德制高點”、崇尚精神、捍衛人性的那些駁斥之辭暴露出它們自身的荒謬。因此在讀這部書的時候，往往會讓人想起布萊希特所營造的戲劇效果。
伊格爾頓與這套論辯之詞的“交鋒”，的確與布萊希特的戲劇《屠宰場里的圣約翰娜》展現的各種立場之間的“交鋒”非常相似。對這部戲劇略加說明，應該說有助于說明19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與21世紀的當代西方的“意識形態環境”之間的類似，進而也可以從文化唯物主義的角度說明制造了這種“意識形態環境”的社會機制的穩定性。這這部戲劇以20世紀30年代芝加哥“肉類制品業”中的勞資矛盾為背景，情節在芝加哥肉業大亨、牛類飼養者、飼養場工人、罐頭工廠主、具有高尚基督教犧牲精神的救世軍和有組織的工人之間展開。
肉業大亨們結成同盟，盡可能壓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將利潤用來購買更先進的機器，為的是再進一步壓低工資。在肉業大亨克里德勒的眼中，再美好不過的就要算是先進工藝技術的機器帶來的真正“解放”了：
新玩意兒。真有想象力
豬坐上了鐵絲網傳送帶
被送到頂層
開始屠宰。豬
無力反抗，在刀子跟前
引頸就戮。還不賴，是吧？看啊，這豬
自己把自己屠宰，自己把自己灌成香腸。
一層又一層地降落，
先是退了自己的皮，皮可以制成皮革
然后是去鬃，鬃毛可以制成刷子
最后脫骨——這是我們骨粉的原料——
在重力作用下，入聽裝罐
只需在下面等著，便萬事大吉。還不賴，是吧？26
工人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組織起來，準備抗爭，但最終維護克里德勒及其合作伙伴利益的當局鎮壓了工人的抗爭活動。克里德勒的合作伙伴、更有“手腕”的肉業大亨毛勒暗中買下了市面上的所有牲口,同時與所有罐頭加工廠廠主簽下大筆訂購合同。這些罐頭工廠主為了履行合同，又必須從毛勒手里買下生肉，毛勒的代理商遂即漫天要價，毛勒終于從罐頭廠主手中大賺一筆，而罐頭廠主只能將債務轉嫁到罐頭廠的工人頭上。由于罐頭廠在這次“風潮”中大量倒閉，許多工人只能面對失業的殘酷現實。工人徹底失敗。接下來，毛勒用這樣賺來的錢做起慈善，為約翰娜的救世軍們提供善款，讓他們在廣場搭起粥棚，招攬失業的工人領受毛勒的恩澤。全劇在失業、慈善和宗教中收場。
布萊希特要展現的不是別的，而是這樣一組主題：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使技術進步成為制造普遍貧困的條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不可能逃避大資本家的操縱、當受剝削者努力抗爭時維護“市場秩序”的某種力量將暴露出徹底暴力的一面，虔誠信仰的基督教徒約翰娜及救世軍在勞資雙方間的斡旋、調停不能幫助改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境況，只能幫毛勒和克里德勒們的忙。正如布萊希特在這出戲里所說的，被約翰娜動搖、被毛勒們破壞的工人失去的將是一切，獲得的將是這樣一種終結了的歷史和永恒場景：
風雪這般呼嘯怒號
而誰又愿逗留于此？
像以前一樣紋絲不動的
只有石頭般的凍土和赤貧者。27
或許將伊格爾頓的論據轉換成布萊希特在這出戲里勾勒的具體可感的審美形象，更能讓人意識到伊格爾頓為什么是對的吧？
伊格爾頓是對的，恰恰是因為馬克思是對的。因為馬克思是對的，所以以“貪婪是對的”（Greed is Right）為口號的華爾街才被被剝奪者們當作晚近資本主義形態的象征予以占領，發泄他們的不滿。但實際上，不用伊格爾頓去證明，西方晚近資本主義社會中越來越多的被剝奪者已經意識到了自身命運的改變不能依靠剝奪者的慈善、被許諾的虛幻的未來，以及個人的“幸運”。
——————
①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Blackwell, 1996, pp. 169-170.
②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Basic Books，2003;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Wiley-Blackwell, 2009; 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李楊 任文科 鄭義等譯，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④比如北京“萬圣書園”2011年9月的銷售排行，參看http://www.allsagesb
⑤“讓時間檢驗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廣州日報》，2011年09月10日。
⑥⑦⑧⑨12131617181922232425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李楊 任文科 鄭義等譯，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22頁，第35頁，第39-40頁，第101頁，第218頁，第117頁，第73頁，第12-15頁，第95頁，第13頁，第81頁，第74頁，第175-179頁，第88頁。
⑩ 11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頁，第208頁。
14 15Terry Eagleton: Capitalism and Form, in New Left Review 14, March-April 2002, pp. 121,119.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頁。
21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德，1843年5月[上半月]于科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頁。
26、27 轉引自Roberto Schwarz “Brecht's Relevance: Highs and Lows”, New Left Review, 57, May-June 2009, pp.99, 102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wuhe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