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思潮是20世紀后期興起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其影響歷經幾十年而不衰，堪比當代的“法蘭克福學派”。我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對它的關注始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可是，十多年過去了，卻很少擁有某個系統深刻的研究成果。

　　基本理論內容


　　自20世紀70年代始，I.沃勒斯坦、J.阿瑞吉、T.霍普金斯等學者以美國賓厄姆頓大學的“布羅代爾經濟、歷史體系、文明研究中心”為基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來修正、補充和發展世界體系理論，同時運用世界體系理論與方法來修正和補充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了“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其中，沃勒斯坦是這一理論的奠基人。他在20世紀50－60年代積極地領略和運用了依附理論的“邊緣—中心”理論、“不平等發展”理念、年鑒學派的“長時段”研究范式、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市場經濟”理論、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激進主義批判理論以及馬克思的“大歷史”視野和批判精神，分析非洲的落后貧困問題、世界資本主義的演進特征和規律性問題，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世界體系分析”研究范式。這一理論的正式問世是以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在1974年出版為標志。到20世紀80年代末，《現代世界體系》3卷本全部出版，這部巨著以及其他論著完成了對“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題、方法、價值取向等基本內容的規范性界說。在這一時期，霍普金斯、阿瑞吉、阿明、多斯桑托斯、彼得拉什、法農等世界知名學者也都以不同方式參與了這一理論的發展工作。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世界體系分析”范式的引導下，學者們一方面深入探索前蘇東劇變的深層根源及其對世界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另一方面具體地考察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異常變化及其對世界歷史進程的不確定影響，促使這一理論不斷豐富和深刻化。

新的理論特征


　　總體上看，“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包含了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沒有的新內容。

　　第一，創立了“世界體系分析”研究范式。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分析”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研究范式。首先，它借鑒和修正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方法，創立了以“世界體系”為分析單位的“世界體系分析”范式，以期取代西方社會科學以“國家”為分析單位和馬克思以“社會形態”為分析單位對世界歷史所作的理論闡釋；在此基礎上，又創立了以“長時段”和“大歷史”視野為特征的周期研究法，用于考察歷史資本主義的演進特征和規律性。其次，它借鑒和修正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性批判、馬克思的歷史批判以及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思想，創立了“否思”（即否定性思維）思維方法，以期取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研究范式，試圖獲得對歷史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新解釋；在此基礎上，又創立了以“整體性”思維和“復雜性”思維為特征的“一體化學科研究”，用于消解西方社會科學的“跨學科”或交叉學科研究范式的缺陷，以及西方教育學科體系的“學科分隔”之弊端，追尋學科知識融合之新思路。

　　第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性研究。“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把歷史資本主義視為一個“中心—半邊緣—邊緣”的體系結構——“世界體系”，在其中，中心區集中了發達國家，邊緣區集中了發展中國家，位于兩者之間的地帶集中了那些較發達國家，因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不均衡的”、“不平等的”結構體系，這為資本主義資本積累的無限擴張和不平等的國際化勞動分工得以進行提供了堅實基礎。關鍵還在于，它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生成與擴張等同于“世界歷史”的生成與演變，在這個意義上又提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包含了亞經濟體系、國家間體系和文明間體系，它還是歷史體系或社會體系。作為“社會體系”，資本主義不是一個“社會形態”而是一個“世界體系”；作為“歷史體系”，資本主義是一個生命體，遵循著“上升—平穩—下降”的周期性變化規律，呈現出長周期和中短周期不斷地交叉發生的復雜狀態。在歷史的總趨勢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必然走向滅亡。

　　第三，對社會主義的反思性理解。與傳統理論不同，“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作為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作為反體系運動的社會主義和作為世界體系的社會主義等三種理解維度。在它看來，第一種社會主義誕生于1848年歐洲革命時代，馬克思主義對空想社會主義的修改，它是老左派運動的意識形態，因為空想社會主義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與此不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則是歐洲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第二種社會主義始于列寧的俄國革命，成為20世紀最大規模的世界反體系運動；第三種社會主義尚未出現，它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替代物極可能出現在未來的某個時刻。

　　第四，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性解讀。“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綱領的馬克思主義和作為學科知識的馬克思主義等三種理解維度。在它看來，第一種馬克思主義誕生于1848年歐洲革命，是歐洲工人階級的指導思想；第二種馬克思主義始于列寧的俄國革命，成為社會主義者們反體系運動的行動規劃；第三種馬克思主義源于前蘇聯的教育學科體系，成為一門特殊的學科教育知識。因而，從學理上講，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的思想及其著作之總和構成的，而是由人們為了發動某種“反體系”的政治行動而提出來的一系列理論和方法構成的，換言之，它是由那些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學者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積極分子在實踐中不斷提出的主要觀點“匯集”起來的理論。

　　從以上內容上看，“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蘊含了一些新的理論特征。其一，融合性。“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跨越了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生態學、文化學和教育學等學科視界，融合了廣泛的學科資源和研究方法，就此而言，它不僅超越了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界，而且優越于許多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比如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法國解構馬克思主義、美國分析馬克思主義以及神學馬克思主義等。其二，原創性。雖然新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有某種意義的原創性，但“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創性則更為鮮明突出。一方面在理論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諸如歷史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而不是社會形態，它是一個不平等、不平衡的“中心—半邊緣—邊緣”體系結構，還是一個生命體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創立了“長周期”研究法、“否思”思維方法、“一體化學科研究”法，乃至“世界體系分析”范式，把“世界體系”作為考察世界歷史和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的分析單位等。其三，批判性。“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通過批判地汲取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性批判理論而創立了“否思”思維方法，并以此為工具批判了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教育學科體系之弊端，提出了消解學科邊界，廣泛融合學科資源，促進人類文化的良好發展；它還通過批判地汲取馬克思的“大歷史”視野和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而創立了“世界體系分析”范式，并以此為工具批判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平等性，提出了關于歷史資本主義的新見解等。其四，修正性。比如，“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修正為反體系運動理論，把馬克思的“社會形態論”修正為“歷史階段論”，把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論”修正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板塊結構擴張論”，把馬克思的“危機論”修正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危機”和“霸權危機”等，這類“修正”要比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判識更具有“顛覆性”。

　　深化研究五途徑

　　客觀地講，“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問世和發展不僅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而且極大地推動了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也推進了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反思性研究。可以說，加強研究“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既有助于人們改變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認知，變革我們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也有助于人們從學理上強化我國的“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有助于全面客觀地探索它的基本內容及其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具體貢獻。可是，我們的研究狀況是不盡如人意的，現存的研究成果很少有系統深刻的力作。總體情況可以歸納為如下幾種情形。

　　第一，一批學者在史學語境中研究“世界體系論”，而不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語境中探索“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因而，這類研究的成果雖然比較多，但它們至多把“世界體系論”視為一種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沒有循著“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去探討其生成邏輯、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理論特征和學術價值等基本內容。比如，張廣智先生和江華先生認為，世界體系論是“眾多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個學派或一種類型” 。其實，這類理論的論證視閾和成果對于論證“世界體系論”是一種新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是不充分的，至多告訴人們它是一種新馬克思主義或新左派理論，更不要說用它來確證“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客觀性和理論價值。

　　第二，更多的研究雖然不是從純粹的史學視閾出發，而是在一種匯集了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史學等語境為一體的混合性語境中展開探討，但它們幾乎都停留在“新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名義的指認上，而沒有把自身的研究和視閾推進到“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語境及其本質內容上。比如，王正毅、龐卓恒、吳瑛、焦建華、趙自勇等先生的研究都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世界體系論的一種“酵素”，而不是視為它的基本特質，更沒有深入地探索其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所做的實際貢獻及其內在的馬克思主義意蘊的實質。這與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認知是吻合的。很多國際權威觀點也不過是把世界體系論視作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或“激進主義左派”理論，也沒有多少關于“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直接性成果。這也啟示我們，這類研究壓根兒就沒有關于“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覺悟”。

　　第三，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少數學者明確地使用“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一詞來指稱沃勒斯坦等學者創立的“世界體系論”，這為我們確證“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某種學理性支持。問題在于，這類指認彼此之間既不一致，也存在某些混亂。曾枝盛先生早在《20世紀末國外馬克思主義綱要》（1998年）一書中就介紹了“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問題在于他的指認很容易讓人們把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論都視為“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直接的、本質的構成內容。 可是，從嚴格意義上講，依附理論只不過是“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理論源頭而不是其理論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曾先生的指認得到了梁樹發教授的支持，后者在《冷戰結束后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報告》一文中把依附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薩米爾•阿明指認為“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發明人” 。可見，二位先生雖然都向我們展示了研究“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意義，但其介紹的情況之簡潔及其嚴謹性之欠缺使其說服力不足。

　　第四，一些學者本文作者在現存的研究之基礎上嘗試著對“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及其理論價值作了初步的系統性探討，形成了一批成果。比如，《馬克思主義：在沃勒斯坦的理解中》（載《華僑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述評》（載《中共長春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1期）、《簡述“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思潮》[載《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復旦）第七輯]等論文，一方面揭示了“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生成邏輯、理論主題、研究方法、理論價值等，向人們第一次展示了“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全貌，另一方面探索了沃勒斯坦的理論貢獻，這對我們今后的研究有幫助。

　　

　　總而言之，現存的研究沒有全面深刻地展示“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涵和價值，這是不利于我國的“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健康發展。究其原因可能有許多條，但如下幾條是不可忽視的：（1）我們的絕大多數人員缺乏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深受自身專業的學科視界和研究范式制約；（2）相當多的研究停留在概念和理論介紹的抽象層面上，而不愿意展開系統性的研究；（3）現有的資料是在最近十年間陸續引入和翻譯出版的，還有相當多的原始資料未被引入。從這種情況看，我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強化“問題意識”。剛才已說，在我國學者中，僅有少數人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或“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語境中思考“世界體系論”，更多的人都可能不承認“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新思潮，甚至連這樣的問題意識都還沒有確立起來。這就啟示我們，首要的工作還是努力幫助更多的人樹立“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自覺意識”，其次需要幫助人們明確這一研究對象的“問題框架”。就此而言，如果沒有關于研究對象的“問題框架”，就不可能樹立真正的“問題意識”。所謂“問題框架”是指“一個思想以及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種思想的特定的具體的結構” 。只有從問題框架出發，我們才能夠有效地判定一種理論的內容及其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研究“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需要從如下問題著手，比如：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問題、資本主義演進特征和規律問題、20世紀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的關系問題、社會主義運動與反體系運動的關系問題、作為世界體系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資本主義世界歷史進程與霸權周期的關系問題等等，因為這些問題在事實上構成了“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框架”。因而，強化研究這些問題的自覺意識，恰恰是我們在目前狀態下所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

　　第二，提升視界融合能力。事實上，“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是在一體化學科研究的引導下形成的一種綜合性理論，不僅跨越了多種學科視界而且融合了眾多學科資源和研究方法，這在客觀上也必然要求研究者具備多重的理論視界。如果我們僅從某個單一學科視界去研究它，極可能會陷入某種片面、誤解、乃至曲解之困境中，因而我們至少需要建構某種“交叉學科視界”。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所發生的理論轉向——從傳統哲學視界轉向跨學科或“多元學科”視界——的一種代表性理論，它的問世和發展說明了上述“理論轉向”取得了某種成功。這也說明，我們需要從一體化學科研究出發，打破學科邊界，提升對多種學科視界的融合能力及其資源的整合能力，以便展開對“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和復雜性研究，揭示其多重維度的理論意義和內涵。其實，這種融合能力也有助于展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具體的總體”研究，確證其理論的深刻內涵和當代價值。

　　第三，培養創新思維。“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學術界有著經久不衰的學術影響力，根源于它的許多新理論具有獨特的見解，這也意味著我們對它的理解需要某個“創新思維”，并在它的引導下展開對這一理論的深刻系統的研究，揭示其眾多新觀點的理論內涵和價值。當然，諸多新觀點的存在并不意味著“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與時俱進”的理論，也不意味著它的理論創新是一種批判繼承的“揚棄”活動，恰恰相反，它的“創新思維”包含了那種“阿多諾式”的否定性思維，即“否思”思維。這也啟示我們，帶著真正的“創新思維”來理解“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可能更能夠理解它的理論實質和精神追求，也更容易懂得它的“創新”和“否思”的真諦，從而也能夠真正地體會出“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被國際學術界視為“激進主義左派”理論之原因所在。由此可見，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的引領下，培養真正的“創新思維”，不僅是研究這一理論的內在要求而且還是批判這類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力量。

　　第四，建設專業的研究隊伍。由于我國學術界從事“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專業性人才很少，因而嚴重地制約了這一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也就是說，沒有一定規模的研究隊伍，哪里能形成像樣的研究成果呢！因而，在新時期，首先要加強我國的“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隊伍建設，改變現在的研究力量嚴重不足的困境；其次要加強學術隊伍的思想修養和學術道德操守的訓練，杜絕學術腐敗和不正之風；再次要著眼于隊伍的人才儲備和梯隊建設，保障這一研究工作可持續進行下去；最后要加強領軍人才的培養，以學科建設為導向，設計一條研究思路，立項一批課題，推出一批精品成果，以期深化我們的“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工作。

　　第五，強化引入工作和翻譯工作。既然這項工作事實上制約了我們的“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刻化和系統化，我們現在就得設法疏通渠道、拓寬工作領域、加大工作力度，系統地引入和翻譯相關著作和外文期刊的相關專題性論文！比如《評論》、《新左派評論》、《今日馬克思》、《國際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紀實》、《激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每月評論》等期刊上的相關文章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和譯介。此外，在繼續關注沃勒斯坦、阿瑞吉、阿明等學者的著作的引入和翻譯時，還需要加大對其他代表人物的著作的引入和翻譯工作。如果這項工作做得不系統、不深入，那我們的深刻系統性研究就成了對空放炮。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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