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若干理論難點探討

鄭彪

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日就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研究進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請注意其中“研究”二字。胡錦濤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深刻認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著眼于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更加積極主動地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為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1）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提上中樞議事日程，也為學術界提出了研究任務和課題。研究這種重大理論問題、前沿問題和敏感問題，難度很大，但又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基本矛盾所無法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多年來缺乏研究，所以現在成為亟待研究的問題，也是難題。難的方面很多，這里只就理論上的若干難點做一點探討。

一、關于研究方法與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界限

第一個理論難點，是使用何種研究分析方法。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社會學方法，對1979年以來三十年中國社會各階層狀況進行研究分析，有所成就。但是學術界一般不再使用階級分析方法，使得其研究成果不能充分反映三十年來在國際國內各種思潮、商潮和政潮條件下發生的巨大變化，特別是不能正確反映和認識社會分化和黨情變化，所以對許多問題研究的視野不夠開闊，開掘的深度受限，說服力不強，對政策的指導有利有弊；特別是由于這種方法回避社會基本矛盾，其研究成果在宏觀上缺乏明確的方向性。

人民內部矛盾是相對于敵我矛盾稱，兩者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一對矛盾。所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前提是需要劃分兩種矛盾的界限，否則容易混淆兩類矛盾，既難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難以正確處理敵我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首先要求從理論上認清，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982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是指在哪些范圍內“長期存在”，在哪些條件下“有可能激化”？階級斗爭“激化”了以后，對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有何影響，會不會影響“經濟建設為中心”？如果戰爭臨近，國民經濟必須提前轉入戰時軌道，社會主要矛盾是否會發生變化？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需要未雨綢繆。階級斗爭既然“長期存在”，理論上應當如何認識，實踐上如何應對？對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的歷史經驗需要記取，對現實中存在的階級分化、階級矛盾和必然存在的階級斗爭需要面對，特別是近年來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的階級斗爭實際上已經相當激烈，對此理論上長期不做出回答，不僅容易助長“階級斗爭熄滅論”，而且實際上是長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志氣，滅黨和人民的威風。在帝國主義包圍條件下，放棄階級斗爭，任憑人家斗我們，顯然也不行。2010年9月筆者有幸親聆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的報告，他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當前的許多論述根本不提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變相宣揚階級消亡和階級斗爭熄滅，這是不正確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哪些范圍？首先，在政治思想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存在，這是很明顯的，毛澤東早已指出過了。現在在我國很時髦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普世價值思潮．．．．．．還有六四風波、西山會議、零八憲章等事件，不都是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領域的表現嗎？其次，在經濟領域，不僅在私有企業中，存在著勞動和資本的矛盾，勞動人民受中外私人資本的盤剝壓榨，此起彼伏的勞資糾紛；而且在某些異化了的國有企業中，隨著工人階級重新地被雇傭化，也可以看到高管階層與普通職工的對立。如果政治經濟學回避對中國新資產階級客觀存在的兩面性做科學的分析，只講他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的積極一面（這是對的），不講他們具有剝削性的一面，甚至回避‘新資產階級’的名稱，那還稱什么科學？客觀地分析初級階段中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事情。不錯，我們需要社會和諧，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性質是非對抗性的，它的解決不需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采取劇烈的階級斗爭方式，而是可以依靠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力量，在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得到解決。但是如果根據這一點，就淡化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默默地變相地宣揚階級消滅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這種理論只能掩蓋和縱容別人明目張膽地不斷地發動對勞動人民的階級斗爭，并使得代表勞動階級的共產黨在這種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面前陷于被動無力的地位。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嗎？但愿不是。”（2）這種高屋建瓴的理論分析，這種義正詞嚴的學術正氣，這種黃鐘大呂般的學者聲音，在中國學術界已經久違了。

但是，其中似乎也不是沒有可商榷或可補充之處。例如說“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性質是非對抗性的”，應當是就總體上而言，是“非對抗性的”，這是因為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公有制占主體，代表人民利益的執政黨通過國家政權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和整個經濟基礎包括分配格局，控制上層建筑，特別是牢牢地掌握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領域的主導權，等等；如果不是這樣，特別是在多元化所有制結構必然導致中外資本主義所有制及其生產關系的發展和新資產階級產生和發展，在一定條件下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可能激化，而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具有對抗性的一面，這在理論上是成立的，在實踐上如何則不一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別是在當代中美地緣政治博弈尖銳化的國際環境下尤其如此。在這方面，我們黨創造性的歷史經驗是將一定條件下的對抗性矛盾作非對抗性矛盾處理，將一定條件下的敵我矛盾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其理論依據就在這里；當然，歷史教訓也在于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實際上，鄧小平對于改革開放后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也是持肯定態度的。早在改革初期，他就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3）值得注意的是，劉國光同志所使用的“新資產階級”概念，也來源于鄧小平同志的談話，他在九十年代初說，只要“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如今，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劉國光指出“新資產階級是客觀存在”，即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分化出新資產階級和其它階級。所以，當前“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需要使用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方法之一的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研究中國社會的矛盾，劃清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否則理論上說不清楚，“正確處理”的政策也缺乏依據，實踐效果不免打折扣，搞得不好，還可能事與愿違，混淆了或激化了矛盾。至于這個界限在哪里，如何界定，這個問題很重大，需要專門研究。

二、關于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

當前形勢下，提高內需成為國內外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實踐中發生的這個問題在理論上重新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提了出來。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始終不變的目的是使用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生產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4）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剩余價值生產（不是為了造福于人類），這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很明確，而且“始終不變”。社會主義生產也不會沒有目的，過去是將其概括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中。一個社會生產的目的決定于該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了生產目的是剩余價值生產；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者成為社會主人，生產出來的產品歸全體勞動人民所有和享用。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全體人民（包括社會和個人）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1978年以前，主要由于為國家工業化籌措資金，不得已長期實行高積累低消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慢，甚至停滯。改革開放以后，調整了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大力發展經濟特別是消費品生產，有效地改善了城鄉人民的生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理論界實際上否定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存在，認為是斯大林僵化的教條主義，又歸結為“左”的錯誤，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也就不再提了。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這樣一來剩余價值和利潤，原本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一個東西的兩個名字，在新時期似乎變成了兩個東西，資本主義企業生產的利潤也被賦予社會主義性質。這樣一來，“一切向‘錢’看，不能向‘錢’看，就不能向前看”的思潮大為流行，而且有了理論依據，市場經濟大潮涌起，在理論上資本主義生產目的與資本主義生產目的的研究已經不合時宜，而且也難以進行，實際上被放棄了。

另一方面，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產權理論流行，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日益“國退民進”，公有制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已經降低到目前的1/3以下。在這種條件下，一個時期以來（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在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和GDP高速增長的同時，整個社會出現一種強大的持續的經濟沖動，“發展是硬道理”在實踐上，在一些干部那里似乎變成了“發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不存在的”（套用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一句話：“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不存在的”），看起來是為生產而生產，表現為為GDP而生產，為出口而生產也就是為滿足外國需求生產，甚至為烏紗帽（政績）生產；而在企業層面，完全是為利潤而生產。在占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中2/3左右的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來說，為利潤也就是為剩余價值生產，完全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對于在國民經濟中影響力越來越大的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的資本來說，既能攫取壟斷高額利潤，又為西方國家的市場生產廉價商品，更是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的事情。

由于近年來我國大部分GDP是由非公有制經濟生產出來的，所以在現實中，無論從微觀層面還是從全社會看，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似乎完全失去意義。事實并非如此。

資本主義生產追逐剩余價值亦即利潤最大化，利潤最大化要求市場最大化，所以要向全球市場擴張；市場最大化要求需求最大化，需求不足就要用凱恩斯主義的通貨膨脹政策刺激，就要寅吃卯糧；不僅吃自己的卯糧，而且要吃中國人的卯糧。生產最大化，而需求不能最大化，就會發生產能過剩，到一定時候就要發生經濟危機。這原本是資本主義生產目的，也就是剩余價值規律決定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理。現在的問題是，近年來，一方面，由于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過大，也就是為國際市場的外需以及為追求利潤生產過多；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強資本、弱勞工的分配格局形成，在這種條件下世界經濟危機發生，近年來我國產能過剩、內需不足的問題日益突出。這是與解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確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即社會主要矛盾的要求，不完全適應的。所以，產能過剩、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需要從解決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深層次去尋找，才能治本。劉國光同志說：“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是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欲望，還是指有購買能力的需求？如果是前者，即主觀欲望，那么社會生產總是趕不上欲望的需要，由此推動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前進。如果‘需要’是指后者，即有購買能力的需求，那么社會生產和人民消費需求的關系，就要看是什么社會制度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效需求的關系受到資本經濟基本矛盾的制約，人民有效需求總是落后于不斷擴大的社會生產，因此常常發生生產過剩并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制度，再加上有計劃的調節和綜合平衡，一般不應發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問題。但在過去傳統計劃經濟下，因大鍋飯、軟預算體制，導致短缺經濟現象，往往出現有效需求過多而生產供應不足。這是傳統計劃經濟的一個缺陷。但無論如何社會主義社會一般不應發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的與社會主義本質宗旨相扭曲的現象（如果發生了，就可能是社會生產關系出了問題——引者）。問題在于，現在初級階段還不是完整的社會主義，除了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外還允許私企外企等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就滲透到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經濟中來，發生局部的生產過剩和內需不足的問題。”（5）生產過剩，需求不足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特征，在我國是局部現象。劉國光同志的這段論述，將這個問題的根源提到社會經濟制度層面考察，而且歸結到“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制度，再加上有計劃的調節和綜合平衡”等原因，論點雖然沒有展開，但是細加分辨，其實已經相當明確。這方面近年來程恩富、何干強教授等學者也強調，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結構，而主要不在分配和再分配領域。此外，過去說資本主義重視價值和剩余價值，社會主義重視使用價值，這個觀點被作為“左”的教條放棄。現實表明，已經走向反面，全社會片面追求利潤的結果，已經使許多商品已經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實用價值，例如食品安全問題導致許多食品喪失了至少部分應有的使用價值。這實際上是長期無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忽視使用價值所受到的懲罰，是經濟規律的一種客觀作用的反應。實際上，由于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這種商品（使用價值）的生產者也受到懲罰。結果是社會財富受到損失，最終還是消費者承擔。

隨著近年來國內外經濟形勢日益復雜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與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這些問題一起，又由實踐提了出來，重新引起人們關注。這些問題在理論上解決起來，其實并不是特別困難，主要障礙在于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已經造成政治困難；如果這些障礙能夠克服，實踐上逐漸解決起來，是完全可能的。

三、關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

一個事物的本質，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決定該事物性質、面貌和發展的基本屬性。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剩余價值，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剝削和兩極分化。換言之，決定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的是這個社會制度所固有的，決定該社會制度性質、面貌和發展的基本屬性，即生產關系。所以，馬克思主義考察社會制度的本質，例如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從（與生產力相聯系的）生產關系方面著眼，而從生產力著眼，如考察其“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則資本主義之于封建主義，社會主義之于資本主義，都表現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相對先進社會制度的“共同特征”，由此難以區別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所以，還是要從生產關系來界定不同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

問題在于，這種說法雖然正確，但正如劉國光同志所指出的，“不能完整地解釋鄧小平1992年南方講話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鄧小平那次講的社會主義本質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生產力方面的特征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生產關系方面的特征是‘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生產關系方面的社會主義特征確實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等社會制度的特征。而生產力方面的特征則不能這么說，因為其他社會制度成立初期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6）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根本主旨在于，第一，中國的生產力發展還太落后，所以“發展是硬道理”，必須加快發展；第二，更為重要的是重新啟動經濟改革，特別是在蘇東劇變的國際背景下。在當時條件下，這樣講有其必要性。試想，如果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發展和改革，到南方講話時中國已經達到今天的發展程度和水平，鄧小平就可能不會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生產力標準作為確定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根本任務的說法，而可能是更加強調“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即更加強調生產關系。這樣講是有根據的，因為鄧小平從生產力角度講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據查只此一例，而“他大量講的是社會的‘性質’、‘原則’、‘兩個最根本的原則’、‘最重要的原則’‘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概括起來一個是公有制為主體，一個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他反復地講這兩點，而這兩點同1992年南方講話所談的社會主義本質的生產關系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

“鄧小平之所以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本質、性質原則中的生產關系方面的東西，就是因為不同社會制度相區別的本質特征是在生產關系方面，不是在生產力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來研究生產關系；著眼于完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在社會主義本質的研究和闡述上，主要的功夫應該下在生產關系方面，強調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在于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它的根本原則在于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7）這樣一講，理論上就清楚了。問題還在于實踐上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多種經濟成分條件下，不僅不能消滅剝削，而且實際情況是是大力歡迎剝削，惟恐受不到剝削（找工作困難），剝削有功、有理，而且理直氣壯，不僅經濟上剝削，還要精神上、政治上壓迫，如富士康等現象普遍存在，這些現象都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不相容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概括了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的特征，包括初級階段。但是由于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使得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在理論上與初級階段實踐的矛盾顯得格外突出，特別是出于維護“發展”這一硬道理，于是理論工作者逐漸從不甚愿意研究生產關系，發展到很不愿意甚至在實際上拒絕研究生產關系，理論經濟學者熱衷于研究生產力經濟學，近年來又興起“生態經濟學”、“低碳經濟學”等等，這些研究固然重要，但個中原因，與有意無意地疏遠“生產關系經濟學”即政治經濟學這門最基本的基礎理論經濟學并非無關。

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由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決定，這樣講的前提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全社會占統治地位。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多種經濟成分條件下，更需要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占主體地位，這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不僅如此，還要求執政黨本身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正確。否則，就將可能如毛澤東所說的和蘇聯經驗所證明的：“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歸根結底不是生產力，而是一種生產關系。按照列寧在蘇俄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思想，“小生產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何況現在許多外資和內資都是資本主義大生產？列寧用“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這樣的狀語概括“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速度，前些年有學者認為沒那么嚴重，實踐證明列寧更敏感，更尖銳，更正確。劉國光同志指出：“新資產階級已經是客觀存在”，存在多久了，他沒有說。其實，新資產階級產生是早晚的事，而且將長期存在，這本身并不可怕，問題的關鍵在于政策，在于執政黨能否駕馭全局包括資產階級，使之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同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主導地位的這個本質特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所謂具體，主要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條件下體現市場與計劃內在有機統一要求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以及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基礎上的按勞分配為主與按要素分配合理結合的分配制度，這三個具體方面支撐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這三個方面改變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制度就起了變化，就需要調整和控制到合理的限度之內，“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否則，兩極分化、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8）

近年來新自由主義全球性破產、美國金融海嘯和世界經濟危機，自由主義的水晶球失靈，由此引發的全球政治覺醒將馬克思主義包括政治經濟學重新推向時代浪潮的風口浪頭，正在全球范圍內成為21世紀的顯學。在我國，多年來發展和改革積累的問題和矛盾，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出現的許多問題和矛盾，其深層根源多屬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實踐的浪潮重新將政治經濟學推向時代的前沿，日益成為顯學。在這種國際國內形勢下，調整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鞏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客觀條件日益成熟，對于諸如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以及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等這些過去一度被忽視、被排斥、被邊緣化的實際上卻是關乎黨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全局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被重新提出，中央更鄭重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這些都表明實踐發展對政治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理論需求。

注釋：

（1）新華社北京2010年9月29日電。

（2）劉國光：《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四期。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

（4）《馬恩全集》第26卷第2冊，1975年版，第625頁。

（5）劉國光：《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四期。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此文寫于2010年10月，首次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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