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類使命和國際定位

近年來，隨著世界格局的急遽演變和中國地緣政治地位凸顯，如何正確地確定中國的國際定位，日益成為一個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關系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2011年圍繞這個問題在國內引發激烈的爭論，并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絕非偶然。

一、中美地緣政治關系的雙重性質和中國的人類使命

地緣政治關系和矛盾是一種客觀存在，像美國、歐盟、俄羅斯和中國這樣大的地緣政治主體和地緣文明體，其地緣政治條件決定了他們只能做世界大國、強國，如果做弱國，遲早會解體和消失，歐盟也正是由此而生，為此而東擴，現在又在南擴北非；與此相聯系，地緣政治大國也必須承擔較大的人類責任，如果自私自利，一意孤行，“以天下為芻狗”，甚至以人類為敵，也必然會加速衰亡。

（一）中美地緣政治關系的雙重性質

在世界主要大國中，中國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最為突出，發展很不平衡，總體上是最窮也最不發達的國家。正如胡錦濤同志所說，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無論是規模還是復雜性，都是世界所罕見的。”（106）胡錦濤：《堅持開放合作，尋求互利共贏》，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1月23日）中國即使發展順利，也要到2049年才能夠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國自己的事還忙不迭，根本無意問鼎世界，更無意挑戰美國，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別人并不這樣想。美國認定，中國擁有獨特的文明和價值體系，又有獨立的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和核武器體系，因而擁有成為世界領袖的一切潛質(布熱津斯基語)。美國口頭上也支持中國發展，但是實際上認定，中華復興就是挑戰美國霸權。中美是隔太平洋相望的兩個全球大國，后者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前者被認為擁有成為世界領袖的一切潛質，而且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強，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和影響確實在提高。地球似乎愈來愈顯得擁擠，但是中國難道沒有發展的權利？最近美國發表《中美：騰飛的龍和流血的鷹》的文章，題目很吸引眼球，文章說，中國的迅速發展“使美國陷入非同尋常的兩難境地”。(107)（轉引自《環球時報》2011年5月23日）“兩難境地”是一個委婉的和迷惑人的提法，其實美國早就確定并始終毫不含糊地實行其對華地緣政治戰略。廖子光先生說：“美國的地緣政治目標是“通過‘和平演變’將中國引向前蘇聯的悲慘道路，使中國內部分裂并走向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按照戰后美國霸權下日本和德國作為附屬盟國的發展模式，使中國向新殖民主義開放。”他還說：“雖然反恐戰爭吸引了其大部分注意力，但美國仍繼續將中國視為其主要的威脅和敵人。那些否認這一基本事實的中國決策圈人士將為其白日夢付出高昂的代價。”(108)（（美）廖子光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戰爭 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頁）廖子光先生的話很尖銳，雖然使某些人難以接受，但卻道出了一個嚴峻的歷史事實，至于他說“否認這一基本事實的中國決策圈人士將為其白日夢付出高昂的代價”，最大的代價莫過于某些迷信和追隨美國及其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教條的官員和學者失去了他們的頭上曾經十分耀眼的光環，并正在失去在日益嚴峻的現實面前日益覺醒的廣大人民群眾、黨員、干部、知識分子的信任。

一個時期以來，中美關系成為影響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動的最具決定意義的雙邊關系。

長期以來，美國“將中國視為其主要的威脅和敵人”，美國這樣做，雖然無理，甚至蠻橫，但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并非完全沒有地緣政治依據。這是因為中美兩國的地緣政治關系或稱矛盾客觀地具有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的雙重性質。如果將中美關系看做零和博弈，而且形而上學地看，且雙方處理不好，則在現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格局）中，美國和中國各自的地緣政治地位和發展態勢決定的對抗性的一面就可能會上升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因為如此，所以無論中國如何宣稱“不爭霸”，“不當頭”，都不能單方面改變這一關系和矛盾對抗性的一面。而且，無數事實都已經證明中美關系的這種對抗性是一種無法否認的客觀存在；特別是有人一定要將這種對抗性變成現實性，將對抗強加于中國，這也是一個無法否認和中國必須正視的事實。但是，如果將中美關系看做正和博弈，而且雙方對此都加以辯證積極地理解，明智合理地加以調整，則中美地緣政治關系具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就會上升，或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現在無論中美雙方，還是國際上都有許多人認為，中美關系（包括中西關系）并不注定要走向對抗，這種說法實際上不排除兩者走向對抗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中美關系和矛盾客觀上存在對抗性一面的反映，而“并不注定走向對抗”，恰恰說明其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在理論上揭示中美地緣政治矛盾的這種雙重性質，有助于更好地認識和處理這個矛盾。這里可以運用毛澤東關于對抗性矛盾可以作非對抗性矛盾處理的辯證思想和政治智慧，當然這需要雙方共同創造條件，也是雙方共同的利益和責任所在。將中美地緣政治關系的對抗性轉化為非對抗性，不是中國單方面的需要，而是雙方共同的需要，更是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需要。所謂需要雙方共同創造一些條件，總體上就是順應全球地緣政治形勢的發展趨勢，首先美國需要改變長期以來對中國實行的僵化的戰略和政策，應當承認中國作為世界大國所應當擁有的地緣政治空間和利益，合理地調整雙方的利益，促進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良性發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不久前布熱津斯基隨同希拉里訪華提出中美進行地緣政治合作，既然如此，美國就應當廢除《對臺關系法》這個明顯干涉中國內政的惡法，以示誠意。但是如果美國堅持其僵化的對華戰略和政策，而中國又絕不可能放棄中華復興的地緣政治目標，為此甚至不惜付出民族犧牲的代價，則中美之間地緣政治矛盾上升為對抗性矛盾，也是完全可能的，對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僥幸心理。如果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認中美關系有對抗性的一面，一廂情愿地訴諸和平發展，幻想不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或者以為只靠單方面對外輸送利益就能換取和平發展，甚至不惜以獨立自主換和平發展，都只能斷送中華復興，并導致難以估量的嚴重后果。

（二）   兩大使命和現階段中國地緣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

第一個使命是人類使命。中華民族作為人類最古老的和持續發展至今的，也是對人類有較大歷史貢獻的文明體、地緣政治主體和國際政治主體，注定要承擔非同一般的重大使命。

早在春秋時期在孟子就開導當時的各國諸侯精英（后來融匯成中華民族）要認識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表明中國先賢對此早有文明和政治自覺，后來有“大同”理想，到20世紀又接受馬克思主義，將民族獨立解放斗爭、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融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正因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追求的志向高遠，“天下為公”深入人心，崇尚正義成為優秀的政治文化傳統，所以能凝聚人心幾千年，歷經劫難而終能打不散、擊不垮。近代以來中國落后了，但是民族的雄心壯志并不稍減。孫中山先生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期間曾經說：“中國對世界究竟要負什么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這段話說在100年前，人們會想，孫中山真不愧“孫大炮”的外號，中國的命運還在未定之天，還說這種不著邊際的話。可是這句話放在今天來讀，與十七大報告“秉持公道，伸張正義”，其實是一個意思。這是中華文明的理想高遠，古今一貫的表現，與爭不爭霸沒有關系。另一方面，中國是文明古國，世界大國，注定不能作弱國（做弱國注定被欺負，最后被肢解）；而作世界強國，就不能作自了漢。對此，當代日本的智者其實是很服氣的。竹內好先生說：“我在戰后重讀《三民主義》時，被以前忽略的這一節打動了。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國家（孫文認為中國成了多數國家的殖民地，其地位在殖民地之下，故自稱次殖民地），在國際政治中，長期沒有得到獨立國家的待遇，但自己所把握的理想卻是這樣的高遠。這不是真正標志又是什么呢？”（109）（（日）竹內好：《近代的超克》，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91頁。轉引自呂正惠（臺灣淡江大學中文系）：《中華文化的再生與全球化》，中國葉盛陶研究會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與評論》，第一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8頁。孫中山演講文也自此轉引）中國共產黨能夠在20世紀的中國成就偉大的事業，馬列主義能夠實現中國化而在20世紀西方傳入中國的數不盡的近代思潮（據說光社會主義的定義就上百種）中脫穎而出，正因為這個政黨把握的政治理想高遠，不謀私利，所以能“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澤東在新中國還很窮的時候，就說過“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是一種歷史責任，表達了毛澤東內心對當代中國要盡力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愿望、理想，也可以看作是中國這個偉大民族應有的一種人類承諾。改革開放以來流行“非毛化”思潮，對毛澤東的外交理論和實踐有各種非議，不盡公道，甚至有人對毛澤東的理想主義進行人格攻擊，殊不知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站得高，看得遠，歸根結蒂還是心中有高遠的人類理想，馬列主義的水平很高，傳統文化的根基很厚。近年來隨著國際形勢的急劇改變，毛澤東在幾十年前的外交理論和實踐的地緣政治意義又日益凸顯，豈是偶然？歷史再次證明，改革開放也必須堅持高遠的人類政治理想，不僅比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高遠，而且比中華復興還要高遠，因為從地緣政治學看，更不必說從馬克思主義的高度，其實兩者說明了同一個道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有色人種）和被壓迫人民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

現在的一個問題，是需要劃清兩種國際責任的界限。上述講的是一種真正的人類責任，而近年美國等西方國家追著要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包括試圖將生態環境問題作為地緣政治工具（如二氧化碳排放限量和“炭幣銷售計劃“等）迫使發展中國家就范，本質上是維護西方霸權的利益。而“Chimeirica(中美國)”的“G2”模式無非是重復“美蘇共治”的故事，是要中國當一個美國之下的次級頭領，相當于要中國做“全球董事長助理”。比起當年玉皇大帝封給孫悟空的“弼馬溫”，應當說這頂烏紗帽的品級要高得多，對某些西化派人士頗有吸引力，據說是“做好低端也不錯”，表現出內心缺少理想。可惜中國志不在此。子曰“君子不器”，就是說君子以謀道為理想，故中國自古崇尚“天下為公”、“以身殉道”的圣賢，有天下大同的高遠理想，現代叫共產主義。古人尚且如此，當代中國人更不能以小器局自限前程。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領袖是從實踐中產生的，不是自封的。一方面，領袖不是自封的，另一方面，也不是一味堅持“決不當頭”所能回避的。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不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游說列國君主行仁道，沒有成功，但是他這種政治思想相當卓越，激勵了古今無數仁人志士成就事業。新中國成立以來，重新建立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的國際形象，甚至急公好義，經常超出國力，自覺地承擔了許多國際責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仍然堅持將本國人民的利益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自覺地承擔了許多國際義務。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做出了不小的犧牲，而中國并不富裕。現在美國如此“抬愛”中國，要中國多負“責任”，而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更多有期待。薩繆爾森曾經說：國際社會歷來對中國有特殊的興趣，如果中國能夠成功地在如此貧困的地區消滅貧困，“就會成為世界左翼運動的榜樣”。與此相聯系，他還說：“馬克思主義價值太大，不能聽任馬克思主義者支配。”（110）（轉引自吳易風：《西方經濟學家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烏有之鄉網2008年3月1日）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性破產，馬克思主義在全球卷土重來。一個時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增長以及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迅速擴大，國際上對中國寄以厚望，充滿了政治期待。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世界嚴重經濟危機以來，全球形勢日益嚴峻，這種期待不僅更加迫切，而且愈來愈直率，有時表達得相當嚴肅。例如保加利亞經濟學家彼得洛夫說：“我們目前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么中國在未來成為世界領導，帶動和保護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并開展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最終建立其全球社會主義體系；要么失掉這個機會，那么21世紀的后五十年全球將形成寡頭政治體系獨霸的局面。”（111）（（保）科依楚·彼得洛夫：《2008年金融危機與中國時代帶來的好處》）這是一種世界左翼思潮的表達，也代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一種國際定位，字里行間也透著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命運前途的一種判斷：中國如果“失掉這個（成為世界領導）機會”，則“21世紀的后五十年全球將形成寡頭政治體系獨霸的局面”，中國的命運將如何？彼得羅夫沒有明說，但是暗含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類似的表述還有許多，有的從人類文明轉型角度，對西方文明動力的枯竭深表失望，寄希望于中國參與引領人類走出危機；還有的是從全球地緣政治角度出發，認為讓中國發揮更大作用是抑制美國霸權的需要。用著名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的話說：“以一種不同于美國的方式，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中國的歷史使命。”（112）（（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中文版前言，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國際輿論認為，實現中華復興，將反轉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國就是21世紀人類的摩西，人類社會則有望擺脫危機，贏得未來。如果聽從美國人的甜言蜜語，搞什么“G2”，則中國難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如果這種慘劇真的發生，則不但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而由于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將失去最后一根最有力的支撐，終將徹底塌陷，撒旦終于可以贏家通吃，于是不獨有色人種的末日來臨，整個人類社會也將迅速沉淪，地球將成為遠古的荒漠。近年來諸如此類的國際思潮影響日益廣泛，表明人類社會已經將國際責任的重擔放在中國肩上，也是對中國的一種全球地緣政治定位。

第二個使命是中華復興的民族使命，這是由近代史提出來的，也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幾代人前赴后繼所致力的一個偉大事業。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大幅提高，中國人的自信愈來愈強，中華復興的口號也愈喊愈響。對此，世界各國多樂見其成，國內更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萬眾一心，但是也有雜音，一些西化派學者專門“拿祖宗開刀”（唐德剛語），實為幫洋人對中國擺“烏龍”；更有人提出甘愿給美國人“當孫子”，其實是只知己不知彼：美國人不需要中國人當孫子，而需要你“消失”；更有極少數人，唯恐天下不亂，似有某種狂疾，公開發表瘋狂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激起公憤，遭到人民公訴，實際上是在政治上將自己定位為某種急了會跳墻的動物；當然瘋狂的總是少數，一般西化派也是綏靖派多自稱為反對“情緒化”的理性人，有的還公開主張“再容忍美國一百年”,(113)（《參見《再容忍美國一百年》，（美）喬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寧娜譯：《未來100年大預言：21世紀各國大派位》譯序，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也有不少人糊涂：奔小康就得了，干嗎老喊中華復興，惹別人不高興？其實一些人不懂，中華復興乃是由中華民族至少七千年的文明史（114）(20世紀70年代何炳棣先生根據半坡遺址、仰韶文化確定中國文明有七千年歷史，西方有說中國萬年文明史的，近年來考古學新發展已經將中國文明是大大提前，“五千年文明史”的傳統觀點已被突破。此處筆者為穩妥起見，姑采何說），特別是1842年以來淪為半殖民地以來的歷史決定的。中華民族需要恢復歷史上屬于自己的民族尊嚴、國際地位包括在東亞和世界應有的地緣政治地位，這是中華民族作為人類唯一存續發展至今，而且對于人類歷史做出過卓越貢獻的的文明體和國際政治主體的正當權益，也是百多年來中國人民浴血奮斗、前赴后繼所爭取的偉大目標，還是中華民族的安全、福祉和命運所系，更是20世紀以來任何一個中國政府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執政合法性的來源，是一種執政黨對歷史和人民無條件的“政治背書”。歷史證明，誰干不了這個事業、承擔不了這個歷史責任，誰就得下臺，因為前人和歷史不讓，人民不讓，民心黨心軍心不讓。中華民族自古追求正義，深入族心人心，所以百多年來，連遺臭萬年的袁世凱早年也是一個卓有政績的民族主義者（例如他在朝鮮平亂的那段政績成為后來在政壇竄升的“資本原始積累”），舊軍閥中也不乏民族主義者，中國近現代史上再王八蛋的人，也沒人敢公然反對中華復興。歷史上賣國者有之，但都是偷著賣，惟其偷著賣，所以“見光死”，如袁世凱的“二十一條”和汪精衛客死日本。國民黨也曾聚集了許多民族精英，早期也曾朝氣蓬勃，中華民族獨立，也由于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國民黨是在抗戰期間如日中天之際，由于最高層帶頭腐敗而迅速衰落，敗走臺灣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勇敢擔當起帶領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使命。為了完成這個歷史使命，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無數革命先烈獻出了寶貴生命。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繼續承擔好這個歷史使命。”新中國成立六十二年，能有今天在全球舉足輕重的地緣政治地位，中國共產黨對歷史交出了一份雖不完美但仍然成就相當偉大的答卷，這是一個任何人也無法否定的基本歷史事實。但是，中華復興剛剛起步，任重道遠，按照中央戰略部署，到建國一百周年即2049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可以認為復興大業初步完成，要說實現中華復興偉業，尚需百年左右時間。所以，如果有人試圖只埋頭奔小康，放棄大目標，得過且過自己的小日子，實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年來國內外形勢的迅速改變，已經將這種幻想擊得粉碎。

以上中華民族的兩大使命決定了中國的前進道路必然充滿各種異乎尋常的包括人為的荊棘和風險，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必須高揚人類理想，有博大的胸懷，有無私的精神，有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導，做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包括必要時不惜付出民族犧牲，才可能帶領人民群眾為之奮斗，才能不辱使命；也唯有如此，在這個危機深重和布滿兇險的世界上，這個民族自身也才能得以持續生存和發展，才有未來。正是在這里，決定了中國的國際定位。

此外，現在來談中國的國際定位，無疑與現階段的地緣政治形勢有關。什么是現階段中國地緣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請教毛澤東思想。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開門見山地說：“同志們！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我們的黨已經規定了自己的任務。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頁）這里毛澤東講的就是1935年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形勢，歷史通常會驚人地相似，這句話是否可以拿來套用：目前的國際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的形勢，我們的黨應當規定自己的任務。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目前的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要西化、分化和肢解中國，進而要將中華民族和我們偉大的國家從地圖上抹去。這樣講，是否是杞人憂天？顯然不是。但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表述？或有人反對，那筆者反問：近年來美國五角大樓不斷發出對中國的戰爭叫囂，而且熱戰爭確實在向中國逼近，冷戰和各種軟戰爭一直在發生，閣下作何解釋？最近美國空軍參謀長莫里斯少將更公開宣稱：“美國與中國必有一場對決，下一代人同中國交戰的可能性為百分之百。”（115）（《今日香港要聞，神州觀察：中美必有一戰，中國如何應對（on,cc 東方互動 專訊》，轉引自烏有之鄉網2011年6月1日）至于這一代人同中國交戰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多少，他沒說，似乎不到百分之百。這里筆者只是從地緣政治學角度，作為一家之言，提出來探討，聊供百家爭鳴。

近來中樞高度關注世界形勢和格局的急遽變化，學界高層異乎尋常地呼吁加強有關研究，以及2011年4月23日北京高調舉行“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蘇聯解體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包括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一書于去年底今年初先后在香港和大陸公開出版發行，諸如此類的許多事情，都透露出大量重要的地緣政治信息。

二、 確定中國國際定位的兩種思路

國際定位對任何國家都是一個關系重大的地緣政治問題，尤其涉及地緣政治戰略。定位不當，會產生很多問題，特別是決策失當。而且，既是地緣政治問題，就不是自說自話，實際上這個問題存在兩個方面：一是一國的自我定位，二是國際社會對該國的定位。

（一）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兩種國際定位

國際社會對一國的定位，決定于該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帝國主義列強將中國定位為半殖民地，從此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失去地位、尊嚴、影響力和話語權。進入20世紀，西方列強肢解了許多國家，包括奧斯曼帝國、印度、南斯拉夫等國，蘇聯也屬此類。他們何嘗不想肢解中國，但是1900年那次沒能做到，帝國主義不怕滿清政府，但是害怕人民群眾，怕把四億中國人都逼成義和團。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無法實現自己的權益，也是因為中國積貧積弱，被國際社會定位為“東亞病夫”。以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變中國大部為殖民地，終于失敗。1945年中國成為戰勝國，卻沒有得到戰勝國應有的權益和待遇，還是因為中國貧弱而被剝奪了參與雅爾塔會談的權利。1949年新中國建立，在戰后兩極格局中選擇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實際上成為東方的老二哥，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一直有人質疑當時中國“一邊倒”向蘇聯的外交戰略，內心向往向美國“一邊倒”，或以為至少中國采取“騎墻”戰略，可以“坐收兩國之金”，那是書生之見：前者選擇美國，就得走資本主義的依附道路，那是死路，獨立自主是中國百年多來拼命爭取的最寶貴的東西；后者即所謂走“中間路線”，如選擇走印度的道路，但那既不是強國之路。事實證明，向蘇聯“一邊倒”后來也遇到獨立自主問題。在中蘇關系上赫魯曉夫沒有斯大林的馬列主義和地緣政治學高度，缺乏政治遠見，自己不堅持馬列主義，還將自己定位為“老子黨”，不樂見中國發展馬列主義和離開蘇聯模式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也不愿意給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老二哥地位。但是中國一直真心地尊蘇聯為社會主義陣營之首。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說，社會主義國家要有一個“首”，這個“首”，就是蘇聯。他還幽默而明確地說，中國連半個人造衛星都沒拋上天，不能做“首”，意思是中國愿意輔佐蘇聯，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即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進行地緣政治對抗。這里實際上談的就是國際定位。可惜赫魯曉夫國強而志短，又缺少雅量，熱衷于同美國搞“G2”（美蘇共治），從此蘇聯著了美國的道兒，在政治上逐漸走了下坡路，演變到后來，從超級大國地位跌落為二流國家。中國是國弱而志高，雖是愿意輔佐蘇聯，也是由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崇高理想，反映出中國在道義上定位很高。正因為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把握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發展和國際政治進程中的定位，有其高遠的政治理想、重大的人類使命和與此相適應的高超的地緣政治謀略和外交政策，才能在同美蘇兩霸的博弈中高屋建瓴，經過長期不懈地努力，特別在第三世界造成有利的地緣政治形勢，硬是在兩極格局中搞出一個“大三角”，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第一次貧而不弱，終于能“挾泰山以超北海”，到20世紀70年代以中美蘇大三角中最弱的一角，因勢利導，借力打力，一舉改變了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弱勢地位，為贏得后來開放改革的新局面打下堅實的基礎。著名俄羅斯經濟學家波波夫教授最近說，改革開放是錦上添花，中國今天的成就都源于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郎咸平教授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果換到非洲，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所以毛澤東的偉大不可想象。這兩人說的都是同一個道理。這是因為毛澤東自覺“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這既符合馬克思主義，也符合中華民族的歷史地位和大同理想，也道出了中華文明幾千年來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存高遠的人類抱負。這與盎格魯-撒克遜的“美國信念”、“世界政府”及美國地緣文化的“理想”完全是兩路，不可同日而語。對于這段美中蘇大三角導致地緣政治變局的歷史，有海外學者如唐德剛先生津津樂道，說是讀了《尼克松回憶錄》才知道美國謀略如何高超，最后是美國開恩讓中國進了聯合國，還說毛澤東左右開弓，是“山洞外交”，言外之意是說中國支援第三世界白花了許多冤枉錢，如何傻帽，等等，多是書生之見。平白無故，美國會讓中國加入聯合國？殊不知正是由于戰后50-60年代毛澤東思想的國際傳播和中國的外交促成了有利的全球地緣政治形勢變化（不光在發展中國家，毛澤東思想在戰后法國影響了整整一代人，攪得發達國家社會動蕩），毛澤東說，是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毛澤東時代對發展中國家的外援超出了國力，需要引以為戒，但是那些錢并沒有白花，后來得到了巨大的地緣政治回報，而且現在還在回報，至今中國在非洲、拉美吃得開，仍然要感念前人栽樹的恩澤。

這一段歷史的重要啟示在于，隨著國際形勢改變，國家的內政外交戰略和策略隨之改變，完全正確。但是作為中國這樣的地緣政治大國，特別是靠馬列主義指導和人民群眾抬上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不能丟掉高遠的人類理想和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更不能失去人民群眾的擁戴，“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國際形勢變化，身段可以放低，但是理想絕不能放低，所謂革命黨與執政黨的區別，不是理想和主義的區別；所謂建設服務型政府，不是事務主義和福利主義，不是見小利而忘大義。這樣講，絕不是唱高調，而是由于高遠的人類理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包含著中華民族與人類利益相一致的地緣政治利益：現在全球的的地緣政治形勢的特征分明是，中美地緣政治博弈的結果不盡關乎中華民族興亡，而且直接決定21世紀的世界格局和全人類利益和前途，上述國際有識之士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首先，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且不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如何使其成為科學，就是從地緣政治學上看，也由于社會主義可以凝聚人心，得道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可以改變地緣政治形勢和格局，20世紀馬克思列寧主義能翻轉世界格局，道理在此；中國革命成功的道理在此；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思想能攪得發達國家社會動蕩和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浪潮洶涌，使得美國白宮寢食難安，迫使尼克松總統聯中制蘇，道理在此；就是今天，黨的十七大以來重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道理也在此。從兵法上看，也是這個道理，幾百年來西方占盡先機，資本主義已將世界格局鎖定，后發國家走資本主義老路，就是依附道路，永無翻身之日，所以只能反彈琵琶，出奇制勝。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就是出奇制勝，從馬恩發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抗國際共濟會（國際資本家聯盟）運動，到20世紀的列斯毛，都是以理想對抗理想（以共產主義對世界政府），以主義對抗主義，以制度對抗制度，后來形成20世紀全球地緣政治對抗的兩極格局，也就是全世界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包圍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地緣政治格局。20世紀90年代兩極格局傾覆，并非是資本主義的勝利，現在來看，實際上是兩個體系都崩潰了。但是經過近20年的全球變局，特別是經過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這場1825年以來前所未有、空前深刻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社會主義作為人類唯一康莊大道的道理，卻更加彰顯。所以，當前出現了全球地緣政治形勢有利的轉機，美國已經坐在國外交困的火山口上，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離開馬列主義和地緣政治分析，認識不到這一實質），如何抓住時機，因勢利導，關鍵在于相信和發動人民群眾，“喚起工農千百萬，齊聲喚”，人民群眾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一切問題都好辦了。國際國內都是如此，毛澤東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其中，僅得其下；取法乎下，其下下矣”，《易經》、《論語》和《孫子兵法》都有這個思想，是中國傳統智慧，也表明理想這東西，看似虛空無物，其實包含實實在在的內容。法，這里指規范、準則，人類理想也是一種規范，世界大同現在叫社會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最高的社會規范（因為世界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和體系久已行不通，已經在崩潰），其中包含人類正義、社會公平、普遍福利、安全保障、個人全面發展等等實在的具體內容。一個共產黨的執政黨，一旦放棄高遠的政治理想，必然降低追求的目標，最易陷入“土豆燒牛肉”（各國的文化不同，表述也不同）一類庸俗的經濟主義，就是“取法乎下”，在西強東弱的地緣政治格局下，或遲或早，必然垮臺，這方面前蘇聯的殷鑒不遠。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實現中華復興偉業的一個階段性目標之一，不是庸俗的經濟主義。共產黨尤其是政治上層建筑的核心，是靠馬列主義指導的，是靠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支撐的，意識形態崩潰共產黨就崩潰，赫魯曉夫背叛了馬列主義，在國際上放棄共產主義理想和目標，在國內搞什么工業黨、農業黨，用經濟主義逐漸抽去了黨的政治靈魂，一個在20世紀世界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生氣勃勃的布爾什維克黨轉眼蛻變成了一個名利場，也就一兩代人的功夫，終于紅旗落地，亡黨亡國；前蘇聯如此，其它國家也難免發生類似的地緣政治過程，如果名義上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所說：“如果馬克思主義被‘掉了包’，偷換成‘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等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就會改變。”（116）（陳奎元：《信仰馬克思主義，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4月28日）發展到一定程度，即使一些人主觀上想不改旗易幟，也由不得自己了。

前些年美國為了羈縻中國，將中國的發展納入美國利益的軌道，已經給中國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近年來又提出“中美國”、“G2”什么的，都是一個意思，但是最近國際揭露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已經不是一種以中國為首要敵人的定位，而且要“除去”中國亦即沒有中國的存在地位。此外，上文已經提及，國際社會對中國還有另一種定位。當前國際形勢出現有利的轉機，表現在一個時期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期待更加殷切，更加急迫，國際左翼力量明確地對中國提出忠告，也是在為中國定位。2010年5月保加利亞經濟學家K·彼得洛夫的一段話說得很透：“今天中國的問題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以后，特別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要從資本主義的錯誤年代中吸取深刻教訓。因此考慮到后蘇聯時代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和面對的挑戰，現在正是中國結束鄧小平-列寧式的以資本主義手段（列寧所稱的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并開始以社會主義手段，即更加有效的社會主義方式（暗示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的計劃經濟為代表的，在中國則是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強大的國家干預方式——引者）建設社會主義，以便在全球范圍內建立社會主義的主導地位，恰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所發生的變化。只有到那個時候，才能稱之為中國時代。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像杜阮提（Duanty）所描述的一樣，完成偉大的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社會主義變革，并超越資本主義工業時代，將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帶入全球社會主義的時代。我們目前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么中國在未來成為世界領袖，帶動和保護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并開展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最終建立起全球社會主義體系；要么失掉這個機會，那么21世紀的后五十年全球將形成寡頭政治體系獨霸的局面。那就并不是一個新的世紀了，而只是最壞的歷史重現。”(117)（（保））科依楚·彼得羅夫：《2008年金融危機與中國時代將帶來的好處》，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論文集）

（二）中國關于國際定位的兩種思路及其爭論

楊潔篪外長在2011年兩會舉行的記者會上感嘆“中國難做人”，引發海內外議論，可稱為一種當代外交上的一種“中國困惑”。其根源在于中國外交工作的基本思路包括國際定位不夠清晰，現實是中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經今非昔比，但是在國際關系和外交領域，都還沒有為自己找到明確和正確的定位。實際上黨的十七大報告已經給出了中國定位的政治方向和大原則，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包括在國際上“主持公道，伸張正義”，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的國際關系領域受西方理論影響很大，基本上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加以近年來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不夠，未能與時俱進，政治上沒有跟上中央戰略部署，思想上對如何在國際上“主持公道，伸張正義”不甚理解，不甚得力，理論上還停留在跟著美國走的水平，對中國沒有做出正確的國際定位或定位不當，外交戰略缺少清晰正確的政治方向，莫衷一是，政策實踐也就難免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的同時，有一些舉措失當之處，在國內外遭到各種非議。近年來國內外輿論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不少尖銳的批評，有些話說得不大好聽，也不盡公正；也有一些尖銳而中肯的批評，或不那么尖銳而不乏中肯的批評，如說“崛起中的中國形象仍然模糊不清”，“其外交政策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重點”，常常是“微笑與沖動并重”，等等。這些問題都與中國外交工作的思路不夠清晰和國際定位不當有關。一個時期以來，有些學者對鄧小平同志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提出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策略思想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解，甚至加以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自由主義理解，把“韜光養晦，決不當頭”誤當作中國的國際定位并奉為僵化的教條，導致理論和政策上的偏差。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西方理論對中國學界的影響太大，以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領域尤甚，一些有影響的學者長期跟著美國跑，宣揚西方普世價值，2006年某權威雜志竟然以《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的題目赫然以卷首語發表，更以權威的口氣斷言“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其導向倒是清晰的，只不過方向不對。（118）（閻學通：《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2期）這種情況至今沒有得到改變，近來如何確定中國的國際定位，成為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領域的一個熱門話題，也是頗有爭議的話題。

2011年4月13日《環球時報》發表了王緝思教授的文章，從實力定位、地緣政治定位、國家政體屬性定位和國際角色定位四方面論證了中國的國際定位，并將“中國的國際定位概括為以下四點：（1）國力最雄厚的發展中國家，但在經濟發達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軟實力等方面同美國、歐盟和日本還有很大差距；（2）利益和影響迅速向全區擴展的亞洲大國，但并未能在亞洲發揮主導作用；（3）政治體制和價值體系獨特的社會主義大國，正在經歷深刻變革，領土尚未完全統一，受到民族分裂主義的威脅；（4）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受益者、參與者和改革者，同時受到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的制約。（119）（王緝思：《中國是世界第二強國嗎》，《環球時報》2011年4月13日。前幾年他曾提出當代國際政治中“人心向背已經不起作用”的觀點。）該文將實力作為中國國際定位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依據，這是典型的西方觀念，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歷史傳統不符。且該文由實力原則指導提出的四個要點沒有正確地概括出中國應有的國際定位，既不符合人類文明轉型和世界政治潮流，也與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重心東移趨勢的要求不符，從中不僅看不出中國應當干什么，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與西方國家有何區別，除了繼續追隨西方國家，沒有任何新思想，字里行間只透出四個字“中國不行”，而且“樣樣不行”，視野狹隘，毫無中國作為歷史文明古國和世界大國的氣象。這樣定位，恰如孟德斯鳩說中國人“為氣遜而為志柔”（其實是罵中國人既沒骨氣也沒志氣），如此定位，結論恐怕中國只有“再韜光養晦100年”，“再容忍美國100年”，而“有所作為”也就說說而已了。其理論原因在于作者沒有馬克思主義，更不了解中華文明的根本優勢所在，理論上一味追隨西方，實踐上就只能惟美國馬首是瞻。從現實看，由于中美地緣政治矛盾客觀上存在的對抗性一面已經迅速激化，表現為現階段民族矛盾的地位正在上升，有可能發展成為國內主要矛盾（見本書第二章的分析）；從全球形勢看，以為中國靠“韜光養晦”和“容忍美國”還能和平發展100年，純屬癡人說夢。奧巴馬已經說了：“地球（美國）根本受不了”，從國內看，基尼系數實際上已經超過了0．5，目前各種社會政治矛盾也在迅速激化。所以今后這種思路客觀上已經不可行，甚至可以說，按照這種定位和思路，中華復興無望，中華覆滅可期。

正因為如此，近年來海內外對于中國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現狀，甚至包括對外交工作某些方面的批評聲浪開始高漲，學術爭論也日益激烈和公開化并具有政治性。鑒于如何確定中國的國際定位，這個問題的價值和利害太大，太重要，這樣重大的問題，不能任憑西方思潮影響和僅在狹窄的專業圈子里討論，需要有正確的價值導向，百家爭鳴，集思廣益，所以筆者提出以價值引領中國國際定位的基本思路，引起反響。（120）（參見鄭彪：《就“中國難做人”向楊潔篪外長進一言》，烏有之鄉網2011年4月18日）

以價值引領中國國際定位的基本思路的立論，包括三個要點：一是科學正確的中國國際定位，其基本原則和思路要從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發掘，應以中國為本位，在此基礎上借鑒外國（不限于西方）好的東西，不宜一味西求即照搬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二是科學正確地審時度勢，以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和理論深刻地分析世界歷史發展現狀和趨勢，也需要輔之以地緣政治分析，以便知己知彼，科學地認識國際形勢與中國的人類使命和地位，既不躐等，也不畏葸，正確地確定中國的國際定位；三是提出筆者對中國國際定位的基本觀點。

向中國歷史汲取智慧。這里主要是指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中發掘21世紀國際定位的基本原則和思路。

中國是文明古國，也是政治古國，搞政治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特長，說是中國古人的“絕活”，也不過分，因為中國自古創造出價值領先的獨特的政治理論和政治體系，以支撐中華民族幾千年歷經劫難而不滅，還長期引領東亞世界。西方羅馬帝國的滅亡，就在于沒有一套優越的價值體系，后來將從亞洲傳來奄奄一息的基督教尊奉為國教，以為得到一碗續命湯，也未能為其續命。中國人自古不是不爭霸，相反中國先民逐鹿中原，征戰殺伐太久，感到一味殺伐在政治上沒有出路，感到厭倦，加以中國人文化早慧，從夏商周三代的興亡演變中，從長期“春秋無義戰”的政治實踐中“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121）（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1-72頁）逐漸悟出一個真理，就是政治需要有正確的價值引領，需要“師出有名”，這個“名”，就是正義，如此，政治才有出路，否則就只有毀滅。而隨著貴族的墮落，進入戰國時期“下層民間社會所新興的學術思想，所謂中國學術之黃金時代者”，（122）（同上，第72頁）中國的政治思想又得到長足發展而逐漸臻于成熟。《論語》中“政者，正也”以價值判斷為政治定義，實為孔子對中國先民政治經驗的理論概括；又孔子儒學的核心價值是“仁”，與“政者，正也”相一致，互為里表。隨著儒家在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孔子的這個觀念也逐漸為當時多極化的國際社會所接受，后成為中國政治的正統觀念。崇尚正義，是中國價值獨具的政治理論和實踐，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正因為中國政治崇尚正義，中國“政治主于德感與平等，對異民族主與我同化與和平，處處表示其‘大同’之懷抱。此乃先秦學術共有之態度，所由形成中國之文化，摶成中國之民族，創建中國之政治制度，對內、對外，造成此偉大崇高之中國國家，以領導東亞大地數千年之文化進程者。”（123）（同上，第119頁）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一貫認為自己的文明價值為最，比游牧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地位為高，所以不認同外來文化，直到西方發生工業革命，其文化演變成“機關槍文化”（辜鴻銘語），強加于人，中國人也不愿意認同。這也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不如日本那樣快（中國不肯放棄自己的文明價值觀，日本文明則實際上在中華文明的外殼下其價值觀與中國有不同，而與西方文明相近相通）的根源原因所在，更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經劫難而不滅，撲而復起，屢仆屢起，乃至近代以來從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得以翻身解放，獨立自主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起來，以至有今天中華復興起步的局面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以正義（價值）引導政治（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以中華文化凝聚人心，以大群即人民群眾的平安和福祉為政治依歸，以世界大同的懷抱與和平原則與世界各國人民共處。這其實是中華民族顛仆不滅的文明密碼所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大一統政治思想也代表正義和中華民族的大群利益，否則，中國在兩漢以后就不會有從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黑暗和混亂的狀態逐漸自我整合到隋、唐統一的歷史趨勢，秦漢中國早就步羅馬帝國的后塵，完蛋了；也沒有唐朝的富強與宋朝政治雖弱，經濟技術和外貿卻高度發達，達到世界經濟技術的高峰；更可貴的是，兩宋在政治動蕩中竟能取得以新儒學為代表的思想文化上的偉大成就，以至達到中國思想史也是世界思想史的高峰。（宋人長期面臨北方游牧民族的地緣政治威脅，非常清醒：“先震國威，則和戰皆在我；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可惜宋朝的統治階級腐敗無能，“一意議和”，終于亡國）如果沒有這些扎根于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政治根基和各領域不斷與時俱進的偉大成就，中國在元朝以后被落后的游牧文化戕害和統治，也早就完蛋了。滿清其所以必亡，不僅在于滿清政府政治上反動，而且還在于滿清政權在文化上有反動的一面，即表面上實行以中國傳統儒學“順治”，實際上始終以落后的游牧文化凌駕于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上，即使是康乾這樣優秀的滿人，在儒家文化上有很深造詣的滿人統治者，其內心深處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曾國藩為首的一代儒學名臣以拯救中華民族和文化為己任，勉力支撐晚清中國大局和危局，太平天國運動一起，滿清政府早就垮臺了，哪里還有什么“同治中興”？誠然，曾國藩等人政治上反動，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鎮壓農民起義，與之相比，滿清權貴集團更加反動，攻克南京以后，卸磨殺驢，終將漢人排擠出核心政治，愚昧地固守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一小撮滿清權貴集團的利益，終于導致滿清政權垮了不說，中華民族險遭滅頂之災。與滿清權貴集團相比，曾國藩為首的中興名臣代表中華民族利益，表現出一定的民族正義。正因為如此，曾國藩才成為清末民初許多先進中國人的偶像，包括蔣介石、毛澤東等，蔣介石一輩子想學曾國藩作君子不成，毛澤東早年崇拜曾國藩，后來轉向馬列主義。

“德不孤，必有鄰。”（124）（《論語·里仁》）印度是佛教文化的故鄉，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有地緣聯系，更有大義相通，所以能產生對中華文明有高度評價的當代世界文化泰斗泰戈爾。1916年泰戈爾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演講時說：“古希臘的明燈在初點燃的土地上熄滅。羅馬的威力被埋葬在它廣大帝國的廢墟之下。但是建筑在社會與人的精神基礎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國和印度。”著名旅加印度籍華裔學者譚中指出：“泰戈爾以自己的努力與成就而成為第一位獲得西方世界最高榮譽——諾貝爾獎——的東方人。西方殖民者花了幾百年功夫把東方的聲望打入大牢，泰戈爾一夜之間就把它解放出來了。他的著作與言論不但使東方與西方平起平坐，他還能在西方國家的上層社會指手畫腳地用東方文明教訓西方，這對與泰戈爾同齡的中國知識精英是無法想象的(辜鴻銘除外——引者)。泰戈爾這種‘長東方志氣，滅西方威風’的義俠行為大大提高了中印兩大文明的世界地位。”（125）（（印）譚中：《泰戈爾是中印之間的金橋》，《新華文摘》2011年第10期）泰戈爾對近代以來東西方文明有深刻的觀察，他認為人生具有兩大要素：一是power/實力，一是love/愛心，他認為西方文明掌握了前者，東方文明掌握了后者。（126）（同上）泰戈爾的這個觀點完全適用于地緣政治學，原本地緣文化就是西方地緣政治學的重要內容。泰戈爾使用的是英文，這里love/愛心，實際上相當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仁”（兩者不能等同，只是“相當于”，因為西方無仁、義一類的概念，實際上也無法譯成西文），“仁者愛人”表現在人際關系上和國際關系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表現在國內和國際政治上，是“政者，正也”，就是政治要以正義為最高價值原則。可以說，西方地緣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實力，中國地緣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價值（正義），與此相聯系，其核心地緣政治思想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是古往今來東西方兩種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范式。泰戈爾認為西方文化的代表是科學，是機器，實際上是沒有生機，沒有靈魂，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機器的唯一作用在于一種達到目的的運作，在操作過程中認為道德良心愚蠢而不合時宜”。（127）（同上）這個觀點相當深刻，所以當代西方的地緣政治理論仍不脫古羅馬帝國的窠臼，只能導致毀滅。

中國的這個地緣政治思想是古今一貫、一脈相承的。進入20世紀以后，中華民族危機日深，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乃是由于中國人追求正義，因為馬列主義能為中國指明擺脫殖民地命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革命道路，使得孫中山晚年也能服膺這一主義而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當然，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實際上也接受了富民強國強兵的西方地緣政治思想和工業化道路。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跟定共產黨，也是由于共產黨代表正義，能為人民謀幸福，抗外侮，安天下。共產黨和新中國成立本身以及建國初期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都是這樣一種價值定位。因為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符合中華民族的價值定位和大同理想，才符合全民族和人民大眾的利益而不是帝國主義及其附庸的利益，才能救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90年，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以來的62年，走過了極不平凡的道路。百多年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無數仁人志士、共產黨人為之犧牲奮斗的中華復興偉業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頂著來自西方持續巨大的壓力，昂然起步。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一帆風順，走過了不平凡的道路，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義干擾，歷經艱難曲折，但是人民仍然相信中國共產黨，一心跟著中國共產黨，相信“唱紅打黑”為代表正義，而不相信什么西方的“普世價值”和“顏色革命”，更堅決反對在中國重復前蘇聯解體的故事和搞什么“阿拉伯之春”；也是由于中共十七大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且2009年胡錦濤總書記公開宣布“絕不改旗易幟”，2011年兩會期間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公開宣布“五不搞”，這就不僅代表正義，而且堅定了全黨全軍全民的政治信念，人民相信共產黨追求正義就能夠維護國家民族和自己的安全，為人民謀福祉，而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們不能。在中國，正義代表中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構成執政合法性的道義基礎。近年來維穩開支超過國防，是不正常的，也是難以持續的。只有伸張正義，打擊邪惡，保護勞動，節制資本，特別是節制國際壟斷資本，才能從根本上維穩，降低政治經濟社會風險和成本。在國際上也只有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才有中華復興的地緣政治空間。黨的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非常英明，毛澤東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幟豎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知所趨赴。”（128）（轉引自冷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充分展示》，《人民日報》2008年12月23日）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和對外構建和諧世界，都是這個道理。

有趣的是，西方人早就認識到中國政治文化崇尚正義的特征和對西方擁有的道德優勢，16世紀的西班牙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向羅馬教廷報告說：“中國為正義之邦，一切均講正義，為信仰基督的人和地區所不及，且中國人智慧極高，遠勝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視學術”，還說，“中國擁有眾多接觸的人才和高深的學者，他們極為重視學術，并且以為研究學術是一件頂光榮不過的事情。在中國有大學問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權柄的。同依賴中國作學術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樣。”（129）（1552年寫給葡萄牙國王若翰三世的信）沙勿略的觀察很敏銳深刻，中國自古崇尚正義，歷史上重視學術，不僅表現為學術引導政治，而且官員全部出自科舉，學者型官員極為普遍。這方面近代中國黨治多有不如者，不完全是由于社會變遷和動蕩，也由于不重讀書：既然書中已經沒有黃金屋，沒有顏如玉，沒有千鐘粟，干嗎要讀書？歷史反復證明，正義是中國歷史傳統，屬于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社會主義的政治訴求，更是真正的人類普世價值，具有極其巨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影響力，是真正強大的軟實力，也是21世紀中國國際定位的一個基本原則。

這里需要厘清幾個似是而非的認識。老話叫“弱國無外交”，其實不確，惟其硬實力弱，才需要軟實力加以輔助，包括外交上的折沖樽俎；也由于硬實力不夠，才需要外交上縱橫捭闔，搞統一戰線。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有無數這方面成功的事例，晏子使楚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說晚清腐敗無能并不錯，卻也有許多能吏干員，外交上也能出現如曾紀澤這樣杰出的外交家，軍事上能夠有左宗棠收復新疆，類似的例子很多。新中國一窮二白，以弱國對強權，但是敢于舉義旗，抗美援朝一仗打出了中國人的尊嚴和半個世紀的和平，在此基礎上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于是能在國際上建立威望，廣收人心，所以五十年代的外交工作一舉打開局面，而且做得有聲有色。六十年代以后中蘇分裂，中國堅持反帝反修，雖說是左右開弓，一度相當困難，對外援助也超出國力，但是敢于高舉義旗，善于縱橫捭闔并不錯，至今在國際上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尚存，仍是今日中國外交的資產（老本）。1979年以來改革開放，義旗不再高舉，有其必要，但也沒有放下義旗。為此中國在外交領域節省了和平崛起的成本，減少了西方政治的阻力，但是在“秉持公道，維護正義”方面的作為有限，因而在道義人心上也不免失分，特別是在貿易金融等領域向美國和西方輸送利益太多，這個政治經濟外交的大帳算起來得失盈虧如何，也需要認真總結盤點。現在中國又面臨嚴峻的國際形勢，也是縱橫捭闔的大機遇，中國也有這種實力和能力，所差的只是政治決心、政治意志和政治智慧，而這些都需要追求正義的遠大理想支撐，否則有機遇有條件也實現不了。這個理想、決心、意志和智慧，來源于優秀的傳統文化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理論基礎就在這里，離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陳奎元同志說得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張，另起爐灶，這一點一定要搞清楚。新中國建立以來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的。我們的不足或者失誤，都是因為沒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認識和解決實際問題，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實踐有機結合起來所造成的。”（130）（陳奎元：《信仰馬克思主義，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4月28日）中國幾千年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包括近代以來中國外交的經驗教訓，特別是1949-1978年中國外交的成功經驗，在今天如何總結、汲取、繼承和發揚，是破解“中國難做人”的外交困惑，開創21世紀中國外交新局面的根本所在，這都不是在思想理論上一味西求所能解決的。

又多年來中國喜言“雙贏”，外交上也是如此，而且老對美國說“斗則兩害，和則兩利”之類的話，雖是實話，說多了卻未必有利，因為帝國主義和美國文化根本不吃這一套，包括基辛格這類有識之士，而且照斗（整）中國不誤（手法不同），并越發視中國為軟弱可欺。中國外交的這種做法來源于歷史上一種由來已久的“以德報怨”的鄉愿思想，孔子是反對的，《論語》記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131）（《論語·憲問》）否則不僅沒有是非，而且招禍。據毛岸青、邵華回憶，毛澤東最反對鄉愿，他認為唐僧就是個鄉愿，善惡不分，忠奸不辨。（118）（參見毛岸青、邵華：《會議爸爸勤奮讀書和練習書法》，《瞭望》1983年第12期）毛澤東的辦法就是以直報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國社會歷來鄉愿不絕，近來猶多，鄉愿太多發展到極端，便成為漢奸土壤。“雙贏”理論上來源于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原是西方19世紀中葉以來鼓吹的自由貿易理論，用于欺騙弱國和殖民地國家，是一種西方殖民者虛偽的鬼話，自己都不相信的。當代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所謂“雙贏”，也多是不真實的。多年來有些中國學者官員為了取信于西方，以為用西方理念表達中國訴求更容易為其所接受，甚至打掉牙咽進肚子里，嘴上還言“雙贏”，效果適得其反，反倒使西方國家疑竇叢生，因為“雙贏”原本是西方用來騙人的，現在被中國接過來向西方反宣傳，又據說中國自古善于“韜光養晦”，這葫蘆里賣的什么藥？所以，與其被西方誤解，不如恢復中國傳統，大大方方，堂堂正正，以直報怨。中國自古追求正義，現在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中華復興乃是正義之舉，追求正義，無可非議；又和平發展不等于繳械，也需有強大的武力保駕護航，這既是常識，也是西方經驗和國際通則，中國無意挑戰別人，更無意稱霸，幾千年就是如此，不僅不稱霸，還為人類做出了重大貢獻，今后仍將繼續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國際社會理應予以理解和“放行”。西方文化是實力第一，但也有主張正義的一路，雖不是主流，但西方主流文化一般也不敢公開反對正義，相反還要打扮成正義。中國自古是君子國，君子坦蕩蕩，如此一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右翼勢力反倒不便正面反對中國，也可以使一些中間人士疑竇頓消，更有利于在發展中世界和西方進步力量中贏得支持。

以實力原則領先的國際定位，是西方觀念，是近代以來西方政治經驗的理論化。西方以實力領先，不是不要價值，但其價值是口號，是虛偽的，是欺騙輿論的，例如近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貝克又提出美國對外動武應遵循“務實理想主義”，務實是實打實的，理想則有特定含義，是盎格魯-撒克遜的全球霸權理想。以價值領先的國際定位，是中國觀念，也是中國幾千年政治經驗的精華所在，需要加以繼承、提煉并上升到當代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高度，并融入馬克思主義，以此來為21世紀的中國進行國際定位。以價值領先的政治定位，不是不重實力，相反必須有實力為基礎，但是實力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發展變化的，得人心者得天下，是通過得人心轉換為強大的實力和地緣政治優勢，這是一種戰略的通過動態實現的定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成功地運用了這個戰略思想，這方面的政治智慧和歷史經驗今天格外有用。

科學正確地審時度勢，需要“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不審時則寬嚴皆誤，左右為難，也就“難做人”。這里要強調的是，審時度勢，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大勢，最根本的是需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分析世界形勢，用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不僅得不出科學結論，還會適得其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世界歷史進程，就會看出20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新自由主義的回光返照之后已經走向全世界崩潰，世界再次艱難地向左轉（再向右轉就是滅亡），社會主義國家歷經艱難曲折又在迅速發展和經受考驗，世界反對美即反帝和反對資本主義的浪潮正在形成新的地緣政治力量，社會主義運動開始走出谷底，世界政治進入全球覺醒的新時代；世界經濟政治的發展不平衡加劇，新興國家的力量和影響日益壯大，世界體系和格局正在醞釀前所未有的根本變化，經濟迅猛發展和世界變局的浪潮已將中國推向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央。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分析世界形勢，就必然要請教毛澤東思想，就會看到，目前的國際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基本特點之一，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要西化、分化和肢解中國，進而要將中華民族和我們偉大的國家從地圖上抹去。而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就不僅放棄了科學的理論工具，更放棄了人類高遠的政治理想，必然淪為庸俗的“經濟人”，也就沒有了遠見卓識，更談不上正確的戰略思維了。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對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險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種種幻想，對所謂“戰略機遇期”的時代內涵不能正確地理解，對地緣政治形勢的迅速變化和日益逼近的戰爭腳步沒有必要的洞察力，最后注定淪為被宰割的羔羊。對此，廖子光先生表達得激烈而透徹：“美國從未將其任何戰略盟國視為平等的伙伴，預期中國實行過度讓步政策，就會被美國視為平等戰略伙伴的那些人，簡直就是做白日夢。”（132）（（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 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頁）

西方慣用地緣政治理論，資本在全球逐利，所以擅長全球戰略思維。地緣政治學是西學中很有用的學問，可惜中國學者往往不喜歡學，而偏愛美國力薦的自由主義。而地緣政治思想原本是中國“土產”，中國早在春秋時期就具有極其豐富的地緣政治思想，其核心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對中國歷史影響極其深遠，直到今天仍然是極其寶貴的政治思想，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然而，在西方思潮影響下，近年來中國有影響的國際關系學者竟然公開著文宣稱，在當代條件下“人心向背已經不起作用”，這種觀點明顯代表國際壟斷資本利益，對中國外交有嚴重誤導，在國內國際都產生了惡劣的影響。按照中國古代地緣政治思想，實現和平發展和中華復興就必須重視人心向背，在國際國內爭取人心，這也是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基本思想。確定中國國際定位，即使按照西方地緣政治學來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也大同小異。首先，西方地緣政治學的核心，是爭奪資源（中國地緣政治思想核心是爭奪人心，有人心就有資源）。改革開放以來，資本和技術這兩項中國曾經最缺乏的資源中，現在資本已經不是問題，技術需要靠自主創新，靠依附西方已經沒有出路，而中國最缺乏的其它資源包括能源，都在第三世界國家。所以，目前全球地緣經濟形勢也逼得中國必須重新結交窮朋友。交窮朋友就不能光要資源，即使花錢買和公平交易也不夠，還需要在國際上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廣收人心，至少不能與惡人為伍，否則就是自我削弱，長此以往會寸步難行。歷史證明，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確有高瞻遠矚的妙處，是一種東方文化（例如圍棋）以弱勝強的地緣政治理論，也是中國的一筆寶貴的政治遺產，即使今天解決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問題，實踐上也還有老本可吃，理論上仍需要研究，汲取經驗，加以發展和創新。

其次，從西方地緣政治學的重要維度地緣文明看，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實為西方文明崩潰，兩百年來西方文明引領人類社會的歷史已經走進死胡同。人類文明面臨轉型，普遍對西方文明由失望而絕望，日益向東看，對中華文明寄以厚望。人類社會危機深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心加速向東方和南方傾斜，美國霸權已經終結，總體上正在全球后撤，集中向中國用力。利比亞問題上德國的外交行動表明大西洋聯盟正在孕育新的分裂，日本特大地震引發的地緣政治災難不僅重創日本國運，而且其地緣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已成定局，也重創美國在東亞的戰略部署，中東和東北非的戰亂不可能挽救西方的敗局，全球政治覺醒推動多極地緣政治力量日益興起，中國等金磚國家的興起重新燃起發展中國家的希望之火，世界進步力量對中國寄托了無比殷切的希望。中國的周邊國家，即使各有其算盤，內心也無不了然東亞的歷史、現實和地緣政治趨勢：美國終歸是東亞的過客，連日本都要脫美歸亞，遑論其他國家？這種東亞的地緣政治心理和趨勢，在這次日本災難之后只能有增無減，那種試圖拉美國回東亞而制衡中國的思潮，不過是反映出對中華復興所必將帶來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翻盤心存恐懼的心理，有人說東亞的“私人資本主義將輕而易舉地消滅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拉美國為自己壯膽，本質上代表一種近代東亞殖民主義的沒落的地緣政治勢力的利益。

全球地緣政治趨勢的一個基本特征和趨勢是去西方化，特別是去美國化。后美國世界已經到來，繼續追隨美國，無異于為霸權殉葬，于是各國紛紛尋求自身新的國際定位，“去美國化”成為全球地緣政治新趨勢。用亨廷頓的話說，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出現按地緣文明集結的政治趨勢。連美國自己都在后退，美國不想放棄霸權，但是又不得不從霸主地位后撤，是美國在調整自身的國際定位。德國外交也在“去美國化”，原因是看到了后美國世界德國的地緣政治機遇，或認為德國有可能成為衰落中的西方文明的領頭羊。這是德國的新政治思維，日本也早有新政治思維，只是鳩山政府下臺，遭到重創，今后是否將卷土重來，值得關注。大和民族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日本想要擺脫地緣政治危局而繞過中國實不可能，即使美國不愿意，從長期看，也沒有辦法。

科學正確地為中國定位。當今世界，大道晦盲，人類社會危機深重，失去方向。21世紀全球地緣政治危機，集中到一點就是時代呼喚大賢，西方叫摩西，政治術語叫領袖。蘇聯在20世紀上半葉，為人類開辟出社會主義大道，曾經是世界大賢，可惜善始未能克終。（133）（魏征言：“凡昔元首，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唐·魏征：《諫太宗十思疏》））美國崛起，從西方自由世界領袖躍居世界霸主，世人曾以為美國代表普世價值，有大賢出世，沒想到是個冒牌貨。20世紀下半葉有兩極格局制約，美國還有所收斂，蘇聯解體以后美國頓時獨夫之心膨脹，為所欲為，在全世界大打出手，更弄出金融海嘯，殃及全球，結果不旋踵就從霸主國的寶座跌落。1991年至今才二十年，人類目睹了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衰落，再看這兩個國家的歷史，都落入了人類歷史的怪圈：“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美國仍在繼續鋌而走險因而仍在加速衰落之中，如果不能懸崖勒馬，其亡也為期不遠。世界再次呼喚大賢即道德領袖，大賢安在？在多極化趨勢下，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領導世界。中國的國際定位，不當頭，不爭霸，但是要作人類大賢，參與引領世界走出危機，而不是隨波逐流，這是中國的人類責任所在，也符合中華民族的抱負和性格：人類危難如此，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從長遠看，中國不爭霸，就是“不當頭”，但是做賢者，負責任，這是毛澤東的理想也是中國人的理想：“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134）（毛澤東：《卜算子·詠梅》）從現實看，中國只有將自身利益與全人類利益聯系在一起，勇于擔當，敢冒風險，敢做大賢，才能夠實現中華復興偉業。在“文明沖突”（這是亨廷頓對種族對決使用的學術語言）的今天，非西方文明國家不敢冒小風險，意味著必有滅頂之災的大風險，中國和俄羅斯尤其如此。

1990年鄧小平同志曾經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135）（轉引自馬曉天：《把握戰略機遇期的時代內涵 明確我們的使命和擔當》，《新華文摘》2011年第8期）這樣講，從外交上說，也是為了維護中美關系的大局，維護中國發展的寶貴的戰略機遇期，因為“不當頭”是維護這個戰略機遇期的一個基本條件，“當頭”，就撕破臉了，戰略機遇期就沒了。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美國雖已經以中國為敵，但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尚未圖窮匕見，這樣講完全正確，也非常英明。問題在于，真理與謬誤往往只有一步之遙，過猶不及。另一方面，戰略機遇期不是一個主觀愿望決定的東西，需要一系列客觀條件。從客觀上看，蘇東劇變后，美國立刻將中國作為主要地緣政治對手（敵人），這是事實。只不過一方面他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還需要繼續蒙蔽中國，繼續實行戰略欺騙，通過包括“反恐”等一系列戰略迂回，來完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普遍流行一種說法，這時候半路殺出一個本·拉登，為中國救了駕。這種說法未必可信，事實證明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和北約東擴的矛頭都指向中國，歷史將揭示“9．１１”事件和美國“反恐”的真相）。另一方面，他們還需要時間與中國發展經濟政治關系，榨取資源和實行政治滲透，為在中國重復蘇聯故事做一系列準備。美國也吃準了中國非常珍惜這個戰略機遇期，甚至吃定了中國，不怕撕破臉，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要挾中國，敲詐中國，肆無忌憚地攫取利益。這樣一來，情勢和條件就逐漸向相反方向發生變化，這方面有太多的證據。其實，中國“當不當頭”本質上是一個地緣政治學的偽問題。中國太大，又“不聽話”，所以人家要滅你，這一點，狼要吃羊，不取決于羊的愿望，陳云同志說得好：“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變”；滅你以后，再滅其他人，都不在話下，地球“私有化”即西方“影子政府”的“世界政府計劃”就大功告成，這一點，有美國的一貫戰略和政策證明，歷史昭彰。2011年美國宣告擊斃本·拉登，疑點更多，可以認為是美國反恐的地緣政治目的已經基本實現，對中國下手的準備已經就緒，時機也已經成熟，所以這是一個揮師東向的地緣政治信號，就看中國有沒有勇氣直面挑戰，奮起反擊：不反擊，你就是坐以待斃；挺身反擊，你就是頭，不是頭也是頭。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他說“決不當頭”，是為中國維護戰略機遇期，目的是完成中華復興的歷史使命，換言之，也是說不強出頭，對鄧小平思想要做全面正確的理解。1989年11月鄧小平同志說：“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還說：“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121）（轉引自周新城：《美國的帝國主義本性是不會改變的——讀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講話有感》，《中華魂》2011年第5期）說明任何人對真理的認識都有一個過程，這也是認識論的規律。如果對鄧小平的思想不做全面的理解，片面強調“決不當頭”，以此作為中國國際定位的依據，為中國塞責，忘記了使命，沒有擔當，甚至由此發揮出中國要給美國“當孫子”、“中國要韜光養晦100年”、“再容忍美國100年”之類的觀點，這既是誤國，也是陷先賢于不義。而且，從客觀上看，出不出頭，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轉移。世界經濟危機，中國“一枝獨秀”，已經出頭，不僅中國，金磚國家都已經在發展中國家中出頭。2011年三亞金磚國家首腦峰會一結束，美國已經在攻擊中國帶領金磚國家挑戰西方了。所以，中國想要避嫌也不可能。人類深陷危機，大家不愿坐以待斃，總要有人呼吁，有人召集，有人做東，提出議程，起草文件，等等，這些都是責任義務，不是強出頭，也不必在乎美國說中國出頭，出不出頭，橫豎都是一樣。美國由于文化中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所以看中國什么都是“黃”的，沒有辦法。

當前的現實是，一方面，人類社會深陷危機；另一方面，給世界人民帶來希望的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正在面臨西方國家的加緊圍堵。從國際方面來說，世界形勢和格局都在發生根本變化，資本主義制度和體系的崩潰，世界進步力量在積聚，尋找方向，渴望領導，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復興，中國成為影響全球地緣政治變局的一個關鍵因素。這次歷史變局，將決定人類社會命運也包括中國命運。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當代國際社會實際上已經給中國定位：要么中國做世界的領導者，如世界大多數國家和進步力量所期待的那樣，如此社會主義運動可望復興，人類社會可能得救，中國也利在其中；要么中國在“文明沖突”中滅亡，像美國思想、戰略和政策實踐，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計劃”所明白無誤地“亮劍”表明的那樣。當今之際，如果中國敢于擔當，挺身而出（不是單打獨斗），拯救人類社會也拯救中國自身的進步的地緣政治力量將倍增；而大搞“文明沖突”試圖實現“黃金十億”的盎格魯-撒克遜反人類的地緣政治力量將得到有效遏制，則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將煥然一新，進而必將加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崩潰。如果中國首鼠兩端，猶疑不決，國際地緣政治整合的大好機遇轉瞬即逝，失去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時機，則給西方集中力量“整治”中國的大好時機，中國會陷入極度困境。而一旦中國由于綜合危機爆發而陷入大規模地緣政治災難，則西方的下一個目標俄羅斯就在劫難逃，將被徹底肢解。之后，非西方文明國家的命運，包括日本和東南亞在內，統統都不言而喻了。這是由亨廷頓《文明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所揭示，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戰略和政策明白無誤地證明的。只不過長期以來很多人被西方文明迷惑，新自由主義中毒太深，抱有危險的和平主義、綏靖主義思想，沒有讀懂，處危境而不自知，還認敵為友，更有以身飼虎者。中國和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在現階段全球化條件下，實際上也早已形成兩種地緣政治力量的博弈和爭奪，兩種發展和改革思路的地緣政治實質，就是兩種地緣政治力量的博弈和爭奪，而且形勢發展表明，國際國內的地緣政治力量已經在融合，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緣政治力量早已融合，代表人類利益和中華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地緣政治力量由于覺醒較遲，亟待融合。目前圍繞中國國際定位的爭論和斗爭，本質上反映了兩種地緣政治力量的斗爭，西方叫種族對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表述，叫階級斗爭。按照馬列主義理論，民族斗爭，歸根結底是階級斗爭問題。

這里筆者提出確立中國的國際定位需要遵循的幾個原則，供讀者批評指正。

第一，文明定位。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和西方文明已經徹底失敗，這是世界政治大勢的根本特點和趨勢。從人類文明轉型和構建新的世界體系的現實需要出發，需要社會主義引領政治方向，需要中華文明參與人類文明轉型，中國作為中華文明的地緣政治主體是參與引領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文明體和國際政治主體之一。對此，中國必須明確自己的人類使命，乃有擔當。當然，不是中國獨自擔當，是與其它一切有志于此的國家民族和地緣政治力量共同擔當。

第二，價值定位。人類欲擺脫危機，需要擺脫西方價值觀（歷史已經充分證明西方普世價值觀虛偽和不可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中華文明可以提供引領人類社會前進的價值觀。世界呼喚大賢即道德領袖，中國是人類古代大賢，得人心者得天下，故能引領東方世界幾千年。俄羅斯學者提出：“創建俄羅斯-印度-中國-伊朗（俄印中伊）民族和國家文明聯盟以作為對歐美新自由主義全球政策的非對稱的回應”，認為這些文明“是所有文明多樣性中全世界、全人類文明的支柱，是保衛地球生命的使者。”還說：“在這個對人類來說最危險的時刻，俄羅斯、印度、中國、伊朗負有聯合成一個文明聯盟，并自愿承擔保護地球生命、保護全世界文明重任的使命。（136）（（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08年版，第162、163頁）這個地緣戰略思想具有啟發性。當代風云際會，中國不得不在人類歷史上再次躋身當代大賢行列，有責任團結世界一切進步力量和賢者，參與引領人類社會走出危機。黨的十七大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明確提出中國在國際上“主持公道，伸張正義”。這就是中國的國際定位的價值原則，也是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如何加以有智慧地靈活地運用，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是另一個問題。

第三，舉足輕重的全球地緣政治定位。中國已經站在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央，并處于世界主要地緣政治矛盾的一方，中國何去何從，對世界格局演進舉足輕重。以價值引領中國的國家定位，將中華民族的利益與人類社會整體利益緊密聯系起來，就會廣收人心，有利于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在全球促成對美國無限擴張的地緣政治抗衡力量，不斷改善地緣政治形勢，推動世界格局向有利于人類進步的方向發展和發生質變；如果舉足錯誤，不但人類社會前途無望，連中國自己都搭進去。

第四，中國自身力量有限，不能包打天下，但中國已經有了縱橫捭闔的力量，需要繼續積蓄力量，更必須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和參與造勢和推動地緣政治形勢，團結多數，因勢利導，成就大業。參與引領文明轉型的文明定位和價值定位都不是大話空話，而是要有實實在在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內容，這就需要有一個通盤的戰略。這里關鍵是要跳出西方思維，恢復中國思維，特別是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否則將南轅北轍。

歷史在考驗中國的膽識、智慧和能力。以上四點不一定準確和全面，而且是大而化之，需要在各方面具體化為可操作的戰略和政策。但是這四點又非常重要，離開價值引領，中國的國際定位必定落入美國陷阱，是取敗之道。

三、中國國內兩種地緣政治勢力的博弈

    從國際共運史看，國際共運與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共濟會運動）的對抗是全球范圍的地緣政治對抗，冷戰則是這場跨世紀地緣政治對抗的繼續，它這場對抗并未由于冷戰結束而結束。實際上，以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上臺為歷史起點，到1985年起戈氏改革完成了蘇聯“和平演變”，恰是歐洲的一場沒有硝煙的“三十年戰爭”，戈爾巴喬夫號稱“蘇共二十大之子”，絕非偶然。但是“和平演變”只是西方的地緣政治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戰勝和消滅蘇聯，奪取那里的自然資源、領土和文化空間。于是美蘇之間的冷戰博弈（“第三次世界大戰”）演變成俄羅斯國內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丘拜斯利益集團與總體上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利益集團兩種地緣政治力量之間的殊死博弈。這方面，蘇聯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其博弈過程之慘烈和對俄羅斯命運的影響，驚心動魄，其對其他國家民族的教訓和啟發都無比深刻。

（一）蘇聯解體前后國內兩種地緣政治勢力的斗爭和爭奪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成果認為，蘇聯解體后的整個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家陷入的混亂和人民遭受的貧困、苦難，幾乎可以與俄羅斯歷史上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長年戰爭變亂迭起的時期和20世紀初的國內戰爭時期相提并論。該文認為，（1）冷戰作為兩個世界體系和兩種對立的社會哲學的斗爭，本質上是決定人類命運和前途的全球兩種地緣政治勢力之間的決戰。這場地緣政治戰爭可以在俄羅斯歷史上找到根源。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期的政策和寡頭制度與普京時期傾向于集權主義的政策，本質上是美國與蘇聯之間這場地緣政治戰爭的繼續。（2）蘇聯的衰落起于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早有準備，從戈氏上臺一開始就帶領發達國家、國際金融機構和媒體扶持和推動蘇聯黨內國內的反共分裂勢力，推動私有化和西方政治思潮，克林頓政府尤其致力于建立與“俄羅斯改革者的戰略同盟”，這是一個與西方利益捆綁的美俄地緣政治聯盟。（3）戈氏的改革政策迎合西方，“破壞”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引發了對蘇聯歷史和整個社會的懷疑以及引發各種分離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終于形成一種地緣政治分裂的強大勢力，改革實際上成為蘇聯地緣政治自殺的過程。（4）美國得手了，實現了其相當一部分對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目標，俄羅斯迎合美國，出賣了自己，“沒有任何一個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在和平年代經歷過這樣的危機”，俄羅斯的經濟跌倒了世界第16位，失去了2500萬以上的人口（留在了從蘇聯分裂出去的國家，加上死亡率上升）、蘇聯1/4的領土；俄羅斯的經濟規模下降到美國的1/10，中國的1/5；等等。（5）私有化是俄羅斯地緣政治格局演進最重大的因素，它經過了三個階段：戈氏時期的“官員私有化”，之后是丘拜斯的證券私有化，最后是臭名昭著的“資金換股份”計劃的貨幣私有化。在西方壟斷資本乘機劫掠了俄羅斯無以數計的財富同時，葉利欽時期形成了“七大銀行寡頭”，而人民群眾被洗劫，國家什么也沒有得到。1996年3月葉利欽與七大寡頭達成秘密協議：葉利欽維護七大寡頭的經濟利益，七大寡頭提供財政支持，確保葉利欽連任總統。（6）這一切的一個重大地緣政治后果是，國家衰落不堪，“在俄羅斯歷史上人民第一次不再害怕國家，但是他們也不再尊重國家。普遍的寡廉鮮恥和肆無忌憚籠罩了俄羅斯的所有階層。”換言之，俄羅斯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瀕于崩潰，國家衰落至極。西方再也不把俄羅斯視為地緣政治對手，但是也不敢貿然入侵，因為俄羅斯有強大的核武器。（7）1998年的金融危機終于粉碎了俄羅斯轉變為西方那種市場經濟和民主國家并與西方融為一體的地緣政治幻想，與此相聯系俄羅斯政治格局的變化導致1999年普京擔任總理，國內出現了政治轉機。（8）此后俄羅斯國內地緣政治斗爭的主線表現為代表民族利益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寡頭集團之間的斗爭，結果，寡頭不僅退出政治，而且迫使大宗貿易必須有利于國家，媒體大亨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以政治難民身份出走英國，霍多爾科夫斯基則身陷囹圄。形成了以強力集團、家族集團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三個有影響力的集團之間的斗爭。（9）普京加強了中央集權，遏制住了俄羅斯國家衰落的趨勢，由于國際市場的能源價格有利，經濟形勢好轉，但是出現了社會停滯趨勢，官僚制度強大，占人口25%的中間階層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生活在貧困線或貧困線以下的人民群眾失去了對國家政治發生影響的杠桿。“俄羅斯簡直就沒有渴望從根本上改變局勢的力量。”（137）（（俄）《俄羅斯的衰落和有問題的復興》，轉引自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257頁。作者托馬斯·格雷姆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人員）

總之，彼得洛夫指出，經過蘇聯解體后的地緣政治災難，俄羅斯清楚地認識到，“20世紀的主要矛盾是兩種文明沖突”，俄羅斯成為犧牲品，美國推動全球化的地緣政治目的就是“將自己的文明作為唯一正確的真正的文明強加于其他文明之上”，“促進人類和各民族自我意識的瓦解，從內部破壞國家制度，使國際法高于一切”，建立高度集權的世界政府。冷戰實為美蘇對決和消滅俄羅斯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美國推動下，20世紀80年代啟動的蘇聯改革實際上演變成美俄兩種地緣政治勢力的殊死搏斗，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丘拜斯是在俄羅斯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緣政治力量，他們將俄羅斯的戰略利益出賣給西方，結果不僅是蘇聯垮臺，而且演變成一場地緣政治“大屠殺，俄羅斯的大屠殺的真正悲劇”。但是，“俄羅斯終于覺醒了”，“復仇時刻馬上到來了”，“俄羅斯面臨的任務是重新整合已經分裂的超級民族共同體，確認并從規范的法律上鞏固人民在國家結構中的地位，廢除世界主義的高利貸，在與廣泛的勞動民主制度和基層自治制度、中層優秀人才委任和代表制度與國家高層集權統治相結合的基礎上，重建俄羅斯傳統的大國制度。”（138）（同上，第145-153頁）

（二）中國兩種改革思路的斗爭已經演變成兩種相互對抗的地緣政治勢力的博弈

蘇聯和中國均為西方冷戰的地緣政治敵人，這一點不是秘密；對于中蘇兩國同在一塊歐亞大陸接壤，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唇亡齒寒的共同地緣政治利益，對這一點，事實證明，美國的認識最深刻，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就開始施放和平煙幕并離間中蘇關系，蘇聯搞“三和兩全”和中斷對中國的經濟技術援助實為落入美國的地緣政治圈套，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反觀中國，由于歷史原因，也由于美國人的精心策劃和推動，1979年中美建交也使中國人產生了“冷戰結束”的政治幻覺，全社會涌起了持續三十年“讓世界充滿愛”的和平主義思潮，雖然到1989年中國領導人也對西方“感到失望”，認識到“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終于由于復雜的原因，“發展是硬道理”壓倒了一切，雖然后來中央正確地提出科學發展觀，但是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全社會的口號仍然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這方面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也有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將1956年以后的三十余年與中國1979年以來的三十余年加以地緣政治學比較，歷史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但也有重大的區別，就是中國由于有文革反和平演變的長期戰略演習和斗爭洗禮，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對資本主義復辟有理論準備、識別能力和反抗精神，在一定條件下日益形成一種可能決定中國命運的強大的地緣政治的健康力量。正如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所指出：“沒有文革的預演，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東劇變會給中國帶來什么災難；‘六·四’的后果會導向何處，誰也不敢斷言。”（139）（劉國光：《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高峰、毛立言主編：《道路、規律、模式：《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科學總結和展望》代序，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換言之，文革的歷史代價正可能成為歷史的補償。而西方對中國的冷戰，其實從未結停止過。由于中國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也由于美國等西方地緣政治勢力的極力推動和無所不在的滲透，1979年以來中國社會經過改革開放帶來的迅猛發展和社會分化，終于導致不可避免的階級分化，以及代表西方國際壟斷資本利益的地緣政治勢力形成，學術界一般稱之為特殊利益集團或官僚買辦集團。2010年劉國光指出，在現今中國，階級存在已經是一個事實。在這種歷史背景下，1979年以來中國形成的兩種發展觀、兩種改革觀、兩種開放觀的斗爭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條件下逐漸演變成兩種地緣政治力量和趨勢之間的斗爭，所謂兩種地緣政治力量，一種力量表現為堅持十七大路線的黨中央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也是國家（中華民族的地緣政治主體）利益，另一種力量是特殊利益集團代表西方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所謂兩種趨勢，前者代表的趨勢是中華復興，后者代表的趨勢是中華覆滅。在“文明沖突”的今天，不必諱疾忌醫，諱言覆滅，俄羅斯舉國上下都在大聲疾呼“俄羅斯，復興還是覆滅？”與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帶頭高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同一個地緣政治含義。對此，海外有識之士也看得清楚，近年來在關于金融戰爭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和建言在中國引起震動的廖子光先生也認為，近年來圍繞中國內部“對于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并無異議，他們的分歧在于改革開放的正確定義和路線：是向新殖民主義開放和朝著社會不平等以及道德淪喪的方向進行改革，還是向作為一個和平強國，在自由、平等和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秩序中占據一席合法之地開放，并朝著基于人人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創造性科學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進行改革。”（140）（（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 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頁）多年來兩種發展觀、兩種改革觀、兩種開放觀的斗爭本質上是全球兩種地緣政治力量斗爭在中國的表現，關于中國國際定位的兩種思路的斗爭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縮影，這一切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表述叫作階級斗爭，如劉國光同志所說，是階級和階級斗爭在當前我國經濟領域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的表現。（141）（劉國光：《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高峰、毛立言主編：《道路、規律、模式：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科學總結與展望》代序，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這場斗爭，無論叫階級斗爭還是地緣政治斗爭，在中美地緣政治博弈達到白熱化程度的2011年，亦即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前夕達到了空前激烈和同樣白熱化的程度，其表現之一就是對某些人顛覆國家政權以及其它嚴重損害中國國家利益行為的舉國公訴。這個事件所引發的一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后果，就是激化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和展開了意識形態領域和其它領域的階級斗爭，加速了全社會的政治分化，并充分暴露了極少數人的政治面目，有利于社會覺醒、黨內國內健康力量的迅速壯大和粉碎西方敵對勢力顛覆中國的政治圖謀。正如同2011年2月22日有人試圖在王府井制造“茉莉花革命”慘遭失敗一樣，這個事件所產生的政治后果，也是一切敵對勢力始料不及的。

國際社會包括俄羅斯，對蘇聯改革的地緣政治分析已經有許多學術成果，對中國改革的地緣政治分析，至少在國內幾乎還是一塊待開墾的處女地。這是一個關乎中國命運的非常重  大的課題，正在引起各方面重視和可望有更多的人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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