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地緣政治學解讀

                        鄭彪

地緣政治學有政治認知、政治導向等四方面的功能，但是歸根結蒂，地緣政治學是代表某種利益，以改造地緣政治秩序、格局和面貌。由不同的地緣文化和利益決定，地緣政治學有不同的思想理論形態。人類自古以來有兩類最具代表性的地緣政治思想和地緣政治秩序，前者是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為基礎的東方（亞）地緣政治思想和秩序，實踐上就是東亞朝貢體系，這個體系以中國為核心，實行禮尚往來甚至厚往薄來、公平貿易，不以剝削欺壓和暴力為手段，是一種和為貴的王道政治和大體上和諧的地緣政治體系。這個東亞朝貢體系形成于中國漢初，至唐宋時期已相當發達，聲名遠播，明末隨著西方殖民者入侵東亞開始衰落，到19世紀下半葉終于解體。后者是以西方基督教文化為代表、為基礎的西方地緣政治思想和秩序，這個體系由十字軍東征萌芽，由西歐大航海運動的殖民擴張發軔，形成于17世紀即威斯特伐里亞體系，前期沒有一個穩定的核心，到19世紀由英國為首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個體系起于葡西“兩牙”，繼之由英國，后由美國為核心，以暴力為前提和基礎，以自由貿易為名義，以強制傳教和宣揚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掩護實行血腥的屠殺包括種族滅絕、殘酷的掠奪、剝削，是一種典型的霸權主義的地緣政治體系，至今已經將人類引向核戰爭、生物武器戰爭和人類面臨毀滅的邊緣。

然則西方文明中也有追求真理、崇尚正義、解放人類的一路，表現為在19世紀西方文明發展到頂峰時代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資本論》其所以是“工人階級的圣經”，就在于它是指導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翻身解放，從而改變資本主義地緣政治秩序的和實現自身利益的地緣政治學。

馬列主義本質上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也就注定其具有地緣政治學性質。歷史證明，馬列主義在20世紀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翻轉過來，是最偉大也是對中國最有用的地緣政治學。其中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論和階級斗爭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更是后發國家一種卓有成效的地緣政治分析工具和理論。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實際上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通過暴力革命開辟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成功地實現了一場地緣政治革命，使蘇聯異軍突起，后來居上，以驚人的速度、卓越的建設成就和蕩平德國法西斯主力的軍事成就迅速地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得以與西方平起平坐，也成功地開辟了俄羅斯獨特的現代化道路。列寧也因此成為世界無產階級導師，實際上也是以顛覆了資本主義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驚天偉業成為當之無愧的20世紀東方地緣政治大師。在這方面，斯大林無愧是列寧的學生，而斯大林以后的蘇聯領導人如赫魯曉夫、戈葉之輩，則將俄羅斯幾百年來包括蘇聯74年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地緣政治成果幾乎喪失殆盡，實為俄羅斯民族的不肖子孫。

地緣政治學在中國有極深厚的歷史淵源，春秋戰國時期就積累了極其豐富多彩的地緣政治思想和實踐。兩千多年來中國老百姓世代受儒學正統思想熏陶，接受王道，崇尚正義，反對苛政，也善于反抗，對地緣政治學有自己樸素的理解和表達，最簡潔的語言叫“造反”。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中國受制于西方地緣政治霸權，被定格為半殖民地，太平天國運動失敗表明，沒有現代科學理論指導的農民起義的造反老路已經不通，需要向西方尋求革命真理。孫中山為中國接受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人（梁啟超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是資產階級革命綱領，也是一種地緣政治思想。至于他創立的三民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的一種早期形態，理論上有建樹，實踐上民生主義由于不符合地主資產階級利益而被閹割，更被蔣介石拋棄。孫中山晚年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實際上開始認識到馬列主義領導人民群眾反轉乾坤的偉大地緣政治力量。20世紀徹底改變中國命運和面貌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這相當于孫悟空從東海龍王那里借來了個如意金箍棒，有了馬列主義理論，也是造反（“大鬧天宮”）的方法和工具，也是地緣政治工具。著名旅美歷史學家何炳棣說，中國共產黨將一個“‘阿Q’式忍辱待斃的民族一變而為一個艱苦卓絕、坦誠果毅、憂思深遠、勤樸武健的民族”，“這才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奇跡！”（1）這也是世界和東亞地緣政治的奇跡。創造這個奇跡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乃是由中華傳統文化哺育出來的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心有靈犀，很快接受了階級斗爭理論，并將其作為馬列主義全部學說的核心，其實也是將其作為地緣政治學理論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取得政權，建立新中國。毛澤東晚年說了一句著名的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這句話是馬列主義，又頗具中國特色，乃是將階級斗爭理論與中國歷史上的造反思想傳統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句代表性語言，也是現代翻轉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地位的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地緣政治思想。毛澤東將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與中國歷史的造反傳統相結合，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加以理論創新，找到了繼續造反的大民主辦法，就是黨內出資產階級而人民群眾造反，中央出修正主義而地方造反，中國黨出修正主義而兄弟黨造反的辦法。（2）這些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極“左”的錯誤理論，卻正在新的形勢下再現其思想魅力，歷史往往頗為吊詭。“干社會主義”至今對于突破資本主義全球化，突破中美地緣政治瓶頸，對于實現中華復興偉業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毛澤東從馬列主義全部學說中悟出了“造反有理”，就是將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用做地緣政治博弈，根本思想是依靠人民群眾，依靠大多數人，與中國古代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卓越地緣政治思想大義相通，一脈相承；而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就有的，而為歷代仁人志士所共同追求的大同理想，一脈相承，大義相通。而中國共產黨在不到一個世紀里其所以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史無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巨大成就，其秘訣還在于救亡圖存、中華復興具有無比強大的民族凝聚力，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無比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兩者結合起來也就是無比強大的地緣政治能力，因而“任何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春秋時代中國就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杰出的地緣政治思想，孔子概括為“政者，正也”，《孟子》中關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精辟的闡述，以后的歷代政權和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視人心向背，成為中國道統、政統和學統的一個基本思想，共產黨有馬列主義，實為將人類大同理想加以當代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表述。1944年8月12日毛澤東在修改一篇文章時說：“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3）國內問題是如此，國際問題也是如此，這個道理很簡單，卻是杰出的地緣政治思想，今天對于解決中國的內外部問題仍具有指導意義。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也是在20世紀中華民族付出巨大民族犧牲和艱苦卓絕的長期斗爭包括戰爭實踐中，悟出這一極其深刻的道理的。中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這是政治定性，要爭取獨立解放，必須在政治上翻身，也只有暴力革命一途，而且只有靠馬列主義指導，靠人民群眾力量，才能成功，叫做民眾政治。西方國家靠殖民擴張起家，百多年來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止是地理擴張，而是從地理到對全球經濟、文化、信息、思想、心理的擴張和控制，叫做地緣政治，號稱精英政治，實為為少數人牟利和實現其全球野心的政治。

中國共產黨創造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成功的中國革命戰略，也是成功的中國特色的地緣政治戰略。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和實踐，實際上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在全球戰略上的出色運用。可惜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地緣政治力量不夠，如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有當時蘇聯的實力，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歷史就完全是另一幅面貌。所以，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包括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戰略思想以及三個世界的基本思想和實踐，仍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1996年江澤民同志在新自由主義浪潮洶涌而來的時候，提出“領導干部要講政治”，這個提法非常好，也非常重要。政治是要掛帥的，政治掛帥不是否認經濟、排擠經濟，而是從政治方向上領導經濟，保障經濟，使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不走邪路；政治不掛帥，任憑新自由主義浪潮泛濫、沖擊、掛帥，任憑美國蠶食和圍剿中國，那叫不講政治，或者講了另一種政治，用鄧小平晚年的話說叫“走了邪路”。經過1979年以來的三十年改革開放，回顧建國六十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人們深感不但“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而且“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當前中國舉國上下如此重視民生問題，也是由于執政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深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內外問題的鑰匙，就在這里。

用地緣政治學方法考察20世紀以來世界歷史和地緣政治格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考察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和地緣政治地位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具有的，以往為人們所忽略的地緣政治學性質，就會有豁然開朗的新的認識。這其實也是西方百多年以來一貫仇視、詆毀馬克思主義，特別仇視和惡毒攻擊列寧主義，包括近三十年來所有反動勢力、錯誤思潮詆毀毛澤東思想、丑化毛澤東形象以及千方百計地誘導中國放棄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因為如此，薩繆爾遜說：“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太大，不能聽任馬克思主義者支配。”（4） “不能聽任馬克思主義者支配”，于是有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的“反支配”。對于歷史和現實的中外政治風云和理論風云，不是坐在書齋里一味追隨西方思想理論，脫離社會發展實踐，坐而論道所能理解和認同的。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早已經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所系，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所系，須臾不可離開。這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和實踐，是必須加以清醒地科學地反復甄別和嚴格地區分的兩個問題。20世紀90年代錢學森同志在一次談話中語重心長地說，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中國就完蛋了！俄羅斯人有社會主義建設和計劃經濟的寶貴經歷，有經歷20世紀90年代那場地緣政治災難前后的對比，對新中國走過的歷程和地緣政治變化有獨特的角度和深邃的觀察，最近著名經濟學家波波夫教授明確地指出：“最近三十年中國成功的先決條件絕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間創造的。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毛澤東政權所實行的政策，1979年以來市場類型的改革不會取得現在這種令人矚目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1979年以來的經濟自由化僅僅是錦上添花。其余的要素，最重要的是強有力的制度和人力資本已經由以前的政權提供了。沒有這些其他的要素，在任何時期和任何國家，單獨的自由化是從來不會成功的，甚至有時候會適得其反，如上世紀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就是這樣。”他還指出：“中國的國家能力強大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如果中國的國家能力被持續削弱（這一點近三十年來一直在進行），那么中國將下降為‘標準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迅速增長就會結束，中國模式將不復存在。”（149）（《波波夫談中國發展模式》，《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期）錢學森的話是一個偉大的愛國科學家畢生最深刻的政治體會；波波夫的論證是用發展經濟學的語言詮釋20世紀中國地緣政治的變化和揭示其中的道理，都值得深思。歷史證明，國際國內的有識之士也這樣認為：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成果，是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理論基礎，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根本上是一致的，也必然成為新時期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20世紀80年代黨內曾出現將毛周在政治上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的思潮，對此鄧穎超同志晚年曾十分嚴肅地加以糾正。近年來又出現將毛鄧在政治上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的思潮，這些在政治上都是危險的。如果一定要將其對立起來，不僅理論上和邏輯上不通，而且其結果必然導致執政黨的政治分裂，要么是放棄了20世紀中國共產黨的最偉大思想理論成果和否定了黨自身90年的偉大實踐，要么就陷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于不義。

自由主義的水晶球已經失靈，東西方重新發現馬列主義的范式有用，有大用。其實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一直被公認為是一個有用的范式和理論工具，馬克思主義需要發展，包括方法論上也可以有不同的維度，例如地緣政治學維度包括地緣文明比較的維度，這是筆者的一孔之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具有地緣政治學意義，是中國克敵制勝的思想武器。近年來中央提出：“思想理論建設是黨的根本建設”（十七大報告語），既切中時弊，又高瞻遠矚。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回顧九十年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一番地緣政治學解讀，應屬開卷有益，也是一種實用的思路和方法。

注釋：

（1）（美）何炳棣：《從歷史角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四年三月號。

（2）參見1964年毛澤東會見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的談話。

（3）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58頁。

（4）轉引自吳易風：《西方經濟學家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烏有之鄉網2008年3月1日。

 （2011年7月1日定稿，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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