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列寧在其畢生的革命生涯中，為了認清并解決俄國社會問題，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錯誤思潮進行斗爭，大量運用了歷史知識作為觀點的輔助說明，并用自己研究革命史、工人運動史等事例作為論據，形成了獨特的歷史認識論列寧的歷史認識論對于發展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 列寧;歷史認識論;價值

　　列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他的一生都獻給了俄國和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列寧從事革命事業時，為了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總結俄國革命的經驗，曾努力學習和運用歷史知識，并進行了必要的歷史研究。雖然他不像普列漢諾夫曾以專業的歷史研究為學術追求，但由于唯物史觀是建立在歷史科學的認知上的，掌握歷史知識是理解和運用唯物史觀的內在要求；加之俄國革命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創舉，必須重視實踐經驗的總結，這使得列寧十分重視運用歷史知識和歷史研究。列寧的歷史認識論是在與各種社會和黨派思潮的交鋒中形成的。他指出：“工人運動的歷史現在表明，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必然(而且已經開始)經歷一種斗爭，即正在成長、壯大和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運動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對每個國家來說)‘孟什維主義’，也就是同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斗爭；其次是同‘左傾’共產主義的斗爭。”[1]列寧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共運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各種小資產階級或左或右傾的機會主義、孟什維克派別的錯誤策略、布爾什維克黨內對德和約問題上的錯誤觀點的過程中，通過運用歷史知識或研究歷史的方式進行論戰和反駁，形成了一系列如何認識和研究歷史的作用價值和意義的觀點。將這些觀點用歷史認識論的范疇加以整合，可以表現出列寧的歷史認識論。以下從列寧如何論述歷史認識的起源與目的、歷史認識的對象與功能、歷史認識的價值與檢驗、歷史認識的意義與評價等幾個方面敘述列寧的歷史認識論。

　　在歷史認識的起源與目的方面，列寧認為，歷史認識起源于弄清現實問題的需要，是現實中存在的問題，迫使人們去追問歷史，從而產生出歷史認識。歷史認識是一種從歷史經驗中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答案的認識。列寧在闡述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區別時曾說：“在俄國，各種落后的社會主義學說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國落后的緣故最近25年來的全部俄國革命思想史，就是馬克思主義同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作斗爭的歷史”。[2]這里，列寧把一部“俄國革命思想史”的形成，從客觀方面作了解答，即它是“俄國落后的緣故”，也從主觀方面作了解答，“是馬克思主義同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作斗爭的歷史。”顯然，列寧認為，關于俄國革命的歷史認識的產生，起源于弄清楚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社會現實的需要，起源于當時各種社會思潮和思想流派之間的交鋒。

　　列寧在批判民粹派理論家米海洛夫斯基對唯物史觀的曲解時，闡述過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起源于現實需要的問題米海洛夫斯基在評說唯物史觀的理論價值時曾認為，因為第一，“事物的歷史進程的實質根本不可捉摸”，[3]第二，“唯物主義者把自己的社會學理論建立在黑格爾的三段式上”，[4]因此，唯物史觀對于人類歷史的解釋是不能成立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評說是針對著恩格斯什么是唯物史觀的論證有感而發的，列寧為恩格斯作了辯護列寧認為，恩格斯雖然用起初是原始共產主義，接著是私有制，然后是資本主義的例子等說明唯物史觀解釋歷史的認識價值，但“恩格斯立論的重心在于：唯物主義者的任務是正確地和準確地描繪現實的歷史過程”。[5]進而列寧著重指出，唯物史觀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打算用黑格爾的三段式來‘證明’任何事物”，他“只是研究和探討現實過程”。列寧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和回答現實問題時，并不是從所謂的“三段式”等概念出發，而是從人們的實踐活動出發的。他曾舉例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1848-1849年的群眾革命斗爭的時期，是他們一生活動中最令人矚目的中心點。他們從這一中心點出發來判定各國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成敗他們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個不同階級的內在本性及其傾向也總是回過來研究這一中心點。”[6]

　　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列寧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相關思想的基礎上，作出重大發展的學說。列寧發展這一學說，是為了解決俄國革命的現實問題，即如何建設革命后的國家政權問題。列寧在論說這一問題時，學習運用了上述馬克思恩格斯追溯歷史，從歷史中尋求答案的方法他指出：“在國際范圍內，革命專政學說的歷史尤其是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歷史，同革命社會主義的歷史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是吻合的。其次，——這一點自然是最重要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對剝削者的一切革命的歷史，是我們對專政問題的認識的最主要材料和來源”。[7]這里列寧把認識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看作現實中“對專政問題的認識的最主要材料和來源”，鮮明地體現出了列寧認為歷史認識起源于現實需要的思想列寧認為，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認識是解決現實中如何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保證他說：“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毫不例外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工人運動的根本問題要透徹地說明這個問題，必須知道這個問題的歷史。”[8]為此，列寧曾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法國巴黎公社起義和1905年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從中獲取歷史智慧，為形成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提供了歷史依據和事實證明。

　　列寧認為，歷史認識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勞動者階級的自我意識，增強他們的歷史自覺性和主動性，讓他們充分發揮出創造世界歷史的主體作用。列寧指出，這一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貫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必須掌握這一思想。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功績，可以這樣簡單地來表達：他們教會了工人階級自我認識和自我意識，用科學代替了幻想。”[9]又說：“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的一點，就是闡明了無產階級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世界歷史作用。”[10]列寧認為，掌握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是推進俄國革命進程的需要。他在總結1905年俄國革命經驗時，針對孟什維克忽視革命中工人和農民群眾表現出來的歷史主動性問題，特別指出：“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群眾的歷史主動性。要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從馬克思身上學到怎樣來估計俄國工人和農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現的歷史主動性，那該多好啊！”

　　列寧進一步提出，歷史認識有助于工人運動的健康發展，因為工人和農民自我意識的提高，將使他們能夠更多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正確地吸取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制定更為科學有效的革命策略列寧指出：“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幫助我們根據具體實踐問題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策略的實質”。“俄國過于長久的慘痛的血的經驗，使我們確信這樣一個真理：決不能只根據革命情緒來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須清醒而極為客觀地估計到本國的(和鄰國的以及一切國家的，即世界范圍內的)一切階級力量，并且要估計到歷次革命運動的經驗”這里，列寧屢次提到的注重經驗的問題，就是加強對歷史的認識的問題。列寧在批判民粹主義的錯誤時指出，由于民粹主義不能客觀地估計俄國歷史的進程，因此不能正確地判斷俄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它所形成的理論脫離了俄國革命的需要能夠符合俄國社會革命需要的理論，應當“以詳細研究俄國歷史和現實為基礎”，使“這種理論合乎科學要求”，這樣，“無產階級反抗思想的任何覺醒都必然會把這種思想引上社會民主主義的軌道”。列寧從重視歷史經驗的角度，批判了民粹主義。

　　列寧在解答俄國革命性質問題時，也批判了社會革命黨人將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的錯誤觀點，而這種批判也是立足于歷史認識作出的。列寧深刻地指出，具有小資產階級意識的社會革命黨人，主張俄國跳過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直接進行消除一切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看不到“在我們俄國，眼前擺著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的兩種不同的斗爭。無產階級在一切存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地方……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作為小土地占有者階層，即小資產者階層的農民進行反對一切農奴制殘余、反對官吏和地主的斗爭”。對此，列寧指出，社會革命黨人之所以產生“‘用不著’區別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戰爭”的錯誤認識，是由于“完全不懂政治經濟學和世界革命史”。

　　在歷史認識的對象與功能方面，列寧認為，歷史認識的對象是處于特定歷史時期中的社會關系，認識社會關系就是認識人的活動、認識人自身，因為人的活動體現了人是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列寧批評了民粹派理論家把個人作為歷史創造者的觀點，指出：“歷史是由個人創造的這一原理在理論上毫無意義。全部歷史本來由個人活動構成，而社會科學的任務在于解釋這些活動”。列寧主張：“唯物主義的社會學者把人與人之間一定的社會關系當作自己研究的對象，從而也就是研究真實的個人，因為這些關系是由個人的活動組成的。”他強調指出：“我從來不說‘歷史是由活的個人創造的’(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句空話)，但是，我在研究實際的社會關系及其實際的發展時，也正是研究活的個人活動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決定的，研究社會關系才可能正確反映人的本質，從而反映社會的本質，歷史認識的科學化就是從這一決定論開始的。列寧從它出發界定歷史認識的對象，堅持了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的科學性。列寧在這段話里談到的社會學指的是社會科學，因此對歷史學是適用的。

　　從歷史認識的對象是社會關系出發，列寧提出了社會事實的概念。列寧認為，“個人的社會活動，即社會事實”。這里，列寧進一步把歷史認識的對象概括為社會事實。列寧提出這一概念，仍然強調的是“社會”二字他主張，歷史認識的對象是個人，這毫無疑義，但唯物史觀主張的個人是從事社會活動的個人，社會活動就是社會事實。社會活動或社會事實是歷史認識的對象。列寧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他在研究俄國農村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時提出，弄清楚俄國土地制度并制定出科學的土地政策，必須以俄國農村的社會關系為基礎。列寧說：“我們認為階級斗爭在俄國土地制度方面也是一個關鍵性的事實我們制定自己的全部土地政策(當然，土地綱領也在內)的根據，就是始終承認這個事實及其產生的一切后果。”這里列寧將階級斗爭作為社會事實進行表述，而階級斗爭體現了社會關系的本質。

　　列寧認為，自由主義民粹派忽視研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導致其理論不切合俄國社會實際的原因。他指出只有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提出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歷史發展的原理，才能形成包括歷史學在內的科學的社會科學理論。他指出：“理論工作的方向應當是具體地研究俄國經濟對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們的聯系和一貫發展”，“應當把我國現實作為一定生產關系的體系給以完備的說明，應當指明勞動者在這個體系下遭受剝削和剝奪的必然性，指明經濟發展所昭示的擺脫這個制度的出路。”這對歷史認識的對象是社會關系的定義作出了高度的概括。

　　對什么是歷史認識的功能，列寧從三個方面作出了說明。列寧認為，認識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是歷史認識的第一個功能。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兩方面結合起來：既以完全科學的冷靜態度去分析客觀形勢和演進的客觀進程，又非常堅決地承認群眾(當然，還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階級的聯系的個人、團體、組織、政黨)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革命首創精神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的歷史既是一個自然過程，又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動的產物，這是人類歷史的兩個基本特征，在解釋人類歷史的進程時，要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列寧繼承了這一思想，并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進行了闡述。

　　列寧在研究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時，結合批判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論述了上述問題列寧認為，在俄國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弄清楚的一個前提是，俄國現階段處于什么歷史發展階段，只有對俄國社會發展程度作出科學判斷，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確的革命綱領為此，列寧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的。深入的研究通過研究，列寧發現，對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都只對其中的一個基本特征給予了注意，而忽視了它們的統一，陷入了理論的片面性。民粹派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剝削給勞動者階級帶來的危害，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合法馬克思主義看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合法性，但卻沒有譴責資本主義給勞動者階級帶來的危害。列寧指出：“民粹派認為，批判資本主義，只須肯定剝削的存在，只須肯定剝削和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等等就夠了”，“只須從自己的理想出發，從‘現代科學和現代道德觀念’出發把它加以斥責就夠了”。而合法馬克思主義是客觀主義者，他們“談論‘不可克服的歷史趨勢’”時，“證明現有一系列事實的必然性時，總是有站到為這些事實辯護的立場上”。列寧指出，與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在解釋俄國資本主義歷史進程時，總是首先確定它的生產關系或者說特殊的社會經濟形態性質，并對“這種經濟形態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作出“客觀研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是建立在對‘個人’的道德判斷上，而是建立在對實際發生的社會過程的確切表述上”。其次，不僅指出俄國資本主義“過程的必然性，并且闡明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形態提供這一過程的內容，究竟是什么樣的階級決定這種必然性”。“確切地肯定現有社會經濟形態和它所產生的對抗關系”，“揭露階級矛盾，從而確定自己的立場。”

　　列寧認為，從以往的歷史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作為制定現實斗爭策略的依據，是歷史認識的第二個功能列寧指出：“一切革命史的全部經驗教導我們，當我們在進行任何一種群眾運動或階級斗爭的時候，尤其是現在這種不僅席卷了整整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而且波及到各種國際關系的階級斗爭的時候，首先和主要的是必須把估計客觀情況作為自己策略的根據，必須用分析的態度來考察革命的進程迄今為止的情況。”列寧認為，以往的歷史事件之所以能夠為現實提供依據，是因為歷史常常有許多相似之處，吸取歷史經驗教訓，能夠為人們認識現實的需要提供客觀性。

　　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國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人主張和德國單獨簽訂和平協議，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便集中人力物力恢復俄國經濟。但黨內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卻主張繼續進行戰爭。這是事關新生的紅色政權生死存亡的大事。為了幫助他們轉變立場，爭取到多數人的支持順利簽訂合約，列寧在多個場合、多家報刊上演講和發表文章闡明自己的觀點。列寧在演講和文章中援引了德國和法國簽訂蒂爾西特和約的歷史事件為自己的觀點作論證。

　　在拿破侖第一對德國的戰爭中，1807年7月德國不堪戰爭重負被迫與法國簽訂了蒂爾西特和約。蒂爾西特和約是一個對德國及其苛刻的和約，德國要向法國提交足以使其財政破產的大量賠款，出讓一半以上的土地，還要派軍隊隨同拿破侖征戰。但列寧指出德國簽訂這個和約在當時是必要的，因為這給了德國以喘息之機。“幾年之后，普魯士恢復了元氣，并且在解放戰爭中，利用了決不是同拿破侖進行解放戰爭而是同他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強盜國家的援助，推翻了拿破侖的壓迫。”“這個和約并沒有使德國淪亡，相反，它是一個轉折點，使民族得到保護和復興。”列寧指出，俄國的情況和德國有共同點，“我們也正處在這種轉折點的前夕，情況大體相似”。列寧堅定地認為，如果新生的俄國和德國簽訂和約結束戰爭，將同樣會使俄國得到喘息之機，并在以后爭取到廢除和約的條件。他說：“我們簽訂了蒂爾西特式和約，我們也會取得我們的勝利，獲得我們的解放，正如德國人在1807年簽訂蒂爾西特和約之后，在1813年和1814年便達到了從拿破侖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目的一樣”。在列寧的爭取下，俄國終于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結束了戰爭。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是列寧運用歷史經驗解決現實問題的典型例證，充分證明了歷史認識的社會功能。

　　列寧認為，根據歷史事實和經驗提供的依據，對歷史的未來發展提出預見，是歷史認識的第三個功能。列寧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不僅僅限于解釋過去，而且大膽地預察未來，并勇敢地用實際活動來實現未來”。列寧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的時代，壟斷資本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的重要區別在于，在歷史的運動中，壟斷資本主義更多地和國家政權、民族沖突相聯系，資本這時已經不再像19世紀那樣能夠由資本家個人自由地擴張和積累。國家力量、民族意志成為歷史運動的重大影響力。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列寧對人類歷史未來發展的預見，更多地是從國家演變、帝國主義戰爭、民族獨立等角度提出的。列寧作出這些預見時，是以歷史事件和歷史經驗為依據的。

　　列寧指出，由于國家力量民族意志在歷史發展中作用的增強，19世紀曾經風靡一時的無政府主義社會改良主義思潮退出了歷史舞臺，不使用暴力不依靠革命政權不可能改造社會了。他說，20世紀“使人們再也不能提出舊的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舊的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已被戰爭所埋葬。談論用各種改良辦法來改造這個把幾千億盧布投入戰爭的資本主義社會，談論不通過革命政權和暴力、不經過一些極大的動蕩改造這個社會，現在已經不行了”。相反，列寧預見到將來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性，由此引發的民族獨立運動興起的必然性，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可能性。列寧指出：“只要帝國主義者和資產階級仍然掌握政權，一場新的同樣的戰爭就不可避免。日本和美國之間新的爭吵和沖突有增無減。這些爭吵和沖突是兩國在幾十年的外交斗爭中積累起來的。在私有制的基礎上戰爭不可避免。在搶奪了大批殖民地的英國與自認為是受騙上當的法國之間戰爭不可避免”。列寧的預見為歷史所證實，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資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十月革命十幾年后爆發。根據對人類未來歷史發展作出的判斷，列寧曾組織了共產國際，在世界范圍內開展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在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過程中，列寧對“左派”共產黨人否認黨的領導、黨的紀律的錯誤進行了批判，強調在帝國主義時代，要爭取革命勝利沒有黨的堅強領導是不可能的。在列寧的領導下，共產國際取得了重大進展對此，列寧指出：“共產國際所以強而有力，在于它吸收了全世界帝國主義大廝殺的教訓”，它是在總結世界歷史運動的事件和經驗的基礎上取得成就的。

　　在歷史認識的價值與檢驗方面。列寧認為，歷史認識的價值是用事實說話，即用事實說明事物，用事實檢驗觀念。在列寧看來，事實就是歷史，事實就是知識，事實就是預言列寧說：“馬克思主義是以事實，而不是以可能性為依據的。”馬克思主義者只能以經過嚴格證明和確鑿證明的事實作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還說：“既然提到歷史，就應該說明各種具體問題”這些觀點指出了歷史認識用事實說話的歷史認識價值。列寧在解答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爭論的方法論問題時曾說：“事變使人們拋棄了解決派別分歧的舊辦法，拋棄了那種大量發表文字材料、不停地進行爭論、動輒實行分裂的舊辦法，而掌握了一種新的學習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用事實、事件和世界歷史的教訓來檢驗一切”。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列寧認為，用邏輯的一貫性、徹底性論證觀念的嚴密性、完整性，是哲學認識事物的方式，但是僅有這種方式還不能有效論證事物。論證事物的合理存在，還需要一種方式，這就是歷史認識的方式，即用事實說話的方式，而用事實說話就是用歷史作出論證。列寧指出了事實就是歷史的含義。他說：“當馬克思主義者談到俄國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進步性的時候，他們是從大家公認的事實出發的。”還說：“事實是頑強的東西。”列寧指出了事實就是知識的含義。他說：“用對一切事實的了解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沒有這種了解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現代有學識的人。”列寧指出了事實就是預言的含義。他說：“神奇的預言是童話。科學的預言卻是事實。”

　　列寧還以是否包含了豐富的事實，作為評價歷史書籍價值的標準。列寧認為，如果一部書缺乏事實，那么價值就不大，如果事實豐富，那么價值就比較大。例如，當列寧看到《俄國歷史概要》一書時，認為它“結構和敘述都很新穎。讀起來很有趣味”，“應該成為一本教科書”，并“譯成歐洲各國文字”。但在贊揚的同時，列寧也提出了“一點小小的意見”，即補充一個年表和著作的頁碼索引。列寧認為：“學生要想不是膚淺地了解，要想知道事實，要想學會對比新舊科學”就必須如此。列寧還對《從革命走向革命》一書，提出過相同的意見。列寧指出：“在小冊子里作者革命信念的堅定性、他對革命堅定不移的信心是好的。關于黨應當是什么樣的黨，論述得好。對社會民主黨人的批評也是好的。”在經過這一番贊揚后，列寧指出該書“一個極大的缺點是——完全缺乏事實。這就使小冊子沒有力量”。列寧認為，應當改寫一下，全書55頁當中，“用44頁來寫確切的事實(社會民主黨和革命的歷史，以及匈牙利反革命的歷史)——提供事實的梗概，留下15頁寫評論”。“不這樣改寫，小冊子就毫無力量，不能用。”與上述兩部書的作者不同，《現代史。從法蘭克福和約到現在》一書的作者是“一個壞蛋”一個“俾斯麥主義者”。列寧在讀到這部書的時候，并沒有因為作者的立場否定了書中的歷史認識價值。他一方面指出：“由于作者頑固的反動，關于社會主義談得非常少。”但另一方面也指出：“這本書作為事實的綜合材料和參考資料，還是很有用的。這種簡單的綜合提供了作為時代主要特征的帝國主義和民主運動的圖景”。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問題時，大量參考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學者的著作，對于書中收集的原始資料和歷史事實，進行摘錄和使用。

　　從以上不難看到，列寧用事實說明事物，用事實檢驗思想的觀點，賦予了事實等于真實、等于客觀的含義。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列寧認為，歷史認識的價值就是真實性、客觀性。事實和歷史、真實、客觀可以畫等號。但列寧認為，在歷史認識中，并不是所有敘述事實的認識都是真實、客觀的，都能構成歷史那些只是孤立地表述事實，羅列事實的歷史認識，并不能正確反映歷史真實，反映歷史的客觀性。事實是有聯系的，沒有不發生聯系的事實，孤立的事實是不真實的，孤立的事實不是事實。列寧對《英美鋼鐵工業和紡織工業的組織形式》一書批注到，“主要是講歷史，沒有多大意思，羅列事實”，指的就是這種狀況。對《殖民史》一書也有同樣批注，“本身看來是枯燥無味的事實羅列”列寧對這類書籍的批評，指出了它們在敘述事實時，缺乏辯證法思維、缺乏科學的認識論的指導，受到了形而上學思維的束縛，片面地、孤立地、靜止地敘述事實。列寧認為，在歷史認識中要消除羅列事實的不全面性，“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要“從事物的發展、‘自己運動’、變化中來考察事物”。列寧強調指出，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人們對每一個原理只是（α)歷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聯系起來，(γ)只是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能不能正確地反映事實，敘述事實，是一個關系到能不能科學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事情。列寧指出：“要繼承黑格爾和馬克思的事業，就應當辯證地探討人類思想科學和技術的歷史。”列寧寫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參考了大量文獻，目的就是從事物的聯系中把握事實。列寧“閱讀了經濟史、科學技術史、政治史、外交史、戰爭史殖民史、民族解放運動史、工人運動史等方面的許多文獻，收集了世界經濟地理和國際貿易等方面的重要資料。他查考過的用多種文字出版的各國的書籍、學術論文、報刊文章和統計資料有幾百種”，摘錄資料和草擬的札記合計共有700多萬字從列寧列舉在“《1870年以來世界歷史主要資料綜合試作》表格綱目草稿”的內容，可以看到列寧關于帝國主義論的寫作，是從經濟、社會、工人運動、政黨政治、社會改革、民族運動、民主運動、外交政策、殖民政策等相互聯系的各種事實方面著手的。

　　在歷史認識的意義與評價方面。列寧認為，歷史認識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作出歷史意義的判斷和歷史道德的評價，需要處理好決定論和意志自由、歷史必然性和個人作用之間的關系。雖然歷史意義判斷表現了歷史的客觀性方面，歷史道德評價表現了歷史的主觀性方面，但列寧主張，這兩種關系是處于對立統一之中的，必須在它們既互相對立又互相統一的關系中把握它們。列寧指出：“決定論思想確認人的行為的必然性，摒棄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絲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動的評價。恰巧相反，只有根據決定論的觀點，才能作出嚴格正確的評價，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樣，歷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動家的個人的行動構成的。”

　　列寧主張的只有依據歷史必然性才能給予歷史意義奠定客觀性的思想，在列寧批評孟什維克忽視歷史必然性，僅從人的行動評價俄國1905年革命的錯誤時得到了充分體現。1905年12月發生的俄國革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曾為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礎。但孟什維克編輯的《1905年12月的莫斯科》一書，沒有對起義的內容和性質作任何完整的敘述，只是通過起義中發表的一些言論來表達自己的見解。列寧指出，這種做法體現出的歷史認識存在三個錯誤：第一，把起義表現為為數不多的戰斗隊同軍隊的沖突但又在許多地方談到全體民眾走向街頭。這種矛盾的表述是在玩弄文字游戲，不能算作“科學的分析”。第二，“編者根本不想剖析一下軍事組織同軍事技術的聯系問題，直接的武裝斗爭和輔助斗爭的相互關系的作用問題”，而只是“摘引了戰斗組織的宣言的一些片斷”就作出結論，“這里連一點進行嚴肅歷史研究的影子也沒有”。第三，“編者先生的結論是，無產階級作為群眾并沒有行動起來”，這表明編者“迂腐到這般地步”，“竟從極其嚴肅的歷史資料中得出這樣庸俗的結論”。從以上列寧的分析可以看出，列寧認為，由于該書沒有對革命發生的歷史必然性進行敘述，只是根據起義中的人的行為意向，并且是不完整的行為意向就對起義作出評價，這樣的評價不可能是科學的歷史認識。

　　列寧認為，必須深入研究1905年革命發生的歷史進程和隱藏于其中的歷史必然性，才能對革命作出客觀正確的評價。他指出：“在每一個急劇的歷史轉變關頭，我們要估計到各個階級整個的階級對比關系，而不是抽出個別例子和個別特殊事件，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感到自己是穩固地立足于對可靠事實的分析之上。”列寧多次在演講、報告、文章中總結1905年革命的經驗，闡述其歷史意義，并作出歷史評價。列寧敘述了革命從罷工開始啟動，后來轉向起義的整個進程，分析了革命產生的客觀條件、進行起義的方式、軍隊轉到人民方面來的條件、起義的戰術、起義力量的組織等方面的經驗教訓。列寧的結論是：“由罷工和示威進而構筑個別街壘。由構筑個別街壘進而構筑大批街壘并同軍隊進行巷戰。無產階級的群眾性的斗爭走到了各種組織的前面，由罷工發展成了起義。這是俄國革命在1905年12月取得的最偉大的歷史成果”。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已經行動起來，實行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這就是1905年革命的歷史意義。從這里我們看到，列寧通過闡述歷史必然性客觀評價了1905年革命，否定了孟什維克隨意的歷史評價。

　　列寧還從歷史必然性的角度，評價了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他指出，十月革命的“國際意義是指我國所發生過的事情在國際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說，具有在國際范圍內重演的歷史必然性”。這種歷史意義的重要體現是，“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列寧認為，這個“基本條件”產生于俄國歷史的特點。他指出：“布爾什維主義所以能夠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異常艱難的條件下順利地實現極嚴格的集中和鐵的紀律，其原因僅僅在于俄國有若干歷史特點”。“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1903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如磐石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有了15年(1903-1917)實踐的歷史，這段歷史的經驗之豐富是舉世無比的”。從列寧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列寧闡述了十月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意義的內在聯系。它表現為，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革命實踐中的產物，無產階級意志的集中和行動的嚴密紀律性，是十月革命成功的保證。如果其他國家要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樣要走提高無產階級戰斗力的路子。列寧指出：“要真正使整個階級，真正使受資本壓迫的廣大勞動群眾”都站到革命立場上來，跟隨革命政黨前進，“需要這些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條基本規律。”“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對我們極其重要的、應當作為我們全部活動的指南的結論：在歷史上，取得勝利的是能夠帶領多數居民前進的階級。”

　　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對于歷史作出的道德評價是有黨性原則的，這就是：應當從一定的階級立場出發評價歷史，而這一出發點的依據是歷史主動性。列寧指出：“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群眾的歷史主動性，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作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列寧的依據歷史主動性才能為歷史道德評價提供正確的主觀性標準的思想，在列寧評價人類歷史上的革命事件時得到了充分體現。列寧指出：“從馬克思的全部歷史觀點出發，必然會對人類發展的革命時期給予高度的評價，因為正是在這樣的時期，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許多矛盾才能夠解決正是在這樣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在確定社會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現，而后來長期以更新的生產關系基礎為依托的政治‘上層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列寧認為，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大革命事件，雖然有些沒有取得當時想要的成果，卻為歷史的長遠發展提供了前提，作出了鋪墊，從這一意義上看，這些革命事件也可以說是成功了。因為，在這些革命事件中人們的歷史主動性發揮得最為充分。

　　列寧在評價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功過時指出：“拿法國大革命來說吧”，“任何一個自覺地對待歷史的人都會說，法國革命雖然被粉碎了，但它畢竟是勝利了，因為它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無法消滅的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自由的基石”。

　　列寧在評價1848年德國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中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行為時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時機很快到來這一點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國革命)獲得勝利這一點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國’很快成立這一點上，有很多錯誤，常常犯錯誤——他們在1871年也犯了錯誤當時他們一心一意想‘把法國南部發動起來，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的錯誤，他們“為此而犧牲了一個人所能犧牲的一切，冒了一個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險”。但他們所犯的這種錯誤，與反對革命的立憲派“表現的平庸智慧比較起來，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偉大，千倍地有歷史價值”。

　　列寧在新生的蘇維埃俄國面臨歐洲帝國主義的嚴重挑戰有可能被顛覆的危機關頭，評價俄國十月革命時指出：“即使明天帝國主義者把布爾什維克的政權推翻，我們一點也不會為我們奪取了政權而后悔。任何一個代表勞動群眾利益的覺悟工人都不會為這一點而后悔，都不會懷疑我們的革命畢竟是勝利了。”“俄國工人階級一定能用他們充滿錯誤的革命行動來爭得自由，推動歐洲前進。讓那些在革命方面沒有行動的庸人以沒有錯誤而自夸吧。”

　　也正是從歷史主動性出發，列寧對勞動者的歷史創造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指出：“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鐵路工人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要比興登堡或者福熙和英國人在1914—1918年帝國主義大戰中的任何一次勝利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而對于資產階級學者忽視勞動者創造精神的歷史認識給予了批評。列寧在一篇書評中談到，《現代史。從法蘭克福和約到現在》這部書的“突出的特色是：白癡作者以學究式的精確性提供了有關每一個小國王和王族的活動以及荷蘭女王的流產(原文如此!第440頁)等等的日期等，可是一筆也沒有提到1907年羅馬尼亞的農民起義！”

　　從以上可以看到，列寧認為如果缺乏歷史主動性的視覺，缺乏黨性原則，就不可能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評價歷史。而不能做到這一點，就不可能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作出正確的歷史意義的判斷和歷史道德評價。

　　列寧對托爾斯泰這位19世紀俄國偉大的作家思想家所作的評價，充分體現了列寧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將決定論和意志自由、歷史必然性和個人作用結合起來的思想。當列寧從決定論和歷史必然性的角度進行評價時，列寧指出，由于“幾百年來農奴制的壓迫和改革以后幾十年來的加速破產，積下了無數的仇恨、憤怒和生死搏斗的決心。要求徹底鏟除官辦的教會，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滅一切舊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清掃土地，建立一種自由平等的小農的社會生活來代替警察式的階級國家，這種愿望像一根紅線貫穿著農民在我國革命中的每一個歷史步驟。”“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快要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當列寧從意志自由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進行評價時，他指出，托爾斯泰的思想是俄國“農民起義的弱點和缺陷的一面鏡子，是宗法式農村的軟弱和‘善于經營的農夫’遲鈍膽小的反映”。“作為一個發明救世新術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由于列寧能夠從上述兩個方面對托爾斯泰進行評價，就使列寧關于托爾斯泰的歷史認識深刻而正確，經受住了歷史長時期的考驗。

　　列寧的歷史認識論對于建設當代中國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列寧指出了唯物史觀歷史認識發生論與非唯物史觀歷史認識發生論的區別，前者從事實出發，后者從概念出發。列寧指出：“過去任何一門科學都從形而上學開始，其最明顯的標志就是：還不善于著手研究事實時，總是先驗地臆造一些永遠沒有結果的一般理論。”列寧在閱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時摘錄了書中的這樣一段話，“我們德國人多半在應當如何寫歷史這方面費盡心思，而不是去寫歷史”，并寫下批語：“||機智而聰明！”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唯物史觀歷史認識發生論的實踐意義。西方分析歷史哲學認為，歷史認識起源于先天假設判斷，是人的頭腦中先驗地存在的價值觀決定了歷史認識的發生，否定歷史認識發生于社會實踐。受這種觀點的影響，當代一些歷史學工作者較少關注現實，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歷史認識概念的梳理上，離棄了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的視域。列寧的歷史認識論可以為解決這一爭論提供啟示。

　　第二，列寧強調了唯物史觀歷史認識目的論與非唯物史觀歷史認識目的論的區別，前者主張歷史認識的目的是提高人們的自我意識，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幫助人們認清歷史和現實的聯系，把握歷史的趨勢，自覺地從事人類歷史進步事業。后者主張歷史認識是一種文化活動，主要目的是為了文化本身，忽略了歷史認識對于現實的實踐作用列寧指出：“社會主義學說正是在它拋棄了關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會條件的議論，而著手唯物主義地分析現代社會關系并說明現在剝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時候取得成就的。”列寧的這一思想發展了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它提供了一個簡明的判斷標準，將馬克思主義史學和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區別開來了。在歷史認識乃至歷史學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我們仍然需要將體現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歷史認識和歷史學作為主流史學，列寧的唯物史觀歷史認識目的論為此提供了指導。

　　第三，列寧非常突出地強調了歷史認識具有黨性原則，指出唯物史觀歷史認識的本質是站在勞動者階級的立場上評價歷史。西方分析歷史哲學曾認為，列寧主張的歷史認識具有黨性原則的觀點，會導致歷史認識進而是歷史科學不可能做到客觀，這是不對的。社會關系的存在、階級的存在、社會集團的存在是客觀的事實，認為歷史認識受到這一客觀事實的制約，賦予了歷史認識予客觀性，這怎么能說違反了歷史認識的客觀性要求呢？將主觀意識作為客觀事實進行研究和判斷，比之將其作為主觀現象進行研究和判斷，是更為科學的做法，它是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和非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區別。

　　第四，西方馬克思主義認為，列寧主張的認識是對物質的反映，是一種倒退到康德的二元論的觀點，這種認識與事實不符。結合列寧重視歷史主動性的觀點，可以認為列寧是重視認識主體的作用的。列寧高度強調了認識主體的能動性，包含著有什么樣的認識主體，就會產生什么樣的歷史認識的判斷，這怎么能說列寧忽視認識主體的能動作用，認為認識只是簡單地、機械地、照相一般地反映物質呢？列寧提出的歷史主動性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它是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的統一。一方面，它表明了列寧重視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歷史主動性，認為它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列寧主張歷史認識主體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識歷史，歷史主動性概念包含著重視認識主體的能動性的思想。

注釋：

　　[1]《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頁。

　　[2]《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頁。

　　[3]《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頁。

　　[4]《列寧選集》第1卷，第30頁

　　[5]《列寧選集》第1卷，第31頁。

　　[6]《列寧選集》第1卷，第487頁

　　[7]《列寧全集》第39卷，第367頁。

　　[8]《列寧全集》第39卷，第367頁。

　　[9]《列寧選集》第1卷，第89頁。

　　[10]《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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