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倫理學分析

劉燕舞*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漢 430074）

摘要：自殺的權利命題視角將老年人的自殺視為其權利受到侵害后的必然產物。自殺的道德理論命題揭示，自殺從來就是與道德聯系在一起的。老年人自殺的道德經驗事實顯示出，當前農村的道德衰敗是導致老年人自殺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當前農村的道德衰敗的表征就是，家庭關系正在經歷一種由倫理型關系向契約型關系的轉換，而這種轉換是以倫理的社會性建構這一維度的解體為基礎的，同時，倫理的生物性建構亦伴隨社會性建構的解體而日益式微，這種變化使得老年人無法適應，老年人基于倫理的觀念與子女基于權利的行為兩者之間有著巨大沖突，這種張力引起了老年人的自殺行為。

關鍵詞：權利、道德、老年人、自殺、倫理學

2008年國慶期間，我們到中部某地農村調查，當我們問及村莊里有沒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時，農民的回答是“我們這里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這讓我們感到十分詫異乃至震驚。此后持續半個多月的調查里，我們發現情況雖然未必完全如農民所說，但其嚴重程度也達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很多村民組在最近十年來老年人自殺死亡人數占到了他們整個死亡人數的至少30%以上。爾后，我們的足跡遍及華北、華東、中南和西南等眾多地區的眾多農村，盡管在情況的嚴重性上都各有差異，但老年人的自殺似乎正在成為當前中國農村的普遍趨勢，作為研究者，對如此重大的社會現象不得不對其進行一番探究，這既是社會關懷的需要，同時也是學術旨趣所在。

一、老年人自殺現象的權利命題

從經驗的角度來看，國內已有學者對老年人的自殺現象展開了探討。擇要來說，研究者關于老年人自殺現象的解釋主要有老年學或人口學、心理學、精神病學或公共衛生學以及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視角。這些學科均從各自的角度做出了解釋，有些觀點是互相沖突的，有些則是可以互補的。然而，這些研究在筆者看來有一個共性，即其背后都隱含了一個命題，這個命題就是權利命題。

從老年學的角度來看，國內較有解釋力的框架是“喪失理論模型”，這一理論模型由穆光宗先生提出。“喪失理論”認為，老齡化的原發性挑戰根源是，老齡化可以理解為一個人生資源不斷喪失的過程，個人在老齡化的過程中會遭遇一系列“喪失事件”，包括諸如健康、角色、親友及理想的喪失等，都有可能引發老年人的心理危機（穆光宗，2002）。此后，顏廷健（2005）將這一理論模型做出了進一步的假定，并將之運用到分析老年人的自殺現象上來。顏認為，在喪失事件不斷出現的過程中，老年人可能會因為無法應付這種心理危機，無法正確調適，從而可能會放棄自己的生命，也即采取自殺的極端手段應付喪失事件所帶來的危機（顏廷健，2005:76）。筆者認為，喪失理論模型在解釋老年人的自殺現象時有一定的道理，但問題是，只要是一個生命體，一旦落地就在成長的過程中也會不斷面臨著失去，尤其是人過中年以后，喪失事件更是越來越多，然而，并非所有面臨喪失事件的人們都采取了自殺手段，可見，喪失事件并非老年人自殺的主要原因（劉燕舞，2009a；劉燕舞、王曉慧，2010）。

與老年學或人口學的解釋似乎更具有親和度的是心理學、精神病學或公共衛生學的角度。這些學科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總體來說，都認為人之所以自殺，其背后都是因為某種程度上的精神錯亂所致。著名的社會學家吉登斯（2003）曾經將此概括為四個命題：首先，自殺一定是某些心理疾病狀況的產物；其次，要找出自殺的原因也必須要到有關的精神錯亂類型中去尋找；第三，這些原因是生物性的而非社會性的；最后，社會學即使對自殺分析有貢獻的話，也是微不足道的，言外之意，則能夠解釋自殺原因的仍然是精神病學或公共衛生學。劉華清和費立鵬（1996）曾根據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及1990到1994年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疾病監測點資料推算得出，中國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男性為61.77/100 000，女性為47.28/100 000，與城市相比，前者是城市老年男性的4倍，后者是城市老年女性的3倍多，他們認為如此高的數字反映了老年人自殺是社會應激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精神因素里面最主要的如抑郁癥等。然而，這些解釋因素不僅僅是對老年人而言，而且，在他們的系列研究中，幾乎用其解釋了所有群體如青年女性等的自殺，因而還有待商榷（劉燕舞，2010）。

僅從解釋的角度而言，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領域對老年人自殺的關注較之精神病學或公共衛生學的角度要顯得更為豐富一些。吳飛（2009）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出發，用“過日子”和“做人”兩個本土性概念來理解中國農村的自殺現象，當然也就包括老年人在內，在他看來，自殺的意義在于追求一種家庭內部的正義，本質上是沒有處理好“過日子”和“做人”這兩個人生過程所致。賀雪峰（2009）和楊華（2009）均從死亡觀、生命觀的角度闡釋了老年人的自殺機理，他們認為沒有鬼神信仰的世界里，只信科學的老年人在遇到人生困境時容易選擇自殺。陳柏峰（2009）認為代際關系的變動使得家庭權力結構越來越有利于子女而不利于老年人從而造成了老年人的自殺。筆者曾經亦從家庭結構、國家權力、市場因素的角度解釋了老年人在絕望中的自殺機理（劉燕舞，2009a）。與上述其他理論資源相比，這些解釋更貼近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現實。

然而，在筆者看來，不管是喪失理論，還是精神錯亂等諸如抑郁之類的心理疾病，以及結構的變動等所造成的影響，均有一個根本的潛在命題就是，老年人的權利受到了損害且無法獲得正常的救助的時候選擇了自殺。如喪失理論可以對應的是生存權，精神錯亂等可以對應的是心理健康權，家庭結構中的變動對應的則更是一些老年人的基本人權。換句話說，其反命題即是，如果這些權利能夠得到應有的保障，那么，老年人就不會自殺了。筆者認為既有的權利命題對于解釋老年人的自殺機理是有一定正確性的，然而也并非完全可以包攬對自殺邏輯的解讀。尤其重要的一點是，筆者認為研究者們均在有意回避與老年人自殺相關的道德命題。事實上，我們在調查的過程中便與同仁們有過激烈的爭論，一些人認為，對于自殺的解釋不應站在道德的角度去解釋，因為這樣極容易陷入泛道德化，或站在道德的高度情緒化。然而，筆者認為，真正深入到自殺現象中去考察其機理的時候，當前農村的道德衰敗仍然是導致這一現象產生的十分重要的原因，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從道德相對主義、道德虛無主義的角度將道德命題排除在自殺現象的解釋之外。

二、自殺現象的道德理論命題

實際上，不僅是關于自殺現象的研究，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很多領域似乎都不愿意與道德發生關聯，這在研究者看來是因為要保持價值的中立或研究的客觀。殊不知，保持價值中立的立場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觀，本身也是一種價值立場。因此，想完全擺脫價值和道德的討論以追求客觀性的行為事實上也是無法達到目的的。既如此，我們就不應受制于虛無主義逢道德必逃，而是積極客觀地去面對這一問題。根據筆者近三年來的調查發現，當前農村老年人自殺現象不僅僅是一個權利問題，同時它還是一個道德問題，甚至在后者的意義上還顯得更為迫切些。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不論是古今還是中外，自殺現象最初也與道德學的關系最為密切。

在西方，從古希臘文明開始，便有很多智者討論自殺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其中的焦點是自殺是自由的還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說是應該贊成自殺還是反對自殺。贊成自殺者如克蘭尼主義者、犬儒主義者、伊壁鳩魯主義者和斯多葛主義者，他們基本贊同個體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所謂自由就是指個體有權決定自己的生和死。在犬儒主義者看來，如果生活不理智就應該自殺，如安提斯特納認為智力不好的人就應該上吊，其弟子第歐根尼更進一步將其思想發展成認為人如果無法理智地生活就應毫不猶豫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喬治·米諾瓦，2003:47）。而伊壁鳩魯是一位快樂主義倫理學家，他主張人的本性就是尋求快樂和避免痛苦，快樂是唯一的善而痛苦是唯一的惡，死亡僅僅是感覺的喪失，因而死亡并不可怕，因此，他指出人如果想好好地死就應該自殺（周輔成，1964:102-103）。斯多葛學派則認為死亡是自然法則，活得最久的人和死得最快的人所失去的是一樣的，如果人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就不如死去，因此，人不應對生戀戀不舍（周輔成，1964:249-263）。當然反對自殺者也同樣大有人在，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與前述幾位相反，他們認為人首先是社會的人，是嵌入在社會群體中的人，因此，個體不能根據個人的利益去做出自己的決策，而應考慮對神應盡的義務和對城邦應盡的義務。如亞里士多德就明確地指出，自殺從頭到尾就是一件應該受人譴責的事情，因為自殺是對城邦的背叛，對國家有罪，對個體自己不公，面對責任時采取自殺的態度與道德相悖，因此，他甚至主張國家最后應采取措施懲罰自殺者及其家屬（喬治·米諾瓦，2003：48-50）。

中世紀時，歐洲的神學道德家們開始嚴厲反對自殺，最著名者如托馬斯·阿奎那。他在第一代宗教神學家奧古斯丁反對自殺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人為什么不能自殺。在他看來，自殺是對自然法則的破壞，因為按照自然法則人有自我保存的本能，生命是一種自然的結果，人不應該干預或中斷它；自殺還是對法律的破壞，對社會的侵害，因為人并非是個體的人，而是社會的人；自殺破壞了神的法則，因為人是上帝創造的，只有上帝才有權利決定人的生死，自殺顯然破壞了上帝創世的基礎（何兆雄，1997:93-94）。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時期，道德人本主義者開始展開對阿奎那的批判，他們高舉人本主義和理性的大旗，努力質問人是神創的法則，認為要將人從神的淵藪中解放出來，也即要將人權從神權中解放出來。他們中贊同自殺者有孟德斯鳩、伏爾泰等人，他們認為人有自由和權利結束自己的生命。18世紀時期，著名哲學家休謨和叔本華均贊同自殺，在休謨看來，自殺是人的基本人權，叔本華則指出宗教禁止自殺毫無根據，神甚至還不如人，因為人至少還可以自殺而神不能，這說明人的自殺是勇敢的行動；而與休謨同時代的著名哲學家康德則反對自殺，因為在他看來自殺是一種利己行為，是一種自我失敗，他更深刻地揭示出，一個人的行動所要求的道德選擇應該從通行的道德準則出發，不僅大家能接受而且當事人也能夠接受，不能用個人利益作為自我毀滅的理由；近代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包爾生更指出，自殺是道德病態的一種癥狀和尺度，自殺通常標志著一個精神上、肉體上、道德上和社交上出現錯亂的生命體的結束（何兆雄，1997:98-100）。

而幾乎與古希臘羅馬時期相當的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也涌現了一批哲人，他們同樣在多個方面討論了自殺現象。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對自殺的態度較為含糊，他們一方面鼓勵“求仁”的自殺，如孔子對伯夷和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在首陽山上的自殺行為就大家贊嘆，認為這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得仁”的道德壯舉（《論語·述而》、《論語·微子》）。孟子則指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篇》）又說，“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滕文公下》）但孔孟所持的儒學思想也主張“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開宗明義章》）從這一角度看，顯然是反對自殺的。不過，總體而言，孔孟思想主要還是從道德動機的角度來談論自殺，認為凡是符合仁義道德的動機的自殺一般而言也就是值得贊揚和鼓勵的。與此相同，墨家也從目的動機論的角度出發肯定權衡利弊后的自殺行為，他們認為“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篇》）。道家則主要從辯證的角度來討論自殺問題，他們的觀點是生和死是相互轉化的，生也是自然法則，自殺既不應提倡，同時也認為自殺有其規律性，因為自生與自滅都是一種自然規律。同時，道家關于自殺的思想也有宿命論的色彩，如莊子認為“死生，命也”（《莊子·大宗師》），“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莊子·齊物論》）。同時，對于自殺的意義，莊子認為“小人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莊子·駢拇》），又指出“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近道）矣。”（《莊子·達生篇》）可見，中國傳統文化里關于自殺的理解同樣與道德有著嚴密的關系。

三、老年人自殺的道德經驗事實

從前述關于自殺的道德理論命題來看，自殺顯然無法與道德完全撇開。因為生與死歷來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任何學科其實都無法繞開它。鑒于此，我們應在道德虛無主義與道德相對主義之外來重新正視道德與自殺的關系。不過，筆者認為，僅從道德理論命題上來討論自殺是應該被贊成還是被反對，對于當前中國農村嚴重的老年人自殺現象的經驗來說，顯然是很不夠的。因此，我們迫切需要從經驗的角度關注自殺與道德的關系，這即是本文所要繼續探討的關于老年人自殺的道德經驗事實。

與道德理論命題集中討論自殺應該與不應該相異的是，筆者想探討經驗現實中的道德衰敗作為引起老年人自殺的原因之一是如何表現的，其背后反映了什么樣的道德變遷機制。為此，本節想就幾個案例的表述逐步展開，并在下一節就案例的經驗現象進行分析。

案例1：柴某，女，75歲，2007年自殺死亡。柴某有3個兒子，3個女兒，且都已成家立業，家庭條件都比較好。在其自殺前半年，柴某丈夫因病去世。而其丈夫在世時，老兩口一直單過，且自給自養。老頭死后，柴某提出來想跟兒子過，方案有兩個，一是每個兒子家輪流住，時間可以一星期到一月不等，二是跟小兒子住，大兒子和二兒子負擔生活費用。但兩個方案都遭到兒子們的否決，理由就是不管輪住還是跟小兒子住都不行，只能讓其自己單過。進一步的理由是房子空間有限，各自都有孩子。而事實上，三個兒子的住房都相當寬敞，幾乎每個兒子的樓房的第二層都沒有住人，尤其是二兒子的房子剛建不到一年，十分寬敞。再進一步的理由就是三個媳婦都反對，認為與老人住在一起不方便、不自由、不自在。柴某沒有辦法，只好繼續住在占地半畝的老宅子里。但柴某一到晚上就害怕，且因為年紀大了，干家務活也不利索。一次做飯時因視力模糊被柴火稈戳傷了眼睛，視力因此而更加模糊，她也就越發害怕住在屋子里了。過了幾個月后，柴某越來越怕，不敢進房，白天時就在村子里的各街道閑逛，但天總是要黑的。夜幕降臨時，人們都各自回屋了，她經常一個人在巷子里逗留，別人勸她進屋她也不回屋，總說怕。柴某夫家的一些堂兄弟見此悲情就跟她三個兒子說了下，要他們想個辦法別讓老人到晚上了還在村里逛著不歸屋。大兒子和小兒子還是不愿意管，二兒子害怕老人死在外面，因為這樣的話按照當地規矩，做喪事時尸體是不能進屋的，對于當地的人來說，可以不養老，但是不能不做喪事，因為做喪事涉及到個人的面子的問題。考慮再三，二兒子就把老人接到他家去住了。這樣一來，老人倒是不怕了，但卻天天挨二媳婦的罵。有一天老人見二兒子和媳婦都出去干活了，就在二兒子家的水窖里跳水自殺了。人們幫忙去撈尸體時，發現老人頭朝下，腳朝上，這表明老人是抱了必死的決心，尸體撈上來后，她口袋里還用繩子綁著一捆留給兒子的錢。

案例1所反映的自殺，顯然并非死于普通的貧困，因為撈上來死者的尸體時，其身上還綁著一捆錢，其自殺主要在于孤獨與遭到兒子媳婦的羞辱，而這對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而言，不僅是她的權利受到侵害，其背后同樣反映了子女的無德。

案例2：陳某，72歲，2008年自殺死亡。陳某丈夫中年而逝，此后她一個人一直自養自給。陳某有一個兒子，且條件非常不錯。陳某自己一直單獨住在自己的老院子里，由于年齡越來越大也就越來越難做到自給自足。年老時，陳某主要面臨三個問題，一是病痛，二是生活幾乎無法自理，三是缺糧食。對于第一個問題，陳可以硬撐著軀殼勉強殘存，對于第二個問題，得益于鄰居家的一個小孩，每隔三天就去幫她從水窖里拎一次水，然而，對于第三個問題而言對她幾乎是致命性的。她不得不厚著臉皮去找兒子要糧食，但每次在兒媳婦的罵聲中都只能要到幾天的糧食，吃完了后，她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又去找兒子要，就這樣不斷的遭媳婦痛罵，有時不僅媳婦罵，其兒子也罵，時而怪她吃快了，時而罵她吃多了，陳則總是在罵聲中拎著糧食回到自己的老屋子里得以再多活幾天。陳某自殺前三天是最后一次去找兒子要面，但兒子和媳婦對她像往常一樣罵了一通后嚴詞拒絕給予糧食。陳沒能要到糧食回到老屋子里就跳進水窖自殺了。三天以后，鄰居家的孩子照常去給她拎水時才發現她死亡了。人們進去時發現的景象是，當時水窖只有一半的水，陳是頭朝下腳朝上跳下去的，水窖里的水淹沒至其腰部。因為浸泡在水里，陳的尸體已嚴重發脹，幾乎撐滿了整個水窖。而在最顯眼的飯桌上，除了一個空碗外，還鋪了三塊六毛錢，錢上面還用一個小石子壓著。陳某死后，其兒子為其辦了非常隆重的喪事，請來了樂隊，請來了戲班子，熱鬧了7天才將其下葬，整個喪事共花費陳某兒子2萬多元。對于舍不得給一點面給他老母親卻能夠花2萬多元大操大辦喪事的行為，作為外來的調查者，筆者表示十分不解，村民的解釋倒讓我頓時“釋然”，他們說，做喪事跟死人是沒關系的，因為那是活人的事，也是做給活人看的，搞差了活人沒面子。

與案例1不同的是，案例2所反映的自殺則幾乎是在生存上陷入絕境后而絕望地自殺死亡的。兒子媳婦拒絕給予老人糧食從法律上來說，當然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權利遭到侵害的問題，但同時，其背后卻反映出作為兒子媳婦的一方在倫理道德上的嚴重缺陷。

案例1和案例2是筆者在北方某農村調查時收集到的眾多老年人自殺案例中的兩個典型案例。該村1900多人，在近5年來卻有6人自殺死亡，且根據村民與村干部的經驗來說，這明顯不正常。他們都反映以前從未有過這種事情，以前只有年輕人因婚姻家庭問題而自殺的，而最近10年來，老年人自殺開始出現且似乎正在成為一種趨勢。

案例3：王某，男，86歲，還有勞動能力，身體很好，有一個兒子，兒子媳婦仍將他當“壯勞力”使用。老人自己種田的收入除了自己吃外，剩下的全給了兒子，但老人有一個愛好，喜歡喝點小酒，兒子媳婦因此感到很不滿，認為都86歲的人了，應該將喝酒的錢也給他們，因此就經常罵他。2008年農歷正月初一，老人喝酒后遭兒子媳婦痛罵，老人無奈之下喝藥自殺。

案例4：高某，69歲，在鎮上開了一個小發廊，多年下來積攢了點錢，大約有3萬多元，老人在2005年與媳婦爭吵了幾句后喝藥自殺了，致使他自殺的并不僅僅是這一次爭吵，而是此前無數次的吵架和挨媳婦罵，老人死前寫好了遺囑，將自己的錢分成了兩份，一份給老伴的，一份給兒子的，然后還將自己死后喪事要用的東西都自己事先準備好了，村民說，與媳婦吵架只是他自殺的導火索，實際上他已經很久就在設計自殺了。老人自殺后，他兒子并沒有我們外人想象中的那樣責怪妻子，而是很坦然。村民解釋說：人總是要與活人過的，難道還與死人過日子不成？因此，在村民看來，活著的人畢竟更重要，死了就死了。

案例3和案例4是筆者在中部某農村調查時收集到的眾多老年人自殺案例中的兩個，這個村子人口不足1800人，老年人自殺死亡人數占整個老年人死亡人數的比例至少在30%以上，與案例1和案例2所在的村子不同的是，這個村子的老年人自殺從1990年代開始至今就一直很嚴重并且還在繼續蔓延，本文開篇所引用的農民說沒有一個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夸張說法即是來自該村。

不得不承認的是，代際關系的變動使得老年人在家庭權力結構中越來越處于弱勢是造成他們自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這一點上，陳柏峰（2009）與筆者（2009a）此前均有專門的論述。然而，正如筆者前文一再強調的是，這不僅僅是個權利問題，同時它還是一個道德問題。老年人自殺的道德經驗事實所展示的就是，當前農村社會道德的衰敗尤其是家庭內部成員道德的衰敗是導致老年人自殺的重要原因之一。鑒于此前的所有關于老年人自殺的經驗研究中均未強調這一點，且在既有的關于自殺的道德理論命題中也僅僅是只討論自殺本身是否合乎道德的問題，本文認為十分有必要就此展開進一步的討論。

四、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倫理學解讀

梁漱溟（2006）說，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而倫理本位又主要由于注重家庭關系而生成。在筆者看來，中國歷史上，盡管不乏有“禮崩樂壞”的年代，但倫理本位一直是中國家庭乃至中國社會得以構成且穩定運行的重要基石，即使對當代社會與家庭而言亦基本相同。因此，離開倫理的角度而談論家庭內部關系的實然樣態及其變化顯然無法揭示出真正的經驗事實，對于老年人的自殺現象的探討同樣如此。為了理解老年人自殺與道德衰敗的關系，我們有必要先考察道德的大致定義。所謂道德，就是指“社會制定或認可的人們具有社會效用的行為應該而非必須如何的非權力規范，簡言之，道德是具有社會效用的行為應該而非必須如何的規范，是具有社會效用的行為應該如何的非權力規范。”（王海明，2009:78）而之所以需要道德，其目的在于保障社會的存在與發展，以及增進每個人的利益，人們的行為事實如果是利人的則符合道德目的，如果損人則違背道德目的（王海明，2009:81）。圍繞老年人與其子女所形成的一套道德規范應是既利于促進老年人個人與其子女的利益的，同時也應意味著是有利于促進村落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行與發展的。但是，如上述四個經驗案例所揭示，老年人的自殺事實上既無法增進其個人利益，也無法促進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行與發展。因為自殺是老年人生命質量最差的極端狀態，同時，眾多老年人的自殺以致形成一種“自殺秩序”（劉燕舞，2009a）也使得年輕人在進入年老時同樣會面臨相似的境遇。

為了理解上述老年人自殺的道德經驗事實，筆者認為從孝道入手作為切口來理解老年人自殺與倫理的關系是十分必要且恰當的。在筆者看來，所謂孝道，其實就是可以理解為關于孝的一套道德規范。從我們上述所展示的四個經驗案例中，我們可以判斷的是正是因為子代不守孝道而導致了老年人的自殺，換句話說也就是子代的不遵守有關孝的道德規范而導致了老年人的自殺。曾子曰：“孝有三：大者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第二十四》）這就是說，關于孝的道德規范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理解。層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此為大孝，層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此為次孝，層次最低者是要能夠贍養父母，是為下孝。曾子又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也就是說，做到贍養父母是比較容易的，但要做到尊敬父母就比較難，要做到尊敬父母也是可能的，但是要終身尊敬父母則比較難，父母死后，仍能行為謹慎，還能不使父母蒙受惡名，這才算是終身孝敬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的儒家思想對孝順的要求是從兩個層面講的，一個是橫向的層面，即孝的三個層次，二是縱向的層面，即人的一生對這三個層次的實踐。從橫向層面來說，要做到大孝即尊敬父母并不是那么容易，而做到下孝即贍養父母還是可能的。從縱向層面來說，要終身做到大孝是比較困難的，特別是父母死后還能繼續保持做到大孝則是更困難了，但終身做到贍養父母還是有可能的。

然而，經驗事實讓我們所觀察到的是，當前農村在孝道的橫向三個規范層面已經日漸式微，大孝幾乎不可能了，次孝同樣幾乎不可能，下孝已經陷入了艱難維持的窘境。而對于孝道的縱向層面來說，則更是難上加難。以前述四個案例為例，案例1是僅在下孝層面得到滿足了的情況，但老年人的心理精神慰藉等更高層次的對孝道的需求卻并沒有得到滿足，老年人的孤獨感實際源自于其對孝道的更高一點的要求，因為人畢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高級動物，除了物質生存外，精神養料的獲得同樣殊為重要。而案例2則是連孝道橫向層面的最低層次都無法給予滿足，這種情況下在老年人失去任何獲得自己生存能力的資源時，無異于是將他們逼上自殺的道路，這種自殺其實更應該界定為他殺比較合適。案例3和案例4則均是在能自養的情況下在自己完全不招惹兒子媳婦們的情況下，還因為其未能如兒子媳婦所想的要對兒子媳婦盡義務，而遭致謾罵甚至虐待從而自殺的情況。事實上，僅從物質的角度艱難地滿足老年人的生存，就好像是把老年人當一般的動物在養，這對老年人的精神刺激可想而知是十分大的。這在案例3和案例4的地區尤其明顯，那里的老年人常拿他們自己與兒子家養的阿貓阿狗們相比，問題還在于他們經常概嘆兒子家的貓和狗不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其地位都要比他們高。因此，他們才經常對訪談者講他們都已經準備好了隨時自殺，什么時候自殺只是偶然的，而走向自殺則是他們必然的宿命。由此，孝道的橫向和縱向層面的規范內容顯然都已經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因而，事實上的情況就是，那些沒有邁向自殺道路的大部分老年人往往是因為其還能維系基本的自養，且在他們有著較強的忍受子女的任何挑釁的情況下殘存于世的。這種現實所要表明的是，所有老年人幾乎都是潛在的自殺者，對于這樣一個判斷，筆者在經驗調查中經常得到老年人甚至還包括中年人在內的人群的斬釘截鐵的確定。

那么，當前農村的道德衰敗至此，以致導致老年人嚴重的自殺現象的出現，又要演變至何方呢？在筆者看來，當前的道德衰敗是一種徹底解體式的衰敗，它解體之后所形成的新的規范在筆者看來并不能視之為一種新型的道德規范。這個變化具體來說就是倫理關系解體后開始往契約關系轉化。本來支撐中國家庭關系的主要是倫理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基于血緣、情感等生物性因素以及擬血緣關系等社會性因素而建立起來的，然而，現在這種關系開始往契約型的法理關系轉化，契約型關系是基于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建立起來的。吊詭的還在于，目前的變化事實是，契約型的關系也沒有完全能夠確立起來，相反，僅僅是形成了一種老年人從倫理關系角度做出需求的表達，而子女則從契約關系的角度僅實踐作為子女的權利的一部分，而很少真的在法理的角度去盡作為子女的法理義務。

對于這種變化，也許一些農村的婦女對筆者所解釋的更能說明問題。她們說，贍養公公婆婆并不是她們感情上必須付出的，因為公公婆婆并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她們對于公公婆婆也就沒有感情上的義務，換句話說也就是她們沒有倫理上的義務；而之所以需要贍養公公婆婆那是因為法律上有規定，這完全是基于一種法律責任的行為。婦女們的這種說法其實反映了當前農村倫理觀念的深刻變遷。倫理關系本來就是由生物性的血緣關系和社會性的擬血緣關系兩者建構起來的，原來對于公公婆婆的贍養的態度主要不是基于法律的建構，而是基于擬血緣關系的社會性建構的倫理關系來調適的。對于現代中國而言，從現代法律意義上界定贍養關系也是不久的事情，然而，現在這種普遍僅按照血緣作為唯一的生物性的倫理建構維度來看待倫理關系，就表明了倫理關系的社會性建構已經徹底解體。甚至更為嚴重的還在于，生物性建構的倫理關系同樣伴隨社會性建構的倫理關系的解體亦陷入日漸式微的狀態，其背后的社會基礎當然還涉及到當前農村家庭關系由核心家庭本位向個體本位的微妙變動（劉燕舞，2009b：33）。

這種深刻的變化對于年輕人來說正在逐步被他們所接受，而對于老年人來說卻無法接受。因為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孝道只要維持在最低層次的能養就不算是犯法了，而這幾乎與養豬養鴨沒有什么兩樣。而從倫理的角度來看，孝道顯然有更高的要求，至少要達到“弗辱”也即不辱罵父母的層次。而正是因為倫理關系的解體，道德的衰敗，才導致越來越不可能達到更高的層次，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在無法調適的時候，或者在最基本的法律層次的“能養”都達不到的時候，老年人的自殺就有了幾分必然性。而目前的道德經驗事實所揭示的是，盡管年輕的媳婦們爭辯贍養父母不是道德義務而僅是法律義務，然而，現實經驗中她們（當然也包括老年人的兒子女兒們）卻往往也并不履行法律義務，且即使如此，法律事實上也很難進行有效干預，很多時候法律干預是嚴重缺位的。因此，這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促成了后代不僅不講道德，同時也不怕不講法律義務所要承擔的后果。如此一來，則無異于將陷入各種困頓境遇中的老年人逼向自殺的絕途。由是，老年人自殺現象不斷在當前農村上演也就不足為奇了。

五、結語

當前農村出現了十分嚴重的老年人自殺現象。權利命題的視角下將老年人的自殺視為其權利受到侵害后的必然產物，這些侵害有心理學或公共衛生學上所討論的精神錯亂、抑郁等醫學疾病問題，也有老年學領域所展示的一系列喪失事件的發生所導致的老年人各方面權利的喪失的問題，以及社會學領域所強調的代際關系變動中老年人在家庭權力結構中的衰落所導致的其權利侵害而致的自殺問題。自殺的道德理論命題揭示，自殺從來就是與道德聯系在一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道德虛無主義者的思想無益于更深刻地理解老年人的自殺。老年人自殺的道德經驗事實顯示出當前農村的道德衰敗是導致老年人自殺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從經驗的角度警示我們不應回避老年人自殺的道德命題。當前農村道德的衰敗簡要來說就是正在經歷一種由倫理型關系向契約型關系的轉換，而這種轉換是以倫理的社會性建構這一維度的解體為基礎的，且伴隨倫理的社會性建構的解體，其生物性建構亦日漸式微，這種變化對于老年人來說無從適應，因而在他們的觀念與現實中形成巨大的張力，引起了他們的自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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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or Moral: An Ethics Analysis of Rural Elders’ Suicide Phenomenon

Liu Yan-wu

(China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of HUST,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under the right proposition of suicide, elders’ suicide was seen as inevitable production of their right that was infringed. Moral theory proposition of suicide indicated that suicide was related to moral. The elders’ suicide empirical fact revealed that the deteriorating moral was the one of reasons that had caused their suicide in recent rural society. The deteriorating moral was experiencing trasformation from ethic relationship to contracted relationship.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based on disintegration of ethic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biologic costruction of ethic also disintegrated gradually. This change made the elders inadaptation. Therefore, there was a kind of huge conflict between the elders’ ethic concept and the offsprings’ right action, which caused the elders’ suicide.

Keywords: right; moral; elder; suicid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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