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的話可信嗎？

朱明熙

2010.8.20.

一、普適價值能“普適”什么？

咱們四川有句老話，叫做“xxx的話都聽得，耗兒藥都吃得”。這句話用在茅于軾的身上，恐怕是再貼切不過的了。

這不，才消停幾天，茅于軾又開始活躍起來了。

7月30日茅于軾他們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了一個由“天則法律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辦的“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的比較”會，茅于軾作為主持人在會議開始時定了個調子，認為民主、法制、平等、自由這些普適價值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因此，比較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哪個更好，還是要拿普適價值來衡量，看哪一個模式更接近于這些普適價值。我猜他的本意是想通過他的定調，最后得出廣東模式優于重慶模式的結論。因為，在他看來，廣東模式可能更符合他的普適價值。但令人遺憾的是，從網上公開的會議紀要看，這個會開了一天，從上午比較到下午，最后也沒有比較個所以然出來。倒是這些精英以外的人民比較出個所以然出來了。據權威雜志《人民論壇》7月21日至7月28日對23238人(包括分地區隨機調查與網絡調查)的調查顯示，贊同汪洋的“分蛋糕不重要，做大蛋糕更重要”理念，即“廣東模式”的民眾僅有區區2%。這反映了什么？這不就反映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在嗎？俗話說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國之根本，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你茅于軾不是認為廣東模式更接近于你心目中的民主、法制、平等、自由這些普適價值嗎，那你怎么解釋廣東雖然經濟發展了，但卻同時弄出來個全國貧富差距最大（據說廣東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65），“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汪洋語）的現實？你怎么解釋為了在深圳辦“世界大運會”，強行將8萬多所謂“高危人群”提前趕出深圳，強行限制一般人的行動自由的事實？你怎么解釋廣東把在延安時期，你應該追張聞天那個。王占陽： 當時專寫毛澤東，張聞天那個東西也看了。 張木生： 他是1922年開始宣揚新政策，他都是圍攻的產物，到今天中國也沒有改變這個格局。但是，中國改變了什么呢？這34年的改革開放沒白過，現在國有企業資產100萬億，國有銀行存款100萬億，過去哪有啊？我是稅務總局的，我對數字非常清楚，今年財政將超11萬億，社保會超2萬億，土地出讓金3.5萬億，罰款去年是2萬億，今年得上3萬億。 王占陽： 最后給老百姓剩多少？ 張木生： 國有企業還有2萬億利潤。這塊已經做的很大了，王小魯、王艷麗、高云清，他們從三個方向算，脫離國家統計局連續三年，每年中國占人口不到10%的人還有一個9-10萬億分配，沒有進入國家統計局。所以要錢，有的是錢。關鍵是到了這個時候了，你還說蛋糕不夠大，不夠分，這就使我們這些在農研室里面待了多少年的人，就想起來農民最開始那個最樸素的改革，交夠國家的、留給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后來發現國家也好、集體也好，你不改變這個，他永遠沒有夠。現在就是要改變這個的時候了，我覺得重慶在這點上就是在改變這一點上做出了貢獻。田博士： 很高興第一次參加天則所的討論，這樣一種討論也呈現出一些新意，我今天全天的觀感就是大家討論兩個小白鼠的比較，而對小白鼠后面的人沒有更多關心。下面，我對肖濱老師和秋風老師的發言說一些想法首先，我覺得肖濱老師這個PPT做的有點模糊，他講的廣東模式沒有講哪些是廣東的實踐模式，哪些是廣東的理想模式，特別是后面的部分，就是公民社會、民主法制的概念，就是非經濟的制度建構方面，更多講的是廣東的想法和規劃。肖濱： 不對，我的數據都是事實。 田博士： 數據是事實，但是很多制度性思路都是來自于中央，并不是廣東首創。另外，您也承認，他并沒有上升為具體的更有效的制度成果，是廣東隨著國家民主改革進程繼續企圖領先的領域。我們發現廣東至少有兩個事件，我覺得廣東在政治社會感覺體制上比較脆弱，第一個事件就是廣東GDP保持20年高增長，但是農民工工資20年不增長，這樣的勞資關系是不正確的，這樣發展是沒有正義的，效率是有了，公平犧牲過大。再就是大運會期間，深圳市搞的高危人群八萬人清理運動，這個說明深圳確實經濟發展作為改革排頭兵非常厲害，但是在政治社會和管理體制上面并沒有一貫的穩定的連續性的逐漸可信賴的法制模式。所以我覺得肖濱老師講歷史、講領導人傳統改革思路，這個很好，因為本來就是領導人驅動，但是我們講的廣東模式，大體上還是中國改革30年經濟創新、經濟成就脈絡里面評價，我并沒有看到廣東模式政治、社會制度華的成果，真正可以被全國借鑒和使用，所以廣東模式也是片面和不完整的。所以，肖濱規劃的是未來廣東，更重要的任務是在政治和社會領域。重慶可能與主政者和視野和雄心有關，重慶模式為什么毀譽參半，因為重慶模式主政者薄熙來想解決所有問題，他不僅想解決經濟發展，經濟新的增長極的問題，從而使得長期困擾中國的東部經濟發展和西部經濟落后的地區不平衡問題，他同時想在文化領域，甚至在倫理領域進行某種重建的運動。所以，我們會發現他有運動式的痕跡，他打黑，然后唱紅，別的地方不敢唱紅，他敢唱紅。我們一直焦慮的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因為鄧小平市場經濟改革導致我們信仰滑坡，我們不再有相對主流化的共識的社會價值，而這個社會價值誰提供呢？至少在唱、講、讀、傳的這個完整體系，而不僅僅是一個紅顏色，紅顏色可能是他靈感的迸發或者本能的反映，他很快做了一個修正，他把文化和傳統也納入進來。而文化重建的動作甚至超越了制度、超越了法制的秩序理性，他是民族生存方式的探索，這樣一種公民教育，這樣一種傳統道德教育，在中國這種改革布局里面是不斷被滯后或者不斷被邊緣化，我們發現薄熙來把他請到中間來，既使是他失敗了也是中國文化重建、信仰重建的有利的探索經驗。因為他胃口很大，因為他想一攬子經濟問題，從經濟發展、民生，到倫理重建、社會公平的重建，他本身就是一攬子解決問題。所以，當我們在很短的歷史時空內，比如兩三年時間，來全面評估他這樣一種過分拉大的改革指標體系或者規劃的話，我們會發現評價的時間可能會過早，或者評價的尺度會跟實踐之間難以產生歷史上的可比性。所以，我覺得對重慶模式，包括對重慶模式的反對和批評都有可能為重慶模式的改良或者重慶模式的更加有利于其他地方借鑒的開放可能性提供這種建設。我相信所有自由派包括在場很多批評重慶模式的人，特別是這位女性教授對重慶模式全國推廣性有特別恐懼，但是這種恐懼本身也會參與到重慶模式的歷史生成過程中來。這樣一個過程是特別好的中國公民社會，尤其是精英形成核心的公民社會參政議政的過程。實際上大家已經用自己的話語正式，包括律師界介入李莊案，已經參與到對重慶模式評價和修正中來。所以，我覺得公民社會已經在積極公民推動下在推進，而重慶模式不封閉，他是接受批評的，并不是說他已經做的很好了，他是把中國改革以來積累的問題凸現出來，他不僅對重慶人民而是對全國人民提出建議，接受其他外部的評論和修正，包括大家對他進行參觀，我覺得在此意義上，大家不要把重慶模式看成是一個地方性現象，而且我認為薄熙來的心胸也絕對不是為了建設一個好重慶。張木生： 他就是再三說大家、謝謝大家，千萬不要說重慶模式，沒有。 田博士： 他這樣講也許是政治策略，他希望先做他的實踐，而不希望在批評聲浪中無法展開。但是，我相信他的關切是國家尺度，而不是地方尺度，因此我們都有責任參與到這樣一攬子計劃里面。包括我們經濟學者或者法律學者一直不談的公民道德和文化重建問題，在他的這個一攬子計劃里面，我們是有責任參加這個討論的。另外，無論是重慶模式還是廣東模式，我們發現它處于中國大模式改革洪流當中，大家對改革應該有一種理論性、規范性認識，改革不是常態的政治，是從非常的階段到民主法制的過渡期，對此過渡期不應該僅僅做事實描述，而有理論的解釋和概念對應。所以，我們發現無論是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都有反法制的傾向，都是有領導人創新性的想法，進行相應的東西，產生績效對比的格局。因此，在改革的洪流中，如果過度強調法制形式主義的規范價值，就不利于激發中國人面對自己問題創造性解決的制度創新。所以對改革時期我們不要期望他立即結束，客觀上也不可能結束，而是我們要理性的參與、去引導他，同時對他短暫的時間里面，對形式主義、程序主義法制價值相對削弱也不要過分的害怕，因為這是改革內在邏輯。第三個問題，就是可持續問題地因為這邊太多學者都在質疑重慶模式里面的部分內容是否可持續，是否會人走茶涼。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如何我們理解我們的歷史觀，或者是改革演進的模式，我們當然希望常態化治理可以千秋萬代。但是，我們知道歷史轉型，或者說社會轉型會面臨很多重大問題，在重大問題面前政治解決優于法律解決，而在政治之前人和資源必須是合法的解決。這個是在現在的權力結構示范的過程，就有計劃性和權力指導的色彩。所以，我們不用擔心薄熙來一旦做了這個重慶模式是否可以持續，而在于在這段時間里面，我們對重慶模式本身的引導有多大？如果重慶模式真的走偏了，走歪了，實際上是中國全國的民主政治或者中國全國的開放政治失敗，因為一個地方的試驗是貢獻給全國的，同時全國人民對他也有發展修正的責任，我們說他唱紅打黑是反法制、文革式的語言，我們是有責任的。因此，實際上他是一種建議，某種先拿出來的東西，他程序不合法，甚至偏離法制，但是本身他是需要整個民族做這樣的回應的。所以，我覺得他是特殊的創制新制度、解決新制度的進程，因此它是否持續根本不是學術理論的問題，在這里面我們對他如何塑造、如何引導，如何創制到普遍可引導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而他是在特殊創制過程、立憲過程中的一個提議者，而我們民族的參與反映的是我們立憲的智慧，或者是立憲里面公民的責任，他秩序性并不是我們的首要目標，首要目標是有效的解決問題，并且是通過這樣一種參與，直面并且可持續的解決問題，而是否可持續解決問題，而不取決于最初問題的提議者和方案提出者，而是取決于全國的公益。最后，我們現在講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為什么在我們單一制國家，或者是列寧主義政黨蛋黃還沒有變的時候還可以出來？就是領導統治已經終結了，我們的太子黨是富庶的太子黨，這樣就有了接近貴族性的或者競爭性的領導全民族，并不是你是因為生在某個家族就可以領導全民族。這個恰恰說明我們家族置的終結，以及中國開放理性化的改革成果，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看到地方競爭，也要看到地方競爭的風險。風險就是他有可能是所有改革都是小白鼠，都實際上是改革洪流當中反法制的操作。所謂的廣東只不過是在規范價值上較多的符合了一些學者對美好社會的想象，但是這樣一種權力推動的想象是否可以成功過渡到我們規范的目的國，還是要借助于政治、借助于理性的討論和參與，并不是因為他做了民主法制的事情，就可以順序過渡到民主和法制。除了觀察重慶和廣東模式，其他一些不太顯眼的正在操作的模式也值得探討。我覺得中國模式不是在意識形態和中美對抗的問題，而是要回到問題上。 張木生： 誰要中美對抗了？田博士： 回到地方分析的實證層面，我們覺得浙江的模式，或者湖南的參與式治理，為之后的選舉治理做鋪墊，這樣一些基礎性的建構的話，也是值得去期待的。 張木生： 我插你一句，1980年我們發展組成立，當時就有這么一個目標，就是中國改革改什么？就是三句話，引進市場機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制社會，這是1980年。走了30多年，我們現在做的反思是這個根本對中國是遠遠不夠的，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所以今天把這個東西作為我們前進目標是遠遠不夠的。蔡霞： 這是一個基礎。 田博士： 最后是關于普適價值，因為剛才茅于軾先生今天早上提出了普適價值。 張木生： 普適價值不就是佛教里面那個豬八戒，人家八戒里面八個戒，人家說不殺身，你說我專殺人，人家說我吃飯不吃屎，你說我專吃屎不吃飯，不就是這些東西嗎？這是最高點，我們誰都不反對，而且還要比他干的更好。田博士： 您等我講完可以嗎？ 茅于軾老師列舉了自由、民主、法制、平等等等，現在能拿出來的好的東西都在里面，這就有一個危險，只是在最高規范層面承認了認識文明史出現的價值，但是價值本身制度化要依附于具體的歷史社會條件，并且在里面價值本身要穩妥進行歷史實踐，他有這樣一個階段性的重心宣傳，這個借助與政治決斷的民主進程。所以，現在出現了反復從廣東的效率優先到重慶公平的關注，實際上也是普適價值進行勾連調整的歷史社會過程，他本身也并不是反對這樣一個普適價值，普適價值內在的張力及政治實踐領域、制度建構領域對他的排序，實際上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判斷力和智慧。秋風： 謝謝田博士確實是做了一個總結。 王占陽： 我再說兩句，我覺得當前有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蛋生雞和雞生蛋的問題，到底是不是先要形成公民社會、形成社會保障、形成共產階級，然后才能搞民主政治，還是先有民主政治后后社會保障、有公民社會？實際上我覺得我們在討論過程中，無意識當中，他實際上是一個螺旋式的，其實社會保障從歷史角度來看，從西方歷史來看，他是民主的產物，而不是民主的原因，他一旦產生以后對民主完善、對民主更加成熟起到很好作用。所以，我們不能等社會保障完了以后再搞民主，現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分配不公平，假如沒有一定民主和自由，分配不公的問題無法解決。舉一個例子，說現在保障房吵吵的要命，去年一下子賣地增加了100%多，2.7萬億當中只拿出一千億給老百姓蓋保障房。他們從老百姓那那出的數字巨大，給老百姓的很少，新聞聯播只播這很少的一部分，其他的就不說了，而這還是要極力的解決人民住房問題大的口號下這樣做的。再一個，我覺得似乎有一個誤區，好象一說民主就得是一整套的東西，明天一下子這個綱領就出來了，系統化就出來了。絕對不是這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好這個事。你看發達國家從19世紀的時候，今天上午我開會的時候講英國10%人口有選舉權，我說那是指10%的男人，如果算上女人就是4%。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男女都算上才是10%。 張木生： 女人人權宣言發表176年之后，女人才有選舉權。 王占陽：所以從那個狀態一點點普選權擴大，美國普選權到1970年才完成，是這樣一個過程。所以，你不可能想象一步到位解決這個過程。我想寫一個文章，就是40年的選舉改革怎么搞。 黃根蘭 ： 民主法制建設會不寫也有后發優勢？ 王占陽： 有，肯定要比原生態快一點。我說這個年頭是40年，他們是多少年呢？ 黃根蘭： 我們改革內參發了一個韓國民主發展的文章，他專門寫了一本書，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把韓國民主政治發展講的非常好，韓國1948年的時候非常落后，但是在美國支持之下和推動之下，他一開始就建立了民主政治憲政框架，然后在這個過程中經過幾十年發展可能出現一些曲折，但是他沒有超越民主憲政框架，在這個軌道上運行。王占陽： 年初的時候，我們主編了一書，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超大型國家憲政道路特殊性，恰恰我們認為中國不能按照韓國和臺灣模式思考，我們中國和歐洲差不多大，我們要把中國當做一個洲看待，歐洲民主化進程就長得多了。韓國是因為特殊情況下，短期內因為各種因素，可以在政權沒有徹底腐爛之前居然實現了現代化，這是很少的情況。作為我們超大型國家不可能按照特例來講，我們看到是按照常規來走。所以，我們為什么要一步步走，就是摒棄總是按照小國和特殊地區作為參照系考慮，我們考慮的參照系應該是歐洲，美國都不是，美國建國的時候才多少人？300萬人口，就是海淀區的人口。他先是一個小國，然后逐漸擴張成一個大國，現在世界上按照人口和面積來說。 楊帆： 您就別說美國史了，我們餓了。王占陽： 我就說美國不是參照系，美國起源是一個小的國家，真正參照系應該是歐洲，所以改革還是要漸進。 肖濱： 我們對民主要有多遠理解，選舉民主、預算民主、協商民主、網絡民主。選舉民主我希望它是在有相對社會保障下展開，但是像預算民主、像網絡問政、協商民主完全可以滾動作業，這就是大國選舉民主的復雜性。秋風： 最后我們已經討論到了非常核心的問題，這也是我們討論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我們今天越討論層次越高了，不是我們討論這兩個地方做的什么，而是要從中國國家轉型角度看地方實驗。它的具體的內容對于我們中國轉型究竟有什么意義，比如廣東的社會建設和法制建設，比如重慶的公平，這對于中國現代國家的轉型究竟有什么意義？還有這個現象本身，一個競爭性的實驗，這個現象本身對于這個國家轉型是什么樣的意義。我覺得最后尤其是你提的，就讓我想了一個問題，我們思考的就是一個超大規模的政黨型國家如何完成轉型？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有過政黨型國家的轉型，就是臺灣，但是他的規模太小。張木生： 提醒你一句，臺灣可不能叫國家。 秋風： 但是他是政黨型的體系。 笑蜀： 超大型的也有，但是不是政黨型的。 秋風： 對，所以這個難題是中國人面臨的人類歷史上最復雜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我們理論上都是很匱乏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能夠坐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事實上我們就是學術和理論的思想的共同體在慢慢建立。以前大家一談重慶模式，馬上就上去罵了。有人一談廣東模式，也覺得不以為然。我覺得今天有不同立場的朋友坐在一起，就這個國家的轉型來討論，這個本身就是意味著我們有可能找到解決的方案，起碼這個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非常感謝大家。GDP連年高速增長，但是農民工工資20年卻不增長或者增長很少，以至于近年來不斷發生工人罷工以及最近發生的增城、惠州騷亂的現象？你怎么解釋廣東雖然經濟增長了，但官商勾結，腐敗橫行，甚至可以說100%腐敗了，連小科長都能貪污好幾千萬的事實？（以上材料均來自會議紀要）你怎么解釋廣東雖然經濟發展了，但卻“黃賭毒黑”遍地泛濫，以至于“淫都”、“最不安全的城市”的“桂冠”一頂頂戴在頭上，脫都脫不下來的事實？…… 你茅于軾不是認為只要搞了民主、法制、平等、自由這些普適價值，這些丑惡的骯臟的邪惡的東西統統都可以被這些普適價值“普適”掉嗎？那么，請問茅于軾，你的這些普適價值在廣東“普適”掉了哪些臟東西，又“普適”掉了多少這些臟東西呢？如果連你認為更加接近于你的所謂的普適價值的廣東模式都不僅沒有“普適”掉了這些臟東西，而且這些臟東西還日甚一日的話，試問，你的這些普適價值到底能“普適”什么呢？

二、茅于軾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嗎？

大概茅于軾也對他所宣揚的這一套普適價值缺乏信心甚至信仰，也覺得有些理不直，氣不壯，所以，他不得不搬出他的看家本領――經濟學來補臺。他說，“別的我沒有把握，有一點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為我是經濟學家，什么東西有把握？人類一定會有一個市場制度，這一點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為只有市場制度能夠最優配制資源，這是經濟學所嚴格證明了的。市場制度是對付資源稀缺的唯一辦法。所以，我們不要幻想會有一個沒有貨幣交換的沒有商品的社會，不可能，如果是這樣的社會，一定很窮了，資源是非常浪費的。所以，我們如果面臨資源越來越稀缺的環境的話，必然要走向市場制度。”看看，“著名經濟學家” 茅于軾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多么光明燦爛的市場經濟的前景，同時，又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多么黑暗凄慘的非市場經濟的景象，簡直是活脫脫一個“市場萬能論”。在茅于軾的心中，市場仿佛是萬能的上帝，照到哪里哪里亮，照到哪里哪里幸福。據說還是“經濟學所嚴格證明了的”真理。我不知道“市場萬能論”是哪一家經濟學所嚴格證明了的真理，但是我知道，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許多西方非主流學派的經濟學都證明了市場機制并不是資源配置的最優機制，就連一些主流學派的經濟學家，比如，斯蔕格里茨他們，甚至連茅于軾們的祖師爺――亞當·斯密也是“市場萬能論”的懷疑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種理論的正確性并不是由理論本身所嚴格證明了的就算是真理，檢驗一種理論是否正確，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靠實踐，而不是靠理論本身的“嚴格證明”。即理論來自于實踐，理論又要接受實踐的檢驗。 

從實踐上看，如果說市場機制是資源配置的最優機制，那么試問，對2008年爆發的，至今尚未走出困境的百年未遇的世界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債務危機、社會危機，你怎么解釋？在次貸危機爆發時，美國曾經牛氣沖天不可一世的“金融沙皇”格林斯潘在國會被質詢時為什么不得不低下他的高貴的頭承認“我錯了”，對此，你又如何解釋？自18世紀以來，全世界在市場經濟不斷攻城拔寨、斬關奪隘、大獲全勝、凱歌高奏之時，為什么會不斷出現資源危機、生態危機、生存危機，甚至道德危機，對此，你又如何解釋？

對市場經濟，我曾經在《中國到底要實行什么市場經濟?》這篇文章中作過分析，我認為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內在的無窮的致富欲望和外在的殘酷的競爭壓力會驅使人們一刻不停地“與人斗，與天斗，與地斗”，一刻不停地不斷發明、創造和創新，一刻不停地不斷追尋產生利潤的“獵物”，推動經濟不斷發展，財富不斷積累，從而創造出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巨大的生產力。但另一方面，正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把人們心中的發財欲望和邪念最大限度地調動出來，就像打開“潘朵拉匣子”放出來的魔鬼一樣，如果沒有相應的約束機制，“叢林法則”和“唯利是圖”這頭惡魔會驅使人們瘋狂地不斷制造出各式各樣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資源危機、生態危機，直至整個人類乃至地球的毀滅。這難道不是我們每天在身邊看到的不斷發生的現實嗎？對此，除非是像茅于軾這樣的準備帶著花崗石腦袋去見閻王的冥頑不化又臭又硬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才會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死抱著“市場萬能論”這個“通靈寶玉”不放，生怕丟了這塊“通靈寶玉”就會要了他的命一樣。但是，這樣一來，茅于軾還是一個客觀、公正、合格的經濟學家嗎？

三、市場機制能自動調節貧富差距嗎？

   無論是堅持“市場萬能論”的人，還是信守“優先做大蛋糕論”的人，都信奉一個共同的觀點，那就是認為市場機制能夠自動調節貧富差距。其理論依據就是庫茲涅茨的“倒U理論”或者說“涓滴效應”。該理論認為，貧富差距開始會因為市場經濟的引入而逐步擴大，但隨著市場的完善和經濟的發展，它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自動出現逐步縮小。據說這一理論就是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中得出的，這也被“市場萬能論”者們視為一個經濟規律廣為宣揚。既然是一個經濟規律，那我國這些年隨著市場化改革而出現的貧富差距擴大就是必然的。既然是必然的，那就是不可抗拒的。誰要是主張調節它，誰就是違背經濟規律，就是恢復舊的計劃體制，就是復辟倒退，最終結果就是普遍貧窮。而我國目前貧富差距之所以還在不斷擴大，在他們看來，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為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經濟還不夠發達，蛋糕還不夠大。因此，要進一步進行市場化改革，進一步發展經濟，進一步做大蛋糕。只要市場經濟完善了，經濟發達了，蛋糕做大了，貧富差距自然而然就會縮小了。至于要到什么時候、什么程度才算市場經濟完善了，經濟發達了，蛋糕做大了，貧富差距到了可以自然縮小的時候了，“市場萬能論”者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一個準信兒，只有仰望星空，祈求上帝了。或者只有一句“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的虛無縹緲的類似畫餅充饑的托詞來搪塞了。

其實，只要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近現代史有稍微的了解，就會知道西方國家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貧富差距會隨著市場經濟的完善而自動縮小的“倒U”規律，它只不過是一些人編造出來的糊弄人的鬼話。不錯，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三百多年的歷史上的確曾經出現過貧富差距縮小的現象，具體講就是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這段短暫時間，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出現的恰恰是相反的現象，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但沒有自動縮小，反而卻在不斷擴大。以美國為例，1861年－1914年間是美國工業化社會崛起的階段，也是自由市場經濟興盛的時期，這個時期又被美國人稱之為只有資本剝削的自由，而廣大勞工只有被剝削的自由的工資奴隸的“鍍金時代”。在這個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社會矛盾也不斷積聚尖銳，而且，這個時期同時也是資本與權力相互勾結政治上相當腐敗的“政黨分肥制”時期。這一趨勢的扭轉是在1913年出現的“進步運動”之后，尤其是30年代大危機的“新政”以后，更為確切地說是在二戰以后到70年代這段期間實行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時候。按照克魯格曼在《美國怎么了？》這本書中的說法是“新政”以后的“大壓縮”時期。在這個時期，通過政府一系列的調節貧富差距有所縮小，中產階級逐漸形成，并成為美國的主力。而恰恰在這個時期，是西方國家歷史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經濟危機相對緩和，社會相對平靜的時期，因此也被人們稱之為西方市場經濟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但令人遺憾的是，好景不長。由于70年代的經濟滯脹和凱恩斯主義調節政策的失靈，從80年代起，隨著更多的市場和更少的政府干預，更低的稅收和更少的福利這一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美國的貧富差距又開始拉大，以至于美國人驚呼“中產階級正在消失”。而且，這一曲折的歷史變化過程不光出現在美國，也同樣程度不同的出現在其他西方國家。2008年之所以爆發席卷全球的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與此相關。此次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國家不斷出現的罷工、游行、示威，以及最近英國爆發的震驚世界的“騷亂”等等，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這次危機的爆發實際上宣告了主張“市場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的徹底破產，它也同時宣告了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調節貧富差距的所謂經濟規律的徹底破產。其實，只要稍微認真研究一下西方國家二戰以后到70年代這段期間為什么會出現貧富差距縮小的短暫現象，就會發現，它恰恰不是市場經濟自動調節的結果，而是政府一系列經濟、財政、稅收以及社會政策調節的結果，而政府之所以調節的背后，恰恰是人民大眾不斷抗爭，不斷罷工、游行，甚至革命，以及三十年代大危機的爆發，使得西方國家或者政府不得不實行一系列“福利國家”的政策，調節市場機制的結果。市場經濟之所以不能自動調節貧富差距，反而要不斷擴大貧富差距，最終不斷導致經濟和社會危機，從根本上講，是市場競爭的“叢林法則”和資本的“唯利是圖”，即資本積累的本性所決定的。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樣，市場經濟只要沒有相應的制約就必然導致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這是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史所一再證明了的一條誰也否認不了的客觀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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