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個社會的文化變遷反映了其社會價值。通過中國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制度變遷不僅是經濟的和政治的進程，而且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的進程。所以，它是以價值和心態的變化為基礎的。就像在化學反應中一樣，我們看到，觸動這場變遷的內在條件是由各種催化劑和因素綜合形成的。中國的制度變遷從本質上來源于由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開放等一系列連鎖反應所導致的文化震蕩。同時，本文也探討了這場變革的其他因素。

關鍵詞： 后社會主義轉型;經濟改革;制度變遷;文化變遷

　　截至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把國家推上了改革之路。這場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結果令人印象深刻。中國的案例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個絕好的主題，它所展現出來的一切促使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們去思考，當然首先是探索制度的變遷之路。轉軌的進程也是一種制度變遷。我們如何在這種視角下解釋中國漸進改革的變化？我們的看法是：文化變遷在這一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以中國為例，本文將試圖表明，制度變遷不僅是一種政治現象、經濟現象或社會現象，而且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更重要的是，我們將通過文化的起源闡明文化所扮演的這種角色。因此，中國的經驗可以作為引起制度變遷的文化變遷的例證來說明。文化被經濟學家們忽視和低估。特別是，雖然它可能對偏好形式有重要影響，但是新古典主義理論沒有提及它。在這里，我們將論證，如果引入文化因素，將會顯著地改善對制度變遷的研究。我們不認為中國的后社會主義轉型只是文化變遷的結果，其他因素在這一進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們的影響不應該使我們忘記文化因素。

　　本文對變遷的結果依次進行了理論展望。當然，中國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我們強調的是闡述這種變遷的理論概括。所以，為了更好地理解變遷的進程，我們認為首先應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進行一個總體的評價。然后，我們將突出其本質。最后一部分將描述后社會主義轉型的原因。

一、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總體看法

　　中國的改革發動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規劃的一部分。這場改革從本質上來說是包括有限的政治改革在內的政策改革。然而，我不同意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將這個規劃表述為“雙軌戰略”。相反，我認為，最早的改革并非一個戰略的結果，而是對某些緊迫問題的回應。因此，自從中國經濟成為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經濟以來，改革就開始在農業中展開，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它由家庭與政府之間簽訂的承包合同構成。農業因此開始自由化，雖然土地仍然沒有私有化。農民家庭根據合同承包并耕種一塊土地。自1982年之后，農民被允許以市場價格出售余糧。

　　這一早期的改革是以雙軌制為特征的，主要是（但不僅僅是）在價格上對某些商品實行市場價格，而對另一些商品實行計劃價格。同時，也開始學習市場行為。在工業方面，就像對待農民一樣，國有企業被允許以市場價格出售計劃外產品。因此，國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減少了（1992—1993年，強制性計劃被取消了）。至于所有權，在改革期間，我們見證了一種“自下而上的私有化”，即新的實體的產生。此外，根據開放政策，中國向世界打開了貿易大門。

　　最后，改革和轉型的步伐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加速，中國正在日益形成真正的資本主義經濟。

二、作為文化變遷的制度變遷：變遷的本質

　　談到“制度變遷”，我們要先提及（正式的或/和非正式的）規則的變遷或實施機制的變遷。[1]在中國，這一變遷構成了社會主義轉型。雖然某些改革進行得很迅速，比如農業中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是改革進程還是漸進的。[2]理解中國經驗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黨的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的確從內部發生了改變。它現在開始允許資本主義，鼓勵積累財富。這里要闡述的是文化變遷，即價值觀的轉變。

　　1．中國共產黨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制度變遷是（政治或經濟意義上的）企業家們為了能夠制定政策、改變體制以符合他們的利益而自愿實施的。在中國，首先，這些企業家都是屬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企業家，它們是基于政治目的發動這次制度變遷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提出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經濟。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做每一件事都要努力保持治國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又必須推動經濟增長。中國共產黨把經濟作為掌控中國的一種方式。通過改革，意識形態成為中國共產黨所掌握的第二種工具。因此，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共產黨必然要推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改革之前，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可以說中國領導人是“正統主義者”（purists）。他們過分重視意識形態。自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經濟增長的戰略并把它作為維持政權穩定的目標以來，意識形態不再屬于這種情況。如今發展比意識形態更為重要，而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相對來說不再重要。如果需要的話，意識形態可以進行調整，就像2007年3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一樣。

　　作為一種結果，“社會主義”一詞在后毛澤東時代被給予了新的界定。如今，在中國，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產權問題或資源分配機制問題。因此，它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被認為是馬克思的或馬克思主義的界定）或福利國家都沒有任何關系。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界定，即共同致富，是完全不同的。正如2005年錢穎一和吳敬璉在《中國的轉型》一文中所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逐步達到共同富裕。”[3]所以，鄧小平承認不平等的出現，因為它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對此作了圖解。在類似于一個倒U的圖表曲線中，Y軸表示不公平，X軸表示經濟發展、時間或人均收入。庫茲涅茨認為，發展與不公平最初是一起生長的，但是隨后，不公平開始減少。[4]這種觀念上的改變是一場真實的文化革命（第二次“文化革命”），是在毛澤東發動了第一次文化革命之后。這就是我們認為中國的發展進程是一種文化發展進程的原因。

　　2．文化變遷

　　我們用文化描述的是什么？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經常在很多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由于文化一詞含義混亂，對文化的研究也常常令人疑惑。我們選擇使用諾斯的界定：“一個社會的文化是我們從過去繼承的慣例和規范（和信任）的累積結構，它構成我們的現在并影響我們的未來?！盵5]這一定義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它并未把文化理解為一幅圖畫和一張照片，即文化不是凝固的和靜止的。相反，它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此外，這一界定堅持一種信仰（比如意識形態），這種信仰是文化的基礎。因此，我們可以大致把文化理解為“認知”（perceptions）。[6]此外，如果我們要研究制度變遷的話，文化是我們必須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7]

　　我們為什么強調文化？曼瑟爾·奧爾森認為，由于“搭便車”問題，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必然導致集體行動。[8]即使一個人不參與集體行動，“搭便車”也可以使他獲得集體行動帶來的好處。在一個大型團體里尤其是這樣，而在小型團體里這種情況則比較少見。道格拉斯·諾斯給出了解決所謂的奧爾森困境的方法——意識形態。[9]如果參與者贊同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那么共同的利益就會導致共同的行動。此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不適合理解變遷。為此，諾斯闡發了一種以制度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他把制度變遷解釋為一種包括意識形態變遷的文化變遷。諾斯把制度變遷的進程描述為以下序列：信任→制度→政策→改變認知的現實，等等。[10]換句話說，這一進程中的關鍵因素是參與者的信任。他們決定這一制度矩陣（institutional matrix）[11]，而這一制度矩陣確定一種經濟的激勵機制（關于這一點，可參見諾斯1990年的著作《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表現》[12]）。因此，制度變遷是由信任的改變引起的。

　　重視文化這一點顯著地改變了我們對制度變遷現象的看法和理解。文化與政體之間的聯系在民主政體中是十分明顯的，因為政府是通過選舉被解散的。然而，即使是通常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我們也應該認為其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文化，因為文化是確保整個制度具有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當然，如果我們考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就可以說這兩種制度都有賴于文化的類型：前者是個人主義的文化，后者是集體主義的文化。換句話說，我們不認為社會主義是僅僅由共產黨來管理的一種制度，但它卻是由一種集體主義文化來鞏固的。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以集體主義文化為特征，這是毛主義的意識形態。這種集體主義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是基本一致的。在個體的層面上，現實通過馬克思主義得到解剖，馬克思主義就像一個文化過濾器。而且，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是文化板塊與政治板塊之間的聯接物。毛主義擔當著政府行為的意識形態基礎的重任，它廣泛深入到中國的所有（至少是大多數）制度之中。因此，后社會主義轉型是一種文化轉型，因為制定規則的政治權力已經日益成為個人主義的或至少是日益缺少集體主義的權力。

　　通過“個人主義者”與“集體主義者”，我們要談及人類各集團之間的（相對的）文化趨同，這些文化趨同可以通過某些社會文化因素得到解釋。這兩種文化是格瑞夫（Avner Greif）在他關于文化與制度結構之間的聯系的比較性歷史分析中提出的。[13]格瑞夫分析11世紀和12世紀的地中海貿易時，解釋了熱那亞成功的原因，他對比了馬格里布商人（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猶太人）與熱那亞商人，在這些商人之間形成了一種更具集體主義色彩的文化。如果再次分析格瑞夫的這種觀點，我們則可以說它涉及這一問題：哪一種文化能適應市場交易？格瑞夫得出的結論是：交易領域的范圍越廣大并且變得越與個體無關，建立在個人文化基礎之上的社會組織的局限性就會越明顯。按照他的說法，這就是熱那亞商人之所以獲得了對馬格里布商人的優勢的原因所在。因此，個人主義文化是一種更能與市場兼容的文化。[14]

　　當佩杰威齊（Svetozar Pejovich）認為中東歐的轉軌是一次文化進程而不是一次技術進程時，他給出了一個類似的觀點。[15]他認為，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之間必須具有一致性，以便減少轉軌的交易成本。按照他的說法，資本主義的特征表現為像“可信的和穩定的私人財產權、訂約自由、司法獨立以及憲制”[16]等正式的規則。但是，這些制度的最終結果有賴于這個國家的文化。正如佩杰威齊所說：“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需要一種文化，這種文化鼓勵個人去獲取私人利益……這種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的文化、私有制經濟……鼓勵基于自利、自主、負責和自由市場競爭的行為。這種資本主義文化是以有沒有價值為導向的，它獎勵績效，鼓勵風險承擔，提倡企業家精神。這種自由市場的、私有制的經濟因此不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替代性方式，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其中每一個個體都要承擔他或她的決定所帶來的價值后果。”[17]因此，僅有正式的規則是不夠的，這些規則必須得到意識形態、文化或非正式規則的支持。所以，漸進主義通過一種文化變遷來確保中國人改變他們的價值觀。

三、作為化學變化的文化變遷：變遷的原因

　　1．因果關系問題

　　我們比較了中國發生化學反應的過程。很少有僅用一種原因就能得到解釋的現象。但是，所有這些原因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呢？跟隨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51)，我們可以洞悉來自“化學”的（各種原因的）相互作用所帶來的附加影響。在第一個案例中，因果關系是機械的，就像一種物理的過程。它被稱為“原因的合成”（Composition of Causes），因為這種“幾種原因的聯合效應等于它們的各種獨立效應的總和”[18]。E.施利特（E.Schlicht）以對雨傘的需求受價格和氣候的影響為例闡述了這一思想。在這一案例中，他假設，在其他情況均相同的情況下，要使價格效應不受氣候效應的影響相對比較容易。但是，各種原因經常相互作用，從而產生一種結果，但這種結果的形式不能從諸原因中推斷出來。例如，我們來看一下水，雖然它的分子式是H2O，但我們不能把它分離為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這個例子是穆勒給出的：“兩種物質的化學作用產生……第三種物質，它的性質既不同于這兩種物質中的任何一種，也不同于這兩種物質的總和。氫或氧的性質在它們的混合物——水中無跡可尋，這是顯而易見的?！盵19]同樣，當我們研究經濟和社會現象時，一些主要原因經常會產生非常復雜的后果。就像水一樣，它們既不能分解為兩個元素，也不能分解為更多的元素。[20]

　　2．“文化震蕩”和中國制度變遷的催化劑

　　當我們使用化學變化的比喻時，我們必須了解觸發這種反應的初始條件、要素、催化劑和各種綜合因素。通過初始條件，我們就可以了解毛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內涵。這些因素之合成就是后毛主義經濟體制的新制度。現在的問題是要確定什么觸發了這一進程和這些催化劑。

　　我們認為，中國的后社會主義轉型實際上是由我們所說的“文化震蕩”（cultural shock）所觸發的。文化震蕩并非一種“文明的沖突”，后者是埃爾曼杰拉（Mahdi Elmandjra，1991）和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96）所建立的理論。這兩位學者認為，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的特征表現為文明的“沖突”，換句話說就是不同文化之間面對面的碰撞。然而，我們并不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一表述。在這里，文化震蕩從本質上是一種現實化，是對感知（個人的和集體的）和確定之事的重估，而這些感知和確定之事是由于外部刺激引起的。在中國的案例中，文化震蕩帶來了這個國家封閉幾十年之后的經濟開放，導致了各種制度因素的重組。

　　至于催化劑，則屬于中國的記憶?！按呋瘎┦且环N加速或減緩而不是消滅化學反應的物質。通常，一種催化劑是通過減少反應的活化能而產生效果的?！盵21]這里，我們還可以將一些催化劑進行分類。它們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內部的和外部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們都與中國的記憶相聯系。

　　兩種內部催化劑分別是“大躍進”（1956—1958）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中國與蘇聯意識形態沖突的背景下，中國的道路首先是超越過去的盟國。這在中共九大二次會議上得到批準?！按筌S進”的目標是跨越式發展，盡可能以最快速度趕超資本主義國家。這一階段的口號正好是“50年內趕超英國”。中國的政權有賴于其獲得大眾支持其計劃的能力?！按筌S進”的特征還在于不要除蘇聯以外的任何外部援助，而是依靠自力更生、自覺自愿。但是，這只是一種一廂情愿的想法（客觀事實證明是不切實際的），“大躍進”的失敗證明了這一點。由于惡劣的天氣和農業被忽視的事實，1958年冬季出現了饑荒。這一段中國歷史對毛澤東而言是一個重大倒退，1959年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幾年之后的1966年，他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結束。作為一場反右運動，“文革”試圖糾正中國社會的右翼傾向。紅衛兵們（15歲至19歲的年輕人）反對特權，他們將這種特權看作是這個社會的資產階級化。文化大革命試圖通過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來恢復革命的熱情。教育被廢除。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于1966年在中國出版，隨后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它被用于建構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這一階段，中國進入無序狀態。

　　外部的催化劑是與中國同屬一個地理范圍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那些國家的經濟復興。當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時，這些國家卻走在西方的道路上，并且它們的戰略也很成功。由于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性，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存在。在大多數社會中，人們在這個方面有著過多的一致。在這個方面，中國也不例外。然而，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同于其他國家民族主義的一個地方是它渴望為19世紀的“世紀恥辱”復仇。中國的文明是幾千年的古老文明。在16世紀和18世紀之間，它在經濟上統治著整個亞洲甚至部分世界。因此，目前的經濟發展只是其過去成就的復興。例如在宋朝（11世紀和12世紀），中國毋庸置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在1750年，中國的工業生產占世界生產的將近三分之一（32.8%），而同時代的歐洲則低于四分之一（23.2%）。然而，中國在20世紀的前半個世紀中卻引人注目地衰落了，并因此導致了整個國家的危機。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或許可以為過去的恥辱提供解決方案。而當前，通過另一種發展方式，中國試圖恢復并開拓其在世界特別是亞洲國家中的地位。

四、結　論

　　要解釋制度變遷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是一個復雜的綜合現象。它仍然具有中國變遷的神秘特點。為什么中國在后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成功了，而其他國家卻沒有？我們不能（并且不應該）用一種原因來解釋。本文的目的不是對中國后社會主義轉型之根源給出這樣一種解釋。在這里，我們只是想把重點放在被經濟學家們所忽視的一個因素上，這個因素就是文化。通過意識形態的變遷，文化在變遷過程中是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個部分。因此，中國的后社會主義轉型是由幾種因素的聯合作用所導致的：國家的開放帶來了“文化震蕩”，“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多數亞洲國家的復興成為內部和外部的催化劑。這一進程更多地被描述為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以這樣的視角來看，政治變遷只是文化變遷的一個征兆。

注釋：
　　[1] 近年來，經濟學家們都是在一個相當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制度（institution）的概念。雖然對制度一詞可能很難做出一個一般性的界定，但是我們在這里還是借助道格拉斯·諾斯來對制度一詞作出界定：“制度是人為設計的構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相對的約束。它們由非正式的約束（同意、禁止、習俗、傳統和行為準則）和正式的約束（憲法、法令和財產權）構成?！保―.C.North，“Institu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5，no.1，1991：97）我們可以增加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規則的實施機制。用一個有關運動方面的比喻，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制度博弈中，組織是博弈者，制度是博弈規則。

　　[2] 漸進主義與休克療法的對壘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出現，當時前蘇聯和東歐諸國選擇轉向資本主義。應以什么樣的速度向資本主義過渡才是適當的？休克療法只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一個階段。相反，漸進主義選擇了一種更為進步的方式，中國的經驗可以對此做出詳細的說明。

　　[3] Y.Qian，& J.Wu，(2005)，“Transformation in China”，Paper for the 14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Marrakech，Morocco，August，p.48.

　　[4] S.Kuznets，(1955)，“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45，no.1，pp.1-28.

　　[5] D.C.North，(2005)，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既然文化與信仰和認知相關，我們就應該想到在文化與認知現象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這種聯系可以通過有限的理性和感覺的秩序來發現。哈耶克認為，我們的認知是通過我們的感官即所謂的感覺的秩序的分類而對刺激的重構。所以，我們對現實的認知總是并且確實是一種描述。至于有限的理性，則可以溯及下述思想，即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不能使他的效用函數最大化。他寧愿使效用達到一種“令人滿意的”水平。分別參見H.A.Simon，（1945），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New York：The Free Press，third edition和F.A.Hayek，（1952），The Sensory Order.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我們應該搞清楚，文化的概念與制度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更確切地說，我們認為制度是“浸于”文化之中的。從這一點來看，一個社會的制度整體只反映對它的主流認知。

　　[8] M.Olson，(1965)，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ssachussets/London-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 D.C.North，(1981)，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York：W.W.Norton & Company Inc.

　　[10] D.C.North，(2005)，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 所有制度的總和。

　　[12] D.C.North，(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A.Greif，(1994)，“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02，no.5，pp.912-950.

　　[14] 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特征是非常單純化的，我們完全可以了解它。復雜的社會是沒有這種文化趨同的，其特征表現為集體主義文化與個人主義文化的混合。然而，在研究后社會主義轉型時，即使這些概念有助于理解變遷過程，也是一種還原論的（reductionist）。此外，這不是想就最好的文化模式這一問題表明立場，或是通過貶低其他模式而高度贊揚一種模式。在這里，我們只是想表明制度變遷是由一種文化變遷引起的（并且導致了文化變遷）。

　　[15] 這里應該注意，佩杰威齊將文化限定為非正式的規則。

　　[16] S.Pejovich，(2003)，“Understand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Transition：Its the Culture，Stupid”，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16，no.4.

　　[17] S.Pejovich，(2003)，“Understand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Transition：Its the Culture，Stupid”，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16，no.4，p.349，p.350.

　　[18] J.S.Mill，(1851)[1996]，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in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7，p.371，London：Routledge.

　　[19] Ibid.

　　[20]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化學反應的比喻不能與哈耶克所謂的“科學主義”相提并論，因為它只是一個比喻。參見F.A.Hayek，(1952)，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Glencoe，Illinois：The Free Press。我們并非要求像分析化學那樣去分析經濟學，前者是一門硬科學，而后者是一門社會科學?；瘜W變化的比喻很方便，因為它涉及元素，而元素像包含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元素的制度變遷一樣是短暫易逝的。

　　[21] E.Kostiner，(1992)，Chemistry，p.109，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Inc.

（作者：Ilyess EL Karouni系巴黎第八大學經濟與管理系教師、經濟學博士；譯者：中央編譯局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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