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線斗爭是階級斗爭的最高表現形式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里的經濟與政治斗爭，文化較量的最為主要和根本性的社會博弈或斗爭。民族、階層、性別、年齡（年輕化問題），甚至于世界與國際社會矛盾，都經常和基本是從屬性的。偶爾在外敵入侵和世界大戰時，民族矛盾會上升為主要矛盾。而階級斗爭的最高表現形式是路線斗爭。這是因為路線斗爭體現了主義、道路、旗幟、方向之爭，是階級利益、階級訴求，特別是階級統治和階級專政的最主要的方位規定和路徑選擇。

       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毛澤東在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中，在長期的反復的敵我斗爭和人民內部矛盾深度研究和科學把握中，在正反面經驗教訓的積累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路線斗爭理論和策略，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反對教條主義、機會主義、經驗主義的修正主義，把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和反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斗爭，發展成為系統和全面的路線斗爭之理論、思想和政策，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和全國人民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社會革命理論素養。真正地把“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中解放出來”，使其變成了人民大眾的思想武器。

       毛主席說，“路線對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會喪失”。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須知政權是從槍桿子里面取得的”，那是基于他幾乎至始至終都在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黨內正確勢力，向著家長制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進行斗爭，并同時在普遍性簡單效法俄國革命的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武裝暴動的思潮下，既關注工人運動，又根據中國的國情把重點轉向領導、研究、考察農民運動，成為和彭湃一樣名副其實的“農民王”。

       路線是什么？路線斗爭包含哪些內容？路線斗爭是主觀臆斷還是客觀實在？取消、放棄或哪怕是掩飾、弱化路線斗爭，后果會怎樣？

       階級斗爭不是簡單、無序的烏合之眾鬧事，不是痞子運動，不是偶發的社會群體沖突和族群對立。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里，依照列寧的定義下的掌握生產資料的統治階級，對失去生產資料的被統治階級，進行系統的制度性的，基本上是經濟性的也包括超經濟的掠奪、壓迫、剝削和后者對前者的不斷的反抗、斗爭直到暴動或武裝起義。既然階級斗爭是系統性的，階級的政黨、領袖集團就一定形成目標、道路、方向和旗幟，而這些路線圖和最低最高綱領及其實現路徑，就會因為不同的階級主張，階層意識，認識差別，政治信仰區別，而形成方位和道路之爭。

       由此界定，路線就是階級陣營、階級戰線、階級聯合的最核心主張、利益和訴求，就是階級的政治信仰，是階級的最終追求，并且是階級之最低與最高綱領，從而對革命階級而言也就是革命和建設的目的和手段的最集中體現，是其政策、戰略、策略的核心構成。

       路線斗爭包括主義斗爭、道路斗爭、旗幟斗爭、路徑或手段斗爭、策略原則斗爭。主義之爭一般說來構成路線斗爭的起點。這主要是由現代政治斗爭和政黨、國家與軍隊的現代性特點決定的。歷史上的舉義起兵，通常只要師出有名，裝備供需得到保證即可。從而流寇主義的多，改朝換代工具的多，可持續性的打破周期律的沒有，穩定有序江山的也不多見。現代的政治較量，或現代化的劇烈沖突的階級斗爭，要求系統的思想武裝。這包括軍隊的思想文化水平。因此，毛主席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一只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現代化以來，除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而外，就是與之相對應的各種流派學說，其中包括烏托邦或空想社會（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包括新老自由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新老），無主義主義（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資本主義（包括道德資本主義）。至于哲學上的黑格爾主義（青年、老年之分），康德主義（新老之分），實用主義，美學或畫派的種種主義，基本上不構成階級社會與路線之爭的本質。而自由放任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其現實操作的休克主義，同新保守主義一道，卻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旗幟和殺手锏。

       社會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蛻變，突破口看似是內外反動派所精心制造的斯大林暴君、列寧獨裁與德國間諜、毛澤東等清一色原社會主義國家元首的個人崇拜等等的反動宣傳甚至妖魔化，但要害的系統性突破口的防線性的摧毀卻是對主義的顛覆。而主義之爭的白熱化開始于主義的模糊，曲解，模棱兩可和造謠欺騙。這就是辛子陵類及其背后的主子，反復巧妙地肢解經典作家，蓄意顛覆馬列毛主義的真正目的所在。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列寧主義雪藏方法，毛澤東思想晚年錯誤論等等，表面上看似端正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開創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新局面，實則開啟了高校、知識分子群體、青年學生里的嘲笑、圍攻、貶低甚至肆意踐踏馬列毛主義的顛覆鬧劇和思想意識形態公開爭奪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價值與理想，馬列毛主義的科學信仰和理念，在市場價值，金錢誘惑，腐敗墮落的靈魂躁動和現實經濟利益驅動下，簡直是可以說在主流話語意義上是一敗涂地。政治課教育成了最大的戰敗戰線。青年一代從開始的不甚了了到現如今的系統封資修灌輸和現實社會畸形反差，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徹頭徹尾的思想俘虜。哈佛大學道德教授在復旦大學的千人超級大課堂的課堂反應，基本上代表著這種現況。

       馬克思主義工程和青年馬克思主義工程，有似乎比沒有要好，但馬列毛主義絕不是靠機械性的工程造就可以傳播和發揮作用的。不深入到工農大眾中，不可能產生救國救民的情操；沒有人民意識和思維，不可能產生現代馬克思主義情懷；沒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民情懷，只能是掛羊頭賣狗肉，謀取個人私利與功名。屁股坐在官僚買辦富豪一邊，腦袋里裝著小資情趣，一心出人頭地，削尖了腦袋往上鉆，向上爬，不可能接受馬列毛主義真傳。

       當前的路線斗爭，極為尖銳地表現在真假馬克思主義的斗爭上，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斗爭上。具體體現在第一如何評價和科學完整地掌握和高舉毛澤東主義，特別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思想旗幟；第二如何繼承和發揚列寧主義和斯大林社會主義科學計劃經濟傳統和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及其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第三如何肅清西方馬克思主義借助于第三次科技革命，閹割馬克思主義靈魂，葬送馬克思主義科學實質，取消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異化與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精神鴉片或鎮靜劑。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內亂說或十年浩劫說，中蘇十年大論戰的所謂“放了很多空炮”說，和無條件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說，都是這一類斗爭與交鋒的政治失敗和理論蒼白無力的具體表現。

       把自己當下的理論主張和理論自動定義成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各級黨校竭盡歌功頌德之能事。這是十分危險的。尤其是把現行的理論主張強制性地當成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果，以此來替代甚至取代馬克思主義，更是極端危險的。因為，這把自己的不成其為理論的東西當成了教條和圣旨，拒接檢驗，拒絕批評，形成壟斷真理的無恥局面。這是絕對不能解決思想問題的，更不可能形成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共識。理論和真理的魅力就在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反復討論和檢驗、修正之中。壟斷真理的結果只能是走向僵化、保守，從而走向唯一可能的壟斷錯誤。

       路線斗爭的劇烈交鋒除了主義之爭而外，主要體現在道路之爭上。主義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提供系統批判社會發展和提供完備的思想方法。主義之爭的真正徹底解決，基本上就為道路之爭掃清了障礙。馬列毛主義同反馬列毛主義和非馬列毛主義斗爭的焦點，集中在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道路選擇上。而在中國現階段改旗易幟尚未成功的情況下，這個道路之爭曲折地表現為改革開放往哪里去？共同富裕如何實現？分蛋糕與做蛋糕孰輕孰重？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來之所以要完成普世價值國際接軌，就是要把三十余年的幾個世紀前盧梭就已經指出的私有制的第一騙，變成合理合法世界通行的法制的普遍的資產階級法權的第二騙。一旦法制軌道完成，則要不要改旗易幟，就只是時機、迫切性和招牌效力選擇問題。

       在世界范圍內，福山曾經洋洋自得地宣稱歷史已經終結，其西方學者的霸道有黑格爾之勢，卻無黑格爾之才學。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非但沒有成為終結的歷史必然演化邏輯，而且成為自我欺騙，透支兒孫財富，世代與國際借新債還舊賬的靠欺騙而不是工業革命和實業經濟的破產了現代丑陋的資本家把戲。資本主義在世界即便不是徹底的臭了，腐朽了，也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批判。中國的假洋鬼子們，國際二道販子們還在哪里套上佯裝，繼續行騙。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共產黨和國民黨兩種政黨在道路上的斗爭，決定了它們各自所獲得的民心向背和歷史潮流，但這種斗爭較量卻沒有因為臺海劃海峽而治而完結。由此人們回憶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此的斗爭定義是多么的高瞻遠矚。李君如們定義所謂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是所謂的實踐檢驗真理標準和兩個凡是，第二是姓社姓資，第三是所謂的公有還是私有。可見由這類人物來撰寫毛澤東作為空前的民族英雄是多么得具有欺騙性，由這樣的赤裸裸的修正主義蹩腳理論家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當然是曾經，已經卸任）是何等的危險。他們打著鄧小平理論和研究中心權威的旗號，連鄧小平的最基本的政治底線都敢篡改。社會主義時期，尤其是所謂改革開放時期，特別是抓國民經濟發展或從事經濟發展時期，一大批是是而非，形而上學的東西會以各種學術面目出現，更以解放思想，創新開放的姿態登上舞臺。

       曾幾何時，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已經被消滅。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運動式的階級斗爭就是擴大化。又引用列寧的話，將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關系，從形式邏輯上說階級大于政黨，因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在形式邏輯上犯了以小涵蓋大的低級錯誤。但這些理論小丑們恰恰忘記了毛主席說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是說新資產階級分子產生的來源，并沒有說資產階級全體在哪里。任何讀過馬克思《資本論》，懂得一點馬克思剩余價值論學說的都知道，馬克思論述剩余價值產生，在邏輯上根本就完全忽略資本原始積累的資本罪惡。只要剝削或資本利潤存在，資本家階級經過短短的幾輪資本經濟運作，就可以形成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只要社會主義時期的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存在，只要共產黨不能牢牢把握住腐敗蛻化分子的產生，只要私有化、全球化、市場化的權錢色交易存在，只要黨是政權的主要組織和領導形式，資產階級就一定在共產黨內。這是社會主義的復辟與非復辟斗爭的一個鐵律。路線斗爭就是要在一切社會主義階段和發展手段與方式上，進行不斷的兩條道路的斗爭。

       路線斗爭除了主義、道路斗爭外，還體現在旗幟斗爭。表面上看旗幟只是一個形式化的或象征性的東西，但實質上紅旗和紅色具有形式和內容的高度一致性。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旗幟，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歷史反復檢驗的光輝象征。未經檢驗的是不能隨意亂打的。口號和旗幟在未經檢驗的情況下，要想更動，首先應當在廣大黨員和人民大眾大多數范圍內進行認真而不是敷衍的調查研究。改革開放之所以在第一代開國元勛基本離世后出現如此大的偏離，從政治技術操作上就是出現了這種亂彈琴的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混沌。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重要講話，黨和國家核心文件，黨章和憲法，中央文件主要起草人，必須是全國知名，甚至享譽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思想家。起草人和主要秘書班底若基本上是西方話語體系的人，那就只能走向同國際“接鬼”。包括領導人在國際論壇，出國訪問，參加世界組織的講話、發言，也不能為了迎合西方或表示所謂的尊重，而含糊其辭，弱化中國立場，更不能博取外國所謂朋友的歡心。周總理能說八國語言。但他身為中國總理，只說中國話。戲子外交奇丑無比。領導人比的是智慧和膽識而不是小聰明。領袖博弈的是魅力而不是矯情。政治家較量的是穿透力、感召力而不是小恩小惠。統帥對峙的是五湖四海的海納百川而不是山頭主義的小圈子。

       鄧小平心知肚明，明確說“現在有的把我搞得比毛主席還高，這就不好了”。鄧在歷史方位上缺乏自知之明，但至少政治排位上尚不算糊涂。后來的馬屁精整個乾坤顛倒。旗幟不能亂來。旗幟一亂，一切一切盡失方寸。八一南昌起義打出的仍然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幟，而毛澤東秋收起義則直接的中國共產黨和工農武裝。旗幟一亮，涇渭分明，營壘明確。從這個意義上說，移走孔子雕像，迫使海南推倒毛主席雕像的奸商公開道歉，五萬真名實姓要求對茅以軾、辛子陵繩之以法，都是人民派、毛派空前的勝利。旗幟斗爭不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是大是大非的路線斗爭。

       路線斗爭的另外重要構成就是路線圖或路徑或手段、政策、策略的斗爭。并不是有了主義，有了道路選擇，有了旗幟就完事大吉了。沒有實現路徑，沒有可靠的路線圖，一切都可能前功盡棄。有智人把特色理論概述為“摸論”，“貓論”，“不爭論”。新自由主義大哈耶克的制度理性為中國的經濟學者們奉為瑰寶。其核心思想就是認為制度復雜度超出人類智能，只能任由社會自發演化嘗試，不能科學理性設計。這比實用主義還絕妙。

       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公有制主體和按勞分配原則下的共同富裕，甚至一定意義上的社會化大生產的計劃經濟機制，都是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路線圖或基本實現路徑。沒有這些革命手段，也就沒有科學社會主義本身。

       路線斗爭有時也表現為主要策略原則方面的斗爭。過火主張，過激方式，過度調和，過度忍讓等等都可能變成一定時期的路線斗爭。

       路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廣泛存在于人們的思想意識中，也廣泛存在于各級政策制定，權力運用，甚至資源配置中。說市場經濟學說的主流經濟學是價值無涉簡直就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當他們在偷偷地進行著溫水煮青蛙的勾當時，他們散布價值無涉的煙幕彈，而一當到改旗易幟前夜時，他們就搬出來普世價值的西方祖師爺來了。世界上的事物總是千絲萬縷相互牽連著的。經濟與政治以至于劇烈對抗形式的軍事原本就是一奶三兄弟，從來就是互為表里，相互關聯，連成一體的。所謂政治，核心是政權和制度，政權和制度確保的就是秩序性的根本性的經濟利益格局和經濟方式存在。所謂經濟，核心就是財權和資源配置機制與架構。產權、金權、貨幣權、財富享用權和資源配置大全，不但決定生計，從而實際的生殺大權（因為民以食為天），而且決定著國防軍事，戰爭走向，甚至直接影響著政治方位和政權本身。資產階級寧肯接受形式化的民主政權選擇，也不放棄貨幣權和財權、產權。這是他們的命根子。這就是英格蘭國家銀行、美聯儲美國央行為什么為私人銀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改革開放的長時期的一個理論誤區，就是誤以為經濟機制同政治無關，經濟管理屬于專家學者的技術業務范疇。這是中國一步步陷入今天經濟騎虎難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越變越粗放而非集約化，國民經濟結構畸形產行業布局，分配格局趨向于崩潰的根本認識論原因所在（當然政治原因一望而知）。一方面政治上實行年輕化，廢除終身制，而另一方面，經濟頂層設計卻幾乎三十年一貫制，幾乎完全掌握在一小撮偽精英的手中。

       毛主席不是從中央最高層開始革命生涯的，盡管他成名極早，同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的核心高層人物都有極深的淵源。他始終如一的顯示出自覺的路線斗爭和團結模范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膽識、氣派和領導藝術。他的路線斗爭意志品格和完美藝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樣，燦如日月，光照千秋。這是黨內軍內政府內的以周恩來、朱德為核心的，還包括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任弼時、林彪、羅榮桓、陳毅、賀龍、劉伯承、粟裕、聶榮臻、徐向前等等一大批，也包括劉少奇、鄧小平、陳云、李先念、彭真等等中國革命開國元勛由衷的敬佩、追隨和真誠的信賴。路線斗爭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大是大非問題，又同敵我和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同志間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原《人民日報》副社長梁衡在《人民日報》發文，就毛澤東翻臉同周恩來的做法進行比較。充分顯示出中國當下的思想混亂程度。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心去度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之腹，搗騰出來的只能是小資產階級的酸腐惡臭。當然，責任應當說基本上在上不在下。國家倫理道德界限主要來自于大政倫德和國魂風氣。

       階級斗爭為綱一旦喪失，新階級，包括新生富貴資產階級和弱勢群體及其后備軍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分化，就如同決堤之洪水不可阻擋。路線斗爭一旦失守，大廈將傾，國家危如累卵。不只是“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路線者更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對真正優秀的大政治家來說，更是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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