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試譯
I
2007年舉行的猶太圖書周，距卡爾•馬克思的忌日不過兩周，而距他與倫敦聯系最密切的地方，大英博物館圓閱覽廳，也不過幾步之遙。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者，雅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和我，在那里對他表現了對他身后的尊敬。然而，當你細想這一場合與日期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是雙重過的意外。我們不能說1883年馬克思死時是個失敗，因為他的作品已經開始在德國，特別是在俄國的知識分子中產生影響，而且，一場由他的門徒們領導的運動，已經開始占領德國的勞工運動。但在1883年的時候對他畢生的作品來說可供展示的東西還不夠多。他寫了一些很棒的小冊子和那部未完成的大作，《資本論》的主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對這個主題的研究很難說有什么進展。“什么作品？”在一個來訪者向他詢問他的作品的時候他苦澀地問道。他自1848年革命失敗以來主要的政治成就，所謂的第一國際（1864-73），已經建立。他在英國的政治和智識生活中無足輕重，而他作為流亡者差不多在這個地方過了半輩子。
然而，他身后的成功是多么地非凡??！在他死后的二十五年間以他的名義建立，或者承認受他靈感的激發的歐洲工人階級的政黨在有民主選舉的國家獲得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七的選票——英國是唯一的例外。在1918年之后這些政黨中的大多數都成了執政黨，而不僅僅是反對黨，在法西斯主義終結后也如此，但在那時，它們中的大多數開始急切地想要放棄關于它們靈感來源的主張。所有這些政黨都依然存在。同時，馬克思的門徒們還在非民主和第三世界國家建立的革命的團體。在馬克思去世七十年后，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共產黨統治體制之下，這些政黨聲稱代表了他的觀念并實現了他的熱望。如今百分之二十的人依然生活在這樣的體制之下，盡管他們的執政黨戲劇性地——也存在少許的例外——改變了它們的政策。簡言之，如果說某個思想家給二十世紀打上了一個重要的擦不掉的標記的話，那就是他。走進海格特公墓，那里安息著十九世紀的馬克思和斯賓塞——卡爾•馬克思和赫伯特•斯賓塞——有趣的是他們對視著彼此的墳墓。在他們都還活著的時候，赫伯特是他們世代的著名的亞里士多德，卡爾則是一個住在漢普斯蒂德復折式屋頂的閣樓上，以朋友的資助為生的家伙。今天甚至都沒有人知道斯賓塞在那里，而來自日本和印度的年老的朝圣者則不斷地前來拜訪卡爾•馬克思的父母，流亡的伊朗和伊拉克的共產黨員則堅持要葬在他的身旁。
共產主義體制和大眾共產黨的時代隨著蘇聯的衰落而走向終結，而就算在它們依然存在的地方，就像在中國和印度那樣，在實踐上這些體制和政黨也放棄了古老的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計劃。而在它們這么做的時候，卡爾•馬克思又一次地發現自己置身于無人之地。共產主義聲稱是他唯一真正的繼承人，而他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共產主義來界定的。因為甚至是在1956年赫魯曉夫公開批評斯大林之后在這里那里建立一些根據地的持不同意見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潮流，也差不多肯定是前-共產主義的分離。因此，對在他百年忌日之后的第一個二十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他成為了嚴格意義上的屬于昨天的人，不再值得人們去打擾。一些記者甚至指出，今晚的這次討論是試圖把他從“歷史的垃圾桶”里拯救出來。然而今天馬克思，又一次地，在相當意義上是一位（為）二十一世紀（而思考，屬于二十世紀）的思想家。
我不認為應該就BBC的一次民調——這次民調表明，英國的廣播聽眾票選它為最偉大的哲學家——談論許多，但如果你在谷歌鍵入他的名字，你就會發現他仍然是最大的偉大的智識存在，在名次上僅為達爾文和愛因斯坦所超越，但遠在亞當•斯密和弗洛伊德之上。
對此，在我看來，原因有二。首先，這是因為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的終結把馬克思從公眾在理論上把他和列寧主義的等同以及在實踐上與列寧主義體制的等同中解放出來。這點已經變得十分清楚：有足夠充分的理由重視馬克思說的，關于這個世界的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是第二個理由——這也是因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在一些關鍵的方面與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宣言》中預期的那個世界驚人地相像。這在1998年——這年，正好，是全球經濟戲劇性地激變的一年——公眾對這本令人震驚的小冊子的一百五十周年紀念的反應中表現的很清楚。悖論性的是，這一次，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是資本主義者而不是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太過于氣餒以至于不能就此紀念發表什么。我還記得聯合航空公司飛行雜志的編輯來找我的時候我的驚奇，這份雜志百分之八十的讀者必然是美國的商務旅客。在那之前我已經寫過一篇關于《宣言》的文章；他認為他的讀者會對關于《宣言》的爭論感興趣以及他是否可以用我文章里的一些內容？在世紀末一次午飯的時候，喬治•索羅斯問我怎么看馬克思的時候，我甚至更加驚奇。在知道我們的觀點分歧有多大的情況下我意圖避免爭論，因此我給出了一個模棱兩可的回答。“這人”，索羅斯說，“在一百五十年前發現了我們必須注意的，關于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因此他也這么做了。不久之后，這位據我所知從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的人開始再次嚴肅地對待馬克思，就像雅克•阿達利關于馬克思的生平和研究的新書中做的那樣。阿達利也認為對那些想讓世界變成一個不同與我們今天擁有的更好的社會的人還有很多話要說。記住這點是件好事：即便從這個觀點來看今天我們也需要重視馬克思。
直到2008年十月，當倫敦《財政時代》刊出頭條“震動的資本主義”的時候，馬克思回到了公共的舞臺這個事實不再值得懷疑。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歷它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最大的動蕩和危機的時候，他不太可能出離于此。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差不多是肯定地要和二十世紀的馬克思有著很大的不同。
上個世紀人們對馬克思的看法是有以下三個事實決定的。首先是革命已在日程上的國家和那些沒有革命計劃的國家，也即，——泛泛地說——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分野。第二個事實繼起于第一個事實：馬克思的遺產自然地分支為一種社會-民主和改革主義的遺產，以及一種革命的遺產，后者幾乎壓倒性地為俄國革命所主導。這點在1917年后因第三個事實而變得清楚：大約在1914年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晚期之間，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和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社會向我所謂的“災變的年代”的崩潰。那次危機是如此地嚴重以至于許多人對資本主義能否痊愈產生了懷疑。它是否注定為社會主義經濟所取代，正如馬克思主義者約瑟夫•熊彼得在二十世紀預言的那樣？事實上資本主義確實回復了，但形式上與過去有所不同。同時在蘇聯一種社會主義的替代性方案看起來對崩潰免疫。在1929和1960年間，甚至對許多不贊同這些體制的政治方面的非社會主義者來說，相信資本主義正在失勢而蘇聯則證明它能夠在生產上超越它。在“伴侶號(Sputnik)”的那年這聽起來一點兒也荒謬。這點在1960年后變得越來越明顯。
這些事件及其對政策和理論來說的含義術語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的時期。它們在馬克思本人的經驗和評定的范圍之外。我們對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判斷并不是建立在馬克斯本人的思想之上，二十建立在他身后對他的作品的闡釋和修正之上的。最多我們也只能認為，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晚期，在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次智識危機期間，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那些與馬克思有過個人的聯系，或更可能親自接觸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人，已經開始在二十世紀變得相關的那些問題中的一些，其中最突出的，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晚期馬克思主義的討論中，有許多內容是為二十世紀所特有，在卡爾•馬克思那里找不到的，尤其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可能或應當是什么樣子的辯論，這種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說出于1914-18年戰時經濟以及戰后類似于革命的或革命的危機的經驗。
因此聲稱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確保生產力以最快速度發展的方式優越于資本主義的主張很難說是馬克思提出的。它屬于戰間期資本主義危機遭遇蘇聯五年計劃的年代。十世紀上，卡爾•馬克思的主張，并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它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極限，而是說資本主義增長的顛簸的節律，會生產出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而后者，遲早會證明與一種資本主義的運行經濟的方式不相容，并生成使它無法幸存的社會沖突。資本主義本質上沒有能力設計后來社會生產的經濟。這種經濟，他假設，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因此“社會主義”出于二十世紀關于卡爾•馬克思的辯論和評估的核心也就不奇怪了。這并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專屬于馬克思主義——它不是——而是因為所有在靈感上受馬克思主義激發的政黨都共享這樣的一種計劃并且共產主義政黨實際上也聲稱在制度上實踐了這種計劃。就其二十世紀的形式而言這種計劃已經死去了。作為應用于蘇聯和其他“中央計劃經濟”，也就是說理論上沒有市場的國有的和國家控制的命令經濟的“社會主義”已經消失并不會再復興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熱望則一直是未來的理想，但即便作為形式上的熱望，到世紀末的時候也遭到了拋棄。
社會民主主義者心里想的社會主義模式，以及共產主義體制建立的社會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是馬克思的？這里至關重要的是馬克斯本人就審慎地放棄了關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經濟制度的細節性的陳述并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形態上除指出它不可能是建構或計劃出來而只會從社會主義社會中演化出來外什么也沒說。他在這個主題上作出的如此大體的評論，就像在對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批判那樣，不大可能給他的繼承者們特定的直到，而且確實這些評論也沒有為他們認為是學術問題和烏托邦的實踐的問題——直到革命之后——提供任何嚴肅的思想。知道這點就夠了，這種經濟將建立在——用工黨憲章著名的“第四條”里的話來說——“生產手段的公有”的基礎之上，后者，根據一般的理解，是通過國家工業的國有化來實現的。
有趣的是，最早的關于集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并不是由社會主義者而是由一名非社會主義的意大利經濟學家，恩里科•巴羅內(Enrico Barone)在1908年提出的。在國有化私有工業的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被列入實踐政治的日程之前，除巴羅內外沒有人想到這點。在那個時候，社會主義者相當沒有準備地面對他們的問題，并且不能從過去或其他人那里得到指導。
“計劃”隱含在一切種類的社會調控經濟之中，但馬克思在此之上沒有具體的談論，而在蘇俄在革命后對此進行試驗的時候，在很大程度上說那也是即興的創作。理論上看這是通過構設概念（諸如萊昂剔夫的投入-產出分析）和提供相關的數據來完成的。這些策略后來被非社會主義經濟廣泛地采用。在實踐上，計劃是通過遵循同樣屬于即興創作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戰時經濟，特別是德國的戰時經濟模式，也許伴隨著對電氣工業的特別關注——列寧是從政治上同情社會主義的德國和美國電氣公司經理主管人員那里得到這些信息的——來完成的。戰時經濟依然是蘇聯計劃經濟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說，蘇聯計劃經濟是一種特定的目標事先被確定——極速工業化，贏得戰爭，制造核彈或把人送上月球——繼而通過不顧短期代價地分配資源來實現目標的經濟。關于這點，沒有什么是專屬于社會主義的。朝向預先確定的目標的努力可以伴隨或多或少的詭辯來完成，但蘇聯經濟實際上從未超越于此。而且，盡管它從1960年起就開始嘗試，它從來就沒有走出隱含在使市場適應于官僚制的命令結構的努力中的第二十二條軍規。
社會民主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既不是通過延緩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或者更加積極地，通過設計不同形式的混合經濟來修正馬克思主義。由于社會民主黨仍然致力于創造一種完全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這意味著一些關于這個主題的思考。最有趣的想法來自像費邊主義者韋伯夫婦（西德尼和碧翠絲•韋伯夫婦）那樣的非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設想了一種通過一系列不可反轉的、累積性的改革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并因此而對社會主義的制度構造給出了一些政治上的思考，盡管對其經濟上的操作沒有多大貢獻。愛德華•伯恩斯坦，通過堅持改革主義（改良）的運動就是一切而最終的目標沒有任何實踐上的現實性巧妙地處理了這個問題。事實上，大多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成為執政黨的社會民主黨都滿足于修正主義的政策，在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經濟保留下來，在服從于勞工的要求的情況下繼續運作。關于這種態度，最具權威的章節是安東尼•克羅斯蘭德(Anthony Crosland)的《社會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Socialism; 1956)，這部著作提出，在1945年后資本主義已經解決生產富足社會的問題的時候，公共的企業（經典形式下的國有化或其他形式的公有）不再必要而社會主義者唯一的任務，只是確保對國民財富的平等分配。所有這些都已經遠離了馬克思，并且確實也遠離了傳統社會主義關于作為一種本質上的無市場社會的想象，而馬克思本人很可能也共享這樣的想象。
讓我再補充這樣一點，即更為新近的發生在經濟新自由主義者和他們的批評者之間的關于國家和公有企業的角色的爭論，在原則上并不是專屬于馬克思主義甚或社會主義的辯論。它止步于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通過國家從一切對生產利潤的企業的活動的管制和控制中的系統性的退出把一種放任自由的原則在病理學上的退化翻譯為經濟現實的努力。這種把人類社會移交給（據稱是）自我控制和財富-甚或福利最大化的市場的奴隸，在任何發達經濟——甚至美國——中一切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中都沒有先例。那是一種對其思想家讀入亞當•斯密的內容的歸謬，就像與之對應的蘇聯百分之一百地由國家計劃命令執行的經濟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在閱讀馬克思的時候注入馬克思的內容。毫不奇怪，這種更接近于神學而不是經濟現實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失敗了。
中央計劃的國家經濟的消失以及在視覺上根本地出自去道德化的社會民主黨的熱望的轉變了的社會的消失消除了二十世紀許多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它們在某些方面出自卡爾•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盡管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靈感上受到他的激發或者僅僅是以他的名義建構出來的。另一方面，在以下三方面，馬克思依然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作為經濟思想家，作為歷史思想家和分析家，以及（與迪爾凱姆和馬克斯•韋伯一道）作為廣受承認的關于社會的現代思想的奠基人。我沒有資格對他作為一名哲學家的持續，但顯然是嚴肅的重要性作出評論。當然，永遠不會失去（與）當代（的時代）關聯性的是馬克思關于作為人類經濟的一個歷史的短時模式的資本主義以及他對這種資本主義的不斷擴張，集中化，不斷生成危機以及自我改變的運行模式的分析。
II
馬克思在二十一世紀的相關性是什么？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迄今唯一一次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嘗試——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一個巨大的不斷積累的全球化的進程以及人類直線提升的生成財富的能力卻一直存在。這已經削弱的民族-國家作出的經濟和社會行動的力量和視野并因此而削弱了社會民主運動的階級政策，后者主要依賴于對國民政府不斷施加的改革的壓力?？紤]到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如日中天，它同時也在國家和區域之間生成了極端的經濟不平等并把災變的元素帶回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循環節律，包括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成為其最嚴重的全球性危機的那些元素。
我們的生產力使得大多數人類存在從必要的領域走入富裕，教育和不可想象的生活選擇的領域變得可能或至少潛在地可能，盡管世界大多數人口還沒有進入這一領域。然而，對絕大多數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和體制來說，它們仍然是在這種必要性的領域中運作的，即便在西方富裕國家也如此——在1945年后的二十年間人人富裕的社會在這些國家出現。然而，在富裕的領域中，充足食物、衣物、住房和提供收入的工作以及保護人民不受生活危機侵犯的福利體系的目標，盡管必要，對社會主義者來說卻不再是一個充分的計劃。
第三個發展是否定性的。在全球經濟的驚人擴張已對環境構成侵蝕的時候，控制沒有限制的經濟增長的需要已經變得越來越急迫。在反轉或至少控制我們經濟對生物圈的影響和資本主義市場的命令：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的持續增長之間存在明顯的沖突。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阿基里斯之踵。當下我們還不可能知道誰的箭會給它帶來致命的一擊。
那么今天我們該如何看待馬克思？作為全人類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家？當然。作為一名哲學家？作為一名經濟分析家？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的奠基人以及理解人類歷史的向導？是，但阿塔利已經正確地強調的關于他的一個要點在于，其思想的普世的全面性(comprehensive，無所不包)。不是常規意義上的“跨學科”而是對一切學科的整合。正如阿塔利寫道的那樣，“在他之前的哲學已經對人的總體性進行了思考，但他是第一個把世界作為整體來理解的人，這個世界同時是政治的，經濟的，科學的以及哲學的?！?
顯然，大部分他的作品都已經過時了，而其中的一些則是不可接受或者說不再是可被人們所接受的了。同樣明顯的是，他的作品不再形成一個已經完成了的作品的全體，而是，像一切稱得上思想之名的思想那樣，是一個在行進中的無盡的作品。不會再有人試圖把它變成某種教條，更不用說某種在制度上有所支持的正統了。這當然會使馬克思本人感到震驚。但我們也應當拒斥這樣的觀念，即在“正確的”和“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尖銳的差異。他的探究模式可以生產出不同的結果和不同的政治見解。確實馬克思本人也是這么做的，他設想了在英國和在荷蘭和平掌權的可能的過渡，同時也設想了俄國鄉村社群向社會主義的可能的演進?？即幕踔敛魉固购推樟袧h諾夫及列寧一樣（或一樣不是，如果你想這么說的話）是馬克思的繼承人。出于這個原因我對阿塔利在真實的馬克思和后來一系列其思想的簡化者或偽造者——恩格斯，考茨基，列寧——之間作出的區分表示懷疑。對俄國人，《資本論》最早的專心的讀者來說，把他的理論看作一種通過西方類型的經濟發展使像他們的國家那樣的國家從落后走向現代的理論與對馬克思本人來說，推測一種基于俄國鄉村社群的向社會主義的直接轉變是否可能發生同樣地合法。很可能，如果有什么區別的話，這（比馬克思的那些思想實驗）更符合卡爾•馬克思本人思想的總體路線。蘇聯經驗的反論不是社會主義只能在整個世界首先進入資本主義之后才能實現，馬克思沒有說過那樣的話，我們也不能堅定地聲稱馬克思相信過這樣的話。那是經驗主義的（完全以經驗為基礎的）。而是說俄國太過于落后以至于只能產出某種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滑稽模仿——正如據說普列漢諾夫曾經警示過的“一個紅色的中國帝國”。1917年這會是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包括最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秉持的壓倒性的共識。另一方面，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反論——這些人與阿塔利持同樣的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最主要的工作，是在俄國發展興旺的工業資本主義——也是經驗主義的。在沙皇的統治下也不會出現自由資本主義的俄國。
然而馬克思的分析的許多核心特征（重要的方面）依然有效且相關。首先，顯然，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可抵抗的全球性的動力及其摧毀在它之前的一切，包括那些屬于人類過去的遺產——資本主義本身受益于它——的部分，比如說家庭結構，的能力的分析。其次，是對資本主義通過生成內部“矛盾”——無休止的張力的發作以及暫時的解決，導向危機和變革的增長，這一切在不斷增長的全球化的經濟中生成了經濟的集中——（來實現增長的）增長機制的分析。毛夢想一個持續為不斷的革命所更新的社會；資本主義通過歷史的變革——通過熊彼得（在馬克思之后）所謂的無止盡的“創造性的破壞”——實現了這個計劃。馬克思相信這個過程會最終導致——它將必然導致——一種無限集中的經濟——而這正是阿塔利在一次訪談中說到所有人中決定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人的數目不過一千人，至多一萬人的時候想說的。馬克思相信這將導致對資本主義的廢棄和代替，這個預言在我看來依然可信，雖然以與馬克思預期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可信。
另一方面，他關于對資本主義的廢棄和取代由“對剝削者的剝削”通過走向社會主義的廣大的無產階級來完成的預測不是以他對資本主義機制的分析為基礎，而是以一些彼此分離的先驗的假設為基礎的。至多可以說它是以這樣的預測為基礎的，即工業化將導致人數眾多的作為手工雇傭工人而被雇傭的人口，正如當時在英國正在發生的那樣。這作為一個中程的預測是足夠正確的，但就長期而言，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是不成立的。而且，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期望工業化會造成他們原本希望的政治上激進化的剝奪（貧困化）。正如對他們來說顯然的那樣，大部分無產階級并沒有在任何絕對的意義上變得更加貧困。確實，在十九世紀初期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團結大會上一位美國觀察這就觀察到這些同志看起來“比貧困要多一兩塊面包”。另一方面，世界不同部分之間以及階級之間經濟不平等的明顯的增長，并不必然導致馬克思所謂的“剝削者的剝削”。簡言之，對未來的希望是被讀進他的分析而不是源于他的分析的。
第三點最好用近來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約翰•希克斯爵士的話來說?！澳切┫Ｍm應歷史的普遍過程的人中的大多數”，他寫道，“都會使用馬克思的范疇或這些范疇的一些修正版本，因為除此之外幾乎不存在可用的替代性的方式?！?
我們不能預見二十一世紀世界面臨的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但如果說這些方案有機會成功的話那么它們就必須提出馬克思的問題，甚至在它們不希望接受馬克思形形色色的門徒們給出的答案的情況下也如此。
[注]譯自Eric Hobsbawm, “Marx Today”, in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 London: Little, Brown, 2011. p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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