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強國夢”為什么會實現

胡鞍鋼

（本文發表于2011年7月23日《天津日報》，標題做了改動）

（本文摘自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明、韓毓海合著，韓毓海執筆的《人間正道》一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我們把毛澤東開辟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稱為中國大戰略的基礎,這一大戰略暗含著一個很重要的假定:在世界上諸多的大國中,真正有資格、有能力超過美國的唯一的國家,就是中國。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八大的預備會議上再次強調了這個目標。他說:

我們團結黨內外、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目的是為了什么呢?是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這樣的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用“偉大的”這幾個字。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革命是偉大的革命,我們的建設事業是偉大的建設事業。六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

 當年毛澤東同志設想中國追趕美國時,對追趕的原因作了解釋:

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在這里,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三條重要理由:一是中國國土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這就意味著主要資源總量與美國比較接近,如果能夠高效率地開發利用,就會成為追趕和超越美國的自然資源基礎。實際上,我們談論任何問題都必須重視必要條件,要成為世界領先國家,國土面積必須達到300萬平方公里以上,世界上具備這樣條件的國家其實并不太多,即俄羅斯(1 710萬平方公里)、加拿大(998萬平方公里)、美國(963萬平方公里)、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巴西(851萬平方公里)、澳大利亞(774萬平方公里)、印度(329萬平方公里)七個國家。很顯然,國家大,資源才豐富。但是,如果資源不能夠有效利用,也是不能趕上美國或者超越美國的。

 二是中國比美國人口多得多,比美國勞動力人口多得多,這就意味著一旦中國人民人力資本水平大幅度提升,就會成為追趕和超越美國的人力資源基礎。2010年中國具有大專以上高等教育人口達到1.2億人,到2020年將突破2億人,將大于那時美國1.6億就業人口數。*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建設一個全民學習型的國家,這是毛澤東主席對我們的殷切希望。

 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果說美國的制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最優越的制度,那么,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制度又比美國更優越,如果我們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創新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就會成為追趕和超越美國的制度基礎。

 從歷史上看,1957年蘇聯的赫魯曉夫曾經提出追趕美國的目標,但是它并不具備人力資源優勢,蘇聯的追趕指數*從1950年的35.0%到1975年達到高峰(為44.4%),而后下降到1989年的35.7%。隨后,俄羅斯的追趕指數從1990年的19.8%下降至1998年的8.9%,而后有所上升,但是到2008年才達到13.5%。

 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紅星隕落,等于喪失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也決定了其追趕美國之夢只好戛然而止。當年,許多蘇聯自由化的鼓吹者原本設想通過制度休克,與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接軌,幻想通過驚險一躍,搖身一變成為美國那樣的一流國家,幻想破滅之后,俄羅斯卻不得不面對淪為了世界二、三流國家的殘酷現實。蘇聯解體20年后,俄羅斯學者悲嘆:“原以為掙脫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俄羅斯,就能躋身最先進國家之列,成為21世紀現代化發展中社會的楷模。根本不是這樣!國家變成了竊賊和匪徒的巢穴,道德淪喪,自卑心理嚴重。在掙脫布爾什維克枷鎖后,俄羅斯也弄丟了所有的好東西。”*

 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奮起追趕美國,日本在1950年的時候GDP僅相當于美國的10%,而后持續上升,到1992年達到最高峰,總量超過美國的40%;但是作為一個二戰后部分丟失國家主權,實際上被美國軍事占領的國家,日本的發展深深地受制于美國主宰的冷戰和后冷戰秩序,而此后的20年,被悲哀地稱為日本失去的20年,追趕指數持續下降,現在的日本追趕指數只有30%。“日本第一”,淪為永遠不能實現的神話乃至笑柄,胸懷壯志的日本,非但沒有真正追趕上美國,反而從1991年的41.4%下降至2008年的30.6%。*今天看來,我們提出的上述三個優勢,日本不但哪一個也不具備,而且它還是一個被牢牢綁定在美國冷戰同盟戰艦上的政治軍事依附型國家。(上述幾國追趕指數變化情況參見書末附錄圖1)

 從未來看,即使2030年之后的印度,其總人口超過了中國,但是由于它既不具備美國擁有的自然資源,也不具備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印度同樣也無法在未來的幾十年內超過美國,更無法超過中國。

 無論是回首歷史還是展望未來,在世界上200多個國家或地區中,真正有資格能夠追趕并超越美國的只有中國。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種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這既是毛主席的強國之夢,也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實踐,它通過后來者前赴后繼奮斗,不斷得到了實現。

 這就是今天的美國和世界所面對的滄桑巨變 :“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的根本優勢是制度優勢,具有大國的人口規模和自然資源還只是必要條件,只有擁有政治優勢才能形成趕超美國的充分條件,這就是諾思(North)所提出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方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五百年的世界歷史進程表明,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歐或者西方興起原因所在。* 許多經濟學家關注經濟組織效率,探討通過建立跨國公司、就業形式創新等來發揮經濟組織的效益。不過,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更為強調政治經濟學的綜合視野,即我們更關注政治組織的效率與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經濟自由依賴于信息分散,經濟組織效率來源于分散信息的處理,而現實歷史中的現代化進程,不是對于一系列抽象指標的復制與處理,而是各民族國家的能力競爭,這種國家的競爭取決于政治的組織效率。

 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其根本上的革命意義,在于創新了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局面,這是我們創造全球化時代或者知識時代最有效率的政治組織的歷史基礎。

 1980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衡量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三條標準: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

 中國超越美國根本上還是中國道路超過了美國道路,超越了所謂“歷史終結論”*與“華盛頓共識”*。

這就是鄧小平所提出的中國道路的基本思路,全面創新和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全面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實現趕超最發達、最強大的美國;全面創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實現更普遍、更高、更切實的人民民主;全面創新社會主義教育科技制度,造就比美國更多、更優秀、更宏大的人才隊伍。

后來鄧小平非常自信地講:“到那個時候(指中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引者注),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

 中國為何能夠挑戰世界頭號強國?中國的制度優勢何在?回答這個問題乃是回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為什么能的關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的國家,因此,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的國家。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組織能力主要表現為:

第一,從基層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的能力。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把中國現有的資源,最大程度地調動起來,整合起來,為中國的發展所用,為人民所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曾把小農比喻成土豆,是不能聚集起來的馬鈴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把所謂“土豆”聚集起來了,造成了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這樣一種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政治局面。

第二,堅持群眾路線,立足基層,進行民主決策的能力。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尤其表現為其決策機制的優越性,表現為決策機制的基礎是群眾路線,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決策要不斷地接受群眾和實踐的檢驗。當今的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在中央與基層群眾之間運行的高效靈活的決策機制,連“歷史終結論”的倡導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認, 2009年,在各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的決策能力和決策效率遠比美國更高*,盡管他一直否定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

 眾所周知,奧巴馬總統2009年剛上臺時,便提出了雄心萬丈的醫改計劃:為實現美國人人享有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的原則,醫療改革刻不容緩,不可耽擱,不能再拖一年。*戲劇性的是,盡管2010年3月23日奧巴馬即簽署美國醫療保險改革法案,但是兩年即將過去,這一法案的推行不但步履維艱,更隨時有流產的可能。這是因為,聯邦與州之間的制衡,黨派政治的杯葛與扯皮,利益集團的游說,使得美國政府已經被地方利益、黨派利益、既得利益所俘獲,從而使美國陷入了醫改僵局。可悲的是,2011年1月美國國會以245票對189票,通過了廢除奧巴馬醫改立法的議案,目前美國有26個州向聯邦地方法院提出上訴反對醫改法案,接下來,美國聯邦政府將向申訴法庭提出申訴,最后還需要上聯邦最高法庭進行裁決,醫改法案前景堪憂。

高鐵的建設情況也是如此。奧巴馬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宣布,在25年之內建成覆蓋美國80%人口的高鐵網絡。2011年2月初,副總統拜登也宣布了斥資530億美元的全美高速鐵路的計劃,但是,隨后美國佛羅里達等三大州公開反對聯邦政府的補貼,而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政赤字,計劃建設中的高鐵的聯邦財政補貼可能進一步縮水,美國的高鐵建設計劃很可能就要胎死腹中。今天,中國的“兩高”,即中國高速公路和高鐵已經超越美國,它對世界的震撼,其經濟、科技、政治意義遠遠超過當年蘇聯超過美國率先發射人造衛星。

第三,中國共產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的執行能力。長遠的戰略和發展規劃如何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實施,對于各地條件差異非常大的中國而言,自然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在政府、人大、政協等國家機構體系之外,紀律嚴明的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成為貫徹國家戰略意圖、執行中央政策、確保戰略實施的強有力保證。由于有中國共產黨作為各級政府、各個國家機構的核心領導力量,由于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時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層的廣大人民群眾一邊,方才保證了各機構、各地區朝著社會主義道路和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前進。

 對于共產黨人通過堅定的實踐,將理想轉化為現實的能力,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也曾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中國制定的目標非常具有挑戰性,絕非輕而易舉就可完成。但是,中國是個‘言必行’的國家。中國的情況是,一旦制定了目標,它就會信守承諾,直至最后實現目標。而在我們的政治文化里(指西方的政治文化——引者注),確定目標有時就是表達一種大體上的愿望而已。”*

 布萊爾一舉說中了西方文化特別是基督教文化的要害,在基督教文化中,理想僅僅是理想,這就意味著它僅僅停留在彼岸世界,甚至可以流于政客們競選時愚弄選民的大言不慚,而這就是對什么是民粹主義的準確定義。對于那些懷著各種用心指責我們的戰略目標和政策陷入民粹主義的人們來說,他們對民粹主義的真正內涵不甚了了。

 第四,在實踐中不斷調適的戰術能力。路線問題解決之后,干部就是決定性因素;戰略問題解決之后,戰術問題就成為關鍵。所謂戰術,就是機動靈活地適應新情況、新挑戰的能力。

 “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理論與方法。毛澤東同志1937年便提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陳云同志在1980年也指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在1984年他又重申“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是要使改革有利于經濟調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改革之“河”的對岸,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宏觀目標——基本實現現代化。“石頭”的標準是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穩定(穩定壓倒一切);根據發展的速度、穩定的程度確定改革的力度,選擇、調整改革的戰術、策略、步驟,在經濟學上,這稱為“試錯法”,在中國的實踐中,這稱為“試點法”,即在個別地區、個別部門或個別產業、個別行業率先試點,看到效果、取得經驗后,方才作為正式制度進行整體推廣。每一步選擇,都取決于前一步或前幾步的選擇與結果,這就是博弈論思維的應用。“試錯法”最大的特點是解決信息和知識不完全性、不對稱性、不確定性,降低了獲取信息的成本和風險,它的決策方式,既是漸進的,也是穩步的,但又是連貫的、連續的;符合“干中學、學中干”(從實踐到認識再到實踐)的過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成功戰術經驗。

形象地講,中國之路就是東方巨人之路。這一巨人擁有極其智慧的“大腦”(指黨中央、國務院),具有學習功能、記憶功能、反應功能、溝通功能、思維功能、決策功能、指揮協調功能,他即使邁出一小步,對常人而言也等于一大步。正如李瑞環同志所指出,只要這個巨人的道路走得正、走得穩、堅持走下去,就一定可以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他說:“中國是一個巨人,只要穩步走,步子就是大的;只要不摔跤,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最可怕的是自己折騰自己,自己先發起燒來。”*

 這一“大腦”還是世界上極其特殊材料構成的“大腦”,繼承了幾千年來中國文明、文化及民族智慧,擁有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革命與執政經驗和教訓的歷史財富,以及集中了十幾億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隨著決策機制不斷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這一“大腦”也更加健全、更加理性、更加智慧,主觀更加符合客觀,理論更加符合實際,政策更加符合民意,使得及時調整糾正小的失誤、避免大的失誤成為可能,也成為現實。

 這一巨人要靠“兩只手做事”。形象地講,一個人(指經濟體)有“兩只手”總比“一只手”要好得多,無論這只手是政府的有形之手,還是市場的無形之手,“兩只手”攜手并用、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可以利用兩大優勢,發揮兩個作用。中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無論是提供公共服務,進行公共投資,還是處理各類災難,應對各種危機,都可以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舉全國之力,興辦全國特大公共性工程。而市場經濟是一個偉大的學校*,不僅企業之間相互競爭,也相互學習,同時地方政府之間也相互競爭,相互學習。這就說明了,雖然中國僅有三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學習過程,卻快速地走過了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二百多年的道路,中國的市場競爭力、科技創新力、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

 這一巨人要靠“兩條腿走路”。形象地講,一個人有“兩條腿走路”總比“一條腿”要好得多,無論是哪條腿,都會有先有后,所以要相互協調,才能走得穩,走得快。關鍵的是不能搞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毛澤東同志曾講過,斯大林吃虧在于只顧重工業,不顧輕工業,只顧長遠利益,不顧眼前利益,這是《八仙過海》里的“鐵拐李”的走路辦法,一條長腿、一條短腿,手扶拐杖,比較偏頗。毛澤東同志在論述十大關系時,就闡述了這樣的思想,農業和非農業之間相互協調,城鄉之間相互協調,區域之間相互協調,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相互協調,經濟與社會發展相互協調,引進技術與自主開發相互協調。形象地講,中國之路就是“兩條腿走路”,一條腿在前,另一條腿在后,前腿帶動后腿,后腿又促進前腿,雖然時有不平衡,即使深一腳、淺一腳,但是卻越走越強大,越走越成功,越走越有自信心,道路越走越寬廣。

 這一巨人要靠“兩個積極性”。形象地講,治理一個大國“兩個積極性”總比“一個積極性”要好得多。毛澤東同志講過,“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由于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大國,不但要有中央的積極性,也要充分發揮好地方的積極性,應當允許并鼓勵地方政府自主創新、先行先試。當然,這不意味著搞“八百諸侯、各自為政”的地方行政分權體制,而是意味著限制和約束地方“壞”的積極性,發揮地方“好”的積極性,這就意味著將地方的積極性引導到總的發展戰略上來,使得兩個積極性之間相互補充、相互匹配、激勵相容。這也不意味著搞聯邦制,“各掃門前雪”,而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各地區相互支持、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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