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以下簡稱多黨合作制）是我們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雖然目前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繼續(xù)改革和完善，但還是顯示出了它的強大優(yōu)勢。　　

可還是有人無視這個事實，盲目地迷信西方的多黨制。他們認為這是所有發(fā)達國家都采用的政黨制度，也被這些國家的實踐證明是比較成功的制度。他們還振振有辭地拿體育競賽、經濟模式與政黨模式相類比：運動員有對手的競爭有助于出成績；市場經濟可以讓人們自由選擇，可以滿足人們各自不同的需求，促進優(yōu)勝劣汰。他們試圖以此來證明有不同政黨競爭并讓老百姓可以自由選擇的多黨制更具有優(yōu)勢。粗略的一想，似乎很有道理：有競爭當然比沒有競爭好，有競爭才會進步；有選擇當然也比沒有選擇強，讓老百姓選擇才能使他們更滿意。但仔細思考就發(fā)現(xiàn)了問題：由于條件的不同，不同地區(qū)的實踐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而他們的這種類比和思考方式也太簡單，沒有深入下去，恐怕經不起仔細的推敲。　　

另一方面，在實行了多黨制的發(fā)展中國家都出現(xiàn)了各種亂象。對這樣一個事實應該怎樣解釋？我認為，僅僅把這些弊病歸結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不高、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不強，或者是文化上的差異等外部因素都是不夠的，是不符合辯證法的，我們還應該從內因——多黨制的制度本身來尋找產生這些弊病的原因。　　

為此，本文從分析自由競爭以及競爭怎樣導致優(yōu)勝劣汰入手，對多黨制的競爭及選擇做比較深入、細致的剖析，來得出一個比較科學的結論。　　

一.  競爭具有兩重性　　

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這似乎成了常識。在自然界有個很著名的“狼鹿效應”，大意是：人們?yōu)榱吮Ｗo鹿把狼都打光了，此后人們就欣喜地看到，鹿的種群快速地發(fā)展起來。可是好景不長，接下來鹿群開始流行疾病，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銳減。科學家們經過考察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因為有狼，使得病弱的鹿被淘汰，強壯的鹿才能得到繁衍，從而使鹿群進化。這種由于競爭促進了生物優(yōu)勝劣汰的例子在自然界數(shù)不勝數(shù)，在我們人類中也大量存在著。我們是否可以說競爭就一定有利于進步呢？未必，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下面就是一個反面的例子：　　

在以自由競爭著稱的美國，就曾出現(xiàn)過這樣的可怕場面：“1905年，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潛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廠，與工人們一起工作了七周，隨后，在小說《屠場》里，他描繪道：‘壞了的豬肉，被搓上蘇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鏟進香腸攪拌機；洗過手的水被配制成調料；工人們在肉上走來走去，隨地吐痰，播下成億的肺核細菌……’[1]”。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截然相反的情況？競爭究竟是怎樣促進優(yōu)勝劣汰的？讓我們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來探詢其中的原因。　　

在鹿的例子里，由于狼的存在，體弱有病、跑不快的鹿被狼吃掉了，只有更強壯、跑得更快的鹿存活了下來，由此形成了優(yōu)勝劣汰的良性競爭。　　

不過，如果競爭的各方不用提高自己，而是采取阻礙別人的方式來競爭，就很難說會導致進步，更不用說違規(guī)競爭了。只有所有的競爭者都遵守規(guī)則并且通過提高自己的方式（無論他們是自覺地或者在強有力的監(jiān)管下，被迫地這樣做）競爭，才能夠促進進步、形成像自然界那樣的良性競爭。事實證明，對我們人類，單靠自覺是行不通的。在體育競爭中，服用興奮劑就很常見，其它的作弊方式如足球中的“上帝之手”也一再出現(xiàn)。只要有人覺得通過正常方式難以取得勝利，他們就有可能嘗試作弊手段，如果再缺乏有效的管理，作弊的人就會越來越多，以至形成惡性競爭，這時的競爭就不再促進優(yōu)勝劣汰了。　　

二.  多黨競爭條件下的執(zhí)政　　

    多黨制最主要的特點是競爭，這種競爭同樣具有兩重性。它的優(yōu)點是由選民當裁判，避免了執(zhí)政黨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現(xiàn)象，可以限制執(zhí)政黨濫用權力。更重要的是這種政黨體制把老百姓對政府（甚至是對政治體制）的不滿和怨氣轉移到了執(zhí)政黨身上，維護了政體的穩(wěn)定。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它的另一面，多黨競爭經常競爭過度，導致惡性競爭，這就變成了缺點。事實上，在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和地區(qū)，都程度不同地出現(xiàn)了惡性競爭的現(xiàn)象[2]，導致執(zhí)政效率低下，影響了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　　

多黨制為什么會出現(xiàn)惡性競爭呢？問題就在于各政黨的目標與選民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是有距離的。選民的目標是政府的執(zhí)政表現(xiàn)好，效率高，而且誰能做得好，就選誰。而各個政黨的目標則是競爭執(zhí)政權，在選舉中擊敗對手、贏得選票，讓對手下臺，自己執(zhí)政。　　

如果說執(zhí)政黨為了能夠連續(xù)執(zhí)政，他們與選民的目標還比較接近的話，反對黨的目標則與選民的目標截然相反。道理很簡單，如果政府的執(zhí)政表現(xiàn)一直很好，選民對執(zhí)政黨自然很滿意，執(zhí)政黨繼續(xù)獲勝的機會就很大，這對反對黨有什么好處？只有政府執(zhí)政差才對反對黨有利，而且執(zhí)政越差，選民越不滿意，反對黨就越有機會選勝。因此在對手執(zhí)政時，他們也不會閑著，一定會設法地給執(zhí)政黨制造麻煩，進行各種各樣的干擾和掣肘。也許有人認為反對黨可以通過幫助執(zhí)政黨工作來贏得選民的贊賞，而不必費盡心機扯后腿。這樣做確實也會贏得少數(shù)人的贊賞，但更多的人會覺得執(zhí)政黨做得好，而把選票投給執(zhí)政黨。這和在籃球或足球比賽中，關注投籃或射門得分的人遠多于關注助攻或傳球的人是一樣的道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反對黨都是采取阻礙對手的方式來競爭的。　　

反對黨的掣肘方式有多種：　　

當政府提出一項好的措施，反對黨的對策就是拖延，先在程序上找毛病，尋找執(zhí)政黨有否違反法律程序和濫用權力的嫌疑。如果政府的措施考慮不是很周到，有可能會出現(xiàn)問題，這時反對黨就會在旁邊等著看笑話，而且希望問題越大越好。一旦政府的執(zhí)政出了差錯，這時反對黨一定會充分利用對手的失誤，把問題放大，盡可能地激起選民的不滿，以便換來自己的選票。2008年底在臺灣出現(xiàn)的“美國牛肉事件”就非常典型，而且確實也讓反對黨走出低谷，連續(xù)贏得了后面的幾次選舉。即使政府的執(zhí)政比較平穩(wěn)，反對黨也會尋找機會制造一些障礙。臺灣反對黨對ECFA的反對就是這樣，指望從雞蛋里挑出骨頭來，為自己創(chuàng)造新的機會。有時為了全局的利益，政府的一項措施的施行需要付出某些地區(qū)或行業(yè)的局部利益（如兩國的貿易談判），但在多黨制的條件下就比較難獲得通過。反對黨會利用那些利益受損的選民來給執(zhí)政黨制造麻煩，施加壓力，經常會使這些措施流產。議會里的斗爭是最常見的，對執(zhí)政黨提出的法案，反對黨往往也是先反對了再說，這樣至少可以降低執(zhí)政黨的效率。如果反對黨在議會是多數(shù)，則可利用議會來制約政府。如果反對黨在議會里是少數(shù)，他們也未必心甘情愿地服從多數(shù)，會想方設法進行干擾：如拖延，在日本議會里就出現(xiàn)過“牛步”策略；還有更無賴的方式就是動武，在韓國和臺灣地區(qū)的議會都屢屢出現(xiàn)動武的場面；有時甚至還會發(fā)動（或暗地支持）己方的群眾上街示威，以此對執(zhí)政黨施壓。總之，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是會不惜一切代價的，而這個代價只能由老百姓來支付了。　　

有些人認為實行了多黨制可以防止腐敗，其實這是一個誤解。反對黨確實對執(zhí)政黨有監(jiān)督作用，但它并不打算防止腐敗的發(fā)生。若是政府真的沒有腐敗了，這算誰的功勞？執(zhí)政黨肯定會宣揚自己的廉潔。實際上，反對黨比任何人都希望政府存在腐敗，而且特別希望這種腐敗能夠在一個合適的時候（如選舉前夕）被揭露出來，這樣才能為他們贏得選票。　　

反對黨這么做會有麻煩嗎？通常不會。俗話說“站著說話不腰疼”，批評總比干活要容易得多，而且政府的任何一種措施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總有人得益，也有人受損，在執(zhí)行的過程中，也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這些都給了反對黨批評它的機會。這樣既給執(zhí)政黨制造了麻煩，還會讓選民覺得反對黨很用心，一舉兩得。當然，既要制造麻煩，又必須掌握好分寸，還要找到合適的理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說反對黨不希望政府表現(xiàn)好，那么，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就那么完美嗎？他們就一定會按大多數(shù)選民的意愿去執(zhí)政嗎？未必。　　

從西方的實際情況看，執(zhí)政黨如果干得不好，自然要下臺，但即使執(zhí)政黨的工作做得很好，也未必能夠連任。以美國來說，“克林頓時代，美國經濟堪稱黃金時期，但同黨的戈爾照樣敗選。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治理國家十幾年，表現(xiàn)極佳，無可挑剔，就因為執(zhí)政時間長，照樣敗選。”[3]因此，執(zhí)政黨對真正做好自己工作的興趣并不大，他們的興趣點還是集中在選票上。　　

無論哪個黨執(zhí)政都要把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花在為自己的成員“輔選”和“拜票”上，這勢必會對政府的工作產生影響。在剩余的時間里，雖然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要努力為選民服務，以爭取選票，但也經常會為了選票而放棄長期利益和全局利益。最常見的就是利用執(zhí)政“資源”為自己爭選票，如不恰當?shù)耐顿Y和減稅等，自己做好人，把爛攤子留給下一任。這種情況在美國也常出現(xiàn)，這也是導致美國對外政策的不連貫、影響國際關系和中美關系穩(wěn)定的最重要因素。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中美關系還風平浪靜，可他回國不久就開始了中美摩擦。而這些摩擦都源于某些集團的利益，如會見達賴，只能滿足某些強硬派的要求；賣軍火給臺灣也只能滿足軍工集團的利益需求。而這些做法必然會極大地影響中美關系，影響美國的信譽。作為美國總統(tǒng)的奧巴馬不可能不知道它們的重要性，但在中期選舉的壓力下，他也顧不了那么多了。此外，有時還會出現(xiàn)一些特殊的情況，執(zhí)政黨由于某種原因被反對黨搶了先。這時，他們之間的地位就倒了過來，輪到執(zhí)政黨反對了。在臺灣，就連人見人愛的大熊貓，都曾經被拒絕入境，其原因就是大熊貓的到來不利于民進黨的選票。　　

最近美國對中國的人民幣進行施壓也是為了選票。美國的老百姓失業(yè)率高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他們勞動生產率跟不上工人的工資。所以，人民幣升值、減少中國產品進口是無法解決問題的，這從美國對華輪胎特保措施實施近一年來的實際結果可以證明這一點[4]，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應該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但這比較麻煩，需要像我們在節(jié)能減排所做的那樣，關閉一些效率差的工廠，失業(yè)的工人們要進行學習、提高勞動技能，然后再重新就業(yè)。但這樣說起來就很復雜，老百姓不容易聽得懂，另外執(zhí)行起來，工人們也會有損失，還要去學他們原來不懂的東西。相比之下，通過對人民幣施壓來換取選票當然更方便，而受損害的中國老百姓是沒有投票權的。為了自己的選票，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攻擊中國。這樣做，老百姓容易懂，選票也容易到手。正像清華大學　李稻葵　教授說的那樣：“對于美國的公民來講，他沒有剛剛咱們說的五分鐘時間去解釋，有五分鐘他也不會耐心地聽，他寧愿看兩分鐘廣告，看兩分鐘電視劇，他也不愿意聽我們這個東西，我們這個東西多沉悶，誰愿意聽這個話題。人家就愿意聽30秒的話，人民幣的匯率太低了，因此出口多了，搶了我們工作”[5]。至于這種方法是否有效，則是另一回事了，反正下一次選舉又是幾年以后了。　　

各政黨的目標是選票而不是政績，這就是多黨制產生惡性競爭的主觀因素。　　

具備了產生惡性競爭的主觀因素，只要條件合適，惡性競爭就必然會產生。而西方的政黨競爭制度，恰恰又使得惡性競爭比較容易產生。原因是這個競爭不是直接進行比較的，而且還缺乏監(jiān)管。在實行多黨制的國家里，都沒有對反對黨的行為進行監(jiān)管的機構，而且因為這些事情多數(shù)都是合法的，即使有機構監(jiān)管，也無能為力。他們只要做得不太過分、太露骨就不會有任何風險。　　

如果各政黨的執(zhí)政是像體育比賽那樣同時進行的，大家就比較容易看出誰優(yōu)誰劣。但在多黨制競爭過程中，各政黨是先后執(zhí)政，他們的執(zhí)政條件千差萬別。就拿選民最關心的經濟來說，當遇到了世界經濟好的時候，發(fā)展經濟就容易得多，而趕上了經濟危機，能保住經濟不下滑就不錯了。單看某些指標，如GDP的增長率、就業(yè)率等，已經無法看出誰的執(zhí)政本領更強。另外，政治家的執(zhí)政行為和政策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教育、民生等諸多方面，這時綜合判別他們優(yōu)劣的難度就更大。在這種難以看出執(zhí)政優(yōu)劣的情況下，執(zhí)政的政治家做秀就會比腳踏實地的工作更容易贏得掌聲，也更容易獲得選票。　　

由于雙方都把精力用到了選票的爭奪上，選民的利益只能先放在一邊，這種競爭當然不可能等同自然界那樣的競爭，也不可能有選民希望的高效率了。事實上，在多黨競爭的條件下，執(zhí)政黨在工作的同時，要關注著媒體，以便宣傳自己的功勞，還要應付反對黨惡毒的攻擊和掣肘，甚至還要防范對手設下的陷阱，執(zhí)政的效率怎么會高呢？　　

三.  多黨競爭條件下的選舉　　

對西方多黨制的追捧者來說，他們最為津津樂道的就是各政黨的競爭性選舉以及政黨輪替，讓選民這個裁判來判斷和選擇。然而這個政黨輪替的實際效果實在令人無法恭維，由于選舉信息的不對稱，選民很難做出好的選擇，更不要說由于金錢的因素，有些人根本就無法參選。　　

在多黨制條件下，競選非常熱鬧和好看，電視、報紙等媒體都充斥著各種選舉信息，大家都努力吸引選民的眼球。執(zhí)政黨通過各種方式宣傳自己執(zhí)政有功，反對黨則攻擊執(zhí)政黨執(zhí)政不力。盡管如此熱鬧，但選民還是難以做出理性的判斷。首先是缺乏可比性。除了外部條件以外，各政黨的執(zhí)政內部條件也會發(fā)生變化。前一任領導人腐敗無能，不等于后面的領導人也腐敗無能，前面的領導人清廉有為，也不等于后任的領導人清廉有為。所以，選民很難知道各政黨今后的表現(xiàn)。其次，如果要全面地解讀各政黨的執(zhí)政理念和主張，要求的知識面太廣，多數(shù)選民都難以同時具備這么多的知識。第三，由于各政黨在競選時，不斷的相互攻擊、辯駁，而這些攻擊和辯駁的真實性也不容易查證。不但如此，他們自己的競選政策、主張也往往不能兌現(xiàn)，甚至有些政策的提出就是為了騙選票，并不打算真正兌現(xiàn)或者根本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這些對選民的判斷都形成了巨大的干擾。　　

政黨之間的競爭，也是讓選民難以判斷的一個因素。一項施政的措施取得成功，需要上下級政府以及朝野之間的協(xié)調與配合，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但成果算在誰的頭上卻并不容易，同樣，施政出了差錯，過失也不太容易完全歸在誰的頭上。這樣，各政黨自然會競相邀功，極力委過。在這種情況下，選民很難準確判斷某個失誤是由于執(zhí)政黨的無能，還是因為反對黨的掣肘造成的。　　

選舉舞弊更是各政黨在選舉中難以擺脫的惡習。由于上述原因，通過政績贏得選票比較困難，正常的競選方式大家也都用盡了。于是，各政黨在競選時都會有一些不正當?shù)母傔x方式，試圖贏得更多的選票，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如：為迎合選民而亂開支票（實際上就是撒謊），惡意歪曲競爭對手的執(zhí)政主張來誤導選民，對競爭對手進行造謠污蔑，甚至還可能采用賄選等手段，更惡劣的是有些候選人還會動用黑社會。更讓選民困擾的是，有些手段常常出現(xiàn)在選舉的前夜，讓選民來不及做出正確的判斷，也難以做出正確的選擇。　　

由于不守規(guī)則往往會得到更多的選票，即使有些人比較善良，不愿意通過違規(guī)獲勝，但他在這種競爭中總是要吃虧，甚至會被淘汰。　　

選舉舞弊在競選中屢禁不止，還在于這種選舉缺乏有效的管理。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政黨的競爭包括了所有的行政和立法機構，不可能有一個更高的機構來對它進行具有公信力的管理（這也是有些國家要請外國觀察員來監(jiān)督的原因）。任何一個機構，包括最高法院以及號稱獨立的選舉委員會等，都難以完全逃脫黨派的色彩或嫌疑。只要有一個政黨帶頭對它提出質疑，它的公信力就會動搖。這種管理自然也就軟弱無力了。這也使得作弊即使被發(fā)現(xiàn)也很難得到嚴厲的懲罰，即使有了嚴厲的懲罰（如泰國的政黨被解散），也會被設法繞過去。事實上，無論這些監(jiān)管機構做出什么判決或裁決，也無論他們是否公正無私，是否帶有政黨偏見，被判不利一方的政黨都可能不服從判決并指責他們不公，讓選民們無所適從。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和地區(qū)都屢屢出現(xiàn)某個政黨借口司法不公、選舉舞弊等，鼓動支持己方的民眾上街示威、鬧事，導致政局混亂，進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fā)展。　　

有些人根據(jù)市場經濟的優(yōu)越性認定可以自由選擇的多黨制好。但不知道他們想過沒有，如果在一個市場里，各種商品既缺乏可比性，又缺乏有效的管理，這樣的市場一定會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假、冒、偽、劣產品，混亂不堪。它不可能有公平的競爭，也不會促進真正的優(yōu)勝劣汰，結果只能是劣幣驅逐良幣。這種市場是沒有人愿意面對的。　　

基于以上原因，在選舉時，相當多的選民就只能“跟著感覺走”，不會是科學和理性的。“鐵票倉”現(xiàn)象的存在就說明了這一點。“鐵票倉”的選民不管他們喜愛的政黨或個人做得多么差，都會支持它。身陷“洗錢”和“召妓案”的陳致中高票當選高雄市議員，“而且以全臺第二高票當選，創(chuàng)下高雄市議員歷年選舉最高得票紀錄”[6]就非常典型。這樣的選舉還會促進優(yōu)勝劣汰嗎？其它的非理性因素也占了很大比重。如：同鄉(xiāng)、同民族等，甚至身高、相貌都會起很大的作用。事實上，這類現(xiàn)象在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選舉中都大量存在著。　　

四.  難以避免的惡性競爭　　

    我認為競爭可以分為外部競爭和內部競爭。對于外部競爭，大家的目的只是爭勝，一方的勝利以另一方的失敗為代價，為了勝利可以不顧對手的死活，只要在競爭的過程中遵守規(guī)則就可以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為了勝利還把規(guī)則拋在一邊；內部競爭則不同，雖然大家也要爭勝，但出發(fā)點是為這個集體好，競爭必須有一定的限度，而且有競爭更應該有合作，要講團隊精神，競爭的最終結果應該能促進大家的共同發(fā)展和進步，促進整個集體更好的發(fā)展。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多黨制的條件下，更多的是通過阻礙別人進步的方式來競爭，它實際上就是把一個國家的內部競爭變成了外部競爭，對立的政黨相互成為了敵人，甚至還可能連帶著把支持自己的選民也搞得對立起來。在臺灣，大家就很形象地把選舉稱為“選戰(zhàn)”。既然是戰(zhàn)爭，當然應該“兵不厭詐”，而不能像宋襄公那樣不顧輸贏地遵守規(guī)則。至于對手，最好能夠“割喉割到死”。這樣的競爭怎么能成為良性競爭？它既不會有高效率，也不會很好地促進優(yōu)勝劣汰。　　

一個好的制度，應該能夠懲惡揚善，否則就會讓惡橫行。在多黨競爭條件下，各政黨在主觀上有進行惡性競爭的意愿，在客觀上，又有產生惡性競爭的條件——既不容易比較，又缺乏有效的監(jiān)管，因此，惡性競爭就很難避免了。　　

在多黨競爭的條件下，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各政黨之間的競爭是否會失控并導致社會動蕩，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寄希望于這些政黨能否自覺地尊重司法，遵守法律及相關規(guī)則。分析到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多黨制在理論上存在著重大的邏輯錯誤：西方經濟學、政治學都假設人是自私的，會為自己謀私利，所以才要通過幾個政黨的競爭來相互制約和監(jiān)督。然而對于競爭的過程，卻沒有一個具有較強公信力的機構進行有效的監(jiān)督和約束，僅僅把希望寄托在他們的自覺性上，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事實上，實行了多黨制的國家都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弊病，這在發(fā)展中國家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而多黨制具有容易導致惡性競爭的特性，是發(fā)展中國家接受了西方發(fā)達國家推銷的多黨制后產生種種弊病的根本原因。　　

有人會有疑問，你把多黨制說得那么差，怎么解釋多黨制在歐、美這些發(fā)達國家的實施現(xiàn)狀呢？這是因為這些發(fā)達國家由于經濟比較發(fā)達，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支撐著社會的穩(wěn)定，人們尊重司法，遵守法律和規(guī)則已經形成習慣，政治文化也比較寬容，而且還具有做忠實反對派的傳統(tǒng)。這些對多黨制的弊病形成了一定的“免疫力”。由于人們尊重司法，最高法院或者選舉委員會的監(jiān)管就比較有效。所以，各政黨都不會嚴重地破壞規(guī)則，他們的多黨競爭盡管具有一些惡性競爭的特點，但還能夠把競爭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不至于釀成社會動亂。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美國的大選。當時兩黨總統(tǒng)候選人戈爾與布什的得票極為接近，最后布什是靠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成為了總統(tǒng)。旁人看來戈爾完全有理由不服輸?shù)模菏紫龋诼?lián)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七位是由共和黨總統(tǒng)所任命，只有兩位是由民主黨總統(tǒng)任命，戈爾可以說他們的判決有政黨偏向，司法不公；其次，佛羅里達州的選票印得不規(guī)范，讓人很容易錯將戈爾的票投給了改革黨總統(tǒng)候選人布坎南，而該州的州務卿哈里斯又是共和黨人，戈爾可以說他們是有意所為，選舉不公。幸運的是，戈爾很紳士地接受了判決、承認敗選，而且還呼吁美國民眾為了國家利益而支持新的總統(tǒng)。戈爾的表現(xiàn)令人尊敬，他使美國免于一場政治亂局。　　

可惜，這些有利于政局穩(wěn)定的因素，在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幾乎都不存在。他們的經濟不夠發(fā)達，中產階級比較小，社會矛盾本來就比較大，再加上在實行了多黨制后各政黨的惡性競爭，使得社會更加分裂，政局更不穩(wěn)定。　　

有人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選民的素質會不斷提高，他們的判斷和監(jiān)督能力也會增強，這些惡性競爭及選舉亂象就會改善。應當說，選民素質的提高和監(jiān)督能力的增強，當然對改善各政黨的競爭有幫助。但這個過程是漫長的，而且也無法根除各政黨之間的惡性競爭，即使是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歐、美諸國也僅僅能夠保持政局的穩(wěn)定和有序而已，執(zhí)政的效率問題還是無法解決。　　

五.  民主不等于多黨競爭，合作與協(xié)商優(yōu)于對抗與拆臺　　

有人把民主等同于多黨競爭和政黨輪替，認為黨爭及執(zhí)政效率的降低是為實現(xiàn)民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民主與競爭完全是兩個概念，它本來與政黨毫無關系，古希臘的民主制度中就沒有政黨，更談不上政黨競爭和輪替。可以說，把民主等同于多黨競爭和政黨輪替是西方民主的推銷者加入的私貨。　　

政黨競爭一直不討人喜歡，當年“美國的國父們對政黨以及由此帶來的黨爭非常反感。……華盛頓認為，‘假如我們要維護用血與淚換來的自由和獨立，那么就必須拋棄并驅趕政黨精神這個惡魔’。美國第三任總統(tǒng)杰佛遜甚至恥于與政黨有任何瓜葛，他說，‘如果我非同一個政黨一起就不能進入天堂，我寧愿永不進入天堂。’”[7]即使在當代，在西方發(fā)達國家，老百姓也不喜歡政黨。“美國的民意調查發(fā)現(xiàn)，對各種各樣的機構的信任度，地方基層政府最高，其次是法院，第三是國會，第四是警察，第五是聯(lián)邦政府。最低是政黨，只有35％的人相信美國的兩大黨。加拿大的情況也差不多，老百姓對教會、媒體、聯(lián)邦政府、省政府、軍隊、公司、法院的信任度都相對較高，他們最不信任的就是政黨，只有39％的人信任它們。……不管是在原歐盟15國，還是在歐盟新成員國，老百姓最不信任的依然是政黨：原歐盟15國有76％的民眾不信任政黨，而新歐盟國家有高達82％的民眾不信任政黨。”[8]然而盡管不喜歡、不信任政黨，老百姓在這個問題上也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接受這種政黨體制。　　

丘吉爾有句名言：“民主是除了以前嘗試過的所有制度以外的最壞的政府制度（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9]）。”這里有兩層含義，其一，丘吉爾認為他們的多黨制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其二是這種不好的制度還是比以前的各種封建專制制度要好。我們還可以這樣來理解：他們是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只得劣中選優(yōu)，選擇這種不太令人滿意的多黨制了。應該承認多黨制確實比以前的各種封建專制制度要好得多，也與西方各國的國情和文化比較適合，成為了目前最為適合他們的政黨制度。所以盡管多黨制會導致惡性競爭，但在西方國家的條件下，惡性競爭的情況并不顯著。而對于我們中國來說，我們當然不能回到封建專制的道路上去，但也沒有必要要去學那種丘吉爾都覺得不好的制度，我們應該根據(jù)自己的國情，開創(chuàng)出一條更好的、更適合我們的政治民主道路來。　　

那些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人認為只有強調競爭和對抗的多黨制才是民主，講究合作與協(xié)商、沒有政黨輪替的多黨合作制就是專制，其實這完全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偏見。一個黨（我們的多黨合作制并不等同于一個政黨）固然有可能產生獨裁，但這不是必然的。認定只有競爭性的多黨制才是民主的觀點在邏輯上就講不通：如果認定一個黨就一定不民主的話，那么在多黨制的那些政黨內部呢？在那些政黨內部就一定沒有民主嗎？它們都是專制政黨嗎？如果還勉強可以解釋為那些黨的內部有派別競爭的話，那么在派別的內部呢？是否在派別的內部就肯定沒有民主了呢？總有一個競爭的終點和開始合作的起點吧？　　

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應該能夠正確地引領整個國家和諧發(fā)展、執(zhí)政高效、清廉，還能夠防止失誤的發(fā)生，即使出現(xiàn)了失誤，也能夠盡快齊心協(xié)力來糾正錯誤。對于西方的多黨制來說，執(zhí)政的高效是談不上了，而且它還不能保持清廉和防止失誤。實際上，反對黨最希望執(zhí)政黨失誤，而且這種失誤越大越好。西方的多黨制只能在政府出現(xiàn)了失誤或貪腐后，到了選舉時再通過政黨輪替來糾正失誤，這當然要付出代價。　　

目前，西方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困惑。我認為關鍵就在于：我們有適合我們的多黨合作制。它既能夠凝聚各種政治力量，又能夠比較好地吸收全社會的智慧，形成共識，并有效地帶領全國人民為之奮斗。一個國家內部的團結顯然優(yōu)于相互對抗。所以，盡管我們國家的民主建設還存在一些問題，對官員的管理和監(jiān)督還沒有到位，還存在著一些腐敗現(xiàn)象，這些問題在某些地區(qū)甚至還比較嚴重。但由于我們堅持走自己的路，沒有照搬不適合我們國情的多黨制，用協(xié)商與合作代替了相互對抗與拆臺，沒有出現(xiàn)這種惡性的競爭，政府的執(zhí)政能力要遠強于那些多黨競爭的國家。我們能在汶川和玉樹抗震救災以及舉辦北京奧運會的過程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我們能夠從容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在世界率先實現(xiàn)經濟回升向好，這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我們的政黨制度又是西方難以學習的。因此，“西方要和中國平等競爭，必須推動中國政治的議會道路，降低中國的決策速度。”[10]這大概也可以很好的解釋，為什么西方的民主推銷者卻在中國歷史上實行民主最好的時候，對我國的人權攻擊最激烈。　　

我們提出的目標是“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這就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而那些西方民主的推銷者只關心民主執(zhí)政，科學執(zhí)政則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內，對于民主執(zhí)政，他們關心的也只是民主的一種表面的形式——多黨競爭，至于內容，實行了多黨制后會產生什么結果，完全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內。然而對于老百姓而言，內容當然比形式更重要。小平同志就曾明確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wěn)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xù)發(fā)展。”[11]在這幾方面多黨制的表現(xiàn)比我們可差遠了。事實上，如果一個政府的執(zhí)政能力弱，民主反而得不到保障，“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才能實現(xiàn)高質量的民主”[12]。　　

六.  走自己的路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傳承，連綿不斷，其原因之一就是中華文化具有寬廣的包容性。無論是哪種外來文化，我們的人民都能夠把它與本土的特點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文化。　　

然而，我們國家還有些人還是缺乏自信，總想著偷懶，把國外現(xiàn)成的東西搬過來就用，按別人的路走。根據(jù)自己的特點闖出一條路來當然有風險，需要勇氣和智慧，但照搬外國、按別人的路走就那么安全嗎？　　

毛主席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告誡過我們：“照抄是很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情況相結合而一模一樣地照搬就會導向失敗。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是一定會上當?shù)摹＿@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13]這個結論早已被歷史的經驗所證明。上世紀初，　孫中山　先生學習西方政治模式，實行多黨制，結果失敗了，后來他實行了“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才有了轟轟烈烈的北伐革命高潮；30年代初，我們照搬蘇聯(lián)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模式，結果也失敗了，是毛澤東同志帶領全黨人解放思想，根據(jù)我們國家的具體情況，開創(chuàng)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終取得了全國的解放；改革開放前，我們按蘇聯(lián)的經濟模式搞經濟建設，結果還是不成功，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小平同志帶領全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根據(jù)我們國家的國情和特點，進行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才逐漸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經濟發(fā)展的道路，現(xiàn)在已超越了當年的老師，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中國的政黨制度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我們應當慶幸當年沒有走多黨競爭的路，而是選擇了多黨合作制。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歷史的偶然，更是全國億萬人民的選擇。它的形成是歷史帶給我們的機遇，我們應該倍加珍惜這一來之不易的政黨制度。政治民主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但并不等于要搞多黨制。照搬西方政黨制度的主張，反映出了對自己的不自信。這是思想不成熟，缺乏獨立性的表現(xiàn)。由于對自己缺乏自信，也就不敢進行獨立思考，只能依靠別人，照搬別人的模式。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我們還不夠自信的話，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難道還沒有足夠的自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解放思想，破除對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及狹隘民主觀的迷信，根據(jù)自己的特點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超越西方，為世界民主政治的發(fā)展和完善做出我們獨特的貢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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