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毛澤東的“創造性破壞”奠定鄧小平改革的基礎 
       　　毛澤東搞破壞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躍進毛澤東把中國88％的工廠的管理權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轄范圍，而把它們轉交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把財權、企業權統統給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區、而且各縣都有自成一套的工業，這就是毛澤東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主張，要求每一個縣都可以自己發展工業。1961年以后劉少奇把所有的工廠都收回中央管轄，但毛澤東1964年以后又開始把所有的經濟下放給地方，提出要“虛君共和”，反對一切由中央管轄。毛澤東當時說的罵人話非常有名：從地方上收編中央的企業統統都拿出去，連人帶馬都滾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沒有計劃，整個國家沒有國民經濟計劃，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實際上把中國當時力圖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 
       　　以上的故事雖然人所共知，但人們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澤東的破壞成性，很少有人認為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行為恰恰為以后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礎。因此這里我愿引用一個美國學者的研究，這個美國學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親中派，而是后來曾任克林頓第二屆政府的遠東助理國務卿，亦即美國政府的亞洲事務最高官員，中文名字是謝淑麗（Susan Shirk）。但在她當官以前，曾出版一本專著，叫做《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這書是根據她從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國實地考察的結果寫的，是1993年出版的。這個書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為她實際覺得，中國經濟改革的這個“政治邏輯”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邏輯的，而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是比較符合西方邏輯的。問題是，為什么符合西方邏輯的蘇聯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邏輯的中國改革卻反而高度成功？這就是她實際提出的問題。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戈爾巴喬夫給他自己設定的目標，自然不是要把蘇聯瓦解，他希望蘇聯像中國一樣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鄧小平的目標是一樣的，但是鄧小平成功了，戈爾巴喬夫卻搞垮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中國的教育水準、經理的水準、工業化的程度、現代化的程度，和蘇聯怎么能夠相比，怎么會中國是成功了？ 
       　　她寫這個書最早的出發點，實際也是象其他西方學者那樣，認定中國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帶著這個基本問題詳細考察中國以后，她在西方學者當中是比較早認為，中國經濟改革有可能走出來，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實際就是，中國改革和蘇聯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國的經濟改革事實上是在毛澤東奠定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軌道上進行的，而這是蘇聯無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點在于，由于毛澤東的的 “大躍進”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從來沒有真正建立過：毛澤東不斷的破壞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工作，使得中國實際在改革前就從來不是一個蘇聯意義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這個美國學者實際認為，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話，中國的經濟改革一定會成為象蘇聯東歐那樣的失敗過程，亦即如果中國像蘇聯那樣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話，那么就沒有理由想象中國的改革會與蘇聯東歐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來。 
       　　謝淑麗認為，毛澤東破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而走向“地方分權”的道路，實際導致了中國在改革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完全不同于蘇聯東歐的計劃經濟結構。例如中國在計劃經濟最高度的時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種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而蘇聯則高達5500種。換言之，蘇聯的體制是一切經濟活動無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轄之下，中央計劃之外幾乎沒有經濟，但中國經濟體制則是多層次的、區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國經濟決策和協調特別向地方政府傾斜。中國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國國營企業是直接歸中央政府調控，其余的企業都為各級地方政府管，其利潤也多歸地方政府。這種高度“行政分權”的結果，是中國和蘇聯的經濟結構截然不同，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特點是企業數量少，但企業規模大，專業分工程度高，現代化程度高，中國的經濟分權化特點則是企業數量多，但規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時候，蘇聯一共只有四萬個企業，但規模都比較大，中國卻有三十四萬八千個企業，其中只有四千規模比較大，其余三十四萬四千個企業都是中小企業，而且當然都是很落后。這樣大數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業是不可能被納入中央計劃體制的，大多數甚至都不是省級企業而都是地縣以至鄉鎮管轄的企業。 
       　　但在謝淑麗看來，正是中國和蘇聯體制的這種不同，決定了蘇聯的經濟改革難以成功，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卻可能成功。因為在蘇聯體制下，中央計劃經濟以外幾乎就沒有經濟，因此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完全取決于國營企業改革，如果國營企業改革無法成功，則整個經濟改革就必然失敗。但國營企業的改革事實是最困難的，因為涉及無數利益關系以及無數工人的福利。而中國經濟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澤東時代已經造成大多數經濟都不在中央計劃管轄內，而是在中央計劃以外。毛澤東把相當大的財權和企業經營管理權已經給了地方，所以中國的許多縣都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經濟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最根本的特點就在于它并不依賴國營企業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計劃以外的地方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夠在計劃的國營企業之外又發展了一套新的經濟主體，是由地方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所帶動的。而這種改革道路是高度專業化分工的蘇聯體制完全不可能的，因為蘇聯的地方并不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獨立經濟系統，因此蘇聯東歐的特點就是其經濟改革無法形成一個在計劃體制之外快速發展的活躍經濟。謝淑麗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條與蘇聯東歐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來的鄧小平改革，實際是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地方分權化”基礎上進行的。她特別強調，鄧小平的改革同樣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廣東福建建立“經濟特區”，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與毛澤東依靠地方發動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轍。不但如此，在她看來鄧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權道路，只有在毛澤東已經造成的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高度地方分權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鄧小平時代的地方分權化實際是毛澤東時代地方分權化的延續。 
       　　但是謝淑麗特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鄧小平尚未重新掌權以前，中國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的中央計劃經濟，這就是華國鋒主政的三年。當時文革剛結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復五十年代，大家認為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是黃金時代，那時候管得多好，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實很成功。華國鋒當時提出的經濟改革方案，是認為石油危機以后國際石油價格會很高，因此企圖用“再開發十個大慶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來換取外匯，然后買西方先進的科技，著重發展中國的重工業。這整套設想實際是想重新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計劃經濟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國自己的石油儲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換取外匯的設想整個就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華國鋒的這一經濟方案必然要求把經濟大權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來，謝淑麗指出，這是完全不符合毛時代已經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來，在毛時代已經形成的地方分權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計劃經濟的道路在中國事實上已經不可能，這就是為什么華國鋒那么快就下臺的原因。 
       　　鄉鎮企業：從費孝通到毛澤東 
       　　鄧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國經濟改革，在整個八十年代過程中常被稱為“讓權放利”，亦即把權力和權利讓給地方和企業。不過我們大家都會記得，當時中國很多人其實都反復強調，“讓權放利”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不是地方。換言之，許多人的思考和蘇聯東歐一樣，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國有企業上，而認為把經濟主要讓地方搞不是經濟學的正道。但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功，并不是因為中國的國營企業改革比蘇聯東歐更好，而完全是因為中國新的經濟是在地方上發動起來的，尤其是由當時誰也看不起的鄉鎮企業所帶動的。我們都知道，鄧小平本人就講過，鄉鎮企業的發展和根本作用是誰也沒有想到過，中央也沒有想到過，完全是鄉鎮和農民自己搞起來的。但中國鄉鎮企業的基礎事實上正是當年毛澤東的“大躍進”奠定的，大躍進本身當時雖然失敗，但卻在很多鄉村留下了當時的所謂“社隊企業”，這些社隊企業就是日后中國鄉鎮企業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費孝通先生當年寫“江村經濟”，他是最早提出中國現代化的可能性在發展鄉村工業。但是費孝通當時就已經指出，這種發展道路在當時即解放前的中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鄉村工業的發展需要很多條件，比方說至少要有電，有公路，所有這些條件是那時中國的大多數鄉村根本沒有的。沒有電、沒有水、沒有交通運輸通達城市，怎么可能有鄉村工業的真正發展？但是費孝通的夢在中國八十年代開始有機會實現，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澤東從“大躍進”開始力圖把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引入到鄉村，不斷把中國的企業和經濟下放到社會基層，使得中國的鄉土社會不是外在于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之外的。在毛時代，交通、水電以及至少小學教育和赤腳醫生的進入鄉村，都是中國鄉鎮企業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規模發展的根本性基礎。八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的運作方式也幾乎完全是“大躍進”式的，所謂“村村冒煙”本身就是“大躍進”的傳統。 
       　　雖然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非常多，比如重復生產和環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規模的放權給地方導致后來的中央財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實。但是我要強調，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我們不能用后來出現的問題就否定中國的經濟改革根本上是由鄉鎮企業搞活帶動的。許多人常常想當然地以為應該而且可以為中國的發展找到一條一勞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謂正規的現代化道路，但這種思路本身不過是削足適履而已。中國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確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確的，需要不斷調整，不斷創新。 
       　　重新認識新中國前三十年：延安道路問題 
       　　我們現在不能不問，毛澤東當年為什么要如此頑固地不斷破壞以致摧毀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努力？我以為我們現在必須重新認識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道路，許多我們從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1950年代開始提出的所謂“紅與?！钡拿埽^“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所謂“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關系”，以及“外行領導內行”，“政治統帥經濟”等等，事實上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學內涵，折射出中國社會的基本社會矛盾。這些問題實際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現出來，繼續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例如晚近以來中國左右兩派學者都強調中國正在形成“精英聯盟”與“農工大眾”的對立，其實不過是同一社會學內容的繼續展開罷了。 
       　　這里我想特別提及另一個美國學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這本書對新中國建國以后逐漸走向與蘇聯體制分道揚鑣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雖然此書有比較強的社會學功能主義。舒曼認為，1949年中國共產黨占領全中國要開始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后，實際面臨一個基本選擇，就是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和現代化道路，應該學蘇聯工業化的道路，還是應該繼續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發展。 
       　　蘇聯道路是高度依賴技術專家來貫徹中央計劃經濟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則是一切首先發動群眾依賴群眾的道路。走蘇聯道路就要強調技術專家，就要強調知識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則要首先強調人民群眾，要強調所謂“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因此，毛澤東從五十年代開始強調的所謂正確處理“紅與專”的矛盾，強調所謂“政治與業務的關系”，在舒曼看來實際都是與中國社會的基本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層有關的。這就是建國初期中國的技術專家極少（陳云曾說中共從國民黨那里接收的技術知識分子一共只有二萬人），而中共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則是最廣大的農民和工人。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應該主要依靠少數的技術專家走蘇聯道路，還是可以繼續走中國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數當時沒有文化不懂技術的普通民眾，這在舒曼看來就是新中國建國初期面臨的基本選擇。 
       　　我們知道，新中國最初的決定是必須學蘇聯工業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全面的蘇聯化，整個按照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做法來奠定。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意味著高度專業化分工，所有的企業都要納入中央的經濟管轄，一切經濟計劃都要在中央計劃部門來決策。中國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按這種蘇聯模式搞的。按照劉少奇當時的說法，計劃經濟就是“在全國計劃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計劃。全國是一本賬，一盤棋。不應該有不列入計劃的經濟活動。不列入計劃就會發生無政府狀態。不能一部分是計劃經濟，一部分是無計劃經濟?！?nbsp;
       　　但這種把所有經濟和所有企業都納入中央計劃的工業化道路，正是毛澤東很快就堅決反對而且從實際上加以摧毀的。從1956 年開始，毛澤東就已經懷疑蘇聯這套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思考如何擺脫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而從1958年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終于實際上把中國正在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為什么毛澤東要這樣干。舒曼指出，仿效蘇聯經濟模式對當時的中國必然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后果，即這種計劃體制必然使得所有經濟工作都依賴于少數中央計劃部門和技術專家，而中共的社會基礎即農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數干部包括多數高級干部都將無事可干，處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證明了舒曼當年觀察的洞見，例如毛澤東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黨工作重心真正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時就說： 
       　　“黨的領導干部真正搞經濟工作，搞建設，還是從1957年北戴河會議以后。過去不過是陳云、李富春、薄一波，現在是大家擔當起來。過去省一級的同志沒有抓工業，去年起都抓了。過去大家干革命，經濟建設委托一部分同志做，書記處、政治局不大討論，走過場，四時八節，照樣簽字。從去年起，雖然出了些亂子，但大家都抓工業了?！?nbsp;
       　　從毛澤東這段話其實可以看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絕大多數中共干部，更不要說中國的普通工人農民基本上是無法參與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要全黨干部都抓經濟，要全國普通民眾都投入工業化建設，這個過程是我們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澤東頭腦發熱。但舒曼的看法遠為深刻。在他看來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大躍進”，要各省各地和各縣的第一書記都要抓經濟抓工業，并且提出“外行領導內行”，“政治統帥經濟”等等，都是與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結構有關的，即毛澤東強烈地要求中共的社會基礎即農民工人和黨的干部成為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主人和主體，他怕的是農民工人以及沒有文化的所謂工農干部被邊緣化，而被置于中國工業化現代化之外，這就是他為什么要強烈地反對把工業化和現代化變成只是中央計劃部門和技術知識分子的事。 
       　　舒曼認為，從大躍進開始，實際意味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開始擺脫蘇聯模式，重新回到毛澤東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這就是毛澤東一貫的發動群眾、發動地方的道路。毛時代的一個特點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會議都是在地方開的，例如鄭州會議、南寧會議，杭州會議、武昌會議，等等，老是在地方上。從前文化大革命時的一個傳說說只要毛主席的專列一出動，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為毛澤東總是要移出中央，靠發動省地縣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從地方從基層發動的。與此相應，毛澤東時代形成的中共領導層結構與蘇聯東歐共產黨的結構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員會的構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達43％，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東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員會中普通工人和農民黨員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時候達 30％，他要把整個政權權力基礎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會對此很不以為然，以為應該強調知識、科學、技術、文化等才對，靠農民工人有什么用。但這種看法其實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學常識的?，F代政黨的政治生命首先取決于它是否有所謂“草根基礎”，即中國所謂群眾基礎。如果一個黨由一大批諾貝爾獎得主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沒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為何物。這在任何西方國家的政黨都是基本常識，即政黨的生命取決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礎，取決其民眾基礎。實際上毛澤東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農在中央委員會比例的做法，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也都在做類似的改革，他們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黨更有群眾代表性。美國的民主黨在68年首先規定黨代表中必須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隨后美國的共和黨也只能跟進，因為都要爭取群眾基礎。而毛澤東在文革中則是要求中央委員中必須有工人多少，農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強調這個社會基礎，要求把這個社會結構帶進來。中國今天過份強調學歷、學位、實際上是有片面性的，從政治上講，如果沒有草根政治，沒有群眾基礎，只有一大批高學歷高學位的人指手劃腳，那是無濟于事的。 
       　　結語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較激烈的語言提出，“今日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與此同時則閉口不談自由主義權利理論的出發點是所有人的權利，而且為此要特別強調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的權利：弱者的權利、不幸者的權利、窮人的權利、雇工的權利、無知識者的權利。”我在當時因此曾質疑“中國知識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識權力服務于少數人的‘特權’，還是在伸張所有人的‘權利’ ？”，并認為當時一些所謂知識分子實際已經成為“一半為官方一半為大款驅走的得力馬弁”。 
       　　尚記得十年前我這篇文章發表時曾引起知識界相當大的反彈，包括許多老朋友都認為不能接受，認為我的立論過于偏頗，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國改革的實際和中國知識界的實際。但曾幾何時，如今中國社會對知識精英的強烈抨擊可以說幾乎每天都見于各種媒體和互聯網，其語言的激烈更遠遠超出我當年。同時，大約從2002年以來，中國左右兩派的學者幾乎都提出了各種大同小異的所謂“精英聯盟”說，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已經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關系而形成了相當穩定的統治精英聯盟，共同排斥底層人民，用溫鐵軍的表述，則是有所謂“官產學媒”四大強勢的結合，形成對工人農民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實際排斥。不管怎樣，現在左右兩派似乎都在強調，精英和大眾的矛盾今日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矛盾。但我們從前面的論述實際可以看出，今天所謂“精英與大眾”的矛盾，實際就是毛時代從1950年代以來一直面對的同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從這種意義上，共和國六十年來的基本問題有相當的連續性。 
       　　但我個人對今天的看法反而有點不同。我以為，從近年的情況看，我們恐怕不能貿然地就斷定，現在已經形成了鐵板一塊的精英聯盟，而共同自覺地排斥底層大眾。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事實是近年無論學者，官員，媒體都在變。以知識界而言，現在自覺認同權貴，專門為權貴集團辨護的學者恐怕只是少數人，雖然這少數常是比較有權勢的學官，但大多數學者現在基本是比較關注同情大眾和底層的。其次媒體近年來有很大的變化，事實上媒體近年在關注大眾和底層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時，對于官員特別是基層干部，我以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桿子摸黑，這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事實上相當多基層干部是最接近大眾和底層的。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來我們前面論述的“新的改革共識”正在形成，而這種“新改革共識”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亦即這種共識并不僅僅只是農民工人和底層的共識，實際同樣是學者官員和媒體的共識。也因此，這種“新改革共識”對于中國現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體的各種政策都在產生實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