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集權 的 民主專制
與
資本集權 的 專制民主
山 澤
資本集權與政府集權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兩種不同的統治模式，它們殊途同歸，都是通過壟斷社會資源以實現統治目的的社會組織方式，兩者都是在革除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將資本集權等同于民主、政府集權等同于專制，是資本集權自近代以來形成的宣傳策略，并通過扶植相關學術理論發展成為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
資本集權與政府集權在歷史上都是一種專制，都是為了維護某一或若干家族的利益為最高原則的集權統治方式。資本集權不通過政府壟斷社會資源，因此可以在政治上推行所謂的民主制，而民主政府并不意味著社會資源的非壟斷化。這是資本集權用來混淆視聽、魅惑大眾的主要手段。
專制存在兩層含義。
一是所有權私有，也就是組織的所有權歸組織中的個人或少數人所私有。所有權意義上的專制存在個人和集體兩種形態：個人專制分為世襲的皇權和非世襲的獨裁，集體專制同樣分為世襲的門閥和非世襲的內閣等權力集團。所有權意義上的專制是專制的本來含義，但是在歐洲近代以來資本集權發展出的意識形態宣傳下，將專制這一概念與集權和壟斷的組織模式捆綁在一起，通過混淆概念使兩者合二為一。這樣就產生了專制的另一層含義，也就是：集中和壟斷的組織方式。 所有權意義上的專制 與 組織模式上的集權并無必然的對應關系，也并非不可分割，是歷史上資本集權為推翻集權政府的需要，而營造了這樣的概念和理論。
民主也存在兩層含義。
一是所有權公有，也就是組織的所有權歸組織成員所共有，這是民主的本來含義。同樣，在資本集權扶植的學術理論下，將所有權上的民主與分權和自由的組織方式相結合，使兩者成為一體，創造了民主在組織模式上的另一層含義。所有權的民主與組織方式的分權同樣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系，也并非不可分割。在資本集權的宣傳下，分權的組織方式被視作保障所有權公有的必由之路，從而整合進入了民主這一概念。更極端的情況則是將民主等同于選舉制。而選舉制不過是將賄賂合法化的選官制度，任何人如果想要成為候選人都必然需要接受大資本的扶植，從而成為其政治代言人。因此選舉制毫無公平公正可言，更無法代表人民的利益。
了解了以上概念成因，就可明白：集權不等同于專制，分權不等同于民主，集權與分權是組織模式，而專制與民主則是所有權模式，兩組分屬不同概念范疇具有本質差異。在一般的政治討論中，民主一詞常被偷換概念，專門指代分權的組織模式，而非所有權的公有；專制也同樣被偷換為集權壟斷的組織模式，而非所有權的私有。
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只提倡民主制而反對公有制，這反映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是一種組織模式的民主，而非所有權的民主——也就是倡導分權組織模式的偽民主，而反對所有權共有的真民主。這種矛盾的形成已經揭示了所謂民主政治的分權的組織模式無法保障真正的民主所有權，卻是維護資本集權專制的打手。
私有與公有的矛盾是所有制的矛盾，歷史上所有權由集中在少數所有者手中，到逐漸分散到大眾手中，這是私有制發展進化的結果。而分權與集權的矛盾則是組織模式的矛盾，事物由分散的個體逐漸形成高度組織化的集體，是組織模式進化的結果。這一進化過程在所有高級組織體中都可以觀察到：如生命的進化史就存在單細胞生物到多細胞集團、再到擁有分化的組織和器官的生命體的逐漸復雜化的組織進化；人類社會的進化同樣存在這樣的過程，社會中的個體如同生命體中的細胞，隨著組織程度的提高，個體必然通過分工分化形成專門的功能集團，而社會結構愈加復雜就需要更高的集權以形成更高的組織模式。高級生命的進化史就是生命組織不斷集權壟斷的發展史，人類社會的高級文明的進化史同樣如此。社會要向更復雜的結構發展，就必然要求更高的集權和壟斷模式，這是組織體自身的發展規律決定的。
可以說，集體的形成和進化是以個體對自身權利的放棄為前提的，個體自由喪失得越多，集體的集權程度越高，組織結構就越復雜，集體功能就越強大。個體以維護個人利益為原則組成集體，為實現這一原則卻不得不放棄自身利益而成就集體利益。個體通過自我否定以建立集體，是個體為維護自身利益進行高級博弈的必然結果?？梢?，集權和壟斷是組織體向高級方向進化的必然產物，而自由分權則只能退化到野蠻的原始狀態。資本集權之所以要在社會中推廣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于保障自身高度集權的組織結構成為社會中絕對的壟斷力量，防止具有競爭力的其他集權組織特別是政治組織的存在和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并不是生命進化的唯一方向。進化是雙向的，組織體不但向更復雜、同樣向更簡單的方向發展。結構最為復雜的人類并非地球生命進化的最高形式，生命的另一最高形式——結構最為簡單的病毒，與人類處在生物進化的天平兩端。病毒雖然與人類在結構水平上存在數量級差異，然而人類無法徹底消滅病毒，病毒卻可輕易殺死人類，在人類滅絕之前病毒也絕無可能滅絕。兩者只具有組織程度差異，在進化水平上并無差別。生物進化論及其建立在其基礎上的歐洲古典社會理論，受限于北歐民族的后進性和自我中心的幼稚世界觀，天真地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向上向前單線進化的。實際上，在社會發展中，文明的退步比文明的進步更容易發生，既不存在必然前進的趨勢，也不存在固定的階段和模式。集權和壟斷并非社會組織唯一的發展模式，這只是文明社會的發展方向。社會同樣可以通過分權和解體退回到史前的野蠻狀態，這顯然不是文明社會所應關注的，如同作為人類應該關心如何更好地生存，而不是致力于如何使自己退化成為病毒。
對于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主題而言，一是反封建化，二是反野蠻化，這兩者自兩千年前起到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都是世界各民族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發展的主要指導原則。反封建化的核心在于防止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也就是防止社會權力的私有化，以此保障社會權利的民主共有；反野蠻化的核心在于反對組織模式的分權和自由化，以強調利益節制的理性主義取代強調個人利益至上的自由主義，防止集體組織的退化瓦解和功能失調，也就是通過對社會權力的集權和壟斷以形成更高級和更高效的組織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今中國的政府集權與西方的資本集權之間的矛盾，已不僅僅是民族利益之爭，更是一種人類社會向文明還是向野蠻方向發展的道路之爭，這一矛盾將最終決定未來人類社會的形態！
現代西方號稱民主政治社會的資本集權統治模式，是一種專制民主。所謂專制，是所有權的私有化，也就是壟斷社會資源的金融大資本的最高所有權以世襲制掌控在少數猶太金融貴族家族手中。這些真正的壟斷者是隱形的，也不會擔任任何公開的政府或企業職務。在當代流行的所謂富豪榜只是平民階層的富豪排行，其中只是白手起家的打工者或非世襲的小資本家。金融貴族與中下層資本家的差別在于，后者的財富是可以用貨幣衡量的，而前者的財富則無法用數字衡量。因為，實業資本所擁有的財富是商品經濟中有限的實物，而金融資本所擁有的財富則是貨幣本身，也就相當于擁有貨幣所能購買的所有事物。金融貴族如同專制政府中的皇權，后者通過實際占有的所有權，而前者通過虛擬工具的所有權，同樣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絕對壟斷地位。這種專制的本質，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必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一種分權的組織模式。
西方的民主政府并非不存在對幕后操縱的金融大資本的反抗，美國總統的高刺殺率就是證明。只是這種分權的組織模式保證了民主政府的極度衰弱，既無法有效控制任何資源，又將全部精力消耗在黨派斗爭之中，而賄賂合法化的選舉體制更使各門各派充滿了資本的代理人，從而使其不能對私人資本形成真正的挑戰。所以資本主義民主是一種專制民主，是以分權的低效退化的政治組織模式保障私人資本世襲專制的政治體制。歐洲近代以來金融資本建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性質上相當于中國戰國以來政治皇權建立的集權帝國，兩者都是通過革除封建制度、消滅貴族政治以實現最高統治家族的單一壟斷地位。將中國傳統的政府集權視作封建主義、將資本主義革命視作民主運動，都是荒謬不經的概念亂用。
人民需要的是所有權上的民主共有和組織形式上的集權專制，這也是當年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精髓所在。民主專制的政治模式中，民主指的是所有權的公有，而非組織模式的分權；專制指的是集權和壟斷的組織方式，而非所有權的私有。在民主專制政體中，是個人還是小集體作為統治核心并不重要，這不會影響政府集權的民主實質。
所有權公有的社會主義體制并非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是所謂的納粹主義，同樣進行過成功的實踐。以集權政府為手段的組織模式要想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而不是退化成維護私有統治權的專制政府，一方面要防止政治權力的私有化和世襲化，一方面必然通過壟斷社會資源特別是經濟資源使政府成為社會財富的最高擁有者。這樣，作為社會最高所有權擁有者的國家卻不歸任何個人或家族所私有，其所有權自然歸全民共有，這樣的政治模式就是民主集中制或國家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
也正是因為如此，兩者都成為西方資本集權所深惡痛疾的對手，被極力妖魔化宣傳打造成為撒旦的象征。雖然納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政治理念上相似，但兩者卻針鋒相對，因為納粹主義以維護本民族利益為最高原則，將由猶太人主導的早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視作猶太金融資本顛覆各國民族政府的政治陰謀，如同之前猶太金融資本支持的資本主義革命是對各國民族政府的顛覆一樣。隨著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國本土化，各國共產主義運動也與本民族利益相結合形成了如毛澤東思想等獨立派系，為維護各自的民族利益起到了積極作用。
民主專制制度是政府集權和資本集權未來必然的發展趨勢，雖然距其最終實現還尚需時日。資本集權通過在世界范圍內推翻集權政府，消滅了皇權和獨裁，反而促使政府集權更早進入了民主專制政體。而中國的政府集權經過三千年的進化，通過無數次革命，已徹底消滅了政治貴族和世襲大資本，這使當代中國最具備建立民主專制體制的社會條件。即便資本集權在未來能夠統一世界，其自身也必然通過內部革命推翻世襲金融貴族，將所有權歸還民眾。只是資本集權的進化不過三百年，而其發動的資本主義革命只是消滅了貴族政治，卻并未消滅貴族制本身，原來的歐洲封建貴族都轉化為世襲大資本，與猶太金融資本一起，占據了資本集權統治體系的上層，資本皇權是否還需統治人類千年才能最終破繭化蝶實難預料。
政府集權比資本集權更容易接受社會監管。因為政府是公開的可見的，最高權力擁有者也是民眾可以觸及的；而資本集權則是隱秘的、無從查知的，對其組織結構只能通過陰謀論式的臆想進行推測，連最高權力擁有者是否是人類都無從知曉，這也是陰謀論中產生外星人統治人類理論的原因。這種信息不對稱性，使任何對資本集權的社會監管都無從談起。資本集權的統治者更通過扶植前臺的民主政府作為安全氣囊，吸納一切民間的攻擊，而不需要象政府集權中拋頭露面的貪官那樣整日擔驚受怕。政府集權一直致力于反腐敗反封建化，而資本集權則將腐敗合法化將世襲制度化，創造了一個腐敗的清廉社會。革命是對集權體制最后的監管，然而人民可以因為政府的暴政揭竿而起，卻不會因為金融資本的掠奪去攻打銀行，而即便打下銀行也不過得到一堆廢紙而已。
集權的組織方式要想真正保障人民的權利、實現真正的民主，就必須以防止政治權力的私有化為主要原則，這可以通過以科舉制產生平民官僚和對權力的分化和監督等政治體制實現。對于健康有效的集權模式，一是要保證權力的集中，使決策不受干擾；一是要保證對權力的監管，防止其私有化。而這兩條原則相互矛盾對立，是維持健康的集權所最難經營的地方。
從政府制度設計上考慮，可以通過精英和民眾共治的方式以保證兩條原則的成立。通過公平考試制度而非變相賄賂的選舉制產生的政治精英負責權力的決策和行使——因為決策必須專業而高效；而由民眾組織而不是政府機構負責對權力的監督，通過類似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監督權力行使者是否存在以權謀私和其他違法的行為，并依此罷免官員——因為監督必須由利益相關者進行才真正有效。這樣，政府官員包括最高領導者的任命都通過官僚體制內部產生，維持自上而下的授權方式；而民眾階層的各級人民代表組織則擁有對官員包括最高領導者的罷免權，被罷免者將永不錄用。人民代表組織中的成員不能由任何政府公職人員和大資本家擔任，并需維持廣泛的職業和財產構成，要特別防止私人大資本對人民代表組織的操縱，不使其退化成為西方權貴資產階級的議會組織。將政治體制行政權力中最重要的任命權與罷免權分開，打破集權政府或議會單一政治組織對權力的壟斷，以此既能保證權力的集中又能防止權力私有化，使權力的行使符合多數人的利益。獨立于集權政府之外的人民代表組織除了擁有政府的人事罷免權之外，還必須擁有國家最高軍事決策權，這是保證集權政府不退化成為皇權和官僚資本專制政府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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