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化、私有化的歷史審判、定位與選擇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國有化是人類經濟史、文明史、解放史上的最偉大的運動和奇觀。國有化在非社會主義國家，奠定了公共經濟和國家福利的產權基礎，并為現代化社會化大生產與經營提供了治理結構基礎。國有化在建構社會主義的國家，則是奠定了計劃經濟、人民主人公地位、社會主義福利體系、后發趕超發展的產權、財力與統配基礎，甚至是新政權醫治戰爭創傷，度過財政金融危機考驗，維護社會穩定，創造社會繁榮的堅實經濟基礎和社會出發點，從而無論是在政治邏輯起點，還是經濟資源整合、配置機制建構，甚至社會新風倫道賴以存在的公平正義與社會主義民主與專政的社會基礎，國有化都是功勛卓著，秉彪千秋的。

       國有化、計劃經濟（計劃物資、計劃財政、計劃金融、計劃增長（速度）、計劃發展，加上綜合平衡）、人民民主、大眾文化是十九、二十、二十一世紀，繼革命與戰爭之后的最偉大的歷史變革。幾千年來社會財富與勞作甚至創作的主體，社會最底層的最廣大的人民大眾翻身得解放，揚眉吐氣、意氣風發、風華正茂、改天換地，保衛、建設、發展、創新自己的國家、家園，并主宰自己與社會的命運。這是人類文明史的最驚心動魄、最天翻地覆、最華美動人的歷史大樂章。對這樣的社會變革成就和未來的極度恐懼、悲涼，對這種人間正道的階級仇視和統治復辟的夢幻，生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誣陷與學說栽贓。什么極權主義，什么個人崇拜，什么獨裁專制，什么短缺貧窮，什么家長制，什么閉關鎖國，什么國富民窮，統統不過是帝國主義和內外反對派以及修正主義的戰略欺騙和惡人挑撥離間式的鼓噪與宣傳。餓死三千萬更是他們不顧謊言敗露，零甚至負智商式地宣泄甚至發泄，誤以為彌天大謊就能撼動歷史巨人毛澤東，從而打開缺口，逼中國共產黨就范，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便他們統治上臺，并同洋主子一道分享、瓜分中國。辛、李、楊們現在知道了什么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又何謂蚍蜉撼樹不自量。一個紙上談兵的校官軍旅作家，一個部長、將軍、元帥比比皆是營壘里的副部長，一個普普通通的作家，非要非總理莫屬的自比天高，得不到，就事后砸盤，滿嘴栽贓陷害，以為巧舌如簧就可以“謊言重復千遍變成真理”。豈不是對中國人民智商的最大凌辱，對中華偉人的極大褻瀆，對真理、正義、尊嚴的猖狂挑釁！可憐又可笑的黨史專家張啟華們，對數字概念零知識、零感覺，又既乏求真務實的治學，更乏堅持真理的勇氣與智慧，把數據錯誤和統計制度與技術處理的草率，當成科學結論，成為新時期黨史研究荒謬范例（見孫景澤、鞏獻田、浩鶴的三篇雄文，同這些真理的代言，科學的良知相比較，上述的簡直就是人類智力歷史長河中的污濁泡沫而已）。經營了十六年之久的《黨史》二卷，對毛周時代如何動用有限的外匯儲備全力保民生不去探究，對供應制體制與領袖集團率先垂范不做理會，對中國人民感嘆動地共度難關不予理睬，對在幾十年甚至世紀大災，內外夾擊下的困境，分門別類，有進有退，舉國全黨全軍全民抗災自救互救不著筆墨，對黨政軍幾乎來自毛澤東的長期的糾左，遏制共產風、浮夸風不甚了了，更對自此以后所形成的綜合平衡留有余地的警鐘長鳴三緘其口，非要扣上極左路線的大帽子，把板子打在共和國之父頭上。真是何其毒也！而今所謂盛世下的年均800萬非正常死亡，同幾十年不遇的大災大難下的300萬非正常死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些號稱精英們，哪里有一點點科學良知，又哪里有一丁點真理勇氣！這些知識流氓同權貴流氓、金錢流氓簡直是喪心病狂！

       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國有化與計劃經濟，不但大大縮短了落后的俄羅斯同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是以人類經濟史上從未有過的高速度與跨越式發展，形成了對既不平等又發展、增長緩慢的資本主義以強烈的震撼和巨大的刺激。正是蘇聯的經濟奇跡及其繼續發展下去的不戰而勝，不證自明的誘人前景，才造成了西方世界陣營上層統治的惶恐不安。

       中國政經模式，則不但創造了最小阻力、和諧奮進的和平贖買，而且在工業化趕超進程中，不但相對充分兼顧了農輕重次序，而且在獲得寶貴的歷史經驗教訓后，除地方可控的有限的投資、項目沖動和速度起伏外（同特別是年代的金融貨幣和市場資本操縱下的泡沫經濟和持久長期普遍的投資沖動、拉動和躁動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而若比較真實經濟，尤其是真實投入基礎上的和國民真實收入同國民債務比較的經濟收益，更不必說收入增長較正過的通貨膨脹，當然就更無法提及福利制度的含金量比較了，則就更加不可同日而語），始終在綜合平衡和價值規律的科學運行范圍內，解決了多重罕見的世界經濟難題。這些難題包括：（1）以低于世界人均二分之一或占世界9%的耕地資源，解決占世界人口20%的吃飯問題，而且是在持續的人口爆炸的超級人口大國，全面人均資源緊張的態勢下的吃飯問題（可能只有稀有金屬除外，而稀有金屬資源獨特的全球資源戰略優勢的被糟蹋和可能喪失，卻是特別是年代的精英們的另外一個人為經濟災難），美國、法國、英國甚至印度都沒有這樣的世界難題。日本、新加坡不具有直接可比性；（2）在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掠奪、吸血，加上軍閥、戰亂，甚至內戰敗北的蔣介石集團的臨逃破壞，機器搬遷，甚至于全部大陸的6000噸黃金通通運到臺灣的真正的難以形容的一窮二白之下，開啟全面建設；（3）面對幾乎整個西方世界長期的經濟、貿易封鎖和顛覆，甚至建國伊始和而后大小不等多次的武裝進犯和戰爭威脅，除蘇聯有限的貸款與技術專家援助外，幾乎沒有國際援助，更沒有海外特殊資本原始積累和當世積累國際環境下的工業化、現代化經濟振興、轉型和建設；（4）傳統農業大國、農業強國、文明古國、人口超級大國、人均資源小國或弱國，首先迅速重工業化、大規模資本積累投入的現代化的“物質主義”強國進程，成為幾多瓶頸同時作用的多短板效用不利難題；（5）數千年傳統的經典的樣板的人力、精英、文官、武將的所謂文治武功體系，向基于科學主義、工具主義、工程主義方向轉化，在傳統與現代化中保持自我，維持平衡。

       這一切世界級難題，都在馬列毛主義價值系統、路線方針、戰略政策主張、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尤其是系列的創制性的政體、國體、經體、軍體之下，以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超水平金融財會發揮之下，在廣泛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人民干勁沖天，社會改革與建設一日千里，社會變革天翻地覆，人民大眾幸福美滿之下，勝利地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地完成了，解決了。這一偉大變革和巨大的創新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毫無疑問，毛澤東旗幟與方向，中國共產黨的堅定與科學而藝術的領導，各界人民群眾的激情奉獻，工農大眾和知識分子的牢固團結等等都是要義。但這其中的經濟基礎決定在于人民政權之下的國有制及其隨后的公有化的更大規模與范圍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協同建構和偉大發展。

       私有化是同上述的國有化、公有化完全對立的一種經濟反革命。私有化（privatization）在政治上沒有采取對剝奪剝奪者的意識形態進行正面進攻。面對一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混合經濟和理性計劃經濟的正面國際比較經濟學共識，新生代的新自由主義者采取迂回策略和戰術：把政治與意識形態革命，歷史哲學思辨爭論甚至理論斗爭，變成一種經濟學學理與學科學派的技術處理和學術爭論，從而既降低了攻擊面和事實否定成本，又避開了世人與社會焦點視線，開啟了現代精英與世代商業碩鼠的體面盜竊和權錢色交易密謀。

       有什么依據和理由，把私有化稱之為經濟反革命和經濟大反動？這必須從時代背景、社會革命、人類解放的基本社會演化與發展走向，才能看得清楚。

       私有化是對國有化的逆轉，是對國有化的根本性反動，是對國有化的從初級蠶食到進而產權分置，一直到最終的徹底產權置換與資本顛覆、資本控股。這是一個由局部到核心，從核心到整體的迂回包抄。資本主義經濟復辟和反動顛覆采取了量變到質變的隱蔽漸進過程。而出現的是超資本主義的甚至超經濟的更加野蠻、低級、殘酷和反動的經濟回流和社會倒退。在發達國家，私有化就是出售轉讓國有公營資產。這表面上看是擺脫西方國家財政困境，重塑政府職能，消除官僚主義和低效管理。實質上是讓渡公共經濟和國民經濟國家產權基礎，讓利國家公共利益，以任私有資本獨步、橫行天下，最終則從貨幣到資產，從外匯到文教，甚至發展到國防、軍隊等之安全產業私有化與工程項目外包，從而變成技術權貴官僚對現代發達國家資產與物權的空前大瓜分與大盜竊。

       在社會主義國家，私有化的外衣、變形、花招就更加荒誕不經。私有化在啟動時是以個體經濟為起點的。但很快就變成了鄉鎮企業的改制轉手與兼并。私有化的國際名聲和政治阻力，并沒有阻擋住貪婪狡猾的經濟學家。民營化就是這樣粉墨登場的。一般性的民營化必須找到突破口、攻擊地和價值一般化的資產存在和操縱變現空間。股份制、抓大放小、國進民退等等，就在產權改革、現代企業制度構建、治理結構演進甚至現代科學管理的華麗外衣下，長驅直入，形成兼并、拍賣等資本大規模積聚和產業進入、行業準入與企業準入等政策性自由化門檻迅速打通的配套聯動。資本市場幾經起伏折騰，也終究成為抽象遠距離價值資本與資產大套現、大流通、大倒賣的符號虛擬場地。產權市場、期貨期權的配套市場也是自然而然地跟進。資本運作于是在杠杠回購、管理層收購找到了超級秘密金融武器。用國家的資產抵押貸款，用銀行借來的錢成倍地放達核心資產，再來購買國產、公產、地產，而后又在各種改制游戲下，變成私產、私企，變成大股東、超級富豪、資本大鱷。至于標的資產，則除了已有的企業公司股權資本與資產池而外，房地產，尤其是土地、礦山、資源等無疑是巨大空間。這一切都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迅速成為東方華爾街的主戰場。新鴉片戰爭新老內外資本聯姻，又在引進戰略伙伴中找到了有效的接口。

       俄羅斯私有化明目張膽。金融寡頭和新經濟霸主基本上來自于權貴階層的華麗轉身。美國的腐敗還要依賴旋轉門的不斷轉動；蘇聯的腐敗簡直就是現代經濟魔術大戲，只在新思維、改革轉型的大旗下，只靠改革旌旗幕布那么一抖動，世間的巨額財富就被套牢、瓜分完畢。現代超級扒手真是出手不凡，體面竊國暴富，黑白華麗轉身，精彩紛呈。

       中國的私有化相形之下，一方面要隱蔽、巧妙得多，另一方面又通過強拆、黑煤窯、血汗工廠、二奶乃之N奶，而殘暴、兇狠、赤裸裸、明目張膽得多。

       私有化造成5000萬至9000萬人下崗，使數百萬乃至上千萬的公有、集體、國有財富轉手個人、私企、港臺與外資。這哪里是發展多種，以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兼顧多種分配形式？而是瘋狂地解體公有經濟，無情地損害國有經濟，中飽私囊，巧立名目，對剝奪剝奪者的經濟剝奪。

       辛子陵、吳敬璉之流的社會良知此時此地哪里去了？他們的普世價值的真理光環又何在？面對新的N座大山，中產階級夢幻欺騙破滅，工農階層基本上由領導經濟和同盟軍而墮入弱勢群體，非但不思改悔，不改弦易轍，不痛改前非，還要不但為自己的頂層設計無力辯護，還要再度制造學術、輿論甚至政治謊言。可見他們已經不是認知問題，不是良心問題，而是立場問題，是死不改悔的問題。這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從極左到極右，忽左忽右，隨風投機，這是一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教條主義的歷來邏輯變遷路徑。

       不搞私有化是政治綱領、政治宣言。相應地需要政治戰略和經濟政策，甚至還需要經濟綱領與宣言。國退民進、民營化、私有產權神圣就是私有化的經濟綱領與主張。不搞私有化是在哪個歷史方位上界定的？是不再繼續搞私有化了，不容許在已有的國有、公有、私有分治下的進一步動態私有化惡化了，是將來和終極不搞私有化，還是說不徹底、全面私有化？對已有的私有化又采取怎樣的評定與舉措？

       私有化已經不是半壁江山的問題了，更不是出個傻子瓜子大王百萬富翁級的大款之民間企業家代表人物的問題了，甚至不是一大批百萬、千萬富翁的問題了，而是數以千計的億萬富翁的問題了。經濟基礎、產權結構、資源權力、經濟杠杠、財富空間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了。近代中國被稱之為叁千年以來的大變局的歷史方位國際大勢上依舊如此。現代化中國尚未完成。中國遠未進入盛世。而更為重要的是近代壹百五十余年的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在世界與時代由早期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而進入到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中國資產階級根本就沒有能力、魅力和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與歷史發展，甚至無力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歷史使命。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大地，不但由中國無產階級與工農聯盟完成，而且開辟了偉大的東方之路。“毛澤東思想把馬列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這一偉大的科學判斷的歷史地位并不因為出自林彪之口而有絲毫動搖。事實上，馬列毛主義形成了更加廣泛、深刻、開放的科學政治學說體系和軍事文化經濟學理系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世界公認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其中，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理論創新與卓越貢獻更大，地位更重要）。其他的都不是，自吹自擂不行，屬下文痞吹喇叭抬轎子也沒用。

       建黨九十年，三個三十年的黨政軍民（包括根據地紅色政權建設）正反經驗與歷史進程表明，馬列毛主義是唯一經得起任何歷史經驗檢驗與推敲的人類解放與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偉大真理。國有化無疑是實現生產資料社會占有，逐步消滅私有制，在偉大的政治革命和人民戰爭之后通向經濟革命和社會豐裕與自由的必由之路，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的制度性創制與實踐理性承載。因此，在和平與解放到來伊始直到共產主義社會最終實現這一歷史長周期里，甚至在政權未能完成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的情況下（就資本主義國家和其它非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國有化都是人類整體自由而非局部個別自由的經濟坦途，也是人民解放的唯一宏觀物質技術基礎與社會發展通途。而私有化卻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經濟、法治、人文之大倒退、大反動、大返祖、大回潮。至于私有化的效率偽裝和畫皮，實際上非常容易識別。因為全球的私有化的公司、企業、單位微觀上的、價值上的、預算上的所謂效率，其實不過是把真實成本和所有風險承擔，全部轉嫁給社會、國際和其他（包括消費者），并借助于以往國家、政府、國有公營經濟的技術、品牌、沉積資本投入，甚至國家與社會金融乃至信用，也就說憑借國家與社會人民大眾的雞、窩、料、人工和實驗室及其成果，而生金蛋。源源不斷的金蛋歸私企，但大部分真實成本甚至失業救濟保障，都統統歸社會。全景式的真實成本/收益分析，私有化與國有化永遠不是一個量級。

       國有化與公有制原本既非剝奪一切私人、個人占有，更非國民黨誣陷的“共產共妻”。無論作為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和一切非生產資料甚至非大型、重要的生產資料的適度私人占有，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之下，是具有積極與進步作用的。但萬惡的私有化和貪得無厭的壟斷資本的全球行惡，已經把私有化推上了萬劫不復的境地。新中國未來出路可能分三步走：重新集體所有，加大全民所有的戰略比重和領域統籌，大規模的國有公營化。舍此，兩極分化、社會結構變形、激烈社會沖突與動蕩無法根除。

       十二五打基礎，做輿論和政策調整實驗。建國第三個三十年的全部核心經濟指向就是分步驟，有計劃，科學理性地新國有化、公有化、公營化。中國共產黨的社會發展戰略機遇期所剩不多了。這是同弱智的戰略幻想式的國際戰略機遇期完全不同的概念。沒有堅實可靠的內政，不但沒有任何外交可言，連政權存在都成問題。七十年大限的陰影與危局，中國的境況不比當年的蘇聯好。甚至可能更糟。歷史重新選擇時，那將是徹底的大洗牌。“仇官倒霉的是老百姓”。中國盡出這樣的黨校前副校長們的奇談怪論，創新理論的水平與境界能到哪里？

       歷史進入了倒計時。人民在期盼重慶紅色風暴吹遍全國。黨要管黨，更要管政，管軍，管文，管學，更要全面、真正地擔負起領導經濟金融的大任與職責。黨要與人民而不是權貴利益集團，更不是國內外的資本家和富人俱樂部，同心同德，重塑社會，領導一切，改造中國，影響世界。任何共產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其永恒鮮艷的旗幟，必將是不斷勝利的社會主義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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