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1 02:26:08)
王 文
這幾年連續做了幾次偏左的課題，經常反思自己的價值觀趨向，自己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有時候也自稱是“中左”，但有時對于政治、經濟的看法也是偏“右”，過于自由化，對國內一些政治、經濟與社會之痛，更有切膚之痛，咬牙之恨。這種“恨”不壓于1999年在大學時貼“小字報”與中文系學生數輪大辯論時的激情。
不過，隨著年齡增長，那股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話，如果你30歲之前不憤怒的話，你完了；如果30歲之后還憤怒的話，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確是過了憤怒的年齡了。但這決不僅僅只是年齡所促，還在于本身對中國當下社會需要穩定的內在認同，更在于我對自己這些年在交往過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稱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種懷疑與自發的失望。
記憶中的第一次失望來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報辦過專門揭露社會負面、以批判見長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編。那是我剛進媒體圈沒多久，在一次有諸多年輕媒體人與學生參與的沙龍，這位當時已經下臺的主編當然是我們席間媒體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漂亮小女生。主編高談闊論，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會兒，這位主編便開始偶爾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過一會兒，等大家不注意，牽著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著又帶著女生離開了餐廳。我無意以“此處省略多少字”來猜測他們后來的劇情，但當時這樣的情境對于我的沖擊是巨大的，這人怎么這樣呢？還處于憤怒期的我，應該與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
第二次的印象比較深的失望來自于一次“普世價值”的研討沙龍。大概是2007年前后，當時的知識界這個話題非常熱門。那個會議聚集了幾乎國內大多數頂級的改革派人士。當時我見到一位很牛的新聞學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遞上名片，沒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們太國家主義，最終與政府＊＊＊同污合流。這樣的無禮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華盛頓，同被美國國務院邀請的一個媒體人項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號稱要做中國最好報紙的評論編輯，他那里被圈內視為“自由派”大本營。我職業性地與他交換名牌，結果得來的第一句回應是：你們這個憤青報。惹得同在現場的他們報系同事非常尷尬，連忙代表他對我道歉，并轉對他說：我覺得你應該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沒有得到他的道歉，不過他的名片我還是依然保存著。
那位新聞學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內部研討會上又見到。當時是討論如何提升話語權問題，我發言的其中一個看法是，現在中國國家領導人動輒接受國外大媒體的專訪，應該把更多機會留給國內大媒體。這位教授還沒等我發言，就嚴辭反對，認為那樣的話，國內媒體“非得打起來不可”。我理解他的話外音應該是，這樣的專訪機會是不可能也不允許更不配給國內媒體的，國外媒體才有資格拿到。
回到在那場“普世價值”的會，一位來自長三角一帶非常著名的教授上臺發言。第一句話就說，現在一些人不認為世界上有普世價值。我覺得太荒唐。我現在建議，在場不承認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的，請給我出去??！他幾近是以狂吼的聲音在發言，我坐在下面差點沒把剛喝得水噴出來。他這叫做民主自由嗎？
另一次比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國某頂級大學的博士生沙龍討論會。主講嘉賓是國內幾乎是最有社會知名度的自由派學者，他講拆遷以及縣級法院改革。一位專長研究民主理論的該校博士生對他提出異議。討論很熱烈，基本被我視為是一場難得的思想大碰撞，結果當然是這位學者以激動的語調、高亢的嗓門、還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取得場面優勢和最后勝利。這也很正常，他的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淵博知識與經歷的學者，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沒想到的是，他把這次討論“縮寫”成三條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準政客”，對他的批評是因為“自己想當官”，等等，結果引來數以千計的轉發與陪罵，罵那個博士生不像話，太官僚，隨帶著諷刺了他們的學校，等等。我不想說，這位學者是有意想壓低別人來抬高自己，也不想說這樣是否有必要，畢竟那只是一場正常不過的學術討論會嘛，但我最想說的是，他微博中說的話絕對不是當時的現場真相。我以我人格與生命擔保。
我并不是說，改革派（自由派）學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幾次長談的馬立誠先生，是一位溫文而雅的長者；許知遠兄，每次有多人聚會時，他都會寡言，一直在聽別人說，這樣的品質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說，我所見過的自由派們不少還是屬于“寬于律己、嚴于律人派”。他們對社會、對政府大肆批判，并認為批判是知識分子的天職，而且認為中國存在著太多的劣根與弊端，需要大力改革。
這些觀點我都認同，但我還是固執地認為，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處，又怎樣奢望別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檢討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踐行本身所堅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種專制行為在講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覺中犯了沽名釣譽、嘩眾取寵的毛?。渴欠袼鶇群暗檬且环N裝腔作勢呢？
最近一些年來，許多人都擔心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民主聲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這樣的趨勢有大環境的原因，比如中國人自信心恢復、國力持續上升、金融危機揭穿了美國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層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卻在國際體系、政府政策、社會等層面之外，再考慮考慮自由派個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們個人過于“道貌岸然”，把越來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對立面，讓自己陷入顯得“少數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記者職業讓我有機會接觸許多左右兩翼的人，我知道這種“兩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學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品格與德行在自身理想實現過程中，顯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廣大的追隨者，這是一種自由派必須具有的軟實力，就是要讓追隨者們信任，并愿意為他們的改革理念跟隨其后。但是，如果讓追隨者們認為，他們是一群連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國家又怎能托付給他們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會在所難免。
事實上，過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來越少地懷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會政策與宣傳限制外，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來那批人的表現讓人們心寒。我不至一次聽到有人說，幸好那時沒把國家交給他們。
我現在依然覺得，價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溝通與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稱“中右”的朋友發微博罵我，我電話禮貌地請其刪去人身攻擊的那些話。他很吃驚，欣然答應并解釋道那是酒后失態，還說沒想到我會打電話給他心平氣和地說這個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與之過幾日餐會。我想，這應該是左右兩翼人相互溝通的一個案例吧?？上У氖?，在當下中國，兩派之間能夠相互平和溝通的機會太少了。
說白了，其實還是一個公民素質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做人問題。比如，不相互辱罵，不驕淫欲奢，要通情達理，要實事求是，學會相互尊重，要遵紀守法，等等。這些素質對當下13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大難題。對于廣大自由派/改革派來說，要做到這些的難度，其實并不比13億中國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許只能用現代國家理論來解釋。中國成為現代國家僅僅60余年，而美國已有200多年了。中國要走得路還很遠很遠，讓我們慢慢來吧。
2011年4月11日星期一午夜2：25
答王文——中國極權派最缺什么
我為什么要寫這封公開信
去年某日，一位企業家朋友請飯，飯余茶敘，王文應主人之邀趕來，派發的片子我看是著名的《環球時報》的主筆之類，心生敬意——如此年輕便在該報扛鼎，那得多有主意啊。閑聊之間，我們彼此對家國看法略異，但鑒于都是東主的賓客，且現實中的他我，也非無禮之輩，于是乎各自揖別而去。我記不得是否送了拙著，但心底知道高攀不上朋友，之后便淡忘了這一面。
前幾天忽然看見一個流傳甚廣的視頻，赫然看見他和那位著名司馬，一逗一捧地在落井下石——攻訐另外一個失蹤的胖胡子。就算站在人道或江湖道義的角度來看，胖子眼前都還只是失蹤人口，國家都還沒給個準確說法，這兩位爺先自這般吹拉彈唱彈冠相慶，我不免覺得有些缺德。于是我轉發了這一條微博，并確實在酒憤下指出了王的身份單位，并確有不妥地說他眼斜，心術不正。
十來分鐘后，我的電話進來一陌生號碼，王文電話中十分懇切地對我說——他是無意之中被拉去那個網站對話錄像的，自己也不想跟著罵胖子，只好王顧左右而言他，自己也很尷尬。他不希望這事與他的報社聯系起來，希望我能馬上刪除我的微博。
我看他言辭懇切，勸告他要愛惜羽毛，不要與狼為伍，之后也檢討自己酒后不該拿他的體貌特征諷刺，于是他說改日請我喝酒等等，大家就算化干戈為玉帛了。我很快刪除了微博，他很快發來短信如下——感謝先生，上次見面后一直記下您的號碼在手機中，這次派上用場。受訪一事實屬巧合，亦有不妥之感，故只談事實不強加辱詞。茍存當世，時事復雜，常感無奈無助。只能盡己本分，做好當下之事。望先生理解。
看見他這近乎誠懇的短信，于是我又發了一條微博——第一次自己刪了一條微博，也許不盡知隱情，言語激動，傷了小友。小友來電解釋，彼此寬容，到此為止。古人說——友直友諒，我直他諒，但是前提是我們都不要助紂為虐……
我愛惜那些心存天良，也心存羞恥的人。即便我們觀點有異，但只要秉心真誠，知錯知恥，相逢一笑則依舊可以握手言和。這一點齟齬本已放下，但是昨天卻在共識網上看見王文的大作——中國自由派最缺什么。他的結尾一段不點名的提及我和他這一場往來——就像今天有位自稱“中右”的朋友發微博罵我，我電話禮貌地請其刪去人身攻擊的那些話。他很吃驚，欣然答應并解釋道那是酒后失態，還說沒想到我會打電話給他心平氣和地說這個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與之過幾日餐會。我想，這應該是左右兩翼人相互溝通的一個案例吧。
看了他的這篇文章，以及看見他這一段話中的正義姿態和微妙心態，我覺得事關私德也事關公德，決定作文與之商榷。于是早晨給他短信，問他——我是否可以公開回復，并說我在乎友道，因此先請示。他回答說只要平和爭論，愿洗耳傾聽。遂有以下商榷——
如何解讀王文大作《中國自由派最缺什么》
原文摘錄：這幾年連續做了幾次偏左的課題，經常反思自己的價值觀趨向，自己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有時候也自稱是“中左”，但有時對于政治、經濟的看法也是偏“右”，過于自由化，對國內一些政治、經濟與社會之痛，更有切膚之痛，咬牙之恨。
解讀：最后一句，假設屬實，足見你天良未泯。這是我愿意與你交流辯駁的原因，因為你這一點，已經拉開了你與那些拿錢開罵或開捧之人的距離。
原文摘錄：隨著年齡增長，憤怒被慢慢消磨，還在于本身對中國當下社會需要穩定的內在認同，更在于我對自己這些年在交往過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稱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種懷疑與自發的失望。
解讀：認同維穩，對自由派懷疑失望，你決定不憤怒。你起初對社會弊端的憤怒，與改革【自由】派何關？因為改革派也對弊端憤怒，于是你不再憤怒？還是這些你憤怒的事情，都是改革派弄出來的嗎？任何黑暗不公腐敗，都是人神共憤的事情，與左右無關，難道你一切喜怒都要與自由派反著來，這樣社會就穩定了嗎？
原文摘錄：第一次失望來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報辦過專門揭露社會負面、以批判見長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編。在一次有諸多年輕媒體人與學生參與的沙龍，這位當時已經下臺的主編當然是我們席間媒體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漂亮小女生。主編高談闊論，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會兒，這位主編便開始偶爾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過一會兒，等大家不注意，牽著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著又帶著女生離開了餐廳。我無意以“此處省略多少字”來猜測他們后來的劇情，但當時這樣的情境對于我的沖擊是巨大的，這人怎么這樣呢？
解讀：就算這不是虛構，這位主編自個泡妞，干卿鳥事？怎么就傷著你，且影響到你的政見了呢？臺灣小女生的“酥肩”是你眼中的向往嗎？人家酥肩自己都沒嫌煩，兄弟你這是吃的哪門子的醋??？國家有法律規定不許主編牽著人家的小手嗎？主編被你劃為自由派的代表，于是他泡了你眼中的酥肩，你就要跟自由派改革派作對？主編的私德與自由派改革派的公德有什么邏輯聯系嗎？那我要是舉例某個強奸犯十分熱愛毛主席擁護黨中央，是不是也可以拿來批評你們左派呢？
原文摘錄：第二次的印象比較深的失望來自于一次“普世價值”的研討沙龍。那個會議聚集了幾乎國內大多數頂級的改革派人士。當時我見到一位很牛的新聞學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遞上名片，沒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們太國家主義，最終與政府同污合流。這樣的無禮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解讀：這件事，教授頂多算與社交禮儀不符，至于他對貴報的評價，似乎正是你們自己從來引為驕傲的事情，你為何感到傷害呢？如果你因此生氣，那也只與該教授沒有向貴報頂禮膜拜相關，與自由派改革派的主張何關？你為什么不反思貴報為什么會如此讓人不屑？
原文摘錄：2008年，我遇到南方某家的評論編輯，他那里被圈內視為“自由派”大本營。我職業性地與他交換名牌，結果得來的第一句回應是：你們這個憤青報。
解讀：這些人對你的無禮，都不是因為你的過錯，他們與你無仇無怨。作為主筆，你確該反省貴報為何聲名如此不堪？他們鄙夷的都是你所供職的媒體。就像你可以調侃南方報業一樣，他們也可以反唇相譏貴報。但是媒體人是要憑良知吃飯的，你如果覺得貴報正確，那他們的批判正是你想要的獎賞，又何必因此結怨。如果你也因此感到無禮和羞恥，那你可以良禽擇木而棲。為什么社會對人民日報記者都沒這樣羞辱，偏偏大家都要針對你們呢？
原文摘錄：那位新聞學教授我在另一次內部研討會上又見到。當時是討論如何提升話語權問題，我發言的其中一個看法是，現在中國國家領導人動輒接受國外大媒體的專訪，應該把更多機會留給國內大媒體。這位教授還沒等我發言，就嚴辭反對。我理解他的話外音應該是，這樣的專訪機會是不可能也不允許更不配給國內媒體的，國外媒體才有資格拿到。
解讀：還是一個失禮的個人小節，與教授的自由派理論無關。你批評中國領導人不重視你們“國內大媒體”，也可見你們在他們自個心中究竟是什么分量。在一個新聞都還沒立法的國度，你不要求媒體獨立，新聞自由，你僅僅要求的是領導還要看得起你們大媒體，當然這會讓人齒冷。你們人民日報系已經霸占了太多的話語權和采訪權，你還要覺得被首長冷遇而發出嬪妃之怨，你自己覺得對滿天下的小媒體公平嗎？領導面對外媒，還能說幾句人類聽得懂的話。就算給你獨家專訪權，兄弟，你告訴我，你敢問什么尖銳的問題？每年的記者招待會，你們這些大媒體都問的是一些什么雞毛問題啊？別人不懂此中訣竅，你難道還要裝作不知道個中三昧嗎？
原文摘錄：回到在那場“普世價值”的會，一位來自長三角一帶非常著名的教授上臺發言。第一句話就說，現在一些人不認為世界上有普世價值。我覺得太荒唐。我現在建議，在場不承認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的，請給我出去?。∷麕捉且钥窈鸬穆曇粼诎l言。他這叫做民主自由嗎？
解讀：先問兄弟你，承認溫總理說的普世價值嗎？再問你，民主自由是不是貴黨從建黨以來就一直揚言要追求的目標？再問你，哪一個中央文件宣布了，從此我國不要民主自由？回到你的舉例來說，你說的這個教授在你看來，一邊鼓吹民主，一邊吼叫要不贊同的人出去，這是矛盾的。因此你瞧不起自由派，因此你要反對民主，是嗎？那我認為，該教授的吼叫，也許聲音刺耳，不合禮俗，但在這樣的會上，那也只是他一家之言。你可以公開跟他辯論，你們在會上甚至打架，這都不違背民主——議會上打架的多了去，況乎民間研討會。教授個人要求無共識的不要與會，他并無主張也無權利拘捕審判不贊成民主自由的人。倒是主張民主自由的人，卻時常要面臨失蹤和審判，請問你對這些基本事實怎么看？你不會否定這樣的事實吧？
原文摘錄：另一次失望是在某大學的博士生沙龍討論會。主講嘉賓是國內幾乎最有知名度的自由派學者，一位專長研究民主理論的該校博士生對他提出異議。結果當然是這位學者以激動的語調、高亢的嗓門、還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取得場面優勢和最后勝利。他的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淵博知識與經歷的學者，但沒想到的是，他把這次討論“縮寫”成三條微博，結果引來轉發與陪罵，罵那個博士生太官僚，我最想說的是，他微博中說的話絕對不是當時的現場真相。
解讀：我能猜到你說的誰，你也基本認同該學者，這里指責的只是他發微博的做法，第一你覺得不妥，讓那博士挨罵了。第二你覺得不真，你并未否定學者的思想觀點。在我看來，發微博是每個人的權利，至于引來跟帖罵，據我所知，網上無端罵那學者的更多。那位博士的發言，和我們每個人的發言一樣，都要面對網友的質疑、非難甚至辱罵，他說了什么，就要承擔什么。至于你覺得該學者轉述虛假，你也可以網上揭發真相，讓我們去罵該學者。就像我此刻與你的辯難，一定會引來對你我各自的責罵，你如果因此指責我不該，認為別的自由派不好，那我只能認為你這是狹隘。
原文摘錄：我并不是說改革派（自由派）學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但我又不得不說，我所見過的自由派們不少還是屬于“寬于律己、嚴于律人派”。他們對社會、對政府大肆批判，并認為批判是知識分子的天職，而且認為中國存在著太多的劣根與弊端，需要大力改革。這些觀點我都認同，但我還是固執地認為，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處，又怎樣奢望別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檢討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踐行本身所堅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種專制行為在講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覺中犯了沽名釣譽、嘩眾取寵的毛病？是否所吶喊得是一種裝腔作勢呢？
解讀：如果你反對的不是自由派的觀點，只是認為其中一些人言行不一，寬嚴不齊，認為他們還不是真的在踐行民主自由理念——這個批評不錯，這樣的自由派也肯定存在。那你這樣說的前提是，你也承認民主自由是好的價值觀，既然如此，那你為何要否定真的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呢？為何要與自由派勢不兩立呢？甚至連對現實的憤怒，都要因為自由派而平息或者轉移呢？
原文摘錄：許多人都擔心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民主聲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這樣的趨勢有大環境的原因，比如中國人自信心恢復、國力持續上升、金融危機揭穿了美國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層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卻在國際體系、政府政策、社會等層面之外，再考慮考慮自由派個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們個人過于“道貌岸然”，把越來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對立面，讓自己陷入顯得“少數派”的困境中呢？
解讀：說實話，你這一段太像貴報的主筆文字了。請問你這個年紀，天天上網且還是媒體人，你真的認為民主聲音在式微？自由派在衰落？敢情你都看的是烏有之鄉和新聞聯播吧？你對每天高漲而不得不強力打壓的民主訴求，是熟視無睹還是故意不說？警方同意你這個樂觀判斷嗎？自由派確實有一些極端的個體，因為你說的道貌岸然的個性，而將你這樣不太缺良知和常識的人，推到了對立面。但這不是民主自由理念的過錯，只是個人性格為人對你的傷害。你要因此而成為極權幫兇或幫閑，與自由民主為敵，那你覺得良心無愧嗎？
原文摘錄：我的記者職業讓我有機會接觸許多左右兩翼的人，我知道這種“兩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學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品格與德行在自身理想實現過程中，顯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廣大的追隨者，這是一種自由派必須具有的軟實力，就是要讓追隨者們信任，并愿意為他們的改革理念跟隨其后。但是，如果讓追隨者們認為，他們是一群連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國家又怎能托付給他們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會在所難免。
解讀：言之有理，但不夠講理。品格與德行無分左右，都一樣重要。自由派假設管不好自己，當然不能去管理國家。但是自由派呼吁的只是一種良善的制度，一種把國家交給管得好自己的人的制度，而不是想要取而代之，去分你們一杯羹。因此你不用要求自由派如何要管好自己，好的制度可以把他們淘汰下去。問題是今天的制度，自由派連發聲都難，都要冒險；與自由派對立的汝輩，卻可以在國家所有媒體都嚴禁討論胖子的時候，你卻可以和那一位大張旗鼓地嬉笑怒罵胖子，請問——誰給你們的特權？你們的品行人格怎么就可以比自由派特殊？你們為什么不會屏蔽和失蹤？國家交給你們，人民就該放心了嗎？
原文摘錄：過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來越少地懷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會政策與宣傳限制外，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來那批人的表現讓人們心寒。我不至一次聽到有人說，幸好那時沒把國家交給他們。
解讀：這個話題你可以在博客發表，我們要是懷念就會刪帖甚至鎖號喝茶。你覺得這樣得來的結論公正嗎？那一代人，當然也會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請問那時還在咿呀學語的你，是從哪里得出當年那一代是要奪權的印象的啊？你愿意求知的話，你應該去被遮蔽的歷史中考證那一代人的訴求——他們只是要政改，只是要反腐，只是要言論自由，什么時候要搶過你們的皇冠??？這些訴求在今天依舊是正確的，你同意嗎？你要連這個都不同意，那我們真是無話可說了。
原文摘錄：說白了，其實還是一個公民素質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做人問題。比如，不相互辱罵，不驕淫欲奢，要通情達理，要實事求是，學會相互尊重，要遵紀守法，等等。這些素質對當下13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大難題。對于廣大自由派/改革派來說，要做到這些的難度，其實并不比13億中國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許只能用現代國家理論來解釋。中國成為現代國家僅僅60余年，而美國已有200多年了。中國要走得路還很遠很遠，讓我們慢慢來吧。
解讀：唯一看上去接近正確的一段——自由派和你一樣，都是中國人。要提升公民素質，首先是要你們媒體開放，允許對立意見存在，要提供國民以真實信息，讓每個人學會講真話。而你的最后一段，潛臺詞似乎是說，美國還是走得更遠的現代國家，我們還需要奮起直追——隨時罵美的你，是這個意思嗎？
中國的極權派最缺什么
嚴格來說，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很難用傳統的左右來劃分陣營。當王文使用自由派改革派來形容吾儕時，我只能根據他們一些人的話語特征，來命名他們為極權擁護派和反對改革派。以下簡稱極權派。
從王文大作來看，自由派似乎最缺的是教養，另外缺乏寬容，再就是知行不一。如果僅僅是這些個毛病，那王文和政府實在不值得如此打壓自由派了，這些不就是人性的弱點么？要論起來，你們陣營那些已經開辦網站，點名要吊死哪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不是更加沒有教養和不寬容嗎？你希望自由派寬容待你之時，你們想過要給你們的意見對立者也寬容一席之地嗎？你們憑借強權剝奪自由派的發言陣地，甚至人身自由，知書達理的王文們，為什么不向政府進言要寬容異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呢？
實際上，連你自己都知道——你為什么要在此刻攻訐自由派？你想要攻擊他們什么，是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說出來的。因為你也算讀書出來的，你也知道大米比大糞好吃。
極權派最缺什么？
一是最缺天良。這個時代每天都在發生的各種悲劇，各種不公，各種腐敗，你們仗義執言了嗎？
二是最缺常識。如何缺，缺哪些，我真是懶得說了。
三是最缺真實。四是缺勇氣，五是缺羞恥……
所有這些，我都可以專題開講，只是我真的累了。王文兄弟，不按照真理部的規定說話，你是否還會當主筆寫出文章呢——這是我真心為你焦慮的事情。三十多歲的你，如此迷途于常識，如此選擇去為另一位“高人”搖唇鼓舌當捧哏，你這樣的成名不覺得惶恐嗎？你知道歷史從來都有恥辱柱嗎？
我遵守友道，即便是一面之交，因為中間人是踐行公義的企業家，我不想傷害你，對那一天的微博保持沉默。可是你既然拿我舉例作文，來借此批判所謂自由派的嘴臉，那我只好也借你的文章來辯駁了。
我比你更相信社會和政府的進步，當某一天這個政府終于兌現他們一直都在承諾的自由民主之時，但愿你還能接受他們，還能不為你失落的極權夢想殉身。
中國到底處于怎樣的時代
――兼與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拜讀野夫先生《中國極權派最缺什么》后，我的第一反應是想起蘇東坡與佛印的故事。在那個尚未經考證且有幾個版本的故事里，蘇東坡問佛?。骸拔以谀阊劾锸鞘裁矗俊狈鹩〈穑骸熬邮肯褡鸱稹！狈鹩》磫?，蘇東坡卻答：“你在我眼里像牛糞。”佛印置之一笑，曰：“心中有佛，眼里就看到佛；心中有牛糞，眼里就看到牛糞。”
我不是佛印，野夫先生也不是蘇東坡，所以所謂“極權派”的帽子我還是不接了，野夫先生也不要送，因為在當下權力日益分化的中國社會，恐怕很少人有“資格”能戴上這頂帽子。
事實上，野夫先生以“極權派”為題回應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應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國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觀點，你就是支持極權，就是專制的幫兇。正是這樣簡單的兩分法，將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推為所謂“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過去十多年，中國民主自由的態勢緩慢前行，但中國“民主派”、“自由派”卻在日趨衰弱，這是當下中國社會很有意思的一個悖論。
不贊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現實主義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國家主義者”，甚至還有可能是與其不盡相同的“制度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等等，為什么非得打上“極權派”的唯一標簽呢？當下中國思想多元化的程度遠遠突破了兩分法的概括，也遠遠不是30多年前文革時那個“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論來概括中國思想狀況，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對中國復雜性的有意忽視，但野夫先生對我不厭其倦地解構與二次解讀，并將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對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對中國現實及不同意見者的認識，是簡單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讀了野夫先生的《父親的戰爭》（不是他送的，是我買的）、《讓記憶抵抗》（剛在《看歷史》雜志上讀完）等作品，但野夫對我的論述卻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報社再次“污名化”，更讓我堅定先前“中國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的主張與立場。事實上，我一直以“北京媒體人”的身份參與這次關于艾某人的所有討論。
盡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發短信“提前請示”是否“可以公開回復你”時，我的回復是“愿洗耳恭聽”。但對野夫先生的回應，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個“中國到底處于怎樣的時代”的新命題，將這次辯論深化下去。
在這個問題上，我至少想說三點，間接也能糾正野夫先生“極權派”一文的邏輯。
第一，盡管中國制度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也有各種潛在危機，但中國社會目前仍然處于有史以來“民眾最不想回到過去”的時代。除非你對某個歷史時代有著浪漫主義想像，以及對自己“穿越身份”的過度置換，對于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中國當下的時代依然是最不壞的。我不是為誰辯護，而是對中國發展現狀的一個起碼判斷與應有自信，否則恐怕就抹殺了過去30多年中國絕大多數人辛勤及艱難的努力進程。
即使是“自由派”們不斷詬病的言論桎梏，試想，中國還有哪個時代比現在的言論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論，以及“官員”、“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網絡輿論中的相對弱勢地位，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當下言論環境處于中國3000多年歷史上觀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時期，即使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也不及當下的十分之一，何況春秋戰國又是大亂世。
恰恰與野夫先生勾勒的“極權派”相反，我認為，我的上述觀點是真誠的、有良知的、有勇氣的、客觀的、有邏輯的。我不怕這樣說會被貼上“大五毛”的標簽，我擔憂的是，現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價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訴求。事實上，幾十年來，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過得不錯，不僅搏得公共知名度與“有勇氣的”美譽，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享受當下體制背景中不斷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們依然在批判現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這些年來我也一直這么做，但問題在于，當下一些所謂“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裝腔作勢的、是嘩眾取寵的、是不切實際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盤否定的、是虛情假意的、是無理謾罵的、是不通人情的、是兩面騎墻的……恰恰是這樣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最缺常識”、“最缺真實”、“最缺勇氣”、“最缺羞恥”的。當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當數量的所謂某些“自由派”。
在兩個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對；凡是政府反對的，就支持）的誘惑下，不少“自由派”的聲音“自我妖魔化中國”，正在“矮化中國”。實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預下，反而變得越來越難。
我再次強調，我決不否認當下中國的諸多缺陷與問題，但是反思中國的現代性，不應以否定現代化經驗為前提。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第二，盡管中國還有許多貧困現象與不盡如人意的人群，盡管我們的發展還有很多困難，但中國依然處于“最需要總結成功經驗、避免失敗教訓”的時代。反思與批判在當下非常重要，但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當下社會廣泛的關系網絡與歷史脈絡。這是我們反思之現實基礎。中國再也沒有比現在更需要建設性意見的時候了。
環顧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與工作，都不得不承認，每一個人都有成百上千個理由罵這個社會，恨這個國家，但一旦面臨自己踐行時，會很容易發覺多數時候自己也做不到；當你要推動一些事情時，會很容易發現，原來中國社會任何大問題的解決，面對得將是一個龐大冗雜的關系負重，以及糾結亂麻的歷史慣性與文化劣根。
解決這些問題，不是一句毀滅性的砸爛體制就能解決的。就像埃及民眾在解放廣場大喊“穆巴拉克下臺”時是多么地過癮，但一旦進入“后穆巴拉克時代”，民眾照樣陷入無盡的迷惘，并發覺原來日子反而越糟。
現實的殘酷與革命的理想之間，看似是很近，其實卻相當遙遠。這正是我說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謂“自由派”對中國社會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經驗化的甚至是不靠譜的。
我不是保守主義者，實際上我一直努力在個人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變，這正是我給野夫先生發短信談及“時事復雜，常感無奈無助。只能盡己本分，做好當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擊為“革命的阻礙者”，我擔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帶來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來。歷史往往都是這樣，砸爛遠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爛后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現在的中國社會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們面對二次改革時發現，要改掉的東西是那么難。許多網友都在批評利益集團，但仔細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團里的一分子。事實上，中國的現實往往是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這些人包括網絡上的“沉默大多數”，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謾罵者。
我不否認，有一些自由派是有價值信仰的，是真誠的，是有針對性的，建設性的，但相當數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隨者并不是這樣。他們的謾罵或出于利益訴求，或只是生活牢騷，或是心情發泄，當下體制成了他們最大的替罪羊。所以，越是這種輿論混沌、迷亂期，越需要總結過去成功經驗，承認這一點，是需要勇氣的。
第三，盡管我們這個國家還有許多提升的空間與方向，但是中國依然處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預期”的時代。我們當然要勾勒一個“美好社會”，但那并不是天堂。這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壞世界”，我們面臨的“壞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標與預期決不是“完美社會”，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們以為美國是“美”的，但金融危機撕掉了覆蓋在美國神話上的偽善面具；“3·11”地震前，我們以為日本社會是“完善”的，但核輻射揭露了日本神話的瘡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對神話化美國與日本。
但現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著“神話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這些“神話化”深得輿論的慫恿與同情，即使是錯了，也得到相當的諒解。舉個經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說，美國手機費非常便宜，但后來證明他“神話化美國”了，輿論對他相當諒解，試想，如果某個官員說錯話了，中國輿論會怎么樣呢？我不是反對學習美國與日本，但我非常反對當下社會輿論的不對稱與不均衡。這恰恰是中國民主應有之義，也是我們整個社會都缺乏的，同時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為例，“自由派”現在都在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他們有沒有翻過歷史，為什么民主在過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幾十年才被視為“好東西”呢？有沒有真正讀過柏拉圖原著《理想國》和《華盛頓文集》？有沒有看到他們說“民主這種制度不加區別地把平等給予一切，而不管他們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類的話呢？我絕對不是反民主主義者，但我反對的是，我們必須反對“民主簡單主義”邏輯。比如，我們常說，民主“沒有如此這般的缺點”。但這并不能推導出“民主有更多優點”的結論，就像一個不貪污的官員不等于他就是一個好官員一樣。我們現在最多只能說“民主不是最壞的制度”，或者說“至少還存著一個甚至一個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絕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簡單結論。
學術點說，民主不應是一種價值，而應是一種制度設計?，F在中國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將其“價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義化”。這對當下復雜的中國是非常危險的，是有重要誤導性的。與此同時，所謂“自由派”還在以某種批判抬高社會大眾的預期，這在當下依然欠發達的中國來說，同樣是一種不說真話、不實事求是的表現。
當下中國“自由派”的問題非常嚴重。當然，我必須承認，這些嚴重問題的程度與中國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大體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那么，“有怎樣的社會，就會有怎樣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點，當代中國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種所謂的“民主精神”（與我理解的不一樣），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來排，我認為，“務實”可能是當前中國社會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謝野夫先生。盡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對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視頻一事后，他卻是唯一一位以對等、平和的方式與我討論的人。所以我才回應了這些。我很享受這種思想溝通與交流。(2011-04-17 12:36:16)
這個世界沒有那么多壞人：再與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周末外地出差，在手機上拜讀野夫先生“答王文：中國極權派最缺什么（http://www.bullock.cn/blogs/yefu/archives/151800.aspx）”一文，字小無法字字細讀與咀嚼，于是掌握了其梗概后，在回京的飛機上，寫下了“中國到底處于怎樣的時代：兼與野夫先生商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hen.html#comment1）一文。
我從事評論編輯一些年頭，組織過許多次大話題的辯論，其中一個編輯思路就是，千萬不要為了討論而討論，也不要為了辯贏而討論，而是為了拓展思路、營造社會思辨的氛圍而爭論。當下的中國社會太需要思辨了，而推動平和的、對等的思辨，恰恰是我做為媒體評論從業人員應該做的。
所以，我的頭篇商榷文章，就是一來希望糾正野夫先生一個大邏輯漏洞：“自由派的對立面不一定是極權派”，所謂“自由派”們的兩分法是簡單化的；二來是引申出“中國到底處于什么時代”的新話題，希望告訴所謂的“自由派”們：中國沒有你們想像得那么壞，你們所批判的“中國”許多時候都是虛構出來的。
同樣，中國人也沒有野夫先生想像得那么壞。坦白地說，我不像當魯迅，當下中國也過了魯迅時代，不必“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揣測別人”。
但很遺憾，在野夫先生回應我“中國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9z7.html）時，儼然把我描述成了一個壞人，或者說，是一個沒有壞到底的壞人。因為在野夫先生的文中，用了“與狼為伍”、“助紂為虐”和3次“天良(未泯)”來形容我所作所為。這不僅是對我個人的誤讀，如果還不算是“人身攻擊”的話，也再次暴露了所謂“自由派”們的邏輯大破綻和一個虛假假設：“自由派”是好人，而且是大好人，如果你不認同“自由派”的觀點，那么，你就是極權派，你就是壞人，你就在“助紂為虐”。我不得不再次重申，這種將價值觀“價值化”是“自由派”的最大短板。當所謂“自由派”們以“好壞”、“善惡”、“高低”、“黑白”來劃分這個世界時，他們的理論困境就變得越來越大，他們能夠寬容他人的空間也就越來越小。
野夫先生，請你不要再用最壞的惡意來揣測我。正如我先前所說，我對我講過的話、寫過的字負責，它們可能不一定都對，但寫字說話時，我是真誠的，無愧于心的。同時，我也相信，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都像我這樣，他們可能不夠盡善盡美，但他們不是壞人。我甚至相信，那些在微博里謾罵、攻擊，還公布了我的手機號的匿名網友們，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壞人。他們那么做，最多只是公民素質不高而已，而這恰恰也是“自由派”甚至是其中一批“自由派”領袖的毛病。
為什么我相信這個世界沒那么多壞人呢？因為這是常識！咱們每一個人都來打量一下咱們四周的親朋好友，他們中壞人多嗎？肯定不是。這樣，我們可以繼續推導，一個“壞人不居多”的中國同樣也不應該是壞的，雖然可能中國還不夠好。以此邏輯，我可以再次回應野夫先生，不要給我戴“極權派”的帽子，不要再說我從事的工作是“助紂為虐”、“與狼為伍”了。
那么，我在一家被“自由派”們的價值觀容忍不了的報社里做什么呢？我認為，我與我的同事們做著和野夫先生您一樣的事情，用自己力所能及之力推動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咱們的差異不在于“你是對的、好的，我是錯的、壞的”，而是咱們都在以自己認定是理性的方向，推動著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艱難前行。而歷史的前進往往就是由不同方向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這正是咱們平和、友善的討論基礎。咱們倆沒有稿費，還搭時間、氣力、精力來寫這個爭論，其實就是對社會思辨氛圍的培養與國家的進步做出個人的共同貢獻。
但我為什么又要批判所謂“自由派”缺少必要的私德呢？因為“自由派”以推動民主自由為己任，而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的基礎就是“要減少不必要的惡”。推動者的私德、公民素質不行，他們推動所建立的所謂“民主自由制度”，一定不可能減少“不必要的惡”，相反，還有可能會增加“惡”。就像歷史上的民主投票，曾經處死了蘇格拉底，曾經選出了希特勒一樣，“自由派”必須要有基本的品德與必要的公民素質。這是其政治理念實踐的大前提。
但是，在我如實記錄且隱去其名的“中國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我闡述那幾位“自由派”代表明顯在這方面是欠缺的。一個能夠利用自己“自由派”美譽瞬間泡妞的某主編，他會不會一旦執政后就“后宮三千”，重回封建王朝？一個見到自己不喜歡的報紙的編輯，就連基本禮節都沒有的新聞學教授、某報系評論編輯，會不會一旦其有權后，就會殘酷地排擠異己、黨羽滿盈？一個將私人空間的學術交流意見差異曬到公共空間，并率領粉絲大加貶低的知名教授，有沒有理由懷疑他，一旦他有更高權位，就會利用現代技術嘩眾取龐，騙取選票，竊取公義呢？我認為，這些懷疑是理性的?！白杂膳伞眰円獮樽约旱拿裰髯杂衫硐電^斗，但他們就必須為之恪守必要的準則，況且個人修行、恪職盡守、尊重異己等是最基本的基本行為準則。
當然，我并不認為“非自由派”不需要這些，恰恰相反，中國所有人都需要一次“公民素質的再啟蒙”。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成為現代國家不過60多年，其間還有一半時間的不幸與折騰，中國13億民眾成為真正公民的歷史就更短了。這樣的一個中國社會與“自由派”理想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呢？如果一旦“自由派”自身還做得不好，距離會不會繼續拉大呢？
野夫先生，請不要再誤解我是民主的反對者。恰恰相反，我認為，我是中國當下“不發達民主社會”的踐行者和呵護者。請允許我闡述一下我與許多“自由派”人士不同的“民主觀”。
第一，民主不是一種價值，而是一種制度設計。在這個制度設計方面，中國當下的民主程度是低的，政治改革之路是艱難的。因為任何一個發達的民主社會所應該具備的基礎，中國目前都還沒有完全具備，盡管我們每天都在艱難地積累與改革這些制度基礎。
第二，民主不是靜態的目標，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即使是美國，1970年代以后，才真正實現了“一人一票”，真正的美國民主史不過才40年；在英國、挪威，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還很普遍，從男女平等的角度看，中國的民主程度要比歐洲很多國家都發達。但同樣，中國民主的發展還要有漫長的過程。
這個過程至少應該有三個關鍵點：一是經濟改革，保障所有人的溫飽、醫療。否則，一旦民主化，“勝者通吃”原則將使那些窮者越來越窮。就像當下的美國，原本奧巴馬很好的“全民醫?！狈桨竻s屢屢受挫，為什么？因為中產階級以上者反對，他們可以通過民主原則合法地奪取下層階級的利益。中國不能那樣，否則，窮人是最大的受損者。那樣的中國是可怕的。所以，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一定是伴隨經濟改革，伴隨著老百姓不斷致富的過程。我確信，一個窮中國一定不會是民主中國！
二是社會改革，必須要有對社會一系列公共政策、醫療保險、司法制度、教育管理、媒體開放等等進行一系列的理順。一個真正的民主中國，一定是有充分社會保障的中國。民眾沒有司法、醫療、教育、言論的必要保障，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而這些又要以經濟改革帶動的致富為前提。
三是行政改革。要有一個穩定、不為高層變動所轉換的公務員隊伍，要有高效的行政工作制度。沒有高效的行政，就不會有高效的民主。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后地震時代的日本”。在當下災難頻發的環境下，在中國再來一次大的自然災害，沒有高效的行政動作，誰將受到最大的傷害呢？
這些改革基本成功后，才有最后的“一人一票”。事實上，我一直認為，“一人一票”是民主制度中最不重要，盡管也相對重要的內容。因為一個國家如果經濟、社會、行政都理順了，這個國家就已經民主了，“一人一票”就變得可有可無。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美國200多年的建國史上，50多次總統選舉最高的投票率只有60%左右，一般都只有50%，甚至更低。我認為，這就是民主的真正意義。
現在中國的民主化之路出現了第一大危險，就在于所謂的“自由派”們簡單化、價值化了“民主價值”，甚至將簡單的“一人一票”描述為民主的全部，這是非常幼稚的，如果我說他們不是有某種想搞垮中國的“陰謀論”的話。第二大危險在于，“自由派”們理想化、絕對化了“媒體開放”與“言論自由”，這也很要命！我在視頻中已經用實地考察的例子，講過美國媒體控制的局限性和隱蔽性了，這里不再贅言。
好了，這就是對那些轉發、批評我微博朋友的回應。不少朋友的要求包括野夫先生本人的微博中都說“他（指王文）不答復我（野夫）任何一問題”，我現在答復了。但還是那句話，我不想如小孩絆嘴似的吵架，不想句句回應，那就為了爭論而爭論了，沒什么意思。我希望把咱們的理念深化下去，豐富化、健康化當下網絡的思辨氛圍。
野夫先生，再次感謝你。是你的直率激發了我對諸多批評的回應。我想，我這么做是合適的、不壞的，是比謾罵更好的對大家的回應方式。希望能夠希望爭論下去，期待野夫先生的高見。
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午夜2點05分，在報社辦公室。
再答王文——世界上總有那么幾個壞人
野夫 @ 2011/4/19 3:05 閱讀(1895) 評論(8) 推薦值(368) 引用通告 分類: 未歸類
艾略特在《荒原》中曾經有一句神來之筆，他說——四月是一個殘忍的季節……無數研究者不知道他為什么這樣定義四月。我的記憶經過1976和1989年四月的廣場，再聯想到今年四月的各種尋人啟事，我開始隱隱領略艾老的預言。
在閣下認定的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中國好時代里，無數正在發生的殘忍是你熟視無睹的。即便是這樣一場類似于熟人間的筆仗，也因這個季節的殘酷，而不得不讓我諸多親友為之股栗。本來按已經呈現的言說立場和對話方式，雞同鴨講顯然毫無趣味。但目睹當前有司一旦關門放狗，社會就要噤若寒蟬——這樣的局面實在有損于和諧的標簽。為了幫閣下佐證這個時代的那么一點好——到目前為止還允許我辯駁，頂多是刪帖。即便言論權限和后果都可能不一樣，但我還是決定斗膽回復；僅僅因為不想讓極權狂妄地訕笑所有追求自由者都望權生畏——
你說“自由派的對立面不一定是極權派”——這我不同意，自由派的核心價值只是反對極權政治，因此它和你說的所有其他派都可以是盟友，唯一對立的就是極權派。而事實上，當你的二丑視頻和直接命名叫板“自由派”的文字公之于眾之時，你已經讓公眾認清了你的極權立場。此其一。第二，你迄今不愿或不敢承認你是極權維護派，再次說明你也知道那不是一個好東西。但是，你的言論立場和觀點，無一不明證你就是貨真價實的極權擁護者——否則，怎么可能在普通公民失蹤之后，滿天下就出來你們哥仨在那額手相慶呢？須知在所有紙媒網媒都在敏感詞某某之時，在其家人都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之際，其人和你我一樣，從法律上說連犯罪嫌疑人都不是。我再問你一遍——你們何以就能打破國家的禁忌，在那設想人家是邪教人物是其他種種不堪罪行并幸災樂禍呢？
你說“中國沒有你們想像得那么壞，你們所批判的中國許多時候都是虛構出來的”。我想象的祖國一直比你好，我想象的祖國，偶爾走失的孩子還會歸來。問題是你表述的中國，一個人失蹤了，那他一定有罪要被刑罰——在警方尚未公布、法院尚未認定之前，你們就敢這樣詛咒，你這不是明顯在抹黑你我的祖國嗎？如果祖國是北京媒體人的你描述的這樣，那我還能怎么想象祖國的好呢？是你虛構了中國，還是我錯怪了祖國？
你說我把你描述成了一個壞人，用了“與狼為伍”、“助紂為虐”和“天良(未泯)”來形容。并說：當所謂“自由派”們以“好壞”、“善惡”、“高低”、“黑白”來劃分這個世界時，他們的理論困境就變得越來越大，他們能夠寬容他人的空間也就越來越小。 ——你不覺得我那些形容都為你存著情面嗎？你不是狼不是紂，原來一直以為你還只是童蒙未開而已。但今天的私信交流之后，我則連這樣為你開脫的詞匯也不再使用了。你的好壞善惡，不需要我為你定位，歷史會銘記各自的榮恥。古人說——道路以目，有口皆碑；千夫所指，無疾而終。這些警言留給我們每個來者反省自身的言行，讓我們知道敬畏，知道神目如電，天聽若雷。
關于好壞善惡，高低黑白，這不是自由派劃定的畛域，是人類定義的法則。高僧曰——這個世界假設沒有善惡是非，那就一定會有報應。你不要聲稱你處于善惡之間，獨占黑白兩道；每個人在這個時代的行止謦咳，無往不在善惡好壞的自然法則之中。自由主義者寬容一切良善甚至平庸和愚蠢，獨獨不能原諒那些睜眼定心投機效忠于極權，且還要首鼠兩端自嘆妾身未分明的鄉愿幫閑。
我和你一樣相信這個世界沒那么多壞人，肯定不到號稱的幾千萬。你說一個壞人不居多的中國同樣也不應該是壞的，雖然可能中國還不夠好——這一點，在邏輯上并不成立。你能告訴我古代中國或者民國的壞人多嗎？一個國家的好壞，從來與國民的好壞人數比例無關，它只與其國其時的政府有關。連朝鮮利比亞我都相信其“壞人不居多”，那他們算是你眼中的好國還是壞國呢？我知道，美國一直是你眼中的壞國，那你敢說他們那是壞人居多嗎？我的每一個問題你都不敢正面答復——因為你比我深知，你哪怕就是這樣的非官方發言，你也要承擔答錯的后果。
你聲稱你和你供職的報紙，也在“用自己力所能及之力推動中國的發展與進步”，“而歷史的前進往往就是由不同方向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后一句我由衷認同，前一句我姑且存疑——原因是你近來的言行，確確乎在為貴報添污積垢。貴報素來堅持反普世價值立場，暗中對抗本國政府首腦的多方發言，與大國外交政策和口徑頗多抵牾，原本聲名狼藉亟待修復；現在經主筆閣下視頻與華章的逐臭追腥，處處捉襟見肘圖窮匕見，豈不讓世人側目生疑——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和諧盛世？
你再次強調你要批判自由派缺少必要的私德，因為“他們私德、公民素質不行，他們推動所建立的所謂民主自由制度，一定不可能減少不必要的惡，相反，還有可能會增加惡”。而你前面所舉證的他們的私德有虧，幾乎無一不是僅僅傷害了你那點可憐的自尊。首先我要告訴你，自由派所謀求者乃自由民主制度，制度完善則足以保證私德和公德假設都好的汝輩去行使國家權力，而非自由派想要謀國為私?！鞍仓蟪勺涛?，猜意鹓鶵竟未休”——古詩所諷的正是你們這種覬覦神器，視國家權利為幫會神主之輩。真正的自由派向來甘居清流，披肝瀝膽所要捍衛的只是公民的私權。
回頭再請你手捫良心告訴我——今天的私德潰敗者，究竟是極權派與當權派，還是民間草根備受監控的自由派？中紀委正為若輩所設，每年欺男霸女卷款外逃者是吾儕還是爾等？今日連高層都自謂是體制性腐敗，這樣的集體私德，你作為要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名記不去譴責，卻要拿一個泡走你眼中酥肩的自由派大家撻伐，甚至整體質疑自由知識分子的人品，乃至無恥且毫無邏輯地推導出民主自由制度的可疑——請問閣下居心何在？難道又要開啟前朝的誅心之罪？政治上不好意思定罪了，再拿男女作風偷稅漏稅興起大獄？一個自稱不壞的人，怎能有如此機心。
王文兄，你終于公開承認你不是“民主的反對者”。你生造了一個政治詞匯——中國當下是“不發達民主社會”。這就像說餓夫是未飽者，失業是待崗者，虧損是負增長一樣圓滑。中國也只有你們這種訓練有素的報人，還能想象出這樣一些無恥的名詞。
你說民主不是一種價值，而是一種制度設計。你承認中國當下的民主程度是低的，政治改革之路是艱難的——這些話都近乎對，也說明你尚屬揣著明白裝糊涂的人。但是你的解釋是——因為任何一個發達的民主社會所應該具備的基礎，中國目前都還沒有完全具備。
這樣滑稽荒誕的為極權社會開解，你竟然也敢順口就來。你數數全球有多少民主之邦，其發達基礎有多少比吾國更好？咱們不是大國雄起總量第二了嗎？你們天天自我貼金的盛世榮華，怎么一談民主就基礎薄弱了？我告訴你，民主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是一個學習練習的過程。你永遠不開啟民主之門，則民主永無從天而降之時。你出生之時會識字嗎？令尊令慈會認為你基礎不夠只會哭鬧而永不送你入學嗎？好歹你也認為民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請問新世紀以來，我們的民主究竟是在如何行動？
你又擔心，“一旦民主化，將使窮者越來越窮。就像美國，中產階級可以通過民主原則合法地奪取下層階級的利益。中國不能那樣，否則，窮人是最大的受損者?！钡谝?，美國的下層階級假設如你所說，他們人人可以買槍，既不會上訪，也不會群體事件，早就掀翻了美國。你這種觀點在貴報謊言成真，連你自己都相信了。第二，究竟是你假想的民主化之后的中國，一定會窮者更窮，還是眼前的中國，真正地拉大了貧富距離？你們長期用這種謬論來恐嚇平民，你究竟想要把這些真正的利益集團國家蛀蟲還維護多久？
好在你也認可要社會改革和行政改革，但是你說“民眾沒有司法、醫療、教育、言論的必要保障，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而這些又要以經濟改革帶動的致富為前提。”這是什么意思呢？這些保障本來就是民主的內涵，如果今天我們已有，那還需要實現你的什么真正民主？你的意思是眼前你們還不夠致富，因此司法言論醫療教育也就暫時不予保障了嗎？民主因此也就暫不考慮是嗎？你們還要怎樣致富呢？美國最大的債權國，金磚五國，經濟總量全球第二，貪腐總額世界第一，你還需要怎樣的物質基礎，才給我們一點司法和言論保障??？據我所知，我們政府沒有閣下所說的這樣壞啊。
最后你說——要等這些改革基本成功后，才有最后的“一人一票”。你認為，“一人一票”是民主制度中最不重要的。因為經濟、社會、行政都理順了，這個國家就已經民主了，“一人一票”就變得可有可無。你甚至更荒謬地舉例——美國最高的投票率只有60%左右——你知道投票率是建立在人人有權投票的基礎上的嗎？你說半天的目的，我終于看懂——原來你們最不舍得付出的只是選票，你們究竟畏懼人民什么呢？到此刻，你要是還敢厚顏無恥地否定你不是極權派，那你告訴我——你是什么獨門獨派？我深信，中共要知道你在這樣猜度他們，肯定會含血噴天——這是他們都不會這樣說的啊。
逐一批駁至此，非為教育爾之冥頑，乃為生民一嘆也。貴黨先主早有名言——什么什么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我對祖國深愛于心，對貴黨猶抱善想，深信政改之門必開，民主之邦指日可待。也因此，我與你言盡于此，原本虛妄的私誼也盡于此，得罪之處，恕不乞諒。
中國社會不能分裂
――三與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很高興看到野夫先生的回應，但很遺憾，你決定與我斷“私誼”。我非常疑惑，為什么你說“所有其他派都可以是（自由派的）盟友”，而對我這位決不承認自己是“極權派”的人，卻非得連朋友都不想做呢？況且你文中至少有5處表示認同我的某些看法，這樣與你有部分共識的人，你依然“恨心”地推到了對立面，更讓我吃驚的是，你在昨日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不停地用“惡毒”這個詞來形容我，還誤導該媒體編輯用了“野夫與王文：‘自由派’與‘極權派’的網上論戰”的標題。
野夫??！野夫！你這樣惡意度人、惡語傷人、惡行害人的做法，不正是應中了我第一篇文章“中國自由派最缺什么”的所有擔憂嗎？要知道，這些天我一直都在我的朋友們面前夸贊“野夫的文字不錯”。而我接受“德國之聲”記者采訪時也坦承，“野夫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但現在，你覺得這句話還適合嗎？我一直希望以平和溝通的討論，讓不同看法的人彼此了解，但你卻連觀點上的一些差異都不能包容，這不正是越來越多人所不齒的不正“自由”之風嗎？
野夫，我想我不能再在你名字的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了，我也依然不愿意對你有任何情緒化的人身攻擊。但我必須要告訴你，你對世界與中國的理解是有限的，就像我的一位八、九年未見的同學發來短信說，野夫的“思考深度也就跟我大學時差不多”。
是的，許多年前我們念大學時，常認為這個國家已經沒救了，也有像你現在表面上看起來那種不知所措感，還有些許革命浪漫主義情結。但現在，中國已經變了，我們也變了。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國真正要解決問題，就必須需要踏實的態度、務實的精神，還有盡可能的寬容與和解之心，否則就算占了小便宜，始早也會吃虧，所以我與我的同事們日以繼夜地做國際新聞報道，幾乎天天半夜下班，在任何敏感問題上都敢于說話，努力讓世界清楚地感受到中國人的真實情緒與看法，努力去推動中國與世界的相互認知。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野夫的想法依然固步自封，或者是你裝的，你依然如很多以“自由派”三個字自居的人一樣，有著相似的敘事邏輯：先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受害者”、“弱者”、“嫉惡如仇者”，然后再用煽情的文字虛構出一個“無可救藥的中國”，暗示只有自己才是“救世主”。野夫，你完全錯了，中國決不是你說得那樣。過去的十年，數以億計的中國老百姓實現了或正在實現著自己的“中國夢”。
我想，那句話“安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的古代嘲諷應該送還給你才是。因為，據媒體公開報道，你曾說受文革時紅衛兵的影響最深，“打架斗毆，無所不能”，你還曾用石灰覆在青蛙上然后用水燙死它，我不知道，對我“施惡”是否與你青年時候的性格特征有關，但我愿意原諒你的行為。我想說的是，你在1995年出獄以后，先做小生意，接著做書商，然后寫作，現在據說還在當編劇拍片，現實中的生活水準也相當寬裕，至少比我寬裕，而且在國內外都受到禮遇。過去的10多年不正是你的人生夢想實現的進程嗎？當下的這個中國怎么就成了你筆下的“極權社會”了呢？
過去的100多年，我們這個國家太不容易了。我們面臨著巨大的歷史與社會包袱，還有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幾次都險些陷入民族崩潰或國家淪陷的深淵，能走到現在是多么不容易，是多少人付出艱辛換來的啊。
讓我來告訴你一些你知道但一定理解不深的現實：中國有多少人？是的，13億多！13億是什么概念？是整個西方30多個國家人口數量的總和。中國現代化是什么？是比整個西歐、南歐、北歐20多個國家還要大2－3倍的地理版圖，把他們過去300年曾經走過的路重新再走一遍。這還面臨著一系列的難題，如能源緊缺、老齡化、國際殘酷博弈、社會競爭惡化、貧富城鄉各類差距，還有越來越出現分歧的個人訴求……你說你要捍衛“私權”，難道你理解的“私權”就像你現在用各種手段保證自己能贏嗎？
如今，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度、我們每個人都過得相當不容易的社會，已經艱難地走了30多年。整體上，我們當然是成功的，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中國在崛起，中國人也在崛起，盡管我們依然還有許多必須盡快解決的難題。
下一步我們怎么走？我想，至少應該繼續保持包容、相互理解地往前走下去。我們需要學術爭論，但決不要輿論斗爭；我們需要思想爭辯，但決不要社會分裂，更不要用以為不為人所知、但終將暴露的手段，謀取一己之私，竊取一己之利。
你這幾天的行為，你那么多年來的人生成功以及你個人言語暴力與言行不一致之處，恰恰讓我看到了一個“偽自由主義者”的真實面目。我真的希望不是所有自稱是“自由派”人士都像你這樣，否則，那真的是歷史的悲劇和笑話了。
現在，就此時此刻，我終于確信而且非常堅定地認為，野夫，我至少比你更懂得什么是自由與民主的真諦。
民主不是空洞、抽象的口號，而是要自我反思，總結過往的歷史實踐并一步步扎扎實實地前行。中國現在正在一步步地、小心翼翼地、但也非常堅定地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就是今天的新聞，江蘇省首次公推票決3位市委書記，而一直以來，這樣的民主化新聞還少嗎？中國民主不需要所謂“自由派”那樣的教條主義，以為照搬西方那一套就夠，我們需要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創新，就像200年前美國民主制度是歐洲民主的創新一樣。
民主不需要自我標榜，而需要一種誠實與寬容。我們不需要自我夸耀的“民主派”、“自由派”，我們不要用民主自由來給自己貼上“好人”、“有良心的人”的標簽。我們每個人的誠懇與善良，是表現在我們每一天的日常交往與為人處事之中，而這正是野夫不斷為其搪塞的、不少“自由派”往往很難做到的“私德”。
民主不需要相互排斥與對抗，而需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越來越寬敞的住房、越來越多人都擁有的私家車，讓我們這個其實根本不算是地大物博的國家，變得異常擁擠。所以，我們每個人都不能當刺猬，以一種仇恨、抗拒的心態應對著這個不堪重負的時代與社會。我始終相信，這個國家有10000個理由讓我們憤怒，但始終有10001個理由讓我們勇敢地面對現實，并熱愛我們的生活。
寫到這里，我自己都覺得有點可笑。原來我過去的幾天，幾乎都是在深夜或在路途中靠擠出來的時間寫下文字，試圖取得對方的認知與溝通，試圖讓對方理解中國復雜性的討論文章，是那么地不值得。因為我所要闡述與糾正的，無非是最基礎的一些常識。算了，這太浪費時間了，也太奢侈了，因為我好象被野夫利用了，變成了他抬高自己身價的靶子，而我自己還以為心平氣和能相互了解。
不用再爭論了。野夫，借用你的兩個論點，一是“歷史會銘記各自的榮恥”，會記住誰是真誰是偽，誰是虛誰是實。
二是是艾略特的，不過不是你那句。因為我發覺，你不了解艾略特，斷章取義地找了一句他的話來做文章的開頭。你知道嗎？艾略特曾公開自稱政治上是堅定的?；逝砂?。不過，我依然欣賞他的思想，因為艾略特說過，表達思想感情不能象那些技巧不高明的詩人那樣直接表達或抒發，而要找到客觀的對應物。好吧，這句話與所有人共勉，更希望野夫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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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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