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嬋釋禪的世界文化架構理論觀點精華（17）　　

                    (387-424條）  　　

                      聽嬋釋禪　　

續：　　

三十五、管理主義文化對社會無所不在的輕理重管　　

   （三百八十七）“管理主義文化”的定義。所謂管理主義文化：是指在對世界、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體，通過一定的組織架構形式，對自身組織體和其他組織體及其人民等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進行“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維護并推動“市場經濟之商品或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理論、思想理念和方式方法等的體系化、法度化、道德化、實踐化的“次級別類型”的文化思想潮流。　　

（三百八十八）對“管理主義文化”這個定義中“對世界、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體，通過一定的組織架構形式”這句話的基本解析。一是由各個“國家”等組成的“世界”，其組織架構形式，多是由一些“缺乏組織力、執行力和凝聚力、約束力”的“松散型”組織體所結構而成。比如：由“聯合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WTO經濟組織、歐盟、北約、金磚五國”等這些組織體所結構成的“世界”，就是一種與“國家”這類組織體的“組織力、執行力和凝聚力、約束力”等相差甚遠的“松散型”世界組織架構形式。 二是各個國家內部實行的“中央集權領導下的郡縣制”，是世界范圍內的一種普遍采用的“國家”這類組織體的組織架構形式。而“國家”這個組成“世界”的基本組織體，是對外行使“主權”，對內行使“管理管轄權”的最常規的基本組織體。由“執政黨、小政府（國務院）、人大或議會、司法、政協或眾院、軍隊”等組成的一個國家的“大政府”，“各方面”通過對國家公權力的“橫向分權”，代表國家分別行使國家的“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公權力。  三是“企業、家庭、黨派群團、行業組織”等通過對國家公權力的“縱向分權”，代表國家分別行使“相對次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公權力”。這就是這句話的基本含義。 　　

而通過“各種架構形式”組織起來的“世界、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體”對“自身組織體和其他組織體及其人民等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活動進行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維護并推動市場經濟之商品或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管理活動”，就是“管理主義文化”這個概念“定義”的基本“內涵和外延”了。　　

（三百八十九）用“管理”這個詞來集合概括“管理主義文化”的原因。這里之所以只取“管理”這個詞來集合概括“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這個“管理主義文化”的精髓和要義。除了為了說話的簡略方便外，更主要的還是因為“管理”這個詞的含蓋能力還是比較強的。但為了把“管理主義文化”這個大概念說得更清楚、使其更具有含蓋性，“管理”這個概念的“外延”也就必須還要擴大到可以說明“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這樣更大的范疇。　　

（三百九十）“管理主義文化”的精髓和要義是：“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這十六字。“朝廷或是政府”對“自身組織體”的管理，對外部企業、家庭、黨派群團、行業組織、宗教組織等各層級組織體的管理活動；“企業”對自身組織體的管理，對外部組織體的管理和影響；“家庭”對自身組織體的管理，對外部組織體的管理和影響等，都是以一種或大或小的“民主集中制”管理原則和方式方法等在進行著“決策、執行、監督”等的“行政、經營、家政”的組織管理活動。 而無論是對這“所有各層級組織體和其成員”的管理活動過程，還是對叫做“市場經濟、經濟、計劃經濟”等的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娛樂安全”等運行體的管理活動過程，從“管理主義文化”對其的滲透所形成的“管理”來說，這“十六個字”都是“萬變不離其衷”，并且也是概莫能外的“管理主義文化”的最基本的精髓和要義，并且也是對“管理主義文化”的精髓和要義的“集大成”歸納、抽象、總結和概括。　　

（三百九十一）“管理主義文化”是對“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或是叫計劃經濟”這匹實際上是“合三為一”的任性而為、放蕩不羈野馬進行的最堅硬、最有效管理和約束的“籠頭和騎手”。 “管理主義文化”做為可以與“科技主義文化”這個社會財富的“制造器”相提并論的“發動機”，并能夠把社會潛能發揮到極至的文化形態，已經成為整個社會“有序、健康、高效、協調、可持續發展”，并具有高強度“組織力、執行力和凝聚力、約束力”的“高效推進協調平衡器”。當把“管理主義文化和科技主義文化”這兩個“發動機和制造器”加入“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或是叫計劃經濟”這個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等的運行體之中后，這個社會就會象開足馬力的穩健協調高效高速奔馳向前的巨型航母，成為推動整個社會向著“文明進步”發展方向邁進的強大動力。　　

（三百九十二） 任何意義上的“市場化”，都不是政府、企業、家庭、行業組織等各層級組織體，對商品之價格、數量、品種、質量、安全等要素的完全意義上的任性而為和放任自流。不僅企業要對“這些要素”要進行深入的過問和注意注重，而且政府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只不過是隨著企業自主權力的增大，政府對這些“商品要素”的管理監督、調節調控等，變得更宏觀、更法度化罷了。即使是“家庭”那樣的微觀經營組織體，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商品之價格、數量、品種、質量、安全”等的投票權、選擇權和監督權。 世界各國對貿易往來的“商品之價格、品種、數量、質量、安全”等更是從來沒有放棄任何監督檢驗許可稅收等的權力和職能的。而這種“管理主義文化”的滲透，不僅存在于“政府”那里，存在于“行業組織和家庭”那里，而且更存在于“企業”的自我管理之中，但“政府、家庭和行業組織”等的組織體，只是一種外在輔助性的管理監督體。　　

（三百九十三）“管理主義文化”的歷史演變過程。“管理主義文化”源遠流長。古往今來，“管理主義文化”淵源深厚、源遠流長，流派浩如煙海、枝繁葉茂，縱橫環宇的對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及其成員的從各種“管理理論”的原理原則到“管理實踐”的方式方法等，匯集成了對當代整個大社會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管理主義文化”的博大精深、異彩紛呈和汗牛充棟。可以說，自從有了人類的群體性分工合作的“衣食住行用娛樂安全”等的“商品或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經濟運行活動，“管理主義文化”就如影隨形、如膠似漆地追隨并組織管理協調著這所有的人類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的活動。從中國古代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的以“郡縣制”的“大一統”國家管理的“基本組織架構體系”以來，從上至下的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朝廷或是政府”的組織架構體系，就始終在發揮著其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組織和管理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活動的決定性作用。　　

（三百九十四）“朝廷和家庭”的宏、微觀組織體“龐大”，而單純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為主業的“正規企業”組織經營體“弱小”，是“封建市場經濟”的重要基本特征。 在整個封建社會里，除了“朝廷”這個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宏觀組織體外，再就是“家庭”這個分散但卻是非常龐大的微觀“家企合一”的組織體。至于封建社會里的那種以單純“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為主業的比較正規的“中觀企業”組織體還非常弱小，以至在“朝廷和家庭”這兩大組織體面前甚至于可以忽略不計。　　

   （三百九十五） 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重要特征，就是“私有或是公有資本”開始掙脫“政府和家庭”等組織體的束縛，完全獨立出來進行單純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為“主業”地形成了“正規企業”的組織形式。由此，這種以擴大“中觀企業”組織體的“金本位”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就此而誕生并迅速萌芽了。以英國等為首的世界工業革命，把世界各國的“中觀企業”組織體，推到了整個社會的前臺，并占據了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為主業的特殊重要的位置，特別是到了“私有或是公有資本”通過股份制形式“集中資金辦大事”所形成的社會化“大生產、大交換”等的由成千上萬人組成的現代化大工廠、大公司等的時代，也就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迅速進入了成長和壯大的階段。而“中觀企業”這個組織體也就在整個社會的“各種組織體”里開始占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百九十六）整個社會里的“各基本組織體的強弱大小”的演變發展過程，正是以“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的這類“最高級別類型”文化指導下的“管理主義文化、科技主義文化”等，在進行著具體的組織管理和社會結構的重新架構和重新組合過程，這也就為現代“管理主義文化和科技主義文化”等的繁榮發展，形成了客觀需求，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對于中國來說，這種“資本主義化”的啟蒙或是萌芽時期，應該是在“清朝同治”年間，向西方學習創辦單純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主業的“正規企業”的“洋務運動”做為起點。而社會發展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這種“中觀企業”組織體的由“私有化”向“公有化”的轉變過程，也就使“政府、企業、家庭”這種“宏觀、中觀、微觀”的“公有化組織體”連成了一片。于是，一種以“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制度，也就由此在人類社會里誕生了。　　

（三百九十七）“管理主義文化”，由對以“政府和家庭”為管理重點的文化形態，轉移到以“企業”為管理重點，并兼顧管理“政府和家庭”的文化形態，標志著繁榮昌盛的社會化的“商品或財富的大生產、大分配、大交換、大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時代的來臨。　　

（三百九十八）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政府，仍然是各個國家制定、推行“管理主義文化”等的最根本的策源地，其決定了“企業、家庭”等中、微觀層級組織體的“管理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道路、基本原則和方式方法等宏觀框架和發展取向。比如：中國農村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度”，也即土地的“國有民營”經營管理組織制度，則決定了“家企合一”的家庭經營組織體的“管理主義文化”的組織管理方向和方式方法等，又與封建社會的“家企合一”組織結構形態有了千回百轉的輪回。雖然如此，但單純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主業的“中觀企業”，特別是“私有制企業”的迅速發展壯大，則為鮮明的資本主義特征重彩濃墨地重重畫上了一筆。而“管理主義文化”在其中的具體組織管理方式方法的施展，始終發揮著推動這些組織體向著“私有化、市場化”方向發展和運作的積極而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管理主義文化”不管是在“各類組織體”的性質和特點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其始終“沒有階級性”并如影形地服務著這種變化。也即“管理主義文化”做為一種“次級別類型”的文化，始終要為“最高級別類型”的“社會主義文化或是資本主義文化”起到“或是添磚加瓦，或是拆臺破壞”的作用。　　

（三百九十九）所有的“各層級組織體”都具有與各自組織體相適應和相對應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公共管理權和管理職能”，也即由國家分配和賦予并行使的“公權力。也即“最高級別類型”的“世界級別類型”市場經濟運行體或是叫組織體，對應的是全人類和各個國家；“第五級別類型”的“家庭”這類“小型市場經濟運行體”或是叫“組織體”，對應的是幾個或是幾十個家庭成員罷了。但“世界級別的聯合國組織體”與家庭的“家長”，是具有同樣的對“各自組織體”發號施令并由國家分配和賦予的“公共管理權力和職能”的組織領導集團或是組織領導者。  所以說，所謂的“公共管理權和職能”是相對而言的，并不是只有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政府”才具有，而是所有的“各層級組織體”或是“各級別類型的市場經濟運行體”都是具有與各自組織體相對應的“公共管理權和職能”。也即具有對這些“組織體和市場經濟運行體”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公共管理權和管理職能”。 由此，就要引出下面的“管理主義文化”對世界、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體進行“組織架構”的內在機理問題了。　　

（四百）對“經濟領域、市場經濟領域”等概念的界定。凡是從事“商品或財富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活動的所有領域，都屬于“經濟領域，或是叫市場經濟領域，或是叫計劃經濟領域，或是叫經濟體制，或是叫經濟制度”等。一個國家的根本經濟制度，其實質就是“企業制度”，或是叫“公有制、私有制或是公有私有混合股份所有制”等的組織架構形式、管理體制和分配方式，其是這個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載體。　　

      （四百零一）對“政治領域、政治體制”等概念的界定。凡是對“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自身”進行“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活動的領域，都屬于“政治領域，或是叫政治體制，或是叫政治制度”等。而象“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治領域”等的這類概念，與“經濟領域、市場經濟領域、計劃經濟領域、經濟體制、經濟制度”等的概念一樣，雖然在“定義”上的指向和表述的角度等會有一些差異，但其“宏觀含概的基本內容”則是大同小異的，都是從不同的角度指向“同一運行體”的那么點屁事。　　

（四百零二）對“文化領域、文化體制”等概念的界定。凡是提供“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自身”等這些活動以“知識、技能、思想理念、理論依據和哲學方法論”等的學理、學技、學術和意識形態等理論思想理念內容的所有領域，都屬于“文化領域，或是叫文化體制，或叫文化制度”等。政治體制，簡稱“政體”，也可以叫“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等，是與“經濟體制、或叫經濟制度、或叫經濟民主制度，以及“文化體制、文化制度”等相對應，并相輔相成的“整個國家的制度體系”。　　

      （四百零三）“國家”與“社會”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國家是由：一是人民；二是政府、企業、家庭、黨派群團、行業組織、宗教組織等各層級組織； 三是土地； 四是邊界等要素組成的。“人民”融入到政府、企業、家庭、黨派群團、軍隊、行業組織、宗教團體等各層級組織體里。國家總得選擇一個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最高”公權力的組織體，這個“組織體”通常就是“大政府”組織體。這里的這個“大政府”概念，是包括一個國家里的所有管理國家的各個國家機關的。　　

   “社會”，是一個從寬泛、中性、集合的角度，闡述世界和其各個國家內部組織體及其人民等的即超越“國家”這個概念的范疇，也是對組成“國家”的各級別類型組織體及其人民等的群體性分工合作的市場經濟運行現象，進行詮釋、概述和含蓋性的集合概念。“社會”是由：“國家、政府、企業、家庭、黨派群團、軍隊、行業組織、宗教組織”等各層級組織體及其成員，及土地等要素共同組成的，但其沒有“國家”那樣的“邊界”限制和約束。“世界”這個“大社會”，是以“國家”為基本單位進行政治文化交往和經濟貿易互通有無往來的，人們通常稱其為：“國際社會”。而在一個國家內部，“大政府、企業、家庭”三大基本層級組織體及其成員，則構成和奠定了整個“社會”的主體和基礎。“大政府”代表國家對“全社會”負總責。“企業和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對“各自組織體”負總責。國企轉制不辦“社會”地把下崗失業人員等包袱推向社會，實際上就是把責任推給“政府和家庭”等組織體。如果政府不收底，家庭又管不了，那么這種“社會關系”就要充滿矛盾糾紛、痛苦掙扎和血淚爭斗。 　　

（四百零四）對“社會領域、社會體制”等概念的界定。凡是“世界、國家、政府、企業、家庭、黨派群團、軍隊、行業組織、宗教團體”等各層級組織體，對“各自組織體和其他組織體”進行“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活動的領域，都屬于“社會領域，或是叫社會體制”等。而象“社會領域、社會體制”等這樣的概念，不僅是超越“國家”這個概念，并具有更大外延的概念范疇，而且也是一個含蓋“大中小、左中右”等所有組織體和其人民等的綜合性的集合概念。是與“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等這類“專屬性概念”相區別和超越其概念范疇，并具有“可大可小、可伸可縮”地表達更廣泛的人類群體性分工合作的政治經濟文化運行現象和意義的含蓋性極強的大概念。　　

      （四百零五）“國家”最高公權力的“橫向”分權分立，是社會化大生產等活動的日益紛繁復雜，需要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大政府”在統一領導下進行分工合作管理的客觀要求。代表國家行使最高公權力的“大政府”，其內部“橫向”對國家公權力的分權分立，是與社會化大生產、大分配、大交換、大消費活動的演變、演化日益紛繁復雜現象，而需要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大政府”進行統一領導下的分工合作管理的客觀要求密切相關、密不可分的。 　　

（四百零六）在各個國家內部，國家層面對公權力進行分立分權，并分工合作的不同管理國家的組織體，在世界各國那里，雖然“叫法、名稱”會有所不同，但其管理國家的“基本功能、職能、職責和權力”等則是大同小異的。　　

（四百零七） 國家公權力在各個國家機關之間的“橫向”分配，其相同的地方。 一是“議會或是叫人大”負責國家立法、議政、監督等國家行政事務； 二是“小政府或叫國務院”負責非程序性等的國家行政事務； 三是“司法”負責程序性的國家執法監督等行政事務； 四是“眾議院或叫政協”負責國家所有的法律法規和公共事務等的議政、監督等行政事務； 五是“軍警”負責國家內外安全等行政事務。 六是世界各國也都是在“執政黨”的主導和統領下，把其“根本執政宗旨和理念”等貫徹到所有的各個國家機關和社會里的行政過程。　　

      （四百零八） 世界各國政體的差別。一是有的“總統或主席”等的權力大些；有的“總理或國務卿”等的權力大些。有的“議會”權力大些；有的司法權力也不小等。二是有的國家因凝聚力較差或是法律法規不健全、執法不嚴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挺費勁等原因，“執政黨”對“政體”的融入程度更緊密一些；有的國家的執政黨則對“政體”的融入程度相對松散一些。 這只是各國根據各自的國情，并根據社會化分工合作，法制和道德建設程度等對國家“總公權力”的一種“橫向”不同配置所形成的“具體差異”而已。　　

      （四百零九）“執政黨”的在世界各個國家里的“一黨或是多黨”的選擇問題，主要應該看執政黨的“根本執政宗旨和理念”是什么？ 資本主義社會各黨派的“根本執政宗旨和理念”一般都沒什么太大差別，都是：“全心全意為資本家服務、社會財富由少數人獨享和其載體是私有制”等。其不管是哪個黨派執政，都是在比較具體的“執政理念”上會有所差別。這都屬于其各黨派之間的執政方式方法上的內部具體矛盾，而非“方向、道路和宗旨”等的原則性問題，并不會影響其“社會性質”。其“多黨輪流制”只是迎合了人類總是期待下一個“執政黨”對自己或本利益集團可能更好的心理和天性，或是想自己或本利益集團親自掌勺施展分湯的能力。所以說，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制度”條件下，那種“多黨輪流制”，只是過官癮的人多一些罷了，對普通老百姓來說，該是什么樣仍然會是什么樣，不會有什么太大的區別。　　

       （四百一十）社會主義國家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和其載體是公有制”等的根本執政宗旨和理論理念，決定了只有具備這種“根本執政宗旨和思想理念”的黨派才有資格執政。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具有這樣的“根本執政宗旨和思想理念”，那其當仁不讓、義不容辭、天經地義地執政，也就是順理成章和理所當然的。 難道說在中國還有另外一個具有這種“根本執政宗旨和思想理念”的政黨嗎？而就“一黨制”來說，美國等國家“實質”上的以“共濟會”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政體，并深入地貫徹執行“全心全意為資本家服務、社會財富由少數人獨享和其載體是私有制”等的“根本執政宗旨和思想理念”，也是路人皆知、十分明睜眼露的事了。 　　

（四百一十一） 世界上各國的“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多數都是通過“執政黨派”的各級組織的常委、或委員、或黨員，任職在“大政府”里的各個主要工作崗位和普通工作崗位；黨的各級組織的常委、或委員、或黨員，任職在企業、家庭、行業組織、群眾團體等的組織體的主要領導崗位和普通崗位等，并以“黨政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企一體化、黨家一體化、黨群一體化”等的全方位的融入融合方式來貫徹執行“執政黨派”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等的。 這種把“執政黨”深刻地融入融合于社會各領域，并以此“執政方式”深入地貫徹“執政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等的最“滲透性”的政體，無疑是保持一個國家的“根本社會制度和發展方向、道路”或是“根本執政宗旨和理念”基本穩定的最重要的政體組成部分。無論哪個國家的哪個黨派“執政”，都得采用這種融入融合的執政方式。 區別只在于這種融入融合是“緊密”，還是“松散”的“程度”會有所不同罷了。　　

       （四百一十二）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大政府”，即要管理企業、家庭、學派群團、行業組織、宗教團體等其它各層級組織體，也要管理“大政府”組織體本身和包括“大政府”組織體在內的所有組織體里的“人民”，當然也要管理“土地和邊界”不被亂占和侵略，也即保護“國家的穩定和安全”。　　

       （四百一十三）國家公權力的“縱向、橫向”分配過程，就是人們常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或是叫“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國家公權力，不只是由“大政府”獨占，企業、家庭、黨派群團等各層級組織也占有相當份額的“中低端”國家公權力。 只是國家機關或是叫“大政府”分配到的國家公權力，更關系國家的和諧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和宏觀領域罷了。而這種國家內部的“大政府、企業、家庭、黨派團體等所有組織體的對國家公權力的“縱向、橫向”分配過程，也即負責管理國家事務的所有國家公權力的“縱向、橫向”分配，就是人們常說的“政改”。 　　

（四百一十四）國家內部的“大政府、企業、家庭、黨派群團、行業組織、宗教團體等所有組織體的對國家公權力的“縱向、橫向”分配過程，就是對“參政權”的分配過程。而“參政制”就是分配“參政權”的法律法規、程序規則和政策制度等。通過這種對國家公權力的國家層面“縱向、橫向”分配之后，再由“各層級組織”對“自身組織體和其他組織體及其人民”進行“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組織架構模式”也就形成了。接下來的就是“各層級組織”對“自身組織體和其他組織體及其人民”如何進行“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具體操作性的管理問題了。 　　

    （四百一十五）“管理主義文化”的所蘊含和追求的“公有制、互助、合作、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全局、秩序、協調、可持續、市場經濟之四個環節的良性循環和合理演變”等是其最基本的理論、思想理念、原則和“公共道德”宗旨，并且也是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共道德”性質和特點的理論、思想理念、原則和“公共道德”。當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也要適當地講一講這些管理理論、思想理念、原則和公共道德的。也即即使在私有制企業里，剝削歸剝削，壓迫歸壓迫，但“私企業主與雇傭工人”之間還是要進行“互助、合作”的，“私企業主”也是要對“企業和工人”進行必要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工作的。 而“管理主義文化” 所蘊含和追求的與之相反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放任、無政府主義、一盤散沙、貧富分化、虛無主義、投機主義”等的管理理論、思想理念、原則和公共道德，那就是消弱“管理主義文化”的那種“有序、健康、高效、協調、可持續發展”原則和追求目標的“不道德”行為。　　

   （四百一十六） “管理主義文化”的“管理理論、思想理念、原則和公共道德宗旨”與“科技主義文化”的公共道德宗旨之間的協調配合，可以形成強大的商品“生產能力、交換能力”等。但“管理主義文化”雖然能組織和領導包括“科技主義文化”等在內的所有力量去“有計劃、有組織、有秩序”地形成創造財富的巨大能量，并創造出大量社會財富，但卻仍然不能解決“社會財富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的這個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等的根本性問題。 也即“決定社會財富分配流向”的，是要靠“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這類概念所“定義”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的組合形態”起決定性作用的。　　

   （四百一十七）管理主義文化，只能是人類在向其終極追求目標和社會理想方向發展的過程中起到“輔助作用”并“相對過硬”的手段工具和“次級別類型”的文化。雖然“管理主義文化”對當今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的“市場經濟運行過程”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等產生了深刻而又廣泛的影響，并維護和推動了“世界、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體的“有序協調、健康高效、和諧穩定、可持續發展”，特別是把“科技主義文化”有效地融入“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了積極并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不僅有助于“科技主義文化”的能量發揮到極至，而且也使“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這類“社會財富分配制度”，通過“管理主義文化”的弘揚，在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里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但“管理主義文化”必竟也只是人類的一種“組織管理”等的“組織架構格局和方式方法”而已，其與“科技主義、愛國主義、實用主義”等文化思潮一樣，只能是人類在向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終極追求目標和社會理想方向發展的過程中，起到“輔助作用”的“次級別類型”并“相對過硬”手段和工具罷了。　　

    （四百一十八）人類不可能為了“管理現代化”，而只追求“管理現代化”，并為了“管理主義文化”而放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類更高層次的追求目標和社會理想，而被動地由“管理主義文化”所左右人類的生存和生活。 當由落后腐朽并損害大多數人利益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管理主義文化”，妨礙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管理主義文化”的運用和運行時，人類也是會毫不猶豫地打碎那種舊有的“管理方式或是叫統治方式”的。　　

  （四百一十九）毛澤東時代組織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就是在打碎舊有的組織管理“封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之“私有制”組織架構方式方法后，重新建立和架構的“公有制”的管理方式方法，并形成了符合“社會主義”性質和特點的“管理主義文化”形態。　　

   （四百二十）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學習西方社會，其“著眼點和出發點”本來是更多地放在對西方“管理主義文化、科技主義文化，及國際主義文化的貿易互通有無”等管理經驗、組織架構方式方法，科學技術、技能、技巧、技藝，貿易規則和技巧等方面的學習上，但卻連帶著把“私有制”這種社會財富的根本分配方式也一同學習了。隨著中國私有化、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演進，適應“私有制”、特別是“私有股份制”的企業管理方式方法就不能不成為向西方學習的重點了。這種原本想進行“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只學習西方“次級別類型”的“管理主義文化和科技主義文化”等，卻把“關系社會制度存亡”的西方或是以前古今中外的“私有制”的根本分配制度也一同學習地進行“跑偏”了。由此，也就給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文明進步”發展進程蒙上了一種不可預測的不確定因素在里面了。　　

   （四百二十一）“管理主義、科技主義、國際主義”等次級別類型文化的合作和合力，必將推動人類走向更加文明進步的“社會制度”。 隨著“經濟全球化”引領的“文化全球化”發展趨勢的日益凸顯，隨著世界各國經濟利益的日益盤根錯節化和政治文化、經濟文化、社會文化的走向“趨同化、統一化和合并化”，以“管理主義、科技主義和國際主義”等文化思潮做為最重要的“次級別類型”文化形態，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等的“最高級別類型”主流文化的日益重要的幫手和助推器。“科技主義文化”引領人類走進了“高效率”創造社會財富的“商品或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進步文明的新時代；“管理主義文化”又將這種“高效率”創造社會財富的市場經濟運行運作，進行了“宏、中、微觀”的合理架構和嚴格的秩序化、規范化、法制化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國際主義文化”的興起和發展，又給人類帶來一場走向“世界大同”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甚至是共產主義”的徹底“革命性”變革之熱望。　　

  （四百二十二）“管理主義、科技主義、國際主義”等次級別類型文化的合作和合力，必將推動人類走向更加文明進步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參見本系列269-295條)。　　

（四百二十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人本位”的“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公平合理、平等正義、低成本節約、有規劃計劃等的主流文化，總有一天會真正地由“國際主義、科技主義、管理主義”等文化的“合作和合力”所引領的由世界各國所共同組建的世界性國際組織所倡導起來。這也是人類唯一可以選擇的走向文明進步的正確道路。那種試圖通過霸權和戰爭來毀滅別國或是別族而妄想自己獨存獨享的企圖，最后都只能通過可以毀滅人類的核武器、生化武器等的戰爭，來使世界各個國家一起同歸于盡。　　

   （四百二十四）理性的“管理主義文化”應該是對人口、資源、環境等的自覺自愿、合情合理的共同節制、節約、約束、調控、規劃和組織，而不是通過戰爭或是非戰爭的弱肉強食手段等去消滅別國的人口、搶奪別國的資源、惡化別國的環境等的破壞人類共存共處和諧穩定發展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待續）                        　　

 　201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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