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在思考這篇文章要表達的思想時，各種思緒像針一樣刺痛著我的神經，很多想法時不時如流星般劃過。可每當回頭搜尋它的蹤跡，又感覺并非自己想要表達的，或不是自己現在想要表達的，那種快要觸及卻又觸摸不到的感覺一直如影隨行，不斷的引誘著我。
這種思索雖痛苦，但也充滿誘惑，如飛蛾撲火般就算明知結局是悲涼，也無法抗拒死亡前那一刻所看到的。如偶有所得，則寄予表達自己來獲得燃燒般的自我滿足和欣快，便留駐成文字，渴望與人分享。
世間很多事，因為對問題的核心缺乏認識，走了很多彎路，導致各種悲劇。而世界充滿如此多的未知因數，事情又總是在不斷變化，唯有抓住核心，才能真正掌握其規律。
人類社會的核心是權力，周圍圍繞著契約和財富，即以此為本文題目，以另一種途徑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之路。
引子
魯迅讀完24史就只感到“吃人”二字。吃人只是表象，權力才是其核心。
24史充滿了血腥與殺戮，人命在帝王霸業中，通常只是作為一種爭斗的成本來進行計算。只要收益大于成本，性命就只是一個數字。無論歷史怎么演義，王朝怎么輪回，殺人都是其中的主旋律，難怪24史讓人感到的就只是“吃人”。
我們再細細讀這些歷史，進行堆砌，發現不僅僅是吃人這么簡單，那些殘酷的爭斗更多時候是圍繞家族成員之間展開，父母子女之間互相殘殺，兄弟姐妹之間不共戴天。我們來看幾個歷史片段：
秦始皇出游南方病死， 秘不發喪，在趙高與李斯的幫助下，胡亥殺死兄弟姐妹二十余人，賜死大哥扶蘇后當上秦朝的二世皇帝。
北魏時期五胡亂華中的鮮卑族，先是清河王拓跋紹舉兵造反，將其老爹拓跋珪殺死。遠在外面的拓跋嗣聽說了于是帶兵打入宮中，殺死了哥哥拓跋紹。在北魏壯大后，為了避免漢初呂雉外戚家族當權、漢末王政君外戚家族王莽篡漢的事件發生，便定下了凡是兒子被冊立為儲君的都要將其生母殺死。惟獨胡太后產下元詡后，僥幸逃過被殺的命運。但歷史卻以黑色的幽默來最終證明先輩定下殺儲君之母是何其正確。 當上皇帝不久的孝明帝元詡，在十九歲時，即在權力爭斗中被其生母胡太后毒死。
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則天為了權力，親手扼死長女陷害王皇后，使其被貶為庶人；武則天在跟兒子李賢爭權獲勝后，把兒子貶到邊關，仍怕其卷土重來，又找人傳令逼其自殺。
安史之亂的始作俑者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被自己的兒子所殺。
世界各國也不例外：
俄羅斯在未完全統一前，他的最高權力大公一旦去世，對于新的大公權位的爭奪，幾乎無一例外都會導致一場家族內部慘烈的自相殘殺。
……
類似的事件散落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看似與文明沖突，卻又顯得理所當然為大家所接受。他們不斷的發生，卻也共同赤裸裸的展現著一樣東西。我們進入大歷史觀后才能更好的看清它，把它變成鑰匙。
蘋果從樹上脫落，不只是會掉在地上這么簡單，首先關系到一個蘋果樹所在的位置，眼中只有一個地球，蘋果掉在地上也就變成理所當然。如果能心懷宇宙，蘋果就能掉在宇宙中任何一個地方，也能漂浮在太空，原因是引力。
以同樣的心態來看整個歷史，就能超脫蘋果樹和地球，明白這把鑰匙就是權力，它就是我們理解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核心。皇室成員之間的殺戮源于對權力的爭奪，對其地位最具有替代性的家人，首先是權力的競爭者，有親情的皇家成員驟然之間流血五步也就成為必然。
對家人尚且如此殘忍，何況天下其他人；但當權力不受威脅時，也能虛懷若谷容其天下，類似于李世民這樣的君王也很多。
人性和權性如此復雜的集于最高統治者身上。跟普通人相比，這些位居高位者的不同更多在于擁有的巨大權力，權力越強者權性越明顯。
如果我們把人性和權性分開來看，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那就能剝去歷史色彩斑斕的層層外衣，看到一個一直在出現、一直如同蘋果落地般理所當然，卻沒有被真正認知的世界。
以權力為鑰匙，大國的興衰、歷史的輪回就能更加直白的呈現在我們眼前。
權力的初解釋
那么權力是什么？權性是什么？個人定義不同。只對其特征進行對比和描述，反而更有助于理解。
人是有生命的，人性表現于所在的人，生命的消失，此人對應的人性也就消亡；權力也是有生命的，如同寄生蟲一般寄生于人，它的特征表現為權性，人生命的消失，此人擁有的權力卻能被新的宿主所吸附。
作為生命需要食物，人就是依靠各種食物來生長、壯大和維持生命的；在權力的生存競爭游戲中，權力作為生命，同樣也需要食物，來生長、壯大和維持現狀。
權力的主要食物有兩種：其它個體的權力和財富。
其他個體的權力是權力的食物這樣來理解：兩個平等的人在一起不存在誰的權力為食物，當其中一個人能夠命令另一個人做什么，不讓他做什么，那么前者就有了更大的權力，后者也就失去了部分權力。后者失去的這部分權力，也就成為前者的食物，前者的權力因獲得食物也就變得更強大。
當一個人能夠命令他人做更多什么，禁止做更多什么，他的食物也就越大，他的權力也就越大；當一個人能夠命令或禁止更多的人做什么，他的食物同樣更多，他的權力同樣變得更大。
財富作為權力的食物有其獨特性，后面我們再做詳細解釋。
線形權力食物鏈
權力有生命，就有生命體的特征。生存是第一要義，就需要追求使自己變得更強大，才能減少敵人，獲得更多的食物。
那么誰來提供食物，誰獲得食物；那么權力食物是如何在主體之間傳導的呢?我們先來看一下自然界的食物鏈。
A—》B—》C—》D—》E—》F
符號—》表示被吃或是食物的傳導方向，各級生物以下級生物為食由此形成一個完整的生態食物鏈。
對人而言，如果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家庭便構成了社會的細胞；如果要讓整個社會成一個有機體，能夠有條不紊的運行，就需要血緣關系以外的東西把各個不相關的主體關聯在一起，這個東西就是權力。權力就是這個社會的鏈條，把全社會的主體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
如果這個鏈條的最大權力由最強暴力產生，再由它產生如金字塔般權力逐級變小的權力結構，那么這個鏈條就是線形權力鏈條。在這個鏈條上，權力按照大吃小的捕食規則形成的就是線形權力食物鏈。線形權力鏈條形成的社會關系就是線形權力社會。
線形權力食物鏈在捕食關系上跟自然界的食物鏈類似，也用上圖表示。
A處在最底端，只提供權力食物，不獲得權力食物。BCDE在獲得權力食物的同時，向上級提供權力食物。F只獲得權力食物，不提供權力食物。
A的數量最為龐大，稱之為權力底層。該階層最少要求保留的權力叫“底層最低權力邊界”。其特征為當保留的權力一旦低于這個標準，便不再愿意提供權力食物。這個“邊界”當然不是固定的，因人而已，同一個人也會因為外界的條件而發生改變。但所有A的邊界差別不明顯，隨外界的改變也相當緩慢。
BCDE獲取權力食物的同時，也向上傳導食物，我們統稱為權力階層。該階層每一級的數量越往上走越少。他們的權力邊界標準非常模糊，因人而已，因環境而不同，因時間而變化，變化的速度隨著級別的提高逐漸加快。越在上的階層，主體擁有的權力越大，獲得的權力食物越多。
F處于權力食物鏈條的頂端，是這個食物鏈條的最大權力，它是這個具體權力鏈的締造者，也是該鏈條的最大受益者。他的職責不只是獲取權力食物，更重要的是保持整個權力鏈條的存在，因此有兩個主要任務：一是防止底層權力邊界被打破，不愿再提供權力食物；二是防止權力階級的過度膨脹，超出自己的控制，尤其是部分高層權力擁有超過自己的強力。
這個權力食物鏈條中，權力的捕食方式為，權力小的主體不斷向權力較大的主體提供食物，損失自己的部分權力。權力食物就是這樣從底層的主體開始向上傳導，但是食物在傳輸的過程中，大部分被中間層的權力階層所占有。
底層權力依靠“底層最低權力邊界”而生存，并想方設法擺脫底層權力變成權力階層；權力階層的目標是不斷獲得更多的權力，不斷向高級進化；最高權力不斷獲取最多權力食物的同時，盡力維持整個食物鏈的穩定。
這就是權力食物鏈條的最基本生存規則。
權力的高級生存法則
主體的權力再大，其作用范圍都有限。要把一個主體的權力盡量擴張就需要對權力進行傳導。權力傳導的過程就是權力作用域擴大的過程，這個域中的主體就是權力鏈條的各個環節。
我們以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最高權力直接控制10個二級權力， 10個二級權力每人又去控制10個三級權力……，這樣一直向下派生，直到權力的底層階級。
在這個例子中，一個控制著10個權力的主體，它的權力來源于它控制的10個下級權力個體，這10個被控制的權力主體提供的權力食物組成了上一級權力。如果這10個權力大小均等，那么其中的6個結合成一個團體，這6人團體在權力總和上也就超過了上一級權力。下級權力要跟上級權力抗衡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是聯合。
人是社會動物，要在社會中生存，就必然處于權力鏈條中的某一個環節，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真正意義上獨立于社會，擁有一定權力是在社會中生存必要的前提，權力低到一定程度就成為奴隸，雖有生命卻與工具無異，不再具有主導自己命運的能力。對于社會鏈條而言，人與人最大的區別在于權力，主體的權力大小區別構成了社會的階級。
主體如果沒有足夠的權力，又想獲得權力食物，最好的辦法就是向上“依附”，依附于更高的權力。依附的權力越大，自己所處的權力層級也就越高，權力食物自發向權力高層流動如同水流向下一樣是其固有特性。
如果把這個權力的金字塔結構放之于社會，它就是政府；他們之間的生存競爭游戲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
人性和權性
人性很復雜，但其核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各種各樣的欲望組成的，生存的欲望，繁衍的欲望，滿足的欲望，占有的欲望，成功的欲望……
權性很簡單，為了生存而變得更強大。如同自然界中最簡單的、最低端的微不足道的原始生物。
如此復雜的人性和如此簡單的權性共同存在于一個主體，以至于我們沒有考慮過權性的單獨存在，或是把它當成人性中很小的一部分。
人性和權性在同一主體身上又結合得如此完美，這也是他們能長期使用同一宿主，而不被我們單獨察覺的原因。
權性在滿足自身膨脹壯大需求的同時很好的滿足了人性的欲望。權力越大，滿足的欲望越多，滿足的欲望越徹底，欲望也越正當。權力上癮就在于欲望能不斷得到滿足。
同樣權力所恐懼的，往往也是人性所恐懼的。權力斗爭失敗后，財富的失去，自由的失去，甚至是生命的失去，這些也是理性的人性所不能承受的。
權性和人性就被這些共同的利害綁在了一起。
當一些行為選擇要么違反主體的人性，要么違反權性時，沖突誕生了，沖突的產生在于行為選擇的結果只能符合人性和權性中的一方，并且損害另一方。
這就需要主體根據自身的情況來判斷，人是一個復雜的集合體，人性更是復雜。單以人性來看，對各種行為選擇的原因很多：獲得利益，符合道德，符合規范，符合習慣，滿足情感，心情愉悅，成就他人，有利社會……。如果單以權性來看，簡單明了：為了強大獲得更多的食物。
這種選擇，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解釋更好理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在沖突中，有利于權性的行為選擇，主體獲得食物，權力更強，在權力結構中獲得提升；而有利于人性的行為選擇，主體失去食物，權力縮小，在權力結構中被迫下降。
在無數充滿沖突的行為選擇后，選擇符合權性行為的主體不斷向上提升，獲得更多的權力；選擇符合人性行為的主體不斷失去權力，在權力結構組織中不斷淪落。這種想象讓我們把政治家是謊言的代名詞，就在于他們的話是為權力服務而不是為人性服務。
有幸爬上權力金字塔結構頂層的群體中，人性和權性沖突的行為選擇更激烈。這些沖突牽連到的權力更龐大，權力食物更多，爆發的沖突不斷挑戰人性的極限。權力結構金字塔頂端的王，擁有無上的權力并且唯一。這使得一些行為選擇的沖突最終突破人性的極限，如果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在權力爭奪之列，也皆為可殺之對象；對權力爭奪失敗的一方，為防止卷土重來，誅九族，是必須的手段；對挑戰王權的主體，其處決的方式充分發揮了人類想象力，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凌遲，五馬分尸，腰斬，鐵刷子刮皮，抽腸，剮皮……是常用手段。
這一切只是極大的權力以極端的方式向天下昭示：我——最高權力，神圣不可侵犯。這些最高權力大多是經過“千錘百煉”才能上升到這樣一個高度，早已具有“政治”上的成熟，不是人性能夠控制的。當然，權力主體愿意展現給世人看到的，仍然是其人性的一面，這更有利于主體權力的生存和膨脹。
這就是達爾文物競天擇的結果：適應權力規則的主體，能獲得更多食物，爬到權力結構的上層；不適應權力斗爭的個體，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逐漸淪落權力結構的下層。
權力的第二食物——財富
在社會中的個體，生存是一切的底線。人從誕生的那一刻起，獲取食物是人的本能；隨著人類社會的進化，對食物的追逐逐漸演化成對財富的獲取。
對多數常人來說，財富即人性的第一目標，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是也。用司馬遷的話講就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人性和權性共同依附于同一主體，主體的存在是人性和權性存在的前提。對財富的獲取也就從人性的第一目標轉變成權性的第二食物，這既保證了所依附的主體的存在，又因為與人性有共同的目標，使兩者結合更緊密，在行為選擇上產生方向一致的動力。
權力組織之所以對整個社會的捕食無孔不入，就在于其龐大，在于它由很多的主體組成。而這些主體要形成一個權力整體是需要黏合劑的，就如同無數的磚塊要變成一堵結實的墻壁石灰水泥必不可少，否則一推就倒。
財富就是所有權力結構組織中最好的黏合劑。
權力結構組織是以線形方向金字塔的結構形式存在，其組織結構決定了底層最大，越往上主體數量越少，那么這就使得每一級中，能獲得向上提升的個體是少數，大多數主體一輩子可能都處在同一個權力等級。這與以不斷膨脹獲得更大權力向上提升的權性是沖突的。
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之一是，在底層能夠承受的前提下，讓權力組織變得更加龐大，創造更多的權力崗位。就現代社會來說，因為有更多的社會組織，更容易做到，于是除了政府部門是官外，企業的是官，學校的是官，慈善組織的是官，銀行的是官，醫院的是官，各個體育協會的是官，各種行業協會組織的是官，連作家協會的都是官，……。
官多了，就如同插入底層權力的管道，無孔不入，有利于吸收更多的食物。這對權力組織來說是有利的。有利的事情就愿意去做，也容易實現。于是官越來越多。
但這只是治標的方法，無論權力結構組織怎么膨脹，都有一個限度，不會無限制的膨脹來滿足主體的需要。超過了底層的承受能力游戲也就結束了。
對于那些無法繼續在結構組織中向上提升的主體來說，他們的權性在一定限度內不能再獲得更多的權力食物，于是權性在饑餓的時候，最大的可能就是轉向權力的第二食物：財富。經濟學家說的權力尋租，在實際社會中，只不過是權力為了生存和發展追逐的第二食物而已。
既然權力和財富同樣是食物，在某些時候就具有一定的共同價值，不同主體對這兩種食物的不同需求程度就自然而然的促使這兩種食物產生交易，也就是我們說所的錢權交易。如果交易能讓參與方獲得各自更大的價值，從理性的角度來講，主體雙方就會積極主動的去尋求這種交易。
這種交易跟普通的商品間的交易又完全的不同，提供權力的一方并不會因為完成交易而損失權力，反而憑空獲得了財富；而提供財富的一方獲得更有價值權力，這個權力將來又能產生更多的財富，這就是它的神奇之處。遺憾的是，交易之外的其他主體必然是這種交易的受害者，這類似與經濟學上的外部相關性。如果交易之外的受害者無法阻止這種交易，那么這種交易必然會無限蔓延。要阻止這種交易唯有靠更大的權力，但在線形權力社會中，受害的是下級權力，不可能比參與交易的權力大，把希望寄托于更高級權力就形成了線形權力社會特有的上訪文化。
權力獲得更多的財富跟許多因素相關，但主要的因素還是權力的大小。權力越大，就越有能力獲得更多的第二食物：財富。
財富是我們看得見的，就如同漂浮在海面上的浮標；權力是肉眼看不見的，就如同沉在海底的錨。他們當中：權力以財富為食物；錨牽引著浮標。無論風怎么吹，浮標總是圍繞著錨的四周在運動。
如果以海岸為權力和財富的起點，離海岸越遠權力越大、財富越多，那么財富的多少幾乎完全取決于錨所在的位置。錨處在離海岸近的地方，所得的財富也不會多；如果錨處在很遠的地方，要想不占有太多的財富也難。
權力在一定時期，一定環境下其財富的捕食能力也有一個標準的，雖然這個標準不為我們大多數人所接受和理解，既然不接受，那就依據公平公正的愿望，制定各級權力名義上應該取得的收入標準。為了保證這個標準，開展各種運動，對著浮標吹各樣的風，風的方向都朝著海岸線，因為浮標和錨之間的繩子有彈性，風確實能把浮標吹動。
但開展運動，是有成本的，有時成本還大到無法承受；風刮大了，引起的驚濤駭浪，是會造成災難的。并且運動不能一直開，風不能一直刮。需要一段時間的風平浪靜來修養生息，萬物才能正常生長。風平浪靜之后，浮標會回到錨所在的位置，當初被吹得越遠的浮標，反彈也越猛烈。
朱元璋治理腐敗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嚴厲的時期，對貪污金額超過一定數額，立殺。據統計，因貪污受賄被殺死的官員有幾萬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國十三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掉了。殺到后來，都無人愿做官，做官反而是被逼的，出門前抱著老婆孩子邊哭邊道別，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來。
當時的史料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滑稽的記錄：該年同批發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為進士監生，一年后，殺六人，余下三百五十八人待殺，真是無一紕漏。
殺到后來，連朱元璋也崩潰了，怎么也想不明白人性的貪婪，這些人怎么一個個都不怕死，好不容易早上才做官，晚上就開始貪，第二天殺掉一批，馬上又來一批，殺也殺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一切也跟當時的環境有一定關系，首先是明朝的正式工資極低，基本無法保證正常的生活。一個絕對不貪的海瑞，當了縣令多年，連肉也吃不起，有一天母親過生日，在肉攤前徘徊很久，終于買了點豬肉回家，成為當時轟動全縣的新聞。
如果窮得連肉都吃不起，財富成為絕對的稀缺品后就有極強的誘惑力。為官者既然手中擁有向下獲取財富食物的權力，權性因過度饑餓對食物的貪婪也就有可能戰勝人性對貪污后被殺的恐懼。老鼠看見捕鼠夾上的肉，明知有危險，也忍不住去偷食，何況是那么聰明的人呢，總會忍不住去琢磨那些又能吃肉又不被發現的好方法。
一旦浮標偏離錨的位置太遠，浮標被牽引著朝錨的方向移動的力就很強。這種財富的多少與權力大小嚴重背離的設計，使權力愿意為了一點點財富都愿意背負殺頭的危險去獲取也就可以理解了。
人是社會動物，要在社會中生存，就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這個成本就是主體擁有的財富，擁有一定財富也是在社會中生存必要的前提。當擁有的財富低到一定程度就容易成為食物的奴隸，為了維持生命將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無數權力。對于社會而言，人與人最大的區別在于權力，而一定財富是權力的必要保障，沒有經濟上的獨立永遠不會有政治上的獨立。
財富和權力的游戲，財富只是表象，權力才是實質。解決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光盯著浮標是不會有多大作用的。
權力高層的治理
在線形權力食物鏈中最高權力來源于掌握的最強軍事實力，最強軍事實力決定了最高權力的產生，也是這個鏈條一直存在的保證。如果以權力來完成食物在整個鏈條中的分配，最高權力主體卻不是決定因素。因為就個體而言，最高權力主體的權力最大，底層主體權力最小；就總體社會而言，權力食物絕大部分都是由底層提供，底層的總體權力是最大；但就形成的結構而言官僚階級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最強大權力組織。
如果只從個體的角度出發，單靠最高權力主體是否能完成財富比較平均的分配呢？我們來看，歷史上兩個財富分配差距較小和權力分配比較特殊的時期：明朝的萬歷時期，新中國的毛澤東時期。
萬歷是以放任不管來縮小官僚數量和其權力，減少對底層權力的捕食；毛澤東是把底層百姓的權力增加到一個極限來對付官僚階級。
萬歷時期的宰相張居正是整個明朝最杰出的官僚了，具有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是那種能憑一己之力就能挽大廈于將傾的人物，他死后只一句評語已足夠：世間已無張居正。
作為萬歷皇帝的老師兼偶像，一直像神一樣存在著， 張 老師也以身作則教育萬歷要節儉和正直，連給隨從一點賞錢都要寫欠條。在張居正死后不到兩年，不斷遭人彈劾，直至被抄家，結果抄出大量的金銀玉器古玩書畫， 張 老師身前的奢華也逐漸被世人所知。明朝最出色的官員（沒有之一），萬歷最信任的人就這樣坍塌了，可想而知皇帝的心情：世間本無可信任的官僚。此后萬歷皇帝幾十年不上朝，這跟 張 先生應該有莫大的關系。想想 連張 先生都不可信，其他人也就那樣了。
但萬歷做得更絕的是，幾乎不任命新的官吏。以往制度，六部給事中五十余人，都察院一百余人的名額，可到了萬歷三十五年，分別只有四人和五人。都察院考勤都沒人管，上班干活，全都靠自覺。中央六部，部長副部長加起來，一共只有四個。許多地方衙門里壓根就沒官，也沒人收苛捐雜稅，貪污受賄。
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因這個偶然的原因唯一次在中國得以實施，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出現了，這個時期不僅是政府管制最少老百姓最自由思想最開放的時期，而且是明代經濟最好的時期，手工業、商業、文化、出版、教育、娛樂、色情業也全都欣欣向榮，資本主義的萌芽第一次出現。
老子真是一個擁有大智慧的人物，能看穿大多數問題的根源在于權力，不治理雖有諸多缺陷，但治理需要更大的權力，擁有權力，如同身懷利器，殺心必起，帶來的危害更大，兩害相權取其輕，估計這是無為而治的由來。萬歷還在1587年，以“無為而治”為殿試的考題，希望找到懂得的人，可惜官僚都是奔權力而去的，哪可能無為呢。
萬歷的無為而治一方面使中上層的權力組織自然收縮，整體權力減小；另一方面，底層被吸收的權力減小，保留的權力自然增大。這一縮小和擴大之間，使各級權力差距大大縮小，整個權力組織能從底層吸收到的食物當然隨著減少。財富的獲得隨之變成以創造為主，權力攫取為輔，財富更多的流入生產者手中，縮小了各個階層的貧富差距，底層也因為有一定財富而變得相對穩定，雖然缺少政府的管制，但是此時的政府管制確實變得不必要。
無需GDP來證明，這個時期的經濟也是極其繁榮的。這是張居正同志幾十年嘔心瀝血想實現而未能實現的目標，被他的學生萬歷不經意間辦到了。但是權力結構的特點決定它的消亡也是必然，這種權力對自我的壓縮，違反權力的本性，只能是孤例，權力組織的膨脹是常態，收縮是偶然。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主要締造者，在新中國成立后，針對官僚和資產階級，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幾乎沒有間歇過。還順帶發明了一個“土互聯網”——“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讓中國老百姓獲得最大的信息優勢。針對劉少奇的 “以官制官”的原則，發動了“以民制官”。賦予老百姓極大的權力：游行、集會、串聯、組織武裝部……。
這個時期，底層老百姓以出身的無權無錢無勢為最大資本，來獲得身份。這種身份被最高權力主體賦予的權力大到不需要中上層，自己組織一下就能輕松搞定各種官僚和地主富農。權力大小的巨大變化，使食物鏈的中間層和底層突然出現倒轉：權力食物和財富食物反方向流動，中間層淪落為底層的新底層。
原先底層百姓的行為選擇不再是遵守既定的次序，為上級提供權力食物；轉而打倒上級權力組織，獲得權力食物。同時從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財富食物的主要提供者，變成打倒原先有權有錢的中間階級來獲得食物。
這種權力食物和財富食物倒流的時間一久，其結果必然是：
一，因為被打倒的官僚數量少，形成的新底層數量就少，無法為新出現的龐大中間層提供足夠的權力食物；于是各種新創造的罪名：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右傾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等陸續登臺，異類名單越拉越長，并自動延伸至罪犯家人，被新罪名打倒的人不斷加入底層。但當這些還是無法填補底層應該有的數量和削減足夠中間層的數量時，百姓之間又會分裂成立各種集團或武裝部，人民之間“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武斗就出現了。
二，原本該創造財富的底層百姓不愿意也無法再創造更多財富，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權力食物的爭奪中，造成的情形就是缺少足夠的食物，大量的人餓死。
這是歷史上所有階層貧富差距最小、窮人權力最大的時期，卻是經濟發展嚴重倒退，社會財富急劇減少的時期，也是很多人因為饑餓而喪命的時期。
這兩個最高權力的治理方式有些特殊，但他們仍然和其它大多線形權力結構組織的治理方式一樣：最高權力起著很大的作用，但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各個主體的權力，各個權力階級所擁有的權力大小對比關系。如果以財富分配來看這個社會各個階層的命運，財富分配最終必是按照權力食物鏈上權力的大小關系來決定的，這一點不受最高權力主體的改變而改變，線形權力社會的命運，更多的是掌握在權力結構最大的官僚階級手中，官僚階級獲得財富既可以通過對財富的捕食來獲得，又可以直接與財富進行無損耗的交易。
一個帝國體系的繁榮于否，帶有很強的最高權力者烙印。海納百川的李世民、無謂而治的萬歷皇帝是底層的幸運；昏暈殘暴的胡亥、征討四方的漢武帝同樣是底層不可抗拒的命。盼青天、盼明君是底層在這個食物鏈中無力掌控自身命運的現實選擇。
權力底層的宿命
先介紹一下近代新出現的一種商業模式：傳銷。傳銷中個體獲益的關鍵就在于其下線數量的多少，通過下線不斷上繳的費用來獲得收益。
傳銷游戲的規則就是不斷發展下線，下線再發展下線，如此不斷重復。如果不能發展出自己的下線，那么就只是為別人提供財富的對象。
這個游戲的特點是不能停止，長時間沒有新的下線加入，整個鏈條就沒有收入，于是整個鏈條崩潰，游戲結束。但其不斷發展下線的數量也終有到頭的一天，這個游戲的最終結局也必然是噶然而止。
傳銷的鏈條最終會滅亡是因為在這個鏈條中，財富一直是由下向上傳輸，而提供食物的下線不能無限增加。
那么方向上也是由下向上流動的線形權力食物鏈條的命運又會如何呢？
在世界各國的帝國基本是這種線形權力食物鏈，有的能存在一年，有的兩年，有的十年，有的上百年，有的幾百年，……影響他們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線形權力食物鏈跟傳銷最大區別在于權力階級掌握的軍隊，可以通過最強暴力來保證其最大權力的存在，這個權力食物鏈條要想存在得更長久，還必須保證底層的“最低權力邊界”。在權力結構中主體對食物的爭奪表現為：中上層不斷捕食底層的權力和掠奪底層的財富。但這種掠奪和捕食都有一個邊界，只要大家遵守這個邊界，那么底層就能永遠在這個位置向上提供食物，中上層就能獲得到這個位置的食物，在理論上這個線形的權力食物鏈就能永遠存在。
上層主體以權力來捕食，中下層同樣會用權力來進行捕食，當上層權力以十一而稅（古代的稅率一般都是以收入的十分之一為標準），到了中層權力可能就是隱蔽的十二為稅，到了最接近底層的下層權力就變成能十四絕不十三，直到這種捕食有破壞整個鏈條的危險。遺憾的是，食物鏈的信息傳遞的方式也是線形傳遞，越是權力的上層獲得的信息越是滯后。尾大難掉，對于包括很多環節的線形權力食物鏈條，當上層感覺到邊界破壞的危險時，整個局勢很可能已經超出了自身的控制范疇。
中下層原本就是上層權力攫取食物的重要管道，同時中下層擁有的權力本身也能對最上層形成強大的對抗。再加上數量和信息上的優勢，就算上層權力有心也是無力，政令不出中南海從古至今。
從明末到清初的蘇州府常熟縣，因為官府借收漕糧的機會大勢勒索百姓，多次被人上京告狀（這個地方上訪風氣很重），很多次都成功找到領導了，領導也明確表態要嚴肅處理，為此還專門立石碑刻上“禁止收漕糧過程中勒索老百姓”等字樣。數一數，現在保存下來的石碑都還有六塊。如果問題解決了，又何需刻石碑；如果刻石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復立上六座！
我想石碑更多的意義是在向底層表明：勒索百姓的是地方政府，跟高層無關。
事實上，是權力就有攫取食物的能力，是權力就有他攫取食物的一個合理數量，并非說只能是權力值達到100的權力能夠擁有100的食物，而權力值到達60的權力就得按規定只能擁有10的食物，這缺少的50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獲取，不然就不是60的權力而是10的權力。
可遺憾的是，這個邊界是整個底層的權力邊界，而在實際的食物傳輸過程中，發生關系的卻是主體之間或是小規模群體之間。這樣就必然會出現一種非常可怕的情形，這種情形也是整個權力食物鏈條最致命但也永遠無法克服的弱點。
在主體單獨的對抗過程中，尤其是下層權力對抗底層權力的時候，按照大吃小原則，大的權力最合適的收益必然是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絕不少吃。而這個程度必然是會超過邊界的。
實際社會中這種對抗很復雜，并不是簡單的加減，為了方便理解，我們還是以數字舉例簡單說明一下。假如邊界是8，一個下層權力的數值是10，另一個底層權力的數值是3，這個底層權力能夠對抗的數值是3，那么下層權力就能攫取到7的食物。如果再加上官官相護，幾個10的下層權力來對抗一個3的個體，權力3即使反抗還是注定了傾家蕩產的命運。
在如此龐大的底層權力層中，一個單獨權力被侵犯突破邊界，并不會導致整個底層突破邊界，也不會影響整個權力食物鏈。但對權力10的好處卻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不遵守規則并沒有影響整個食物鏈和自己，帶來的收益卻全部是自己的。這種事情，直白的說：不做白不做。
從數值上來看，越是權力小的個體越是容易遭到侵犯，侵犯他的人遭到的對抗就越小，獲得的收益就越大。
那么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就是監獄和拘留所，發生的對象是犯人和管理人員之間。犯人是幾乎所有權力都被剝奪了的個體，管理人員的絕對權力很小，相對犯人來說卻很大。例如，管理人員可以讓新進來的犯人關進數間牢房中的任何一間：一些房間是空的，一些房間人很和氣，一些房間人變態，一些房間有所謂的牢頭獄霸。這個人的結局可能是獨自睡，跟和氣的人同住一屋，被變態的雞奸，被牢頭獄霸打殘廢。管理人員這個權力雖小，但對犯人來說卻是天大，管理人員這個小小的權力在合理使用范圍內就能對犯人帶來天壤之別的影響，能在犯人身上獲得巨大的捕食能力，只因為捕食對象的權力接近零。為了獲得這種簡單權力的巨大價值，這種權力在世界各國都是標價出售的，法學名詞叫：保釋金。
晚清時的李伯元在他的《活地獄》里有詳細的描寫，對缺少背景的囚房而言，為了在監獄離生存，提供大量的財富食物必不可少，以此來換得房間、鋪位、桌子、正常的飲食、甚至是鴉片，只是價格比外面高得離譜。如果沒有財富食物去交換最低的權力，那監獄就是真正的活地獄，各種離奇的待遇讓人生不如死。
在權力發生對抗的關系中，權力差別越大，需要支付的財富食物就越多，但也只能換來一丁點權力；如果無法支付財富食物，連生命權都沒法保障。很可惜進到拘留所的多半是保釋金都交不起的人，那么躲貓貓死，鞋帶自縊死，喝開水死，洗臉死，沖涼死，做噩夢，激動死……，就是另一種“無權為力”下的正常。以數值幾乎為零的權力對抗更大權力，又沒有財富食物能提供，生命就成為支付的代價。
這種個別超過邊界的掠奪行為在整個食物鏈中不可避免。被侵害的個體能夠采取的策略如下：堅決抵抗，甚至不惜以命相搏；訴諸更高級權力。
堅決抵抗是無效的，因為這種抵抗意味著同整個權力規則相抗爭，是一種打亂權力食物鏈游戲規則的行為，對手自然從個別權力變成整個權力組織，結果必敗無疑。只不過讓權力在獲取食物的同時付出更多的成本,但自己付出的代價將更加巨大。同時不遵守規則的個體很容易被整個食物鏈拋棄，失去一切，或死或淪為囚徒。以個體來對抗對整個食物鏈造成的破壞有限，上層權力組織需要做的只是防止發生群體事件影響到整個食物鏈。
訴諸更高級權力（或曰上訪），理論上用更高權力確實能制衡下級權力，但大多時候絕對是最無用的方法。一、權力食物鏈中，食物的傳導由下向上，上層權力沒有動機去阻止這種傳導，反而更大可能是參與這種按權力實際大小的食物分配。二、上層權力要去阻止這種依據實際權力大小的捕食規則，就是對抗整個鏈條，不可能能獲得食物鏈的支撐，最多的結果是孤軍作戰，最后被整個鏈條拋棄。三、下層權力階層本身擁有很大權力，有一定的對抗能力，這種捕食行為往往是一個群體的聯合行為，對抗需要成本，就算上層個別權力有心往往也是無力的。
這些因數客觀決定了上訪的基本無效。
底層個體選擇上訪是相對較輕的對抗行為，這種選擇是因為還相信明規則和上層權力，這種信任不止減少捕食成本還是維持食物鏈條存在的原因之一。面對這種上訪尷尬的是既不能做什么，又不能不做什么。什么都不做，可能導致底層的行為選擇變成暴力抵抗；做得太多了，底層都來上訪，各階層的權力都沒有食物了。
明朝的清官海瑞處理上訪是出了名的，在任應天巡撫的時候，每天巡撫衙門被擠得像菜市場一樣，人潮洶涌，人聲鼎沸。司法史上的一個奇跡也在這個時候發生的，最多一天竟收到各地來的三千多張訴狀。最后海瑞也被整個鏈條拋棄，連張居正都不再使用他，孤獨的死于家中。
在現實中，底層不斷上訪得來的結局多是批示，從上往下的層層批示，批示的內容以“落實、查清”等內容為主。
這種批示是上層權力的最優選擇，既可以安撫底層，又能避免跟下級權力對抗，無需承擔對抗的成本。既不給底層過多的期望，也不至于讓上訪者絕望；既能威懾下級權力不要做得過了頭，又能讓其知道上級權力需要打點，使食物產生向上流動的壓力。簡單的說就是完全遵守了食物鏈的規則，符合規則的東西就容易推廣。
底層從選擇上訪開始，就是選擇的一條不歸路。這個過程需要投入的財富成本和時間成本是巨大的，有的大到了超過個體的承受能力，傾家蕩產再所不惜，只因還相信著什么，這種行人卻使得底層的命運更加悲慘。
除了以上兩種行為選擇以外，超過邊界的被侵害者還有第三條道路可以選擇：放棄抵抗，放棄上訪，完全按照權力的大小比例接受數量為7或是更多的食物掠奪。這樣的選擇不會產生額外的成本，是底層的相對最優選擇。可是一旦這樣的選擇成為常態，潛規則也就逐漸取代明規則，為大家所接受，成為各個階層行為選擇的真正依據，線形權力結構組織中的“底層最低權力邊界”也開始向下移動，權力差距拉大，財富差距加大，這是線形權力鏈條中權力不斷捕食后必然的結果。
就現代社會來說，工業和農業收益之間的巨大差額，讓土地從農用變成商用會產生更大的價值，世界各國的房地產拆遷和土地征用是這種權力捕食邊界沖突的高發地帶。平等的談判交易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和成本。以權力做工具能把時間和成本都壓至最低，還能掠奪更多的財富，這是上層權力無法抗拒的誘惑。
上層權力擔心的只是個別沖突演變群體事件增加征用成本，幸好地方政府對司法、行政和媒體的控制讓這一切發生的幾率幾乎為零，因此拆遷和征用很容易在線形權力社會流行開來。權力弱小的農民階層和市民階層在這場博弈中損失慘重，但無能為力，除了自焚以外更多的只能是接受，等待一個上層權力安排的征用價格。
缺少必要的權力，拿什么保衛自己呢？只能祈禱自己運氣好，不遇到掠奪。如同徒手走夜路，只能祈禱不碰到強盜，碰到了最低成本的選擇還是不抵抗交出財物。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古今通用。“匹夫”指沒有權力的底層，“懷璧”指擁有的財物，“其罪”指獲罪，原因在于權力大小的巨大失衡，這個句子還省略了一個主語：想獲得財富的權力擁有者。擁有財富但又缺少保護財富的權力，對想獲取這些財富的權力擁有者來說，前者就是有罪的。
放棄財富才是匹夫的生存之道，也是真實的寫照。從春秋時期范蠡的“三聚三散”，到上世紀90年前后各地民營企業家紛紛向地方政府捐出自己的企業，再到征地、房屋拆遷，歷史不斷的重復，只因同樣的原因。
從動物的本性來更好理解，一只土狗守著一大堆肉（此肉為土狗辛勤捕獵所得，法理上為它所有），旁邊是一群狼，狼群后面是獅子。如果狼和獅子都飽得跑不動還好說，估計這種情況也不存在，一旦狼和獅子都有了以這堆肉為食物的欲望。土狗最好的選擇是立刻放棄這堆肉，跑得越遠越好；狼群最好的策略是大家各自叼起一塊就跑，離獅子越遠越好，當然不能叼得太多（撈過頭了），得給獅子留下大頭，否則獅子直接沖它而來；只有獅子才能坐下來慢慢享用，雖然獅子不曾勞動過，但它才是這堆肉的真正擁有者。
底層手中的土地本來只是用來解決自己溫飽的農耕地，變成商用就超出自己權力能夠擁有的范圍了，如果手中的土地還是商業地段、旅游開發區，那就是更大權力體的目標了。這就需要底層懂得放棄，否則“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就是現實版。
經濟學上資源的有限性同人欲望的無限性的矛盾，通過線形鏈條主體權力的差異性得到解決：稅收、政策、潛規則分別來完成財富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分配；如果還不能達到權力大小比例關系，再通過拆遷和征地等暴力來完成財富的終極分配。馬太效應的現象在線形權力食物鏈中反映更明顯。不僅權力主體如此，權力聚集的城市也從大城市發展到超大城市，從超大城市發展到超大豪華城市，吸附整個鏈條的資源建成最好的醫院、學校、娛樂設施、體育設施、交通設施、生活設施。
線形權力食物鏈中的底層，在這個財富多次分配的過程中,無論再怎么辛勤勞動，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必定永遠待在“底層最低權力邊界處”。超過這個邊界的一切很容易就失去，普通市民從城市中心遷移到邊緣；農民世代居住的美麗家園，也會因為權力的各種需要被征用。
線形權力食物鏈條中的一些底層，如果擁有大量財富，對權力階層是種誘惑，必然會嗅著食物的香味而來，分而食之。這些底層最好的途徑是以其部分財富食物為依附條件，選擇上層權力為專供對象，直接為權力主體提供的企業的股份，這是他們的最優選擇。警察、軍官、政府官員以其權力為資本來擁有煤礦、娛樂場所、企業、作坊的股份就是最正常的事情，不是道德和政令能夠控制的。
在線形權力食物鏈條中，隨著權力不斷的捕食，逐漸形成：以大小不等的權力為中心構成的多少不等的財富聚集圈。一個大家族中，有以權力為主要食物的強大個體，其他個體在其權力的輻射范圍之內，以各種方式獲取的財富才更多，更穩固。
官僚階級的擴張
線形權力食物鏈自產生之日起，最高權力就在為其選擇穩定又安全的食物傳輸管道而努力，東西方都曾把世襲的分封諸侯貴族制度作為最初選擇。由這些諸侯形成的王權也確實足夠強大，能夠作為有效的支撐，為皇權提供穩定的食物。但權力食物單向逐級向上流動的特點，決定了皇權是依靠這些分封的諸侯（或藩王）來獲得食物，食物之所以向上流動是因為上層權力的強力更大，這種強力是由誰是更強者決定的，更強者又是由掌握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決定，下層選擇服從不是義務，只是一種強力比較后必要的行為，它最多也不過是一種明智的行為而已。
強力作為一種物理的力量，有自身的生命周期，不可能永遠最強，那么強力產生的權力就隨原因而改變。于是，凡是凌駕于前一種強力之上的強力，也就接替了它的權力。只要人們不服從而能不受懲罰，人們就可以合法地不再服從。諸侯有自己獨立的屬地、軍隊，實力膨脹不受限制。由強力產生的服從，必然隨著自身強力超過皇權而消失，是否繼續對皇權效忠就只是一種的想法而已，隨時可以改變。此時，藩王屬下的權力鏈也必然會為自身的權力擴張而進行勸進，取代皇權就不只是藩王一個人的戰斗，而是其下整個權力鏈合理行為選擇，是否對取代皇權就是時間問題了。
皇權來源于最強強力，一旦有其他強力超過它，皇權的合理性也就不存在了，其他個體必然更愿意轉而依附于更強的強力。消滅強力將要超過它的藩王就是皇權繼續存在的合理選擇，而藩王要生存下去的唯一選擇就是加速生長對皇權取而代之。
殷商時期的眾多方國，是后世諸侯、藩王的前身。強大的“方伯”之國，能輔助王室鎮撫一方，加強王室的統治力量；如果王室的統治力量有所削弱，首先就是由它們開始，成為地方性的對抗力量。商紂就是在牧野一戰被方國的周武王打敗而亡國的。
周武王建周后，大封族人功臣謀士，總計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到東周后期，經過大量的兼并戰爭，出現春秋五霸后，周天子缺少必要的強力也就成為只是名義上的天子了。到戰國七雄出現后，周天子不僅經濟上有求于諸侯，政治上也受諸侯的擺布。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接受李斯的建議，徹底廢除了分封制，實行中央集權。
漢滅秦后，為了安撫諸侯，則先分封功臣韓信、陳豨、彭越、英布等為王，等到政權穩固，為了防止反叛和鞏固皇權穩定則又以種種罪名取消他們的王爵，或貶或殺，改封劉氏宗親為王，訂立了“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誓言。但這些皇室諸侯王實力的膨脹也讓皇權日益不安，劉景帝接受了晁錯的建議，實行削藩，引發“七國之亂”，后以殺晁錯和不再削藩結束其他諸侯的反叛。直到漢武帝時，采納了主父偃的《推恩令》才以疏的方式結束各諸侯王的威脅。
在中華帝國幾千年多如牛毛的律條里，《推恩令》的政治智慧排名是當之無愧的第一。看其主要內容便知：老諸侯王死后，將其封地分割成若干塊，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分別賞賜給他的子侄后輩們，這樣一方面可以讓諸侯王的子孫后代放心，知道如果自己忠于朝廷，受冊封的權利便能夠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可以使封國的領地隨著諸侯數量的不斷增加而逐漸縮小，其對抗中央政府的力量也越來越弱，將這種方法一直延續下去，不遇到任何權力對抗就達到削藩的目的。從三國里面知道，到了漢朝末期，劉備這個王室之后只能靠賣草鞋度日了，這就是《推恩令》的功效。
西晉立國時，晉武帝根據當時形式分封諸王。統一后，為避免東漢末期諸州割據再度發生，武帝裁撤州郡兵，解除天下武備，引發“八王之亂”。
明朝時，朱元璋為加強邊防，抵抗北方部族的入侵，分封諸子為邊疆藩王。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靖難之役，最終占領了南京。
清廷入關后需要對付李自成和南明政府的反抗，便將降將有功者分封管理一些南方省份：吳三桂封平西王，鎮守云南，兼轄貴州；尚可喜封平南王，鎮守廣東；耿仲明封靖南王，鎮守福建。但20年后，藩王已經形成很大的勢力，與清廷分庭抗禮。康熙歷時8年平定三藩之亂。
這些藩王因為擁有可能超過皇權的強力，本質上就決定了不可能與皇權長期共存，一旦等其坐大，以強力最大獲得權力的皇權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不只藩王如此，帝國最強實力，兵權的掌管者將軍命運也類似，帝國穩定后，越是功高的武將越是威脅，誅殺開國大將是帝王必備之術。南宋岳飛再向前跨出一步，就能收復淪陷十多年的中原之時，卻被十二道金牌招回，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被殺。岳飛雖無謀反之心，但有謀反的實力，這才是皇權真正所不能容許的。如果整個中原再被岳飛收復，登高一呼，云者更重。功高震主，主必殺之。黃袍加身不只是傳說，協天子以令諸侯也真實的發生過。雖然皇權直接來源于軍權，但軍權的直接掌管者又容易對皇權形成威脅，以文制武就成了皇權安全保障的必須。這又直接導致了帝國后期軍事實力的衰落，為外族的入侵提供了機會，元清兩朝的建立得益于此。
分封諸侯對最高權力獲取食物來說相對便利，但諸侯獨立的政治軍事卻是養虎為患，政治精 明的 君主是不會養老虎來捕食的。對已有的諸侯，必然的策略就是在其羽翼未豐時，將其除之。諸侯政治與中央集權的天生矛盾，使得它即使出生也必短命。
近代西方憲政制度的第一基石就是私有產權，“農夫茅舍再破舊，風可進雨可進，國王的士兵不能進！”由此而來，對任何人私有權的保護決定了其權力捕食方式。而東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天下的思想一直影響至今，決定了最高權力的唯一性和上級權力的不可挑戰性。其他一切權力需來源 于 君權，依附 于 君權，不能自由生長，甚至要根據君權的需要隨時滅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最精確的描述。
于是在戰國之末，一種全新的權力方式出現了，并在秦王朝統一之時得到確認。在隨后的帝國發展中，日趨鞏固，成為整個中華帝國的基本制度，這就是職業官僚代理人。這些代理人與今天企業公司職業經理人性質相類似，兩者的區別之處在于，后者管理的是社會的經濟財富，前者管理的則是國家的政治權力；而相同之處在于，他們所憑借的都是分工協作帶來的專業化技能優勢。
職業官僚代理人的產生制度各個朝代不同，漢朝開始設置的察舉制，歷時千年，察舉的對象，可以是現任官吏，也可以是平民，經人推薦，由官方認定；到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成為帝國選拔人才的主流方法，其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 而實際結果是中央權力幾乎全部被巨家大姓所把持壟斷，西晉時便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到了隋代, 科舉制登上歷史舞臺, 至宋代實現了標準化和規范化，使底層的百姓有了條向上上升的通道。
職業官僚代理人解決分封諸侯帶來的權力不受控制自由膨脹的威脅，他們的支配和操控能力比起分封的王侯們要弱的多，更加沒有能力與中央集權政府對抗，因為他們都只是最高權力的代理人，最高權力還可以隨時收回權力或是替換之。中央政府的風險因此變小了，但是民眾的風險卻變大了。更因為職業官僚只是代理人，他們管理民眾，就好比受雇傭的牧人放養別人的羊群，比封建領主更加不關心百姓的死活。職業官僚代理人因其權力來源的特性，使他們更注重及時收益。
職業官僚的權力來自最高權力，是其上級為了獲得更多的食物而任命的，為上級權力提供食物是他們存在的前提。對高層權力來說，更多的是希望中間階級的職業官僚僅僅扮演食物傳輸的管道的角色，把底層的食物更多的傳輸到上層。
最高權力能不受限制的獲得食物，是因為它的權力比所有權力大。權力獲取食物也都是以此為邏輯，按照大吃小的原則形成的權力食物鏈。無論是諸侯還是權力代理的職業官僚，他們都擁有實實在在的權力，也都擁有向下獲取食物的能力，獲取食物能力的大小來至于同獲取對象權力的大小對比，權力相差越大，獲取食物能力越強。雖然各級官僚都有規定的薪酬，但這只是權力代理的費用，不代表權力的捕食能力。
如果下級權力的捕食能力夠強，在薪酬之外是還需要更多食物來滿足。諸侯的權力足夠大，捕食不受限，不僅不需要薪酬，在向皇權上交后還能余下足夠的食物供自己壯大；職業官僚不同，其權力是代理的，隨時有被收回的可能，那么他人的東西歸自己用時，在使用期限內充分發揮作用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收益就是最優選擇，代理的權力的捕食也必然是更加不計后果的貪婪。
在這樣的代理權力捕食面前，下級權力只能步步后退，并通過向更下級獲取更多的食物來彌補，而底層百姓則退無可退，只能不斷壓縮自己的邊界。為了制約這些權力的過度捕食行為，只能創造平行的或是更大的權力來對其進行制約。新產生的權力本質并沒有變，同樣會因為自己權力的強大而進行捕食。那么又需要再創造更大的權力去制約：欽差，尚方寶劍的概念也就誕生了。
光是制造新的更大的權力不行，權力再大也不能超過皇權。要對下面進行制約，更多時候是采用的分權，縮小個體官僚的權力，把一份權力分成幾部分。唐朝時候的三省六部制是帝國歷史上分權的最好代表。雖然權力縮小讓捕食能力自然變小，但是再怎么縮小，它也必然比下級官僚和底層百姓的權力大，權力捕食的行為不可避免。
這兩種方式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權力捕食行為的嚴重程度，但都是導致官吏數量的急劇增加。站在皇帝的角度看，一方面數量龐大的公務員對于帝國財政乃是一筆極大的開支，這筆新增的開支同樣需要底層來買單；另一方面這些人嚴重制約了君主的自主行動權，西漢的最 后幾任 君主，以及新朝的王莽都曾經深受其害。
隨著官僚數量的增大，權力的分散，單個的權力要進行捕食，獨享食物變得更加困難。對職業官僚來說，在捕食方向上向下的一直性，使他們為了獲得食物，必然從以前的單獨行動走向聯合，出現權力的群體捕食行為，然后按照權力的大小來分配食物，這對整個官僚集團都有利，權力越大，獲利越多。更大權力就更有理由去推動，下級權力也必會紛紛響應。官僚集團整體的墮落腐化趨勢無可避免。
就整個線形的權力食物鏈而言，最上層權力只是一個個體或幾個個體組成的集團，吸收的食物再多，也有一定限度。而低層的個體數量龐大，權力邊界即使壓縮一點點，上繳的食物也非常巨大，隨著底層邊界的不斷壓縮，上繳的食物更是驚人。這些食物更多的是留在了中間層，中間層的主體就在這些充足的食物面前盡快的成長，盡量的繁衍，短時間內就能長成一個龐然大物，不用舉行儀式加冕就直接擁有自己正式的名稱“官僚階級”，并擁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官本位文化”。
成熟后的官僚階級如同一個成熟的生物，有獨立性格、獨立意志。這個龐然大物向底層捕食更加得心應手，因為他實在太強大了，單個的底層權力主體顯得更加弱小；這個龐然大物不再懼怕最高層，因為最高層的食物來源必須通過各級官僚，而各級官僚已經渾然一體。此時，任何進入這個階級的個體，哪怕以前再有為民的思想、善良的品行、遠大的志向，也將很快被同化，否則將因為利益沖突被官場文化排斥出局。
每個帝國的末期，是官僚階級最成熟的時期，此時靠更換少數不合適的官員已經于事無補。我們從明朝最后幾十年，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個徹底成熟官僚階級的可怕之處。
這是明朝最黑暗的時候，此時正是魏忠賢當權，整個帝國稍微有點良心的官吏，要么被殺，要么被貶，要么退隱。整個大堂之上、甚至帝國，全是魏忠賢的黨羽。崇禎登基的當晚，一個人在大殿里面嚇得直發抖，握著寶劍一夜不敢入睡，身邊沒有一個可以相信的人。可以說，崇禎此時除了皇帝這個稱號以外，一無所有，而且還隨時可能因為這個稱號被殺掉。
就是在這樣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崇禎除掉了魏忠賢集團，為冤死的忠臣平反，重新召回一些有能力的重臣，但這些還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個成熟的階級。崇禎每天工作要到半夜；生活上簡樸得不能再簡樸，黃袍里面穿的是妻子給打補丁的破衣服。這樣一位皇帝可以說是百姓之幸，帝國之幸。
但大明王朝卻在崇禎手里終結，他死后留下的最后遺言：“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尸，勿傷百姓一人。”我相信，他的內疚是真的，歷代帝王都給自己建造皇陵，唯他愿意“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尸”，不是心痛到了極點的人不會如此，更何況是一代帝王；我也相信他心有百姓是真的，不然不會如此簡樸，如此工作；我更相信“諸臣誤朕”是真的，明帝國更多是亡在這個成熟腐化的官僚集團手中，帝國最后的命運并非靠一個英明、勤懇、愛民的帝王和幾個能臣就能改變的。
可以說，官僚集團完全成熟之時，就是一個線形權力結構的帝國坍塌的時候。此時的官僚集團就是一頭完全成熟的怪獸，沒有誰能夠控制，而底層在無法繼續為這頭怪獸提供食物的時候，整個帝國也就只有崩潰的命運了。
線形權力組織下的契約
研究中國歷史的外國人大都有一個疑問，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沒有過一部真正的《憲法》，是怎么維護其統治的。簡單的來說，中華帝國歷代的王朝是靠權力加上道德來統治的；如果再復雜一點說，就牽涉到對契約的解釋了。
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
狼群和羊群共同生活在一片草原上，他們之間達成了狼不再捕食羊的契約。這個契約的是否有效完全掌握在狼一方，只要狼想要吃羊的想法誕生一瞬間，這個契約就無效了。狼吃羊是狼的天性和生存基礎，不會因為契約而改變。
契約的內容增加一個條款，“如果狼不再捕食羊群，羊群將每日給狼群提供部分小羊”。這個條款如同權力階級憑權力獲得的工資，如果這些羊能喂飽狼，狼有可能不再額外捕食羊；如果不能吃飽那就一定會再捕食。但可悲的是就算把狼喂飽了，隨著實物的充足，狼群會大量繁殖，需要的羊越來越多，直至羊群無法提供。
契約的主體增加獅子、豹子等更多更兇猛的野獸，狼群同大家達成不捕食羊的契約，否則被其他野獸殺死。狼群饑餓的時候，契約同樣無效。獅子的強力確實超過單個的狼，但是對于強大的狼群，對抗的成本太大，獅子不會與之為敵。最后這些猛獸的捕食方向會逐漸趨向一致，以羊群為食。新出現的猛獸對羊群而言，只是多了更多的捕食者，將提供更多的食物。
契約規定的內容要發揮效力，首先是全體締約者自愿參與的真實意愿的表達，并且在違反契約內容的時候，能夠受到第三方力量的約束，而這個第三方力量要以公正的執行契約的處罰條款為存在目的。類似于草原捕食結構這樣一個權力大小失衡的生存環境里，顯然不滿足這些條件的，因此這類契約只能是對羊群有效，對于猛獸的各種約束條款只是一種擺設。契約的規定需要權力來保障，當契約環境中最大權力有破壞契約的能力而無法受到制約時，這種契約的失效時必然的。
法律作為契約的一部分，同樣繼承了契約的這個特性，需要全社會主體真實意愿的表達，有客觀公正的第三方。而由最強暴力產生的線形權力社會里，法律不存在全體主體真實意愿的表達，也不存在保證法律效力的客觀第三方力量。由此推導一個結論，線形社會里的法律能規范行為的主體只能是權力最小的底層，而對擁有強力的官僚階層是否遵守這個法只在于自己的意愿，如同狼是否吃養一樣。
權大還是法大是一個不可能產生的問題，再平衡的法也需要權力來產生，需要權力來維持，需要權力來執行。從這個角度來講，權就是法它爹，不存在爹大還是兒子大的爭論。契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權力問題。
那么契約在社會中究竟起什么作用，我們先看一下權力和契約的關系。
權力主體首先存在，他們大小有別，權力較大主體從其他主體那里獲得食物，為了明確這種獲取，也就產生了規定，這應該是契約的原形。隨著社會的龐大，最高權力需要更多的主體來幫助獲取食物。無論是諸侯，還是職業官僚，也因此從最高權力那里代理了權力。為了防止這些主體濫用權力，損害最高權力的利益，契約也就延伸到對官僚階級行為的約束。
這種不涉及權力大小，只對下級權力行為起規范約束的契約，稱之為框架契約。
這種契約由上級權力創造，作用方向是上對下，由強力得以保證，創造該契約主體的最強暴力是其存在的前提。契約的出發點是以創造者的目的為目的，也就是以最高權力的利益為根本目的，反映在契約中就是主體的權力越大，契約的規定越對其有利，契約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權力的大小差異程度。
這種由權力階級創造的契約更像是一個虛擬框架，告訴人們框的位置，僅此而已；權力是否在框中，更多是由權力大小而定：框太小，權力太大，已然超出這個框，這并不是契約能夠左右的；框再大，權力太小，也會被其他強力壓迫來龜縮到框的一角。
在帝國社會中，正常情況下的最高權力是皇權的擁有者，它天然的成為這種框架契約的締造者。朱元璋同志是這方面的楷模，親自制定并頒布了無數的法律法規，認為自己辛苦一下沒有關系，自己的子孫照此執行就能永享萬年江山，百姓也能永遠幸福。但官僚階級們并未能按照朱元璋的法規在這些框架中生存。
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很多級的權力主體共同組成，各級權力也是大小有別的。最高權力制定的法規是要其下的所有主體遵守，這就出現了一個邏輯上的問題：這些最高權力設定的框架很難準確的反映各級權力的大小，用這些框架去嵌套這些權力，必然出現大小不適的情況，各級權力在實際的行為選擇中，必然會根據自己實際權力大小，衍生出另外一套行為規則來，稱之為潛規則。
潛規則的產生，源于權力的大小差別沒有在明規則中合理反映。
契約本身只是一些規定，更準確的說，只是描述，自身是不存在強力的。這類契約規定你是主人，不要真把自己當主人；規定他人是公仆，不要真認為對方是仆人。描述不能準確的反映現實，就只是一個錯誤的描述。真正準確的描述，應該是這個社會的潛規則。
當契約規定了一個框不住權力的框，主體要適應這個框，就需要對他的權力進行瘦身，但這種框型契約本身不具有改變權力大小的功能，再加上權力不斷自我膨脹的需求更加不可能自我壓縮去適應這個框。
要使大的權力去適應這個小的框，唯一的可能就是通過外部更大的權力來對這個權力進行捕食，改變其大小；對大的權力進行捕食，容易獲得更多的食物，必然會造就一個更大的權力。這個更大的權力更有可能突破這個最高權力規定的權力框。
不斷對更大權力的捕食，最終的可能就是更多的權力歸于最高權力，要么造成一個空前強大的皇權，相對弱小的官僚階級；要么是成熟的官僚階級集體反抗，架空最高權力制定的契約，發展出完全按照權力實際大小來做行為選擇的潛規則。
以權力對財富的捕食來說，中國歷來都以嚴刑峻法為主，甚至很少的貪污都以殺頭論處，但效果卻非常有限。
關于貪污受死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夏商周時期的《夏書》，里面提出三種罪要判處死刑：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墨”就是貪墨之罪。
在后來的各朝各代，對貪污的處罰大部分都是以死刑為主，卻仍然不能改變官僚階級集體腐化的現象。
明代對貪腐的處罰到了及至，但是到后期仍然完全失控，到了不是貪不貪的問題，而是貪污到什么程度的問題。因政治斗爭失敗被處理，最后查出身家幾千萬兩銀子的官吏比比皆是。反貪立刻亡國，不反將來亡國，難啊！
清代更是重寫了明代的歷史。順治三年和雍正三年分別頒布了兩個《大清律集解附例》，嚴肅官吏，中期以后，跟其他朝代一樣，框型契約失效，嚴重的腐敗成為官僚階級的集體選擇。
“三年清知府 十萬雪花銀”是帝國后期的真實寫照 ，人人不管框型契約，只顧憑權力獲得財富食物的時候，這些法規更多是成為官僚階級在斗爭中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反貪就成為肥缺，反貪的權力是個更大的權力。歷史上，以此發財的官僚更不在少數。
權力差異過大，導致的權力捕食行為，不是通過框型契約就能解決的。我們用一下 朱熹老 先生的格物思想，能更好的理解這個框型契約。
世間宇宙最大，宇宙中充滿無數的星體，星體都具有萬有引力；宇宙為我們這個社會，星體為權力的主體，萬有引力為權力主體的捕食能力。
我們平時所描述的：月亮圍繞地球轉，地球圍繞太陽轉，九大行星圍繞太陽轉。這種描述就類似于我們的框型契約，這個契約的主要作用是對已經存在現象的描述。如果我們把這個契約修改成所有星球都圍繞地球轉，只是官僚階級為了統治不尊重客觀事實的地球中心說。很可惜描述是沒有改變現象的能力的，框型契約類似于描述，對社會的權力主體也是沒有改變其行為選擇的能力。
描述要準確，必須根據星球大小產生的引力為依據；框型契約的準確也只能是反應權力實際大小的規定。星體之間運行的關鍵在于萬有引力的大小；契約的核心在于其規定中的權力大小。在框型契約下，權力才是行為選擇的核心，這時的法只是一種描述，不存在力。
對于參與框型契約的主體，數量越少，達成的這種框型契約越能準確反映主體權力的大小，契約往往更有效，如兩個主體之間的合同；涉及的主體越多，并且主體權力差別越大，契約往往反應的就只是權力最大主體的要求，如帝國統治下的最高權力產生的法律。就算這種法律的產生是經過討論，往往也是流于形式，它最終的結局也只能是各級主體按照權力大小形成的利益表達。
框型契約要有效，就必須是權力實際大小的準確反映。如果把改變權力主體的行為選擇完全寄托在框型契約身上，無助于解決任何問題，差之毫厘，謬之以千，只會離正確的方向越來越遠。帝國統治下的反貪和法制多是以這種框型契約為手段，最后腐敗只會是越來越嚴重，直至滅亡。
另外一種契約牽涉到改變主體權力大小，我們命名為權力契約。主體的權力大小改變，行為選擇自然改變。如同星體的大小改變，它產生的萬有引力隨著改變，運行軌跡自然就改變了。
朱元璋通過嚴刑峻法依然無法抑制貪腐，絕望之余把這個權力順帶賦予底層百姓，允許其直接抓貪官送京城，還為這個權力加保障：有阻攔者，滅家滅族。光這一條比以前的所有嚴刑峻法都管用，只可惜不久后被官僚階級廢除。
毛澤東歷史讀得比較多，天然的對官僚不信任，想以大亂而大治來對付官僚階級不斷膨脹的問題，便直接賦予底層百姓造反有理的權力。雖抑制了官僚的膨脹，減少了腐敗，但整個權力流轉出現混亂，引發社會動蕩。
改變權力大小的契約產生的影響巨大，常常引發社會巨大的變動，在古代我們稱為變法，在現代我們稱之為改革。
線形權力結構下的改革
改革，顧名思義，改變和革新。用更通俗一點的說法是：對權力分配和利益分配的調整。
線形權力組織最理想的結構模式為，兩頭大，中間小，底層創造食物，中間傳輸，上層獲取；最糟糕的模式為，兩頭小，中間大，但是線形權力組織食物單向流動性的特點，決定了權力和財富向上流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在中間階層聚集，這種聚集越到后面越呈加速化的趨勢，中間的權力階層將不斷膨脹，變得過于龐大。當龐大到一定程度，到底層無法支撐的時候，整個組織就崩潰了。
自然界的食物鏈具有天然的自我調節功能，比如老鷹、蛇、青蛙、害蟲的食物鏈，當蛇的增多，將捕食更多數量的青蛙，青蛙減少，蛇能獲得食物減少，蛇的數量隨之減少。
但權力的捕食 跟生物的捕食又不完全一樣，這是一種不斷累加的過程，已獲得的權力并不會消失，而是作為主體的一個權力存量，新捕獲的權力是增量并轉化為存量；同時權力作為食物的特點是它的總量一定，權力階層因獲得的底層權力食物，變得強大；而底層則因此而變弱。權力階層并不會因為底層變弱而跟著變弱，反而會因為雙方權力差距的拉大而變得更容易捕食，最終的結果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權力的差距拉大，又造成權力階層對財富的捕食更容易，財富的占有最終也跟權力的大小成正比。
線形權力組織因其自身這種缺陷，就需要周期性的調整，這種調整需要比中間權力階層更大的權力，只能來自上層。上層權力足夠大，才能壓縮中間的權力階級，擴大底層的權力以做更好的支撐；重新形成兩頭大，中間小的格局。這就是線形權力結構組織改革的方向。如果缺少這種必須的調整，權力和財富分配的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整個社會鏈條必然崩潰，財富和權力從新做一次較為平均的分配。
線形權力組織的缺陷反映在帝國中，主要是官僚階級對各種財富資源的占有：土地為封建帝國的主要財富，土地兼并首當其沖，造成大量的無地流民；對金屬貨幣的占有，很多朝代也都發行過紙幣，但都很快變為廢紙，而金屬貨幣以其任何權力不可操控性一直保值流通，最終絕大部分被權力階層占有，成為收藏品，引發通貨緊縮；對生活資料的囤積，主要是糧食布匹等，造成糧食危機和物資短缺。同時官僚階級的數量也會因為食物的增多，繁衍出大量其他不勞而獲的食利階層，創造財富的群體減少，社會財富總量減少。
越到帝國后期，底層百姓的權力越弱，擁有的財富也越來越少，社會上無地無房無財產的流民越來越多，很多人為了生存，只能賣身為奴。
權力食物鏈在發展過程中，最終將逐漸繃到最緊，底層的百姓被壓縮到邊界處，退無可退，進又無可能。此時任何一點額外因素都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這根稻草可能是天災，也可能是政府的某項巨大工程，還可能是其他。
據統計帝國有長達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有各種各樣的災難記錄，東漢末年張角黃巾之亂的是瘟疫，唐朝的王仙芝、黃巢起義是因為饑荒，明末高迎祥、李自成的叛亂是糧食歉收。帝國最高權力也喜歡新建各種龐大工程，秦朝的長城、阿房宮與驪山陵墓；隋朝的大運河；元朝的黃河治理等等。不管這些工程的目的是什么，最終的后果都是導致底層整體邊界被打破而引發起義。
為了防止這種底層邊界被打破，引發帝國危機，最高權力必須審時度勢發起必要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最高權力做的上對下的調整，并不是去改變權力結構的大小對比關系，改變的只是多少。通過壓縮中層的權力階級，增加底層的權力，使權力邊界不容易被突破。
如果改革只是單單讓下層獲得更多的財富，這種改革很快會失效。因為財富只是水面的浮標，權力才是水下起作用的錨；沒有權力的財富是不牢靠的，很快會成為權力階層的獵物。中國歷史上賦稅改革歷朝歷代都有進行，雖然賦稅改革目的很多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改善國家財政，每次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在短時間內確實有下降，但隨后又增長到比改革進行前更高的水平，國家財政最后也得不到改善，這部分財富更多的是成為了權力階層的食物。換句話說就是不管怎么減，最后都增加。這一定律后被學者秦暉總結命名為“黃宗羲定律”，類似于今天的“機構在精簡中膨脹，動物在保護中滅絕”。
改革的方向不會是下對上的行為，否則就變了成造反。權力的捕食行為是按照大吃小的邏輯關系自動獲得的，這是整個鏈條存在的前提，是社會正常運行的基礎。線形權力結構下，底層權力的增加只能是來自上層的改革。
權力食物鏈的最高權力是這個鏈條的締造者，并通過這個鏈條獲得最大收益，所以最高權力的改革首先是維持這個鏈條的存在，并在鏈條存在的基礎上獲取自身的更大收益。這是理性的最高權力的改革目標。
通過這個目標就決定了最高權力改革的兩種主要原因，一是為了自身獲取更多利益而做的政策調整；二是為了維護權力食物鏈的穩定而做的結構性調整。
底層百姓的利益并不直接表現在改革的目的中，也不太可能出現單純以底層的權力擴大或財富增加為目的的改革，如果出現，更多是改革主要目的實現后產生的一個副產品。例如，為了鏈條的穩定，高層壓縮官僚階級對底層釋放部分權力。既然改革牽涉到利益的調整，必然會引發對抗，官僚階級越到帝國后期，對抗的能力越強，改革的成本越大。改革并不一定能按照最高權力的預期發展，因改革失敗導致身亡的政治家不在少數，高層不可能僅僅以底層的利益為目標就去付出巨大成本進行改革，這也不符合權力的理性。
改革要成功必須遵循權力食物鏈優化的基本邏輯，往兩頭大、中間小的權力結構模型方向用力。這就需要最高權力有足夠大的強力去壓縮中間層，然后擴大底層權力。
帝國后期的一個主要危機是物資的匱乏，當然更多是底層百姓物資的匱乏，即所謂的民不聊生。要解決物資的匱乏，更需要擴大底層的權力；物資的生產同百姓權力之間有密切的關系，要了解這點，我首先了解人力資源。
人是一種特殊的資源，跟其他資源最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人這種資源首先屬于一個獨立的意志主體，這個獨立的意志并不隨人被誰擁有而轉移；并且人力資源不管有沒有發生作用，都需要成本才能維持。
例如李四，一天能干10塊地的活，但需要每天2塊地的產出才能養活他。被賣為奴隸后，他的勞動成果全部為奴隸主所有。但此時的李四仍然有獨立的意志，并不因為歸奴隸主所有就完全聽命于他。李四的獨立意志可以關閉自己的勞動資源，每天只干5塊地的活，并且干得非常糟糕，還不如以前2塊地的產出。李四作為奴隸，并不會因為多干活而賺更多，卻能因為少干活而減少體力支出。而奴隸主卻因為擁有奴隸李四而虧本，因為每天還要花兩塊地的成本來養活他。這就是人力資源的獨特性。
由此，假設一個人的生存成本是2的財富，全力生產能創造10的財富，我們把一個完全的奴隸的權力看成是1，也就是他所有的勞動成果都不屬于自己，但奴隸也是有生存成本的，至少2的財富才能生存，這是他的主人必須提供的；把一個完全自由的人的權力看成是10，他的勞動成功全部歸他所有，也就是10的財富。最后主體占有財富多少同他擁有的權力大小成正比。
如果權力低于2，即使再怎么生產，能支配的財富也是少于2的，為了生存自然要起義了，我們就可以把這里的權力2看成是底層最低權力邊界了。此時主體離2越高，越愿意去生產，創造的財富越多；離2越近越不愿意生產，創造的財富越少。所以要解決社會財富物資匱乏的一個主要途徑是擴大財富制造者的權力。
我們把權力捕食的結果用 權力食物 × 財富食物 的積來表示，更能看清楚權力分配的厲害關系。如果把底層的權力壓縮到2的地方，權力主體就能獲得8的權力食物，但是底層可能只愿去創造很少的財富，權力階級能捕食到的財富只會大大減少，甚至沒有，8×0 = 0。這個8的權力食物對權力捕食者來說就沒有意義了。如果給底層夠大的權力9，底層能創造9.8的財富；權力階層此時獲取的權力食物是1，相應的能獲取的財富食物是0.8，此時1×0.8 =0.8，這顯然也太少。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北方要解放南方的奴隸，但是很多奴隸卻不愿意，主要就是這方面的原因，跟著主人雖然只有1的權力，但是主人至少提供2或更高的財富食物；而成為自由人后，雖然有極大權力，但是他們當時擁有的財富為0，其結果 足夠權力×財富0 = 0，還不如做奴隸時候的結果，這讓很多奴隸是不愿意被解放的。所以后來美國羅斯福新政里面提到了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這其中就確立了物資財富的重要性，如果缺少，其他權力跟自由同樣沒有意義。
如果以這個乘積的結果來考慮改革，那就是去找到一個最合適的點，來確定給底層百姓留多少權力時，權力階級能獲得最大的值。但這樣的點因人不同、因時不同、隨時變化，不好操作不好掌握難以調整。
最科學、最經濟、最實惠、最通用并且已經被普遍采用的一種權力管理模式為“放水養魚”。魚剛被放入池塘的時候是有極大自由的，可以近似的把獲得的權力看成是10，魚開始自由的成長，等到成熟時，管理者通過下網收網剝奪全部權力，除了留下一些種苗外其他全部收獲，管理者大獲豐收。如果剛開始就把魚關在網里，成本巨大，不但需要管理者提供飼料喂養，還要做各種日常維護，非常不劃算。相對而言，前一種方式更經濟。
“放水養魚”也就自然成為部分權力階層的捕食方式，比如，規定賣淫是犯法的，可以隨時處罰。管理者平時不用這個權力，這并不意味著一直不用，權力階層隨時能把這些人都抓起來，每人罰款一大筆，再把他們放出去，她們繼續賣淫，過一段時間再抓，再放，再抓……。再比如非法營運，不經權力階層授權的車輛不許拉客，平時不怎么管理，不時抓一次，罰款一大筆放掉，繼續運營，再抓，再罰，再放……。如果“放水養魚”輔助于“釣魚執法”，就能精確打擊，只抓該抓的，避免下網收網對整個魚塘的破壞。
權力的放水養魚捕食模式，在某些時候遠遠優于那種持續的捕食行為。帝國的治理也在不經意間使用這種放水養魚的方式，一個新帝國剛產生的時候，往往是底層百姓權力最大的時候。百姓因為擁有巨大的權力，生產熱情高漲，大家開始努力創造財富，帝國進入空前繁榮時期；此時，權力階層不自覺的開始收縮魚網，擴大自己權力，財富急劇流入權力階層的囊中，帝國的盛極而衰不可避免。
少量的權力階層進行捕食，一放一收的捕食效果最佳；但對整個權力階層而言，擴大自己權力容易，要收縮就困難了。因為，處在全體行為選擇中的個體，當其它權力主體收縮權力時，自己如果擴張權力，將能獲得更多收益，這才是自己的最優選擇。這就導致整個權力階層誰擴張，誰收益；誰收縮，誰吃虧。最后變成都只愿不斷擴張，不愿收縮。在這個權力階級不斷擴張的過程中，底層的百姓只能不斷壓縮自己的邊界，不能恢復，失去創造財富的動力，帝國很快由盛世進入衰落的后期。
帝國的最高權力在這個時候就必須進行改革了，由它來收縮官僚階級的權力，擴張底層百姓的權力。前面已經講過，從整體來計算，底層百姓的權力總和最大，官僚階層次之，最高權力集團最小；從單個的個體來計算，剛好相反，越是食物鏈的最上層權力越大。
最強權力主體在進行這樣的權力改革時，是要收縮整個官僚階級的權力（這個時候稱他們為既得利益集團更合適）。官僚階級為了自身利益，必然會選擇對抗，對抗最大的優勢就是結盟，一旦形成超過最高權力的合力，改革無法進行，這是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所以發動改革的最高權力需要足夠強大，這是這種改革能否順利進行下去的前提。我們下面來看一下中國歷史上幾次有名的改革。
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其主要內容有： 編制戶口，加強刑罰 ； 鼓勵發展農業，獎勵生產；獎勵軍功，取消世卿世祿制； 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 推行縣制 ；實行二十等爵制度；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統一車軌 。
這些政策符合線形食物鏈的優化方向，首先是擴大中央集權，然后壓縮官僚階級的權力，再增加低層百姓的權力，并把軍功確立為獲得更多權力主要手段。這時候的秦國，官僚階級處于發展階段，中央政府是非常強大的，能用強力保證改革的進行。
變法的結果使得，底層百姓更愿意去生產去創造更多的財富食物，也愿意為國而戰以擴大食物鏈獲得更多資源；官僚階級被壓縮后更多的是成為食物的傳輸通道，而更多的食物傳輸給權力更大的皇權，但是商鞅因變法損害大部分權力階層，最后車裂而死，所以有“商鞅變法，作法自斃”之說。
東漢末年，王莽以極高的人氣登上權力的頂峰，把漢朝改為寄托自己無限希望新朝。當時帝國周期性的失衡已經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整個社會風雨飄搖，最高權力的強力是非常弱的。有著濃厚“崇古”情節的王莽從歷史中尋找精神的寄托和信仰的支撐，想通過《周禮》建成一個完全符合古代道德標準的世界，他的改革史稱“托古改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下四個方面的改革：土地所有權、奴隸制度、市場管制和金融貨幣制度。
土地改革方面，他實行絕對的平均主義，土地全部為國家所有，按照一對夫婦一百畝的標準向民間發放，超過一百畝的強令退田。這樣的政策，把所有的貴族、官僚和豪門推到了他對立面，皇權再大，也超不過這些人的權力總和，改革無法進行，幾年之后，王莽下令：“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正式承認土地改革失敗。
在奴隸方面，實行“私屬”的辦法，已有的登記在冊，禁止購買新的奴隸。王莽忽略了當時奴隸產生的根源是大量失去土地而淪為赤貧的農民，這部分人擁有的財富已經無法支撐自己的生存，財富0 乘 任何權力 都等于0。選擇當奴隸能換回保證生存的基本財富2，當然會選擇當奴隸，財富2 乘 權力1 等于2。在無法獲得基本財富的情況下，不允許這些人成為新的奴隸就是斷了這些人的生路，更糟糕的是王莽為了懲治不勞動者，還向失業者征稅。這樣不但奴隸制問題沒有解決，還逼得很多流民加入反抗的隊伍。
市場管制方面，鑄幣、冶鐵、煮鹽、釀酒的權力全部被收回，只能由生產效率更低的政府來經營；對名山大澤出產的物品課稅，對礦、林、牧、漁等產業像工商業和副業一樣統一征收“什一”所得稅。官營的結果是提高了交易成本，社會總體財富減少，同時還為官僚的權力尋租創造了更多方便；新增的稅收不只沒有調節分配，更多的是落入官僚階級的手中，兩級分化進一步加劇，底層負擔更重。
金融貨幣制度方面更是不考慮實際情形，一共進行了四次改革幣制，每次都以失敗告終，每次貨幣調整，因為信息的不對等，底層百姓都是損失最多的一個群體。到最后是官方貨幣受到抵制難以推廣，而民間私自鑄錢泛濫且廣為流通。
這些改革更多的都是擴大官僚的權力，但卻又奪取他們的財富，為自己樹立起龐大的敵人；看似為百姓著想，卻同時剝奪他們更多的權力和財富，取消各種生產經營權不說，就連當奴隸的權力都沒有，窮得一無所要還征稅，只能反了。
這樣的改革，無論是從權力還是財富分配的角度來說，都是朝線形食物鏈優化的反方向進行，不改還好，越改越糟，損害了所有階層，找不到一個同盟者。最終改革皇帝王莽死在一個名叫杜吳的商人手里，首級也被砍了下來，懸掛在鬧市之中。
明朝張居正的改革，主要是考成法和一條鞭法。
考成法主要嚴格考察各級官吏貫徹朝廷詔旨情況，要求定期向內閣報告地方政事，提高內閣實權，罷免因循守舊、反對變革的頑固派官吏，選用并提拔支持變法的新生力量。這些政策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大大壓縮了官僚階級的權力。
一條鞭法，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大大簡化了征收手續，同時使地方官員難于作弊。實行這種辦法，使沒有土地的農民可以解除勞役負擔，有田的農民能夠用較多的時間耕種土地，對于發展農業生產起了一定作用。同時，把徭役改為征收銀兩，農民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比較容易離開土地，這就給城市手工業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來源。沒有土地的工商業者可以不納丁銀，這對工商業的發展也有積極作用。
這次改革的方向是合理的，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加強中央集權，壓縮官僚權力，擴大百姓權力。不過當時中央政府的權力是相當弱的，皇帝尚幼，沒有什么威信，最高權力不具備壓縮官僚階級的強力。這樣的改革應該說不具備成功的可能。
不過這場改革是由攝政的張居正來推行的，此人權謀、能力、判斷、用人等各方面在整個帝國無出其二。張居正還健在的時候，可以靠其個人強力把新政推行下去；但他一死，權力階層將無法繼續壓制，他們的反彈立刻就會使新政作廢。這種改革只能“人在，法在；人亡，政息”，沒有持續強勢的中央政府，也就不具備新法的持續性。
不過張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當時的權力結構，為后來萬歷皇帝的無為而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央政府的權力是極大的，毛澤東也吸取歷代王朝滅亡的教訓，把官僚階級看成整個體制的最大威脅，想用“大亂才能大治”的方式打破官僚階級不斷膨脹直至帝國滅亡的周期性規律，便開展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來打擊官僚階級，使其無法成長；同時賦予百姓造反有理的權力，讓他們直接打倒部分官僚。
這樣的安排，雖然符合兩頭大、中間小的食物鏈形式。但是對官僚階級的打擊過度了，官僚階級作為權力食物鏈中間的一環，其傳導和支持作用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官僚階級的倒塌和混亂對整個權力食物鏈的傷害也是致命的，
1979年的改革開放即以撥亂返正開始，歸還官僚階級該有的權力，很多干部被平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同時底層引發食物鏈混亂的權力被取消，并重新賦予其他更多的權力；工業上賦予一定生產經營自主權，農業上是家庭聯產土地承包責任制。
這些政策很快理順了原先的權力關系，中央的放權又擴大了各階層的權力，整個食物鏈很快步入了它應該有的軌道，生產積極性高漲，社會財富高速增長也成為必然。
這時候中央的放權是逐步，也很小心的，用鄧小平的話說叫“摸著石頭過河”。改革中農業土地這一塊的政策，吸取歷代土地兼并動搖王朝根基的教訓，也吸取大鍋飯體制下生產效率低下的問題，采用的是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辦法。以集體和國家所有的名義保證土地不被個人兼并，再通過承包的方式保證多勞多得以解決生產效率低下的問題。
但是任何時候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只是暫時折中的解決辦法，當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問題同時出現時候，問題會被加倍的放大，只會朝權力較大的階層有利的方向發展。西方的解決方式是保證所有權的基礎上再滿足使用權。
中國歷史上土地被兼并造成大量流民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制，而是強權對弱者土地的掠奪。所以把土地兼并的原因怪罪在土地私有問題上是完全錯誤的，而通過國家和集體所有的名義來解決這個問題更是走的不同方向。要知道土地兼并潮中，官僚階級才是土地掠奪的主要力量，如果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那么一旦權力階級有捕食的欲望，連掠奪的成本也都省了，只需用權力收回；農民連維護自己權益的理由都找不到，只能是被分配的命運，更有可能成為流民。改革開放后，土地被低價征收產生的流民正成洶涌之勢。
這種對土地的掠奪在今天不再是以往各朝代出現的土地兼并，更多的是以發展的名義、公共利益的名義由地方政府逐個對農民土地使用權的征用。因為不具有土地的所有權，農民也不再有議價的能力，地方政府就有權力以最低的成本獲得土地。曾經用過這樣的征用標準，該土地一年的農業產值去乘補償的年份。類似于給你多少年利息，就能把你銀行的錢拿走。既當婊子又立牌坊是權力獲得最大利益的天性，不以制度為轉移。
不屬于自己的錢還能有利息，不屬于自己的土地還能拿到一筆補償款，按理說農民應該感到慶幸。但是他們不懂什么所有權和使用權，只以為自己種的土地自己就可以支配，賣不賣那是自己的事情，哪里知道新時期、新時代背景下出現了征用一說，當然不愿意了，于是各種暴力在土地征用的過程中大量出現，最終的結果更強的暴力獲得勝利。
因為歷代土地兼并大都是伴隨著權力和被迫，是兩極分化的標志，因此土地兼并給大家留下的都是負面印象。但從西方的經濟學來看，交易能產生更多的使用價值，對大家都有利才會交易，能促進物盡其用，當然交必須是在自愿的前提，沒有外部權力的強迫和內部物資缺乏的被迫，否則就成掠奪了。
這種原本以保護農民階級利益為目的，通過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來防止土地兼并的制度安排，起初也順利實現了其目的；但隨著官僚階級實際權力的膨脹，和土地財富在工業文明下的迅速增值，底層農民手中的權力無法保護這些迅速增長的財富，被權力階層“征用”就不可避免。
權力是土地政策中以維護公平的目的出現，但發展的結果往往是權力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并且享受這種不公平，更加感慨于老子“無為而治”的大智慧了。
自從1949年中央政府成立以來，權力鏈條經過各種嘗試和突破，財富分配逐漸回到它熟悉的軌道上來，主體按照擁有的權力大小來完成對財富和資源的支配權，權力最大的中央政府獲得最多稅收和資源，各級政府按照權力大小依次遞減，到了最末端的鄉村政府，基本沒有什么收入，只能靠上層權力結構的撥款勉強維持。在線形權力食物鏈中，地方政府是沒有能力同中央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同樣地方政府管理下的其他權力階層，也是沒有能力同地方政府進行議價的。財富在線形權力鏈條中的流動，最終往權力更大的地方匯集。
雖然地方政府雖然沒有制定大方針的權力，但是卻是具體的執行者，可以用這個具體的執行權，來獲得個人的最大的收益。如弗里德曼所說：“每一項改革和法令確立起的權力地位，這一權力將怎樣運用以及為了什么目的運用，與其說取決于最初的創議者的目的與目標，倒不如說取決于那些得以控制上述權力的人們，取決于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具體的說，改革的利益和權力分配是以改革具體執行者的目的為方向——即官僚階級的主導方向進行的，找一個不存在利益傾向的個人和團體是非常不現實的。關系到絕大部分主體的利益的改革，而利益分配卻完全掌握在少部分權力階層手中，權力失衡導致的財富分配失衡不可避免，而在這個過程中以個別公正的人和事例來宣傳美化整個改革更是個危險的信號，這種粉飾只能讓分配的失衡缺少必要的調整。
用近年來出現的“公共決策理論”和合理行為預期來解釋就是，政府部門并不必然以社會大眾的利益為目標，當社會不能有效約束政府時，政府部門有可能利用其權力謀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且，政府官員與其他個人和組織一樣，同樣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這些個人利益更將同所屬部門的規模相關。
簡單點說，無論怎么改革，利益的分配方向總是對權力執行者最有利，政策最后落實到底層的時候，有的已經完全異化，變成對百姓的直接掠奪。
如果上層權力組織直接放權又會怎樣呢？線形的權力食物鏈就如同一條蚯蚓，無論從哪里切斷，新的權力關系還是線形權力食物鏈。并且獲得足夠大權力的地方政府，跟底層主體的權力大小差別更大，掠奪起來更是方便，這將是一個更加危險的權力捕食結構，這就是所謂的“一放就亂”。如果中央權力足夠大，事事都得管，什么都要下文件，逐級傳達。什么事情都要領會中央的文件精神才能做，這樣的地方政府權力足夠小，雖然減少了權力捕食的能力，更減弱了發展和創造財富的能力，整個政府變成一個僵化的機構，這就是所謂的“一抓就死”。
大潮過后，海灘上留下許多小魚，一個小男孩在一條一條的往海里送，旁人問他，這么多的魚，你救不完的，誰會在乎呢？小男孩說，至少我救的這條魚在乎？中國農民工欠薪問題很嚴重，溫家寶總理也曾經幫人討薪，誰在乎呢，至少那個被幫助的農民工在乎？現實只能是這樣了。
在這樣的線形權力結構下，獲得改變的往往只是個別主體的命運，群體的命運還是在沙灘上，魚兒能期待的就只是那雙幸運的手降臨到自己頭上；善良的最高權力者，就如同那個天真的小孩，所謂的改革，最后能做的就是盡力去改變一些個體的命運。
道德治國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產生了大量的思想財富，我們可以從中尋找解決線形權力結構周期性問題的方法，這些思想體系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法家、儒家、道家。
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應以遵守規則次序為主的儒家路線為宜；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官僚階級以權謀私成為權力鏈條的最大危害，此時應該實行道家無為而治，更能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三者各自的優點恰好能克服線形權力組織周期性衰敗的問題。
但以這三種思想體系的循環模式來治理權力食物鏈，只存在理論上的可能，除非存在一個超越一切人類力量、置身人類利益之外的神，由它來審時度勢決定采用什么方式進行治理。明朝張居正的法制和萬歷的無為而治先后出現，那是歷史的孤例，不具有可復制性。世間已無張居正，更無萬歷。線形權力食物鏈條總是按照它既定方向行進，直到官僚階級膨脹到整個鏈條無法承擔，面臨崩潰。
就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而言，在線形權力結構中最不具備可執行性，它完全與整個權力階級和最高權力的利益相矛盾，這是一種過于理想的社會。
就法家倡導的“以法治國”而言，我們前面談論過框型契約的法律，談論過以權力契約為目的的變法，這些都沒有辦法解決官僚階級的膨脹問題，但有種觀點認為各個王朝法治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一部憲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
那什么是憲法？官方的定義是：“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條件綜合作用的產物，它集中反映各種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確認革命勝利成果和現實的民主政治，規定國家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制度，即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的原則和國家政權的組織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等內容。……”
內容太多，不再詳述。但只要缺少一點，一切都不一樣，即：社會最大多數主體自愿參與后達成的共識，以反映和保障大多數主體的權力和利益。如果缺少這一點，這個憲法還是可以名為憲法，但這種憲法是一個缺少契約精神的憲法，有名無實。契約精神最重要的特點是：自由精神､平等精神､信守精神､救濟精神。它源于西方的商品交換，是一種互為支付和獲取的平等關系，在哲學層面反映出來的是權力和義務的對等關系。
缺少契約精神的憲法也只是強力保證下的框型契約，中國各個朝代歷來不缺少這樣的最高法律，隨時可以改名叫憲法。這些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維持社會的次序，保障權力食物鏈條的存在；而作為權力食物鏈條的締造者，保護最高權力必然是該類法律的最終目的。
契約的力量傾向于維持平等，而權力的力量總是在試圖摧毀平等。框型契約是不具備同權力對抗的力量的，要保證食物鏈下各級權力遵守框型契約的行為規則，就需要最高權力的強力來保證，而最高權力的強力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整個社會的權力階層都需要強力來維持的話，這個成本將大到無法繼續的，框型契約必然失效，框型契約失效后權力階層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食物將按照權力實際大小來分配，作為總體權力最大的權力階層將會不斷膨脹，獲得越來越多的收益。
要解決線形權力食物鏈下框型契約失效的問題，就得解決由強力保證的行為選擇產生的成本過大問題。能讓主體的行為選擇既符合框型契約，又不需要過多的強力來維持，也就是讓主體自覺自愿遵守這些框型契約，這就需要主體從心里產生一種遵守的意愿。
這種意愿形成的社會規則統稱為道德，比道德更高的意愿是信仰，信仰是道德的更高級階段。道德是帝國集權模式下最重要的統治工具，超過框型契約，超過軍事力量的強力。線形權力社會下的框型契約失效的必然性和維持強力需要巨大成本，這些缺陷道德都沒有。
道德產生于人類社會誕生之時，道德治國的思想體系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中逐漸成熟。到漢代，董仲舒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也利于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儒家思想，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
人性的欲望和權力作為寄生生命的欲望是權力食物鏈中官僚階級膨脹的根源，主體對更多利益的追求，必然有打破現有秩序規則的沖動。從某種方面來說，欲望是權力鏈條不穩定的主因，如果人人都安于現狀，安于既定的次序，那么這個權力的食物鏈是會永遠穩定的。
從心理學上來講，能對欲望進行抑制的就是道德了。于是宋朝的大儒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認為人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提出“存天理，滅人欲”。 朱熹的這個觀點確實抓住了人性的本質，跟近些年來流行的“儒釋道才能救世界”的論點有類似之處，認為人類的希望在于對欲望的抑制。
但是很遺憾的是，道德能抑制的是人性的欲望，卻不能抑制權力的欲望，這點是權性跟人性最大的不同。人性是個巨大的容器，能裝下欲望，也能容下道德，更包含了其他我們已知和未知的很多特性，這些綜合在一起就人性，因人而異，同一個人也會不斷改變；而權性不同，它是最最低端的生物，體內沒有道德，有的只是對不斷獲得食物的算計。
這一特點決定了道德作用于不同階層的效果迥異，越是底層越容易感受到道德的約束，越是權力上層越會把道德當成權力的工具。這就是權力導致的普通人和政客的區別。
朱熹為了追求一種絕對穩定的權力結構，甚至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來升華他的理論。即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違反道德，要遵守天理和現次序。這種道德要求如果完全被接受的話，整個權力食物鏈條確實能更加穩定的，至少底層是絕對穩定的，因為此時底層的“最低權力邊界”為零，不存在因權力被壓縮引起反抗的可能。
當然“滅人欲”和“餓死”更多是針對百姓的，權力容不下道德，權力階層自然也就不易受道德的制約。中國特有的宦官文化可以說是對帝王道德治國最好的注解，光從性生活來看，帝王擁有佳麗三千后，仍然想寵幸誰就是誰。不但自己的欲望不受道德制約，而且還要保證自己的欲望不受他人欲望的威脅，那么就對奴才身體上產生這部分欲望的器官進行切除，把他們變成閹人，讓其只能為自己的欲望服務。這就是道德治國的肉體切割版。
對帝王身體欲望產生威脅的是后宮的奴才，對整個帝國權力鏈條產生威脅的是眾人心里的欲望，那就需要進行思想閹割，凡是不利于權力階級的思想統統摒除，并以道德的名義加以推廣實行。這就是道德治國，歷代帝王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儒家思想和一些主義。
對身體的閹割造成的傷害太過明顯，目的過于直白，已然不被現代人接受。而對思想的閹割，卻一直存在，而且方式更加隱蔽，手段更加豐富。身體的閹割叫閹人，思想的閹割卻可以叫主人。思想閹割分為主動閹割和被動閹割，主動閹割是醒著的人，什么都明白的人去做的一種交換：把自己的某種想法割掉，從主子那里換取什么。被動閹割是在熟睡中進行，讓你永遠都接觸不到未經許可的思想，一直沉睡在權力階層推廣的文化中，這樣就可能做到，你永遠不會獨立思考，永遠都沒有過某些想法。雖然有些閹割文化對主子諂媚到骨子里了，但卻是很好的搖籃曲，讓很多人一直安睡在搖籃中，一直到死。且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被閹割過，還對搖籃曲中的內容深信不疑。
權力階層最大的收益是底層所有的權力食物和財富食物，但因為權力食物的過多獲取會導致財富食物的所得銳減，道德治國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既能剝奪底層全部的權力，又能讓其全心全意去創造財富，上交財富，這是權力階級道德治國的最理想目標。
但欲望是把雙刃劍，雖然是次序破壞的源頭，但卻也是建設的動力。欲望被道德的過度抑制，對于財富的創造的主動性是毀滅性的，人人都如和尚般無欲無求又有誰來養活官僚階級呢。
道德治國對權力階級的統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對整個社會知識財富的損害卻是可怕的，它最大缺陷是整個國家機器只允許符合權力階層利益的思想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一貫策略，甚至出現“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極端行為。社會知識在這樣的環境下，除了主流的官方思想外，其他多是被禁止的，即使優秀的思想也可能因為無法傳播而很快消失。這樣的社會是一個思想禁錮，產生大量奴才和順民的社會，社會知識財富被規范在一個框內，也就那么多，永遠就那么多 ，多出來的因為不符合“規則”，就這么隨手切掉。
四書五經，嚼了幾千年，都快爛了，都對權力組織作了什么樣的改良呢？1903年，《國民日日報》有一篇文章寫到：“故至秦而民權盡亡，及宋而臣權盡亡，至明末而漢人之權盡亡。凌夷至今，遂 成一 君權專制達于完全極點之時代。”在秦代，民權完蛋了；在宋代，相權完蛋了；在明代，人權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權利都完蛋了，無論什么都是皇帝說了算，專制到極點。
儒家思想能流傳這么久，當然有它優秀的一面，但只允許一種思想發展，就如同只吃一種食物，營養不良是必然的。一個國家就算擁有再多的人口，再長的歷史，只推廣《四書集注》之類符合官方的思想，整個社會只會不斷僵化，把大家往奴隸方向驅趕，集權政治不斷被加固。
在帝國內部找不到更好的解決方法，就把目光投向帝國之外。在民國時期，第一次真正出現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思潮，可是幾千年形成的集權土壤還很難讓民主結出果實，這樣的失敗就不是偶然，卻也是悲壯的有意義的嘗試。蔣介石的集權政府，雖有更大的強力，可惜缺少道德治理的有力武器，這個政府很快成為權力階層分贓的集團，“反腐亡國，不反亡黨”成為蔣總統的無可賴何的表白，這個政府很快就被當時有堅定信仰的共產黨擊敗。
信仰作為比道德更高級的意愿，無論能否看見，能否實現，只要你相信它就會產生超越人性的力量，有信仰的主體是足夠強大的，我們甚至為了信仰可以犧牲生命。
但是如果把信仰作為政府統治的工具和權力捕食的武器，它的破壞力要遠甚于道德治國。人類最初信仰想象出來的神，于是把最高權力看成是神的代表，政教合一是信仰作為統治工具的主要方式。在這樣的權力食物鏈內，信仰是代替道德和強力成為為維持其鏈條的基礎，所有質疑其信仰的行為都是不允許存在的。
這樣的信仰會自動去摧毀威脅到它的知識和文化，哥白尼的死就是因其日心說威脅到宗教的信仰基礎。信仰是如此重要，卻也如此可怕。幸好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找到了最合理的解決方式“人要有信仰，但信仰必須是自由的”
在西方，雖然自啟蒙運動以來，上帝存在的基礎已開始瓦解，但是由于沒有新的信仰，人們還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采 一聲斷喝“上帝死了”，揭示了那個時代，人類的最大危機，信仰危機。既然你信仰的東西是不存在的，你的信仰還有什么意義。沒有信仰，人就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主體，人的欲望就沒有辦法抑制。整個社會就有因為欲望而崩潰的危險，這是現實的危機。
幸好，信仰的本質并不是要去相信真實存在的東西，上帝只是很多概念的集合，信仰上帝其實只是信仰這些概念，這是大家知道上帝不存在以后，我們仍然繼續向他祈禱的原因。
信仰也可以轉化對一些理想的追求，尼采告訴大家上帝不存在以后，共產主義理論適時的出現了，它更像是宗教的升級，以此來避免人類因對“失去”上帝這個最終裁決人的恐懼而陷入欲望的混亂，讓我們在天堂以外，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向往。以前通過上帝這個概念的集合來約束我們的行為，那么共產主義就是以將來的理想社會模型來約束我們現在公民的整體選擇，進而約束個人的行為選擇。
這種約束，本質上無法解決了權力過渡捕食的問題，他們起的作用只是抑制，既然是抑制就有可能出現失控的時候，權力食物鏈的危機并不會因為有信仰而解除；并且信仰作為權力階級統治的工具，對思想文化的打壓不可避免。人如果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豐富燦爛的文化，只能像奴隸一樣活著，像機器一樣被擺布，就像朝鮮人民那樣過一生，這樣的生命又有什么意義。
圈形權力食物鏈條
社會學和政治學把社會制度作為一個人類社群的根本標簽，西方學者通過歐洲的歷史，總結出一些社會制度的結論，這個結論在近代也被中國人所認同，那就是在前蘇聯領袖斯大林手上定稿的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特征的五段論，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科學共產主義社會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紀中創立的，這個理論是基于當時財富分配失衡卻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提出的一整套解決方法和將來社會的理想模型，但在當時它還只是理論，沒有具體在哪個國家成功實踐過。
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源是資產階級完全掌握了財富的分配權，工人更多只是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存在。例如一個私有的工廠中，100個工人創造了價值2000財富，工人拿到了1000，資本家也拿到了1000，但資本家是一個人，工人是100人，這是嚴重不公平的，照此下去財富分配的差距將不斷擴大。
造成這樣的結果是資本家有分配利潤的權力，而資本家擁有這樣的權力是因為擁有生產資料。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解決方式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資本家不掌握生產資料也就不再具有分配利潤的權力，為了確保工人階級擁有這一權力，還設計了由工階級掌握國家政權。這樣，公有制度下的生產資料就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了，整個社會也就不存在資本家，不存在剝削，財富的分配將按照工人階級的意志進行分配。 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將高漲，于是生產力大大提高，社會財富也按照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被絕大多數人所共享，逐步由社會主義社會進入物資財富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個理論無論是從邏輯還是人文關懷角度來說都無懈可擊。在當時現實的情況下，生產資料公有制度，光從理論上來看確實最能實現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遺憾的是它缺少實踐，只是理想。理想是前進的方向和動力，有理想并不是錯誤，但問題的關鍵是實現理想需要合適的方法和手段。
在社會實踐中，進步的標志是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趨勢，這種趨勢大大提高了生產力。資本家不僅僅是剝削階級，更是一門投資和經營管理的專業，它創造財富的方式更多在于智力，也是勞動的一種，如果僅僅因為它的收入過高，就消滅這個專業是因噎廢食。同時擁有財富的資本家并不總具有管理這些資本的能力，于是又誕生了職業經理人這一行業，專門負責替他人管理這些財富，這更是社會分工的要求：人員專業化的生產效率更高，有利于創造更多的利潤。隨著“股份制”在商業文明中日趨成熟，社會中更多的財富轉化為股本交由這些職業經理人經營，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所以才會出現類似通用電氣公司前首席執行官杰克•韋爾奇這樣名利雙收的高級代理人。
這種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是專業化的趨勢，但卻有個天生的缺陷，就是權責背離，職業經理人用手中代理的權力為自己牟取私利的動機不會消失，權力越大越不能避免。這種以權謀私損害的是產權所有人的利益。所以產權所有人在挑選職業經理人的時候尤其慎重，一定會以財富的增值為第一前提去選擇有能力有信譽的職業經理人；并在職業經理人經營這些財富的時候，成立相應的股東大會來對他們進行監管和約束，最大程度減少職業經理人權責背離的風險，又能發揮其專業化的優勢。
但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卻不具有這種股份制和職業經理人的優勢。產權不清是公有制的致命缺點，公有的名義是全民所有，也就不存在具體的產權所有人，公有資產面前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是代理人。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是代理人，任命這些代理人的官員也是權力的代理人，負責國有資產管理的人也是代理人，監督這些代理人的也都是代理人，監督這些監督者的人也是代理人。
都是代理人，也就不存在個人利益同資產增值完全一致的自然人，權責背離的風險在這種模式下會加倍放大。職業經理人的挑選首先不會是以資產的增值為第一目標，更多只是官員的任命。獲得任命的官員經理，其經營管理的權力來至于任命的上級，他對企業管理的主要動機也不會是資產的增值而是上級的滿意，那么經理可能為了滿足上級官員和自己的私利就有極大的可能損害企業的利益，而各級監督者更有可能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參與到這場公有資產的掠奪當中，最后公有資料的經營演變成按照權力大小的分肥行為。
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度下，企業經理人的任命，考慮到資產的安全，道德的重要性甚至是要超過經營管理能力的，而道德的鑒定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由誰來鑒定道德更困難。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度下，一個真正優秀企業的出現，就必須具備更多的因素：經理官員的能力和道德；上級官員的能力和道德；各級監管者的能力和道德。就算這些因素同時出現，其間也會產生比私有企業更多的管理成本。
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少還可以在控制成本范圍之內，如果大量存在這樣的企業，只會導致生產力低下，管理成本高昂，最后無以為繼，逼上不得不改革的道路。
生產資料公有制解決不了生產力問題，其權力組織形式對財富分配的影響又如何呢？
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自利是人的天性”同樣適用于權力。財富分配的關鍵因素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度，而是包含在制度下面的權力分配，所以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才會是無產階級掌握掌權，由權力來保證財富分配。
如果馬克思讀過中國的24史，《資本論》也許是另外一個版本。最高權力的掌握者，無論是來自農民、工人、官僚、還是皇親國戚，只要它處在這個位置就變成了一個新的統治者，他的權力是來自于他掌握的最強強力，而不是他以前所屬的階層；改變的也只會是個體或集團的命運，而不是他以前所屬的階級。在線形權力食物鏈條下，一個官僚當了皇帝，代表不了整個官僚階級；一個工人成為政權掌握者，不是工人階級就掌握了政權；一個農民當了統治者，農民依舊處在權力鏈條的底層。中國經歷了如此多的朝代更替，皇帝有各種身份出身：漢高祖劉邦起兵時擔任泗水亭長；宋太祖趙匡胤軍閥出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農民兼和尚。但皇權不斷更替中，整個權力鏈條的實質卻從來都沒有變過。權力結構不改變，任誰掌握了最高權力，權力鏈條的命運都一樣。權力自利的本性更不會因為外在因素而改變，生產力的高低和生產資料的歸屬問題只是經濟學范疇，改變不了線形權力食物鏈的捕食規則。權力主體繼續按照大吃小的原則捕食權力食物和財富食物，線形權力食物鏈按照它既定的方向發展。
一百多年前，在遙遠的法蘭西，一位名叫托克維爾的睿智學者，有這樣一句流傳千古的偉大哲言：“不平等和世襲制是政治行為的報酬。”而奧威爾的政治預言小說《1984》和《動物莊園》更是對這句話的生動注釋。無論以什么名義開始的政治斗爭，都擺脫不了權力食物鏈的游戲規則。權力失控也能讓社會主義以更專制、更集權、更加不平等和世襲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
在后來的社會發展中，社會主義理論提供的實現方式遭到了嚴重失敗，生產資料公有制無論在效率、成本和公平方面都沒有超過私有制，東歐和蘇聯的社會制度變遷給予社會主義信仰者極大的打擊，與此同時西方生產資料私有的資本主義卻在不斷蓬勃發展；同時其提出的工人階級專政的思想也沒有解決線形權力食物鏈的固有問題，反而造就了另一種以此為依據的集權政府。
但這并不表明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物資財富極大豐富的目標有錯，遺憾的只是所選用的方式不能實現這個目標，更遺憾的是權力階層能從目標的實現方式中獲得更多的利益，自然而然的把方式當成目標了。
但實踐也表明，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物資財富極大豐富的目標不是空想。瑞典應該是最接近這個目標的國家了。它給世人展示的不只是愛立信、沃爾沃、宜家這樣一些象征經濟實力的企業和名牌，更是一個公平、富裕、平等、政治透明的國家，實現了全民就業、全民養老金、全民醫療保險、全民免費教育，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它的最高權力掌握者大部分時間是一個叫社民黨的政治團體，這個政治團體直接脫胎于馬克思主義，在多年的執政中，它的黨綱和黨章，雖然經過多次修改，依然能清楚看出早先的模樣。它的黨史展覽室里至今高懸著馬克思、恩格斯的畫像；在任何場合，瑞典社民黨都不忌諱說，馬克思主義是該黨的核心的理論指導。
但它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卻不是用馬克思所提供的方法，瑞典商業的８５％、制造業的９４％屬于私人，如果以生產資料所有制來劃分制度，瑞典當然是資本主義國家。在上世紀２０年代，瑞典社民黨領導人漢森曾確立，社會主義旨在福利，福利才是社會主義的象征。這就把要實現的目標放在了首要位置，實現方式不再重要。類似于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都是好貓”，才解決了姓資姓社的問題。
在以前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缺少利潤的分配權，其表面原因是不掌握生產資料，不具備同資本家博弈的權力。而如果生產資料實現公有制，掌握生產資料的是整個國家政權，國家政權的權力是遠遠大于資本家的，工人如果為了個人利益要同國家政權博弈反而變得更不可能。如果說私有制度下，工人還可以成立工會，用集體的力量同資產階級博弈，甚至用大罷工的方式實現自己的訴求；那么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度下，權力無比強大的國家政權，為了自身的利益，輕易地就能把工會取消或是變成官方的服務機構，工人連同國家政權博弈的資格都沒有。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戰略口號，道出了底層百姓權力斗爭的唯一出路。改變財富分配的不是美好的目標，而是權力的實際大小對比關系。瑞典的工會運動非常成功，有各種完善的工會組織，而這些工會完全是由工人成立的，為工人利益服務的。工人通過工會同資本家的博弈中也就確立了權力大小的優勢地位，通過工會來保障企業利潤的分配。
為了保障工會的權力能一直為工人所用，不被政治精英攫取，瑞典確立的目標是普選權，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來社會發展的結果也表明，底層一旦獲得普選權，就形成了影響國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國家財富在分配的時候，才更有可能流向擁有選舉權的選民。瑞典所取得的成就最根本原因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社民黨來執政，也不是工會運動，而是普選權。選舉權是一切權力的基石，有了選舉權才能保障其他權力的存在。否則，底層的各種權力很容易就被權力階級給攫取。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是對道德治國或信仰治國的最高褒獎，東方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為代表，西方是以基督教為代表，它抑制了主體欲望過大對權力鏈條的破壞作用，可這也只是治標的方法。當“民主”出現的時候，人類社會才真正進入另一個高層次的文明，這才是人類所有智慧結晶中最偉大的成就。
線形權力食物鏈的弊端顯而易見：只提供食物不獲得食物的底層，它的權力不斷萎縮；權力階級卻因在食物傳輸過程中能攫取到充足的食物而迅速膨脹。這一收縮和一膨脹最終使整個鏈條快速失衡，直至崩潰。在這個鏈條中，底層的食物不斷向上傳輸，這樣下去，底層終有一天被膨脹的權力階層壓垮是必然的事情。
解決這一弊端的方式是圈形權力社會的出現，“民主”把線形的權力鏈條彎曲變成了一個圈，底層在投票產生政府的時候成為最大權力，底層主體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權力，整個權力食物鏈條在這個時候完成閉合。食物在這個圈中流動，雖然方向還是不斷向前，由小的權力主體流向大的權力主體，但是它卻經過這個鏈條中的所有階層，不再是線形鏈條下那種單向的傳輸方式。
我們來看這個權力的食物圈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權力捕食的規則，“大吃小”是永遠不會變的。平時權力食物都是由底層向上層不斷傳輸，直到最高層；但是選舉權創造了一個比最高權力更大的權力聯合體，當到了投票時間點的時候，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則擁有數量最龐大的底層，自然而然獲得最大的權力，超過以往的最高權力主體，權力食物往這個最大權力聯合體流動。競選者為了獲得執政權，必然向最龐大的選民提供權力食物，底層獲得食物。權力就在這樣的圈中流轉，相對于線形權力鏈條，圈形鏈條更加穩定，具有周期性的自我調節功能，自發的抑制最高權力的膨脹。
明代黃宗羲的“天下為主，君為客”被認為是中國民主思想的啟蒙，但其實質應該只是民本思想。以民為本，自古有之，表述方法不同，只是黃宗羲更激進而已。真正的民主必須是體現在權力的流動方式上的，西方商業文明中產生的股份制應該是民主的雛形，在一個企業中，按照入股的多少來決定擁有的表決權，選舉制度在這樣的商業文明中誕生也就不僅僅是偶然。
處在社會權力鏈條中的主體，根據規則和制度的需要，都入股了自己的權力，對領導人的投票權就是自己入股的表決權。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股份制公司的股東沒有投票權，經營者會怎么樣掠奪股東的資產。如果百姓都上交了權力，卻沒有選舉權，執政者會怎樣不斷的膨脹自己的權力和利益。
由選舉制度形成的圈形權力鏈條同樣有自身的特點和缺點，以下做主要描述：
首先是這個圈的大小。
最經典的權力圈應該是石頭、剪刀、布的游戲了，只有最基本的三個環節形成圈，循環捕食，因為其簡單和公平常常被用來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問題。最小的圈應該是只有兩個環節的圈，因為只有兩者，不能同時大于一方，又小于一方。它形成圈的方式類似選舉，加入了時間周期，像《西游記》中孫悟空說的“皇帝輪流坐，今年到俺家”。也就是在一段時間內，一方大；在下一段時間內，另一方大，以將來的大權力來保護目前的小權力，如此循環成一個圈。
如果一個圈過大，經過很多個環節，那么從底層提供食物開始，要經過很多個環節才能流回到底層，跟所有的有形物資流動一樣，流動的環節越多，權力食物損失越多，這對底層權力主體非常不利。在一個有選舉制度的國家內部，從最高元首到底層百姓，形成的圈是非常巨大的，光靠這樣一個大圈來形成的權力流動，環節太多，底層百姓能獲得的食物會非常小的，同樣容易造成權力的失衡。光有這個大圈不能讓底層獲得最夠的權力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因此，這就需要在大圈的內部加入各種小圈，如州長的選舉，縣市長的選舉，工會的選舉，居委會和村長的選舉。每種圈提供著不同類型的權力食物，代表著不同的權力環境，這些不同的食物在這些圈中流動，才能保證底層獲得足夠的權力食物，保護自己的利益。
其次是圈中權力食物流動的速度。
流動速度越慢，權力大的主體占據權力大的時間越多，對其越有利，越能獲得更多食物。當這個速度慢到一定程度，在一定的時間范圍內不能回流一圈，這個線形的圈就相當于直線了，如同以人類步行的速度來看地平線是直線一樣。一個簡單的例子，周期是50年的選舉制度就如同權力的終生制，跟線形權力鏈條沒有區別。同樣如果權力的速度流動過快，造成的后果如同所有權力主體之間沒有權力差別，社會需要的權力大小差別來形成的鏈條就失去了作用，社會將失去鏈接。
就執政黨來說，選舉的時間周期過短，無法評價它管理的優劣，其制定的政策也無法得到時間去有效實施。在目前世界各國，各種政治權力的選舉周期一般是四年和六年，這是根據權力的特點來確立的。
第三是民主的成本。
線形權力鏈條產生的集權最大的成本是監督成本，隨著帝國的越加龐大，權力階層越加龐大，對官僚的監督成本將大到無法維持，所謂“上高皇帝遠” ，最后只能任由這些職業官僚權力不斷的膨脹。而民主的成本是權力確認的成本，這個成本包括兩部分，一是選舉消耗的社會成本，越是大的選舉，為了維持其公平，消耗的社會資源都是巨大的，這也是選舉周期確立時必選考慮的；二是競選者需要消耗的成本，為了競選成功，就得讓大家認同自己，就得花大量時間和財富用各種方式去推廣自己，選舉勢必淪為金錢的游戲，這也是民主被人詬病的原因。
民主的最大弊端是財富讓人更容易獲得執政權，財富在政治中的影響力過于巨大，民主社會往往成為資本主義的代名詞。為了消除這個弊端，資金在在競選中的募集和使用都應該有各種專門的約束和規定，可結果就如同道德對欲望一樣，只能緩解卻無法根除。資本家憑借擁有的財富很容易就能獲得對社會的控制權。
雖然由選舉產生的圈形權力鏈條讓財富對權力的影響力過大，但它卻能有效的抑制權力主體的膨脹。在有錢人中選出的權力受限制的主體，比任由權力階級缺少限制的攫取權力和財富食物更有利于社會鏈條的穩定。
圈形權力鏈條克服了權力食物無法循環的缺點，這優于線形權力鏈條，但是它同樣繼承了線形鏈條的一些特征，線形權力鏈條的某些問題在圈形鏈條中同樣會存在。權力“大吃小”導致的官僚階級膨脹仍然是圈形權力鏈條的主要問題。就算權力由選舉產生，也只是對部分權力的選舉，而不可能改變整個鏈條，同時選舉產生的最高權力只要在它的任職周期內就是最大權力主體，依然有可能用自己代理的權力來膨脹自己的私利。同線形權力鏈條一樣，圈形權力鏈條也同樣可能出現某些節點的主體權力極大，權力不斷膨脹，底層百姓的權力被這些官僚階級過多的占有，以致影響到整個權力鏈條的穩定，俄羅斯的寡頭政治、日本的財閥政治、印度政府的腐敗，這不是單靠民主選舉就能解決的。
在圈形權力鏈條中，同樣也需要權力的制衡。只有民主沒有權力制衡的社會，底層百姓的權力同樣得不到保障，官僚的腐敗反而因為缺少以天下為家的皇權的制約變得更嚴重，一些民主國家政府的腐敗程度不比線形權力社會少。西方最著名的權力制衡思想當屬三權分立，其起源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時代。到17世紀，英國著名思想家洛克《政府論》的發表，表明現代意義上的分權理論初步形成。隨后的一些國家逐步形成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的政府。中國的民國時期， 孫中山 先生提出過“五權分立”的治國方略，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考試權，各自獨立運作并互相監督制衡。
權力制衡能最大程度避免單個主體權力過大，把較大的權力分成幾部分，讓他們之間互相制衡，從而避免對其他權力主體造成威脅。晉朝的九品中正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的錦衣衛和東廠、清朝的軍機處是權力制衡的典型制度安排，但其主要目的只是為皇權服務。權力的來源決定了權力的服務對象，為上級權力主體提供食物是權力的生存前提。如果在一個社會內部，最高權力只是一個由最強暴力產生的中央集權政府，那么無論三權還是五權都只能是為中央集權服務。所有權力必然最終聚集在最高權力處，不再流動，形成獨裁，中央集權模式下的分權只是以確保最高權力的權威為目標。
孫中山 先生認為當時中國國情不便全面行使直接民權，為此他做的不是想辦法讓中國國情去符合民權，而是讓民權去符合中國國情，當時的民主思想已經啟蒙，正是需要用盡生命去努力的時候，卻被以中國國情為由抹殺掉了，這是他光輝一生中絕不能饒恕的錯誤，中國歷史錯過了一次改變命運的絕佳時機。在權力制衡上，孫中山安排了一個政府控制的國民大會來代表人民，總統由這個輕易就能被操控的國民大會選出。并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放在大總統的統一領導之下﹐這種分權與各個朝代的權力制衡沒有實質的改變。孫中山雖不是集權主義者，但蔣介石卻能抓住這個中國國情，讓一人擁有的權力如同皇權，雖叫中華民國卻不妨礙實行個人的獨裁，中國的最高權力再次注定只能由最強暴力產生。在隨后同共產黨的暴力對決中，蔣介石敗北，退居臺灣。集權模式下，惟有槍桿子才能出政權，人命只是淪為最高權力爭奪的工具。一個國家內部的權力爭奪，成百萬人的死亡，這不是權力不關心的，死亡的只是數字。我想如果孫中山能看到后來的歷史，無論如何也不會說出“中國國情”這四個字。
要形成圈形權力社會，最高權力的民主選舉是唯一手段。在這個圈形的權力社會中權力制衡才能發揮其制衡最大的作用。權力結構比較優化的社會應該是權力制衡和民主選舉相輔相成，既有各種選舉形成的很多權力圈；又有權力制衡來保障這些圈中的某些環節不出現權力鼓脹。民主和制衡搭配才能使權力食物在社會內部正常的循環流動，不至于出現非常規的權力聚集導致無法解決的癌變。中國目前農村選舉的失敗，不止是民選的村長輕易就被上層官僚給廢除，更在于當選的村長權力在村內缺少制衡，在任職期間內能為所欲為，以一人之力就能出賣全體村民的利益。.
但就算是民選政府的權力制衡，無論怎么分權，仍然是“內部人控制”的格局，底層百姓很難參與其中，尤其是一些黨內民主的做法。直到媒體的出現，才逐漸改變這一局面，獨立的媒體能夠公布政府不想讓百姓知道而百姓應該知道的消息，這才能讓政治變得透明，不被政客所壟斷。互聯網更是讓絕大多數人都能參與到政治中，權力在其面前變得透明而無法過量捕食。獨立和自由的媒體應該是圈形社會維持權力制衡的最重要工具，并且這個工具為社會各階層共同擁有。這是現代科技提供個給權力制衡的最大貢獻。
我們再來看瑞典社會，工人組成的工會雖然強大，但是在同資本家進行博弈的時候，、仍然需要討價還價，不一定占有優勢，極端情況下采取的罷工也會消耗工人很高的成本。當工會、雇主協會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談判桌前時，他們實際上很多時候是在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命運。社民黨以馬克思理論為指導，以平等與福利為執政目標，當工人獲得普選權以后，自然就把社民黨選舉為執政黨。該黨實行的不是剝奪資本家的生產資料，而是讓他們繼續發揮投資與管理的專業優勢，并對他們的收入征收重稅，并把這些稅收用作全體選民的福利，實現多贏。瑞典人收入的累進稅最高可達８８％，目前瑞典稅收占ＧＤＰ的比例是７１％。
但是瑞典有如此好的社會主義的福利，并不是因為實行了重稅，而是因為有一個民選的權力制衡的透明政府。這個政府透明是因為全民擁有極大的新聞自由，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為新聞自由立法的國家，1766年就出臺了今天成為憲法一部分的《新聞自由法》，也有世界上最早的官員財產申報制。
在這樣的制度下，如果權力去捕食額外的食物很容易被媒體和透明的制度發現，再加上權力的制衡，使任何不遵守規定的權力無法逃脫制裁，瑞典的權力階級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只去獲取規定的權力食物。難怪瑞典模式設計師，經濟學家梅德爾說，瑞典模式最大特點就是平等。他們首先關注的不是蛋糕有多大，而是如何劃分才能保障公平，蛋糕就是在這樣的公平環境下不斷做大，無論大小都能被全體選民享有。瑞典的例子成功的表明蛋糕的公平劃分并不會影響蛋糕做大，反而能讓做大的蛋糕更有質量。
我們以往認為：要想有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先把經濟搞上去；等經濟搞上去了，有足夠多的財富，自然就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但經濟學證明財富的有限性無法解決人欲望的無限性。權力的失衡，再多的蛋糕只能被權力階層占有，無權者更多只能是無錢者。集權社會下做大蛋糕并不就能產生全民的福利，就算生產力全世界最高，征收再重的稅，國家的財富再多，福利也是按照權力大小來分配的，缺少權力的百姓能享受到的福利也很少，沒有權力的百姓根本就沒有福利，能獲得的一點保障更多是靠部分權力階層的憐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同樣適用于物資極大豐富的集權社會。
在圈形權力鏈條中，底層因為手中的選舉權構成了社會最大權力的來源 ，政黨必定以選民為服務對象來獲得最高權力，而底層同資產階級的財富收入差異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用社會福利解決這個矛盾也就成為執政黨的獲取支持的主要方式，這就是廣泛的社會福利誕生的基礎，即底層擁有決定最高權力的選舉權。
線形權力模式下，國家的最高權力不是民權，權力階層不必為了執政權去滿足民眾，不存在廣泛社會福利誕生的土壤。權力階層既是國家權力的壟斷者，也是財富的主要占有者，向它要求社會福利無疑于虎口奪食。福利成為權力爭奪的又一食物，跟財富食物一樣，必然是按照權力的大小來分配各種福利。此時百姓獲得的一些微弱保障，更多在于西方人權思想的傳入，導致的底層最低權力邊界的提高。而權力階層從經濟的發展中獲得超額福利，是底層民眾想都想象不到的。集權社會的福利，更多的是官僚福利。同樣的福利制度在圈形權力社會和線形權力社會中會產生兩種不同的結局，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
瑞典通過高稅收和高福利政策，把社會產生的大部分財富通過福利轉移到百姓階層，這解決了馬克思提出的資本家大量占有剩余價值的問題，同時保留奪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繼續發揮他們專業化的優勢，避免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度的一些弊端。高福利政策是目前西方一些國家解決財富分配差距問題的主要方式。就連當年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也將福利制度視為抵御社會主義的良藥。
應該說瑞典的社民黨獲得選民最大支持的是其福利制度，但２００６年被溫和黨擊敗，因為它比社民黨表現得更像社民黨，能夠滿足選民的更多需求。在選民的選票前，要獲得執政權，必定要比對手給予選民更多的東西，是財富也好，是權力也好，無不以選民的需求為最大執政方向。
在日漸成熟的民主社會里，各種黨派的競選核心必然是以選民的利益為前提，其政策也必然趨近于一致。這就會造成選民參選的熱情降低，大家都一樣，選誰都一樣，選不選都一樣。如果不是出現特別的政治事件，特別的政治人物，投票率會越來越低。但這不表明獲勝的政黨可以不顧選民利益，一旦做得不好，下次就選民就會用手中的選票重新做決定，不使用這個權力并不代表沒有這個權力。
我們一直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特征來對社會制度進行劃分，但是現在世界各國的經濟多是混合經濟，同一個國家有公有經濟，有私有經濟；有市場經濟，有計劃經濟，這就讓社會五段論越來越顯示出不合理的一面，朝鮮無論哪方面都不可能是韓國的更高級階段。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只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選擇方式，并不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人民有權力后自然會去選擇對自身最有利的經濟政策，并不斷對這些制度進行優化，公有制多一點還是少一點并不是社會制度的核心問題。社會結構的核心問題是權力，以及由權力形成的權力鏈條，社會財富的分配是權力捕食規則下的食物分配。
社會制度的最大不同在于權力鏈條的不同，以此為特征形成兩種不同的社會：線形權力社會和圈形權力社會。
這才是以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劃分的社會制度，體現了他們的最大不同。這兩種制度的劃分不同于社會的五段進化論，不存在生產力的發展就會出現誰必定會代替誰的問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財富的豐富，科學技術的普及，更多是大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積累的結果。一個制度存在了幾千年，誰又能保證它不再存在幾千年，他們只是兩種“誰比誰更不壞的制度”而已。但是在不同的制度下生活，大多數人會有不同的命運，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歷史的火車無論朝哪個方向開，站在車上的人看的都是永遠向前，開火車的人只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沒有前后之分；而坐火車的人連車票都無權購買時，它的選擇只能是被動的向前，駛向跟自己幸福無關的方向，這就是歷史。
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擴大，坐火車的人又會是什么命運呢？
工業文明下的權力
在農耕文明時期，帝國線形權力鏈條中主體權力的巨大差異，造成財富分配極度不均，底層窮得一無所有后餓死、凍死、落草為寇而被官府殺死，使得任何一種讓大家不至于餓死的口號出現，就能成為信仰的臨時替代品，一呼百應，把底層眾多絕望的人群凝聚成一個龐大的對抗現政府的暴力集團。
“均貧富”從唐末的“黃巢”提出開始，這就成為一個非常有誘惑力的口號，北宋初年的王小波和李順，明末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國運動，無不以此來獲得底層百姓的支持，擴大起義的隊伍。
“均貧富”無法解決舊有權力鏈條的核心矛盾，隊伍擴大到一定程度，只是形成一個新的線形權力鏈條，隨著這個鏈條的逐漸規模化，權力差異也就明顯化，財富的不均隨之擴大，“均貧富”的信仰瓦解，相對舊有的線形權力鏈條不再具有優勢，再加上先前樹敵過多過大，缺少勢力強大的官僚地主階級的支持，這些農民起義到后來都被絞殺。
太平天國運動是其中比較特殊的一例，洪秀全不只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還用基督教的信仰作為建立政權的基礎，相比其他農民起義更有優勢。當太平天國運動到了后期，洪秀全也看到“均貧富”的不現實，于1859年頒布了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政新篇》，但這只是經濟制度的模仿，權力結構上沒有創新，無法制止內部官僚對權力的血腥爭奪，基督教的信仰變得只是徒有其表，無法抑制欲望和權力，信仰治國失敗，最后太平天國運動在內亂和腐敗中被鎮壓。
以“均貧富”為口號的起義，在線形權力鏈條成型后也就失去了均貧富的可能，被舊有的或更強大權力鏈條打敗是必然的；即使以“均貧富”再加上宗教信仰的雙重保障，建成完整的線形權力鏈條后，均貧富同樣成為空談，官僚的腐化使絕大多數主體不再相信其信仰，這使其政權失去雙重存在的基礎，沒有信仰的政權如同沙丘上的寶塔，看似堅固，像當年的蘇聯政權一樣，倒塌也在瞬間。
隨著工業文明的到來，神被證實不存在，相關神的信仰“崩塌”成為必然、道德“喪失”也在加速。尼采認為人類最大的危機是信仰危機，上帝死了，人的欲望將無法再找到抑制的方法，人類將在信仰缺失后的欲望中滅亡，他也試圖用自己創造的灑酒精神、超人學說、甚至以美學為新的信仰，但他連自己都沒有被說服，想得太多卻找不到更好的答案，最后發瘋而死。
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以建立理想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為信仰是優于宗教信仰的，同時吸取歷代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防止信仰在財富分配失衡后坍塌，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都是以保證絕對公平為前提，這種公平在具體實施中只能以絕對的平均來表現，平均到極致就成了無論以什么方式獲得更多財富都是罪惡，是與公平為敵，與制度為敵，與政權為敵。
但這種以一切力量來保證“均貧富”的結果，只能導致生產力的極端低下，權力鏈條危機以社會財富嚴重匱乏的面目出現。絕對公平實現后，物資缺乏卻成為更嚴重的問題，直接威脅這權力鏈條的存亡。于是最高權力機構在1983年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并不是某個人的什么高超“理論”，只是再一次回歸到人類的基本常識，這種常識從落后的奴隸社會到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貫穿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古今亦然。
財富的獲取被放開后，隨著官僚階級權力的蘇醒，在財富爭奪面前沒有任何力量再能與之抗衡，再偉大的信仰也無法阻止它們對財富捕食的欲望，以國家利益為名義的官僚階級成為整個社會財富的絕對擁有者。
工業文明相對農耕文明，有更高的生產力，能創造更多的財富，對資源的開發利用，也是農耕文明不可想象的。但線形權力鏈條的特性不會因為工業文明的到來而改變，權力的主要食物依然是其他主體的權力和財富，無權者在工業文明下雖然獲得了更多的創造財富的權力，但是權力太低，能夠保留的財富也就趨于底層最低權力邊界，哪怕自己再怎么辛勞也不會獲得更多，權力階層制定的一個簡單法令和政策就能讓無權者的財富短時間內無聲無息的蒸發。
工業文明下，財富的分配同樣遵守權力捕食規則，距離權力最遠的群體必定是最窮的群體。如果沒有獲得必要的權力，再多的一號文件讓農民獲得的收益也遠不及被權力攫走的財富；民辦教師再怎么辛苦和有多少工齡，也只能常年領取每月幾十元的薪酬，這是連畜牲都養不活的待遇，沒有權力的主體是連畜牲都不如的。
解決財富嚴重分配不均可以通過福利政策，但福利政策離不開權力。福利分配同財富分配一樣，同樣是權力的食物。沒有權力的福利如同馬路上的枯葉，不被風吹走也影響市容，很快就被“環衛工人”打掃干凈。線形權力社會下的任何福利政策，最終的結果都是淪落為權力主體的分肥：住房、養老、醫療。收入差距原本已經嚴重不均，再加上福利政策的權力化，財富分配將更加不公平。
福利政策源于圈型權力社會，能對普通人起保障是因為其擁有的相對權力；而在線形權力社會下，其權力的分配模式決定了它實行的福利政策只能是為權力階層量身定做。福利的分配如同經濟學家米賽斯所說的政府投資理論一樣，扔一塊石頭到水里面，離石頭最近的地方波紋大，越遠波紋愈小，直至消失。石頭落下的地方作為權力中心，自然享受最大福利，而窮人基本是無權者，距離權力中心最遠，波紋還沒有到可能已經消失了。
線形權力社會最大的特征就是權力的單向直線流動造成主體的權力膨脹失控。權力對財富和福利有如此大的捕食能力，使這個社會的財富占有者必定是權力階層，財富獲取的主要方式必定是權力捕食而不是生產經營。獲取財富的最佳方式是獲得權力，整個社會的主體也就不可避免的把更多的精力、智慧、資源用在對權力的追逐上。這樣的線形權力社會一方面缺少經營管理的創新，另一方面官僚階級在這個趨勢下不斷膨脹，生產力進步有多快，官僚階級膨脹就有多快；社會能負擔多少官僚，官僚就會增長多少數量。這是由權力自我膨脹的客觀現實決定的，并不會為以天下為己任的某些權力主體的意志而改變。
在線形權力社會中，要精簡官僚機構和官僚人數幾乎是難于上青天的，官僚在精簡中不斷膨脹，如同動物在保護中滅絕一樣；在線形權力社會中，要增加底層主體的財富是更加艱難的，權力階層對財富的捕食速度永遠是大于財富的增加速度，這種捕食的欲望是無限性的。
底層的命運在線形權力社會中，并不會因為工業文明下生產力的提高而改變。權力的缺少使得他們無法向上博弈，轉而向下攫取。這種向下攫取表現為對自身提供產品成本的控制和對資源環境不計成本的掠奪，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蝦吃水，水落石出。
對于大多數活在生存邊緣的群體：小作坊，小餐館，小賣部，……，隨時處在倒閉邊緣，只要能增加其存活的幾率，對管理者來說都充滿誘惑。提供合格產品所增加的成本直接影響到生存，這個成本就是天平上生存的砝碼，多增加一點成本都有可能導致生存危機。那么農藥蔬菜，地溝油，問題食品，假貨橫行在這種生存狀態下就成為無法杜絕的問題。最終的結果更多是劣幣驅逐良幣，成本過高的被淘汰出局。
對于靠資源存活的主體，則陷入另一種極端。應該說，工業文明下，資源環境是線形權力鏈條的一個重要環節，屬于這個鏈條的最末端。資源環境加入到權力鏈條后，讓原先線形權力鏈條的最底層主體不再是最底層，他們不再是只提供食物，現在還可以通過對資源環境的超額攫取來獲得食物，這種攫取越多，獲得的財富就越多。
而資源環境公有的屬性，在線形權力社會下必然是悲劇，對資源環境掠奪的收益和后果屬于不同主體是這個悲劇的主因。如果產生的收益有權力階層參與分配，底層的后果承擔者將更加無力反抗。為了確保從攫取資源環境中產生的收益更加穩固，掠奪者必然拉入權力階層作為共同的利益體。于是一個可怕的怪圈就這樣形成，越是資源環境的受害者越無力保護，越是掠奪者越從破壞中受益。只要資源不枯竭，這種掠奪就會不斷繼續；只要環境不到崩潰，這種破壞就不會停止。可惜的是資源終究是有限的，環境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當無限制的抽取地下水，無限制的挖掘礦產資源，無限制的放牧，無限制的城市擴張，無限制的污水排放，無限制的煙塵排放，……這種無限制到一定程度必然是鏈條另一種方式的斷裂。
工業文明下，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可以讓掠奪著帶者巨額收益隨時選擇新的地點、新的生活方式，而后果的承擔者將在崩潰的環境中喝著污染的水、呼吸著污濁的空氣直至死去，或是一無所有的離開，成為一無所有的人。這就是工業文明下的另一種鏈條崩潰模式——水落石出。
農耕時代，權力鏈條崩潰的最壞結果只是改朝換代，但江山依然如此多驕；而工業文明下悲哀的是，我們掠奪完自然資源、破壞完環境后，將不再有另一次權力鏈條輪回后繁榮的再現。那些污濁的水、污濁的空氣、污染的食物、滿目蒼痍的家鄉只能是底層在承受，他們雖想改變卻永遠無權去改變的。人短暫的生命在這種懲罰前變成了謬論，路易十四那句名言，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成了資源掠奪者和環境破壞者真實的格言。
但在整個平衡打破前，出現的景象是如金字塔般逐級強大的梯形政府，繁華與奢侈度與各級政府權力大小相匹配的中心城市。而離權力中心較遠的地方，擁有的資源只會是被掠奪的對象，南水北調、西氣東輸留給當地底層百姓更多只是攫取的痕跡。而環境優美的地方在各種開發中將成為更加稀缺的資源，當然這些地方也會在景區開發、經濟開發中完成一輪從無錢到有錢，無權到有權的原住民替換。
工業文明下的線形權力鏈條，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崩潰更多是無可避免的宿命。此時作為御用的經濟學家、統計機構，更多關注的是權力階層所關心經濟指標，會從正反多方面，收集各種數據，各種理論來證明食物提供者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見過馬戲團圈養動物做數學題的人都明白，這些動物并不是真正理解這些數字的意義，而只是為了獲得食物對提供食物者的回應，一加一可以等于二，只要主人滿意，也可以等于任何數值。圈養的學者為了食物同這些圈養動物的表現是沒有任何區別的。當主子創造性的提出了“先發展后治理”的理論讓大家去辯論，他們就以西方工業化國家曾經也污染嚴重的例子來論證現在決策的正確性，永遠不投反對票是獲得投票權力的最好保證。
農耕文明時代，財富分配的失衡、嚴重的兩級分化最終導致線形權力鏈條的解體。工業文明下雖然生產力大大提高，但是并不能解決線形權力鏈條固有的缺陷，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如果這種貧富差距超過一定程度，底層將以暴力方式來改變財富分配的格局也就成為社會的最大威脅。
與其讓底層最終以暴力來從新分配財富，不如設定一個周期由權力高層來調整財富分配。同任何時代一樣，一個社會最大的財富是土地和房屋，這也許就是政府嚴禁私人買賣土地和房屋只有70年產權的初衷。70年這個時間段的設定，應該是一個人從創造財富到擁有財富的極限時間長度。70年后這個人已死，他的最大財富被政府收回進行重新分配，就可以避免財富擁有人的抵抗，又解決了財富過度聚集的問題。如果全社會的房屋和土地都這樣70年后被政府從新分配一次，社會的最大財富就能在這種70年的周期循環中實現相對的平均化，在理論上這種方式能避免財富兩級分化的失控。
而現實遠比當初設計的要復雜，一個人的時間段是可以分割的；但是他所處的社會的連續的，各種土地和房屋的交易不斷發生和繼承。70年后的土地和房屋一定也是被大多人居住和使用，也許最后一個擁有者剛花完幾代人的積蓄。這種70年的產權沒有辦法不傷害到目前擁有人的利益，不可能不遇到抵抗。
財富可以收回，但是從新分配時同樣沒有辦法做到平均。70年后到期的土地房屋被政府收回或是被目前的擁有者按照一定的價格從新購買，這只是發生了一次權力的財富捕食行為，捕獲的財富食物被擁有最大權力的政府所有，財富也只是從弱勢的個體向強勢的政府轉移。70年產權被收回的群體同樣包括所有底層，這些不動產也許是他們所有的財富，全家人幾十年的辛苦一夜之間就到期被全部收回。經過財富回收后，不同階層的權力主體剩下的財富差距比例必將更加擴大。如同100減10同20減10的比例差距由以前的5:1變成9:1。
政府想通過回收財富的從新分配來調整收入差距，這更加不現實。這部分財富的再次分配也必定會按照權力的捕食規則來確定新的擁有者，能重新回到底層手中的必定是少量。最終的結果更可能是底層新得到財富遠低于70年后到期被政府回收的財富。
由線形權力政府再次分配70年后到期的財富，其結果不止沒有縮小財富分配的差距反而再次拉大財富差距，其結果可能由9:1變成20:1。
財富可以回收，但是財富衍生出來的情感是沒有辦法割離的。每一個我們曾經擁有過的地方，我們生活過的地方，那是我們的家，那里寄存著我們的情感。那里充滿了多少童年的笑聲，父母的關愛，兄弟姐妹的友情，愛人的溫馨，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份空間都有著我們無窮的感動，屋前屋后每一片樹葉、每一棵小草都見證我們的成長，記錄著我們不想忘記的秘密，金窩銀窩不如自家的狗窩。家就是我們跟這個社會的臍帶，是我們的愛寄存的地方，是我們害怕恐懼不安后能夠躲藏的地方，是溫暖的來源，是我們的內心力量產生的地方，這就是我們追求的家。
如果把經濟發展作為這個社會最大目標，以財富的總量增長來保證權力的正當性，那么拆遷和土地征用就不可避免的成為經濟增長必定采取的主要方式，而附著在土地上的家就會在發展面前變得不堪一擊。這種發展如同割斷我們臍帶的刀，割斷了我們同這個社會的情感關聯，毀掉我們感覺安全和溫暖的地方。
工業文明下的線形權力鏈條雖比農耕文明時期有更大的優越性，但其對資源環境的破壞卻更加驚人，也更有可能以另一種方式走向崩潰，接受無可逃脫的宿命。
社會的財富分配牽涉很多因素，有法律、有制度、有文化、有資源、有生產力，但最核心的還是權力，它才扮演著財富分配最重要的角色。財富分配不僅僅關系到不同主體擁有財富數量的多少，更深切的影響著這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方向。
后記
在寫這最后一段的時候，那些壓抑許久絕望讓我接近崩潰。有一瞬間也曾感受到魯迅那段關于鐵屋子對話深處真正的悲涼，既然這個鐵屋子是無法打破的，又何必去吵醒那些熟睡的人，讓他們清醒卻只能絕望的活著，何不讓他們在沉睡中麻木的死去，這樣反而沒有痛苦。
初中的時候，在冬天穿著破爛的衣服去河里捕魚，回來的時候父親卻狂暴的把我換下的破衣服全都扔掉，然后什么也不說，當時還無法完全體會父親的感受。后來在街角看見寒風中縮縮發抖的衣衫襤褸的乞丐，總會忍不住心為之一痛；看見馬路上老人盯著你手中還沒有喝完的礦泉水瓶，總會讓人悲從中來。都是素不相識的路人，這種悲傷不只來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感，更因為在一個缺乏安全感的社會，總覺得自己的家人或愛人或熟知的人會這樣出現在自己面前，那種傷心就如同父親害怕我衣衫襤褸而把我的破衣服扔掉時的難受一樣。
手術刀 2011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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