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利主義批判

阮思余

摘要：在一部分論者眼中，馬基雅維利主義成為馬基雅維利及其《君主論》的化身。從這一論調出發，我們需要追問，馬基雅維利及其《君主論》是否等同于馬基雅維利主義？通過對馬基雅維利及其《君主論》的分析，不難發現，我們實在無法在這二者之間劃等號。從研究主題來說，馬基雅維利主要討論的是君主治國之道，而不是簡單的篡權謀位之策；從研究方法來說，馬基雅維利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史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簡單的為迎合君主的媚俗之作；從研究目的來說，馬基雅維利主要關注的是民族國家的建構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政治權力的爭奪問題；從學術貢獻來說，馬基雅維利開創了現實主義政治學的先河，而不是簡單的政治陰謀論的模板。由此，我們也就完成了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批判。

關鍵詞：馬基雅維利主義 君主治國 政治史 國家統一 現實主義政治學

一、問題來源：來自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詰難

馬基雅維利的美譽很多，“現代政治理論之父”，“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第一位民主思想家”等等。其傳世之作主要有：《君主論》（1513）、《論李維》（1513－1517）、《戰爭術》（1521）、《佛羅倫薩史》（1525）等。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不同，馬基雅維利作品都是出自其自己之手，而且帶有強烈的政治現實主義色彩。人們在賦予馬基雅維利諸多榮光的同時，也同樣對其有所批判。其典型表現表現就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即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玩弄權術的思想和做法。這一點成為后世聲討馬基雅維利的一個重要措辭。

或許馬基雅維利令人難以琢磨、難以把握的地方，正是在于人們對其思想及其人格的毀譽不一。有論者如是發起對馬基雅維利的責難：“馬基雅維利是這樣一位獨樹一幟的政治哲學家，人們通常用他的名字來指稱一種政治學理論。這種政治學理論已經獨立于他的影響而存在，并將繼續存在下去。這種政治學理論唯一考慮的是權術，即為了達到其目的不惜采用各種手段。無論是正義的還是邪惡的、嚴酷的抑或惡毒的——其目的在于其國家或祖國的擴張，但也將祖國用來為政治家、國務活動家或其黨派的自我擴張服務。盡管如此，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馬基雅維利那里，一切事物都用新的眼光來進行了考察，然而，這并不是由于他拓寬了人們的視野，相反卻是由于他縮小了人們的視野。”[1]

這就是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式的批判。時至今日，到底如何評價馬基雅維利主義，看來依然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盡管肯定馬基雅維利者如喬治•薩拜因也不得不承認，對馬基雅維利的評價至今仍是一個令人難以琢磨的謎。“馬基雅維利這個人物和他的哲學的真實意義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個謎。他被視作是一個極其玩世不恭的人，一個滿懷激情的愛國者，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一個政治陰謀家，一個地道的民主主義者和一個吹捧暴君的無恥之徒。”[2]

而所有關于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討論主要也來自人們對《君主論》的解讀。因此，本文以《君主論》為分析文本，批判所謂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論者們更多地討論的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一書中所展示的惡的人性觀，為了目的，不顧道德、不擇手段的權力觀，善于玩弄權術、玩世不恭的君主觀。進而對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一書中所體現的政治思想做出了一種過于簡單化的論斷。然而，無論是從馬基雅維利對政治學的貢獻，還是對理解其思想本身，這種論斷似乎都不可取。具體而言，我們至少必須清晰闡釋如下問題：馬氏的研究主題是什么？寫作目的是什么？研究方法是什么？學術貢獻何在？本文的運思主要也就是圍繞這四個問題展開論述。

二、研究主題：君主治國之道

要批判馬基雅維利主義，首先需要回答《君主論》一書所要研究的主題是什么。正如譯者所指出的，馬基雅維利關心的主題是：討論君主國是什么，它有什么種類，怎樣獲得，怎樣維持，以及為什么會喪失。[3]亦即，國家興衰的原因和政治家維持統治的手段。他關心的是治國之道、興邦之術、強國之策、衰亡之由。為達此目的，“政治手段和軍事措施幾乎是他關心的唯一課題。”可以說，馬基雅維利確實抓住了那個時代政治的主題。

喬治•薩拜因對于馬基雅維利所要討論的政治問題如此評述：“他把這種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會考慮完全分隔開來，除非他們直接影響到政治決策。政治活動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和擴大政治權力本身，而他衡量政治的標準則是在這方面獲得成功。一項政策是否過于殘忍、失信或不合法，在多數情況下對他來說是無所謂的，盡管他也懂得這些事情對政治上的成功會有影響。他不時議論統治者為了達到目的巧妙地使用不道德手段的好處。而正是這一點敗壞了他的名聲。總起來說，與其說他是不道德還不如說他是不關心道德。他把政治從其他許多方面的考慮中孤立地抽出來，從而把政治寫成它本身好像就是目的似的。”[4]也正是這種把“政治”當“政治”研究，“為政治而政治”的做法，最終奠定了馬基雅維利作為第一個真正將政治學和倫理學分家的政治學者。

馬基雅維利當時所要解決的問題，用現代政治理論的術語來說，就是關于政治權威的結構問題，亦即集權與分權的問題。而這一問題也正是萊斯利·里普森所謂的政治學的五大問題之一。[5]對于建國時期而言，這一問題主要是國家的統一還是國家的分裂問題。或者說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還是要維持一個強大的地方勢力的問題。在一個民族國家理論逐漸興起、民族國家建立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的時代，馬基雅維利確實看到了問題所在，也就是國家的最終走向必須是邁向一個堅強有力的政治統一體。或者說，將分散的、各自為政的地方政治單位統合起來，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恐怕不能簡單地將馬基雅維利視為一個為權力而權力、為了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政客。如此簡單的蓋棺定論，多少有失偏頗。

關于馬氏對于國家理論的貢獻，政治史家已經做出了非常明確的判斷。薩拜因就此評論道：“馬基雅維利對國家這個詞的近代含義所作的貢獻要超過任何別的政治思想家，甚至國家這個詞本身，作為最高政治實體的名稱似乎也主要是因他的著作而開始在近代語言中加以經常應用的。國家作為一種有組織的勢力，在自己的領土內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并在同別國的關系中推行一項有意識的擴張政策。國家不僅成為典型的近代組織，而且日益成為近代社會最強有力的組織。國家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調節和控制其他社會組織的職能，并按照根據國家本身利益而公開制定的路線來指導這些組織。在近代國家政治中國家一直在起著這種作用，馬基雅維利的預見表明他已洞察到政治演變的趨勢。”[6]

    因此，馬基雅維利對國家及其發展趨勢的深刻洞見，對此后的民族國家理論研究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問題在于，馬氏是如何論證這一主題的？這就涉及到《君主論》的研究方法問題。

三、研究方法：政治史的研究

《君主論》一書采用了豐富的人物事例和歷史故事進行論證。因而可以說《君主論》是一部內容翔實的歷史分析與現實關照之作。不僅論述條例清晰，而且旁征博引，證據豐滿。我們不得不驚異于馬氏對“偉大人物事跡的知識”的嫻熟掌握與靈活運用。正如論者已經指出的，“他極相信歷史的研究方法，以為如此便可援古以證今，鑒往以察來，利用過去的知識與經驗可以解決現在及將來的問題。這才是研究政治的正當途徑與方法。在實際上，馬氏所真正注意者乃在如何解決當時所遭遇的政治問題。他對政治的事實作廣博的觀察與搜集，就此作深切的整理與分析，求得自己的結論，然后再提舉歷史事例，以證明或支持其結論”。[7]

也正是因為其例舉史事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政治現實問題，因而，論者一般稱其著作因為太過于關心現實政治及其運作，而缺乏政治哲學思想。“其所研討者，實在說，并非政治哲學，乃是實際的政治策略及如何運用力量去推動政府的工作；不是理論上研究國家的性質，而是從實際上研究政治的運用。馬克維里是第一個現代的政治現實主義者。他認為國家及君主應為自己而存在，自己的利益居于第一重要地位，不可受了對他人所負的義務而拘束自己的行動。”[8]

如何看待馬氏的這一研究方法？在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之前，我們不妨看看史家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梁啟超從人的三要素談及人類社會。人的三要素中主要包括骨干、血液和神經。“有骨干才能支持、生存，有血液才能滋養、發育，有腦神經才能活動、思想；三者若缺少其一，任何人都不能生活。”[9]以此類推，社會的骨干就是政治，社會的血脈就是經濟，社會的神經就是文化。就政治而言，其涉及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就權力來說，有國家的形成，統治權力的運用、統治權力的解體；就性質來說，涉及軍政、民政、財政、法政、外交等；就縱向結構來說，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以及中央與地方各自內部的細分問題。具體到政治專史而言，應該如何研究？

梁啟超提到了三個方面的研究。第一是基礎研究；第二是研究中央政權的變遷；第三是研究政權的運作。基礎研究包括研究民族、國土、時代、家族和階級。民族研究包括民族的結構、發展演變情況、民族融合等。國土研究主要包括國土的演變，即版圖、疆域的擴大、縮小等。政治研究要特別注意政治時代的轉變，如從封建到郡縣，從閉關到開放等，在每一個時代里，又可以細致研究其具體情況。家族史、階級史特別需要研究。“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與其叫他國家的國民，不如叫他家族的家人，因為他是對家族負責的。所以家族如何形成，如何變遷，如何發展，都得研究。階級，亦無論那個社會都免不了，許多個人都由階級間接參加國家。”政治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做這一最為基礎的研究。“因為政治就是社會的組織，社會組織的基礎就是上述民族、國土、時代、家族、階級等。把基礎研究清楚，才可講制度的研究。”[10]

由此觀之，政治史研究的意義自然凸顯。特別是將其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更是宏旨深遠。從寫作方法和技巧來說，這也是一種論據的選擇方法。為了使我們的論證更有說服力和可信度，我們必須要有充分的事實佐證或者論據。正如美國著名的批判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所指出的，在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世界中從事社會科學，首先就要秉持事實的原則。[11]所有的學術研究都需要論據，不論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定量論據，還是人文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定性論據。政治科學同時需要這兩種論據。而且，所引用觀點論據要經得起質疑和檢驗。每個閱讀研究成果的人都應該能夠檢驗你的論據并且判斷其是否有效。[12]問題只是在于，我們選擇什么樣的論據。就政治科學的研究而言，將史事作為論據無疑也是一種選擇。

畢竟，史家有其既定的專業知識和翔實的史事優勢，問題只是在于君主們在面對這些知識與史事時如何選擇的問題。“史家的作用應是提供大量不同政策及其結果的實例，有識別力的君主可從中甄選那些對他最合適的東西。”[13]在論述過程中，馬氏很善于將時事的經驗與古代的知識結合起來，不厭其煩地例舉歷史事例，分析其成敗的經驗教訓，點評帝王將相的功過是非。如此一來，他就為時人——誠然，最主要是國君——提供了一個分析當下政治事件與現實政治的可資借鑒的深邃歷史視角。于是，“所有的歷史都應當是對當前事件的一種注解，政治才智應當是對古代實例縝密周詳地思慮的結果”。[14]

正如馬氏所言，“一個明智的人總是應該追蹤偉大人物所走過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經成為最卓越的人們。這樣一來，即使自己的能力達不到他們那樣強，但是至少會帶有幾分氣派。”“為著訓練腦筋，君主還應該閱讀歷史，并且研究歷史上偉大人物的行動，看看他們在戰爭中是怎樣做的，檢查他們勝利與失敗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應當像過去那些偉大人物那樣做。他們要選擇某一個受到贊美和尊崇的前人作為榜樣，并且經常把他們的舉措和行動銘記心頭。”[15]在進行政治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之中，我們首要的也就是要努力學習這些“偉大人物所走過的道路”，仔細梳理和認真把握他們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增長過程。在尚未成為“偉大人物”之前，我們還是要從“效法那些已經成為最卓越的人們”開始。即使領悟不到他們的智慧，如若能夠沾染上“幾分氣派”，也將是一大幸事。就學術訓練和知識生產而言，或許這正是政治現實主義先驅馬氏所希望的、也是我們“訓練腦筋”的必經之旅。

簡言之，馬氏的研究方法就是現實政治的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為了上洛倫佐梅迪奇殿下書，馬氏選擇這一方法實在非常有講究。畢竟，馬氏不能向洛倫佐梅迪奇殿空口說教，不能專論現實政治的得失。運用翔實的歷史材料的好處就在于，有針對性，說服力強。而且，歷史掌故總是一種對現實或多或少的隱射，這樣就可以讓洛倫佐梅迪奇殿下穿透歷史的時空，結合當時政治情勢，去揣摩馬氏所言所想。應該說，馬氏選擇這種史論結合的方式“上書”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就研究方法而言，這種方法對于后世的政治學研究頗具借鑒意義。在此基礎之上，我們需要回到馬氏研究目的的討論。

四、研究目的：在分裂中尋求統一

要理解《君主論》一書的政治思想及其思想價值，首先必須清晰把握其寫作目的。要考察《君主論》的寫作目的，至少有兩個方面必須涉及：其一，馬氏寫作此書的目的是什么？反映了作者什么樣的政治期待？其二，當時是一種什么樣的政治結構？又是如何體現其政治目的的？對這兩個問題的解答，也就基本上可以回答馬氏寫作此書的目的。

1、為君主治國指點迷津

馬氏非常珍視《君主論》這本著作，將其視為“最為寶貴的東西”。盡管他不是出于純粹的學術研究的目的而寫作此書。這從馬氏開篇《尼科洛·馬基雅維利上洛倫佐梅迪奇殿下書》可以看出。“凡是想要獲得君主恩寵的人們，向來都是把自己認為最寶貴的東西或者自以為君主最喜愛的東西作為獻禮。因此我們常常看見人們把駿馬呵、武器呵、錦繡呵以及同君主的偉大相稱的一類裝飾品獻給君主們。現在我想向殿下獻呈本人對你一片忠誠的證據，我覺得在我所有的東西里面，我認為最寶貴和最有價值的莫過于我對偉大人物事跡的知識了。這是我依靠對現代大事的長期經驗和對古代大事不斷鉆研而獲得的。對于這種知識，我曾經長時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檢驗，現在我把它寫成小小的一卷書獻給殿下。”[16]

就是馬氏自己的這段陳述，引起后世人們對馬氏的不少責難。有政治史家如此評論道：“全書開篇奴顏婢膝，向麥第奇獻詞表忠，實為一張欲蓋彌彰、祈求佛羅倫薩新得勢的反共和政府賞個飯碗的陳情表。有人說，歷史上很難再找到第二個如此明目張膽公然變節的例子。馬氏能如此恬然無恥背叛其畢生執持的道德與政治信念，必屬邪惡非常之徒。論者另援引馬基雅維利生平其他事實，以成其馬基雅維利奸惡之說。”[17]其意義在于，馬氏如此獻媚，實不可取。　

到底如何看待馬氏的這一行為？不管這么說，從《君主論》的論證和材料的選擇來看，馬氏寫作此書自有其特色。《君主論》一書結構嚴謹，論證嚴密，思路清晰；材料豐富，引證自如；娓娓道來，一氣呵成。更重要的是，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馬氏非常謹慎。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其《尼科洛·馬氏上洛倫佐梅迪奇殿下書》中特別說明的一點，他沒有太多的野心。不管他這樣說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我們可以指出一點，其既是一個有著自己獨特的方式游說君主，又是一個善于自我保護的政治家。我們不妨再次重溫馬氏自己的陳述。“我想，一個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討和指點君主的政務，不應當被看作僭妄，因為正如那些繪風景畫的人們，為了考察山巒和高地的性質便廁身于平原，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頂一樣，同理，深深地認識人民的性質的人應該是君主，而深深地認識君主的性質的人應屬于人民。”[18]

由此可知，在上洛倫佐梅迪奇殿下書時，馬氏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強調自己沒有僭越之意。其目的或許只是想從一個臣民的角度來審視國君應該怎么樣做？君主到底要做什么樣的國君？國君有哪些選擇？在一個四分五裂、政局不穩的社會，能夠如此投入政治、敢于給國王直陳其意，為其“指點迷津”，多少還是需要一些道德勇氣與政治智慧。畢竟，假若沒有相當的智慧，就算有這種道德勇氣，也是無濟于事。如此一來，上述的指責和非難似乎很難成立。退一步而言，即使他有謀取權力的野心，也要以這種敢于直抒胸臆、指點國君的道德勇氣為前提。易言之，正是通過這種直陳，馬氏的政治智慧才得以充分體現。

2、期望意大利實現統一

上述考察的是《君主論》一書直接的成書目的，我們還要結合當時的社會結構，來考察其寫作此書的意圖。關于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結構情形，史家多有論述。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馬氏寫作此書的政治考慮。薩拜因對此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十六世紀初，君主專制政體已經成為或將很快成為西歐普遍政體。中世紀的機構體制到處正在土崩瓦解。君主專制都是靠鐵和血建立起來的。因為它大部分都是非常公開地建立在武力之上。”法國最為典型。教會已然臣服于國王。“從十六世紀初期直至大革命時代，國王幾乎成為法國唯一發號施令的人。”[19]

當時的意大利政局處于一種四分五裂的狀態。“沒有一種力量強大到足以統一整個半島。意大利人忍受了暴政的所有屈辱和壓迫，而沒有從中得到絲毫的補償。暴君之間四分五裂，又使這塊土地成為法國人、西班牙人和日耳曼人的犧牲品。馬基雅維利和他同時代的大多數意大利人一樣，認為意大利的這種情況應特別歸咎于教會。教皇本身沒有力量統一意大利，而卻有足夠的力量阻止其他的統治者來這樣做。同時他在國際上的聯系又使得他成為推行一項招引外國干涉的邪惡政策的首要人物。”因此，馬氏會經常以尖刻的諷刺來攻擊教會。[20]具體來說，使意大利分為威尼斯共和國、福洛倫斯共和國、尼布爾斯王國、米蘭侯國和羅馬教會領管區這樣一些政治單位的原因是：教皇持“分而治之”的政策，俾能利用矛盾，以便操縱；各國之間相互猜忌與傾軋，不能得到統一與合作；任何一國都無強有力的統治者，足以控制其它國家；外國的干涉與操縱，使之互相敵視，力量分散，俾能乘暇抵隙，在意大利半島逐其野心，攫取利益。[21]

對于馬氏這種追求和平統一的觀點，有論者也有不同看法：使意大利獲得和平統一固然是馬氏的真正思想動機，但是，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思想感情而不是一項明確計劃。他看到法國和西班牙獲得國家統一，便認為意大利一定要由一位專制君主來統治，除此之外，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稱之為使意大利獲得統一的方針政策。質疑者所要針對的是意大利統一的具體方式問題。誠然，這一點尚有可商榷之處。但是，至少馬氏指出了意大利當時所面對的歷史問題是統一，是集中權力，而不是分裂，不是各自為政。并且，這樣一種趨勢無法回避，更無法拒斥。“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時代的特性，他就會得心應手；同樣地，如果他的行徑同時代不協調，他就不順利。”[22]

用我們今天的政治話語來說，君主只能是與時俱進，而不能是逆歷史潮流。英明的君主自然會選擇前者而不是后者。而且這種統一，需要一個強有力、英明、果敢的國君，以及一支屬于自己的軍隊。“一切國家，無論是新的國家，舊的國家或者混合國，其主要的基礎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軍隊，因為如果沒有良好的軍隊，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時如果那里有良好的軍隊，那里就一定會有良好的法律。”[23]多年以來，意大利之所以沒有完成統一的任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大利沒有一支屬于自己的強有力的軍隊。換言之，意大利的分散狀態正是因為其是被雇傭軍統治著。

簡言之，無論是從馬氏自己所謂的寫作動機，還是從當時的社會政治結構來說，我們發現，馬氏寫作《君主論》一書在這兩個方面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其一，他是要告誡君主，作為平民的馬氏要將自己最為珍貴的東西獻給君主，因為平民最了解君主。這本合乎情理。如果就此批判馬氏，那么，一切給權力持有者的“上書”、“獻言”與“建議”，其動機無一不值得質疑。其二，馬氏的眼光比其同時代的人更為犀利的地方在于，其看到了當時政治的主要問題應該是統一，而非分裂。馬氏所希冀的就是有一個強大、統一、穩定的國家政權，從國家理論來說，這是民眾國家早期建設的主要任務。

五、學術貢獻：開創現實主義政治學的先河

在有了上述的討論之后，我們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到底如何看待《君主論》及其思想價值？耐人尋味的是，即使斥責者也不得不承認馬氏確實是在用新的眼光進行新的“政治”思考。因為他將其思考的眼光和思維的視角從道德、倫理、宗教等中抽象出來，進行純粹的政治學思考。對馬氏的美譽，我們至少可以考察喬治•薩拜因與皮埃爾·莫內的評述。而且他們對馬氏都予以高度評價。在薩拜因看來，就對當時意大利與歐洲政治變遷情形的透徹把握而言，馬氏無疑是獨一無二的。

1、馬氏是當時對歐洲政治變遷看得最為透徹的人

對馬氏的高度評價，我們可以從政治史家和相關著述中發現。喬治•薩拜因指出，“在十六世紀初，這種變化體現在一位令人難以捉摸，甚至可以說是充滿矛盾的人物馬氏身上。在他的時代，沒有第二個人象他那樣清楚地看出歐洲政治演變的方向。他比誰都更懂得那些正在被淘汰的組織機構及其體制的過時性質，比誰都更積極地贊許新興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在那個年代里，他比誰都更贊賞處于萌芽狀態的民族統一的意識，而這股新興的力量正是隱隱約約地建立在這種意識之上的。他比誰都更能看清楚隨著長期習以為常的忠誠和虔誠地削弱而產生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腐敗。然而，也許沒有誰懷古心情比他更為強烈，他盼望看到象古羅馬在他心中奉為典型的那樣一種更健康的社會生活。當然，也沒有人能象馬基雅維利那樣了解意大利。”[24]

作為一個非政治哲學家，作為一個被譽為開創了現代政治學的鼻祖，作為一個如此關心現實政治及其前景的人而言，馬氏比別人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其真正懂得現實政治的“真問題”，而非“偽問題”。這一點，毫無疑問，需要相當犀利的政治眼光，需要高屋建瓴的政治敏銳性，需要能夠駕馭“現實政治”的宏大思維，需要立足現實政治而又能夠超脫現實政治的理論高度。而不至于陷入現實政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這一點，對于當下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尤其是經驗政治學研究，尤其具有可資借鑒的意義。徐勇教授在總結當前中國農村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時，敏銳地指出，當社會成為主要研究視角，實地經驗研究成為一種主要研究方法之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這種“自下而上”研究的局限性，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只見“社會”，不見“國家”；二是只見“樹葉”，不見“樹林”；三是只見“描述”，不見“解釋”；四是只見“傳統”，不見“走向”。[25]為什么我們不少研究者徘徊于、糾纏于“社會”、“樹葉”、“描述”、“傳統”這些表面現象？為什么我們抓不住、理不清“國家”、“樹林”、“解釋”、“走向”這些真實問題？毫無疑問，如許局限性都是與馬氏對現實政治及其發展走向的清晰定位與精確把脈背道而馳。或許我們不僅僅是方法論的缺失問題，更主要的是，我們還無法把脈現實政治，我們還不是真正的政治現實主義者。于是，當我們再次翻閱《君主論》的時候，或許我們就會更加認同其高明之處：務必要抓住現實政治的“要害”與“真問題”。

或許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而言，喬治•薩拜因進而指出，真正的經驗主義的立場決定了馬氏是對當時歐洲政治變遷看得最為透徹的人。“馬基雅維利是一個真正的經驗主義者。所有哲學看法不論對他的為人還是他的思想都是極不全面的。他是一個真正的經驗主義者，他的思想是從廣泛的政治觀察中和對政治史更加廣泛的閱讀中得來的。他試圖把他所觀察到的一切同他不成系統的思想聯系起來。同樣，他的性格一定也是很復雜的。誠然，他的著作表明，他的注意力也是驚人的集中。除政治、治國之策和軍事藝術之外，他沒有寫過其他方面的書，也不關心其他方面的問題。至于更深一層的社會問題，如經濟和宗教問題，除非涉及到政治，他是不關心的。也許是太重實際，因而他的哲學思想并不深刻，但就純粹的政治學而論，他在同輩人當中視野是最寬闊的，對歐洲演變的總趨勢看得也是最清楚的。”[26]這就是說，在薩拜因看來，無論是對當時意大利的政治情勢的理解，還是對當時歐洲政治發展態勢的把握，馬氏都是第一高人。特別是其立足現實政治的分析，更是凸顯其對現實政治核心問題的深刻、精當與到位的把握。

2、馬氏是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

馬氏之所以能夠透徹理解當時的歐洲政治變遷，一個很重要的方法論上的原因就是，馬氏堅持從政治現實主義出發思考政治問題。關于馬氏的政治現實主義，皮埃爾·莫內幾乎重復了前人關于馬氏的政治現實主義觀點，不過，他更加突出強調的是，馬氏特別著重的是政治現實的惡、而不是善的成分。眾所周知，是馬氏教導了我們什么是惡：如何通過狡計和暴力獲得并維持權力，如何通過密謀獲得成功的結局。他教誨我們不要威脅和侵犯敵人，但當我們有機會置敵人于死地時，就一定要毫不猶豫地這樣做。我們這些現代人都喜歡簡潔的話語，慣于把馬氏說成是“政治現實主義”。雖然在政治“現實”中存在著謀殺、陰謀詭計，以及武裝政變，但是，仍然在有些階段和政體中沒有謀殺，陰謀詭計和武裝政變。也就是說，這些邪惡行徑的缺失也是一種“現實”。因此，說馬氏是“現實主義”，也就意味著接受了他的觀點：從政治上說，“惡”比“善”更為重要，更具根本性，也更加“真實”。

馬氏是如何使我們確信，惡是政治的核心特征呢？他最樂于研究的是“極端的情形”：城市國家的創立，政體的變遷與陰謀。與亞里士多德相比，他從起源的視角描述政治，即政治通常是充滿暴力和不公正的，而非從其目的的視域考察政治。他并沒有否認在正常的情形下，市民生活可以相當平和，人們可以感到正義的統治。他不過是想說明，這種“正常的”道德取決于或受到“不尋常的”道德的影響。“善”的出現和維持只有通過“惡”才能實現。馬氏并沒有消解善與惡的分殊。相反，他保留了這一區分，與此同時，如果“善”建立在“惡”的基礎之上，那么，只要這一令人反感的假設建立起來，他就不得不這樣做。[27]

總之，皮埃爾·莫內對馬氏關于惡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的觀點的強調，更加凸顯了其對于現實政治生活的透徹理解。“馬基雅維利只是通過貶抑善的理念去說服人們將惡看作是——無論是詭計，強制力，暴力，抑或‘必要性’——政治秩序的主要淵源。”[28]我們不應該簡單將其歸結為“自私自利”或者悲觀的人性惡論。毋寧說，馬氏看透了政治生活的內在機理與本質特征。畢竟，惡并不可怕，政治的惡也不可怕。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以什么樣的態度、采用什么樣的解決方案去應付與驅除這種惡。畢竟，“現代靈魂中最為根深蒂固的特征就是對善的懷疑，對優越性的輕蔑和嘲笑，以及喪失清白的情欲。我們想要理解現代政治是如何運轉并發展起來的，就必須要首先把握善的地位的嬗變”。[29]

3、馬氏首先采用了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

皮埃爾·莫內指出，馬氏對政治學的重大貢獻或者說原創性在于，其首先采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馬基雅維利所持的哲學和政治史是全新的。為了理解城市國家中生活的意義，哲學家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認真地對待公民的觀點并予以采納，雖然后來又指出其局限并超越這種觀點。其他哲學家故意置身市民生活之外，幾乎并不關注對公民觀點的理解，哪怕是片刻工夫，這些哲學家蔑視政治，因為我們認為有更高級的善需要沉思：宇宙的、神圣的和自然的秩序。馬基雅維利采取了吊詭的立場，既置身事外又專注于此。他置身事外并不是為了獲得優越的善，而只是期望更好地觀察它。時至今日，這一立場所原來具有的吊詭之處已不再成為擾亂我們心神的問題。相反，我們本著科學的態度來認識這種必要性。我們甚至相信，馬基雅維利的原創性在于他首先采用了‘科學的’觀點研究政治。”[30]

這就提示我們，必須進一步反思政治學的“科學”研究。就此而言，我們可以對馬氏關于政治學的研究做一簡要小結。正如他自己所言，君主應該認識和了解人民，人民也應該認識和了解君主。對于人民而言，這樣一個過程也就是不斷加深對國家的認識過程。其目的就是理解國家，認同國家，建設國家。《君主論》一書給君主提出了很多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建議。諸如君主國的類型，君主為了受人尊敬應當成為什么樣的人，意大利的君主們為什么喪失了他們的國家，被人愛戴是否比被人畏懼來得好些，命運在人世事務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樣對抗……正是對這些選擇、優先性、價值和問題等的探討中，凸顯了馬氏對人類邁向政治文明過程的新的探索和新的“冒險”，也逐漸形成了其關于君主治國的相關理論。

就積累知識而言，馬氏相當重視這一點。比如，在論述君主們要重視軍事訓練時，他就直接提出了這一問題。“因此，君主永遠不要讓自己的思想離開軍事訓練問題，而且他應該在和平時期比在戰爭時期更加注意這個問題。他要做到這一點，可以有兩個方法：其一是采取行動，其二是靠思考。”馬氏這里所謂的思考主要是指要對國家的地形地貌有所掌握。而且，他還強調這種掌握具有重要意義。“這種知識有兩種用處：首先是他學會怎樣了解自己的國土，就能夠更好地懂得怎樣保護它；其次，如果此后他有必要了解任何其他地方時，由于他對那個地方的知識與經驗，他就能夠很容易了解那個地方。”[31]馬氏所要強調的是，治國理政需要相關的那個國家的知識。而且這種知識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他不僅要求君主要“思考”，而且，他本身就是既站在治者立場，又站在被治者立場，不斷“思考”當時意大利的政治現實與整個歐洲的政治變遷，最終貢獻了其“思考”的結晶，即《君主論》這一經典巨著。

六、結論

通過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批判，我們不難發現，用馬基雅維利主義來概括馬氏的《君主論》一書的思想，純屬簡單的文本揣摩，而完全沒有理解馬氏的論述邏輯。我們必須結合其時代背景來考察其思想，既要注重其思想的時代特質，又要從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段和學術發展的脈絡，同時，還要從知識生產與知識增長的視角來考察其思想的意義。

就時代特質而言，其所處的時代主要是一個民族國家、民族主義風起云涌的時代。馬氏顯然是順應、而不是違逆了這一時代要求。這對于民族國家及其理論的建立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至少可以從喬治•薩拜因在《政治學說史》中將馬氏置于其“關于民族國家的理論”的“第一號人物”可以得到明證。就學術脈絡而言，其在對待政治與道德的關系上是將二者截然分離開來，顯然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屬于同一個脈絡體系，這也就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并且真正奠定了將政治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術來研究的傳統。在主權論上，其對于主權的重視與捍衛為之后的布丹等思想家所倡導的“主權至上”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此，我們完成了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批判。從研究主題來說，馬氏主要討論的是君主治國之道，而不是簡單的篡權謀位之策；從研究方法來說，馬氏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史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簡單的為迎合君主的媚俗之作；從研究目的來說，馬氏主要關注的是民族國家的建構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政治權力的爭奪問題；從學術貢獻來說，馬氏開創了現實主義政治學的先河，而不是簡單的政治陰謀論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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