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沸沸揚揚之“普世價值”

    

    近年以來，關乎普世價值的爭論不絕于耳。美國政府在其發表的《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聲明：“為了保持美國力量和影響的基礎，我們正在海外促進普世價值。”中國的部分知識界和政界人士則認為，中國的發展面臨種種挑戰，其根本原因在于違背了普世價值，因此遵循普世價值應定為中國改革的方向。但作為一個被反復討論的概念，普世價值的具體含義及其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卻很少有人清楚論述。

    頻頻出現在中國媒體的“普世價值”，其所指到底為何？這種被理解為具有普世性的價值觀，究竟是一種普遍存在，抑或僅僅是某些民族和國家將自己的價值體系泛化？西方近代以來的發展，和普世價值有何種聯系？怎樣才能讓普世價值真正具有普遍意義？議論沸沸揚揚，卻很少有人給出清楚論述。

                            是普遍存在還是主觀設定？

    如果僅就字面理解，普世價值應該被理解為普遍存在的價值。當今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國家處于各自的歷史發展階段上：各民族、國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傳承和價值觀念。但是作為人類大家庭的成員，各民族、國家又不乏相通的共性。如果對世界上各民族、國家的社會價值觀念進行抽象，一定能得到一些普遍存在的價值觀念，比如公平、正義、和平、人權、仁愛、忠恕、中庸等等。人類共享著某些普遍的價值觀念，對此無人能否認其事。這些普遍的價值觀念，在內容上必然包含不同地區的社會價值觀念的共性，涵蓋歐美、東亞、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尤其要指出的是，這些價值觀念僅僅是對當今人類社會現存價值觀念的抽象，本身并不具有永恒性和目的性。在理論上，每一時代的普遍價值都只反映當時的道德判斷和價值追求。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念必然會不斷進步和演變。古代希臘、羅馬社會將買賣奴隸視為合乎道德的商業行為，而當今世界普遍將奴隸制視為罪惡。因此，普遍價值是某一時期人類社會價值共識的抽象，其核心在于普遍性而非永恒性。只要人類思維可從紛繁的事物中抽象出某些普遍概念，就應該承認當今世界的確存在普遍的價值。
    但是普遍的價值的存在，是否就等同于當今流行的普世價值的概念呢？問題并非如此簡單。如果分析一番許多人討論普世價值的語境，就會發現普世價值顯然并不是指已經普遍存在的價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要在海外促進普世價值，這說明美國政府認為普世價值在這些地區還是空白，因此需要美國政府進一步促進和推廣。中國知識界和政界一些人士批評本國的發展模式不符合普世價值，這也說明其認定普世價值在中國社會中尚不存在。在這些語境中，普世價值顯然不是指普遍的實然存在，而是指尚未普遍實現的應然價值觀念。既然普世價值并不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價值，那為何不用“理想價值”、“進步價值”之類更貼切的概念，反而偏偏要冠以容易引起困惑的“普世”二字呢？這一問題，要追溯到西方的普世哲學傳統。
    從古代的希臘哲學開始，事物的普遍性就被賦予神圣意義。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的數學概念，以及其他普遍性概念，常常被希臘哲學家視為現實世界的本原。柏拉圖將這種普遍主義理論發揮到極致，他將從現實世界抽象出的概念定義為是比現實世界本身更為真實的理念世界。在柏拉圖看來，具體的現實世界不過是抽象的理念世界的摹本，前者是真實的、普遍的、高貴的；后者是虛假的、個別的、低賤的。從柏拉圖開始，抽象的普遍性上升到十分神圣、完美的地位。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又為這種神圣的普遍性哲學增加了目的論，他認為現實世界中所有個別的事物都內在地具有追求普遍性的目的，世界的發展就是一個從個別到普遍的，有目的的演進過程。這種將自具體事物中抽象出的概念予以絕對化、神圣化和目的化的哲學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基督教神學。基督教的上帝概念，實際上就是整合了此前希臘哲學中的普遍性、神圣性和目的性，成了絕對的真、善、美的抽象化身，成了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終極目標。基督教統治歐洲之后，教會也自視為絕對普遍性的化身。中世紀時期，東西方教會分裂，羅馬教會為宣示自己的普世性遂以“公教”自稱，“公教”的拉丁語Catholicus就是指普遍性，意指正如上帝的概念是世界的而非地區的，羅馬教會的統治也是世界的而非地區的。
    從古希臘一直到中世紀，普遍主義的哲學和神學觀念一直主導著西方文化。盡管后來受到唯名論、經驗論的理論批判，以及宗教改革的社會沖擊，但由于傳統哲學的深刻影響和一神教的巨大精神力量，普遍主義一直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世界五百年來的歷史主要是西方文明在全球擴張的歷史，普遍主義的哲學觀念自然而然地成為這一擴張運動的理論基礎。
    理解普遍主義哲學的含義及其淵源，也自然就理解今天談論普世價值的一些語境。在許多語境中，所謂普世價值其實并不是指普遍存在的價值觀念，而不過是西方對某些價值觀念的普遍表述。美國政府在《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指出，普世價值的內容是指現存于美國社會中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等價值觀念。中國的部分知識界和政界人士也明確宣稱普世價值就是歐洲啟蒙運動中產生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等觀念。他們認為這些價值觀念盡管在目前還僅是存在于一部分國家之中，但卻具有普世性。所謂普世，并非是說其普遍存在，而是說其普遍適用于全人類，世界上的各民族和國家都只有遵循這種源自西方的價值觀念，才有可能獲得進步和發展。由此可見，普世價值的提出是從個別到一般、從特殊到普遍的理論飛躍。普世價值盡管其源頭在西方，盡管只是現實地存在于一些特定國家之中，但是它代表著全人類應該具有的價值追求。之所以不用“理想價值”、“進步價值”、“現代價值”，是因為這些概念盡管美好，但卻不具有“應然”的道德力量，而只有普世價值才能強力地表現普天之下、概莫能外的應然力量。“理想價值”只是說明了各民族和國家應該追求的價值，而普世價值則指明了各民族和國家必須遵循的價值，后者要比前者有力得多。這是一個從柏拉圖主義到基督教哲學一脈相承的深厚傳統，它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社會的潛意識之中。
    但是這樣理解普世價值，就不免引起新的困惑。既然普世價值是人類尚未完全實現，但必須全力追求的目標，既然世界上還有一些民族和國家不接受普世價值，那么這些源自西方的價值觀念又何以取得普世的資格呢？如果說歐洲啟蒙運動中產生的價值觀念是全人類都必須遵循的普世價值，那么其他文明中產生的價值觀念為何就不屬于普世價值呢？這種困惑顯然不是沒有根據的，基督教的上帝在基督徒眼中當然具有絕對普遍性，上帝不僅是基督徒的上帝，而且也是全人類的上帝，不信上帝者只是尚未皈依基督教的迷途羔羊，但是非基督徒卻未必相信這種說法。人類的歷史，特別是西方中世紀以來的歷史反復證明，武斷地將缺乏普遍性基礎的觀念當做全人類的理想和行為規范是十分危險的。在過去一千年中，基督教就因為上帝概念的爭議而引發多次戰爭浩劫。到了近代政治史上，這種濫用普遍性概念引發的歷史悲劇也并不鮮見。

                     西方現代文明起源于對“普世價值”的挑戰

    諷刺的是，當今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要求在世界各地宣揚和推廣普世價值，但西方的進步和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卻是源于對普遍主義的否定和對個體主義的發揚。這一拋棄普遍主義、確立個體主義的過程，是通過哲學變革和宗教改革實現的。
    早在柏拉圖之前，古希臘的智者學派就提出過否定普遍性的相對主義。普羅塔戈拉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強調個人才是價值判斷的主體。不過在理論上系統批判普遍主義，且對現代西方文明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是中世紀經院哲學中的唯名論，以及后來的英國經驗論。在唯名論看來，自柏拉圖以降的哲學家和神學家將普遍性視為獨立的存在，并且將普遍性神圣化是完全錯誤的。世界上真實存在的只有個別事物，所謂普遍性或共相僅僅是人們為便利而給個別事物賦予的“名稱”。英國唯名論者奧卡姆的威廉認為，那些空洞無物的普遍性和神圣化的所謂本質，根本就是虛幻的贅物，應當用剃刀無情地“剃除”。這種否定普遍性的真實存在，強調只有個別才是真實的哲學，對后來歐洲的近現代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一思想傳統經過英國經驗論的進一步深化，最后奠定了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并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和科學哲學。當今受人推崇的哈耶克和波普爾，在哲學上都是英國經驗論的繼承者。唯名論和經驗論強調個別、否定普遍的個體主義哲學，對將普遍性神圣化的普遍主義哲學是致命一擊，一旦在哲學上否定了普遍性存在的基礎，普世價值和普世哲學就成了無本之木。如果只有個別而沒有一般，只有特殊而沒有普遍，普世價值的基礎又在何處？有趣的是，在宣揚普世價值最為得力的英美社會，這種強調個別、否定普遍的哲學傳統最為強大。
    如果說唯名論、經驗論和宗教改革是用個體主義挑戰西方傳統的普遍主義，那么從新柏拉圖主義到19世紀的德國古典哲學則是試圖在普遍主義內部容納個體主義以解救自身的空虛困境。從柏拉圖主義到基督教的實在論，都堅持普遍性的絕對化和神圣化的基本原則。但是這種脫離個別事物的哲學，無法真正跟具體的現實世界溝通。這種普遍哲學越是發展，越是缺乏現實的支撐。晚期希臘哲學的代表、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就發現了普遍性脫離個別的困境。力圖將一般與個別、普遍與特殊統一起來一直是新柏拉圖主義的重要工作。到了中世紀，新柏拉圖主義以神秘主義的形式融入基督教哲學，試圖用泛神論的方式來解決普遍世界和現實世界的統一。但由于正統經院哲學的強大，泛神論在中世紀基本上處于一種異端的地位。17世紀以后，面臨經驗論日益嚴峻的挑戰，普遍主義不得不以融入具體現實世界的方式自救。黑格爾是試圖以承認個別性的方式來挽救普遍性的集大成者。從理論上說，黑格爾主義不過是一種精致化了的泛神論。黑格爾哲學的理論體系十分龐大，但其目的和道理卻很簡單，這就是讓神圣化的普遍性獲得個別事物的支撐，同時讓個別事物獲得普遍性和神圣性。黑格爾認為，普遍性十分重要，但其無法脫離個別事物而獨立存在，而必須存在于每一具體事物之中；普遍價值也十分神圣，但其同樣無法脫離人類社會的各種具體價值觀念而獨立存在。同樣的道理，世界上每一個具體的個別事物雖然都不完滿，但都以某種形式包含了普遍性。各民族和國家的價值觀念雖然不免有各自的缺陷，但都從某一側面表現了人類的普遍價值觀念，都體現出絕對精神的演進。這一觀念以稍后馬克思的哲學來敘述，就是一般存在于個別之中，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個別之中有一般，特殊之中有普遍。19世紀的德國哲學，正是以賦予每一個體神圣性的方式，挽救了普遍主義。
    西方近代的宗教改革，是對傳統普遍主義的又一打擊。在理論上，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都是新興的民族主義對羅馬世界主義的沖擊，是個體主義對普遍主義的反抗。新教出自一神教內部的改革，并沒有否定上帝的絕對普遍性和圣經的絕對權威性。但是在如何理解上帝和如何理解圣經這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新教彰顯出了近代興起的個人主義。上帝是絕對普遍的，但是如何認識上帝卻取決于每一個信徒對圣經的理解，“因信稱義”因此成為新教的一個核心概念。這實際上是在一神教的范圍內，將個人的自主判斷擴展到最大限度，每一個信徒都有權利成為自己信仰的主體。與此同時，與新教的教義相適應，新教在教會的組織形式上堅決否定羅馬教會的絕對普遍性。羅馬教會宣稱自己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具有世界性和絕對權威性，新教卻堅決不承認羅馬教會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羅馬教會自稱普世公教，新教則自稱是對抗羅馬中心的“抗議宗”( Protestant)。將圣經從拉丁文翻譯為各國的民族語文，將以羅馬為中心的公教改造為各民族國家自主的新教，成為宗教改革的重要內容。歐洲的宗教改革，實際上是以新教的形式為近代民族國家和個人從羅馬教會手中奪回了對上帝的解釋權。因此，盡管歐洲的宗教改革未曾越出一神教的藩籬，但無論是其信仰方式或是教會組織，都體現出個體主義和民族主義向普世主義的激烈挑戰。
    歐洲近代的哲學變革和宗教改革，摒棄了將普遍性絕對化和神圣化的傳統觀念。這一運動歸根結蒂體現的是近代市民社會和民族主義的興起，蘊涵著西方世界從中世紀的宗教專制向現代文明的轉化。西方現代文明興起的歷史說明，脫離了個別的一般是虛幻的，抬高普遍性而貶低特殊性是盲目的，濫用普世價值來壓制各民族、國家是危險的。如果對西方歷史上的諸多專制統治進行分析，就會發現這些政權幾乎全都熱衷于宣揚某種普遍性至上的普世哲學。古希臘奴隸主對奴隸的奴役、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對異端的火刑、君權神授的君主對臣民的專制，乃至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幾乎都是在普世價值的旗幟下肆虐的。其間奧秘不難揭穿，只有強調一般高于個別，普遍高于特殊，那么各民族和國家自然都必須聽命于世界霸權。正是為了擺脫絕對普遍性的桎梏，為了伸張新興民族國家和個人的自主權利，近代西方才誕生了否定普遍性的唯名論和經驗論，才興起承認個體具有神圣普遍性的德國古典哲學，才觸發挑戰羅馬普世教會的宗教改革。一部西方文明的進步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個體主義反對普遍主義的歷史，就是新興民族主義成長壯大的歷史。那些推崇西方文明，以普世價值貶低中國模式的觀點，由于未曾觸及西方文明的這一精髓，不免有流于皮相之感。

                        真正的普世價值必須立足于全人類

    既然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僅僅是某種主觀的價值設定，而西方文明本身又是源自對普遍主義的批判，那么在討論普世價值時，就要避免以訛傳訛，必須對概念本身重新進行界定。為此，以下兩方面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應該還原普世價值的本來意義，將普世價值界定為各民族、國家當前特殊價值的普遍抽象。普世價值不應是少數人將自己的特殊價值觀念普遍化為一種普世的形態，相反真正的普世價值必須涵括各文明社會價值觀念中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內容，其中自然包括中國的價值觀。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仁愛”、“忠恕”等概念，實際上都具有普世的意義。只有這樣，普世價值這一概念才能做到名副其實，并且具有真正的普遍意義。若將歐洲啟蒙運動中產生的某些價值觀念，簡單地等同于普世價值，這種以偏概全的方式只會損害普世價值的真實性和現實性，最終將其變成一種新的神學。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尊重不同民族和國家對普世價值的理解。普世價值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很難有統一的理解。人們關于普世價值的分歧，并不在于爭論是否存在某些被稱為普世價值的概念，而在于對這些概念的理解。當今很少會有人會直接否定自由、民主、公正和人權等概念，但不同民族和國家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卻不完全一樣。最近，美國學者魯弗斯•費爾斯(Rufus Fears)專門就自由和普世價值的關系進行了分析，他認為自由是具體而非抽象的。費爾斯將自由具體分為國家自由、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但這三種自由并不相互涵蓋。比如朝鮮擁有獨立國家的自由，但是其內部卻沒有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古羅馬帝國缺乏政治自由，但公民卻擁有充分的個人自由；美國較好地將這三種自由合而為一，其道路也有很多國家在模仿。但是，費爾斯強調世界上依然有很多文明國家并沒有走美國的道路，因為不同的自由對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他特別指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很多國家有時為了國家和民族的自由不得不犧牲政治自由和公民的個人自由。由于不同含義的自由有時很難兼容，費爾斯甚至反對把自由視為一種普世價值。
    費爾斯對自由的論述是否準確和全面另當別論，但他主張對普世價值中的概念進行具體分析卻是非常中肯的。現實生活是具體的，普世價值中的所有概念在不同的民族和國家那里常常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公正這個概念，在中國人和美國人那里就有很大的差異。在許多中國人看來，將醫療行業市場化是很不道德、很不公正的行為，政府應該通過公共醫療制度盡可能減少醫療待遇的差別。但在美國，奧巴馬總統試圖加強政府對醫療體制的調節卻被很多美國人認為不道德和不公正。中國人傾向于將公正理解為平等，而美國人傾向于將公正理解為市場的優勝劣汰。因為中美兩國的國情、歷史和文化傳統不同，現在很難判斷究竟是中國人的平等觀念還是美國人的自由精神更接近普世價值中的公正概念。因此在當今多元化的世界上，我們必須尊重不同民族和國家對普世價值的理解，任何國家或政治集團都無資格充當普世價值的最終裁判者。“因信稱義”是歐洲宗教改革留給后世的偉大遺產，正如羅馬不是上帝信仰的中心，美國也不應是普世價值的源泉。“華盛頓共識”也不能成為各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教條”。
    將普世價值真正建立在不同民族和國家的價值觀念之上，尊重各民族和國家對普世價值觀念的理解，這是我們討論普世價值的前提。否則，普世價值就很可能墮落為制造專制主義的工具。將普世價值抽象化和神圣化，其初衷也許是良好的。柏拉圖本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他夢想在人間建立以哲學家為王的理想國；基督教的許多神學家們，也真誠地希望以基督教的普世價值救贖世人；馬克思更是真誠希望用共聲主義的普世理論開創普天同樂的理想社會。但是當普遍脫離了個別，后人的普世理論脫離了現實實踐的時候，理想國常常以覆滅悲劇告終。那些以普世價值代言人自居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須切記將普世哲學絕對化、神圣化曾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 
    （《環球視野》第361期，摘自2011年第3期《社會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