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共產主義者宣言（II）

譚偉東

三，共產主義核心價值觀

       共產主義前身社會主義必定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指令經濟與國有制體系，同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共產共妻一樣荒唐。后者是對手的惡意宣傳，前者是早期實踐者們的誤區與失誤。資本主義從羊吃人和海盜掠奪開始，經由無數次的“變態”與演進，發展到了當代形態，為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形態就只能是一步到位，不能也發展和變化了呢？！似乎只要是有歷史性的變化，就是放棄社會主義，合流到資本主義體系呢？！

       共產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世界大同，人人平等，公有互愛，自由解放與創造。在沒有源于私產，特權等造成的壓迫，剝削與壓抑，在內在化需要驅動下創造，發展與建設；在高尚品格，個性，人倫氛圍，語境，文化滋養中享受并創造豐裕與未來。

       共產主義既是偉大崇高的理想，又是神圣的歷史使命。這一點造成了大哲學家波普爾的極大困惑。在波氏等看來，歷史主義的直白或預言要么正確要么錯誤。正確了，歷史規律將自然而然地將人類社會送入預言之中；錯誤了，就將被證偽，遭修正或放棄。其對馬克思的歷史鐵律下人之能動性就在于減少與縮短分娩的陣痛也不以為然。其實馬恩亦對社會發展規律過于自然物理規律化了。

       事實上，社會科學預言，從根本上說不同于自然界消極被動確定性因果鏈應動。社會發展規律從來都是領袖或偉大人物同人民大眾的預言－領導－追隨互動的結果。無論規律，科學，理論何等偉大，正確，沒有人民大眾的歷史角色的承擔，都不會成為現實。

       共產主義核心價值觀代表著人類正義公平的最高峰。在這一點上就連所有的共產主義的理論論敵也不得不承認。而他們反對共產主義的真實的可能的理論支持無非是，其一，理論上尤其是現實上的不可能，即烏托邦幻想指責；其二是所謂人性，人情激勵動機擔憂。競爭，天性爭強好勝等，被這些學者看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不竭源泉；為己或自私，被他們中的一些認作是人類的天性，生存的本能。

       關于烏托邦幻想指責，真正深諳歷史的人不會不清楚，人類的階級與私有經濟史同人類數百萬年的演化史，同可考的所謂文明史相比恐怕根本就不是個較長時期。而且在這一階級不平等歷史時期，人類的平等，自由與解放的要求始終是人類社會不斷提升的主線。無論發達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堅定維護者們原意公開承認與否，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的獨立的富裕的有尊嚴的存在和福利國家所造成的機會公正及其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既在客觀上報告了資本主義也不得不屈服于社會公正與人類解放的壓力要求，又在事實上保證了最徹底，完備的私有產權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維系與穩定。倘若理論家們真能公正地評價毛澤東的中國和全部以往的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史，那么，對計劃經濟之下的經濟增長業績與同時的社會公平及其一切社會發展指標不能不抱以欽佩。這是90年代以前國際經濟同道比較經濟學的基本共識。計劃經濟的核心弊端并非經濟速度，而是短缺現象，尤其是生活資料短缺供給。而短缺卻完全不同于西方體制下的相對過剩。產能相對過剩是市場經濟下的痼疾。西方的辦法就是過度商業加過度金融。其結果必定是經濟日益虛擬化，泡沫化。而短缺同粗放只要通過適當的經濟轉軌就可以根治。

       一些學者對共產主義的要消滅國家（消亡），取消貨幣百思不得其解。這些人在理論思維與社會認知上確實是缺乏想象力的。貨幣成為私產的核心象征，財富從而權柄的魔杖，并不起源于貨幣產生伊始和一定的貨幣交易史，按照馬克思的邏輯與歷史結構，對貨幣的頂禮膜拜，即貨幣拜物教是循著商品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而逐級上升，達到頂峰的。而三大拜物教是各自對應的社會經濟的主軸經濟三大運動，即商品流通，貨幣流通和資本流通而完成的。

       貨幣生息，尤其是高利貸，在人類的相當長歷史時期，包括西方直到中世紀均是遭譴責和被倫理規范否定的。文藝復興在人本主義形成的同時，也開啟了世俗主義，進而物質主義的先河。利息的正當性得到確認后，重商主義如虎添翼。而到了奠基于現代工業革命，從而產業資本出現后，貨幣拜物教就完成了向資本拜物教的轉變。能生金蛋的貨幣隨著金融資本的出現，待進入信用資本時期，就達到了真正顛峰。“有錢能使鬼”的中國古老“諺語”在此成了真正寫照：外科美容可把丑妞變美女；金錢能在特殊市場上買到良心（法庭謊言），名譽（資本慈善家），地位（買官進爵）。

       可見，貨幣背后是產權與資本運動。資本的形態與主題決定著貨幣的功能與地位。而一當產權與資本結構發生根本變化，貨幣完全可能退到一般性的價值或社會效應當量尺度地位。在那樣一種經濟文化系統中，貨幣充當的無非是一種效應，價值換算標尺，同其它的度量衡沒有什么差別。試想在正當的經濟換算過程中，誰會對稱具頂禮膜拜呢？！

       共產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首先在它的世界大同。這在馬恩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中已有闡發。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的職能并非源于資本家人性的貪婪與不善，而是其資本運動有效性的必然要求。否則，利潤與倒閉原則會將資本家驅逐出資本伊甸園。因此，馬克思講的剝奪被剝奪者并非是在復仇與功利意義上講的，而是歷史發展的進步與上升的必然性角度。這就是說，世界的解放，包括資本家階級的“解放”與轉變，即從其舊有的資本人格化角色轉變為正常經濟行為角色。

       世界大同的思想是真正的四海皆兄弟，人類共平等的人權高于主權的至高至善境界。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國家將消亡，全人類的自由流動將逐步造成真正的世界均衡。當然，經濟－文化－社會均衡永遠是動態均衡而不可能是靜態絕對均衡。文化或文明的多樣性會同普適主義語言等的統一性一樣互映互動，長期動態發展。種族主義基礎上的國家奴役與掠奪將被根除。

       核心價值又體現在人人平等。西方資本主義崛起靠的是新興資產階級，即法國的第三等級中的新興商業階層，聯合其它民眾，造成了天賦人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相對于神權，教權，君權與世襲貴族及其農奴們的人身依附而言，資本主義把人人平等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而后，隨著人權，民權，婦權的不斷沖擊，人人平等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但由資本，尤其是核心生產資料而導致的產權與財富的不平等，進而造成了人類機會，生活，身分，享受等的事實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人人平等在教育，職業，政治上有了極大的進展，尤其是在情感與性愛方面，人類在過去兩個多世紀里的進步是極為顯著的。皇帝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子，達官貴人妻妾成群已基本消除。而這種情感與性愛方面的平等又為賣淫，通奸，色情業等等的權，錢，色交易的不平等所補充。這當然不是現代西方文明所特有的現象。但色情業的空前“繁榮”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獨有。而且是西方理論文明中的悖論。即所謂的表面上的輿論自由表達，包括性與情的“展示”同社會常規倫理意識的矛盾沖突。此一悖論其實是西方文明系列悖論中的一個。事實上，道德沉默作為現實商貿運作的真實同社會公共道德或西方基督教文明道德在運作上存在著一系列的沖突與矛盾。

       西方政治上的平等僅僅意味著選舉投票權的平等。更不必說權力機會，即令是被選舉機會，實際政治影響等方面的平等均不存在；法律面前即使是程序平等方面都難以完全做到。當一個雇員在時刻面臨著丟飯碗的情遇下，其連起訴的勇氣都沒有，何來司法裁判上的平等呢？有權有錢有勢的人可以請最好的律師，可以影響左右輿論，連布什同高爾的總統選舉之爭都無法做到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見何等遙遙無期；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似乎至少保護了消費者平等購買權。旅館，商店，餐館不能因你的種族，膚色，口音，相貌，服飾拒絕你的生意。貴族與平民消費購買分離得到了解決。但導致金錢擁有，即收入財富的不平等卻是西方現代文明的頑癥與痼疾。

       共產主義的人人平等絕然不是人人在“金錢財貨”上的絕對平等。絕對的平均主義永遠不可能出現，也絕非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模式。這里的人人平等要求的是一種社會境界，即由于公有和共享的充分大和社會成員意識與角色行為的根本轉變，“金錢”與“財富”上的差異在實現個體自由充分發展上已不造成任何障礙。人人在真正意義上成了自己意志自由及其可能發展的主宰。沒有權力，地位，金錢障礙的這種充分自由運動成了社會現實。

       核心價值還體現現在論及共有互愛。計劃性，“集中性”均非共產主義特點。物質所有權意識將大大弱化。社會經濟核心資源與財富將以共有，共用，共管形式存在。公有制當然是社會經濟資源的主要存在形式。其運作方式會以絕對量的公共品占主導，相應的區域或地方特色的俱樂部品相輔之。兩者的共同合成成了社會主軸。個人或家庭層面則因具體的偏好，選擇差異形成自主擁有和使用的存在空間與方式。但這種個人所有的部分不再代際遺留。人們不再成為物質占有的奴隸。懶漢現象是福利制資本主義和大鍋飯社會主義的特殊現象。在傳統計劃經濟下，其基本上是一種管理失當問題。而西方學者以為然的動力激勵問題則是要害。即沒有物質與財產誘惑，優秀的或能力強的人緣何全力貢獻自身的潛能？

       事實上，人們只要認真地而非敷衍地研究教授，學者群體現象，研究非流行或大師級的藝術家群體現象，結論不難得出：若依照所謂的知識產權標準，愛因斯坦，居里夫人,    牛頓，伽利略，哥白尼，麥克斯韋，哈維，李時珍，張仲景，孫思邈，祖沖之，劉徽，歐幾里德等等該得多少由原子彈，放射性，宇宙空間，外空間，醫療保健，數學等的人類具體經濟收益呢？教授們的實際工作時間，研究投入和教學同其貨幣工資基本上是不對稱的。興趣，創造，心靈的滿足產生了巨大的回報與激勵功能。凡高生前沒有售出一幅作品。唯一的一幅被購買，還是其弟弟同朋友合伙為使其兄長不至于過于難堪與灰心，設計買下的。凡高最后是在萬念俱滅下走向自絕的。但凡高沒有留下巨大的藝術遺產嗎？！若西方的貌似公正的所謂藝術市場不是如此的殘酷無情，凡高的天才不是可以得到更大的發揮嗎？！凡高悲劇當然是復雜多面的。其中藝術品味“朝代”，繪畫思潮也非我們所知曉。但這里的要害在于真正創造性的工作，具有恆古價值與生命力的東西不是金錢能買和刺激出來的。而人人在內心深處均具有這種從事自己得心應手的帶有忘我投入的徹底陶醉的游戲般創造性工作。早期的天才藝術家，手工作品全具有此等含義。

       而或許更為重要的是，看看萬里長征中的紅軍，分析一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對象鐵人王進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的雷鋒和戰天斗地的紅旗渠十萬農民大軍，以全身心自私自利為動因的經濟激勵分析，并沒有多大的說服力。若從28年井岡山算起，準共產主義社會文明在現代中國至少已經運行了半個多世紀。期間不但有世上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與戰爭，有人間的偉業，還有高速的經濟發展和最大規模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變革奇跡。

       改革開放已有近三十年，盡管在價值取向，尤其是實際運作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其核心指向并不一定業已發生變化。人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未來二十年的大規模社會福利體系與社會公正系統的構造，中國完全可能在更高水平與層次上續寫毛澤東中國的人間奇跡輝煌。但這是要靠人們共同努力方能換取的。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人類的命運只能由自己來把握。

       最后是自由解放與創造。自由解放與創造的前提當然是必須消滅階級并進而消滅階級差別。這當然會是艱難漫長的道路。美國發展了兩百多年，號稱是世界絕對優勢，其城鄉依然有差別。而且隨著城鄉差別的縮小，市中心與郊區又出現了差別。絕對地消除差別是不現實的。消除差別的根本在于動態縮小和建立在自覺，自由意志選擇基礎上的。

四，前共產主義經濟與文化形態

       馬恩列斯毛基于對所處時代的境況認知，揭示了暴力革命或武裝奪去政權的必要。恩格斯，列寧等為此同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了理論斗爭。毛澤東等對蘇聯的和平競賽，全民黨，全民國家進行了抵制和批判。鄧小平主持的九評和其在蘇聯的論戰代表著中蘇意識形態之爭。

       由于武裝斗爭造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由于計劃經濟在速度優勢和宏觀戰略管理上的顯著優勢，以及社會主義在平等等一系列公正道義上的優勢，迫使戰后資本主義進行了幾乎是“脫胎換骨”的改造。就民眾社會福利與保證而言，很難說今日的美，加，歐，日國不比當代中國更好。這就引出一個嚴肅的問題，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未來趨向如何？會否成為走向共產主義的前奏？傳統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如何？要否放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石？未來世界前景如何？是趨同還是相異？趨同又是趨向何方？相異又是異到何處？

       從馬恩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革命，且為世界革命，到列寧的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數國勝利，到毛澤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之革命道路，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共產主義的“近在咫尺”的激情與浪漫漸漸為理性的長期準備所取代。而事實上，早在主導九評時，毛澤東就已明確論定，社會主義社會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毛澤東當時已經預估一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歷史時期。從那時至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蘇東的走向認證了毛澤東的預言與擔憂。整個社會主義歷史的艱辛與西方資本主義演化仿佛也認證了毛澤東長期性的估計。

       然而，這并非人類歷史演進的全部。甚至不是世界歷史潮流的主脈。表面上看，當今的世界似乎是“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但事實上，西方文明的盡頭與困境，絲毫并不亞于東方或世界共運的低潮。而世界文明轉型的壓力會由蘇東解體后俄羅斯社會良心與意識的對西方陰謀“謀殺”與蘇共權貴“背叛”的共識而獲得更為強大的推力與催生。

       前共產主義的經濟與文化形態將在下述若干個層面展開，壯大與發展：首先是以中國為首的通過政權更替與直接的制度與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核心經濟文明體，成為前共產主義的世界根據地；其次是前蘇東的已經出現的并在有利的國際與國內環境之下，重開混合經濟與多元文化基礎上的再社會主義經濟文明體，從而成為擴大的前共產主義根據地連片；再次是西方文明中的社會主義萌芽在經過新自由主義過去三十年嚴冬后的復蘇與迅速成長，會成為前共產主義的轉型試驗田；最后，亞非拉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徘徊的社會文明，在未來的具有巨大吸引力與社會公正力的東方文明的最終勝出后的全面跟進與仿效，將成為人類文明的全面提升與進入成熟態與高級共產主義作最后準備。

       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不能拒絕市場，不能沒有貨幣與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必須發揮作用。但以完全徹底的私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卻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不但不拒絕財富，反而要以更高的效率手段創造財富。換言之，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充分意識到，財富，物質，技術及其科學的“客觀極限”。社會主義更在于通過公有，共福，同治，共理，為向人類的徹底擺脫奴隸般服從舊有分工的自由王國過渡創造條件。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完全個人主義的私有欲，在人性弊端的社會競賽與獎勵下，將會永遠地無限地膨脹下去，而無論物質財富怎樣極大豐富都無法滿足。這種無限貪婪將不僅徹底摧毀社會公平正義，而且引導人類把科技這一生產力解放之利器變成人類與地球自我毀滅之杠桿。

       美國過去十余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一倍，并且是在天文數字基礎上發生的。而以CEO階層為代表的新經濟權貴卻胃口越來越大，兼并合并狂潮一浪高過一浪。進而，技術官僚階層從中獲取更大的資本，資源，收入與權力掌握。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又重新回到了羅斯福新政前的大危機時代。

       私有制在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期只是而且僅僅限于私家日用生活品。只是到了資本主義時期，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資產階級法權系統，而將私有制拓展到了近乎一切領域。在資本主義早期，其自由放任相對于封建貴族不勞而享，世襲往替，專控專營，無疑是一種社會解放。而當古典自由主義的美夢在徹底一律產權私有化下的自動均衡，自行調整遭到諸如大恐慌，周期性震蕩摧毀后，才有了凱恩斯經濟學革命。需求管理造成了消費社會向福利社會與國家的轉變。從而打破了完全私有產權的一統天下。當然，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無疑會引致社會福利病。其中主要是：（1）社會倚賴過度導致的社會懶惰；（2）國有經營下的官僚主義作風與事不關己；（3）創新與改革減緩。

       然而粉碎福利國家的轉型卻非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福利病社會效率。而且把基于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社會同情與關愛變成了社會麻木與社會對立。因而出現了歷史性倒退。

       市場機制的要害在于市場競爭。而這種競爭績效會在多元主體下更為有效，而不是在相反的一資獨大情形下。這一點是連新自由主義學派“大師”或鼻祖哈耶克都意識到的。換言之，完全的一元徹底的私有產權既不能保證，也不是最有效的市場競爭。

       此外，所有與經營管理分開，一般經營與戰略經營的分開均有助于競爭與管理績效的提高。而且競爭的最高境界是個體微觀的充分活絡與展示，群體與總局上的結構與功能上的協和與統一。

五，世界前景與共產主義成熟形態

       民族壓迫，種族等級，帝國構建和殖民體系等，在文明，現代化，先進，科學，理性的包裝下統治，整合，左右著世界格局與進程。而與此同時，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國家獨立，世界平等的潮流卻始終在同那種強權即真理，霸道實為道的趨向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

       世界文明體系從來就是既是豐富多彩的，又是優勢方呈主導性的。這既是歷史規律，社會文明意志，又在大多歷史時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與愿望。豐富性，多樣性，特異性是文明共同體自身演進的必然結果，是各國各族民眾自身自由意志的最高最后體現。而優勢領導與示范地位和效應是建立在自愿互動，互利雙向，共榮共裕的自愿選擇基礎之上的。無論是何種規范與原則，不論是怎樣的人類社會國際性共識，只有在具體的民族與國家人民共通的心悅誠服的接納的時候，才能被認定為具有普適理性。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超級權力與構架可以為特定國家與人民選擇自身的制度框架與文明系統。只有這樣，才能不但保證世界文明的豐富多彩，防止可怕的單一一致或單調性退化與返祖，而且保證國際社會合理公正與良序結構基礎上的永續性。

       迄今為止的全部人類文明史，既是一部階級斗爭史，更是一部民族壓迫偶合著階級統治的歷史。可例數的如羅馬帝國已及其前的亞歷山大龐大的希臘亞非歐帝國，托勒密，波斯，孔雀王朝，拜占庭帝國，哈波斯帝國，奧斯曼帝國，直至近現代的大英日不落帝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殖民帝國。與此通行的中華文明，盡管不是西方民族種族主義基礎上的帝國，但元，清的核心統治集團卻的確是少數民族。民族壓迫與統治是同階級壓迫連在一起的。

       這就是說，階級斗爭，民族戰爭是同文明對立與斗爭纏繞在一起的。而文明在民族與國家的載體生態上展開，就必定表現為民族戰爭。從而文明競爭乃至廝殺的結果會導致民族整體利益的獲得與喪失或起碼是優勢地位的擁有或丟失。

       例如，就當今世界上美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與強勢主導，如果僅僅認為其只是有利于美國大資本財團或整個統治階級利益，而美國的平民百姓并不從中受益，反而生活在同樣的被奴役與受壓迫境地，那就是有失公允與真實。或者僅僅以為美國下層民眾充其量是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一種國勢強盛，大國公民的心理滿足，那就是表層看法了。事實上，由于美元的特殊世界貨幣地位，美國國民經濟財富在其軍事強權，全球布局，跨國公司全球化營運的背景下，通過匯率優勢，貨幣優勢，價格優勢，貿易結構優勢而獲得了直接的巨大的利益。沒有全世界的供養，美國公民的社會水平完全有可能降低一半或至少是三分之一。

       換言之，美國對外的團結一致，上下一體并非僅僅是美國百姓被上層愚弄下愚蠢或簡單的愛國主義情結，更非是美國世界主義的情懷。美國性格當然有天然老大，愛管閑事，自我張揚的特點。但美國人更多的卻是其功利主義算計，百分之百的務實的特征。這也正是為何杜威的實用主義會既誕生于又長期繁盛于美國的根本原因。

       大國主導，大國壓倒性影響和先進，優勢，發達文明取勝是世界文明體系發展的兩個基本層面。所謂大國通常不是單一的人口規模，或地域空間，或經濟軍事實力。按照現代流行的說法叫綜合國力。事實上沒有那么玄乎與復雜。大國者，因又“人口眾多”（相對），幅員廣大，經濟活絡繁榮，財富與購買力龐大等造成自身巨大的經濟吸盤效應，對周邊，對世界形成巨大的輻射，并對國際經濟，政治，文化，戰略，生態格局發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借由此位重與聯系，小國與周邊國就會在國家的安全，風險防范，利益往來，文化吸收以及民情，人文沿革與歷史連結上進行評估與選擇。例如歷史上大唐盛世時，日本先后選派了數百遣唐使，對中華文明進行了全面學習與考察。并在大化改新后，對唐朝的朝廷國家的社會建制，建筑布局，服飾著裝等社會文化的主要層面進行了華夏大唐文化移植。而史學屆的共識是從此日本文明才基本上或真正地開啟了告別“蒙昧與野蠻”走向文明的先河。亞歷山大地中海歐亞非帝國促進了東西方及其阿拉伯文明的互動與交融。古羅馬把希臘－羅馬源頭的所謂西方文明擴散到了龐大帝國的幾乎任一角落。同樣拿破侖征服和法國大革命及其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立戰爭都有著廣泛的世界性影響。日不落大英帝國與“山顛之城”的美利堅合眾國無疑均在近現代世界史上發揮過和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過，大國影響的主導方式卻有著深刻的不同。一種模式與理念是“不戰而勝，屈人之兵”的以理情并生，自愿互利的“俯首稱臣”或對等雙向聯絡與往來；另一種是靠武力，征服，強制與威逼利誘，在較量態勢，選擇空間壓縮，文攻武威的被迫強制性的聯系與交往。前者是和平共處，求同存異，自主獨立，雪中送炭；后者是力量崇拜，損人利己，強求一律，乘人之危。

       中國秦漢以前，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盛行的也是那種“贏者通吃”“成者王候敗者賊”的強權即真理的國家涉外原則與理念。但華夏中央集權王國建立后，在屢屢先后的盛世黃金時代里，在古代中國政治哲學與智慧，在戰爭，秩序，結構之正義，有效，永續等方面，發展出了偉大的自我約束的非暴理念，高級統御，民族自治的國際關系準則與國際秩序哲學。窮兵黷武與橫征暴斂；持強凌弱與魚肉鄉里；無度進攻與過度盤剝被當作警訓，成了治國戍邊，安民護邦的統治術與治國略。

       東方智慧同樣并非源自于東方民族本能與血性，而是自身正反，尤其是負面經驗教訓累計的總結與升華。孔孟總結的忠恕仁義之道，不但被用于個體行為，有“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被孟子進一步上升為仁道，王道，并通過天道成為天人合一，宇人一體的通暢一貫，順乎一致的連續統一體。東方哲學以人倫社序為本體，從而鼎顯了人道哲學本體論的主軸。這是在一定程度上公認的哲學第一問題。老莊，孔孟，墨子甚或法家等均遵循了這一認知傳乘。盡管東方智慧未能透過具體的自然哲學走向近代的分科自然科學誕生與革命，但卻形成了更高境界的人本天道（統一）身心（平衡）和諧統一觀。

       孔孟之道，道家無為，墨家兼愛，陰陽家“玄說”，法家之術，縱橫家和名家“詭辯”等等當然不能直接構成我們的理論基礎與思想內含。毋寧說，儒家傳統，儒釋道的思想傳乘，在本質上成了構建與穩定中國封建專制統治的思想體系。但批判的揚棄告訴我們，勿把嬰孩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古老東方智慧中的正義觀（天道天理論，即天然合情合理，不證自明，放之四海）；道德經（即人倫操守，人格德序）；辨證論（即“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相生相克”，“陰陽平衡”，“福禍相依”等等）；中庸之道（即主張節制有度，不偏激，不走極端，包容，寬厚）等都是應當推陳出新，在積極的意義上發揚光大的。

（2005、04、01，第二稿；2010-08-28，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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