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與中國共產黨

□        宣興章／文

□        首發于《當代世界》雜志

2010年08月17日14:08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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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的飛速發展引起了海內外的高度關注，有關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探討絡繹不絕，但是大多數限于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至多是對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的研究。

　　在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理解的是，何以有中國道路？如果中國道路僅僅指中國自身的歷程，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特定的歷史經歷，這種經歷是無限豐富、無限發散的。而如果將中國道路理解為一種不同的、獨特的、具有參考意義的發展經驗，那么何以有這種獨特性？

　　理解這種獨特性，不僅要考察中國近三十多年的奇跡，而且要考察這種奇跡所根植的深廣的歷史結構。中國從一百多年前開端的現代化既是一個受壓迫民族的解放過程，又是一個落后國家自我改造與趕超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古老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過程。這決定了中國現代化歷程的艱難性與獨特性。

　　對這種困境，一百多年前嚴復曾做過這樣的比喻，他說，為了讓牛跑得快，人們把馬蹄裝到牛腿上去。這種移植方法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矛盾。因為，如果馬蹄要發揮作用，就必須以馬的骨骼、肌肉等作為條件。這樣一點點地移過來，無異于讓一頭牛變成一匹馬。然而，除非把馬的基因完全移植到牛身上，否則無法完成這個過程。①也就是說，不向西方全面學習，就無法實現現代化，而要實行全盤西化又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反而無法實現現代化這個目標。

　　在艱難轉型的過程中，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我們這里可以將其概括為以下幾點，那就是“政黨締造國家、國家孵化市場、市場催生社會、社會再造文明”。政黨締造國家，西方國家多是先有國家后有政黨，而中國是先有政黨后有國家；國家孵化市場，西方的先發展國家多是先有市場后有計劃，而中國是先有計劃后有市場；市場催生社會，經市場經濟的推動，中國社會逐漸由家族制、單位制向現代法人社團制轉化，這種社會的力量日益成為國家發展的動力，并正在催生中華文明的復興。

　　整體觀之，百年中國道路是一個從傳統的宗法社會向現代法人社會轉化的過程，是一個新文明誕生的過程，是一百年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人不斷試錯中形成的獨特的通往現代之路，是歷史偶然性凝聚成的現實性。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國人民用自己偉大的實踐回答了“嚴復悖論”，正是通過一個堅強的領導集團實現了中國的百年轉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這種探索的偉大結果，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國模式。②

　　政黨締造國家

　　1912年之前，“中國”這個詞與今天的意義有很大區別，中國的傳統政治形態不同于現代民族國家，是一種獨特的體系。正如梁啟超所言，那時很多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③陳獨秀說，他直到甲午戰爭之后，“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全國人民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于這大家的大義。”④

　　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也就無從知道現代意義上的大義。自鴉片戰爭開始，清朝在對外戰爭中接連遭遇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方式”的失敗。因為清朝所面對的不再是“蠻夷”，而是一種嶄新的國家體系——民族國家體系，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還是文化上，傳統的王朝都難以應對這種新型國家組織方式的挑戰。

　　從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中，歐洲形成了主權國家體系。在隨后的兩個多世紀里，歷經商業的繁盛，頻繁的戰爭，英格蘭的土地上開始崛起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此后，主權—民族國家逐漸成為統治性的全球體系。

　　民族國家是一種法人國家，其中的國家概念也就是霍布斯所指的“活的上帝”，“運用全體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⑤這種通過法律創造的虛擬“法人”，由人構成，又高于個人。主權—民族國家是民族共同體，以民族主義為精神支柱，公民認同的對象是抽象化了的人格國家。也就是說，民族國家不再屬于個人或者家族，而是公民共同擁有國家。而中國的傳統是“以血緣為基礎，以家族為中心”，以倫理為支柱，認同由家族、宗族、皇室而至天下。⑥

　　格林菲爾德指出：“把社會界定為一個民族意味著社會意識的劇烈轉變，它不亞于一次概念的革命。它以一個包容性、主權性和本質上人人平等的團體形象為先決條件，這與此前封建社會秩序的等級性、分化性的形象構成了強烈的反差。”⑦民族國家的形成極大釋放出了人的能動性，人們隨著市場而流動，隨著市場的需要而選擇分工。而傳統中國的政治體系，按照家族的形式組織社會及政權，國家依靠鄉紳治理基層，社會由大量分散的自治人群構成，國家的資源動員能力受到極大的束縛。

　　從傳統到現代，依靠什么樣的力量才能實現這種轉型？為了擺脫危機，清王朝先后動員了三種力量進行變革，“動員官僚，進行洋務運動，試圖實現經濟與社會轉型；動員士人，進行戊戌變法，試圖改變傳統的政治體系；動員鄉紳，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試圖保證王朝的地位。這些努力最終都無果而終。”⑧可以說，清王朝幾乎動用了所有的方法與資源，但仍不能應對這千年未有之變局。

　　在中國的傳統體系之中，所有的重要力量都依附于王權，沒有像歐洲、日本封建制度中分散的主導性力量。我們可以用如下方式簡便理解，中國的傳統體系像一個家族企業，而歐洲、日本的封建制度則像一個股份公司。在股份公司之中，大股東的衰敗，其空間可由小股東聯合創新來彌補，而在家族企業之中，家族的衰落將直接導致企業的衰敗。因而，中國的國家建設，其力量必須來自于對全社會的廣泛動員，而這種動員需要從社會之中崛起一支強大的領導力量。

　　清朝衰敗之后，又有三種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先后是革命黨人、北洋軍閥與國民黨人。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當時的中國人選擇了美式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現代國家的外殼。革命黨人空懷理想，但是并沒有因為新的民國政府而獲得廣泛的號召力，革命的成果被在新軍中有著廣泛師門關系的袁世凱篡奪。北洋軍閥時期，新成立的民國的議會中形成了300多個政黨，大多是一些頭面人物按照自己的關系圈子組織起來的，黨逐漸蛻變為各種“系”。后來，袁世凱在美國著名行政法專家建議下進行“君主立憲”，在舉國的反對中失敗。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在這長達8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幾乎試遍了所有的傳統的方法，也幾乎試遍了所有的西方“先進的方式”，但是結果卻是中國在外部的入侵與內部的動亂中越陷越深。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面前，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認識到，只有以新的組織方式，以擁有暴力的政黨重塑國民精神才能建立一個新中國，他提出了“以黨建國”、“以黨治國”思想。1923年，孫中山按照蘇俄的方式重建國民黨。但是中國國民黨是多種力量的聯合，尤其在北伐之后，國民黨吸收了很多軍閥勢力。軍閥與傳統的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民黨不愿意將工人與農民動員起來，在國家政權中，沿海新興資本家階層與地主階層勾結在一起，他們并沒有決心徹底斬斷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聯系，徹底改變封建的土地制度。民國的土改，用“保甲制度”重建農村的基層組織的努力失敗。直到國民黨敗退臺灣后，才痛定思痛，在相對較少利益糾葛的地方實行和平土改。這是后來臺灣經濟騰飛的一個重要前提。

　　土地、基層政權、國際勢力等從根本上都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對工農群眾的動員。在中國這樣一個居于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又在內部受到變革的重重阻力的國家，只有廣泛動員起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才能打破內部與外部枷鎖。毛澤東同志指出：“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沒有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任務是不能完成的。”⑨

　　中國人經過近80多年的探索，直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才開啟了中國道路。這并不是說中共誕生之前無數次的嘗試沒有其應有的價值，而是說，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本身就是這無數次嘗試的一個偉大的結果。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中國從此有了核心的領導力量，有了明確的奮斗方向，這個落后的東方古國將從任人宰割的羔羊一變而成為反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闖將。19世紀上半葉，中國命運的轉折乃至整個東亞命運之轉折，蓋與此有關。

　　相對于派系紛呈的國民黨來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嶄新的組織，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黨，并在戰斗中形成了較為穩固的領導核心。按照民主集中制，高度組織化的列寧主義政黨成為既能動員群眾又能組織國家，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強大中介力量與領導力量。在戰爭與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廣泛地動員起社會各階層，經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最終建立了新中國。

　　中國近代的歷程是由政黨締造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而不是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從議會中產生政黨，其中的關鍵在于向現代轉換的方式，以及政黨所承擔的歷史功能。世界上最早的政黨雛形產生于1679年的英國。因王位繼承權問題，議會分裂成“輝格”與“托利”兩派。政黨產生于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內，并在19世紀隨著選舉的需要逐步向社會擴展，形成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而在中國，政黨要在對社會進行廣泛動員與重組基礎上重建國家政權。

　　中國共產黨以新的意識形態、新的組織方式成為凝聚社會，構建國家的核心力量。列寧主義政黨的統合能力遠遠超過了一般的政府、議會與政黨等，黨以自身的組織體系為中軸，整合其他外圍社會力量，團組織、婦女組織、青年組織等，統合軍隊、政府、企業、村社、大學、社團等，形成了一個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的縱向控制系統、穩定系統、協調系統及賢能選拔系統，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強大支柱，進而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并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政治結構。正如美國學者李侃如指出的，“由于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保持了對于一個有著如此規模和如此多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確是令人驚嘆的強大的行政能力。”⑩

　　1840年到1949年，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化耗時近百年，經歷極為坎坷，充滿血淚。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國是由外部挑戰造成的被迫的現代化，另一方面還由于中國的傳統制度是一種獨特的封建專制制度。自秦漢以來，文官系統及士人階層都依賴于王權，一旦王權失效，他們也就失去了領導社會的基礎。因而變革的力量取決于體制外部力量的崛起，取決于這種力量對底層民眾的廣泛組織與動員。這就造成了中國獨特的政治景觀，由一個不同于西方政治體制中的強大政黨，在長期的革命過程中實行自下而上的廣泛的動員與組織，同時對民眾實行自上而下的新理念、新價值的教育，并由政黨領導人民建立現代國家。

　　現代化是一個充滿暴力的過程，幾乎所有的大國都經歷了巨大的犧牲，承受了社會動蕩、內戰、革命、暴動，或者是戰爭等重大挫折。巴林頓·摩爾總結了三種不同的現代化道路，英美道路、德日道路和中俄道路。其差別在于農業的商業化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地主、農民與資產階級的關系結構。11 在農業商業化程度高的英國，內戰以后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達成了政治上的妥協，建立了英國的代議制；而在德國和日本，國家和地主貴族聯合推進工業化，這種階級關系最終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在俄國和中國，數量巨大的農民受到資本的侵襲，走上了革命道路。

　　實際上，摩爾沒有考察這些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處于分工最高端的英美，資產階級力量強大，有能力領導一場資產階級革命；處于次級分工地位的德日，資產階級與地主勢均力敵，形成專制統治下的現代化的共識；而在國際分工居于邊緣地位的中俄，資產階級力量弱小，封建勢力無法有效應對外部挑戰，為挽救民族危亡，只能由覺悟者起來動員、領導工農群眾進行革命，徹底重建國家和社會秩序。

　　國家孵化市場

　　中國沒有殖民的經歷，只有被殖民的經歷；中國沒有掠奪的經歷，只有被掠奪的經歷。中國的現代化是自我積累的現代化，這決定了工業建設的原始資金只能來自于農業，并在工業發達之后將工業化的成果反饋到農村。

　　實行這種工業化步驟的前提是土地改革及新政權的建設。政權與土地，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如果土地及附著其上的自然壟斷資源高度集中，那么強大的地主階級即便能成為推動工業的力量，也會阻止對農業剩余的抽取，并最終成為工業化的巨大障礙。

　　正如托克維爾指出，“不動產的不均使一些家族富足，它使有錢人彼此聯系，把幾代人之間聯合起來，并在國家中建立一個單獨的小民族，他們在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總能獲得某種凌駕于大民族之上的權力。”12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這些世代相傳的大地主階層形成了強大的農業利益集團，他們能夠控制政治，阻礙對其有沖擊的工業化，進而形成依附于工業強國的發展。因而，有著強烈工業化導向的政權，其能力來自于國家對社會及市場的重新組織，尤其是對土地的再分配。

　　在1949年以前，中共已經有20多年的農村革命經驗，黨是依靠在村一級建立新秩序而生存下來的。以前的政權多是依靠農村的地方勢力統治，黨通過土地改革消除了這些勢力，建立了穩固的基層組織。建國以后，土改將中國的43%的耕地分配給約60%的農村人口。13到1953年春，“全國有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獲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七百億斤糧食的苛重地租。”14

　　土改確立了黨對于農村變革的領導，即便在后來較為激進的農業合作化過程中，也沒有出現蘇聯的農民暴動的現象。麥克法夸爾將平穩過渡的原因歸結于共產黨在農村的存在。“縣一級的堅強的黨委會有能力組織大批工作隊并指導村的根本變革，尤其重要的是中共在村內的存在。到1955年初，全部鄉的70%有黨支部，到年底則達到了90%。”15

　　土地改革及農業合作化為工業的大規模投入提供了可能，這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前提。“一五”計劃期間（1953年—1957年），中國的GDP增長估計為6.5%，而此后從1957年到1978年間， GDP平均增長率放緩為3.92%。16即便如此，這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二戰之后的非工業化國家中，只有石油國家的成績可與中國相比。

　　鋼鐵、石油、電力、橡膠、軍工等大工業的發展為國民經濟建立了基礎的框架。作為落后國家趕超的現代化，大工業是無法按照自然的順序發展起來的。在中東的產油國中，就沒有一家石油化工企業市值能夠進入全球前十名。在發達工業化國家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工業體系之時，如果沒有國家的力量，而完全依靠市場機制，那么中國也許永遠都不會產生中石油這樣的巨型企業，要產生這樣的企業，只有通過國家的力量。

　　舉大慶油田為例。1960年，大慶地區展開大規模的石油會戰，改編3萬解放軍官兵轉入石油系統。幾萬人到了大慶，那時還只是一片牧場，沒有地方住，沒有東西吃，還缺乏各種設備。當時石油部部長助理康世恩的住處也是逢雨必漏，據說，有次大雨，一夜挪床七次。在這種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鐵人出現了。鐵人王進喜是1205鉆井隊隊長，住在房東趙大娘家，數天不回。趙大娘送飯到工地，見王進喜正枕著榔頭睡覺，驚呼為鐵人。17

　　這種資源動員與精神動員是通過市場的力量短期內難以達到的。通過國家的力量，以及計劃經濟的方式，中國能夠擺脫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用政府看得見的手迅速組建起規模龐大的戰略性企業。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夕，列寧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要把全體公民變成一個大“辛迪加”，即整個國家的工作者和職員。18但是，蘇聯模式解決了規模問題，沒有解決活力問題。沒有企業微觀行為的自主性，這種巨大規模企業乃至政黨、國家的僵化難以避免。

　　計劃經濟的優點在于有利于資源在極端稀缺的情況下向工業部門集中，其明顯缺點在于，計劃經濟的執行單位普遍缺乏自主性與活力，片面發展重工業的做法使得工業受制于農業的購買力。當時的領導層對此問題有所警醒，但是探索是艱辛的，黨的八大之后對新道路的思考證明是不成功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造成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巨大損失。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通過引進市場機制，重新塑造了經濟的活力。從農業承包責任制開始，逐漸發展到企業承包，進而發展到區域競爭。承包制度在原有的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找到了一個模糊的地帶。這個模糊地帶增強了自主性，明顯有著激勵的性質，由此鄉鎮企業、民營企業等開始繁盛。區域競爭的加強則為政府自身的變革帶來了巨大的激勵。很多具有重大意義的創新制度、方法等迅速在競爭中創造并傳播。

　　中國的經濟政策主要以市場發育為核心，而不以產權變更為核心，逐步以市場作為基礎性的資源配置方式，并逐漸優化產權模式。在市場充分發展的時候，國家開始將市場機制從經濟的“邊緣地帶”引入“中心地帶”。1993年開始，中國開始了將大型國企法人化的進程。中國對包括銀行體系在內的國有企業的改革、財政體制的改革及相應的行政體系的重組，使得中國經濟更加體現出現代的面貌。國營經濟的龐大體系轉化成為現代的法人制度體系，形成了充滿活力的混合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模式以戰略性國有企業作為經濟的壓倉石，保證國家對于經濟的掌控力度，同時又以多種所有制企業作為經濟活力的源泉與保證。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巨大資產逐漸進入到市場機制之中，從國家的體制之內逐漸孵化出自主經營的法人企業，從國家的體制之內逐漸孵化出市場的機制與制度。國家充當一個巨大的孵化器，使得中國的經濟從整體的國營經濟向一個基于企業自主決策的法人企業經濟的轉變。這使得中國進入到了飛速增長的時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從1978年的全球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現僅次于美國、日本。如今中國每6個小時的出口，相當于1978年全年的出口。19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曾經以類似的高速保持如此長時間的增長。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整個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運行最穩定的高速增長，是受益人口最多的增長。

　　亞歷山大·格申克龍在其后發展理論中指出：隨著開始發展時間向后推移，以強組織力的機構指導發展的趨勢越來越強；隨著開始發展時間向后推移，企業的組織形式也由分散到集中、由小到大；隨著開始發展時間向后推移，后發展國家的政治形態就越容易是集權制度。20因為國家與企業制度要彌補工業競爭力的不足，制度要促進資源向工業集中。

　　要實現上述所有條件，需要一個根植于絕大多數人，并得到廣泛支持的現代導向的執政團體的存在。在拉美等地區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大地產集團、軍隊、新興資產階級之間力量不斷相互博弈，缺乏一個超越于利益集團之上的領導力量，國家政局不穩，工業化資金難以從國內集團之內籌措，通常對外高筑債臺，因而走向了既依附于國際勢力，同時又受制于國內利益集團的依附發展的陷阱。

　　中國共產黨是建立在國內各群體之上的縱向結構，是一種“超利益集團”。黨對所有集團的滲透，保持其開放性，使得所有集團服從于國家整體的利益。這種結構，不同于西方的政黨體系，在西方政黨體系中，政黨更多代表部分選民的利益，確切地說，這種黨只是一“派”，而中國共產黨通過思想、組織等方式領導政府、軍隊、其他黨派及重要社會團體等，從而在沒有“法人制度”傳統的國家中塑造了一個穩固的法人結構，可以凝聚國內的發展意志，在中國這樣一個一直為私人政治、軍閥政治所困擾的國家中，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私人及大集團對政治的干涉。尤其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原則，“消除了以往的集團化軍隊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了統一的武裝力量，使軍隊由附屬于一定個人或派別轉向了服從組織嚴密、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紀律嚴格的政黨，擁有了一個恒久忠誠對象和組織控制核心。”21新中國建立以來，從未陷入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的，至今仍在拉美一些國家中為害甚烈的軍閥當政的局面。

　　這種政治制度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因為這種政治制度的存在，中國才能凝聚發展共識，根據現代化的需要配置資源，推動一些對其他國家來說根本無法推行的改革。在建國初，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穩定國民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國能夠建立自己的大工業基礎；在20世紀7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國能夠真正發展市場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國能夠解決軍隊經商、諸侯經濟等問題，現在這些早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初步形成了一個大國的自我積累型現代化、趕超型現代化的偉大范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探索出了一條國家孵化市場的道路，也就是先有計劃后有市場的道路，而不是像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那樣是先有市場后有計劃。

　　先通過計劃的手段塑造完整的國民經濟，再從國家的硬殼下孵化出市場與社會，國家有能力緩解外部的壓力，有選擇地吸收外部資源，促進自身發展。這使得中國可以走上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而不是依附的道路；可以走上一條穩步漸進的道路，而不是自由化的道路；可以走向一條繁榮、和諧的道路，而不是僵化的國家主義的道路。作為唯一的依靠自我積累，而沒有任何殖民、掠奪歷史而開啟現代化進程的大國，這種歷程將為世界帶來新的啟迪。

　　因此改革開放不是一種輪回，而是夯實了基礎之后的重新開始，而且是在一個更高起點上的開始。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階段，這個階段中國將從“我為世界市場服務”轉化到“世界市場為我服務”。這種轉變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但是我們有著實現這種轉變的關鍵條件，那就是一個超越利益集團的堅強執政黨的存在，以及六十年發展打下的堅實基礎。

　　市場催生社會

　　市場的發展必然帶來公民社會的發育。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以黨組織為核心，建立了一個遍布全國的縱向立體網絡，這種網絡幾乎分布到所有的政府機關、企業、大學及非政府組織之中，并進而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形成了單位制度。單位是國家的代理人，個人通過對單位的依附而依附于國家。單位制超越了中國傳統的家族制，盡管還不是按照既定規則遴選、吸納、排斥成員，并具有獨立目標的完全意義上的現代法人社團制度，但是已經不再是一種中國傳統的血緣制度，而是一種介于擬血緣制度與現代法人社團制度之間的過渡形態。

　　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單位制的演化打開了一個新空間，市場的發展為社會建設提供了基礎，而社會的建設又將促進市場的發展。這種互動之中，將逐漸產生一個獨立于國家之外以法人社團為基礎的公民社會。

　　市場與公民社會是一體兩面。市場提供了公民社會存在的基礎，而公民社會則進一步為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新型的價值建構。這種社會建構是基于個人的、自組織的、靈活的，帶著市場自發的價值訴求。馬克思深刻地指出：“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全面平等，那么內容，即促使人們進行交換的個人材料和物質材料，則確立了自由。”22也就是說，在市場交換中，一方面要求等價交換，另一方面要求免于外在強制的交換。這使得市場內生著新型的理念，那就是平等與自由。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就業結構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從1978年到2005年，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從71%降至45%，城市勞動力的比重從24%增至36%，而城市內在國有部門和政府部門就業的勞動力從78%降至24%。”23就業結構中的城市化與非國有的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強，這種變化將帶來社會意識及政治參與意識的深刻改變。

　　在所有的國有部門中，黨仍然保持著較高的滲透性，公共服務可以在黨組織及單位組織的范圍內得到一定滿足，但是在非國有部門中，人們在很大程度上難以通過黨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組織不再是作為國家代理人的單位，因而對公共服務的訴求將直接轉至公共領域。這將會帶來從領導理念到治理理念，從領導方式到治理方式等諸多方面的重大變化。

　　公民社會是充滿活力的，然而又是沖動的。公民社會的興起既可能帶來一個國家內部偉大的變革，又充滿著風險與不確定性。就其極致而言，市場性質的價值訴求不僅要擴展到物的領域，而且擴展到人的領域，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擴展到知識的領域和政治的領域。一方面，這種市場價值的過度擴展可能導致壞的市場經濟與壞的治理的結合，而另一方面，現有的政治社會體系如果不能吸收其合理的價值訴求，那么公民社會就無法得到健康的發展。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都將受到重大的挫折。

　　中國的政治體系中，國家與社會之間實際上有三根最為重要的支柱：中國共產黨、人大和政協，其中黨組織是最為強有力的支柱。黨的一端在國家，一端在社會，并且在幾乎所有的專業機構中保持了領導力。這種領導力使得政府、軍隊、人大、企業及社團組織等以黨為核心構成了一個普遍化的超越利益集團的執政團體。

　　這個執政團體深深植根于社會之中，通過從人民群眾中選拔積極分子，將這些積極分子納入有著明確方向、完整意識形態及執行手段的組織之中，并通過群眾路線，也就是不斷地動員群眾，實現黨的執政目標。這種設置使得黨成為社會的領導角色，政府只是承擔管理的功能。

　　改革開放之后，黨逐漸在憲法與法律的框架下開展行動，因此，黨成為國家制度的積極建設者與監控者。這種制度設計，對于現代化轉型的國家來說，尤其具有重要意義。這種制度設計不是威權主義的。因為威權主義是國家內部一種較大的勢力對權力的壟斷，尤其是一部分政治寡頭的壟斷，因而，威權主義必然不斷受到其他勢力或者其他寡頭的挑戰，權威主義政權是不穩定的，并時常帶有民粹主義傾向。

　　另外，這種制度設計不是專制主義的。黨是一個高度開放的體系，不以財產、種族、職業等對參與者進行鑒別，而是通過政治信仰、行為表現等遴選成員，這使得黨具有較大的民主潛能，“縱向民主”或者“垂直民主”的說法并不為過。

　　這種制度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制度的實質在于人數及錢數的交易，也就是說擁有最大的暴力潛能的群眾要與擁有最大市場資源的資本擁有者進行交易，并達成政治共識。一個競選者需要有財團的足夠實力的支持，并同時得到足夠數量人數的選票，通過這樣的過程實現了所謂的民主與自由。這種交易過程，取決于最有實力的財團，以及最有號召力的群體。因而，對于處于這兩者之外的群體，可能是邊緣化的；而且，在大集團之間無法達成交易的時候，政治動蕩極易發生。

　　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不穩定就源于現代化過程中大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尤其農村與城市之間，族群、宗教團體之間的沖突。因為沒有一個超越利益集團的執政黨的存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不斷進行拉鋸戰。這種拉鋸戰在政治上表現為軍人專制集團與民粹主義領導之間的不停輪換，國內各地區之間的斗爭，甚至是內戰等。東南亞及拉美部分國家都因為這種內部的尖銳矛盾，嚴重影響了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功能，從學理上理解，可以概括為“用組織性消化外部性”，也是說，將有不同的利益，甚至有著利益沖突的群體納入共同的組織之中，通過組織內部的紀律、訓規、再分配及教育等弱化矛盾的沖突性，使之服從于國家的長期利益，并最終滿足各群體的利益。這恰如將相互競爭的企業合并為一個企業，通過總部的領導使之產生更大的競爭優勢。這種制度設計在矛盾糾結的后發展國家之中，可以讓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消化在組織內部，使之不至于向敵我矛盾轉化。

　　然而，在公民社會日益發展的今天，這種政治社會制度的持續有效性取決于如下幾個重要的因素：一是黨組織運作的有效，二是黨的國家特性與社會特性的平衡，三是黨的意識形態的領導力。

　　任何一個組織都要服從組織的演化律，這就是：在一個組織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逐漸上移；同時在一個組織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權力越來越部門化。因為這兩種趨勢，上層的權力越來越大，而執行力越來越弱；下層的權力越來越小，而濫用權力的幾率越來越多。這種組織權力的演化規律，是摧毀蘇共的主要因素之一。而20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政治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一個重要根源也在于此。

　　抵抗這種組織演化率，在市場不斷侵蝕組織機體的今天，尤其需要有意識地不斷下放權力，不斷進行組織的機構調整，控制上層化與部門化的傾向。組織的活力來自于基層的自發組織。黨內民主的發揚，這是組織發展的源源不竭動力。黨內民主可以促進黨組織在微觀層面上的創新，從科層的國家機器逐漸成為社會的有機構成。

　　需要認識到，黨的國家性增強的同時，社會性會在某種程度上減弱。黨組織的行政化傾向，會使基層黨組織及其外圍的團、青、婦、工會等社會組織削弱社會服務與社會協調的功能。少動員群眾或者不進行群眾動員，黨組織就會弱化為政府部門，這會影響黨的領導能力。社會受到的領導較少而管理較多，矛盾就會處于積累之中，蘊含著爆發的風險。黨主要是一種縱向的結構，黨通過滲入組織從而保持對組織的領導力，但是在人們生活與工作場所逐漸分離，單位制逐漸解體的同時，政治活動的時間從組織內部轉移到組織外部，黨同時還需要找到橫向的、基于空間的新領導方式。

　　黨的領導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引導，保持主流意識形態對社會的吸引力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可以使得中國在不進行全盤西化的前提下學習西方，而馬克思主義對于傳統的批判則使得我們能有選擇地借鑒傳統。這使得中國在意識形態上有了回旋空間，可以不斷吸收新的價值創造。這里需要警惕傳統的黑洞，如果沒有對傳統意識形態的批判壓力，那么中國傳統的按照血緣、擬血緣關系的組織方式就會卷土重來，這將造成“潛規則”橫行，政黨衰敗、政府腐化、社會的內卷與封閉。也要警惕全盤西化的黑洞，這將削弱現有的社會制度，使我們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社會的崛起需要與政黨的社會構建方式相融合，進而實現共生、共進。在社會崛起的過程中，以黨內民主促進社會民主，以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的思路有著重要的意義，需要“政黨參與社會，從而形成社會基礎；政黨服務社會，從而贏得社會的認同；政黨培育社會，從而與社會成為一體。”24黨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重要支柱，與人大與政協等共同發展，將增強國家與社會的交互能力，不斷滿足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需求，不斷促進穩固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形成。

　　社會是活力與創造力的最終來源。國家崛起的同時，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崛起，那么這種崛起是不穩固的、不可持續的。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社會建設，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標志著中國已經開始新的進程。由此，改革從經濟的單核驅動，變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進行社會建設的雙核驅動。我們的社會將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加速向法人社團社會的轉變，我們黨和政府要盡快適應如何領導與管理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這將是中國崛起的關鍵一跳。

　　社會再造文明

　　在多民族的文明體系轉向現代國家的過程中，絕大多數非西方文明都解體了。威脅西方數百年的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分解為數十個國家，至今硝煙未散。而正是在政黨的縱向統合之下，中國完成了從文明帝國體系向一個現代國家的轉變。這種轉變并非簡單地轉向民族國家，而是通過黨的核心整合力量，將多民族的社會納入整體的組織構架之下，在中國這樣地域廣大、文化多元、民族眾多的國家中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國家形態，使一個文明具備了現代國家的形式。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近百年有三種變遷，這就是從封建帝國向現代國家的變遷，從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向現代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經濟變遷，從宗族社會向現代社團社會變遷。這三種變遷本質上是一種變遷。

　　理解這個問題，需要知道，現代社會是一座標準化的大廈，盡管每個房間看起來大相徑庭，但卻采用同一建筑標準建造。不管社會多么復雜，實際上都是按照一些非常簡單的原則組合、疊加起來的。

　　傳統中國的基本組織方式是家族，社會是按照血緣或者是擬血緣的宗法制度組織的，國家也是如此。而現代世界的組織方式是法人制。按照法人制，形成了主權—民族國家、大學、教會、企業、行業協會與社會團體等。起源于羅馬法的法人觀念，在十二世紀的教皇革命中，形成了現代法人制的雛形——教會。在英國多鐸王朝時期，現代法人觀念從國家發展到廣泛的社會領域。25按照法人的模式，形成了現代的國家、大學與行會，進而形成了現代企業制度，乃至跨國組織。由此，整個現代社會都按照單一的組織邏輯重新組織起來了。

　　中國百年變遷，一言以蔽之，就是從宗法社會向法人社會的轉型。

　　法人制度是近代西方崛起過程中最偉大的創造。法人就是“人造人”，這個“人造人”的體型與規模都遠遠強于自然人，因而這樣一個“人造人”的世界遠遠較之自然人或者家族的組合力量強大。按照法人組織方式，組織不屬于個人，而個人屬于組織。人與人之間不依靠血緣、地域，而是依據契約組織成為一個團體。這個團體按照法律而擁有部分人格，可以擁有財產及一些活動能力等。這正是現代西方崛起的根本制度創新。

　　法人制度是西方的傳統與現代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其重要性不亞于器官構造方式對于甲殼動物向脊椎動物演化的重要性。法人制度在國家、企業、大學、醫院、城市、行會等團體中實行，就意味著它們成為契約的主體，因契約而自治，因契約而獲得權利，因自治而自由。法人制度極大降低了組織的成本及組織間的交易成本，使得組織可以在更大的規模上展開多種多樣的活動，這種活動依賴于法，而不依賴于個人而存在，由此，人類進入了空前的發展時期。

　　但是，法人作為一種“人造人”又成為奴役人、壓迫人的新形式。這種制度賦予國家主權，賦予企業以產權。而權的絕對性導致國家之上實際上無法，法律規定之外企業只對資本負責。法人對內是理性，對外是暴力。清末楊度曾經指出：“中國今日所遇之國為文明國，中國今日所處之世界為野蠻之世界”。26其根源即在于此。

　　在整個近代世界中，國家之間的相互征伐，國家對個人的奴役，企業對人的奴役，進而人對自然的奴役都可以從中找到制度與思想的根源。法人是資本的現實載體，法人是國家機器的容身之所，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最為嚴厲的批判正是針對這種絕對的法人制度，為之開出的藥方也就是在社會發展中最終消滅這種產權、消滅國家，實現共產主義。

　　理想的社會主義建立在發達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而現實的社會主義則是建立在落后的東方國家。列寧的偉大貢獻在于：為一個落后的東方國家找到了向法人社會轉變的路徑，那就是通過非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作為轉化的領導力量。實際上，無論是布爾什維克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不簡單的是執政黨，更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議會黨，而是一種社會的基本組織方式，通過政黨將一個傳統的社會在各個方面組織起來，形成一個類似于西方的“法人”實體（body）。然而，蘇聯沒有解決的問題是，法人的真正生命不僅僅在于實體，而在于基層的微觀的自發組織，以及法人之間的互動形式，這就是市場與法制。這正是中國努力的方向。

　　中國獨特的道路不僅是一種后發展現象，同時還是一種文明轉型的現象。僅僅認識到前一點，我們會將中國發展的方向視作西方歷史的復制，僅僅認識到后一點，我們可能會對西方文明采取排斥的態度，進而失去發展的動力與機遇。中國的轉型不是全面恢復古老的傳統，也不是全盤的西方化，而是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基礎上，揚棄我們的傳統，運用我們的智慧創造一個新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新文明是站在西方文明肩膀之上的。

　　我們的文明是深固的，在被法人制度改造的同時，也在改變著這種制度。我們沒有西方的法人傳統，我們傳統上是按照關系組織社會的，無論是“家國體系”，“天人合一”的理念，還是“推己及人”的倫理，都可以看出這種基于關系審視世界的方法。

　　因為這種文明傳統的基因，中國人創造了主權國家，但沒有創造一個絕對的民族國家，而是創造了一個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繁榮的文明國家；設定了絕對主權，但是又創造了一國兩制的形式，將絕對的國家主權與相對的自治權相結合；創造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新型政黨制度，黨派之間不是簡單進行法人競爭，而是共同協商、共同促進人民的福祉；創造了集中土地所有權，分散土地使用權的新產權模式，9億多農民雖然沒有宣稱“生而自由”，但是生而擁有土地可供使用，這些都是偉大的創舉。

　　這種新的社會型構正預示著一種新文明的誕生。這個偉大的新型文明的身軀仍隱藏在未來的時間的巨流中，但是我們已經可以預期，這種社會型構，將在無情的法人世界的基礎之上，創造一種實現法人之間、法人與自然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的嶄新的文明形式。

　　（作者單位：北京市委講師團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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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蕭功秦：《“嚴復悖論”與近代新保守主義變革觀》，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8371，蕭功秦將這種困境概括為“嚴復悖論”。

　　② 模式與道路的表述，在社會科學意義上理解，模式偏向于數學思維，其中時間是變量，是多種因素之一；而道路偏向于歷史思維，其中時間不可重復，凝固之后不可更改，是后來發生事物的前提。因而，模式通常是普適的，而道路是依附于特定的歷史過程，可以作為經驗借鑒，但不可復制。

　　③ 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上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517頁。

　　④ 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陳獨秀1879年出生，二十歲的時候大概是1899年以后。

　　⑤　[英]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等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32頁。這里是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使用“法人”這個詞，主要指團體的組織方式。

　　⑥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2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93頁。

　　⑦　[美]里亞·格林菲爾德：《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張京生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4年版，第40頁。

　　⑧　林尚立：《中國共產黨與國家建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頁。

　　⑨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頁。

　　⑩ [美]李侃如：《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胡國成、趙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頁。

　　11 [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12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96頁。托克維爾的判斷相當深刻，對于自然資源的擁有可以持續數代人的時間，并且形成一些家族的聯合，進而發展成以此為基礎的文化與制度，這非用暴力相關的手段很難破除，而對于流動財富的占有則很難為一些家族長期、持續地獨占。

　　13 [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頁。

　　14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頁。

　　15 [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頁。

　　16 分別以2000年價格計算，參見：[美]勞倫·勃蘭特、托馬斯·羅斯基編：《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方穎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714—715頁。

　　17 宣興章：《從英雄主義到后英雄主義——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的文化變革》，《北大商業評論》，2007年第9期，第51頁。

　　18 列寧：《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頁。

　　19 轉引自：蒂姆·哈福德：《中國崛起的好處》，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499，

　　數據來自于來自菲利浦·勒格蘭(Philippe Legrain)的新書《余震》(Aftershock)。

　　20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353-354.

　　21 楊光斌、李月軍：《當代中國政治制度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219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頁。

　　23 [美]勞倫·勃蘭特、托馬斯·羅斯基：《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方穎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140頁。

　　24 林尚立：《中國共產黨與國家建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頁。

　　25 張乃和：《近代英國法人觀念的起源》，《世界歷史》，2005年第5期，第52頁。

　 26 轉引自：許紀霖，劉擎等：《文明與帝國：西方的兩張面孔》，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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