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主席的書  鄧小平的歷史作用及回歸毛澤東路線的法理基礎　

                   楊連旭　　

                  　2010-5-6　　　

毛澤東不僅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結束了我國長達半世紀的分裂和內戰，開創了至今的和平年代，而且在“一窮二白”的洋貨時代基礎上，在敵對勢力的包圍封鎖中，在不到30年內，建設成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世界第六工業國、第十三科技國，擁有“兩彈一星核潛艇”名列前茅的軍事大國，人均壽命幾近翻番的第一人口大國，人民當家作主、毛澤東著作風靡世界的第三政治大國。　　

至今，全世界也在推崇他，政治家們在仰慕他、軍事家們在學習他、勞動階級在懷念他、專家學者們在研究他、他的追隨者在各地奮斗著、……　　

　 　
 ——題記　　
　 　
  一.《讀毛主席的書，心平氣和地面對社會現實》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5/148277.html　　
    二.《讀毛主席的書，掌握分析社會的科學原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5/150719.html　　
三、讀毛主席的書，分析我國現階段社會的性質和階級矛盾。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5/153542.html　　

四、讀毛主席的書，分析鄧小平的歷史作用。　　

毛主席強調：“為什么蘇聯出了修正主義？這個問題是帶普遍性的，許多人腦子里有這個問題。” （同康生等談話記錄，　1966年3月30日　。見王任重日記，　1966年5月11日　；《毛澤東傳》第34章） 　　

自從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此后不說到中國歷史，就是繞不過毛澤東；講到毛澤東之后的歷史，就離不開鄧小平。不論愛還是恨，鄧小平也是中國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這既是他自封的，也是客觀事實。　　

怎樣評價鄧小平的歷史地位，涉及到以怎樣回歸毛澤東路線的問題，既是現實問題，也是歷史問題，甚至是關系到千百萬人生命的問題。　　

所以，必須以唯物史觀實事求是、令人心悅誠服地評價鄧小平的歷史作用及修正主義的成因。　　

                      （一）　　

鄧小平，不僅有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美譽，而且也是第二代領導核心。由此，有人懷疑是他深思熟慮地設計出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這個說法，既破壞著鄧小平之后中共領袖們執政掌權的法理基礎，阻礙了中共自覺地回歸毛澤東路線，也不近人情、不通事理、不符史實。　　

其一、鄧小平沒有這樣的設計動機。且不說他也曾為國家獨立、人民解放浴血奮戰，單就說我中華家國一體的傳統政治文明，不可能出現西方“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五語）那樣的最高統治者，即便最昏庸、自私的最高統治者也希望成為堯舜那樣千古美名，更何況偌大國家一人一分錢足夠他家享用幾代人。所以，鄧小平不僅實在是沒有處心積慮讓勞動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動機，相反卻只能有富民強國的動機。　　

其二、鄧小平沒有這樣的設計能力。以毛澤東之偉大，也只是以《論持久戰》設計出了八年的抗日戰爭路線圖。鄧小平不過是他老人家帳下的一員大將，哪里有設計出改革三十年路線圖這等本事。若果然有，也該是設計出一個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路線圖、名揚千古才是。　　

鄧小平確實形成了些改革思想，總括起來就是：“一個方向，兩條根本原則，三個是否有利于，三個優勢”。即：　　

一是、“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頁） 　　

二是、“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和142頁）　　

三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頁）　　

四是，“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3頁）　　

又豈止如此！鄧小平還為改革規定了明確的具體標準。　　

第一、關于思想、文化、衛生領域的改革標準。　　

他指出：“思想文化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4頁）　　

第二、關于改革的得失成敗標準。 　　

他明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他強調：“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10、111和364頁）　　

僅此來看，鄧小平的改革設計錯了嗎？沒有，一點也沒錯！　　

事實也是如此的。鄧主席在世之時，我國確實出現了農村危機。所以，他強調：“農業問題要始終抓得很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55頁）　　

此時此刻，城市的絕大多數卻還依然沉浸在社會主義的嬌生慣養中、正對農民工翻白眼呢。是在鄧主席身后，城市才形成了“國退民進”、下崗失業、醫療和住房的產業化熱潮。　　

所以，農民對鄧主席心懷不滿、情有可原，可城市人口卻將如今自己當不了官、發不了財、找不到工作、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怨恨，一股腦地發泄到早已過世的鄧主席身上，這客觀、公平嗎？！　　

不僅如此，鄧主席還不厭其煩地強調：“有些人在搞煽動，使用的語言很惡毒。他們一方面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張全盤西化，要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全盤搬到中國來。這些煽動者都是成名的人，我們要對付這些人。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98頁）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困，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頁）　　

所以，就本質而論，鄧小平在主觀上是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者。　　

除此之外，鄧小平還特別強調：“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頁）　　

“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決不示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0頁）　　

他指出：“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于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49頁）　　

由此可見，那種把我國如今形成的資本主義原始階段和對外妥協，歸結成是鄧小平處心積慮設計的結果，既是不客觀、不公正的，也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唯心論形而上學的態度。而敵對勢力卻正是企圖利用這一點，通過先否定毛澤東、再否定鄧小平，徹底摧毀中共執政掌權的法理基礎，以腐敗等社會問題，激化人民大眾同中共領袖的對抗，從內部顛覆我國現今的政治制度，瓦解我國團結統一，把我國完全改造成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地和附屬國。　　

問題是，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既然沒有錯，可怎么就出現了修正主義了呢？　　

                         （二）　　

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澤東指出：“問題不在于赫魯曉夫一個人，而在于這個基礎，基本問題，即有新的資本主義產生的基地。所以，只說反赫魯曉夫不行，打倒一個，還有第二、第三、第四個，……。”（同康生等談話記錄，　1966年3月30日　。見王任重日記，　1966年5月11日；　《毛澤東傳》第34章） 　　

其實，修正主義，并不是哪一個、或幾個人深謀遠慮的精心設計，而是由理論和實際、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現實、集體和個人，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在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所謂理論因素，就是理想的社會主義產生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不僅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而且社會成員以無產階級為主，普遍具有高度覺悟。　　

所謂實際因素，就是產生在我國的社會主義，不僅生產力絕對落后，而且社會成員以小生產者為主，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效率能否正常發揮的問題，懸而未決。“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困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后再走社會主義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基本問題（1967年3月）》，《毛澤東想萬歲》）　　

所謂國際背景，就是在帝國主義瓜分世界時代，他們決不允許任何資源、人口大國獨立于他們的殖民體系之外，必然要加以武力威懾和“和平演變”。　　

所謂國內因素，就是我國實現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工業化同時，生活水平滯后提高，大量的小生產導致希望脫離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優先致富，大有人在。　　

所謂集體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所作所為表明，我國現階段，還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領導階級，毛澤東只能依靠官僚階級統治。　　

所謂個人因素，就是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后，官僚階級中喪失了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論識別能力，又有眾望所歸的執政掌權實力的社會主義領袖人物。　　

所謂歷史因素，就是毛主席面臨著我國4000多年傳統政治根本性變革的歷史重任：結束家天下“世襲制”政治。　　

中國家天下“世襲制”政治始于夏啟，直到辛亥革命后，凡實力派的政治也必定是家天下。袁世凱要恢復帝制，張作霖傳位張學良，就連新潮的留學生蔣介石也是要傳位兒子蔣經國的！　　

只有毛主席共產黨才真正是打破了家天下的傳統，實現了“天下為公”。歷史不會忘記，結束4000多年的家天下政治，中國這個最根本性的政治革命，是由毛澤東共產黨完成的！　　

由此可見，不管怎么說，無論怎么講，還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對此，那些以民主、自由為招牌的反毛反共分子，是避而不談的。　　

這樣一場4000多年來最根本性的政治革命并不容易，絕不是舉手之勞、一蹴而就的事。其中，覬覦最高權力、互不服氣、躍躍欲試，大有人在，必然是要付出歷史的成本和代價！　　

這是歷史規律，無法回避、不可選擇！古今中外皆如此。所以，歐洲至今還保留著眾多王室。　　

毛主席要駕鶴西游，他老人家雖然有著結束了家天下的決心，可卻也面臨著歷史性的難題：在社會沒有一支成熟領導階級的條件下，失去了家天下的傳承標準，那么也就失去了眾望所歸的接班人選！　　

想當年，袁世凱駕崩后，就開始了軍閥混戰，輪流坐莊，國家民族陷入災難！孫文去后，國民黨也照舊是一場軍閥混戰，最終引來了日本鬼子入侵，中華民族不得不付出慘重的犧牲。　　

這樣，選誰作接班人呢？官僚集團現有的兩股大勢力中，新生派有理論、有覺悟、有群眾，可沒資歷、沒軍隊；“元老派”沒理論、沒覺悟，可有功勞、有影響、有軍隊。所以，選誰也是有人不服！不服就造反，造反就內戰。古今中外、歷朝歷代也是如此。　　

尤其是，當開國元勛尚在“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際，即便是從他們之中選擇一人，他人不服、各逞其能，結果必定是各拉舊部、大干一場！　　

對此，以毛主席之偉大豈能不防！所以，盡管毛主席曾做出了在腥風血雨中交班的最壞準備，然而卻又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無根無勢、務實肯干、且無積怨、沒仇家的華主席。由此，如果他有本事兩面擺平，自然最好；如果他傾向一派，其他兩派即便不服，也沒理由造反，只能文斗。　　

不僅如此，鑒于“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毛澤東同康生等談話》記錄，　1966年3月30日　，見《王任重日記》）和“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在<偉大的歷史文件>一文中所寫的一段話（1967年5月18日）》，《毛澤東想萬歲》）　　

這樣，與其等到后人，那就不如搞修正主義。因為至少在面對資本主義列強的壓力和威脅時，他們比后人更有保衛國家的能力和勇氣，并且提前讓全國人民嘗到資本主義復辟的教訓，也可避免今后悲劇重演。　　

所以，毛主席對元勛們采取了抑制權力、卻不趕盡的策略：打到了鄧小平，卻不開除，反倒保護起來；要求葉劍英離職養病，卻不解除職務。由此，既給他們留下了東山再起的基礎，又拖延了他們卷土重來的時間。　　

國之大幸、民之幸甚！千難萬險，最終毛主席還是以他無與倫比的智慧，不僅徹底終結了中國4000年的家天下政治，而且實現了權力和平交接。　　

僅此而論，毛澤東的偉大就無人可及！　　

然而，以鄧主席為核心的元勛們，同樣也面臨著歷史難題：深受傳統政治文化感染的人民大眾，既推崇開國元勛，更認可嫡傳的正統。　　

那么，如何構造執政掌權的法理基礎，以維護國家團結、青史揚名呢？　　

當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導“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是最佳選擇。　　

于是，就有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了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根本指導方針”和“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這樣，我國也就開始改革了。　　

必須指出，自改革伊始，鄧小平就堅決維護著毛澤東，也就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特別強調指出：　　

第一、“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第二、“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第三、“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　　

第四、“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那么，既然如此，究竟應該怎么改、如何革呢？　　

正當改革如日中天時，1985年4月，鄧小平再三說明：“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　　

“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1993年10月，第77和118頁）　　

這不是他的自謙，而是實話實說。人所共知，我國農村改革就不是他的主意和要求嘛。　　

                         （三）　　

“中國現在發生的變化主要是從一九七八年底開始的，我指的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決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 　　

由此，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　　

一、較大幅度地提高了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減免了一部分農村稅收。從夏收開始，國家提高18種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并對糧、棉、油實行了超購加價。財政用于這方面的補貼，當年達到78億元，比預算超過13億元。同時，國家對低產缺糧地區，共減征農業稅47億斤。此外，對農村社隊企業，各項減稅免稅的數額，全年共達20億元，比預算超過3億元。通過發展農業生產和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1979年農民從集體分得的收入，每人平均達到83.4元，比上年增加9.4元。　　

二、積極安排勞動就業，增加部分職工的工資和實行獎勵制度，職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1979年，共安排了城鎮待業人員和其他人員以及國家統一分配的大中專應屆畢業生共903萬人，提高了40%職工的工資級別，調整了部分地區的工資類別，在國營企業中普遍實行了獎勵制度，還對職工發給了副食品價格補貼。全國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年平均工資達到705元，比1978年增加了61元。這一年，國家財政用于這方面的資金，總數達到75億元，比預算超過25億元。同時，國家還從基本建設投資中撥出專款，同地方和企業的機動財力合在一起，用于建設職工住宅，竣工面積比上年增加66%，是建國以來住宅建設最多的一年。　　

三、擴大了地方和企業的財權，增加了他們的機動財力。1979年，國家確定全國49個大中城市可以從工商利潤中提取5%的城市建設資金，地方可以從縣辦工業企業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收入分成等，增加地方機動財力共20億元。同時，在全國國營企業中普遍實行了提取企業基金的制度，并在四千多戶工業企業和商業系統中試行了利潤留成的辦法，企業得到機動財力40億元。以上兩項，國家財政共拿出60多億元，比預算超過20億元。　　

四、較多地增加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資金，適應人民購買力提高的需要。1979年，支援農村人民公社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共計90.1億元，比預算超過19.6億元。同時，國家除了安排輕紡工業的基本建設投資23億元以外，還增加了輕紡工業挖潛改造措施費和專項貸款15億元。這一年全國輕紡工業的增長速度達到9.6%，而重工業增長的速度為7.7%。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各種主要日用工業品，如棉布、化纖織品、紙、自行車、縫紉機、手表、電視機、合成洗滌劑等，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這是多年來少有的。　　

五、國家按照規定對恢復名譽的干部和職工補發了工資，有特殊困難的給予了補助。用于這方面的開支，據不完全統計有十幾億元。　　

對此，　1980年8月30日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財政部長王丙乾《關于1979年國家決算、1980年國家預算草案和1981年國家概算的報告》中強調：“在一年之內，我們辦了這么多非辦不可的事情，是多年來沒有過的。”　　

這就是我國改革的開端！對這樣寅吃卯糧的改革，當年增收的農民，返城的下鄉知青，恢復高考的大中專生，增加了工資、有了獎金和副食品價格補貼的干部工人、分到了住宅的城鎮人口，有了建設資金的城市，增加了機動財力的地方，得到了機動財力的企業，面對著琳瑯滿目的商品，舉國上下曾有幾人沒有拍手稱快、跟著叫好，卻是疑惑、痛心了呢？！有幾人曾想到，這樣超出國力的改革必須是以大批關系國計民生根本利益的下馬為代價的呢？又有幾人能想到，這樣殺雞取卵的改革形成的必然是民富國窮、難以為繼的超前收入和消費呢？ 　　

五項改革，加之1979年國防戰備費超過預算20.4億元。以上六個方面超過預算，共計110多億元。由此，1979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1103.3億元，支出大于收入170.6億元。為了彌補這個差額，動用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歷年財政結余80.4億元，向中國人民銀行透支了90.2億元。　　

王丙乾在報告中指出：“由于國家用于調整價格、增加工資、擴大就業等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開支增加較多，而國內基本建設開支盡管做了壓縮，但不可能一下子調整過來，戰線仍然過長，決算比預算超過了53億元。”　　

同時，王丙乾還在報告中特別強調：“還需要說明的是，目前財政上負擔的價格補貼較多，1980年各種價格補貼共達二百多億元。其中，有的是基本消費品補貼，如糧、棉、油、肉、蛋、蔬菜、民用煤等，約120億元；有的是農產品超購加價補貼，約五十多億元；有的是農業生產資料和支農工業品優待價補貼，約30億元。如果加上房租補貼、交通補貼和其它補貼，數字還大得多。這些價格補貼，都是沖減財政收入的，這就不能不對財政收入的增長發生影響。但是應當肯定，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這種價格補貼，對于保證人民生活的穩定和改善，促進全國安定團結，是非常必要的。我們應當把這件事辦得更好。”　　

由此可見，所謂改革，其發端就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開支增加較多”實現“收買人心”，以“保證人民生活的穩定和改善”實現“促進全國安定團結”為目的的舉措。當時獲利的地方、企業、生產隊，廣大的人民群眾，怎能不歡欣鼓舞、心花怒放呢！這無疑鞏固了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集體的政治地位，然而也種下了現今惡果的種子。所以，經歷過的人，多數都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對此，1980年2月，時財政部長吳波向中央駁斥了“赤字無害”論，他說：“沒有物資，靠赤字和票子，既不能發展經濟，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市場還會出問題。用赤字辦好事，必然適得其反，好事辦不成，還要引起嚴重后果。” 所以，中央便在12月份將1981年的赤字壓縮到了25.5億元。　　

　1981年12月1日　，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財政部部長王丙乾的《關于1980年國家決算和1981年國家概算執行情況的報告》顯示： 　　

1980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1085.2億元，財政赤字為127.5億元，比上年縮小43.1億元。為了彌補赤字，財政上向銀行借款80億元。　　

報告解釋說，國家用于1979年以來，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減免農村稅收、增加職工工資、安排勞動就業等措施的財力共230多億元，比上年增加150多億元。1980年工農業生產比上年增長，而財政收入則比上年下降，主要就是因為從收入中沖減了這些方面的花費而形成的。　　

由此，在1979年農業前所未有的豐收，所謂“政治經濟形勢前所未有的好”的同時，1979和1980兩年的合計赤字高達298.1億元，竟然大大超出了1958至1961四年合計的180.35億元，這是建國歷史的最高記錄，是影響至今的根本性變化。為此，國家增發了137.5億元貨幣彌補國庫虧損，致使1980年底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比1978年增長63.3%，遠遠超過同期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16.6%和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37.3%的幅度。這樣，就引發了第一次通貨膨脹。　　

與此同時，令人深惡痛絕的腐敗初露端倪。王丙乾在報告中強調：“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還有不少單位程度不同地存在著請吃請喝，濫支濫用的問題，有的甚至發生私分產品、走私行賄、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嚴重違法亂紀的行為。”　　

                         （四）　　

面對著巨大赤字和通漲的雙重壓力，面對著大批下鄉知青返城帶來的巨大就業壓力，在瀕臨危機的背景下，延續至今的所謂改革開放初步形成了：　　

第一、從1979年起開始恢復了外債內債，不僅1979年和1980年分別國外借款了35.31億元和43.01億元的，而且1981年開始發行國庫券，長達20年之久的“中國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局面被打破了。　　

第二、從1979年起開始擴大農村社隊的自主權，開放集市貿易，恢復并適當擴大自留地，實行各種形式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收縮銀根、控制物價，“關、停、并、轉”壓縮基建投資，企業實行利潤留成、撥貸款、利改稅；批準一些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的個體勞動；設立經濟特區。　　

其實，所謂改革也不過就是“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和對企業只取不與，以補充財政虧損。然而，這就動搖了“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是“掛共產主義的招牌，實行資本主義政策”（接見老撾愛國戰錢黨文工團團長、副團長和主要成員時的談話）的修正主義開端。　　

不僅如此，這樣的改革僅經過兩年實踐，就于　1981年6月7日　，被《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武斷地稱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 　　

　1982年9月1日　上，鄧小平中共十二大在開幕詞中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會強調“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　　

由此，卻導致了企業獎金增長遠遠超過了生產率的增長，幾百萬“停工待料”的基建職工和城市 “待業”人口引發了犯罪率增高，不得不強化了公檢法隊伍建設，機構人員和行政支出開始膨脹。所以，1981年至1983年，內外債務和赤字加總的國家虧損額度合計，還是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這樣，雖然1979年至1984年，僅僅5年，國民生產總值就翻了一番，可是在把債務收入也計入正常財政收入后，國家財政仍然赤字，壓力空前！　　

正因如此，　1984年10月10日　鄧小平指出：“前一次三中全會重點在農村改革，這一次三中全會則要轉到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全面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81頁）　　

盡管同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然而所謂全面改革的實質卻是：把農村大包干移植到城市，以“減政放權、放權讓利、企業承包”為主，目的就是增收節支、彌補財政虧損。　　

于是，從下半年開始簡政放權、價格雙軌制、企業承包和工資改革，全民經商，不僅導致了加工業超常增長，而且誘發了信貸和消費基金雙膨脹、官倒私倒橫行，權錢交易盛行、樓堂館所大興土木、濫發獎金實物化公為私、集團購買規模飛漲。結果，不僅承包企業“窮廟富方丈”，而且出現了大量高消耗、高污染的鄉鎮企業，“打白條”和“賣糧難”，農民收入連年下降，農業發展徘徊不前。自此自今，不僅動搖了以農村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而且農村市場開始萎縮。　　

　1985年3月27日　，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盡管趙紫陽的《政府工作報告》以愉快和自豪的口吻說：“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總形勢很好，不只是一年好，而是連續幾年好，出現了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新局面。”　　

但是，會議《關于1984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1985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卻顯示：1984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為1465億元，其中：國外借款收入35億元，國庫券收入41.5億元，赤字50億元。　　

后實際決算：財政赤字為44.54億元，加上國外借款收入、國庫券收入，合計虧損達121.04億元。 　　

由此，財政巨額虧損居高不下，雖然人民收入和生活提高了、也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旗幟，可卻是國庫空虛了，第二次通貨膨脹了。　　

所以，1986年六屆人大四次會議批準的“七五”(1986-1990年)計劃，基本原則和方針之第一是：堅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設相互適應、相互促進。　　

至此，改革開放才上升成為全局性的指導思想！并于1987年10月由中共十三大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然而此時，國家的年虧損已經突破了300億元，內外債務也分別突破了100億元。因此，零售物價指數在1985年后連續上升的基礎上，1988年飆升至18.5%，創造建國40年之最，導致當年財政價格補貼高達319.6億元，商品供求差額為2731.3億元，引發了搶購風潮，而1989年物價指數又高達17.8%。  　　

面對危機，　1989年3月20日　，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全國人大七屆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題為《堅決貫徹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方針》。23日，鄧小平指出：“我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準備用兩年或更多的時間來解決問題。”　　

                          （五）　　

 1989年春夏之交，社會危機終于爆發了！　　

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頓”，有效控制了集團購買力和樓堂館所建設，遏制住了消費基金膨脹和通貨膨脹，解決了糧食收購“打白條”問題，農業連續豐收，工業增長速度基本恢復正常，出口貿易持續增長，經濟秩序有所改善，卻導致了全國幾千個建設項目下馬，60%的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破產倒閉。　　

由于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資本主義列強的制裁，還有“菜籃子工程”和城市居民的副食補貼，財政虧損加大，1989年至1991年，每年的國家虧損已經連續突破了500億元和600億元，而且內外債務也分別接近200和300億元。　　

1991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1989年的4.1%、1990年的3.8%，回升到9.2%，達21662億元，糧棉產量都是歷史第二個高產年，油、糖、烤煙產量再創歷史新高。　　

　1992年1月6日　，李鵬指出：治理整頓的任務基本完成。　1月18日　至　2月21日　，鄧小平發表談話，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　10月12日　至18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會報告中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至此，改革突破了既定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生產資料，糧食、礦產、土地進入市場成為商品，房地產、股票、期貨三大投機全部開通，所有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工資翻番。不僅形成了全國性的開發區圈地熱，而且股票和海南房地產創造了百萬、千萬富翁的神話。　　

正因如此，爆發了歷史空前的經濟高漲和全民經商運動，連高級領導機關，乃至軍警部隊都大張旗鼓的倒買倒賣，市場繁榮興旺，私營經濟發展、鄉鎮企業大上，社會腐敗橫行、經濟犯罪猖獗，拖欠干部教師工資、大批國有企業虧損停產，投資和信貸再度失控、連年飛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1993年增長70%躍至1.3萬億,1994年再增40%。　　

這一方面拉動了國內生產總值自1993年起，每年以近萬億元的速度遞增，到1997年超過7萬億元，另方面卻導致財政虧損又創新高，從1991年到1994年：　　

一是、國家年赤字從連年穩定的200億元左右，突然直破500億元，年虧損從664億元直線上升，到1994年年度國債額突破千億元。　　

二是、中央財政的債務收入已經從以往償還舊債本息、彌補新赤字后還有余，轉變為已經約等于償還舊債本息與新赤字之和了。　　

由此，國內貨幣供應量增幅達35%以上，1992年開始出現第三次通貨膨脹，到1994年，物價上漲率高達21.7%， 35個大中城市的食品類價格上漲34.1%。　　

吸取治理整頓教訓，政府通過貨幣政策實施軟著陸。曾將存款利率提升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有12%左右的保值利息，成為世界罕見的高利率。　　

1995年“八五”計劃結束，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百分12，1995年達到57600億元，扣除物價因素，是1980年的4.3倍，然而國家的年負債額已經破2500億元，相當于中央財政總收入的五分之三和中央本級收入的三分之二多！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國家實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退耕還林還草，糧食敞開收購，成功實現了經濟增長軟著陸，從11%以上，降至8%左右，而且通脹消失，市場供求恢復正常，可大量私營企業破產、大批鄉鎮企業倒閉，國有企業的虧損面高達百分之四十九，銀行貸款形成巨額爛帳。　　

不僅如此，盡管1994年至1997年，不含債務的全國財政收入年均遞增18.8%，年均增加額超過1000億元，達到8651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6.6倍，年均增長11.3%，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僅為11.6%，全國財政收入中中央財政收入僅占48.9%，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中央財政的赤字比1979年增長了4.7倍。　　

1997年中央決算報告：中央財政總收入4830.72億元，赤字558.45億元。中央財政債務收入2476.82億元，其中，用于償還國內外債務本息1918.37億元。　　

也就是說，當年中央財政的債務收入已占總收入的二分之一強！其中五分之四是借新還舊。若同時加上銀行不良貸款，財政賬面債務率就達50.9%。　　

我國財政處于危機，社會經濟面臨著亞洲金融危機，舉步維艱。　　

　1998年3月19日　，朱镕基臨危受命，記者招待會上他不無悲愴地說：“這次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務艱巨，怕辜負人民對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于是，從1998年開始以擴大內需拉動經濟。除了用連續八次降息的擴張貨幣政策、增發特別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擴大公共支出的積極擴張性財政政策啟動經濟外，還以住房貨幣化、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城市化建設為重點刺激經濟，推行國家銀行商業化、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改制，倡導扶植私營經濟。　　

由此，此后五年中我國經濟止滑趨穩，增長年均在7.7%。　　

                      （六）　　

封侯拜相，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夢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大喜事呢！一旦獲得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欣喜若狂也并不為過：　　

說低賤者，想那范進不過是中了個舉人就是如此了；論高貴者，如那孔圣人也是“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的；可朱總理卻把自己的拜相儀式搞得如荊柯刺秦王辭行一般，悲壯凄涼！　　

其原因自然是，他明知雖然多占住房、虛報醫藥費、國有企業虧損問題已超出了國家財政承受，但是住房貨幣化、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國有企業抓大放小也是得罪人、招人恨的事，可為錢所逼也不得不為。　　

朱總理任期內，在世界經濟增長下降情況下，盡管保持了我國經濟穩定增長，可財政狀況卻持續惡化。到2002年，中央財政總收入11026.6億元，財政債務收入5929億元，赤字3096.87億元；當年赤字已相當于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1998年的1.7%上升到3%，到達《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對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加入國家規定的警戒線。　　

此時，有報道說：從國外投資銀行到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對于中國總體債務率的估計從60%到140%不等。由此，達到、乃至大大超過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60%的最高限。　　

　2003年3月7日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關200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顯示：　　

 2003年中央財政總收入11940億元，赤字3198億元，赤字加上到期需歸還的國內外債務本金支出2956億元，中央財政債務收入6154億元，加上代地方發債250億元，債務總規模為6404億元。 　　

　3月18日　，溫家寶總理走馬上任后，又在記者招待會上透露：目前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如果按照五級分類法，達到25%左右，其中損失資產占相當大的比例。　　

也就是說，不包括1999—2000年間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的1.4萬億元不良貸款，到2002年底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余額又達1.6萬億元左右！　　

面對著總體債務率在60%到140%的國家財政和農村問題，就業和貧困人口問題，東西部地區差距問題，誰又有點金之術呢？　　

這就難怪一向溫文爾雅、言談拘謹的溫相國，竟然當堂面對世界失聲道：“因此，當好中國的總理不容易。如果要我說現在的心情，我覺得身上的擔子有千鈞重。”　　

接連兩任登堂拜相時，面對世界，如此凄涼，也是古今中外罕見的天下奇觀了！盡管如此，胡主席和溫總理也是振作精神、執政為民、力所能及、竭盡所能：　　

一是、從免去一切農村收費到免除了農業稅，免除農村學齡兒童的書籍學雜費，恢復農村實行醫疔合作制和逐步建立農民養老保險制度；　　

二是、合理安排了破產企業軍轉干部重新上崗就業及離退休處理和增加生活補貼；　　

三是、全面落實下崗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推行醫療保鉦制度，對城市特困居民實行低保，強化社區的建設和再就業功能。　　

畢竟還是盡力了。可是，極端分子們對此德政卻視而不見，也不知良心何在。　　

另外，敵對勢力唯恐天下不亂，謠言誹謗、挑撥離間、激化人民大眾同領袖們的矛盾，以實現顛覆我國政治制度、改造我國成資本主義列強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目的倒是正常，然而偏有那自以為是的人也隨聲附和、助紂為虐，豈不愚蠢！　　

　2010年3月5日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0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顯示：　　

2010年預算：中央財政收入38060億元，赤字8500億元，中央財政國債余額限額71208.35億元；全國財政收入73930億元，全國財政收支差額10500億元，全國財政收支差額預計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　　

這就是我國當今社會不同于毛澤東時代的總根源！任何變革，面對著全國財政收支差額10500億元、中央財政國債余額限額71208.35億元和總體債務率在60%到140%的國家財政，都會心虛氣短，非超群絕倫者不能為之！絕不是極“左”分子幾句煽情的豪言壯語，更不是極右分子兩句美麗動聽的“民主”“自由”所能解決的問題。若有人獻出良策，相信胡主席、溫總理必將不吝封賞。　　

誠然，有人會想到外匯儲備。　2010年5月4日　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的《2009年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顯示：2009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34601億美元，對外金融負債16381億美元，儲備資產24513億美元。　　

換就話說，在我國外匯儲備中，屬于我們的只占33.17%，且在國內卻沒有任何物質基礎，又由于資本主義列強的封鎖也不能購回先進技術。　　

不錯，資本主義列強也是負債累累，尤其是美國早已到了天文數字。可他們同時也早已成為了發達國家，只要能依仗發達和霸權掠奪世界，就能維持，必要時還可以如冰島一樣賴賬不還。　　

然而我國卻是發展中國家，既無力掠奪，也無賴賬實力，如此貧困竟然負債累累，今后的日子該怎么過、發展之路該如何走？　　

這絕非常人所能解答的。所以，那些唯恐天下不亂、不學無術、不自量力的反共分子和極端分子，一旦面對如此巨額國家負債，必然是束手無策的傻眼了，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比蔣介石有過之無不及的對內剝削鎮壓、對外妥協賣國。　　

                     （七）　　

1988年6月，鄧小平強調：“形勢逼人，迫使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69頁）　　

所以，所謂改革，根本就不是有預謀、有組織的系統行為，既沒有想像的那么神話，更沒有編造的那么奇妙！有的只是形勢所迫、被逼無奈。　　

那么，是什么樣的形勢逼人，迫使進一步改革開放呢？　　

曾經有人指出：“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機導致了第一步農村改革一樣，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機也促進了城市改革。”　　

應該更明確：這三次危機，都是國家財政危機導致通貨膨脹所引發的社會危機，而國家財政危機的根源就是始于1979年以“促進全國安定團結”為目的，通過“放權讓利”形成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費，導致國家財政巨額虧損的所謂改革。　　

從此，我國社會經濟就被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費和國家財政巨額虧損所引發的危機，牽著鼻子改革開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至今。　　

其間，歷屆政府都不得不在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費的剛性、農村農民的貧困落后、當下的社會危機和今后的社會發展，這四個雞蛋上跳舞！直至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費的增長最終超出了國家財政承受能力，不得不忍痛割愛，轉為以千方百計防止國家財政崩潰為重點。　　

由此，不僅農村，而且占城市的勞動階級持續貧困、乃至絕對貧困，導致了國內市場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國家投資乏力，民族資本圖利艱難、投資不足，經濟危機重重。對此，國家被迫不得不依靠社會資源的貨幣化和商品化補充國家財政：一方面對資產階級步步退讓，不斷開放投資領域、提供優惠政策，誘導資本家擴大投資規模，另一方面嚴重依賴于引資和出口維持增長，形成了的“民進國退”、“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資本主義和半殖民地經濟的政策。　　

由此可見，現今我國的修正主義，就是在“促進全國安定團結”的改革所導致的國家財政巨額虧損的壓迫下，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亦步亦趨，在不以哪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正是這條“掛共產主義的招牌，實行資本主義政策”修正主義導致了改革開放形成了悖論：本意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結果卻變質成資本主義；本意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果卻產生多數人的貧困；本意是先富帶后富，結果卻是兩極分化；本意是搞活國營企業，結果卻搞垮了國有企業；……　　

或許有人以為，如果鄧小平不說“發展才是硬道理”，繼續治理整頓也不至于此吧。　　

想想當時的情景吧！外有東歐各國和蘇聯共產黨垮臺和資本主義列強封鎖的壓力，內有北京動亂的余波，正如鄧主席所強調：“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頁）　　

那么，能有什么問題呢？就是動搖執政掌權的法理基礎的問題。　　

以鄧主席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選擇了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經濟增長為法理基礎。這樣，一旦人民生活和經濟增長減緩，他們執政掌權就會陷入法理危機。所以，他強調：“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于主動地位。”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7頁）　　

就是因為深知“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所以，鄧小平發明了“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結束家天下，這個4000多年最根本性政治革命，必然要付出的歷史成本和代價！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評價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呢？　　

關于鄧小平，不僅自稱是第二代，就其實際所為，在毛澤東面前也像個孩子。努力表現一段時間，受到了毛主席表揚，然后就開始搗蛋；挨了毛主席的批評，就寫檢查，被冷落一段時間后，就又要求好好表現。毛主席對他呢，也像個長輩。他一搗蛋，就煩他；一看他的檢查，又心軟；他走之后，想他；他來以后，又不放心他。　　

鄧小平說：“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看看毛主席對他的了解：　　

“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斗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4號）　　

為什么呢？如他自述：“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2頁）　　

正因如此，鄧小平盡管主觀上是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可卻沒有把修正主義當做重要敵人。就能力和水平而論，毛周屬于一代領袖中的一流角色，鄧小平同陳云等一樣，屬中共一代領袖中的二、三流角色。　　

由此，也就隨波逐流，沒能跳出“求榮取辱”的歷史周期率：富人怨他改革出了貪官污吏，窮人恨他改革出了剝削壓迫，官吏怨他改革出了任人唯親，敵人恨他堅持社會主義……，總之是成了照鏡子的豬八戒，里外不是人、四面不討好。　　

然而鄧小平畢竟從大局上維護了毛澤東，堅持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要講。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堅持了“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10月，第369、321頁）　　

他以“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的態度反思道：“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354頁）　　

由此，也就為后人保留了回歸毛澤東路線的法理基礎。　　

尤其是，他還特別強調：“我還要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9和379頁）　　

由此，也就為后人保留了選擇各種手段回歸毛澤東路線的法理基礎。　　

不僅如此，鄧小平也實現了最高權力的和平交接，鞏固了結束“家天下”這個4000年以來我國根本性的政治變革，延續了毛澤東開創的和平年代。　　

正因如此，資本主義列強對鄧小平也是恨之入骨。雖然他們為了誘導修正主義路線的發展擴大，表面上也吹捧他，可決然不會像對待戈爾巴喬夫那樣，把諾貝爾和平獎發給鄧小平的。　　

所以，還是毛主席說得對！“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愿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愿。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4號）　　

如此客觀地評價鄧小平，既保留了鄧小平之后中共領袖執政掌權的法理基礎，又為他們提供了否定非毛化思潮的法理基礎。而只要否定了非毛化思潮，我國回歸毛澤東路線就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了。　　

這才是毛澤東思想！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像鄧小平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一樣，粉碎敵對勢力任何關于徹底否定鄧小平的企圖，以鞏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保護國家團結、民族統一。否則，就正中敵對勢力的奸計，既給敵對勢力幫了忙，又遲滯了我國回歸毛澤東路線。　　

古今中外，每次思想解放運動都必定推動一次社會發展的大躍進。歐洲文藝復興之后，是資本主義列強崛起；我國百家爭鳴之后，是強秦盛漢；道佛爭名之后，是強隋盛唐；理學興起之后，是強明盛清；“新文化運動”之后，是社會主義中國。　　

如今我國，幾乎就沒有什么不敢想、不敢干的事。千奇百態的人物、形形色色的思潮在盡情表演和展示，空前發達的媒體將他們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直接傳播給了人民大眾。　　

對此，最廣大的勞動人民已經作出了歷史性的選擇：重走毛澤東的路！　　

薄熙來的重慶“打黑唱紅”、周永康的井岡山宣誓、李長春六年三上韶山、賀國強致信寄語青年推薦《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張春賢四年半二十五次去韶山和中華大地經久不衰、無邊無際的毛澤東熱，表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無數血淋淋的事實從反面教育了我國人民和共產黨人，除了極少數頑固的自私自利者及其依然為他們所蒙蔽、裹挾的部分人之外，絕大多數人，無論出身、職業，不管學歷、能力，不計財富、地位，哪怕是貪官污吏、地痞流氓，只要是還稍稍有一點中國心，也早已認識到了：唯有毛澤東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才是民族獨立、人民幸福、中華民族揚眉吐氣地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唯一出路！　　

所以，走毛澤東的路，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無論是以大難臨頭、走投無路，不得不從上海到瑞金、從遵義到陜北的方式，還是以身陷囹圄、生死攸關，不能不和平解決的“西安事變”方式，亦或以“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方式，總之，中國人民必然是要回歸毛澤東路線的、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必定是要復興的！　　

任何逆勢而動、企圖螳臂當車者，不僅必將被社會前進的車輪碾得粉身碎骨，而且勢必被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為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唾棄。而因勢利導、順勢而行的識時務者，將是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功臣。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中華民族，必將重煥青春、一鳴驚人、一飛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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