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本真的生活？經歷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社會的一點體會         

現代人應該過一種怎樣的本真的生活？大多數人捫心自問會內心深處會渴望一種更輕松一點的生活：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如游戲，如旅游......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每個人必須選擇的實踐問題，是每個人將用其一生書寫的大文章。因而限于篇幅，我不想長篇大論，僅結合自己的體會，談一點看法，以拋磚引玉。

馬克思說過，人的類本質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人的生存意義就內在于人的自由自覺地生存活動之中。而自由自覺活動最主要的形式是自由勞動，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勞動是人的第一需要。但現實的人是很難理解的，怎么勞動會成為第一需要？現實的勞動人們避之惟恐不及，何談成為發自生命存在的第一需要？我們熟知的現實的生產勞動大多是折磨人的謀生活動。這種勞動不是我們內心渴望的第一需要，而是養家糊口不得不為的手段，勞動的過程不是確證人的存在價值的有內在價值的過程，而是皆欲逃避的勞役。記得十幾年前跟我碩士導師一起到峨嵋旅游。我的導師快60歲了，爬不動山路，就雇了架“滑竿”轎子，讓轎夫抬著。當我們一行旅游者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的時候。我聽到轎夫們的議論：峨眉山有什么好呢？我們整天在這里，怎么也沒見到這里有什么好呢？是啊，普通人即使徒步登山也是步履維艱，何況抬著人上山，累得氣喘吁吁，還有什么心情和體力峨眉的風光？這就是兩種不同的生命活動的鮮明對比：作為旅游者，我們的旅游活動具有內在價值，即使再勞累，欣賞大自然的歷程也是充滿樂趣的。但轎夫就不同了，抬載人“滑竿”上峨嵋的過程，對他們是一種折磨。如果不是為了賺一點活命錢，有誰會這樣做？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關系的產物。記得焦點訪談采訪的因公工傷事故失去一條胳膊的事故華山挑夫。老板沒有賠錢，為了生存他只好用一只胳膊挑擔上山。觀之令人心酸。我們身邊經常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一個人背著我們幾個人抬都抬不動的冰箱往樓上移動，僅僅為了每天的十幾元錢。再想想經常聽到的礦難事故，使我們對馬克思關于“異化勞動”的理論有了深刻的體會。異化勞動與低下的生產力水平有關，也與社會關系和人的身心狀態有關。在市場經濟社會一般老百姓為謀生不得不干有損身體健康的體勞動是異化的，而高級從事精神創造性活動的腦力勞動者同樣也是異化的。比如現在高校教師，每人至少承擔80年代兩到三倍的教學工作量，受者精益化管理制度的嚴格約束，從準備教案到授課過程都有規范標準制約、有教學督導員檢查，而在課余則面臨科研崗位量化的科研指標的壓力，不得不伏案寫作，或進行課題研究。很多人30多歲就禿了頂，白了發，許多人患上了嚴重疾病，有的人甚至中年夭亡。記得我博士剛畢業那個月，我所學習的學校死了三位知識分子。有一位是不到30歲的博士，是我的老鄉，孩子還不到3歲。觀之令人唏噓。知識分子的科學研究活動本來屬于人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然而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現實的市場經濟的牢籠中，卻成為奴役人的異化勞動。勞動是人的本質，是人區別于動物的基本點，但異化的勞動都成了被迫的勞動，對勞動者成了外在的東西，勞動者在勞動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覺得不幸；不僅在肉體上受到折磨，而且在精神上受到摧殘，這種勞動已不是自愿自覺的勞動，而是被迫的。異化勞動使人喪失了人的本質。正如莊子所說處于自由自在“天放”狀態的動物被套上籠頭，變成不得不賣力干活的牲口。按照經濟必然性的觀點，異化勞動是使自由勞動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這是從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律看的， 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機械地看待理想與現實的關系。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并非是不可企及的未來的烏托邦，而是現實的運動，就內在于在現實的生活實踐活動中。這需要正確看待目標與過程以及理想與現實運動的辯證關系。在人的生存活動中，如果只講目標，不計過程，具有強烈的工具目的理性，那么生存過程僅僅是實現生存目標的手段，生存目標對生存過程就完全是外在的，如此生存過程變成了無休止地追逐目標的異于生命本真展現活動的緊張忙碌異化過程。這種異化的生存活動正如叔本華所說，在生存意志（欲望）的驅迫下，成了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擺動的過程。當欲求的目標達不到的時候就痛苦，當欲求的目標實現的時候，就精神空虛。但還有另一種不同于工具目的理性的生存方式，那就是目標內在于過程的自由自覺地創造性生存活動。這種生存方式在追求目標的同時淡化目標的強烈追求，把目標內在于生存活動過程中，則過程就是具有內在利益的，就成為自由自覺本真生存活動。比如莊子講庖丁解牛，解牛本身就是一種樂趣，他的目標不僅在于活動的結果，而且在于活動的過程中。一般的屠夫宰牛是為了取得牛肉，即為了取得某種物質利益的目標，這個目標是超越的。但是《莊子·養生主》講的寓言庖丁解牛，解牛活動本身提供了一種精神價值，所以他的目標是內在的。同樣的道理，人類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就必然以自由王國做為總目標。這個目標是超越的。但是它又是內在的，自由王國就是在人類社會史中展開的。人類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發展過程，表現為螺旋式地前進運動。自由王國可以說是終極原因，這是就其超越性的一面說的，它是人類所追求的未來的目標。但是終極原因又是相對的，它展開為過程，因而是內在的。就其內在過程來說，自由王國又是人的活動的內在原因。因而，終極原因就轉化為人的活動的自因和相互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相互作用之外，再也沒有什么終極原因了。終極原因實際上就是人的活動的自因，即以自身為原因以及過程中間的相互作用。因此，價值實現來說，“自由王國就在各個個性為自因和相互作用中展開的，所以自有的目標和走向自由之路是統一的。”[1]從個人和社會關系來說，社會將成為自由人格的聯合體。自由人格的聯合體，從超越的、終極的意義上來說，是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終極理想社會。但從內在于活動過程的意義上來說，人類的每一個重大的進步都可以說是有助于個性解放，并促使社會組織成為友好團結的組織，人際關系成為平等、互助的關系。因而最有個性的聯合體的美好理想，并不是永遠達不到的極限。它使我們的未來的美好目標，但是他同時也是普通人在生活實踐中可以體驗到現實的可能性和出于人性要求的結合。真正的愛的關系，不論是性愛、友愛、家庭關系和師生關系，人和人之間總是互相尊重的，在這種愛的關系中人感到自己的個性有自由。真正有戰斗力的革命組織，真正合理的教學組織、勞動制度要求有愛和信任的關系，有共同的精神聯系紐帶。比如中國古代乃至今天存在于窮鄉僻壤的某些家庭倫理共同體組織、薩特所說的革命時期人民群眾結成的“融和共同體”，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某些合作社組織和企業單位組織。在這些組織中間，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人們感到人格是自尊心有相互尊重的，這個組織顯得生機勃勃。如果缺乏這種愛和信任關系，組織就成了個性的束縛，就會失去活力。這都是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體驗到的。因而，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并不遙遠，它正是人類生存經驗的概括和要求。　　

在20世紀80年代末，我們進大學教書那些日子，生活雖然清苦，在沒有教學科研壓力，大學生們的學習是發自內心的追求知識的活動，而老師教書也是發自內心的傳授知識的過程。同事之間充滿著溫馨關懷，讓人賓至如歸，實在是令人懷念的歲月。那樣的共同體生活雖談不上合乎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但現在想來，那種大學教書生活就是沒有壓力的接近本真生存活動的。　　

更美好的歲月回憶是70年代上小學和初中時期的農村人民公社基層革命倫理共同體的學習、勞動生活。那時雖說整個社會存在政治異化現象。但就社會基本的共同體形式，無論是農村的人民公社共同體，還是城市企業單位共同體滿載很大程度上正如美國華裔學者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所描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儒家大同理想的倫理共同體的實現。在這樣的共同體中人既“安身”又“安心”，有一種革命的平等主義話語下溫情脈脈的倫理之愛的擴大。盡管當今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出于其政治需要，把文革某些極端時期具有某些武術文化的個別邊遠地區的野蠻現象作為普遍化案例妖魔化為那時中國底層人民普遍的生存形態，但抹煞不了普通人的真實的記憶。社會基層生活有一種路徑依賴的自組織的深層結構，從原始社會的村社共同體，到三代封建社會的基層村社共同體，再到官僚制社會的基層家族倫理共同體乃至民間社會擬血緣結社團體，再到計劃經濟時期公社單位體制，有一種相似的社會倫理共同體的理想型的社會結構細胞。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歷時恒在，承載著中華倫理共同體文化的基因。　　

就我切身的村社基層生活的體會，那時候的村社共同體，的確不是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傷痕文學中妖魔化的那種扭曲的政治漫畫般的情形。那時候農村村社成員的生活從衣食住行到婚姻精神生活，猶如一個倫理大家庭，正如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所表述的，是既安身又安心即可以安身立命的。那時候農村教育基本免費普及了初中教育。社員的孩子上小學就在本村，上初中在一、二里方圓的“聯中”（各村聯合辦的中學）。小學主要由民辦教師教學，個別是公辦教師。初中是公辦教師和民辦教師參半。因此教育成本非常低，我記得那時候上學也就是花幾分錢買張紙、買支鉛筆。不像現在孩子上小學要到很遠的學校。上初中就要住宿，花費很高。那時候的教育方針講學習要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因而學校經常搞一些義務勞動，還舉辦豐富多彩的藝術活動。實際上就是素質教育。記得當時電影“閃閃的紅星”播映，其主題歌到處流行。我們的小學教師，根據歌曲的旋律排演了集體的紅纓槍舞蹈，參加人民公社的演出還獲得了獎勵。我自己本人演過很多呂劇節目，到聯中、到公社演出，還獲過獎勵。在參加義務勞動和藝術活動的同時并沒有耽誤學習，我們的小學　班主任　老師是一個高中畢業生，是一位普通的民辦教師，他說我這一生就是想培養有用的學生，他本人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改革開放后因此調到了縣教育局工作。因此經常讓我們做“雞兔同籠”之類的數學難題，還根據學生的生活體驗進行作文比賽。我在一二年級是學習不是很好，由　于　老師在一次寫作文時表揚了我。從此我的作文水平迅速提高。經　常被　老師作為范文宣讀。我做數學試卷經常不到時間結　束　老師過來看看說：都做對了，你交卷吧。那時候學生在農忙季節放假。放假后參加生產隊的生產勞動，也是美好的生活回憶。在小麥收獲的季節，我們一群小學生在一位有一定文化的社員的帶領下經常從事撿麥穗的活動。藍藍的天空，金黃的麥田，綠油油的樹木，獵獵的紅旗，此起彼伏的歌聲和爽朗的笑聲，回蕩在豐收了的小麥的撲鼻的香味之中。在休息的時候，我們坐在麥堆旁，聽領我們揀麥穗的社員講革命戰爭的故事，有時候也講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回想起來，那時人的生活是艱苦的，老百姓手中沒有什么錢，據說那時候全村誰家也找不出一千塊錢。年底的分紅每家數百元錢。但人際關系是平等而充滿親情的。從生產隊長到大隊書記都要親自帶頭參加勞動，老百姓也可以跟村干部打打鬧鬧，經常是幾個農村婦女把大隊干部按倒，鬧著要脫他的褲子。農閑時甚至干活時，人們聊著天，或哼著小曲，勞動過程是輕松愉快的。比較勞累的勞動就是麥收、秋收一、兩個月。但是由于耕作、脫粒都實現了機械化。實際勞動強度并不強。比較來的是需要挑燈夜戰，連夜給小麥玉米脫粒。遇到下雨的時候，人人往曬糧的場園里跑，因為那里有集體的糧食。那時候的教育使人形成了集體主義的觀念。當時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為了找回集體的羊群而凍傷收繳的故事就是當時社員集體主義精神的典型例證。那時不僅村干部帶頭參加勞動，鄉里的干部時也經常下基層蹲點，并非是走馬觀花看看，而是帶頭參加生產隊的勞動。記得有一位到我村蹲點的老張張得白白凈凈，就整天在地里干活，臉都曬黑了。那時候人的心情是開朗的，生活是無憂無慮的。從照片可以看出來，眉間都是開朗的，那種笑是發自內心的、健康的、純真的。那時候人活得沒有什么壓力。[2]孩子上學不用花錢，生病了有赤腳醫生。記得那時候我母親患慢性病，農村的赤腳醫生隨叫隨到，經常是半夜赤腳醫生就被叫到我家打針。我還寫了篇作文被當成范文在班上宣讀。農村赤腳醫生一般經過上級醫院的系統培訓，具有西醫和中醫針灸等醫術。很多流行病都提前預防。老百姓很少得病。那時候疾病不像現在那么難治。感冒喝點紅糖姜水，對多吃幾片感冒藥就好了。至多打一針退燒針就好了。百姓有大病到縣人民醫院看病也花不了幾個錢，回到農村合作醫療室還能夠報銷。由于那時候日子過得比較清貧，所以學生們放學之后就到野地里挖野菜、割野草，以養兔、養雞，弄一些收入，改善一下生活。我們家鄉山清水秀，西北部是平原、大海，東南方是丘陵、青山。我們割野草的時候，經常去的是東南方向的丘陵地帶，越過一條彎彎的煙濰公路，一里開外，就是灌木叢生、野兔出沒已經湮沒的古代的“官道”,人跡罕至，既荒涼又神秘，引起孩子們探險的興致。抬頭看去，東南數百里外是畫一般的青翠青翠的東山，碧藍的天與山的深翠色的藍相互映襯，真的如畫一樣的美。回頭望去，西北方的大海猶如一條銀色的彩帶，掛在天邊。環繞村東河村北的是一條彎彎曲曲潺潺流水、清澈見底的小河，小河蜿蜒饒村向西南再轉東北，流向大海。河邊是白色的沙堆，莽莽蒼蒼的蘆葦，以及不知名的灌木。小魚在河里靜悄悄地游著，見到人慌忙的躲到河草叢中。夏天到來的時候，我和弟弟經常瞞著大人到河里游泳。有時候清晨起來，穿過小河，向西北走向大海。在一眼望不到邊的海灘上拾海鮮。然后在傍晚踏著余輝，在此起彼落的蛙聲中，返回村莊......那種生存環境正如海德格爾所描述的，是天、地、神、人現場的生態境域。　　

然而這些少年時期美好生活的回憶和鄉村生態化的家園，只能是留在回憶當中了。隨著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發展，我的家鄉所在的縣已成為全國百強縣前50名。先是村辦企業，然后是私人企業，遍地開花，沿著公路，形成了一片片工業社區。原先民國時期依據地勢修建的彎彎曲曲公路，現在也取直了，從我們村莊穿過。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交通安全成了隱患。這幾年我家三位鄰居，原來屬于一個生產隊的，先后有三人被汽車撞死。最近公路又要擴建，我二哥的南屋在拆遷之列。隨著經濟的發展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家家蓋起了大瓦房，戶戶通上了自來水。然而村里的水幾乎不能喝了。許多私人企業排放的污水，污染了村北的小河。村北作為自來水來源的井水被污染。后來又在村東南打了另一眼井作為自來水的來源。然而就在村南十里處形成了方圓數十平方的塑料加工污染區。莊稼已經不能種了。許多鄰村已經買水喝了。從我們家鄉村北小河下游的人們深受污染之害，聯名上告，但由于這些企業是地方稅收來源，最后也不了了之。這些污染生產區據說是從南方廣東轉移來的，而當年南方污染生產企業則是從發達資本主義夕陽產業的轉移。正如生態社會主義者所說：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僅在社會關系上是充滿剝削和非正義的，在生態關系上也是非正義的。西方國家的良好生態環境建立在對第三世界的樹木毀壞和土壤的有毒廢物傾倒實現的，正如一個優雅的超出尋常的飯店的精致外觀，只有通過一系列日益骯臟和令人惡心的后房和廚房才能成為可能。[3]而在第三世界國家這種不平等的運作機制又在不同層次上復制。富豪的生態化的高檔別墅區是以廣大平民的污染的生態環境為前提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家鄉的人際關系也發生了分化。比我高一屆的一位初中同學不知什么原因老婆離了婚。孩子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現在農村人治不起病，大病只能等死。大概由于污染的緣故，現在農村里得病的人特別多，還有許多精神疾病患者。……老百姓解釋不了社會現象，有人就說是村里風水破壞的緣故。　　

我們村是明朝洪武年間從四川（不是山西）遷移過來，有村頭立碑可以為證。當時老祖先見這個村子的時候，大概受當時風水觀念的影響，雖是整體結構依河流而建，村子的整體結構成“元寶”形。村莊主體大街為東西走向，是“元寶”的底部結構的“邊”。街道中間是一條河道，上面建有小橋。60年代的時候，街道中間的河道還有流水，流水的源頭來自村東北的泉眼。村子西南街道和東南街道是彎曲的，是元寶形結構的兩個側邊。隨著農業用水的增多，地下水位下降。村里河道的水流到70年代后期就斷流了。由于經濟的發展，老百姓紛紛蓋達房子。村里重新規劃了街道的結構，填平了東西走向主體街道，拆掉了小橋，打上了水泥地，并將主體街道東西走向取直，正沖我家的祖屋，我家剛翻新的祖屋被迫搬遷。由于這幾年村里是引起疾病、精神疾病的增多，以及鄰里矛盾糾紛的增多，還有村里考大學的人數的減少等現象，老百姓都歸咎于村里風水的破壞。從考大學來說，在80年代全國招生只有二三十萬的時候，我們村就考上許多大學生，我就是其中的一員。而這幾年大學擴招了，村里考大學的人數反而減少了。老百姓不理解就有人說是風水的緣故。其實這主要是社會關系失衡的結果。社會現象的出現生態環境與社會生態環境協同的結果，但主要是社會環境的因變量，生態環境的作用是長期起作用的因素。社會變遷的原因主要是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的變化，從而引起生態環境的變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品交換關系滲透到農村社會人際關系，人和人之間的利益沖突開始激化。有一年我春節回家探親的時候，聽到一個令人震驚的事情：我鄰村的初中的同桌同學，也是我初中語文教師的兒子，因為被村干部爭奪養殖場，不服軟，被村干部著一幫人亂棍打死了。這是農村基層社會組織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利益分配產生的矛盾現象。正如揚帆所說：“權力資本發展，即權力創造市場的第一階段，是農村承包土地時，有 20 億人民幣的集體財產落入集體干部手中。”[4]在政策導向下得計劃經濟村社公同體人為的解體過程中，原屬于村社公共體積累的財富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卻落入村社干部的手中。我鄰村的同學與村干部爭奪的實際上也就是這一部分利益。在市場經濟的公社體制解體的過程中，并非是中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完全是老百姓自發地選擇。實際上，在一些像我們家鄉那樣農村集體經濟較富裕的地區，老百姓是不愿意分田單干的。記得我上大學時期，我們教政治經濟學的老師，給我們布置了暑假的社會調查的任務，我們班同學社會調查的結果令我調查的結果是一致的。在公社社員中存在的一股很強的抵制情緒。大家過慣集體的生活，讓他們從此自己為自己負責，一時出現了不知所措的抵制情緒。其實現在他們過慣了個體小農生活讓他們再回到集體生活也不見得很習慣了。諾斯說社會變遷有一種路徑依賴的慣性，其實任何社會變革都是會遭遇習慣力量的阻力的。但在權力本位的中國社會政治導向的力量是巨大的，無論是由自然經濟向合作社集體經濟轉型，還是有集體經濟向個體經濟轉型，都不可能是自發的，是政治強力主導的結果。在近現代的中國，正如曹錦清所說，社會變遷是觀念主導政治，政治主導經濟，與西方的經濟基礎變遷決定上層建筑的變革，正好是相反的。這種觀念主導下的趕超式的現代社會變遷過程帶來巨大的社會負作用。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扭曲。造成生產力的破壞。比如家鄉分田后，集體經濟時期積攢的耕牛、拖拉機等能拍賣的被“叫行”拍賣了，不能拍賣的如大型的脫粒機放在場院里銹壞了。曾經實現機械化的集體經濟一夜回到了個體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水利設施失修，農忙時正水源以及無法抵御自然災害等小農經濟的弱點都顯現出來。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社會調查報告描述的情形是真實的。　　

我上述所描述的我們家鄉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所發生的種種現象，只是近現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一個縮影。這種現代化的社會轉型從更深遠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過程來看，它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其實都是其他民族資本主義現代化、全球化歷史進程中曾一再經歷過的普遍的現象。市場導向的現代化社會轉型過程，從社會結構來說，也同時是傳統的倫理共同體破碎化的過程。原來可以安身立命的溫情脈脈的倫理共同體，破碎化為市場經濟中原子化的個體的理性經濟人。社會組織形態由倫理社會轉變為黑格爾所說的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的“市民社會”。失去安身立命的倫理共同體的生存家園的理性經濟人的生存方式必然處于無序的狀態，因而產生很多社會問題。倫理共同體解體后的農村社會失去共同體制度和倫理文化的約束，人性的“惡”的一面涌現出來，造成此起彼落的違法犯罪現象。原來在集體經濟時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犯罪率極低，人民公社管理者也就是八大員，至多不過十幾人。電影《海島女民兵》描述的由社員組成能夠的基干民兵成為維持社會治安的有生力量。但現在情況變了。記得有一年回家過春節。聽說一位億萬富翁因為競選村干部，在大年三十數千萬的資產被人點了火。還有一年又一位出租車司機，被三個小青年追到村里巷子里殺死，他呼救的時候也沒人管。現在在地里干活的仍是原來在計劃經濟時期生產隊干活的人們。現在農村的姑娘要價一位正兒八經干活的小伙子也很難了。現在小伙子只想發大財。發不了財就變為為小痞子，違法犯罪。村里賭博成風。我家所在的巷子里這幾年也住進了職業妓女。……　　

因而如何把有機聯系的市場經濟關系中精神渙散、彷徨無疑、生活畸變的人們在精神上有機地結合起來，為其重建安身立命的既合乎人的目的又合乎自然發展的可持續的倫理共同體，是現代化過程當中一個難題。近代以來，從保守主義的清流派、中體西用派，到新儒學派、文化復興運動，到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法治派，再到人民民主主義的民族革命派，所有社會階層的努力都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由于是學習西方的觀念主導下的趕超式的現代化，因而這一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較之西方社會更尖銳，更難以解決。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從社會結構轉型來說，曾經在相當程度上，成功地把近代被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小農自然經濟的共同體，在更高層次上整合為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企事業單位體制的倫理共同體，從精神上和和社會關系上把人類整合起來，從而煥發出極大的精神凝聚力量。“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說法，就是當時社會精神凝聚力量表現。這種新的倫理共同體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成功地解決了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矛盾。比如農村自然經濟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問題，毛澤東時代通過集體經濟的力量，興修水利，成功地解決了吃飯問題。我的家鄉解放前土地的生產力每畝也就是幾百斤糧食，到了70年代糧食畝產達到了1,000多公斤。這種糧食產量的增加，主要是依靠施用綠肥的生態技術的方式實現的。我記得70年代當時生產隊的主要勞動任務之一，就是“積肥”。一是把老百姓生活的糞便轉化為有機肥，反饋的土壤中以保持地力。同時還把農作物秸稈發酵成綠肥反饋到土壤中。有的地方的老百姓還用農作物秸稈生產生活用的沼氣。因而當時的經濟模式實際上是循環經濟的：土地生產糧食，農民生活消費糧食，生活消費產生的垃圾作為有機肥反饋到土壤當中，從而形成了生產—消費——還原的農業循環生產過程。這種生產生活方式，成本很低，對自然的破壞很少。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離開農村，一方面產生了農村社會留守家庭的問題，也產生了城市社會生活問題。從循環經濟的視野來看，現代工業社會化生產，打破了傳統的農業循環經濟模式，使生產者、消費者和還原者，成為相互分離的結構，不再產生循環經濟的生產。其中生活垃圾的處理稱為巨大的社會公害，社會生活垃圾不能均勻的還原到土壤當中以增加地力，集中起來使局部地區富營養化，產生了環境公害。對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影響是，一方面，生活脫離了自然生態系統的本真生存境遇，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家園，另一方面，在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的影響下，人們的生活不再滿足于生命本真的基本需要，而是追求消費主義廣告文化刺激起來的無限貪欲的弗洛姆所說的“欲求”。生存的目的不再是溫情脈脈的人倫關系中的安身立命，而是物質利益的貪欲。正如本·阿格爾所說：“根據消費狀況判定一個人的幸福是當代異化的特征”。[5]享樂主義的人們的消費目的不再是生存基本需求，而是個人的心理欲求。在消費心理上相互攀比、追求時尚。在廣告文化之下，“事實上，我們在‘吃’一個幻想，而與我們所吃的物品沒有關系。我們的消費行為根本不考慮我們自己的口味和身體。我們在喝‘商標’，因為廣告牌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樂的照片。我們在喝那幅照片。”[6]這種消費觀念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一種揮霍性的消費。“用我就扔”成為當代消費生活的主要形式。這種消費與人們的世紀生理需求相脫節，只片面追求暫時的心理層次的滿足，一方面攝入高脂肪、高蛋白和高食品，導致身體肥胖、血壓增高，另一方面不得不依靠減肥藥和加強身體運動的消耗掉身體多余的脂肪。人們一方面依靠現代的工具代替徒步行走，另一方面不得不花費專門的時間進行體育鍛煉。比如我周圍人的人們，雖然工作的場所騎自行車只有十幾分鐘，出于和他人的消費攀比心理，紛紛購買轎車前去上班。本來大多數教師通過國家福利分房政策已經擁有100-145平方的住房。單位還要蓋170-270的住房，大大超過人實際需要的水平。這增加了生活成本，污染了環境，浪費了資源，也不利于自己的身體健康。這種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是完全是以與人的生命本真需要的異化生活方式，人類的生活活動不再是展現、體現生命生存本身的內在意義，而是變成了商品消費的奴隸。人類為了獲得比別人更好的消費品，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從事賺錢的異化勞動。當正常的異化勞動不能獲取高額的報酬時，人們往往會鋌而走險從事犯罪活動，或者不顧倫理，從事非法的色情活動。這嚴重地敗壞了生命的本真存在狀態。使人異化為一種理性經濟人的小人。異化勞動和異化的消費主義生活在使人類自身異化的同時，也造成了自然的異化。馬克思認為，異化意味著從自身方面的分離，自然是與人內在統一的關系，因而，自然的異化就意味著把自然與社會的分離及外在化。因而對馬克思來說，克服自然的異化意味著，通過消除它的巨大的外部性和控制與規范它對整個社會的用處來堅持自然的人性。而對深生態學家來說，克服自然的異化意味著，通過“與環境和諧的生活”，尤其是通過承認自然規律在我們之上的力量（如負載能力）和通過力圖不去改變自然從而“輕松地在地球上生活”來堅持人類的自然性。因為，自然是價值的源泉（它“最了解”自己），如果我們不遵守它的規則，自然將處在危險之中。深生態學家要求我們尊敬自然并且保護它。[7]　　

人的異化、社會的異化、以及作為人的有機身體的自然的異化必然造成個體身心的巨大痛苦，而個體身心的巨大痛苦又促使人對本真人與自然和諧、人與自然內在統一的生態生活價值理念的覺悟。當前世界范圍的綠色和平運動以及盛行于西方的“后物質主義”（post-matierail value）價值觀的形成為人們本真的生活提供了覺悟的參照，而當前政府倡導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以及“循環經濟”的思想，為人們人與自然和諧的本真生活方式的形成能夠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而西方綠色和平運動、生態社會主義運動以及生態現代化運動，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造合乎人和自然協同發展的社會形態、文化理念、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大體有三種思路：　　

首先，生態中心主義者思路。在文化理念上信奉自然的“內在價值”、自然權利以及人與自然道德共同演進的本質需要，在經濟發展上強調增長的極限和零增長，在社會政治觀上信奉社會建立在激烈可更新能源利用與適當技術基礎上的自治共同體的社會合作能力，即生態社區主義

其次是綠色改良主義的思路企圖在現有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結構中的框架中,進行生態市場經濟的改良或生態現代化：要求在政治、立法和教育制度上適應環境的要求，通過生態立法或綠色稅收等措施，建立綠色制度約束，把市場經濟的對環境的負外部性內部化，實行生態經濟或循環經濟或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方式。　　

第三是生態社會主義的思路。強調生態環境危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認為可持續的、生態健康的資本主義發展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剩余價值最大化的追求，必然造成對人的剝削和對自然的剝削，必然造成人的異化和自然的異化。資本主義生產和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環境和社會正義的要求是根本沖突的，資本主義對剩余價值的追求是無法顧及“社會、政治、地緣政治或生態后果”[8]。資本主義的生態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持續地吞噬掉維持它的資源基礎”。同時，在自由市場中，資源保護、再循環和污染控制由于提高生產率和使用價值最大化的動力而受到阻礙。對企業來說有利的是使收益內在化、成本外在化，讓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支付它們。開采資源獲取它們的價值而不考慮他們對未來生產率的影響，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將其轉嫁給未來。成本的外部化還可以在空氣、水、土地的污染中，在偏好公路而不是鐵路運輸中，在一次性產品和包裝中和事實上通過機器生產實現的“合理化”中看到。[9]資本主義的生態矛盾是可持續的和“綠色的”資本主義成為一個不可能的夢想，因而是一個騙局。“世界上所有的綠色消費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總的消費必須和是資本主義運轉的投資保持一定的關系，而且這一總消費不是由消費者而是由利潤與積累率和信用制度的限制來規范的。”[10]發達資本主義的富裕水平總體上是建立在十億人生活在絕對貧困中和所有其他的令人厭惡的不平等基礎上的。第三世界接受資本主義而加入神奇富裕競賽的人口越多，可以肯定的是，持續經濟繁榮的總體水平和環境質量將越下降。[11]西方國家的良好生態環境建立在對第三世界的樹木毀壞和土壤的有毒廢物傾倒實現的，正如一個優雅的超出尋常的飯店的精致外觀，只有通過一系列日益骯臟和令人惡心的后房和廚房才能成為可能。[12]因而生態社會主義主張徹底改造反自然、反生態和反人性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的制度。生態社會主義是“一個建立在共同所有制和民主控制基礎上的社會，生產完全是為了使用而不是為了銷售和獲利，旨在提供一個人類在其中能以生態可接受的方式滿足他們需要的框架。”[13]社會主義的發展可以是綠色的，它建立在對每個人的物質需要的自然限制這一準則基礎上。社會主義的生產可以再自然能力的限制范圍內豐富人的需要，包括食物的多樣化和精致化、建筑技術的藝術化、良好的教育以及多樣性的休閑消遣、更多的旅游。[14]生態社會主義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把社會和自然的關系看作是“彼此是對方的一部分”，“在一種循環的、互相影響的關系中不斷地相互滲透和相互作用”[15]的關系，持一種長期的集體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短期的個人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它既反對現代工業化對自然的統治，又強調人類對自然關系的集體有意識的控制。人和自然的關系是一種管理關系而不是破壞關系。真正的人類自由可能只存在于人化的“第二自然”中。因而，它將致力于實現可持續大發展，既是由于現實的物質原因，也是因為它希望用非物質的方式評價自然，后者是為了人類的精神福利。[16]它強調人和自然的統一，但是反對對自然的神秘化和唯心主義傾向。　　

我認為上述三種思路對我們探索生態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社會形態都具有啟示作用，應該在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指導下，結合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將其有益的思想整合起來。　　

生態社會主義對環境危機的資本主義制度原因的揭示是深刻的，生態社會主義徹底的否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案與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綱領是一致的。共產黨人不要妄想通過與資本主義妥協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執政地位，因為很顯然共產黨人的自性是根本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適宜的政黨組織形式是西方式的自由主義政黨體制，如果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用不著共產黨人。共產黨人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果是為資本主義政黨作嫁衣，制造自己的掘墓人，最終危害的是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共產黨人要堅信我們的理想是與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與自然界的生態演化規律是一致的。一個符合人類與自然協同演化規律的政治力量是無堅不摧、不可戰勝的。當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也要借鑒西方政治思想包括生態中心主義、綠色改良主義的優秀思想，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循環經濟，制定生態立法和生態稅收政策，建立一個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以及人與自己和諧的社會主義的生態市場經濟。其中生態中心主義的“生態社區”的生態共同體思想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何把生態社區共同體思想與中國傳統和計劃經濟倫理共同體的經驗結合起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新的生態社會主義的倫理共同體是一個重要挑戰。中華民族新的安身立命的共同體的建立是社會文化生活方式的規范化，因而關鍵在于形成新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自己的和諧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簡單地從異域移植的，而是從中華源遠流長的生活傳統長出來的。如果說毛澤東時代街和人民革命的文化與傳統文化曾一度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共同體，那么在經歷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中華民族有能力重建新的安身立命的共同體。在新的生態社會主義的生態倫理共同體的社會與自然環境中，作為適應新的倫理共同體生存境域的“生態理性經濟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才能確立。這是一種生態審美活動與生態生產活動、生態消費活動以及生態交往活動內在統一的自然主義與人本主義統一的本真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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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馮契著：《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頁。　　

[2]西方學者指出：前資本主義的共同體社會，盡管在很多方面是壓抑性的，但在某些方面仍然是“生態中心論的”：“社會中也有非常艱辛、枯燥的工作，但工作是在與別人合作的狀態下一種休閑的節奏完成的。其中，它允許聊天和唱歌，允許嬉笑的放松，家庭式的溫情和審美的觀念的存在‘這種經濟提供了我們今天幾乎忘卻的某種重要東西，那就是休閑：不是擺脫工作而是身處其中的自由。’[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頁，轉引L芒福德：《技術與文明的未來》，倫敦自由出版社1934年版，第56頁。

[3]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頁。

[4]楊帆：《權力資本化及中國改革的危機》載《1978-1999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報告》電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頁。原載：《中國改革報》　1998年7月8日　。

[5]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頁。

[6]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會》，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頁。

[7]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頁。

[8]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頁。

[9]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36頁。

[10]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轉引詹姆斯·奧康納：《社會主義和生態學》參見《詹姆斯·奧康納所編會議論文》，第13～15頁。

[11]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頁。

[12]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頁。

[13]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337頁。

[14]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頁。

[15]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頁。

[16] [英]戴維·佩珀著，劉瑩譯：《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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