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五談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
（一）
按照目前官方主流說法，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下面，先從歷史角度看看這種說法的來源，即它是怎樣產生的，延續了多長時間，會出現什么影響。
這個說法的首次公開提出，是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
在八屆一中全會上，剛入選政治局的鄧小平作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黑體字是我加的）。
不久以后，毛澤東同志否定了這種提法，認為，“在社會主義建成以前的整個過渡時期，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并在八屆二中全會（1958年）上形成了正式決議
這種觀點不斷完善，延續了二十年時間，直到毛澤東同志逝世以后，鄧小平掌握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1978年12月），重新將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確立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以后各次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直到2007年的十七次代表大會，依然強調，“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
而在近期召開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上（2009年），除了“肯定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認為，中央政治局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一中、二中、三中全會精神”（《 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隆重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來源同上）， 除了提出黨內存在不少“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沒有涉及并重新提出主要矛盾問題。
可見，由鄧小平重新提出并經過反復以后在1978年恢復了“正統”地位的官方說法，延續了30多年時間，至今沒有發生變化，影響極大。
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研判中國國情，研判當前形勢，從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沖突中，尋找并確定在當前社會中起主導作用的矛盾是什么，并以此為依據，制定路線方針政策，運用自己的組織力量反對或糾正錯誤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推動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執行，這是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擺脫錯誤路線的干擾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經驗。在社會主義以前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這種方法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正確判定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對于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時期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樣極其重要。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對一個執政黨來說，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不僅決定了這個執政黨的前途和命運，也決定了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如果中國共產黨對主要矛盾的判定發生了偏差，以這種判定為依據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也必然會發生偏差，甚至出現重大錯誤，造成極其嚴重的社會后果。
因此，我們每一個人，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只要你是一個中國公民，就無法回避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研判所造成的影響，而應當積極研究并參與到討論之中。
（二）
我們所說的主要矛盾，是指在復雜事物發展過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矛盾，是只要抓住了這個矛盾其它一切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或者從根本上獲得了解決條件的矛盾，而不是一種處于次要和服從地位的矛盾。
很明顯，在中國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以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確實長期存在。但這一矛盾反映的主要是人與自然界的關系，是提高生產效率滿足人民物質需求的關系。沒有反映出“人與人之間在生產過程中的所有制關系、交換關系和分配關系”。也就是說，沒有反映出本來意義的社會關系。
因此，這一矛盾是否在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中居于支配地位并起著主導作用？在持續解決這一矛盾的過程中，其他次一位的社會矛盾是否有可能“迎刃而解”或者獲得了解決的根本條件？或者這一矛盾受到其他矛盾的制約，僅僅是一個次要矛盾？——這就是判定這一矛盾是否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的理論依據。
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所面對的國內國際矛盾錯綜復雜，極具多樣性。
例如，國際上，中國長期處于帝國主義的軍事包圍之中，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帝國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的矛盾長期存在；在國內，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同復僻資本主義的一小部分特殊階層的矛盾與斗爭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活資料個人所有的分配制度的矛盾長期存在；在思想文化領域，幾千年私有制形成的“奴隸文化”、“愚民文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成的“奴才文化”、“買辦文化”，這些以資產階級法權為基礎的腐朽落后的文化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新產生的共產主義文化之間的矛盾長期存在；在共產黨內，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長期存在；綜合起來，就是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長期存在。
這些矛盾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相比較，顯然更加重要，顯然更加“居于支配地位”。它們不可能因為生產效率有所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便“迎刃而解”，或者獲得解決的根本條件。相反，如果這些矛盾之中的任何一個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將變成虛假的空頭支票，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會完全失去解決的基礎。
很明顯，在帝國主義的軍事壓迫下，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是第二位的，而這種戰爭實際上是國際上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僅僅靠生產，無法防止戰爭。一旦發生戰爭，其它所有矛盾全都要讓位于這種國際戰爭形式的階級斗爭；在國內，資本主義如果復僻了，情況又如何？即使生產再多的物質財富，直到出現嚴重的生產過剩，人民除了承受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也無法得到更多的消費品，物質文化需求僅僅是一句空話，根本不可能得到滿足；失去了公有制，連按勞分配這種帶有資產階級法權的分配制度都無法實現，社會只有一種分配制度——按“資”分配，物質文化需求只對社會上極少數人有意義，對大多數勞動者，他們只能屈服于最低生存條件被迫成為資本的奴隸，根本無權享受少數人所專有的永遠填不滿的“物質文化需求”——那是剝削階級夢寐以求、極度奢侈糜爛、反人類道德、極度驕奢淫逸的獸性需求；而即使資本主義復僻沒有發生，意識形態領域內腐朽落后的文化也一定會使社會生產更加落后，這一矛盾的解決，也不可能單純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物質財富來解決，而依賴于思想——即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依賴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精神道德的廣為傳播。
所以，說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和社會現狀。這一矛盾明顯地是一種處于次要和服從地位的矛盾。它的解決明顯地依賴于其它矛盾的解決。
相反，如果我們按照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的判斷，圍繞反修防修，鞏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按照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路線和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路線，制定中國各項方針政策，公有制得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斷加強，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得到社會的認同，資本主義不可能在中國復僻，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從源頭上得到保護和提高，生產力會從根本上得到解放并不斷提高，隨著時間的推移、物質財富的積累，人民的生活水平會更大幅度地提高，帝國主義將戰爭強加給中國的可能性會隨著中國的強大而日益減少——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保護、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都得到了解決，或者獲得了解決的根本條件。
因此，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才是正確的。而在毛澤東同志的晚年，對這一矛盾有新的表述，使得矛盾的對立面更加清晰，但在根本思想上又是完全一致的，它們之間僅僅具有普遍和特殊的關系。——我在其它文章中作過詳細論證和說明，這里不贅述。
（三）
如果承認我在前面作出的分析，我們將得出下面的結論：中國共產黨從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以后直到今天，用以制定政治路線的基本依據——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定可能出現了重大偏差。這一偏差必然影響到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來的政治路線，也長期地影響了中國國家的治國方略。
近年來中國國內大面積地出現資本主義復僻，國有資產被侵吞，黨員干部中的腐敗越反越多，經濟上出現資本主義特有的生產相對過剩，大批勞動者失去了主人翁地位，生活失去保障，日益陷入到貧困當中，根子就在路線上。要想解決這些問題，也只能從路線入手——首先需要的就是重新評定制定路線的基本依據即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是否正確。
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黨內存在不少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和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定出現偏差在理論上有著必然的聯系。能夠承認并提出存在問題，是一個重大進步。我期望著這些問題的解決。
一個政黨在理論上發生偏差甚至錯誤，是非常正常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路線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路線錯誤全都得到了糾正，完全無損于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和偉大。因此，每個共產黨員，每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有權利和義務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提出自己的見解和批評。真正的共產黨人應當勇于接受批評。但是，如果在路線斗爭中，頑固堅持錯誤觀點和錯誤路線，他們必定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人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歷史終將作出最后宣判，他們只能是歷史的罪人，絕不會有更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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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觀點與網站無涉，文責自負。特此聲明。
黃爾文
2010年1月10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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