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主義的光耀

辛若水

（一）真的從譚嗣同起就錯了么？

我們現在走的是比較穩健的路，于是人們便開始反思甚至詆毀在歷史上風起云涌的激進主義了。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所有的錯，都在激進主義那里，如果沒有激進主義的話，中國早就邁入幸福的天堂了。但真的是這個樣子嗎？若是沒有激進主義的話，中國恐怕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都擺脫不了吧。可以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造就了風起云涌的激進主義；而風起云涌的激進主義，也使中國最終擺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其標志就是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現在是富強了，但這紅色的江山，不正是革命打下來的么？恐怕沒有人認為革命是非常穩健的路；相反，主張走穩健道路的人，是力圖避免革命的。當然，有許多人對革命沒有好的印象，甚至敵視革命，但是，革命拯救了中國，是最為基本的事實。你即便要告別革命，也不是揮揮手，就能夠把革命的歷程給抹掉的。革命應該說是所有的激進主義中最激進的一種吧。然而，誰愿意那么激進呢？所以選擇激進，選擇革命，那是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不得已而選擇的道路。當時是有當時的背景的，如果我們脫離了當時的背景，只在學理上發空論，固然偽裝得十分深刻，但卻顯然背離了真實。當然，中國吃過激進主義的虧，譬如文革，就在許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靈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傷痕。但是，我們并不能因為這一點，便講歷史上的激進主義全都錯了。更何況，即便是文革，也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并不是毛澤東振臂一呼，馬上就應者云集的。所以，我們不能籠統地講激進主義是好，還是壞，而應該放到具體的歷史背景下。李澤厚先生在告別革命的時候講，從譚嗣同起，就錯了。這話實在是意味深長的。給激進主義上查祖宗八代，就查到譚嗣同了。譚嗣同雖然是戊戌變法的改良派，但其思想實在是非常激進的。而其思想的激烈，也最終成就了其人生的悲壯。“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光輝形象，會永遠留在中國人的民族記憶中。我們當然可以站著說話不腰疼地講，譚嗣同的選擇，實在是太幼稚了。講什么“各國變法都自流血始，中國變法卻沒有流血的人，那譚嗣同就做第一個吧。”這不是十足的昏話嗎？還是快點逃跑，保住小命的要緊。如果這樣選擇的話，那就非常穩健了。但究竟是穩健，還是激進，對歷史的作用大呢？在當時來講，當然是這種激進的選擇，能夠打破中國一譚死水的沉寂。生命的價值，究竟在哪里？不就在這悲壯的犧牲中么？也許，我們現在已經很難理解這種舍生取義了。但是，不能理解舍生取義，是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夠，而決不能夠說，舍生取義大大的錯了。實際上，戊戌變法真正的光彩，就在譚嗣同的從容就義這里。那些變法詔書，不過是一紙空文，并沒有在歷史上產生什么影響，而譚嗣同的從容就義卻昭示了一種舍生取義、尋求救國之路的精神。也正是這種精神，激勵著后來者。李澤厚不自己也講，譚嗣同是革命派和五四的先驅么？可為什么后來卻講，從譚嗣同起就錯了呢？難道是老入頹唐，還是在靈魂里翻筋斗？我們找不出譚嗣同錯在哪，如果從容就義錯了，那貪生怕死反倒對了。在那個時代穩健的改良路線是走不通的。就是那么穩健而又平和的改良，都被清政府鎮壓了，更何況其它的路呢？對于一個腐朽的政權，也只有采用革命的手段了。就像當時人們所講的，只有新舊兩黨流血遍地，中國才有救。當然，調和折衷的就會出來講，腐朽一點算什么呢？那總要比血流成河強多了。調和折衷當然是非常穩健的，而這穩健似乎對腐朽特別寬容。但是，誰又想過，寬容腐朽，意味著什么呢？把激進主義上溯到譚嗣同并不錯，但是，我們卻找不到譚嗣同的錯處。有人可能說譚嗣同錯就錯在太激進了；但是，這激進正是譚嗣同一生最大的光耀。如果譚嗣同根本就沒錯，那又談何“從譚嗣同起，就錯了呢？”我覺得，我們對激進主義應該有一種歷史的態度。激進主義的功過是非應放到具體的歷史情景下判定，而決不能夠只在空洞的學理上說長論短。

（二）革命的必然

其實，我并不喜歡“必然”這個詞，因為“必然”總愛標榜不可抗拒。而我的意思，卻總想和這不可抗拒的必然交手，哪怕是拿著雞蛋碰石頭或者螳臂擋車，都是無所謂的。如果處處皆是必然，那我們似乎什么也不必做了。但是，并不是這樣子的，所謂的必然，恰恰在我們積極主動的創造中體現出來。我們的積極主動的創造，是我們自由意志的結果；而所謂的必然就深蘊在自由意志之中。我們在創造歷史，但我們并不是想怎么創造歷史就怎么創造。我們所以這樣創造歷史，而不采取別的方式，不僅有我們自身的理由，而且有深刻的歷史根源。歷史根源會直接地作用于我們的自由意志。就像近代中國，先進的中國人對救國之路的探索吧。誰不想一下子就把中國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呢？但事實卻是，以洪秀全為代表的太平天國失敗了，洋務派失敗了，維新派也失敗了。為什么失敗呢？難道是他們沒有自由意志嗎？并不是的，他們都在積極主動的創造歷史。但在這積極主動的創造中，恰恰深蘊著無可抗拒的必然。也就是，人們的自由意志對抗不住這必然。歷史的必然是與客觀規律聯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說歷史的必然就是客觀規律。中國所以要走革命的路，就是歷史的必然造成的。當然，我們可以不喜歡歷史的必然；但是，如果我們不遵循歷史的必然，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失敗。而這一次又一次地失敗，又把我們推向歷史的必然。近代中國，革命所以成為歷史的必然，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敗造成的么？當然，在革命初興的時候，它就面對著許多指責，說什么“過激”啊，會讓中國人民血流成河啊。這些指責，和今天激進主義遇到的，是差不多的。惟一不同的，在當時革命是大逆不道的；而在今天，革命的神圣性早就確立，但人們的精力已經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用今天的眼光去否定歷史，當然很簡單；但這種簡單，非常可笑的，我們知道有句俗話，“事非經過不知難。”否定自己一無所知的東西，這不非常可笑么？對于激進主義，盲目地否定，當然是不可取的。在和平與發展的年代，當然不需要什么激進了；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激流險關，沒有激進主義，又是萬萬不行的。可以說，激進主義是在為一個民族的生存，做最后一博。如果人人吸引暮氣，與夢為鄰，那這個民族還有救么？激進主義所昂揚就是一種精神，一種志氣。也許，它的口號很簡單：“要么一切，要么全無。”只有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才能夠為一個民族的生存開辟出一條道路。當然，拼死一搏，未必是最好的，我們更主張韌性的戰斗，但是，拼死一搏的精神總是要有的。縱然是倒下，最后的笑容也會在歲月的河流中綻放。當然，革命成為必然，激進主義成為必然，這首先是在政治層面的。其實，在中國近代史上，人們對政治一直處于非常焦慮的狀態。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從維新變法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實際上都是圍繞著政治展開的。所以，從譚嗣同起到孫中山的激進主義，可以說是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把一切都往政治上歸結，固然有一定的問題，但畢竟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改良政治，這是維新派的觀點。但是，在一座搖搖欲墜的大廈上，又怎么去改良呢？你自己覺得改良是好心，可人家呢，卻以為你要把大廈推倒呢？那既然如此，不如索性把這大廈推倒，于是革命派的觀點便壓倒了改良。可以說，清政府是在革命的洪流下土崩瓦解的；許多人可能覺得，清政府已經腐朽透頂了，即便沒有革命，自己也會滅亡的。道理可以這樣講，但是革命推倒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卻是基本的歷史事實。況且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是付出了極大代價的。在那么艱難的情況下，發動十幾次反清起義，這不僅意味著崇高的革命精神，更意味著流血與犧牲。單是廣州起義就發動過三次，我們所熟知的有“為國民革命流血之第一人”陸皓東，還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在革命的必然中，在舍生取義的精神面前，我們卻講激進主義大大的錯了，難道就一點不覺得臉紅么？如果他們錯了，那腐朽的清王朝倒對了。寬容腐朽吧。然而，所以寬容腐朽，不正好證明自己與腐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嗎？

（三）五四的火炬

五四的火炬，當然是由激進主義點燃的。但是，這時候的激進主義已經不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時代的政治激進主義了，而是深層次的思想文化的激進主義。政治上的激進主義雖然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專制王朝，讓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并沒有完成，而且革命的果實很快為袁世凱所篡奪。袁世凱由民國總統而一躍為洪憲王朝的皇帝，雖然只有83天的美夢，但畢竟說明民主共和的觀念在這塊充滿封建專制的土地上是多么的脆弱。政治上的激進主義，雖然能夠革掉皇帝，革掉專制的王朝，但卻革除不了人們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封建觀念。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場思想文化的革命開始了，這也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是從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開始的，它對傳統的禮教、道德、文化進行了激烈的排擊，并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它熱烈地呼喚著“民主”與“科學”，即所謂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希望“民主”與“科學”驅散這個古老帝國的專制的陰魂。可以說，這種思想文化的激進主義，有兩個顯明的特征：一是對傳統的激烈否定；二是對科學、民主的禮贊。那個時候響徹云霄的口號，就是“打倒孔家店”。雖然孔家店并不是傳統的全部，但卻是傳統的最好象征。要推翻舊社會的人們，總會大罵孔子，大罵他那一套吃人的學說；而一旦要建設新社會了，孔子似乎就不那么壞了，甚至成了中國文化的代表。這說明了什么？很顯然孔子的學說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在孔子的學說中，雖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民本并不是民主。“民本”，那是統治階級居高臨下講的，而民主呢，則是人民群眾起來當家作主。孔子也是不滿意于統治階級的暴政的，而所以如此，也只是為了讓統治階級萬古長存，因為暴政是滅亡的根本，這是不證自明的。守業的人，都會覺得孔子的學說蠻不錯；但打江山的人，更樂意于“打倒孔家店”，或者“批林批孔”。孔子的學說是傳統的最好象征，那么這傳統的靈魂又是什么呢？就是專制。可以說，孔子的學說是與專制的靈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雖然李大釗先生講過，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本身，乃掊擊二千余年專制之靈魂；但是，專制的靈魂何嘗在孔子的學說之外呢？新儒家不是要從傳統儒學中開出民主么？民主的思想并不在儒家中，儒家所固有的是民本。專制的靈魂選擇孔子的學說，作為自己的配偶，并不是完全沒有理由；這一對夫妻夫唱婦隨了兩千余年，難道孔子的學說反倒是清白的。這恐怕不符合實情吧。孔子的學說是誰都可以拿來用的。以前大罵孔子的時候，不是講孔子是資產階級的敲門磚嗎？所謂敲門磚，那就是敲開門就扔掉了。似乎這敲門磚的命運并不怎么好。但事實卻皆然相反，敲門磚的日子并不冷清；反而生意興隆，因為這個人敲過之后，那個人還要敲。大家都用敲門磚，而作為敲門磚的孔子學說，自然寶貝得不得了。五四時代對傳統的激烈否定，在今天依然放射出熠熠光輝。當然，你可以說，激烈地否定傳統，并不怎么理性；問題卻是，在封建思想彌漫的時代，采取理性的態度，踱出四平八穩的方步，又能做成什么事呢？我們知道有個說法，叫做“不破不立”，只有大膽地破，才能勇敢地立。只有從根本上破除傳統，才能樹立那簇新的民主與科學。我們古代傳統中，并不存在民主與科學；也正因為如此，民主與科學才會為古老的中國帶來真正的曙光。那么民主與科學好在哪呢？民主可以驅散專制的陰魂，科學則能使人們擺脫愚昧的狀態。民主與科學的精神，當然是最可寶貴的，但在中國的背景下，似乎總在變樣。有些追求民主的，做起了全盤西化的美夢；而熱衷科學的呢，又虔信起科學主義。全盤西化，當然不好了。科學主義也不是真正科學的態度，因為真正的科學是反對迷信科學的。但是，這種歧途，似乎并不能怪罪激進主義。可以說，是思想文化上的激進主義給中國帶來了民主與科學的曙光。當然思想文化上的激進主義，也必然地歸結為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思想文化上的激進主義，可以叫做“啟蒙”，而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則是救亡，而五四過后，中國確實是沿著“救亡壓倒啟蒙”的路線走的。

（四）最后的絕唱

激進主義在上個世紀表現最為明顯的自然是1966年—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激進主義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思想文化上的。當然，我們現在并不是叫這激進主義，而是稱之為極左思潮。稱之為極左思潮，那就要為許多人反對了，但若叫激進主義，就有許多人贊成。其實，把激進主義與極左思潮等同起來是不對的，因為二者并不一樣。極左思潮對我們來講，是災難性的；但激進主義，卻充當了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我們看一下文革中的激進主義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首要的一條，就是它要用社會革命的方式消除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弊端。我們雖然講社會主義好，但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弊端，卻是基本的事實。在這些弊端中，最讓毛澤東揪心的就是官僚主義的問題。毛澤東最為擔心的就是在人民群眾之上，出現一個新的特權階層、貴族階層。如果真的出現這樣一個特權階層、貴族階層，那由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紅色江山就要變顏色了。在文革前，所謂的官僚主義、特權階層，其實，才露苗頭，并不是我們今天這個樣子。但是，毛澤東就是要防患于未然，而在防患于未然的時候，卻不免草木皆兵，聽風就是雨了。可能在毛澤東的眼里，當時的情形就是漆黑一團，政權已經不再掌握在人民手里，敵人已經混到了黨內；也許，正是這一切，才提供了文革的理由吧。如果這一切是真實，那文革的理由就非常充分。如果這一切只是毛澤東的幻覺，那文革就大大的錯了。但是，我們卻無法想象，一個滿腦子全是幻覺的人，能夠領導一場如此偉大的革命。所以，問題就很清楚了，那并不是幻覺。但是，我們現在是否定文革的；如果不把這一切歸結為毛澤東錯誤判斷了形勢，那又怎么去否定文革呢？即便是真的判斷錯了形勢，但問題依然存在。而文革就是用群眾革命的方式去解決依然存在的官僚主義問題。官僚主義的歸宿只有一個，那就是從根本上背離人民。用群眾革命的方式去對付背離人民的人，似乎并無大謬。文革的邏輯是非常強悍的，而且這強悍的邏輯是與高尚的動機結合在一起的。文革是不是造就了災難與浩劫，這是說不清的。對于一場偉大的革命，如果我們只聽一面之辭，很可能就輕易的否定了它。我在想，我們能夠從一段被顛倒、被扭曲、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的歷史中，尋覓出真實嗎？很難的。但是，文革的真相終究會水落石出的。歷史就是這樣，如果我們靠的近，就無法看清，因為這時候牽扯到許多利害。像巴金、季羨林這樣在文革中受苦受難的人，是不可能認清文革的真相的，因為他們被自己的苦難局限住了。如果只是被自己的苦難局限住，那還好些，問題是，他們又把自己的苦難夸大為全民族（——當然，還沒到全人類）的苦難。血淚同樣可以掩蓋歷史的真實，尤其在一場革命中。我們知道俄國的十月革命是偉大的，但在《日瓦戈醫生》那異樣的眼光中，不同樣是大災難、大浩劫嗎？其實，用不了幾百年，就是幾十年，文革的真相大抵就可以浮出水面了。歷史是很容易被歪曲的，但是即便從這歪曲中，我們依然可以感覺出那原本的歷史的真精神。如果從高尚的動機來講，文革在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是非常可愛的。它確實提供了從根本上鏟除腐敗的方式；也許，只有毛澤東才能想出這樣的方式吧。而這種方式本身，就是激進主義的絕唱。但是，

毛澤東的激進主義不同于別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僅要從政治上解決問題，更要在思想文化甚至靈魂上解決問題。政治是一時的，思想文化才是久遠的，毛澤東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才要用一時的政治，造就思想文化上久遠的影響。文革在思想文化上比五四時代還要激進。五四時代雖然也在激烈地否定傳統，但畢竟還有一種理性的態度；而文革，則采取了徹底推倒傳統的態度，甚至它連五四的傳統都否定了。最能代表文革激進主義的，就是那句“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口號。這樣的口號，確實聞所未聞；即便否定文革的人，也不好說它一點內容都沒有吧。毛澤東把文革作為自己一生事業的頂峰，是確定無疑的；文革是激進主義最后的絕唱。自然也寄托著毛澤東永遠的希望。可是，否定文革的人，早就把毛澤東變成了無害的偶像。

（五）不滅的光耀

激進主義的光耀當然是不滅的。在和平的年代，人們可能覺得激進主義，這也不好，那也不對；但是，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沒有激進主義又是不成的。可以說，激進主義本身就是進步的燈塔。我們重點看一下文革的激進主義。文革中的激進主義，既是政治的，又是思想文化的。也可說，它是在思想文化上打開缺口，但本質卻是政治的。它激烈的否定傳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遺產，都貼上了“封資修”的標簽，并且束之高閣。在革命群眾那一面，自然是激情燃燒的歲月；但在知識分子，則是精神饑荒的年代。可以說，文革的激進主義，確實導致了反智主義。那時候，人們的信條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所以要向張鐵生學習，勇敢地交白卷；而這與我們現在講的“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改變命運”，完全相反。所以說，知識分子去否定文革，是有自己理由的；文革不只是要砸知識分子的飯碗，而且要改造知識分子，讓他們成為完全馴服的工具。文化的災難，文化的浩劫，確實是客觀存在。文化的激進主義，會導致真正的一無所有。當然，文革中的文化，雖然整體上一派凋零，但畢竟有一剪寒梅傲立雪中。而這一剪寒梅，大抵就是“八大樣板戲一個作家”吧。“八大樣板戲”可以說是文化創世紀的產物，但“一個作家”浩然卻并不是馴服的工具。文化的創世紀，應該是轟轟烈烈的吧。嶄新的無產階級文化，確實有極大的藝術魅力，八大樣板戲今天不依然傳唱不衰嗎？當然，沒有人會把功勞算在文革的旗手江青身上。浩然，大抵是文革時代，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發表作品的作家。當然，這一點似乎就可以成為他的罪證。但是，他既沒有給四人幫歌功頌德，更沒有充當他們的喉舌。所以，文革后，許多做法，對他是不公的。活躍在新時期的作家，往往一窩蜂的嘲笑浩然，但浩然究竟做錯過什么呢？然而，在浩然去世后，似乎所有的寬宏大量都到來了；但這寬宏大量，也未必就是公正，人們只是遵循人死為大的慣例罷了。文化的災難，文化的浩劫，這就是激進主義的惡果。如此，你怎么能講，激進主義有不滅的光耀呢？我覺得，這樣講，其實并不矛盾。激進主義，可以是進步的燈塔，但也可能造成文化的浩劫。對于五四時代，文化上的激進主義，我們就是肯定的。如果沒有五四時代的激進主義，就沒有現代文化、現代文學的誕生。沒有五四時代的激進主義，就沒有科學與民主的曙光的照耀。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激進，才能進步。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卻在那里唯唯諾諾，畏縮不前，那只能是坐以待斃。就是文革的激進主義，它雖然造成了文化的災難與浩劫，我們同樣應該辯證地看。文革的激進主義是服務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目的的，所以，它才迫不急待地要實現文化的創世紀。“八大樣板戲”，并沒有被后來的歷史否定，這就說明文革在文化上并不是一無是處。我想，文革的最大影響應該在文革以后的漫長歲月里。當年為什么要匆匆忙忙的否定文革，自然是有緣由的。它就是讓人們迅速地擺脫文革的影響。現實的路，永遠都是最正確的；在文革時代都是這個樣子，更何況在我們現在呢？知識分子會長久地記著文革，因為那是他們的災難與浩劫。他們還會把這災難與浩劫的觀念一代代傳下去，直到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古人講，文人學士以學術殺天下后世，這是再不錯的。文革錯了，激進主義更是錯了，甚至從譚嗣同起就錯了。既然全是大錯，可是在這大錯中，為什么依然會有血染的風彩。百年波瀾壯闊的歷史，怎一個錯字了得啊。但正是因為人們不怕犯錯誤，才有百年波瀾壯闊的歷史，才有一個民族的自立自強。縱然全部是錯，激進主義依然光彩奪目。我在想，激進主義最后的歸宿是什么？有人說，應該是灰飛煙滅吧。怎么能是灰飛煙滅呢？縱然它灰飛煙滅了，也會在民族生存的激烈險關死灰復燃。我想，激進主義的歸宿，應該是烏托邦。記得翻《列寧選集》的時候，看到一個觀點，說馬克思主義反對一切烏托邦。既然反對一切烏托邦，那為什么又造出來一個烏托邦呢？有人說，并不是造了一個烏托邦，而是這個烏托邦已經成為了我們的現實。也許，激進主義真正的光耀，就在這已經變成了現實的烏托邦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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