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析幾個特色“理論”
（之二）
四，“以人為本”與“為人民服務”
“以人為本”與“為人民服務”， 看起來一脈相通，其實是有區別的。
其一，“人”與“人民”是兩個不同概念。“人”是種泛指，不體現大數法則，沒有道德屬性。一人是人，千人是人，強食者是人，弱肉者是人，作惡者是人，為善者是人。“以人為本”就是不較人數多寡，不分強弱惡善，一概都以“本”同視。“人民”的概念就要明確得多，既體現了大數法則又有人性道德約束。只有人的絕大多數組合才能稱得上“人民”，只有接受人性最低道德約束的人才算是“人民”中的一員，作惡多端者自然是格格不入“人民”范疇的。
其二，“為本”與“服務”也有顯著差異。“本”是個什么東西？理解起來很是模糊，可視為工具、可視為物本、可視為基本，總之跑不出被使用、被治理的圈圈。中國文字從來沒賜“本” 于制高地位，只有高高在上的人物才有可能去談以什么什么為“本”，作為“本“的個體自然要矮一截，只存在被撥動的份。但“服務”的內函就大不一樣了，我為你服務，你為我服務，仆人為主人服務，主人為仆人服務，具有雙向雙贏，充分體現著人性化的平等法則。
其三，“為本”的始動力是追求私利，它是以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的，與私有制的存在密不可分。而“服務”的首先是種奉獻，只有先奉獻然后才談得上索取；“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正是服務過程中“奉獻”與“索取”的高尚往來。
其四，“以人為本”與“為人民服務”在道德文明上不是處在同一層次。“以人為本”是個較低道德層次的政治術語，“民惟邦本”是歷代統治者都要想明白的問題，“以人為本”也是近代資產階級經常掛在嘴邊的口號。唐太宗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就是“以人為本”的典范；新加坡的李光耀可稱近代“以人為本”的宗師；臺灣地區現任領導馬英九能與民眾實行三同，也可謂為“以人為本”。這就說明權力者提出“以人為本”并不顯得格外開明。但“為人民服務”就不一樣了，不是一般的統治者都能踐行為人民服務的，那里需要的是利益的奉獻與犧牲，唐太宗也好、李光耀也好、馬英九也好，可以做到“以人為本”，但絕對做不好“為人民服務”！
現今中國主流患有階級恐懼癥，由于“以人為本”是不講階級性的，所以格外顯得有市場。盡管茅于軾自稱是信仰資本主義的大右派，但他是人，怪不得茅于軾們那么受器重，他們雖然受著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獎賞，但并不影響當代權力以其“為本”。“為人民服務”就不一樣了，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鸚鵡精英和漢奸們自然難得獲得國家權力的“服務”。
為人民服務除了服務者要作出利益犧牲外，同時也要求有良好的社會環境。物欲橫行是很難弘揚為人民服務的，私有利益至上也很難為人民服務，不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就不能很好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閃耀著人性文明偉大光輝，雖然今天只成一種美好記憶，但一定會在人類史上重現光芒！
五，法治與人治
人類歷史長期存在“人治”與“法治”之爭，無論東方或西方，直到現在也未形成定論。主張法治，反對人治，這是200多年前資產階級啟蒙時的口號，由于目前中國主流經濟意識還停留在亞當-斯密年代，即使是200多年前的資產階級啟蒙口號自然也就成了圣經。
中國的儒學是崇尚人治的，崇古誹毛的精英們在這點上卻有點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把“法治”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說什么“法律是神圣的”，“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這些洋貨在如今中國被捧到天上，也就形成現代意識流中洋為中用的一大特色。
首先一點，“法治”與“民主”、“自由”等所謂普世價值一樣，毫無例外都不是超階級性的。法律從來就產生于權力統治層，非此，法律為國家政權服務的根本效能就喪失了。如果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那法律的公平正義就會倒向人民一邊，如果是精英治國，那法律就無疑會向精英們傾斜。我國目前法律全部出自精英之手，普通民眾在法制上的制訂是沒有話語權的，如果法律是老百姓親手訂，老百姓才會把它看得比天大，如果法律是精英們訂，反過來要老百姓去把其看得比天大，那只能是權力和精英們的一相情愿。
其二，法律是上層建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當今中國的經濟基礎近似于亞當-斯密式的原始資本主義，這種原始資本主義是暴富者天堂，一切資產階級原罪在法律面前都受豁免，正因為如此，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權貴齊刷刷地冒了出來，他們在冠冕堂皇的“法治”呵護下茁壯成既得利益群，為了維護這個群體的利益穩定和擴張，法律不惜進一步擠壓弱勢，教育、醫療、住房等一系列改革法規不斷向強勢方獻利，而“妨礙公務”、“公安條例”、“保護私有財產”、“企業破產法”、“禁止工人罷工”等極具針對性法規也一個接一個迅速出臺，……。其整個法治是圍繞護強凌弱的市場自由經濟叢林法則而進行的。
其三，法治是通過人來實現的，“法治”自始至終，一直是“人治”在主宰，從這種意義上說，“人治”與“法治”沒有本質區別，只是量的變化。世界上本來就不存在離開人治的“法治”，這不光因為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更重要的是法律是由人來執行。即使法律制定得再合理、再公平、再正義，倘若碰到歪嘴和尚，念出來的也只能是歪經。在整個法治過程中，權力人員道德素質至關重要，而這至關重要一點，卻是中國法治中的最大軟肋。精英們只顧拔高法治到天，卻置中國法治最大軟肋而不提，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其們“法治”的真正用心。
“法治”在中國現代意識流中形成“洋為中用”的特色歷史，開鑼于誹毛的“人治”。犬鼠精英們不停歇遣責毛的“人治”已達三十年了，但在這三十年的“特別是”年代，“法治”并沒有透射出它一絲的光輝。無情的事實在教育人們：精英們遣責的三十年前時的“人治”，卻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黃、賭、毒幾乎絕跡，社會風貌一片正陽。遣責“人治”同時搞了三十年“法治”，整個社會道德風尚被攪得江河日下，貪污腐化盛行，黃、賭、毒、成風。“特別是”年代特別“假、大、空”，無論從深度、廣度、長度，遠遠甚于精英們念念不忘遣責的“大躍進”！
我不得不補充一點：那些口頭高喊“法治”的人，骨子里并沒有把“法治”沒放在眼里，想想看，憲法是中國根本大法，憲法中那么多關鍵條款，又有多少個高喊“法治”的精英們在嚴肅對待呢？！
二00九年十二月八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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