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無前例的金融和經濟大危機正沖擊著“全球化”了的資本統治，也在考驗作為資本統治意識形態的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論從其導致危機的“自由主義”政策建議，還是為“救市”而從凱恩斯主義所開的藥方，都足以證明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生命的終結，它已經喪失理性思維必需的理念和能力。　　

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不是按蘇聯教科書所劃分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不只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而是以資本所有者階級為主體，以這個主體利益和意識集中概括為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大派別。自形成以來的四五百年，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雖然分成眾多學派，紛爭不斷，但所有經濟學家都把為資本服務，探尋“利潤最大化”的途徑、手段作為基本宗旨和原則，都在努力為其代表的階級、階層、集團的“利潤最大化”出謀劃策，從而也就將資本導向更廣泛更細致的空間，并無所不用其極地榨取剩余勞動和資源，引發了資產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的階級矛盾以及資產階級內部的階層、集團矛盾，這些矛盾又導致國際矛盾，不僅體現于經濟上，還體現于政治，并激化為戰爭。既令在“和平”時期，資本統治及其國際間矛盾也會以軍事實力的競賽、威懾相對抗，致使今天的人類每時每刻都處在死亡的威脅之下。　　

以不斷增殖為本性的資本的欲望是永遠不能滿足的。只要是資本，就必須獲利，就必須將其貨幣投放到能夠營利之處。從最初的商業資本到產業資本，再到金融資本，進而生出了虛擬資本，即不直接投資于產業的資本，甚至只在金融領域流動的資本，這個資本量愈來愈大，它們也要獲利，而且要獲取比產業資本更多的利潤。虛擬經濟成了與實體經濟并存的又一個實實在在的經濟形式，虛擬資本的利潤在貨幣金本位制的條件下，還只能來自產業（三個產業）資本，是對產業利潤的瓜分，這無疑會擠壓產業資本，制約實體經濟。當虛擬資本越聚越多，進而形成了獨自存在和運轉的虛擬經濟以后，貨幣金本位制就成了虛擬資本連帶產業資本獲取利潤的障礙。畢竟黃金不是虛擬的，不可能滿足迅速膨脹的虛擬資本的虛擬利潤的實現，同時也制約了產業資本利潤的實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虛擬資本的虛擬利潤和產業資本的產業利潤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說虛擬利潤的獲取要比產業利潤更為便捷。虛擬資本在虛擬經濟中炒作，并獲取利潤，其結果，虛擬資本日益積累，并吸收了一部分產業資本加入虛擬資本的行列。這樣，虛擬資本量不斷增加，而實體經濟所提供的利潤遠不能滿足產業資本和虛擬資本欲求的利潤，于是就與貨幣制度、金融體制和實體經濟相沖突。1929年的經濟大危機就是這種沖突的總爆發，是以前若干次危機積累矛盾的集中體現。　　

傳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各學說面對如此尖銳的經濟危機束手無策，資本主義制度及其體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潰邊緣。也正是在這種條件下，迫使資本主義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沖破依據自由競爭體制規定的政治經濟學關于國家、貨幣、金融等的教條。凱恩斯在這方面起了帶頭作用，他以當時蘇聯和德國經濟制度與貨幣制度為依托，參照美國羅斯福政府所實行的“新政”，承繼歷史上已有的貨幣國定論觀點，提出強化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參與，其中基本有兩條，一是廢除貨幣金本位制，由國家根據需要發行貨幣；二是以財政手段參與和調控經濟。國家要作為經濟生活和關系中的重要一方從總體上參與經濟活動。凱恩斯的學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被資本主義國家所采納，因此而緩解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尖銳矛盾。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政府單方面宣布廢止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價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產仍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用以換取國內國外的各種實際商品和服務，同時擴大“流動性”以滿足資本獲取利潤的需要。也就是說，當資本不能從實體經濟中通過占有并實現剩余價值來增殖的時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鈔票以財政方式或貸款來救援，促其剩余價值實現并再生產。這樣做勢必導致更多的虛擬資本虛擬。虛擬資本構筑了一個以各種金融衍生品為內容并自成系統的虛擬經濟，那里也有利潤，而且是高額利潤，但卻不像實體經濟那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進行生產，而是雇傭一批“金融精英”，設計各種衍生品，吸納實體資本和居民的財產，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滿足“利潤最大化”欲求的服務，由此來獲取利潤。美元的國定和虛擬化，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不僅使美國資本財團從全世界攫取了巨量財富，也迫使各國貨幣的虛擬化，導致虛擬資本和虛擬經濟的無限制擴張，從而使人類陷入一個以虛擬貨幣和虛擬資本主導的病態的經濟場，政治、文化也隨之演變。由此引發了各種尖銳的矛盾，當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不過其突發形式。　　

從當前經濟危機所突發的矛盾，以及為緩解危機所提出的對策，都充分證明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喪失了理性思維所必需的觀念和能力。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從理論上說明因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所引發的階級矛盾，不能說明資本與虛擬資本的矛盾及其導致的資產階級內部的階層、集團的矛盾，不能說明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更不能提出因為“利潤最大化”而給資本財團及其政府提出的各項建議而導致的資源破壞和環境惡化。它再也不能產生像凱恩斯那樣的“革命”者以拯救其命運了。號稱對“純經濟”進行科學研究的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他們本人已不再認為自己是“政治經濟學”家，而自稱“經濟學”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階級、國家、意識形態的，但實際上他們要比其前輩斯密、李嘉圖更加“政治化”，他們的學說更為實用地在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服務，其內容也更具政治性）將庸俗實用主義方法發揮到了極致。其要點是：一、把資本所有者的利益說成全人類的利益，將每個個體人都視為資本所有者，進而從“經濟人的理性”立論。二、將現行資本主義制度規定為“自然規律”，是天然合理的社會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體現，也是實現個人私利的唯一社會形式，相比傳統的庸俗政治經濟學家，他們在這一點上更加確定和絕對化。三、以現象描述代替本質規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將供求關系說成經濟乃至社會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飾階級關系和矛盾。四、片面地強調數學化，將數學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學研究的程度，以數學公式的推演代替經濟矛盾分析。進而以數學，特別是高等數學的設量推論來設計、論證經濟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設計，具有極大欺騙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將經濟問題的研究變為數學的習題集，導致脫離實際，在“科學”的假象之下，包含著對經濟矛盾的無知和理性思維能力的退化。五、庸俗的實用主義，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既缺乏理性思維能力，也沒有理論創新的動力和欲望，絕大多數從業者都只是把它作為謀生手段，從而也就勢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為政府提供政策咨詢，或是為資本寡頭集團的基金會做課題，或是在媒體發表言論。為了讓雇主滿意，競相采取實用主義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顧討主歡心，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大危機充分暴露了這種方法的危害。　　

現今正在展示的空前的經濟大危機，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也說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沒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無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來的著述，對于這場孕育已久的大危機，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不僅幾乎毫無覺察，反而大唱“資本主義好”的高調，對早已暴露的危機的態勢，推波助瀾，極力鼓吹以虛擬資本為核心的“市場經濟”，不論“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的現代追隨者，實則都是這場危機的推動者，也是下一輪危機的策劃者。正是他們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飾矛盾，或是主張私人資本企業的無限自由擴張，或是不顧后果地動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特別是危機爆發后的瘋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險惡和方法的貧乏。但正是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卻能發揮其誘惑和拉攏之力，將中國等資本不發達國家圈進資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虛擬經濟的漩渦，落入由美國金融資本財團和國內買辦官僚合力設下的圈套。尤其突出的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些不發達國家的追隨者，以“主流”自居鼓吹參加全球化的“經濟大循環”，為此，他們用其奇思妙想將本國的落后和劣勢，推演成“比較優勢”，主張以廉價勞動力和資源去滿足國際資本財團的“利潤最大化”的需求，導致本國經濟畸型化，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勞動者生活貧困。甚至在危機大爆發后，他們既不能對之進行理性分析，又要從技術層面為美國金融資本財團辯護，其手法就是將問題限止于次貸危機，并用各種“技術”語言，論證危機只是表層的、短暫的。對于本國遭受的巨大損失竭力掩蓋，依舊鼓吹傾本國之力去救美國的金融資本。種種樣樣，都說明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在其宗主國，更在其“殖民地”都已喪失了理論生命力。雖然在金融資本和買辦官僚的保護支持下，它還會在人類思想界占據一定時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經沒有理論生命的學說，不過統治者手中的玩偶和應聲蟲，是思想史上的僵尸，雖然還能騙人，卻不能在科學上有任何作為。如果說它還有意義的話，那就是為新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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